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华学子

清华学校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七年清华（1921—1928）也是陈铨成长的关键阶段。清华园内，他亲聆吴宓、王文显、王国维、陈寅恪、谭唐等良师教诲，偕向理润、贺麟、张荫麟、林同济、陶桐等同侪友朋切磋砥砺，勤学苦读，历练成长为一个有思想富学识的青年才俊，奠定了一生志业理想、立身处世、为人为学的基调。

一、清华学校

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将尚未还清的“庚子赔款”退还给清政府，约定为“专办教育事业”之用，最终定为甄选优秀青年到美国留学，作为“国耻”象征的清华学校由此诞生。1909年6月，清廷“外务部”成立了“游美学务处”，“综司考选学生，遣送出洋，调查稽核一切事宜”^[1]。8月录取第一批直接留美生47名，并择定京城西郊清华园作为“游美肄业馆”，1910年选送第二批留学生70人，并招收70名“初级生”入馆培训，同时筹备学校，定名为清华学堂。此后，留美生事宜皆归清华学堂（校）管理。

1911年4月，清华学堂正式开班，5月，选送第三批63名直接留美生，新招录460名新生则入学堂培训。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政权更迭，学堂停学，5月又复课，11月改校名为“清华学校”，但仍归外交部门管辖。此后十多年间，清华学校纯为留美预备学校，虽有一些改革变化（如学制、课程等），但这一根本性质未变。为筹办大学，1924年停招了“旧制生”，1925年开办大学部和研究院（国学部）^[2]，但留美预备部的旧制生仍按期派出留学，直至1929年最后一届止，是为清华学校时期。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清华学校改组重建为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5月改归国民政府教育部管辖，同时各系设立研究院（1930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自此，清华完成了向现代大学的转型。诚如清华人所言：“吾校由游美学务处，而清华学校，而国立清华大学，中间艰难频经。由附属而独立，由独立而稳定”，殊为不易^[3]。

1921年，陈铨入校时，正值清华学校“痛苦”“混乱”时期。时局不稳、社会动荡是外部原因，而学校本身的特殊性（如管理模式、课程设置、外界干扰等），也面临诸多挑战和危机。所幸在师生共同努力下，不仅旧制生全部顺利留洋，而且还创办了大学部和研究院，为创建大学，乃至日后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华学生禀赋超群，志学之年，从天南地北“荟萃群居，相互接触而同窗共砚，自于不知不觉中，增益见闻，扩大胸怀，其影响深远，收效宏大，非可想象而形容者”^[4]。这种共同的人生经历和成长经验，影响深远，涵育了清华学生相近的德行品性，是为清华学校的精神和传统。其要者为：具有开放性的国际视野，崇尚自由理念和独立精神；执着于学术研究，讲求真才实学，有领袖气质，但一般对从政兴趣不大；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情怀，以强国立邦为己任，主张社会改良；有积极进取、刻苦奋斗的意志品质，有容忍异见、公平竞争、互助合作的民主精神等^[5]。

清华大学（包括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和神话，而其人文传统和学校精神，实肇始并形成于清华学校时期。这不仅因为近千名留洋的毕业生，日后在中国学术、思想、教育、实业、军事等各界，有卓越表现，同时也是清华教员的主要来源，更重要的是，他们在1920年代清华历经阵痛的改良发展中，深度参与其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陈铨的学识增长和人格养成，不仅得益于清华园的人文环境和精神气候，同时也积极参与其中，表现非常活跃。

二、学业

从“学堂”到“学校”，清华一直隶属外交部门，不在国家常规教育体系内，其学制自成系统，分中等科、高等科，两科皆四年毕业，招生则根据各省承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核算招录名额。清华旧制生的主要来源，系每年由各省考选咨送的新生，他们一般从中等科一年级开始学习，八年始得毕业留美，故有“清华八年”“八年清华”说法^[6]。

五四之前，地处北京西郊的清华园，不啻为一个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因课业繁重，淘汰率高，为顺利留洋，学生们大多成为“分数”的“奴隶”，是为“机械式教育”和“服从成性”的“专制时代”，“谨饬服从”，“受教员的压制”，“相沿成风”^[7]。五四之后，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学生自我意识觉醒，“自治”呼声高涨，而学校当局在一系列大小事情中，处置失当，学潮不断，以致出现三年四换校长的尴尬局面。

陈铨入学的1921年，清华学校共招新生49人，其中中等科42人，插班高等科者7人。9月初新生到校，经过“复试”，四川考来的向理润入中三级，陈铨、杨允奎则入中二级（正常情况下，1928年戊辰年毕业留美，故称“戊辰级”）。9月9日，全体学生正式报到。是年底，清华学校高等科247人，中等科168人，全校共415人。

新生入校大抵如“乡下人到了上海的南京路一般，目眩神驰”^[8]，陈铨因为有表哥林伯遵^[9]及四川同乡贺麟、徐敦章、何祖义等热忱帮助，故搬运行李、注册缴费、了解校规、找定宿舍、熟悉环境，一切顺利。同寝室的两个广东大男孩，一个是来自五华县的钟耀天，另一个是祖籍梅县、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的选送生钟俊麟。

1921年秋季学期非比寻常，盖因上半年辛酉级学生罢考受罚事件持续发酵，举国瞩目。经多方斡旋，开学时方得以初步解决，但校长金邦正与学生已势同水火，清华园内弥漫着焦灼不安的异样空气。9月11日，全体学生相约拒绝出席校长召集的开学典礼^[10]。新生遇此情形，不免有些茫然无措，好在教学秩序还是有条不紊，清华园内很快忙碌起来，陈铨也很快融入紧张有序的校园生活。

自开办起，清华就明确以“培植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方针”^[11]。学生们也一直谨记清华的优厚条件乃“国耻”所赐（“庚子赔款”），十分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成为国之栋梁、社会中坚，并届届相传，心照不宣。学校从一开始就树立了“宁缺毋滥的学风”^[12]，在升级（学）和课程上要求极其严格，淘汰率非常高。

首先是上课“钟点”多。西文、中文两部合计，中等科周课时30以上，高等科20以上。其次是课程要求严。每学年所习所有科目必须60分以上，且总均分70以上，方能升级。再次，成绩评定特殊而严格。期末“大考”成绩仅占30%，平时成绩占70%（据出勤、随堂问答、月考等计算）。再次，教学方法上以学生自学为主。“各种功课纯粹靠学生自动去研究，教员不过只是处于释疑和指导的地位”^[13]，“指定阅览的资料必须事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14]。凡此种种，要求学生一刻不容懈怠，“成绩的好坏，完全要看他平时有无刻苦自修的功夫”^[15]。

