关于《水浒传》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古代小说讲授班”（1984年）的演讲

一 时代问题

《水浒传》产生于什么时代，这是我们首先必须予以明确的问题。

《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它不是宋代的作品，也不是明代中叶或明代中叶以后的作品。

《水浒传》描写和反映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队伍的事迹。宋江是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全书故事发生的时间，作者又把它安排在宋代，是北宋倒数第二个皇帝宋徽宗时候的事。所以，书中有一些内容，反映了宋代的风俗、人情，反映了宋代社会生活真实。

但，这部书产生在元末明初，作者在处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队伍的英雄事迹这样一个历史题材时，却有着明显的元末明初的时代色彩。他为什么要写农民起义的题材，他怎样处理这样的题材（包括增添了什么，删减了什么，改造了什么，创造了什么），他在做这样或那样的处理时是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的，所有这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需要探讨它们的时代背景，才能获得比较正确的解答。而这个时代背景，不能求之于故事所发生的北宋末年，而必须到作者所置身的元末明初去寻找。

举例来说，为什么要写征辽这个情节，这就和元末明初的时代背景分不开。又如，宋江在历史上是被秘密捉拿、处死的，《水浒传》却改变了他的结局，这样处理的原因，也仍然是需要到元末明初的时代背景中去寻找的。

说《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原本不成其为问题，向来就是这么看的，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绝大多数文学史专著都是这样的主张，后来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因此，有必要把《水浒传》的时代问题提出来加以探讨。

学术界极个别的同志曾主张《水浒传》是宋代的作品，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一，这种说法的根据是错误的。有的明朝人，因为不了解《水浒传》的具体情况，所以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水浒传》的时候，随意地把它的作者说成是“南宋时人”。有的《水浒传》的版本，例如崇祯年间的富沙刘兴我刊本（简本），作者题为“宋施耐庵”。这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没有任何史料的依据。我们不能把明朝人的错误说法作为自己立论的唯一的根据。

第二，这种说法不符合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发展的实际。在宋代，还不可能出现像《水浒传》这样的鸿篇巨制的作品。宋代固然已经有了话本，但它们是短篇的，而不是长篇的。另外，宋代虽然已经有了讲史小说，篇幅要比一般的话本长，但它们主要是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长篇小说《水浒传》根本不可能产生在宋代，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

所以，我们不能把《水浒传》看成是宋代的作品。同时，我们也不能把《水浒传》看成是明代中叶或明代中叶以后的作品。

现在，学术界有《水浒传》成书于明代中叶或明代中叶以后的主张。这些学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是看到了两个现象。一个现象：今天保存的《水浒传》的版本，最早的出现于明代中叶，明代中叶以前的版本则一部也没有流传下来。对这个现象，人们可以给予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在明代中叶以前，根本就没有《水浒传》这部书的存在。另一个现象：在现存的《水浒传》版本中，有一些官职和地理的名称，经查历史书籍的记载，发现它们是明代中叶或明代中叶以后才产生的。有人把这当成证据，企图用以证明《水浒传》写成于明代中叶或明代中叶以后。

我觉得，不能这样看。

《水浒传》的版本保存到今天，最早的是明代中叶的刊本，这有种种原因。一种可能是明代中叶以前的版本没有保存下来，或者虽然保存下来了，但迄今还没有被我们发现。另一种可能是，在明代中叶以前，它根本没有刻印过，只以抄本的形式流传，或者虽有抄本，但没有普遍流传，到了明代中叶才第一次刻印出来。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由于我们现在对明代初年的小说、戏曲的研究还处于一片空白，对它们发展的情况还不了解、不熟悉，所以今天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为什么《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今天保存下来最早的版本是明代中叶的？为什么在明初一百多年中，它们没有被刻印过？它们当时是怎么流传的？除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之外，当时有没有其他的小说创作出来和流传着？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学术界，基本上还是空白点。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够，我们对大量的明代初年的诗文集和历史书籍还没有下功夫去查阅和钻研，所以对这些问题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算是客观的原因。但不能排除前面所讲的几点可能性。

至于有的论者发现《水浒传》里个别的官名、地名不是明代初年或明代初年以前所有过的，从而断定它不是元末明初的作品，这个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不妨提出三点来谈。

第一，这些地名、官名，如果是明代的，那么，这与我们所说的《水浒传》写于元末明初并不矛盾。

第二，这些地名、官名，如果千真万确是明代中叶或明代中叶以后才开始产生的，那么，很可能它们经过了后人的修改、更换，或者是在刊刻这几个字时出现了差错。我们知道，在明代，《水浒传》是一部畅销的读物；一直到今天，还保存着为数众多的《水浒传》明刊本。从这些明刊本来看，它们之间，在文字上并不完全相同，互有出入，只不过有的出入大，有的出入小，程度不同而已。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在《水浒传》刊行和流传的过程中，有一两个字被修改，被有意或无意地更换掉，或者被刻错，这样的可能性非常大。修改者是谁呢？可能是书商，也可能是评点家，评点家有一定的文字水平和历史知识，他可能会想当然地动笔修改。修改的原因，则可能是有的地名、官名发生了变动，需要做相应的更换，使它们符合于当时实际上使用的名称。

第三，有的论者举出的一些地名、官名，究竟是否到了明代中叶才开始产生，那是很难说的。这些说法虽有书面的依据，但并不能排斥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他所看到的那个书面记载本身有错误，记载的年代晚于这些官名、地名实际上变动的年代。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官名、地名虽说是到了明代才有的，但这仅仅相对于明初或元代而说，而在元代之前已可能存在这样的官名、地名了。明初不是这样，元代不是这样，不等于宋代也不是这样。既然宋代存在，元末明初人就可以用。知识分子喜欢用古地名、古官名，在生活中，是普遍的习惯，也是常见的事情。

因此，仅仅根据《水浒传》中出现了几个明代中叶或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地名、官名，还不能否定它是元末明初的作品。

这并不是说，这种方法不能运用。这种方法，即从作品中出现的官名、地名来判断该作品产生的年代，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有的作品的时代可以依靠这种方法来加以判断。但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

一要排除反证。任何考据方法，要想一项结论得以成立，首要的、必需的条件就是要排除反证。现在有的论者对这一点不大重视。

二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列宁曾在《统计学和社会学》指出：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好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1]

列宁的这番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像《水浒传》这样一部篇幅很长的作品，里面两三个地名、官名有问题，一共四五个字，不能仅仅根据这个下结论。书中出现的地名、官名，成百上千，不能只看一两个例子。任何东西，你想列举一两个例子来表示反对或赞成，都是很容易做到的。我们必须把《水浒传》中出现的所有地名、官名加以综合的研究，它们总体的情况如何，有无写错的可能，在这样做的前提下，再来考虑一两个特殊的例子，所得出的结论说服力就大了。

