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导论

一

《红楼梦》是一部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它最初出版于一七九二年。从李汝珍的《镜花缘》到刘鹗的《老残游记》，晚清时期委实出现了许多著名小说，而民国期间，中国小说则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向着新的方向发展。但即便是最好的现代小说，在广度和深度上也难以与《红楼梦》相匹敌。因为，除了少数例外，现代中国作家尽管拥有所有新的艺术技巧，但由于缺乏哲学方面的抱负和未能探索到更深的心理真实，更多的依然是传统主义者。一个精通传统文学的学者为了表示对当代中国作品的轻视，总会这样问：“近五十年来产生的作品哪一部能够同《红楼梦》相比？”但人们也可以针锋相对地反问：“在《红楼梦》产生以前，有哪部作品可以与它相比？”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大约六十年前^[1]，在最初一批将西方思想运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国人之中，大学者王国维毫不含糊地断言，《红楼梦》是唯一的一部饱含悲剧精神的辉煌巨著。但是，王国维主要是深感于《红楼梦》作者对于人类在这苦难世界生存的意义所作的不懈探求。而在这一部小说里，哲学和心理学是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的——在中国文学中，《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最能体现悲剧经验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重要的心理现实主义的作品。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和《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同时代人，但比他年轻。他们生活的环境迥异，彼此互不相识，但在中国小说发展的特殊关头，他俩都共同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驱动——朝着现实主义道路更进一步发展，并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他们个人的经历。但是，作为一个运用一种更加纯粹的现实主义手法、风格更为简洁的讽刺作家，吴敬梓仍然采用现存的故事和趣闻去丰富小说的情节，增强想象力。而曹雪芹的小说则犹如诗歌和寓言，风格也更加口语化、更加详赡，同时他坚决避免利用第二手资料，并且更加深入地开掘个人生活经历。吴敬梓的兴趣在于肯定隐逸文人的理想和抨击世俗社会的罪恶，由此他使得自传条理化了。杜少卿做出一系列的姿态，甚至偕夫人同游姚园也是一个姿态。读者由此足以了解杜少卿对妻子情深意笃，以及他的超凡脱俗的行为，而在更近的距离内描写他的婚姻生活则会有损于他作为一个傲世独立的文人的形象。我们知道，吴敬梓曾在南京的妓院里挥霍过不少钱财，但是，如果在描写杜少卿时也将这一方面的个人经历一并写进去的话，势必会又一次玷污他的形象。因而，在吴敬梓的自画像中所略去的，正是坦白的成分，而真实地描写个人生活，再现更加隐秘的内心实际，恰恰是自传性小说所必需的。曹雪芹这样做了，正因为这一点，曹雪芹成为反对中国小说非个人传统的远为激进的革命者。在晚明时期，描写个人经历的散文和回忆录已十分流行，但尽管如此，《红楼梦》仍然是第一部大规模地利用个人生活经历的中国小说。《红楼梦》第一回开篇的一段评论，甚至在初版时，就非常巧妙得体地与正文衔接在一起。

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

这种坦白的、忏悔的语气是令人吃惊的。

早在四十五年前，胡适就开始了对于《红楼梦》自传性质的最初探讨，并促使人们对于一切与作者可能有关的材料进行精细的研究。但是至今我们对曹雪芹身世的了解甚至比对莎士比亚身世的了解还要少。对于作者生活中出现过的许多女子，虽然她们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使得注释者十分关注，但我们除了只能依据小说中的评论加以推测外，实际上是一无所知。然而由于曹雪芹出身于曹氏家族，这个大家族的好几代都是清朝皇帝的侍从，因此有足够的档案材料保存了下来。我们可以据此来重现曹雪芹的家庭背景。曹雪芹的曾祖、祖父、伯父和父亲都任过皇家织造官（这是一个很有油水的肥缺），先是在苏州上任，后到南京。祖父曹寅是文人学士的恩主，本身也是一个诗人。康熙南巡时，连续四次以南京曹寅的家为行宫，这使曹寅耗费了大量的钱财。不过，曹寅却得到了其他赚钱的肥缺来填补他的费用。