陈铨的第一个学期，西文部有英文读本、英文文法、算术、博物、音乐等课程，国文部有国文、中国历史、中国文法、中国地理等。此外，还有修身、体操、英文会话等科目。国文课程努力用功，应对不成问题，但西文部的课程从教材书本、课堂教学，到口头书面的作业和考试等，全部用英文，对初学者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学生日常管理同样非常严格。凡升级、毕业、留洋、插班、德育、请假、自修、奖惩、课外作业、兵操、体育，乃至食宿洗浴、卫生礼仪、写家信等日常行为，皆有明细规章。具体实施中，则据章记录，“轻则训诫、禁假、思过、记过，示儆戒”，通报全校，并“随时通知家属”，“重则责令退学”，凡“记满大过三次或小过九次者”，就难免要被开除^[16]。是以，学生最怕得“F”（Failure，不及格）和“P”（Punishment，记过），并形象地名之为“手枪”和“指挥刀”（也称“板子”），成为清华园内特有的流行语。

一学期很快结束，大考后是两周寒假。路途遥远的学生一般不回家，思乡是难免的，好在留校学生不少，也并不孤单，演戏观影、聚餐联欢等，自有一份热闹，只是传出了要开除13人的消息，一时“人心惶惶”。1922年春节刚过，《清华周刊》记者从学校探得传言不虚，共开除12人，另有1名大一学生因成绩未过，自请退学，开除者皆因“功课已有三学期不及格”^[17]。

陈铨的学业不成问题。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丝毫不敢怠惰。国文课自不待言，多年私塾的记诵吟咏和父亲的耳提面命，已打下扎实基础，不仅作文有相当水平，还能写旧体诗词。至于西文部，一经入门也无足畏惧。可清华的学习压力，尤其是中等科，委实繁重，可谓“魔鬼训练”，从陈铨家书中可见一斑：

男每周有卅点钟功课，每周自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是一天忙到黑的预备功课，唯至星期日星期六，乃有时间写信作文看课外书。

男此期功课较忙，课外作业，又复增多，故暇时甚少……下星期就要大考，故这几天预备功课，忙碌万分。

校中还有六周，即放暑假，毕业考试，亦快到了，近来功课，非常忙碌，课外书也很少有看。

明日即开始试验，功课繁重，忙碌非常，容余后详……泽远信已接到，唯无暇作覆，考完再答。

近日课程较忙，德文初学，尤不易易，非多费时间不可。

近来功课极忙，非提起全副精神，不能对付。^[18]

陈铨中等科三年，只有1923年秋季学期体育、数学分数不很理想，似仅得及格分数，但很快迎头赶上。1923年6月，数学月考中还得了“上等”。1924年6月中等科毕业时，陈铨以年级前五名升入高等科，得到学校张榜表扬，而“同班四十余人，有七八人，均要留级一年，有二人成绩太坏，或不免开除”。是年，清华“因功课不及格开除者至十人，降级二十余人，试读者共三十人，淘汰之严，为历来所未有”^[19]。

高等科至大一四年（1924—1928）间，适逢清华筹建大学的转型期，课程及相关规定也相应调整，如延聘高水平教师、国文纳入考核、多设选修课程、内容加深，但严格要求一如既往。从陈铨高二、高三、大一三学期的“成绩报告表”，可一窥其学业状况：26个科目中，得“超等”者2，“上等”8，“中等”14，“下等”与“及格”各1，综合成绩在中等以上。平时无记过记录，有一学期旷课二学时（见下表^[20]）。由此可见，七年清华，陈铨一贯用功刻苦，直至1928年顺利毕业，按期留美。事实上，不单陈铨，戊辰级本来就“‘矿业’发达”，蔚然成风^[21]。

三、“课外作业”

清华“培植全才”“造就领袖人才”之教育方针，落实于具体层面，是为德智体三育并进的“通才教育”，智育在课程，德育、体育则在课外涵育锻炼。较之于枯燥的课堂，课外生活丰富多彩，学校鼓励引导，学生也积极参与其中，形成极富特色的传统。其突出的特点一是“课外作业”发达，二是体育风气炽盛。

所谓“课外作业”其实是课外兴趣活动，但是必须完成。形式主要有演讲辩论、集会结社、出版写作、表演游艺、体育运动、科学实验、社会实践等。演讲辩论分国语和英语两种，不仅有级赛校赛，还经常与汇文中学、南开中学等开展校际比赛。社团活动种类繁多，只要集三五情投意合者，即可定规制章，成立会社，约期活动。学生会社以联络情谊、进德修业为主，历史最久的是青年会（基督教会），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是1919年11月成立的学生会。学校当局对一些校级活动和公益活动，会津贴钱款，并大力支持出版物（如《清华周刊》《清华年报》《清华学报》《清华一览》等）。

体育运动是“课外活动”极为重要的环节。从学堂时期起，每学期皆有《体操》一科，平时还必须参加两种“强迫运动”，一是课间十分钟的“呼吸运动”（简单体操）；二是周一到周五下午四时到五时，所有教室馆堂全部上锁关闭，全体学生必须身着运动服，参加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最关键的是，毕业前必须通过体育测试^[22]，否则不得毕业和留洋，如吴宓即因未通过而滞留一年，梁实秋则经补考合格，才得以留美。

1919年，清华新体育馆落成，又新规定“每人每周必修四小时之体育”。此后“体育学程既定，体育本身发展，亦因之进步，各种级际比赛于是乎盛”。此外，校方还支持培育各种“运动队”，为校队成员每月贴补伙食费三元，在食堂专设令人垂涎艳羡的“练习桌”（Training Table）。于是乎，清华的足球、篮球、棒球、网球、田径等校队在各种运动会上成绩斐然，不仅执华北体育界之牛耳，还在全国运动会，乃至远东运动会上，屡获佳绩，创造了多项全国纪录，留美期间入选大学校队者亦不乏其人^[23]。

清华提倡体育的初衷不外以下几端：一、培养学生运动习惯，强健体格；二、为适应美国大学生活，树立健康向上的民族形象；三、通过运动培养刚勇顽强、光明磊落、团结协作的精神品质。学生由被动而主动，养成良好习惯，不必说潘文炳、程树仁、时昭涵、陈崇武、孙立人等体育名将，即使未必以此见长者，也无不忆及清华体育之盛以及个人终身受益于此。事实上，体育不仅是清华之优良传统和醒目标识，亦足以载中国体育发展史。

陈铨入清华时已年满十八岁，比一般同学年长，只是个头偏矮，外表稚嫩，但也是戊辰级热心公众事务者之一，曾被推选为年级评议员、评议部书记等职，多次代表年级参加学校辩论赛。体育虽非所长，但对篮球、网球、游泳、台球等也颇有兴味。至于团体会社，陈铨不仅积极参与，还是发起者和组织者，曾加入“辞命研究会”“仁友会”“砺社”“售品公所”“校工夜校”“平民学校”等多个社团，并作为核心人物发起和成立了两个会社——“群声学会”“弘毅学会”。