总之，我既不同意说《水浒传》是宋代的作品，也不同意说《水浒传》是明代中叶或明代中叶以后的作品。我认为，《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这样说，有没有根据呢？有的，最主要的根据在于《水浒传》的作者，作者的时代是可以判断的。他是元末明初人。

二 作者问题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呢？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许有人会觉得多此一举，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书上明明写着作者的姓名：施耐庵。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近几年来，有人提出《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如是罗贯中等等。我们认为，首先应该肯定一点，即施耐庵是确实存在于世间的一个人的名字，而不是化名。因为，其一是，历史上文人写小说用化名或假名开始较晚，元末明初时还没有这种现象；其二是，如果书中的内容不是关系到作者本身的安全或声誉受到损毁，作者一般是不用化名的。新中国成立前流行的《水浒传》版本主要是金圣叹的70回本，这个本子出现于明末清初，它明确题署作者是施耐庵。金圣叹尽管是一个善于造假的人，但他说《水浒传》作者是施耐庵，却无疑是接近事实的。

金圣叹的说法符合于明朝人的记载。

明朝人的著作提到《水浒传》的作者问题，主要有六条材料。

一是高儒《百川书志》卷6，“史部·野史类”：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这是最早的记载。书前之序系嘉靖十九年（1540）。

二是郎瑛《七修类稿》卷23，“辨证类·三国宋江演义”：

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据卷首陈善序文，其书作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

三是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5：

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

田汝成是嘉靖五年（1526）进士，书当成于嘉靖年间。

四是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77，“经籍考·传记类”：

《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

王圻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

五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1，“山岳委谈”下：

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

胡应麟生于嘉靖三十年（1551），死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六是天都外臣《水浒传序》：

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

据沈德符《野获编》卷5，天都外臣即汪道昆。此序作于万历十七年（1589）。

上述六条材料的说法可以归纳为三种，即施作罗编（高儒、郎瑛）、施作（胡应麟）、罗作（田汝成、王圻、天都外臣）。我认为，第一种说法是最早的，也是最可靠的。

另外，从现存明刊本《水浒传》的题署来看，共有四种。

一是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这有三种版本，即嘉靖刊本（20卷残本）、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本和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刊本（120回）。

二是题罗贯中编辑，这有万历二十二年（1594）双峰堂刊本（评林本）。

三是题施耐庵编辑，这有崇祯间雄飞馆刊本（英雄谱本）。

四是题施耐庵撰，这有崇祯间富沙刘兴我刊本和崇祯间贯华堂刊本。从这里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施作罗编说是最早的，也是最可靠的说法。

因此，我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也曾参与编写的工作，是施耐庵的合作者，详细情况则不得而知。

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这已为明代的各种记载和版本所证实，而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两部小说的思想和语言风格来看，它们不可能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在文字上，《水浒传》用的是民间口语，而《三国志演义》基本上是文言文。在思想上，《水浒传》肯定农民起义，《三国志演义》反对农民起义，一个作者能写出具有如此完全不同的思想与风格的作品，是难以想像的。因此，《水浒传》的作者只能是施耐庵，而不大可能是罗贯中。

现在介绍一下施耐庵的情况。

施耐庵的生平事迹流传下来的极少，我们能够肯定的事实有两点：其一，他是元末明初人；其二，他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关于施耐庵的材料是假的、伪托的，是不可相信的。

这些材料计有：《吴王张士诚载记》中的袁吉人《耐庵小史》；《兴化县续志》中的李恭简《施耐庵传》、《施耐庵墓记》和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施氏族谱》中陈广德《施氏族谱序》、《施氏族谱》及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

这七篇材料发表于《文艺报》1952年第21期，是当时全国文联组织的调查团会同苏北的文联组织到苏北调查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和传说之后发表的，过了不久，作为调查团负责人之一的聂绀弩曾做过几次报告，宣布这些材料不可靠。根据我们的研究，也认为这些材料不可靠。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几乎所有的有关著作和论文都不引用这些材料，大家认为这些材料是假的已不成其为问题，所以也没有人写文章来揭露这些假材料。结果到了1975年“评《水浒传》”“批宋江”时，又有人把这些材料翻出来，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就把它们当作真实材料来使用。1982年，在江苏兴化、大丰又掀起纪念施耐庵、收集施耐庵文物的小浪潮。我奉中央领导同志之命，参加了对兴化、大丰发现施耐庵文物一事的调查，经过研究，也已证明这里所谓施耐庵的种种传说都是站不住脚的，我另有专文论述，此处不赘。

这里主要讲一讲，为什么说施耐庵是元末明初钱塘人。

首先来看，施耐庵是浙江钱塘人，这一点大概不错，根据有三。

第一，施耐庵是江南一带的人，足迹似乎没到过北方，所以在《水浒传》的具体描写里，常常发生地理上的错误。

例如第5回写鲁智深从五台山前往东京，路过桃花村，且明言桃花村在山东青州。但五台山在山西，到东京（今河南开封）为何要经过山东？

第3回写史进离少华山前往延安府，路过渭州。少华山在今陕西华阴附近，而渭州在甘肃陇西县附近。从华阴到延安，相距450里左右，为何要向西绕1000里路经过渭州？

第36回写宋江发配江州，路过梁山，亦不合理，因梁山在郓城北边，从郓城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为何要绕道向北？

第39回写戴宗由江州往东京，路过梁山，也不可能。

第58回、第59回写梁山大队人马前去攻打华州，路途遥远，还要经过东京附近，为什么一路畅通无阻，没有受到官军的任何抵御？

这些例子说明施耐庵对北方山东、陕西等地的地理情况是不熟悉的，而这和他是钱塘人的身份是符合的。

第二，《水浒传》中运用了杭州一带的方言土语。例如第26回中，武大郎说：

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

鸭，相当于今天的“乌龟”之义，这是宋元时杭州一带的俗语。宋庄季裕《鸡肋编》云：“浙人以鸭儿为大讳。”仇远《稗史》亦记有此语。这样的词语被施耐庵采用，只能说明他是钱塘人，熟悉这类词。

第三，根据明清时代的一些记载，杭州有许多水浒人物的传说和遗迹。如六和塔下有鲁智深像，江边有武松墓，涌金门外有张顺庙，清泰门外有时迁庙，赤山埠有武松庙，石屋岭有杨雄、石秀庙。这说明在施耐庵编写《水浒传》之前，杭州一带已有梁山英雄的故事传说，施耐庵创作和编写《水浒传》，可能也受到了这些民间传说的影响。这可以作为施耐庵是杭州人的一个旁证。