曹雪芹本名霑，生年不详。对他的生年，当今学者最有影响的两个假定时间，一是一七一五年，一是一七二四年，但我更倾向于认为他出生当在一七一六年到一七一八年之间。康熙之后继位的雍正皇帝对于曹家远非友善，一七二八年，曹雪芹的父亲曹頫被雍正革职抄家，大批财产被没收。然后，曹雪芹七岁到十二岁之间，和父母一同迁居北京。此时他们已家道衰落，但仍与满族的贵族们保持联系。绝大多数的研究者们认为，一七三五年乾隆皇帝继位之后，曹氏家族曾重新受宠，但是在一七四六年左右，当曹雪芹开始写他的小说的时候，他早已迁居北京西郊，生活窘困潦倒，曹的家庭可能在此之前又遭一次灾难性打击并且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作者曾经极其贫困，他的一些朋友，著名的如满族兄弟敦诚、敦敏写下了一些关于他平时为人的诗和杂记，从中可见作为一个诗人和画家，曹雪芹喜欢饮酒，而且健谈。根据另一个满族人裕瑞的记载，雪芹皮肤黝黑，身材胖大，全然不似他小说中那个清秀漂亮的主人公。曹雪芹去世的时间极有可能是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三日。从敦诚写的挽诗来看，在他去世前几个月他遭到丧子的不幸（这个孩子极有可能是第一个妻子生的），续弦夫人在他之后去世，而关于这位夫人我们所知道的也不过如此。

如果说现代研究至今还没有发现多少关于曹雪芹的身世的确凿事实的话，那么近年来《红楼梦》的一些重要手稿出现，则使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地再现它的创作历史。然而，许多重大的疑难问题至今仍然未能解开，而且，根据少而又少的资料作多而又多的主观臆测的一些早期的观点流行甚久，以至于一种新的更合理的理论还不能迅速获得普遍的认可。但是，为了正确地理解这部小说，关于它真实作者的情况以及早期的版本必须加以详细的描述，尽管其中有许多仍是臆测的。

《红楼梦》直到曹雪芹死后近三十年，才在一些对曹氏家族完全陌生的人的主持下，以标准的一百二十回本的形式出版。其中的前八十回曾以“石头记”为题，甚至在曹雪芹活着的时候就在他的朋友中流传。这八十回通常是手抄本，其中包括曹雪芹的一个近亲，笔名为“脂砚斋”的人所作的评点。此人显然享有特权，每当《红楼梦》的一些章节写好后他便有幸立刻读到，而且在作者生前和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不同的场合对这些章节加以讨论。根据脂砚斋的评点以及作者亲友们的为数很少的评论，前八十回确为曹雪芹所作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了。

但是，后四十回仍然是个问题，尽管评点家脂砚斋看过八十回之后的一些情节的手稿，然而完整的章回在作者生前显然没有问世。甚至在他死后，绝大多数流传的手抄本也仅有八十回。因此，一般读者大众所能得到的完整版本只有程伟元、高鹗一七九一年刊行的版本（实际上是一七九二年出版的）。程、高二人深恐读者询问后四十回的著作权问题，为此在这一版以及两个月后印行的修订版的前言里，他们向读者说明程伟元多年来如何搜求散佚的手稿，又是如何请高鹗来帮助编纂整理成这四十回的。如果按照现代编辑的通常方式，他们应该提供详细资料说明每一批手稿是何时从何人手中得到的，哪些手稿是作者的手迹，哪些不是，并且确切地说明作了哪些编辑工作。假如这样，所有后来关于后四十回的可靠性的争论也就是多余的了。但由于程、高二人提供的信息简略而又含糊不清，而且由于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迹象似乎都表明曹雪芹仅仅完成了前八十回，因此，现代流行的看法，如同我们现在所持的观点一样，是高鹗续写了后面的三分之一。根据这种观点，高鹗主要是依据前八十回的发展线索续写的，当然，在续写时他一并吸收了新发现的原作者的手稿，但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最低限度地估计了程伟元实际拥有的手稿的数量。

