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辑一 野的草

物质女人 作者:邵丽 著


一 野的草

你的母亲还剩多少

一个人认识自己的母亲是从什么时候、从哪个部位开始的?估计这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当他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最初感知自己的母亲,可能是一只乳头,或者是气味,然后是嘴、鼻子、眼睛、声音,最后才慢慢地拼成一个整体。开始的母亲就像积木,被孩子一块一块、一部分一部分地拼入记忆里。可是,有没有人想过这样的问题:母亲是一点一点地走进我们的生命里,也是一点一点地离开的?她不是一下子就走掉了,而是慢慢地,在我们的忽视里,像春天开河时的冰块,一点一点地融化、融化,然后有一天,突然就被河水卷走了。

那年春节假期我去南方看母亲。她跟着我的小妹一家在深圳生活,每年我都要看她三两次。这次来深圳我觉得她的样子有点不对头,走路、说话都慢了很多。在我的坚持和反复劝说下,她同意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结果出来,我们被告知她的心血管已经堵塞了百分之六十。我不懂医,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医生说,这说明她的心血管已经有一大半不能工作了,不过像她这样的年龄,也不算什么,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他指着片子上的一个白点说,这个地方很危险,如果有一块斑点脱落把它堵住,就是在手术台前也会丢命的!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拉着母亲的手,紧紧地靠着她,心里凄惶得厉害,五味杂陈。我的只剩下百分之四十心血管功能的母亲,今天怎么如此陌生!也许我们把这仅仅看作是一个病,一个很多老年人都会遇到的病症,可是,往深处想想,事情却不是如此简单——我母亲的一大半心功能已经死掉了,她的生命只是靠另外一小半维持着。那么,如果把一个母亲作为一个整体来打量,谁的母亲经得起这样一笔一笔地计算呢?而且,在我母亲身上,死掉的只是这些吗?虽然很庆幸她身上没有任何一个部位被摘掉或者置换过,可是她的头发已经从满头浓密的黑发变成稀薄的白发。还有,她这一生攒下的记忆,也被时间一点一点地偷去,只剩下一堆乱七八糟的零碎了。这是那个我们一块一块拼起来的母亲吗?是或者不是呢?是那个行如风,坐如钟,大小事情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的母亲吗?总有一天,她会与我们相见不相识,也总有一天,她会把最后的肉身摆脱掉,沉入一个再也无法与我们相握的世界里。

那天走到小区外面我就带着母亲下了车。小区门口西边有一家老年人保健品专卖店,销售一种专门治疗各种老年病的磁疗垫。为了招揽顾客,这家店天天免费让老年人试用。母亲每天都跟着小区的老人排队等候,这次我来看她,她小声跟我说,想买一台这种机器。我断然拒绝了,倒不是心疼它的价格可以啃去我半年工资,而是我明明知道这都是骗人的。我告诉她,中央电视台已经曝光多少次了,这是假的,没用。她说,我用着就是好,头也不晕心里也不闷了。我不再和她争执,给哥哥打电话要他们劝她,还让小妹专门从网上下载有关上当受骗者的资料拿给她看。她不再跟我提这事了,可是只要一有工夫,她就去小区外面排队等候。

今天,我想,即使他们是骗人的,我也心甘情愿地让他们骗一次,为了我这个残缺不全的母亲!就是每天都为了她而受骗,就这个风烛残年的母亲,还能被人骗几次呢?

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我总是问她,还好吧?当然,全天下的母亲都是说,我很好,没啥事。可是我们问这话有多少是为母亲、多少是为自己呢?因为她这句“我很好”,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像完成一件任务似的松口气。我最怕母亲反问我,你怎么样啊?因为母亲这句话,问的全部都是我,是我的全部,也全部是为了我,不是为她自己而问。我的一切,她既想知道结果,也想知道每一个细节。可是,我能告诉她吗?人到中年,百口莫辩。说我很好吧,自己都张不开嘴。而且自己的态度在那里摆着,母亲会看不见吗?没有笑过,三句话说不到头就发火。明明不是很好,明明是不好。胸中总有一股无名火让自己怒发冲冠,别扭得像走错了房间而找不到出口似的,怎么说我很好呢?

说我不好吗?我有什么不好呢?钱不比别人挣得少,职位不比人家低,一家人各就各位,各得其所,除了快乐,什么都不缺。可那不快乐也说不出口,仅仅是因为不快乐而不快乐,而已。明明的,知道自己是在作,知道自己是在跟这个世界发狠——你们再如何如何,我就死给你看!