我们说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根据还在于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贾仲明《续录鬼簿》有罗贯中的小传，说他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是他的合作者，是同时代的，当然他也是元末明初人。

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我们能知道的仅以上两点。他的名字也已不可知，“耐庵”是号而不是名。有人说他就是《幽闺记》（即《拜月亭》）的作者施惠，我认为这是很可能的。

三 《水浒传》是根据大量的民间传说而由伟大作家创作出来的

关于水浒故事的演变过程，前人有不少记载，主要有宋代的历史传记、画赞、说话（小说）及元代的《宣和遗事》与诗文、杂剧等。这些材料，在不少研究《水浒传》的论文或著作中都有所介绍，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我要讲的是，从这些材料里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水浒故事在宋元两代是非常流行的，无论在民间传说里，或是在文人的著作里，都是很热门的。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采用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说、故事作为题材，从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外古今文学史上的无数事例都说明了这一点，《水浒传》也是这样的。

第二，从这些传说、记载发展到施耐庵的《水浒传》，其间有着质的差异，而不是量的差异。有人说，《水浒传》是人民群众的创作；也有人说，《水浒传》是无数民间传说相加的结果。我想，这些看法恐怕都是不正确的。表面上看起来，这些说法像是在抬高《水浒传》的地位，把它说成是民间文学；实际上，这些说法是对《水浒传》的贬低。《水浒传》是一部文学作品，一部完整的、由许多有机的结构组成的艺术品，一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比较成熟的文学作品。它绝不是一部你说几句，他说几段，或者你写几句，他写几段，而拼凑起来的故事集。

我们必须承认，施耐庵吸收了以往的民间传说、话本、杂剧中的有关故事，把许多不相联系的故事集中起来，对它们做了一个总结。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施耐庵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自己的加工和再创作，才写成了这部反映在他之前200年的一场农民起义运动的作品。不能认为，《水浒传》是根据旧有的素材编纂而成的故事集。《水浒传》是作家笔下的产物，是由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创作的一部伟大的、完整的、成熟的作品，我们不能否定或抹杀作家的创造性劳动。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两个人物的例子，一个是林冲，一个是宋江。

先说林冲。

林冲是施耐庵在《水浒传》中精雕细琢地塑造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形象，有关他的故事情节也是施耐庵创造出来的。林冲的遭遇，说明了封建社会中官逼民反的现实，很打动人心，也具有代表性的意义。林冲的故事脍炙人口，从明代开始，一再被改编为戏剧，较早的有李开先的《宝剑记》，直到京剧《野猪林》和《逼上梁山》。这些戏剧长期在舞台上演出，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后世在生活中流行一句成语“逼上梁山”，就是由此而起的，可见林冲的形象和林冲的故事对社会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但是，对林冲形象的突出的塑造，对林冲性格的真实动人的刻画，应该归功于施耐庵的创造性劳动。在施耐庵之前，在宋元时代的有关记载中，只能见到林冲的名字，而见不到关于他的性格、经历的任何描写，也见不到有关林冲事迹的话本的名目，即是说，《水浒传》中林冲的形象，林冲的性格，林冲的故事，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它的出处。因此，我们把林冲说成是施耐庵的创造，这大概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再谈宋江。

在施耐庵之前，宋元的记载中已有关于宋江的描写，但把它们与《水浒传》中的描写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是经过了加工、创造，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有所提高。

我们以宋江杀阎婆惜这一情节为例略做分析。

对于宋江来说，杀阎婆惜是他进行反抗的开端。在此之前，他虽然对封建势力的迫害保持着一定的警惕，但是只要封建势力不直接压迫到头上，他是不会有反抗的想法的。杀阎婆惜以后，他开始了亡命的生活，开始了反抗。施耐庵对这个情节很重视，在描写时表现了创造的才能。在《水浒传》以前，对宋江杀阎婆惜的描写很简单。《大宋宣和遗事》写道：宋江从县里回来，见阎婆惜与吴伟正在依偎，便怒发冲冠，拿起一把腰刀，把阎婆惜与吴伟二人都杀了，然后在墙上写了四句诗。这样的写法很平常，没有什么精彩的地方。对于宋江的形象的塑造，并没有增加什么。元人杂剧中没有流传直接描写宋江杀阎婆惜的作品，但在宋江的上场白中提到了此事。这段上场白，在好几部杂剧中都是一模一样的，几乎成了一个定式：

曾为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迭配江州牢城。

有个别作品，在“杀了（阎婆惜）”之后，多出几句：

一脚踢翻烛台，延烧了官房，被官军拿某到官，脊杖了六十。

根据这种描写，杀阎婆惜只是因为喝醉了酒，而被定罪的理由则是杀人和烧官房。这样的描写意义不大，使人觉得宋江不值得同情，官府对他判罪似乎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到了施耐庵的笔下，情况变得大不相同，增加了许多具体、细致的描写，使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并把这件事同梁山泊晁盖等人联系起来，扩大了思想内容。阎婆惜得到了招文袋，拿到了写给宋江的信，因而对他进行威胁，要告发他私通梁山，并提出三个条件，宋江低声下气，接受了条件。只因阎婆惜进一步威胁，要打官司，到“公厅”上去，宋江这才忍无可忍，动手夺取招文袋。这时他还没有杀人的念头，只是想夺回书信而已。快要夺回时，阎婆惜大喊：“黑三郎杀人也！”这才引起了宋江杀人的念头。施耐庵写出了宋江杀人是被迫的、不得已的，是慢慢地、渐渐地才发展到那一步的。这和全书所写的宋江的性格是协调的、一致的，也是有说服力的。

上面两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施耐庵在写作《水浒传》时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

所以《水浒传》是作家的创作，不是民间传说的单纯的积累。

施耐庵的贡献应予以肯定。

四 版本问题

在我国古代小说中，版本又多又复杂的，有两部作品，一部是《红楼梦》，一部是《水浒传》。两相比较，《水浒传》的版本问题更多、更复杂。所以，《水浒传》的版本，可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如果按照回数的多少来分，《水浒传》的版本则有六种，即71回本、100回本、110回本、115回本、120回本、124回本。另外还有一些版本，不分回，只分卷，每一种分卷的情况又彼此不同。

如果按照文字的详略来分，《水浒传》的版本则可分为两类，一类叫作繁本，一类叫做简本。属于繁本的有71回本、100回本、120回本中的一大部分。属于简本的有110回本、115回本、124回本等。另外，简本中还包括120回本中的一小部分，以及不分回本和分回混乱本。