但是由于最近发现的原始资料，我们今天得知程伟元和高鹗力主这部小说的完整形态应为一百二十回是不错的。当题为《石头记》的脂批手抄本广为流传之时，题为《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改写本甚至在程、高刊行他们的版本之前亦未逸失。我们在一七九一年以前的几种书目中发现了这一迹象，尽管直到一九五九年才发现一册这样的抄本。此本现已用一种豪华的珂罗版重印，共十二卷，题名为《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在附加的扉页上注明的实际日期是一八五五年。这个抄本的原本缺第四十一回到五十回，后来被人补抄了上去以使全书完整。其中一页上有题字，极有可能是高鹗的手迹，这表明他已看到过这种版本。退一步说，即便这题辞是伪造的，这部抄本毕竟在脂批本和程高本之间提供了一个联系的纽带，价值是无可估量的。虽然这个抄本中的前八十回正文（除了添加的十回外）与脂批本所差不多，但后来又作了删改，结果删改后的文本与程、高本大致相同，令人不解的是这种相同的程度在一七九二年的版本中，比之一七九一年的版本要更高一些。同样，其中作为最后修订过的后四十回与程、高本几乎完全相同，尽管没有其他抄本用来与原抄本作一比较。再者，虽然抄写原稿的工作是几个人合作的，但整个一百一十回的修订工作却是一人所为。修改的程度全书轻重不一，有的章节改的多，有的改的少，但许多章节几乎没作什么改动。基于这些发现，范宁在珂罗版的刊后语中强调说这个抄本是程、高二人为准备刊行《红楼梦》而制作的副本之一。这还不是最后的誊清本，因为它与一七九二年的标准版本只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相同。

范宁的假设未必能赢得学术界的赞同。俞平伯（他早期的著作《红楼梦辨》曾鼓动人们把高鹗看作一个伪造者，具有很大的影响）曾在一篇文章中就这个本子是否就一定是在程、高指导下所准备的表示了很大的怀疑。然而，在他对这个抄本的详细考证中，他仅限于讨论前八十回，而对后四十回保持缄默。他赞同这一结论，即这个本子中的旁批可能抄自一七九二年的版本，但是，这个本子的原始手稿是在程、高开始他们的编订工作之前还是之后，对此他的态度则是比较暧昧的。人们一定会认为关于这一抄本的最根本问题在于要证明后四十回原始抄本的来历，如果它们并非出自程、高之手，那么是谁编定的呢？是曹雪芹，还是身份不明的某个编者呢？

可是，这个抄本的存在却证实了俞平伯的这一看法：高鹗并没有续作后四十回。俞是在为《红楼梦八十回抄本》所写的序言中试探性地提出这一观点的。他在《谈新刊〈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这等于全部抛弃了他早期的主张：

这里不妨进一步说，甲、乙两本皆非程、高悬空的创作，只是他们对各本的整理加工的成绩而已。这样的说法本和他们的序文引言相符合，无奈以前大家都不相信它，据了张船山的诗^[2]，一定要把这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塞给高兰墅，而把程伟元撇开。现在看来，都不大合理。以前我们会发现即在后四十回，程、高对于甲、乙两本的了解也好像很差，在自己的著作里会有这样的情形，也是很古怪的。