仁友会由李济（1918届）等人创办于1913年，“以励进道德，研究学术，联络感情，养成健全人格，效力国家为宗旨，以刻苦、和平、果毅、诚实、有恒、俭约为会规”。陈铨约在1924年入会，时王造时为会长，贺麟、林同济、彭文应、陶葆楷、任之恭、赵访熊、张荫麟等皆为会友。1927年陈铨被举为仁友会会长^[24]。他与王造时、林同济等即在此会结下深厚情谊。

在中等科，陈铨投注精力最多的是“群声学会”。该会成立于1924年4月，以“交换知识，联络感情、完成人格”为宗旨。陈铨是首任会长，成员有刘瑚、李崇伸、赵诏熊、张彝鼎、罗皑岚^[25]、钟耀天、钟俊麟、祁开智等，皆为戊辰级同班同学。群声学会活动频繁，不仅定期开展读书报告、英文会话、循环通信等学习活动，还举办“周年纪念”、游艺聚乐、出版会刊等娱乐活动。陈铨作为中坚力量，无疑获益匪浅，他曾在家书中写道：“同级十余人，组织有一读书团体，名群声学会，每周开会一次，藉此还可以练习英文，听很多读书报告，彼都很有益。男被举为该会会长，负责稍为重大，但此等团体，尽一分力，自己即可直接得一分好处，故也很值得。”^[26]

至于1926年陈铨参与发起的“弘毅学会”，已是一个宗旨明确的近于社会化的团体，超出清华“课外作业”的范畴，后文再表。

四、《清华周刊》

清华历来不重视国文部的中文课程，一度连课都上不下去了，校内校外尽人皆知，校方、教师、学生皆大为不满。陈铨入学时，正值清华园大力谋求国学改良之际，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可谓如鱼得水，不仅得同学之佩服，频频有求为捉刀代笔者，老师也甚为嘉许。1922年9月，陈铨在习作《乡土风俗记》中，寥寥数语即勾勒出富顺的恬淡古拙的乡俗俚风，并表达了今不如昔的慨叹，文笔老练，一气呵成，国文老师给予“叙事井井有条，语多警策”之好评^[27]。

陈铨在清华园崭露头角，也是在舞文弄墨方面，而《清华周刊》（下称“《周刊》”）则是其锻炼能力、展布才干的重要平台。他曾回忆说：“从前在清华七年，差不多每学期都多少要同周刊发生关系。”^[28]此言不虚。1922年3月，陈铨在《周刊》发表处女作《清华学生与机器》。新生在《周刊》发表文章并不多见，这为他接触学长、增长见识、提升自我，打开了方便之门。1923年春《周刊》改制，吴景超任总编辑，陈铨与王造时、梁实秋、施滉、黄自、顾毓琇、贺麟、向理润等17人同被推选为编辑。自此他做了五个学期的《周刊》记者，并主编过两个副刊——《书报介绍》（1924）和《清华文艺》（1925）。

《书报介绍》系附在《周刊》内的一个单独编目的固定栏目，专门“报告国内外的出版情形”^[29]。1924年2月，陈铨任该刊编辑“主任”，开“中等科”学生任专栏负责人的先河。陈铨主持期间，新辟“古籍新评”一栏，专门揭载国学研究小论文，贺麟、张荫麟、罗皑岚等皆在此发表了初窥学术堂奥的第一批作品。《书报介绍》博采众家，深入浅出，又有梁启超、胡适、戴志骞、庄泽宣等师长助阵，为学生学习提供了有益参考，办得相当成功，据说凡有“书报副刊”，当期《周刊》就“销行特别多”^[30]。

清华园内也不乏新文学的拥趸。1921年11月，闻一多、顾毓琇、吴景超、梁实秋、谢文炳等十余人发起成立了“清华文学社”，1922年9月，《周刊》开始不定期发表新文学作品，随后推出《文艺增刊》（附在刊内）。但随着闻一多等核心人物或留美或被开除（朱湘），相继离校，更兼《周刊》要加价致学生不满，宣告停刊。一年后，在孙大雨、何鸿烈等努力下又复刊了。1925年秋，贺麟任总编辑，《周刊》作出重大调整，单独出版由陈铨主编的《清华文艺》和张荫麟主编的《书报副刊》。

《文艺增刊》专门揭载新文学作品，《清华文艺》内容则更加丰富，创作与理论并重，既有新旧文学创作，也有“旧文艺的整理”，还有“西洋文艺的翻译与介绍”。作者群为清华一时之选，如从事创作和译介的罗皑岚、何鸿烈、李健吾、杨世恩、贺麟等旧制生和大学生，写旧体诗文的梁启超、吴宓、余戴海等“国学部”师生。作为主编，陈铨除发表自己不少新诗、翻译、论文等外，还辟专栏“涛每丛谈”，写了不少针砭时弊、嬉笑怒嗔、不乏情趣的短小杂文。《清华文艺》排版讲究，印刷精致，着实颇费了一番心思。贺麟日后清楚记得主编“特别热心”，“内容异常精彩充实”，唯篇幅大增，须“常向学校当局交涉，增加印刷费用”^[31]。

此外，陈铨还曾深度参与《清华年报》《清华一览》等多种清华出版物。从入学到高等科一年级，陈铨的“课外作业”和兴趣渐渐集中在“文字方面”^[32]，虽然为观察采访、找人写稿、编辑撰文等，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但收获巨大，同时也在清华园内文名渐起。

陈铨最初的习作，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奔走于各类“课外活动”现场，写了大量消息通讯；二是对清华校风校事的批评和建议，如《清华德育之回顾与今后之标准及实施》《清华德育问题歧路中的两条大路》《新闻政策与清华》等；三是《一星期的灰尘生活》《南游漫录》《波光鸿影》等游记；四是校园征文和迎新送旧类文章，如《清华学生生活的批评》《清华学生课堂上的生活》《我的清华生活最快乐的一幕》《送别之言》《欢迎新教职员新同学》等；五是主编两份副刊时，写了不少随感杂谈、批评研究、翻译介绍、诗歌小说等。这些作品真实记录了陈铨的成长历练过程、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反映了一个有为青年勇于探索、研求真理的批判精神，具有丰富的认识价值。

经过中等科四年的勤学苦练，陈铨虽未择定学业方向，但已基本完成知识和能力的原始积累。1925年初，他函告父亲：

这一年所做的事来说，学问方面，自己总算没有一天虚过。中文方面，作文看书，都较以前进步，智识也较以前宽广一点。英文现在读书，差不多与中文一样的容易了，使我读书的范围，增大不少。^[33]