这里所说的“繁”和“简”，都是指文字的繁简而说的，不是指故事情节内容的详和略、多和少。如按故事情节内容来说，则繁者不一定详，简者不一定略。

繁本和简本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第一，分回不同，这在上面已经谈过了。

第二，回目不同，例如120回本的第10回回目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场”，而在115回本中，此为第9回，回目是“豹子头刺陆谦富安，林冲投五庄客向火”。其他的例子不再多举。

第三，情节的叙述不同。例如，在简本中，林冲发配的时候，他的娘子到酒店哭别，回家后就自缢身死。而在繁本中，林冲在火并王伦后，派人到东京去接家眷，才知道娘子早已自缢身死。

第四，故事内容的详略不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区别。《水浒传》的故事内容，根据内容最详细的120回本来分，包括六个部分，即：

（1）从洪太尉误走妖魔到梁山泊排座次（第1回至第71回），共71回。

（2）从李逵闹东京到受招安（第72回至第82回），共11回。

（3）征辽（第83回至第90回），共8回。

（4）征田虎（第91回至第100回），共10回。

（5）征王庆（第101回至第110回），共10回。

（6）征方腊（第111回至第120回），共10回。

这六个部分，几种简本都有；而在繁本中，只有120回本都有；71回本只有第（1）部分；100回本则没有第（4）、第（5）部分。

需要提到的是，繁本和简本究竟哪个在先？《水浒传》原本究竟有多少回？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

首先看繁本和简本的先后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一些权威学者发表过意见，共有三种：

（1）繁本在先，简本在后。

（2）简本在先，繁本在后。

（3）简本在先，繁本在后，但简本是从原本删节而来的。

持第一种意见者，有明人胡应麟，他在《少室山房笔丛》卷41中谈到这种意见。同意这种意见的有今人孙楷第。他们都认为先有繁本，后有简本，简本是从繁本删节而来的。但他们没有谈到繁本和原本的关系，对繁本是否就是原本的问题没有提出明确的看法。

持第二种意见者，以鲁迅为代表。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

同意鲁迅意见的有郑振铎。他们认为，简本就是原本，而繁本是以简本为基础加以改写和增写而形成的。

持第三种意见者，有何心（陆澹安）。他在《水浒研究》一书中发表的意见，基本上和鲁迅相同，所不同的只有一点，即在简本之先，另有一个原本。

我认为，第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即繁本先于简本。根据是，我们用繁本、简本互校，可以校出大量的异文，然后再根据这些异文来判断是简本删节了繁本的原文，还是繁本依据简本而加以改动和增加。当然，我们在判断时，不能选那些模棱两可的例子，而必须选那些非此即彼的有说服力的例子。根据这个原则，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证明繁本先于简本。

第一个例子是朱贵的绰号，繁本中为“旱地忽律”，而简本中作“旱地葱”。很显然，简本的制造者不知道“忽律”就是鳄鱼，而凭主观臆断将四个字改为三个字，成为“旱地葱”，但这样一改，这个词就不通了。出现这种情况，绝不是繁本将简本中的“旱地葱”增为四字而成“旱地忽律”。

第二个例子是一段话，即双峰堂刊本《水浒志传评林》第8卷中，宋江吟反诗后的自白：

宋江自饮，不觉沉醉，猛然想曰：“我生在山东，出身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功名不就，父母兄弟几时相见？”不觉泪下。睹物伤情，作西江月词。唤酒保，借笔砚，写向粉壁，以记岁月。

这段话，文字存在五个问题：

（1）“出身”二字，上下都没有连接，造成语句不通。

（2）“虚名”指的是什么？

（3）父母兄弟何以不能相见？

（4）“父母”的提法和前面的交代有矛盾。宋江初出场时，明明说“上有父母在堂，母亲丧早”，这在繁本和简本中是一致的，既已指明宋江已没有母亲，为什么这个地方又冒出“父母”两个字？

（5）“以记岁月”，目的是什么？

这五个问题，令人不解。

再看繁本第39回，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独自一个，一杯两盏，倚栏畅饮，不觉沉醉。猛地蓦上心来，思想道：“我出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上人，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调，便唤酒保，索借笔砚。起身观玩，见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题咏。宋江寻思道：“何不就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读一番，以记岁月，想今日这苦。”

看了繁本的文字，才知道简本这一段所存在的五个问题，并不成其为问题。

由此可见，简本基本上是删节繁本的原文而来的。个别的文字则经过了修改。这个删节、修改的人是谁呢？是书商或书商所雇用的文人。他有一点文化，但文化水平不高，删改的目的是图省事省钱，为了快印书，多牟利，而不是从思想上、艺术上使原著更加完美。

还要补充指出的一点是，繁本并不等于原本。因为繁本有71回、100回、120回三种版本，只有其中的100回本才是原本。

前面已经说过，120回的《水浒传》包括六个部分，那么，《水浒传》原本究竟包括其中的哪几部分呢？

我认为，原本应包括第一部分，即第1回至第71回。这是全书写得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全书的主体部分。原本包括第二部分，即第72回至82回。现在大家都已公认，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他的这一刀就斩在第71回和第72回之间。从第1回到第82回，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内容，有机的整体。原本应包括第六部分，即征方腊的部分。理由很简单。宋江等人的悲惨结局都安排在这一部分里，把这一部分作为全书的结尾部分处理，是十分自然的。这样，以上三个大部分共92回。

原本不包括第四、第五部分，即征田虎、征王庆部分。理由有两条：

（1）在这两次大战役中，梁山泊一百零八将一个也没有死，死去的人都在一百零八将范围之外。这是因为：一百零八将的悲惨结局，原作者早已安排在征方腊战役之中，为了不打乱原作者的安排，为了不改动后面的情节，所以只好不让一百零八将之中的人在征田虎、征王庆时阵亡。

（2）有的版本在书名上明确点出这两部分内容是后来增加的，不是原本所固有的。例如，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种版本即命名为《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

以上几点，大部分研究者都能接受。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水浒传》原本是92回，即包括前面所说第一、第二、第六三部分。例如，郑振铎的《水浒全传序》可以作为代表。但是我的意见却和他们不同。我认为，原本还应包括第三部分，即征辽的部分，也就是第83回至第90回，共8回。这样，原本为100回。理由有以下五点：

第一，原本不会是92回。这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先确定，施耐庵的水浒传是一部已经完成的、完整的、有头有尾的小说。它不是一部没有写完的、缺少一部分的小说，既然这样，说它是80回、90回、100回，都是常见的，唯独92回这个数字是罕见的。在中国小说史上，恐怕还寻不出第二个例子。