假如一百二十回抄本的发现所带来的结果最终否定了高鹗续书的说法的话，那么这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四十多年来的红学研究就是由于这一未受到检验的假定而弊陋百出，成效甚微。不过，对于学者来说，否定高鹗续作仅仅意味着对后四十回的作者进行重新研究的开始。长期以来，曹雪芹被视为一个反封建的革命作家而受到中国批评家的礼赞，然而这则神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说得通，即他只写了前八十回，此时他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最终命运还没有任何把握能够确定和弄清。在“五四”时期，许多学者（俞平伯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就已不能忍受后四十回中那种主观臆测的与封建礼教的妥协，以及那种道教和佛教的遁世主义的情调。出于相同的原因，之后的批评家对此继续予以谴责。既然现在高鹗不能再作为一只替罪羊，那么最好的办法似乎仍是保住曹雪芹作为一个假定的文学名著的作者的美好声誉，而不能把它看作一部和反封建思想相抵牾的作品。

更为严重的是，研究者们极不情愿将后四十回确定为曹雪芹所作，因为后四十回文本好几处在情节的发展上和对人物性格的解释上与前八十回不能吻合。可是，为了削弱这一论点的力量，人们可以说前八十回也绝非是一个紧凑连贯、天衣无缝的整体。假如前八十回有许多小小的差异和不连贯、不一致之处，那么后面的章节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与之进一步不相符，则不会太令人大惊小怪。虽然程、高二人给小说的前八十回带进了不少错误，但将程、高本与脂批本相对照，就可以看出更多的错误是不经意地出自作者本人。我们从脂批本的评语中得到的印象是作者热衷于频繁的修改。我们有种种理由认为他当有充裕的时间写完这部小说，因为，根据庚辰本上的一条评语，评点者早在一七五六年六月就批阅了第七十五回。这时距曹雪芹去世还有七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居然就没能完成这部小说，这无论如何令人难以相信。但根据脂砚斋的说法，曹雪芹至死一直在修改他的小说，以至于第二十二回未能完工。实际上前二十二回之中纰漏甚多，其中许多必定是零敲碎打地修改的结果。

人们现在一般都赞成这种看法，即小说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是作者和评点者混成肖像的写照。根据脂砚斋的带有更多个人感情色彩的评论，我们推测他一定亲眼看见或亲自涉入了曹氏家族许多的生活情景，而这些情景则以小说的形式被记录了下来。根据新近引起广泛注意的两种意见，这个评点者或者是作者的叔父，生于一六九七年或更早一些，或者是作者的表姐，亦即《红楼梦》中那个活泼放达的史湘云。但是，这两种推测最后都被年轻的、极其锐敏的红学家赵冈所驳倒。与此同时，赵冈还提出一个新的人物，总有一天，这个人物将被作为真正的脂砚斋而为红学界普遍接受，这个人就是曹寅的孙子、比曹雪芹年龄稍长一些的曹天佑。他和曹雪芹一同在南京长大，很可能与曹雪芹有许多脂评中所提到的共同的经历和体验，再者，这位堂兄藏有一个珍贵的红砚台，如此便可以解释他的笔名：脂砚斋。

由于脂砚斋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关于作者及其作品背景的资料，因而他几乎与曹雪芹本人一样为现代学者所关注。以前红学界的批评风尚是，每当高鹗的“续作”与脂评者认为应该包括在作品里的情节发生矛盾或没有把这些情节包括进去时，研究者们总是要指责高鹗伪作的罪过。但是，除去作为一个提供资料的角色之外，可以认为脂砚斋对作者来说是一个讨厌的人。如果曹雪芹继续修改他的作品以满足他的艺术良心，那么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满足了脂砚斋，后者在一处评点中表明他曾令作者删去一个重要的章节，为的是保存他们的一个亲戚的好名声，这人就是小说里的秦可卿。曹雪芹于是删除了这一章节，可是却没有进行全面的修改。如果曹雪芹确实未能完成他的小说，脂砚斋亦有部分的责任。