此时，陈铨不唯在学术潜质上初现端倪，而且品行心智、处世为人也趋于成熟稳定，初步奠定了人生的框架和底色。

五、乡愁、婚约与友情

1924年，社会上有谣言称：“清华学生皆为官吏子弟，入学不重才学，而以其父之官势为转移，一经入校，出洋可靠，并不问其在校功课合格与否。”时任校长曹云祥撰文回应，以客观翔实的数据统计，予以驳斥澄清^[34]。实际上，清华学生虽多来自中等以上家庭，但出身微寒者也不少，如陈铨同级的杨允奎、张敷荣、武三多等，或自幼失怙，或家道中落，皆求学不易。

陈铨虽自称“中人之家”，但自上成都求学后，家中经济每况愈下，年长一岁的四哥不得不放弃学业。每一及此，他总心绪不平，默默难过，不时警醒自己：

不由地想到我的炼云四哥，假使他能同我一块儿，其快乐岂有终极，然而他已经因为我出来读书，负担太重，家中无人，只好牺牲学业了！牺牲了我亲爱的人的幸福，来图我自身的前进，别人也许说我侥幸，然而我何其可怜！^[35]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侥幸，能够得这样好的父亲母亲哥哥？更不知为什么这样侥幸，能够以偏僻地方一个中人子弟来住清华学校？处着这样侥幸的机会，唯一的方法，就是充分去利用他。每每想到家庭，不替给我自己以鞭策。^[36]

虽然家中已尽力供给，陈铨经济上还是捉襟见肘，“每次开学，均因款项迟迟不到，书籍学费，不能缴纳购买，非常着急”^[37]，几乎年年为学费发愁。父亲又屡告以家乡“匪风甚炽，军队故意纵匪”，“无端勒索，不顾民命”，“官僚政客，只知自私自利，县中宵小，又复助桀为虐”，“公理正义，更复无人顾及”。陈智府老先生热血心肠，每遇不平辄“面陈当局，告民困苦”。陈铨不由暗暗叫苦，频频劝慰父亲，“以后对于此等事项，一概不管”，“彼辈嫉忌日深，无端嫁祸，不可不虑也”。^[38]

陈铨记挂的不单是父亲热衷公事，遭人嫉恨，还有母亲的操劳和咳嗽病、四哥的前途，以及一干弟妹们的教育。糟糕的是，时局混乱还致使“家中生意，又复窘迫”，长房兄弟“均不成才”，父亲亦无可奈何。陈铨“每一念及，心中非常不安，不知何以自处”^[39]。1926年5月，一向疼爱的大芸妹妹竟因病夭折，更让他痛心锥骨。陈铨自知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可学业未竟，只能待“将来学业有所成就，光大我们的门楣，使先代名声，父亲事业，光耀于世”，以报答父兄“辛勤抚养”之德^[40]。

1925年发生一件与陈铨婚约有关的不幸的事。成都求学期间，父母做主替他定下一桩婚姻，未婚妻为街坊中一萧姓贫家女子。虽难免受自由恋爱之新潮影响，但一向受教于传统，他只能“将忍受痛苦，牺牲自己幸福，绝不离弃，以伤父母心”。1924年，陈铨忽然在家信中与父亲谈及此事，大意为将来十年内，“不造成顶好学问，不愿回国”，成婚无期，“不独牺牲自己，而对方也要受无限痛苦”，故请父亲“告渠家以男读书计划，与两方利害；共同商量一妥当办法，免致将来彼此俱受苦痛”^[41]。

多年在外求学，不明底里，陈铨大概是想探知家中态度和对方想法，虽不无悔婚的念头，但也没有确定的主意，更谈不上反抗。但四哥却来信告知，家中疑心他“有意退婚”，父亲更是“情理相责”。陈铨无言以对，只能默默承受，黯然说道：

我将来自己家庭的幸福，是满不在心上的。我对于父亲母亲哥哥，我愿意尽我应尽的责任。我以后自己的家庭，要是能相得满意，我自然高兴，要是不然，我只尽我一点供养的责任，把我的快乐精力完全发展到学问事功上。人生的事情要做的正多呢，何必婚姻？人生应当爱怜扶助的人，举国举世都是呢，为什么不能爱怜自己的妻子？随着运命的途路，来定我对她责任的大小，这就是我对于婚姻的态度。^[42]

陈铨既决意委曲求全，只提出了两点要求，不要缠足，要读书写字，但结果却出人意料。1925年夏天，萧姓女子不幸病逝。陈铨虽“悲其遭际之艰”，却意外解脱牵绊，只是亲友街坊中退婚的传闻四起，他不仅自己背负压力，亦致父母遭到议论。

平心而论，陈铨对旧式婚姻确有不满，但为不拂逆父母，“更不愿彼之不得其所”，已“决计牺牲”，却未曾料到如此结局。百口莫辩中，他以诗明志，并嘱以家中再有为媒者，概以“清华章程不许订婚”拒之，还立下誓言，十年内不论婚事，唯“努力事功，将来若能为社会国家尽一分力量，则萧女虽死，彼与我自由，使我向上，其功甚大，彼亦将欢喜于地下”^[43]。无论刻意为之，还是机缘巧合，陈铨的确十年后才结婚成家。

陈铨自1921年初离家上成都以后，一直未及返乡，而每一念及家中的窘境艰难，便不能自已，乡思日炽：“是夜月明如昼，徘徊至十一钟始就寝，然因此遂思家不已，一二钟均不成寐”；“当我写信的时候，窗外雨下得很大，听听雨声树声，令人想家得很”；“思家之心，异常之厉害，比往年更甚，明年若道路平静，决回家一看，以释心怀”；“今日为除夕日，遥想家庭，不能奋飞，离家度岁，今已五年矣，父母音容，急思一睹”。^[44]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回乡探视，直到1934年自欧洲返国。好在多年求学途中，有同学友朋，相知相伴，聊慰思乡之苦和孤寂情怀。

清华学生贫富有别，但在清华园内凭的是人格品行和才学能力。菁菁少年，群居共处，朝夕相伴，共同经历青春的烦恼与成长的喜悦，无不结下纯真的友谊。事实上，必须交友，如何交友，交友何为，是清华学生的另一种必修课。吴景超曾撰长文《友谊》，细细讨论交友之道^[45]，陈铨彼时与这位威信很高的学长多有过从，自是心有同感。

陈铨性情温和，坦荡持重，热忱友善，十分珍惜同学之情、友朋之谊，“从来没有同别人吵过一次，至于打架更不用说了”^[46]，平时非常注意如何为人处世、择朋交友，并时有反思，思虑得失，力求改进，从善如流，而对于有缺点的同学，则以真诚之心，诤言劝勉，相帮互助。

清华学生讲究同乡情谊，四川是大省，学生多，又远在大西南，格外重乡情。陈铨与向理润、贺麟、林伯遵、何祖义、曾远荣、徐敦章、杨允奎、张弘伯、谢星朗等众多乡党关系密切，彼此照应。1923年暑假中，陈铨曾与向理润、贺麟参加了东南大学的暑期学校，并偕游杭州、上海、南通等地，结下了终身至交。当然，不仅同乡，陈铨与同室、同级也相处融洽，更有意结交“出类拔萃”的校友，以为榜样。1924年暑假，陈铨与钟耀天、陆起华到烟台消夏，与王造时、徐敦璋、王之、冉鸿达等故朋新交，游泳打球、读书畅谈，其乐融融，并写下成长心曲《海滨日记》。