第二，书商的“插增”，如同书名所显示的，只限于田虎、王庆两个部分。应该说，除了插增的以外，都是原本所有的。

第三，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水浒传》刊本是100回本。

第四，主张征辽部分不属于原本所有的人有一个看法，认为征辽是在明代中叶边患严重的背景下创作的，就是说，这一部分是明中叶加进去的。这种看法恐怕是错误的，我已在前面提到了。由于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这是农民大起义的时代，是民族矛盾、民族斗争激烈的时代。这时写征辽是很自然的。征辽这部分的创作，和作者的民族思想有关系，和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有关系，它应该是原本所固有的内容。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它。

第五，最重要的理由，是《水浒传》的正文中一再提到了破辽。例如第42回中，九天玄女说：

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

第51回的回前诗说：

施功紫塞辽兵退，报国清溪方腊亡。

第81回的回前诗也说：

二十四阵破辽国，大小诸将皆成功。清溪洞里擒方腊，雁行零落悲秋风。

第100回的回前有一首满庭芳词说：

扫清辽国传名香，奉诏南收方腊。

结束时的挽诗也说：

一心征腊摧锋日，百战擒辽破敌年。

这些地方，都是把征辽和征方腊相提并论，可见征辽部分和征方腊部分一样，同是《水浒传》原本所固有的内容。

另外，还有一个证据，第54回中罗真人对公孙胜说：

逢幽而止，遇汴而还。

这也说明征辽是原书的组成部分之一。

综上所述，可知《水浒传》原本是100回。

这里，我按时代顺序介绍一下《水浒传》各主要版本的概况。

（1）16世纪（明代嘉靖年间）的《水浒传》是100回本。这见于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共三种。一名《忠义水浒传》，一名《水浒传》（武定版）。这两种版本都没有流传下来。

（2）17世纪初期（明代万历年间）有三种《水浒传》的版本在流传。其一是100回本在继续刊印。如今保存下来两种，即天都外臣序本和容与堂刊本。其二是这时开始出现了一些简本（《水浒传》的简本，有110回本、115回本、124回本等）。这些简本当时印行于作为出版业中心之一的福建建阳，称为闽本。书中大量删节原文，并插增田虎、王庆部分。可惜这些本子在国内没有保留下来，而存于欧洲、日本等地。其三是120回本，它以100回本为基础，加上闽本已有的田虎、王庆部分，但加以很大的改写。现存的有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刊本，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都曾排印过。

（3）17世纪中期（明末）出现了71回本，这就是金圣叹贯华堂刊本，它腰斩了原本，砍掉了20多回，加了一个结局，表示要对农民起义队伍斩尽杀绝。新中国成立初期流传的主要是这个本子。

五 思想内容问题

《水浒传》是一部描写和反映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小说所描写的农民起义，它发生的时间被安排在宋代；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宋江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水浒传》描写了北宋末年的一次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运动。但是，从《水浒传》的全部内容来看，它并不是两百年前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一场农民起义运动的单纯的再现。拿宋江来说，除了姓名相同以外，书中所描写的他的一切具体的经历、具体的遭遇，都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有关历史记载的文字材料不同。这里边有很大的虚构成分。

这些虚构的成分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当然，在作者的笔下，虚构并不等于胡编乱造，这些都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的。第一，是作者生活年代以前的一切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以及有关的文学艺术素材，都是作者所看到的、听到的间接的材料。第二，是作者自己在生活中的经历或经验。这两方面的来源缺一不可。但我想，更重要的是第二点。在封建社会，这样一部大规模的作品，里面所写的又是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作者如果没有亲身的生活经验，如果没有亲自经历过、接触过农民起义的生活，是不可能写得这样成功、这样动人的。

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而元末明初正是一个爆发农民大起义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农民大起义有几个特点：其一，是规模大，是全国性的，不是一个省、两个省，不是局部的，而是波及广大地区。其二，是时间长。1351年，起义首先爆发于淮河流域，直到1368年明朝建立，前后18年之久。能持续这么长时间，它要有准备的过程，要经历很长的准备阶段。其三，是和民族矛盾、民族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朱元璋北伐时，提出的口号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其四，斗争是有成果的。这就是农民起义中的一支队伍——以朱元璋为首的一支队伍推翻了蒙古族的统治，建立了明朝，统一了全国。这些特点都是很突出的，同以前的农民起义相比，它带有新的色彩，是历史上少见的。

这场农民大起义，规模庞大，波及的范围广泛，这中间又有许许多多曲折动人的事迹产生。因此，它给当时各阶层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情过后，就产生了用长篇小说来描写和表现农民起义运动的客观要求。而《水浒传》的出现，正是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历史使命。

尽管施耐庵的生平事迹我们所知道的很少，也没有什么真实可靠的资料保存下来，但从各方面的迹象来判断，完全可以断定，施耐庵经历了这场农民大起义，参加过这场农民大起义，至于他是怎样具体参加的，干过什么具体的事情，我们就不清楚了。

施耐庵以他的生活经验为基础，描绘了农民起义队伍中众多的英雄人物，通过这些英雄人物的种种遭遇，通过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描写了一场农民起义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应该说，这就是长篇小说《水浒传》的内容。

说《水浒传》描写和反映了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广大读者来说，是能够理解的，也是可以普遍接受的。当然，在《水浒传》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说法，例如“市民说”等。我认为，说《水浒传》是描写和反映了市民的生活和斗争，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符合书中描写的实际，也不符合中国市民运动的实际情况。

中国历史上的市民运动从来也没有壮大到像《水浒传》所描写的程度，即他们可以聚众起义，占领城市和山寨，竖起造反的大旗，与官府对立。这是没有的，尤其是在元末明初以前没有。既然生活中不存在，小说中怎么能够反映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判断，这是不难理解的。之所以出现“市民说”，是由于马列著作流传到中国后，马列著作中提到的关于市民的说法，由于翻译不够准确，人们对其中市民的概念发生了误解，马克思与列宁著作中提到的市民，是根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创立以前的情况提出来的，他们不了解也没有研究过中国封建社会的情况，我们不能拿他们的话来套中国封建社会的事。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论述的，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市民根本不能成为一支很坚强的政治力量。马克思、列宁讲的市民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一些人的理解也许不正确。所谓市民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城市的居民；一是指资产阶级的前身。马列著作中有的地方讲得很清楚，有的地方则不太清楚，这也许是翻译的原因。我国学术界一些研究历史的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市民评价过高，对市民运动过分夸大了。我觉得，《水浒传》研究中出现的“市民说”，很可能是受到了史学界一些观点的影响。