曹雪芹和脂砚斋两人都倾心于重温往事。但他们之间基本的区别还是应当强调的：一个怀着勇气和激情将自己的过去诉诸笔端，另一个则颇有些感伤地对作品加以评论。尽管脂砚斋偶尔表现出批评家的敏锐，但他惯于追忆那些引发出小说某些章节的人物和事件，而且似乎因此而产生共鸣并感到一种强烈的震动。可是，如果说脂砚斋内心深处实际上是要一个往事的忠实记录而不是要一部小说的话，曹雪芹则一定感觉到那么一种难以抗拒的冲动，情不自禁地要去表现他自己心目中所想象的世界。对于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来说，他首先是忠实于他自己的想象的冲动，这种冲动也并不一定等同于他坦白和忏悔的冲动。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可以尽量改写他的个人经历：他没有义务去详细地描述关于他个人和家庭的事实真相。如果没有脂砚斋，曹雪芹也许会更加孤独，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就不会如此经常地轻易乱改他的想象。

尽管有脂砚斋的干扰，《红楼梦》本质上依然是一部极为统一完整的杰作。在后四十回中，所有主要女性的命运皆与前面的预言相符。在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小说中存在着一些较次要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作家的疏忽，另一方面也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作家真正在埋头创作的时候常常会背离原先设计的情节。后四十回似乎有时忽视了评点中的一些暗示，这很可能是作家没有同评点者商量而最终作了改动的缘故。但是既然脂砚斋可能早就看过所有的手稿，也许有一个更早的草稿，在那里面，贾家的财产被没收充公之后，贾宝玉和贾氏家族结局穷困潦倒。因此，许多学者认为，鉴于目前这种文本的结局并没有灾难未消的暗示，在作品问世之前确为某人修改过。

赵冈发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情况：虽然曹雪芹在他逝世前七八年就写完了八十多回，但仅前八十回有评点而且得以流传，而小说的后一部分似乎是有意不使问世。这后一部分赤裸裸地描写了贾家所遭受的虐待，由于这种描写可能会冒犯当局，为使作者及其家庭免受文字狱之累便有意不会让它流传。在乾隆年间，这种严苛的文字狱常有发生。作者死后数年，一次乾隆皇帝在满族豪族中偶然得到这本小说的一种手抄本，并对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位与作者关系密切的人感到有责任去提供一个政治上不会有风险的版本以便免除任何犯上之嫌。假如这部小说在作者死后确实有一些大规模的改动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是按照赵冈假设的那种方式发生的。为支持这种假设，我们在甲戌本的前言中找到一则明确否认小说政治兴趣的声明：“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

为了就作品的诸多版本及其作者问题提供基本的事实和更为合理的假设，我无意去评说当今红学研究中所有的争论和猜测，因为这对于一般的读者无甚帮助。尽管有各种很有价值的发现，这门研究却一直因它对于曹雪芹的偶像崇拜而引人注目。显然，曹雪芹是值得领受我们最崇高的敬意的，因为他的小说是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一部想象之作。长期以来，连那些通常不大关注白话小说的文人学者也无不对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推崇备至。（时至今日，最流行的版本仍然是一七九二年出的程、高本，虽然就前八十回而言，学者们一般都更喜欢脂砚斋的文本。最好的评点本是四卷本的辑评本，其中也包括了后四十回。）既然没有后四十回我们便无法估价这本小说的伟大，那么，对后四十回进行批评攻击并且仅仅根据前八十回来褒奖作者，我认为这是文学批评中一种不诚实的做法。如果曹雪芹生前的确没有完成他的小说，或者我们不满于大体上仍出于作者之手的后四十回，那么我们对他的天才及成就的评价也应作相应的改变。但是任何一个公正的读者，只要在读这部小说时没有对其作者问题抱有先入之见，那他就不会有任何理由贬低后四十回，因为它们提供了令人折服的证据，证明了这部作品的悲剧深度和哲学深度，而这一深度是其他任何一部中国小说都不曾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