陈铨宽厚通达，推己及人，又勤奋好学，深得同学师长之肯定，这为他的学业之进步、人格之养成，创造了愉悦的环境和良好的空间。他也对美好友谊唱出了真诚的赞歌：

四年中，不断的有最可爱可敬的朋友来鼓励我；安慰我；劝告我；扶助我；增长我无限的勇气；培养我簇新的生命；使我相信这鬼蜮可怕的人间，还能够有人以诚相见，这是何等伟大的力量呵！^[47]

升入高等科后，随着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大多同学将至成年，学识理想、个性气质等已初成气象。数年的朝夕不离，全校上下，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已彼此熟悉。交友方面也发生一些变化，虽故朋仍旧，但过从更密的则多是志趣相投者。盖因经由几年的选择组合，交游圈子相对稳定，而且毕业将至，留美有期，无论是选择何种专业、将来如何谋生的切近目标，还是学得何种真正本领，创得一番事业、贡献于民族国家的远大理想，都应互相联络，切磋研磨，及早预备。怡怡相悦之少年情谊，已上升为志同道合之交。

虽然日后因专业、职业、际遇等不同而星散各地，一旦因缘际会，重获聚首，他们往往又梦回少年时代，演绎出一幕幕清华园中曾上演过的桥段和故事。抗战时期，陈铨与林同济、贺麟等“至好”，以及何永佶、雷海宗等众多清华校友云集春城，名噪一时的“战国派”由此诞生。事实上，在笔者看来，“战国派”的源头就是在清华学校。

六、多事之秋

1925年初，陈铨曾这样评价自己：“我现在同以前不同的一点，就是看事情比从前清楚，尤其是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对于处事待人方面，自觉较从前更看得清楚，更知道自己应当怎样做。讲话也知道轻重一点”。^[48]好友贺麟亦有“陈心好似大明镜，万事万理无遁形”^[49]之评价。但生活和成长并非总是一帆风顺，1926年前后，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学校、时局等公共领域，皆发生出人意料的遽变，促使陈铨不得不在喧嚣中冷静思考，作出判断，并走向成熟之境。

首先是1925年9月，清华学校迎来了120余名新生（本科生和研究生），旧有格局被打破，学生的成年化、新旧制学生的利益冲突、动荡的时局等，给校方和学生皆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1925年4月，陈铨就敏感地指出：“新生加多，已成的风气、势力不能使新生都清华化，新生带来的风气，势将弥漫于清华”，“聚千百将成年的青年，思想身体正当发育的时候”，“不能不有惧心”^[50]，尤其是“大学生及研究生此后均无出洋资格，能出洋者，只有我等旧学生一百八十余人，权利不同，将来不知会不会发生冲突”，尽管“学校方面及旧学生现在极力设法使新来者，熟悉情形，增进感情，免致将来由嫉妒而决裂”^[51]，但还是出了不少问题，此后几年清华园内风波不断^[52]。

其次是时局动荡带来的巨大影响。清华学生一向疏离“政潮”，但自1924年始，革命潮流逐渐影响到校园。当年初，施滉、徐永煐、何永佶（吉）等在假期游历广州，并到“元帅府”拜谒孙中山，他们返校后写了不少相关文章^[53]，此后《周刊》时载有国父的消息。1924年底，孙中山进京，清华学生会派彭文应、徐敦璋、王造时去请他演讲，孙因病未来，却促成了汪精卫到清华园演讲《革命之历史》，据说“大受全体同学的欢迎”^[54]。而接下来发生的孙中山逝世、五卅惨案、首都革命、三一八惨案、京城兵变等一系列变故，在清华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学生或主动参与，或被动裹挟其中，或遭到战争的威胁，已难以安心读书。这一时期有三件事对陈铨个人产生重要影响。

其一是五卅爱国运动。陈铨不仅参与集会游行、宣传捐款等集体行动，还与王造时、贺麟等编辑日刊《上海惨剧》以及《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暑假中又与张荫麟、林同济、彭光钦三人，费时多日收集整理、汇纂而成《五卅痛史》，为国耻存照，以警策国人^[55]。陈铨在运动中深受爱国主义洗礼，灵魂受到极大震撼^[56]，接连写下《认清题目》《游行之后》《谈作战的步骤》等批判英日暴行，探讨斗争策略的杂文，并试图从国民性角度探究中华民族屡遭外侮的原因。他认为，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素以“宽大”“和平”待人，“不尚武力”，“没有国家观念”，每每委曲求全，不为“国家神圣而争”，总做着“正义人道，世界和平”痴心美梦，而“处此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时代”，必须“提倡国家主义，注重军事预备”，才是“永久的救国方法”^[57]。陈铨抗战时期提倡崇武尚力的民族精神和救国方略，在此已见形状。

其二是主编《清华文艺》时遭遇挫折。首先，因为校方不愿增加津贴，致“编辑部”与“经理部”发生矛盾，出了两期后，几近停刊。其次，文学在清华园内，尚属小众，多玩票性质，并不以为业，贬损非议者不乏其人。再者，《清华文艺》多为校内来稿，陈铨作为主编，在稿件取舍上可能也招致责难，甚至要“提出辞职”，欲“与人对骂”^[58]。凡此种种，致使他在最后一期发表《编辑罪言》。事实上，这不算多大的艰难险阻，只是作为象牙塔内的青年学生，偶遭指责，即产生了挫折感，竟有“生前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今生偏来当《清华文艺》的编辑”之语。《清华文艺》之于陈铨意义重大，他不仅发表了众多作品（也是遭指责原因之一），锻炼了写作能力，还为日后办报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三件事是1926年初因张彭春辞职而引发激烈风潮。张彭春也是清华校友（1910年第二批直接留美生），1923年9月到清华学校任教务长，厉行改革，旧制生与他“感情颇好”，“平日视张为清华唯一理想人物”^[59]，但也得罪一些同事。1926年1月，几名教员突发责难，起而“倒张”，校长曹云祥亦与之决裂，张彭春随即挂职而去。学生闻讯“群情彷徨，不知所措”，立刻集会商议，多方活动，后来张去职已经成了定局，遂转向“改造清华运动”^[60]。

1926年2月4日，学生获知张彭春是日离校，即请与之晤谈，了解情况后，立刻召开评议会，议挽留张，并质问校长曹云祥。第二天，清华园“风潮大起”。据吴宓所述：

学生开大会，挽留张仲述……（议案）通过后，即聚众前往包围校长住宅，迫校长签约，允行三事。（一）迎张氏回校。（二）斥退王、庄、徐三主任。（三）改良学校，裁员减政。校长悉允之。次乃包围王、庄、徐及曹霖生之住宅，并游行，唱口号，加以辱骂，迫王、庄、徐对众立允辞职。^[61]