在国外，有那么一些不同意我们关于《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作品这种观点。西方国家的学者自不必说，一些自称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也不同意我们的观点。远的不必说，近的可以举两个例子。其一是匈牙利的仲科尔，其二是苏联的A.H.热洛霍夫采夫和A.H.罗加切夫。

仲科尔是匈牙利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学者，写有《论〈水浒〉的人民性》一文。

其中有几个片段这样写道：

梁山盗贼是由彼此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所组成。

仔细分析梁山英雄们的出身，就可看出，其中既没有官吏，也没有农民。

没有一个英雄从事农业劳动。

传统的官位等级依然被保留着；地主和读书人占据重要地位，而小偷和妇女们得到的却是较低的位置。

这是一个建立在战争基础上的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它的统治集团由中国社会的下层阶级所组成，而它的最高领导则是一些中等阶级出身的人。

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是不成熟的，因而不能、永远不能卓有成效地掌握自己的权力。因此，在传统中国，他们是不能进行真正的社会革命的。

他讲了许多话，中心的意思是，反对《水浒传》是反映农民起义的书。

罗加切夫是《水浒传》俄文版的翻译者，他和热洛霍夫采夫合写了一篇《中国围绕〈水浒〉掀起的一场运动》的文章，发表于苏联《亚非民族》1978年第1期。他们认为：

《水浒》描写了一群逃亡的强盗的事业，一群诚实公正、顽强不屈的勇士们的英雄事迹。刚毅、勇敢、诚实……，这对于欧洲读者，除了罗宾汉的传说，或大仲马的著名小说《三剑客》而外，很难找到类似的《水浒》这样的作品的。

他们还进一步污蔑说：

那种认为《水浒》似乎描写了农民起义的论点，是伪科学的毛派观点。

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说是错误的呢？可以分作三点来谈。

第一点，他们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仲科尔等说梁山英雄是强盗，是不正确的。因为强盗或盗贼是有阶级性的，尤其是在阶级社会里，要看他们出身于什么阶级、出于什么原因去做强盗，他们反对的是些什么人。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这样称呼他们本身就带有一种阶级偏见。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二者的斗争贯穿了封建社会的始终。《水浒传》所写的，明明是占山为王、反对地主、反对政府这样一场军事斗争，这正是两大对立阶级的殊死斗争。梁山起义军有根据地，有武装队伍，有严密的组织，有鲜明的政治口号。他们反对的不是一般的人民，而是有着特定的目标，即地主阶级的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以及一些地方上的地主武装。他们起义的原因是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所有这些，都规定了梁山起义军的基本性质：他们是农民起义，不是强盗、盗贼。

第二点，看一支队伍是不是农民起义，除了前面的第一点以外，还要看它的基本队伍、基本群众。梁山队伍的基本群众显然是农民。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第七回结尾时说：

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

可见《水浒传》所写的是以农民和渔民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

判断一支起义队伍的主体是否为农民，也不能只看领袖人物的阶级出身。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搞清楚。

其一，中国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基本群众虽然是农民，但由于革命的对象往往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官府，革命的口号又往往是反对暴政，强调所谓“官逼民反”，因此被发动起来而参加起义队伍的，就不只限于农民，还包括手工业工人甚至经常包括城市贫民、知识分子、中下层地主等，形成了一条广泛的联合战线。

其二，农民起义的领袖固然有时候就是农民，但有时候也可以不是农民，例如项羽本是贵族，但并不妨碍他成为农民起义领袖。同样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但他们的出身并不是无产阶级。怎样理解这种情形呢？列宁在《做什么？》一文中指出：

工人本来也就不能发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来，……而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分子，即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长成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按其社会地位来讲，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又说：

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是从外面灌输到工人中间去的。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著名的观点。它讲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但把这个观点用于农民、农民起义和农民阶级，我想，也是一样适用的。所以，不能因为看到一些领袖人物不是农民出身，就否定它是农民起义。

第三点，《水浒传》所写的梁山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些领袖人物，也有农民或劳动人民出身的。如李逵，他的哥哥是打长工的，可见他是农民出身。陶宗旺是“庄稼田户出身”，即农民出身。解珍、解宝是猎户，三阮是渔民，这也可看成是劳动人民出身。雷横、汤隆、金大坚、郑天寿、侯健等是手工艺人，石秀“卖柴度日”，王英“车家出身”，李俊“撑船艄公为生”，武松是城市贫民，这些也都应承认是下层劳动人民出身。

根据上面所讲的三点理由，我们说，那种认为《水浒传》不是描写农民起义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六 描写和反映农民起义问题

首先，作者生动而深刻地写出了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官逼民反。

林冲是最典型的例子。大家很熟悉，这里就不再分析了。

杨志是另外一个例子。他本是一个封建军官，即使他愿意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只要他一旦犯下丢失花石纲、生辰纲这样的过失，他就要丢官，就要逃亡。这就促使他去另找出路，投身到农民起义队伍中去。杨志参加起义军，是经历一番曲折的。他先丢官再得官，再丢官，先上二龙山，后上梁山。杨志是杨家将的后代。他的事例说明，连那些当年曾为宋朝效力尽忠的功臣名将的后裔都走到农民起义队伍中去了，可见农民起义队伍声势巨大，更可见宋朝封建统治集团的不得人心和孤立。

鲁智深和武松的例子说明了地主恶霸对人民的压迫，这是促使一些英雄好汉投向农民起义队伍的原因。

通过这些描写，作者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的基本原因不是别的，是阶级压迫和政治压迫。而且这种压迫不是个别地存在的，而且是普遍地发生着。大地主、大官僚、贪官污吏、土豪恶霸，通过各种渠道、线索连接在一起，共同组成了残暴的、凶恶的封建势力。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小说这样的描写和处理，是相当深刻的。

其次，作者生动地描写和反映了人民群众形形色色的反抗，这里有个人的反抗，集体的反抗，合法的反抗，非法的反抗，武装的反抗。这些反抗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从个人反抗到小山头，再到大山头，最后形成一场波澜壮阔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运动。

再次，作者通过梁山英雄的故事，艺术地再现了一场农民起义的全过程：兴起，发展，高潮，失败，瓦解，消灭。作者怀着由衷的喜悦，写了农民起义波澜壮阔的展开，写了农民革命事业的兴旺发达，歌颂了梁山英雄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颂扬了他们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胜利。同时作者也以凄凉的笔调写了他们在接受朝廷招安之后不得善终的下场。

