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艺术装点小说

描述贾府奢侈的家具陈设自然会涉及绘画与卷轴，通常刻画中会带有全局性的叙述目的。诚如张冠印所指出的，强调这些绘画的文学作用，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尽管曹雪芹提到的画家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是图画本身却是虚构出来的。^[1]图画的名字通常起到深化小说情节的作用。例如，在第五回中男主人公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观看过的特别重要的一系列图画，描述的是隶属于所谓“薄命司”的一群年轻女子，图画描绘的是她们的悲剧发展及她们最终在外力影响下逐渐从大观园分出去的情形。在观看这些图画时，宝玉获准预知他的堂姐妹、表姐妹——她们构成了十二钗中的绝大多数——的悲剧命运；每个女孩的将来都用一首诗与一幅画加以说明。通过这种诗与可视艺术的结合，一系列令人费解的谜出现了。读者在小说开头就意识到了主要情节线索。

有效地利用绘画作为预示情节发展的线索，是一种不言而喻而且行之有效的文学技巧。然而针对曹雪芹对艺术的征用，尚有不同的解读。张冠印等学者指出，曹雪芹对艺术作品的有效利用，表明作者在中国文化领域的显著成就的同时，也使他得以进一步加强贾惜春、贾探春和薛宝钗等三个女孩儿的形象塑造。^[2]另有一些学者，比如静轩指出，《红楼梦》表明曹雪芹“对中国传统的工艺、绘画等也十分钟爱”。^[3]关于该情况，王毅指出，曹雪芹对艺术珍品和园林设计的精心刻画，一方面起到标明贾府高度特权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为了“完善对每一个居住者气质的刻画，并起到规范美学风格的作用”。^[4]

本章论证绘画与艺术还在一个更深、更抽象的层面上起作用。通过呈现大观园围墙的可渗透性、围墙内不真实的纯洁生活及其衰败的不可避免性，说明绘画与艺术在表现十二钗的悲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起到最终的象征作用。绘画与艺术在表现乌托邦的破灭这一宿命的悲剧时起到关键作用。艺术与艺术过程不仅有助于人物性格塑造，或者有助于进一步论证曹雪芹的民族主义天才，而是作为关键的方法，借助它们，与世隔绝、完美无瑕的大观园生活走向解体的悲剧被推进到不可避免的结局：降低身份去和真实世界相混合。贯穿小说始终，作者都有规律地充分利用“艺术”创造幻象，以表达上层社会“性别隔离”的惯常做法，并证实女性世界的圣洁与受庇护的暂时性。^[5]

曹雪芹借助绘画与其他艺术形式刻画“性别隔离”，这与小说中最主要的情节展开场所大观园立即联系到一起。在中国精英阶层的美学惯常活动中，艺术品与园林设计是紧密相联的，这表明大观园与艺术品的关联绝非偶然。王毅将贾府的室内装饰与大观园相联系，他说：“居住艺术不仅是整个园林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代表了园林艺术长期历史发展的成果。”^[6]本章说明，大观园与艺术的联系对于理解“性别隔离”的失去方面意义至关重要；而“性别隔离”则是构成小说悲剧效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