两天后，《晨报》《京报》刊载了张彭春的辞职信，事态进一步扩大。其后，曹、张又公开撰文，针锋相对，各具说法。

经过调查，学生们一致同情张彭春。2月20日晚，学生会召开评议会，议决驱逐校长，并拟次日晚间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如经全体认可，立即暴动施行”。紧要关头，21日上午，贺麟、陈铨、张荫麟三人找到吴宓，告以详情，并提出平息办法，敦请“速言于校长，当机立断，以免迫近眉睫之大祸”。好在校方当局立即依陈铨等人的建议行事，解聘了“倒张”的几名教员，裁撤冗余机关，决心改良学校，风潮遂告平息。

风波前后，陈铨悉数参与，曾在家信中以告父亲：“事之起源，由于教职员有人排挤张彭春，又未说何项理由，故学生非常愤激，遂群起主持公道。迨风潮既大，张氏不回，遂进而图改良清华。”但是他并不主张过激的行为：

清华非一日所能改良，学生能力有限，而欲糜烂全校，牺牲一切，以图不可必之改良，非善策也。故当事起之时，男即主张学生为主持公道起见，可以挽张，若事势不能挽回，则公理已伸，学生即可以已，至于清华各理弊端，宜预备长期之运动，不宜遽行激烈手段，作无谓之牺牲。男虽有此主张，而群情激昂，置之不顾。^[62]

该事件是曹云祥上任后“唯一的风潮”^[63]，却几达不可收拾的危机局面。陈铨始以“词不见纳，遂谢绝一切，毫未与闻”，但关键时刻，还是公心所在，暗中调停，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扩大。贺麟后来提及此事曾赞曰：“陈言利似刃，斩金截铁解纠纷，判析毫芒惊鬼神”^[64]，表明陈铨的意见应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亲身经历“群众之轻举妄动，不筹大局”，往往“只图一时之快意，不顾将来之一发而不可收拾”^[65]，则让陈铨感慨莫名，思绪万端，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

树欲静而风不止，清华园内风潮刚刚平息，1926年3月，日本人挑起大沽口事件，激起国人极大愤慨。18日，北京数千名学生、市民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反对所谓“八国通牒”，惨案随之发生。当日清华全体学生皆参加了天安门集会，少数前往执政府请愿的学生，同遭毒手，五人受伤，大一新生韦杰三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月，奉直联军与“国民军”开战，京畿一片混乱，人心惶惶。清华园一度四围皆兵，“人马出入，杀气腾腾”，风声鹤唳，连运动会上的发令枪声，亦致校园内一片“惶恐之象”。好在“清华以有美国关系，学校当局又与最高行政长官，声气相通，故军队惮而不敢轻犯”，校方又敦请警察时时护卫，附近的很多居民也进入校园里避难。及国民军败退，奉直联军把持政权，报人邵飘萍被杀，《周刊》也遭印刷局老板勿谈政治的“警告”。^[66]

北伐战争将至，山雨欲来风满楼，“最时髦之新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等类，而在最近之清华之中，均已‘崭然露头角’”^[67]，学生加入党派蔚然成风^[68]，“加入国民党者有之，加入共产党者有之，诸如此类，五花八门，不知凡几”^[69]，“打倒”“推翻”之风“潮涌飙暴”，甚嚣尘上^[70]，“‘党同伐异’的时症非常的流行”^[71]。1926年3月13日，清华学生隆重举行了“中山先生周年纪念”活动，李大钊、陈毅到会演讲，鼓吹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工作目标^[72]。以致梁启超感叹道：“近来学生运动，已沾惹了万恶的政治毒。分党派的恶现象在学生运动里也有了。”^[73]

虽然积极“活动”者不过少数，但也足以影响校园风气，学校当局对学生风潮心有余悸，也无力管束。总之，自陈铨入校以来，一向稳定安宁的清华园，在1926年前后陷入躁动不安、随时可能引发风潮的境地。国家状况更是糟糕已极，中华大地，烽火遍地，交通阻隔，前途未卜。1927年9月，曹云祥在开学典礼上说道：“上学期期终，谁又不能预料现在能开学；而今天居然能行开学礼，实为大幸！”^[74]

七、学术救国

国势风雨飘摇，变幻莫测，清华园内同样令人堪忧。一向在家信中报喜不报愁的陈铨，屡屡告以老父自己的迷茫忧思：

过年时同学常彼此送贺年片，年片种类甚多，花样百出，兹寄回数张，以见一斑。处此国家纷乱之际，疮痍满地，有何兴趣，从事于新年庆祝？

近来京中学生界谈革命谈主义之风气，异常厉害，以素不管国事之清华同学，近闻加入国民党者已四五十人。其心可嘉，然智识未足，未免过于轻率耳。

清华同学加入国民党者日益增多，遇事把持，压制同学，男稍表不满，即受其嫉视。青年时代，如此发狂，真可痛心，此等横逆之来，唯有恕之而已。……终日叫嚣，排除异己，暴戾恣睢，养成恶习，国家元气，将断丧尽矣。

复又说所幸“大部分同学，尚未冒昧加入，唯从事学问，俯首读书，待至学成，再出图匡救，若果青年学子，均能如此踏实做去，国家前途，尚有可为”。作为“大部分”中之一员，陈铨此时左思右想，细细琢磨，逐渐想清楚了未来的人生计划和努力方向：

从前只想过一学者生涯，近来看国家情形，日益紊乱，觉非出世作事，对社会有所补益，则中心不安，故将来选择职业，大概不仅偏于学问，而同时并重实际工作。总之以作事为目的，学问为根基，老守书本，不与人事，非所愿也。

唯有努力学业，以便他日报效国家，补救万一耳。

处此情形中，唯有俯首读书，从事研究，不取若何举动，待将来学成，再出而问世，未为晚也。

“三一八惨案”给陈铨带来了极大震撼和愤慨，同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国家情形，愈趋愈乱，莽莽中原，无一片干净土，男目前唯努力学问，将来再图补救，至力尽心枯，则毕身责任，即算卸却，结局如何，无法确定也。”^[75]与私衷相表里的是，陈铨在此期间公开抒写了对军阀干政、武人治国的无比愤懑^[76]，同时也发表对“革命”“救国”和青年责任的看法。

在陈铨看来，“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破坏，而尤在建设，欲图建设，非有知识不为功”，万不能“以不知觉不知，以不觉觉不觉”，“社会上的事情，原因复杂，何者应破坏，何者应如何破坏，脑经简单，知识不足的人，万万不能胜任此重大使命。有时目标认错，方法认错，其害反胜于常人”，“真正的革命者”要“有高尚的知识，有过人的眼光，看出社会的病原，一腔侠肠，不能自已，故挺身直前，以图拯救”^[77]，“决不是没有学问，拿一枝枪，骑一匹马，就可以打平天下的”^[78]。