这针锋相对的生活啊,怎么说与母亲听?况且她也未必能听得懂。

可是,跟母亲比起来,我的不快乐算什么呢?二十岁,母亲青枝绿叶地嫁到这个家。那时,她是一个干练的妇女干部,一个职业革命者。但不管在外面她有多光鲜,在家里她只是一个媳妇。当时她面对的是一个油瓶倒了都不会扶的丈夫,一个在大家族长大满脑子男尊女卑的公公,一个有洁癖又爱发脾气的婆婆。日子比树叶子还稠,我大哥还不会走,二哥已经在娘胎里了。然后是我。三个孩子加起来不满十岁,别说穿衣了,就是饭也吃不囫囵。没办法,母亲含泪把大哥送给乡下一个奶妈寄养,几年后从乡下把他接回来,眼睛里全是陌生的光,他再也没能融入这个家庭。好容易把我们拉扯得能跑着上学了,又赶上了“文革”。我父亲出身不好,脾气又倔,运动来了,今天被犁一遍,明天被耙一遍。打倒搞臭,再踏只脚;体无完肤,受尽屈辱。可是母亲从来没怯懦过,一滴眼泪都没掉,她用一个固若金汤的家支撑着父亲摇摇欲坠的身体和精神。看见老战友死去,夜里父亲偷偷坐在她面前流泪。她一边纳鞋底子,一边留意着睡得乱七八糟的我们。她不能从自己怎么都挣不够的时间里,抽出片刻工夫去害怕和伤悲。

母亲突然老起来是在父亲去世之后。可能她从没想到父亲会死在她前面,或者说她没想到父亲会一言不发就死了。每当她说起父亲,总会痛哭不已。开始我们还陪她流泪,可是时间长了,我们都哭不出来了。我们就劝她说,人走了,生活还得继续。每当听到这话她都委屈得不得了,一脸枯萎的深情,说,你爸就是死,也得留点时间让我伺候他半年几个月,我也不至于这么亏欠他啊!

她亏欠了父亲什么,我们都想不明白。我的父亲,脑子里除了上级指示精神,就是国内外形势,他从来不会关心人。看着我母亲忙得像陀螺一般,他也不会过去帮她一把。有一次,母亲从粮店扛着一袋面粉回来,路上碰见父亲。父亲像没看见似的,夹着公文包低头走他的。每次他在外面应酬回来,不管多晚,母亲都得等着他,还得给他擀杂面条吃。他从来没问过我母亲累不累,也许在他眼里,我母亲的忙碌永远都不是问题,只有干不动活儿了才是问题。每天早上五点不到,母亲就得爬起来给一大家子人做好早饭,晚上不管多晚也得抽时间给老人孩子缝衣服做鞋子,那时候这些东西都是用手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母亲和父亲一样是领导干部,要开会,要安排工作,要应付各种检查。可是,只要农村老家来了人,他不管我母亲有多忙多累,只管安排她做这做那,临走还得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一堆给老家人带走。

母亲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父亲在参加革命之前还娶过一个童养媳,生过一个女儿。等她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二哥已经会走了。母亲没有过多地责怪父亲,每个月都从我们微薄的生活费里拿出二十元钱,让父亲给那农村的娘儿俩捎回去。后来日子稍微宽松一些,母亲常常让父亲把我那姐姐接过来住几天,临走收拾一大包衣服吃食给她带回去。可是,母亲的一番好意,并不能被我的姐姐领会,总是有误解、摩擦、委屈。有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劝母亲不要迁就她,越惯她事儿越多。母亲说,要是你爸跟她们在一起,你心里啥味呢?

是啊,诚如是,我心里的滋味肯定也不好受。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跟姐姐哭着抱成一团。那是母亲教会我品尝的另一番滋味,骨肉亲情的滋味。此情可待,也可被忽视和冒犯。

所以我永远弄不明白,母亲亏欠父亲什么呢?也许,在不着边际大而无当的革命道理之外,“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影响我们几千年的东西,依然是每个人的日常和家常。没有对不对,只有好不好。过去、现在和将来,它都是我们民族血脉的主干。

我不相信我的父母之间有爱情,也不相信没有。她嫁给了他,就得为他生养孩子,赡养父母,伺候他一直到死。一辈子,他们之间就这么点子事儿,是功课,是事业,是道德,也是惩罚。

今年阴历四月二十六是我母亲的生日。算起来她已经整整八十岁了。我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于是打过电话后,又心安理得地在家里猫了一天。我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快日落的时候浇了浇花,中间还看了一段电视辩论。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竟如卸下了重担般的轻松。

不是卸下,是躲避。有时候,躲避比面对更需要勇气。

可是,母亲为什么不会躲避呢?她有的只是忍耐、忍耐、忍耐。忍耐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人生。母亲这一生,不就是靠这种能力走过来的吗?有人说,中国人太软弱,太能忍。可是,如果套用我母亲的语气说,不忍又怎么样呢?不忍,国家要打仗,不管正义在谁手里,送死的都是平民的血肉之躯;不忍,家庭要破碎,不管挣到多大的自由,伤的都是自己的亲人;不忍,夫妻要离散,耗的是彼此的生命;不忍,朋友要反目,毁的是社会的资源。

这些个大道理小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还是得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再也走不进母亲的生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老去,看着她的生命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孝顺既不会成为我的职业,也不会成为我的生活。如果我摒弃一切去孝顺她,就是对她最大的不孝。诸君,我们的母亲啊,她想得到的不是这个,她不觉得我们欠她、该孝顺她。她只想我们比她活得更好,更体面,更省心。只要一息尚存,她就不会给我们添麻烦。如果她用这口气想一件事,那就是: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给我看!她是这样想的。她一定是这样想的。只因为,她是我们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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