这样的描写，对当时和后世的读者都有着巨大的认识意义。它促使人们去思考，一场波及广大地域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它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过程？它怎样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又怎样由成功而转为失败？其间有什么可供借鉴、总结的经验教训？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我看，这是并不夸大的。

这里，还要顺便谈一下怎样看待《水浒传》描写的招安的问题。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许多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都是因为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而宣告失败。失败过程有时表现为：领袖动摇，受统治阶级利诱而投降，朝廷收编了他们的军队，再利用他们去攻打其他的农民起义队伍；自相残害的结果，或胜或败，或互有伤亡、不分胜负，或两败俱伤。《水浒传》所反映的就是这样的失败的过程。受招安，投降，失败，这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农民起义的悲剧。作者写《水浒传》，有反映农民起义的全过程的用意，写了招安，无非是把这一过程典型地再现出来而已，这本身并不构成缺点。

问题在于，作者并没有歌颂投降，美化投降，而歌颂的是反抗，是革命。《水浒传》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它的主题思想也基本上是完整、统一的，它不可能在前面歌颂反抗，到后面又歌颂投降。可以看出，作者在对待反抗、起义和对待招安、投降的问题上，思想与态度是一致的。它写反抗、起义，是歌颂与赞扬，而写招安、投降，是惋惜与悲愤。我们在字里行间是可以感觉出来的。人们常常不愿看七十回以后的内容，这正是受了作者思想情绪的感染。如果作者歌颂招安与投降，他就没有必要把结局写得那么凄凉，而应写他们一个个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光宗耀祖。书中写梁山英雄走的走，散的散，死的死，而且有些人还是被害死的。这样的结局，难道能起到号召起义者接受招安的作用？天下哪有这样笨拙、愚蠢的宣传？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水浒传》是在宣扬和歌颂投降。

还有一点必须说清楚：我们谈论的对象是几百年前的古人，至于我们自己，要和古人之间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古人对待及接受招安、投降的看法受到了历史和时代的限制，我们不能对他们加以苛责，但是，我们要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对招安与投降进行分析批判，而不能盲目地歌颂或一味地美化。

下面再谈谈作者在描写和反映农民起义时存在什么缺点。

作者同情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拥护农民起义，这是他的进步思想的表现，但是，这只是作者思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者可能是一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没落的知识分子，尽管他曾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之中，他的阶级偏见并未完全消除，他的世界观里也还保留着封建道德观念等落后的成分。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和限制了他对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理解和认识，使《水浒传》全书在表现和反映这一重大题材的时候存在一些缺点，有的甚至是非常严重的缺点，这些缺点主要有四点：

第一，作者漠视了农民起义队伍中的普通群众的作用。他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农民起义领袖人物的形象，书中描写的也主要是这些英雄人物的活动，对于那些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占绝大多数、起重要作用的普通群众，作者没有给予他们一定的篇幅，去反映他们的思想和情绪，也没有表现他们的生活。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作者有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根本没有把普通群众放在眼中，对他们的作用估计不足。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作者在他所参加的农民起义队伍中，由于地位和生活圈子的限制，他接触得较多的是一些领袖人物，对他们的思想、性格和生活比较熟悉，因而拿起笔来写这类人物时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相反的，他很少或没有接近过一般的士卒，对他们的思想、性格和生活比较陌生，没有具体的感性素材可资利用，因而在书中只好不写。

第二，作者对农民起义领导集团的组成抱有错误的看法。这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对卢俊义的描写上。在梁山聚义的事业已经非常兴旺发达的时刻，为什么非要千方百计地到大名府去拉一个家财万贯的员外上山入伙呢？为什么卢俊义上山后非要他坐第二把交椅不可呢？作者这样写的原因，应在世界观方面去找。

第三，作者对个别地主阶级出身的领袖人物加入农民起义阵营，也抱有错误的看法。像孔明、孔亮兄弟等人，他们在上山之前的所作所为，与社会上那些胡作非为、肆虐害民的地主并无二致。他们怎么会真心实意地放弃封建庄园主的生活而跑上山去造反？农民起义阵营为什么要接纳这类人物，并奉为领袖？作者这样安排情节，显然违反了生活逻辑，违反了生活真实。

第四，作者固然反对欺压人民的贪官污吏、反对腐朽透顶的官府，但他对皇帝和朝廷还存有幻想，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他笔下的宋江等几个主要领袖人物，时时刻刻在盼望着朝廷招安。而另一支以方腊为首的农民起义队伍是要推翻皇帝的，作者则对此竭力加以丑化。当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对封建时代的作家来说是普遍的，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曹雪芹、吴敬梓等没有一个是反皇帝的。我们没有必要对施耐庵苛刻要求，并大加挞伐。但我们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水浒传》，不能不说这是此书的一个缺点。

第五，我们再谈谈怎样看待宋江这个人物。

对宋江这个人物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我的看法是，在宋江身上，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宋江性格的两面性，即反抗性和妥协性，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随着社会地位的变迁，这种两面性也随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有时候反抗性占上风，有时候妥协性占上风。宋江的两面性对农民起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反抗性使梁山事业兴旺发达，而他的妥协性导致梁山起义走上了招安、投降的道路。《水浒传》对宋江的双重性格的描写，是成功的，也是深刻的。

需要指出的是，宋江是封建时代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而封建时代作家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封建道德观念，并要按照这种观念来描写他所肯定的正面人物。而这样描写同我们今天的认识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宋江的忠和孝，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愚忠和愚孝，不足为训，应该批判；但在作者看来，这都是高尚的道德，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具有的，又是一个领袖人物所不可缺少的，应该受到表扬。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和作者生活的时代不同，世界观不同，思想体系不同。一个封建时代的作者奉为理想典型的正面人物，到了今天，我们却并不觉得他可爱、可敬、可亲。作者认为光彩四射的，我们却觉得苍白无力，作者认为是值得表扬的，我们却觉得是应该批判的；作者认为是真诚的，我们却觉得是虚伪的。分析宋江的形象、宋江的性格，一定要看到这一点。

七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

一部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据什么样的地位，除了看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之外，还必须考察它究竟是否给文学发展的历程增添了什么新的内容。正像列宁所指出的：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在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

另外，也必须考察它究竟是否推动了文学发展历史的进程，是否对当时和后世的社会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水浒传》究竟有没有给文学发展历史的进程增添了新的内容呢？

如前所述，《水浒传》是一部描写和反映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古代小说。成功地采用这样的题材，集中地、深入地表现这样的政治内容，这样的社会生活，这本身就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突出的现象。而且《水浒传》第一次圆满地反映了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更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水浒传》之前，诗、词、散文且不必说，在小说方面，无论唐宋传奇，或是宋元话本，在流传下来的作品中，都还没有一篇像《水浒传》这样专门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当作正面描写和反映的对象。有的作品虽写了农民起义，但农民起义不是书中的主要内容或主要线索，而且对农民起义也总是采取否定的态度。