于此，陈铨把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希望寄予自身一代青年，“要图拯救，我们不能靠官僚，不能靠军阀，不能靠强邻，所可靠的，唯有中国有志的青年”，而首先要“完成人格”，再“联络同志”，“分工合作，预备全盘的计划”，依靠“有严密组织”之团体，为“国家努力”^[79]。青年以后的工作则在：“（一）砥砺我们的德操；（二）增进我们的学识；（三）训练我们的思想；（四）研究中国的问题；然后：（五）认定一种目标或信仰一种主义；（六）以谋建兴中国，然后再谈：（七）改造世界”。^[80]

1926年3月，陈铨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成立一个新团体——弘毅学会。3月19日晚，成立大会在清华工字厅正式召开，到会者30余人。张景琨、吴其昌、徐敦璋等先后发言，陈铨详细报告了发起的经过、原因、宗旨和信条，强调学会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只是“砥砺人格，研究学术的团体”。随后选举“职员”^[81]，明确分工，陈铨被推为会刊《弘毅》总编辑。一星期后，通过张荫麟执笔的宣言《弘毅学会缘起》^[82]。关于弘毅学会的发起和成立过程，陈铨曾描述道：

弘毅学会之酝酿，盖始于民国十四年秋。当时清华学校一部分留美预备部学生，与一部分新大学学生，为联络感情，研究学术起见，时相过从。后以清华尚无大规模之学术团体组织，颇欲集合同志，发起学会，然以功课纷忙，亦无暇及此。十五年春，往还愈密，相知更深，每当扺掌谈天下事时，辄觉近时国势颠危士风浮薄，后非倡一种勇敢直前之精神，辅以虚心考究之态度，不足以扶危持颠。于是几经筹划，约集同志，计开筹备会三次，小会十余次，最后通过章程，遂得正式成立。^[83]

弘毅学会组织周全，分事务股、学术股和出版股，宗旨、会章、职员、宣言、会刊等一应俱全，与陈铨之前参与的团体有很大区别。首先，学会成立时就宣布与“本校校务毫无关系”，已近于社会化组织。其次，会员成人化，来源广泛，大多具有一定的学术积累^[84]。再次，明确提出以“砥砺人格，探究学术，交换思想，谋求中国之解放与改造”为宗旨，并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办会刊《弘毅》杂志。^[85]

《弘毅》自1926年5月至1927年5月，共出9期8册（其中第2卷第1、2期为合刊），历时整一年。任《弘毅》总编辑的一年里，陈铨得心应手，一展其志，编刊、著文、翻译，学业又再上台阶。如其所言：“此事虽觉忙碌，然因此关系，男可认识联络许多朋友。且男将来事业，大概在文字方面，此时得点练习，亦不无益处。”^[86]1927年初，在编完第2卷第1期后，陈铨以将要毕业、事情多，辞去了总编辑，由付举丰（任敢）接任，出两期后，因经费支绌等原因停刊。

《弘毅》学风严谨，研究切实，具有较高的水准，实现了弘毅学会“业有特精，术有专长”，“以探究态度，批评精神”，研求“学说”的初衷。所载70余篇文章涉多个学科领域：一、国学研究；二、欧西文化、文学和科学译介；三、中国、苏俄、日本、欧美等政治问题的理论研究；四、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五、时事评论、会务报告和会员通信等。作者群阵容强大，如新生部的吴其昌、周传儒、李健吾、付举丰、章熊等，行将留美的徐敦章、陶葆楷、崔龙光等，以及张荫麟、陈铨、罗皑岚、向理润等。此外，《弘毅》还载有梁启超、王国维、黄侃、陈长蘅、陆志苇、周鲠生等著名学者的文章或演讲，据称清华“评议会”“出版委员会”曾报告学校：《弘毅》“有给予津贴的价值”^[87]。

1926年6月，陈铨在家书中写道：“此次留美同学中，有七八人与男均为至好。放假后尚需时日，商量将来一切计划，一切联络进行等事项，因此番别后，各自东西，将来留美回国，均不知能否重相聚也。”所谓“至好”，非相知者不以此称，所谓“计划”“联络”者，不唯友谊，还有约为同志，以俟将来，谋图拯溺，为国家民族之公事也。而这些“至好”当有林同济、徐敦璋、陶葆楷、王之等弘毅会友，以及不知何故未加入弘毅学会的贺麟。有意味的是，此年留美学生中还有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斥“战国派”为“法西斯主义”的谢启泰（章汉夫）。

从“五卅”到“三一八”风雨如晦的危局中，作为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青年知识分子，陈铨在清华园内基本完成了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认识、思考、判断和取舍——努力进德修业，求得真正学问，再图渐进改良之救国之路。而从《清华文艺》到《弘毅》，陈铨也一步一步接近并最终选定了学业方向——文学。

八、“亲密的先生”

清华学生一般在留美前一两年才“择业”（学科方向），陈铨未雨绸缪，1923年就开始考虑了，并“问了很多有经验的人”，据“他们的忠告”与“自己的审查”，一开始有学教育的动议。因为他认为“教育为国家精神之所托命”，“国中研究者之太少，又见教育对于国家人民之重要，故近来颇有学此趋向”^[88]。

1924年初，陈铨又多次请教“职业指导部”主任庄泽宣博士。庄为清华1917年留美生，作为过来人，他建议还是以打基础为宜，到高等科二三年级再作定夺。^[89]当年秋，升入高等科的陈铨给自己定下了“造学计划”：“把大部分的功夫来费在语言同科学上”，文科则“通通不学”，因为清华师资“不狠好”，“参考又不够，费一年功夫，仅仅学一二本书而已”，“若是语言弄得好，将来到美国参考方便，不过一月功夫，学来还踏实些。至于语言是造学的工具，多一分气力，多一分用处”^[90]。

自此，陈铨依计行事，钻研“各种学科入门书籍”，打牢学业基础，并“留心”与“各种事业上人的谈话”，“以便作择业预备”。^[91]可能越来越发现自己的兴趣和优长，慢慢集中在“文字上面”，兼本来对文学就很有兴趣，但陈铨却并没打算以之为终身志业，最终学“文学”，吴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经顾泰来举荐，吴宓1925年初回到清华主持研究院国学部。虽因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浪漫天真、不合时宜的行为做派，公开私下皆颇遭议论，但作为成名的学者和校友，在清华园却有很高的人气声望，自然也引起陈铨的注意。初到清华，吴宓专门为中文根底好的学生开设了一门《翻译术》课程。陈铨虽“本无意翻译”，但钦慕其学问名声，又被国文老师“举荐”，并通过了考试，遂加入其中。贺麟曾回忆道：“吴宓先生是当时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他开了一班‘翻译’的课程，选习的人并不多。有时课堂上，只有荫麟、陈铨和我三人。我们三人也常往吴先生住的西工字厅去谈论。”^[92]此后三人与吴宓过从密切，后世谓之“吴门三高足”。

《翻译术》是吴宓到清华开的第一门课程，其宗旨“在视翻译为一种文学上之艺术，由练习而得方法，专取英文中之诗文名篇杰作，译为中文，而合于信达雅之标准”，其教授方法为：

先讲授翻译之原理，略述前人之学说，继以练习，注重下列三事，为翻译所必经之步骤：（一）完全了解原文，（二）以译文表达之，而不失原意，（三）润色译文，使成为精美流畅之文字。练习分短篇长篇二种，短篇一学期中多次，题目由教师发给，专取各种困难繁复之句法，译卷由教师批改，长篇一学期一次，学生各择专书翻译，而由教师随时指导之。^[93]

平时多选西洋经典诗文，要求学生反复揣摩，并迭出新意地用近体诗格翻译西洋诗歌，还将学生的翻译习作，择优登载于《学衡》杂志。经吴宓课堂内外的濡染熏陶，陈铨、贺麟、张荫麟、董承显等皆对文学和翻译发生浓厚兴趣。

可事实上，陈铨、张荫麟诸人此时都不想学文科。1925年8月6日，陈铨造访吴宓，具体若何不得而知，只见吴宓在当日日记中愤愤写道：

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科学，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甚矣，习俗移人，陷溺之深，竟无有能脱离污泥而克自树立者。哀哉。^[94]

吴宓的无奈喟叹大概也是有感而发，盖因在刚发生的五卅运动中，“三高足”皆满怀热忱参与其中，贺麟还被选为清华“沪案后援团”的代表，暑假中还曾到河北、河南等地宣讲鼓动爱国主义和三民主义。当然，师生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只是学以致用、匡救时弊的救国理念，还在于思想观念上的冲突和交锋。

1925年初，吴宓在一篇译文的按语中，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制”，来例证“遽尔全行革除，则为患实深”，并批评“今之治国学者，但知从事考据，琐屑推勘，甚或专务疑古，以推波助澜，破坏礼教”^[95]。吴宓的观点本不值得一驳，但彼时陈铨正受包办婚姻困扰，情郁于中，见如此言论，不啻如鲠在喉，便著文予以质疑。在陈铨看来，“方术”和“标准”应该适时而变，“与今日之社会情形，是否扞格不合？苟其不合而有害也，则改之”，“不然，则错取一标准，可害人于无穷”，“万不能含糊过去”，不独旧式“婚礼”之荼毒人性，中国“数千年来死于不良礼教者，多不可胜计，皆由其中不良之标准在，而人乃惮故习而不改也”^[96]。

据陈铨所言，反驳文章完成后，“恐吴先生有未尽之论，或有对于婚礼具体建设之主张，为予所不知，或为先生未尝为文发表者，故寄示之。后又与之晤谈，承其详为解释，约二时之久，然予心不以为然”，并写道：

予深慨今日之学风，非盲目信从，互相称誉，即不分黑白，尽力诋諆，对于一种问题，每多不努力于平情建设之论，而徒从事于怨歌嗟歌之言，与意气之争执，故于师友交游，均不敢随意阿附，毅然以求真为念，想亦吴先生之所赞同欤？^[97]

实际上，对于五四以来关于传统和西化问题，陈铨有非常清晰的判断：“外国化与不外国化并没有什么要紧，只看化得对不对”，“不必见着采用外国制度风俗文物，就摇头咋舌，深叹国粹国糟，不能保存”，“只要化得对，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98]，可谓是十足的“拿来主义”。在激进的文化革命潮流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吴宓逆势而动，援引其哈佛大学导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以一己之力办《学衡》，致力“昌明国粹”，以期保留和重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人文传统^[99]。陈铨则多受新学思潮和爱国运动的濡染熏陶，崇尚自由民主、科学理性之现代观念，更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谋图拯溺的济世情怀。这是师生间思想观念上的根本区别。

吴宓终究是一个容忍异见的谦谦君子，也表现出一个良师的胸襟风范，只是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清华新派之对宓攻诋，此其开端矣。”^[100]担心的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场小小插曲，映射了双方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并不妨碍师生间的密切过往。受吴宓课堂内外的循循善诱，陈铨的兴趣逐渐转向文学，也每每得到吴宓的褒扬鼓励：“昨翻译班教员吴宓先生，将男所译安诺德英文诗一首，深为嘉许，并拟以登《学衡》杂志”；“近日读英文诗甚多，常择其优者，译成中文诗，作为翻译班功课，吴宓先生颇为赞赏，已登数首于《学衡》杂志。”^[101]

即便如此，陈铨仍无意于学文学。此时，他可能满脑子都在琢磨究竟哪种学术，能迅速发生作用，起溺图强，洗雪国耻。1926年3月13日，在清华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会上，陈铨撰写一副“最长”的挽联：

重挥急泪哭先生：看今朝华夏，此斗彼争；主义信徒，笔酣墨饱；霖雨苍生之望，悠悠者，竟谁堪指数乎？四十载辛苦经营革命事，成功未竟；群龙失首，大陆仓皇，外患燃眉，新亭饮泣；热血已如怒涛起，道所痛与世间离，妙药可返魂，愿活我公于九京，领袖同胞，实现三民主义！

再到碧云追往迹：正斜日暖风，莺呢燕语；青衫红粉，踵叠肩摩；尽忠报国之成，啧啧者，更互相口道矣！五千年神明种族奴隶耻，誓死不承；众志成城，危邦拯救，内忧逼目，遗范遵循；睡狮近自长梦醒，豪杰何须文王作，精灵终弗泯，建兴伟业于中土，排除万险，保全一片河山！^[102]

这极具象征性的话语和行为，既是对孙中山的敬仰，也是其彼时所思所虑和理想抱负的真实写照。一星期后，陈铨在家书中写道：“去年曾告阿父，男颇有志于教育，今则兴趣已变，颇有志于政治与新闻，自审才力，尚能有一番建白。”^[103]

一直以来，清华留美生“多攻应用科学”，尤以“习工程实业者，为最普遍”，1920年代以后，“兵戈四起，疮痍满目，民不聊生，遑言工业”，“英雄无用武之地”，选理财经国者渐多^[104]，甚至学军事学的也不少（如曾锡珪、孙立人、李忍涛、梁思忠、谢明旦、王之等），但学文学者一直寥寥无几，如1924到1926每年均为一人（李方桂、孙大雨、李唐晏），1927年也只有朱湘和柳无忌，只有1923年稍多^[105]。于此就不难理解，陈铨即使颇有兴趣，却并不想以文学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