比如，《京本通俗小说》卷16的话本《冯玉梅团圆》（《警世通言》改名为《范鳅儿双镜重圆》）写到了南宋初年建州范汝为起义，但这场著名的历史事件却是作为故事的背景来叙述的，作者放置在全篇中心的是一个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叛徒和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作者认为，范汝为造反是“造下弥天大罪”；他还斥骂范汝为领导的起义队伍是“贼兵”、“贼军”、“贼党”。显然，作者是完全反对农民起义的。

又如《古今小说》第39卷的《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写了汪革造反的故事，然而作者把这归结为“又有文武全材、出名豪侠，不得际会风云，被下人诬陷，激成大祸，后来做了一场没挞煞的笑话”。在作者笔下，主人公汪革“有财有势”，“武断乡曲”，“把持官府”，“骑从如云”，是一个靠剥削起家的大土豪，汪革的暴动是被迫的，是因小嫌小隙而被人诬告的结果。他所要擒拿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尉，没有什么更大的目标；他所率领的暴动队伍，虽然也包括一部分在他统治势力范围以内的手工业工人和渔民，但主要的却是他的家庭成员，包括他的家奴。从这些方面来看，《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所描写的汪革造反并不属于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性质。

再如宋元话本中的那类“讲史”小说，其主角都是历代帝王将相，而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在这些书中从来没有做主角或正面人物的资格。《五代史平话》中的黄巢就是一个例子。《三国志演义》中写到黄巾起义时的情形也是如此。

举出这些例子并不是要否定那些作品，而只是要强调，在描写农民起义方面，它们没有做到的，《水浒传》做到了。要说《水浒传》高出于它们，首先表现在这一点上。

文学作品应该成为时代的晴雨表，应该反映时代脉搏的跳动。在文学史上，一部伟大作品应该对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面地或侧面地、直接地或间接地有所反映、有所表现；否则，它就将不成其为伟大了。这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历史赋予的使命。

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种种文学形式中，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最适合于反映和表现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运动。而这一点，到了元末明初，条件才发展成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唐人传奇“始有意为小说”。这使虚构——这一小说创作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正式地进入了中国小说的领域。但它们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在反映社会生活、在和广大读者的接近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宋元话本克服了这个缺陷，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但其篇幅却没有很大的扩展，对于表现那些把千百万群众都裹进去的重大历史事件，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这时，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纯粹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出现了。它回答了时代提出的要求，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它是第一部全面而深入地反映和描写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白话长篇小说。这就奠定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它以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屹立在文学史上，和后来的《红楼梦》并列为小说史上的两大高峰。它的成就，从真实地表现和反映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这一点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水浒传》对当时和后世社会现实生活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农民起义的影响和作用上，不计其数的例子都说明了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队伍曾从这部伟大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汲取到精神的力量。

明清两代，《水浒传》多次受到封建统治者禁毁。崇祯十五年（1642），在张献忠破襄阳、李自成取河南，明末农民起义军获得巨大胜利之后，明毅宗朱由检下诏“严禁《浒传》”：“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版，速令尽行烧毁，不许隐匿”，“勒石山巅，垂为厉禁。”^[3]清乾隆十九年（1754），全国性的反清大起义被镇压下去不久，清高宗弘历下诏，在全国“严禁”《水浒传》^[4]。嘉庆七年（1802），川楚农民大起义已经坚持了六年之久，清仁宗颙琰下令“严禁”《水浒传》，“已刊播者，令其自行烧毁，不得仍留原板”^[5]。咸丰元年（1851），即太平天国起义的第二年，因“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水浒传》，清文宗奕下诏，“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烧毁”^[6]。这些材料说明，正因为《水浒传》对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确实产生过有效影响，封建统治阶级才把它看成是洪水猛兽一般而严加查禁。

可以说，《水浒传》的革命思想内容对现实中人民群众的反抗运动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一些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往往从《水浒传》中得到启发，并把它当作学习的资料，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模仿其中所写的一切。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对《水浒传》中所描写的战术战策进行模仿。清代的《五石瓠》说：

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其埋伏、攻袭咸效之。

张德坚《贼情汇纂》说，太平天国军队的策略：

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

清末醒醉生《庄谐杂录》引胡林翼的话说：

草野中全以《水浒传》为师资，故满口英雄好汉，所谓奇谋秘策，无不粗卤可笑。

这些记述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其次，人民反抗运动的一些领袖人物还直接采用了《水浒传》中表现起义队伍的政治口号，如李自成、洪秀全都自称“奉天倡义”，太平天国旗帜为“顺天行道”，义和团的旗帜亦为“替天行道”等。另外，一些农民起义的领袖把水浒英雄的姓名、绰号作为自己的绰号，如宋江、雷横、燕青、柴进的名字，一丈青、混江龙、黑旋风、没遮拦等绰号，都被某些起义者袭用过，有的还被称为“宋大哥”、“小宋公明”等。

还有，农民起义军喜爱《水浒传》，痛恨反对《水浒传》的《荡寇志》，1860年太平天国军队攻入苏州时，曾把《荡寇志》的版片烧毁。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对于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来说，《水浒传》不但是精神的食粮，也是斗争的武器。

谈到《水浒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要看到它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水浒传》盛行之后成为后世许多文学艺术作品汲取题材的来源。在戏曲方面，传奇有李开先《宝剑记》、沈璟《义侠记》、许自昌《水浒记》、李渔《偷甲记》、金蕉云《生辰纲》、无名氏《鸳鸯楼》，杂剧有凌濛初《宋公明闹元宵》、张韬《蓟州道》、唐英《十字坡》，清代宫廷大戏尚有周祥钰《忠义璇图》；在小说方面，《金瓶梅》利用了《水浒传》的部分情节，《水浒传》的各种续书不断出现，《说岳全传》也写到了水浒英雄后代的事迹；在京剧和其他地方剧中，也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剧目。

另外，《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构成了我国小说史的优良传统。人物形象的塑造，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情节和结构的安排等，都给后世的作家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范例。

以上几个方面足以说明，对《水浒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必须充分肯定，任何贬低或否定《水浒传》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根据录音整理）

[1]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279页。

[2]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150页。

[3] 《明清内阁大库史料》，上册。

[4] 《定例汇编》，卷3。

[5] 《清仁宗实录》，卷104。

[6] 《清仁宗实录》，卷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