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本人作家文人的“满洲文学”论

1932年3月，关东军一手炮制的傀儡国家伪满洲国粉墨登场，东北三省长达15年沦陷的历史由此拉开帷幕。伴随着政治、社会体制的变化，身在伪满及“关东州”的日本人作家、文人的身份和立场也发生了变化。对他们来说，文学的主体、性质、方向等就成为不得不重新思考的问题了。同时，因以大连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退潮形成的文学上的空白也亟须填补，而文学理念的形成与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围绕这个问题，“满洲文学”一词成为关键。迄今为止，该词主要在“关东州”内的日本人之间使用，泛指当地的日本人文学。由于伪满洲国的出现，词义发生了变化。为此，先来看看下面这段文字。

去年，风靡一世的“满洲文学论”或“殖民地文学论”到了今年好像突然蒸发了似的销声匿迹了。关于这个主题，满洲文坛的人们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感想，并且对那些个别的意见又做了总结。

以上这段引文出自古川哲次郎的《满洲文学杂考》，其中的“去年”指1937年。从1936年起，日本人作家、文人纷纷在报刊杂志上撰文讨论“满洲文学”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一场关于“满洲文学”方向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一年后达到了高潮。这时的“满洲文学”已经成为“满洲国”文学的代名词了。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及伪满建国初期反抗与镇压相互交织的过渡期后，日伪的统治得到强化，反满抗日斗争逐渐转入地下，当局开始腾出手来抓所谓的建设问题了。文学方面，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退潮后的空白期，日本人作家的创作活动逐渐恢复，当局主导的文化建设成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与此同时，不断有作家及文学爱好者从日本来到伪满洲国，其中有不少是转向作家，关于“满洲文学”的讨论也日渐声高。“满洲文学”方向的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关系到所谓新国家的文化建设，参与者们多少处于兴奋状态。加之，这场大讨论的参加者有些人本身就是政府官员等体制中人，所以，讨论多少也带有一些官方色彩。

由于时隔久远、资料散失，现在已经不可能还原那场讨论的全貌了。不过，与之相关的很多文章都被收录在《满洲文艺年鉴》里，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讨论的大致情况。《满洲文艺年鉴》从1937年到1939年，每年一辑，共出版了三辑。第一辑由G氏文学奖委员会，第二辑由满蒙评论社，第三辑由满洲文话会分别刊行，每一辑收录上一年发表在伪满及“关东州”各地报纸杂志上的主要评论和创作，作者绝大多数为日本人，也有少量中国人用日语写作或被译成日语的作品收入其中，在时间上正好覆盖了大讨论开展的时期。日本人作家、文人究竟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满洲文学”，换言之，他们要创造的“满洲文学”的本质和方向是什么？这是笔者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本章主要以《满洲文艺年鉴》中的相关文章为线索还原那场大讨论的概况，力求从众说纷纭的意见中梳理出主要的、有代表性的观点，然后对这些观点加以整理、分析、比较，以全面把握讨论参与者的“满洲文学”观，对日本人的“满洲文学”理念有一个宏观的认识。

一

古川哲次郎在《满洲文艺杂考》中继续写道：“就这样，满洲文学论作为风靡一时的论坛宠儿登上舞台。不过，就像那些靠美貌成为电影明星的女演员一样，终究会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消失，成为被忘却的对象。虽然在各式各样的发言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最终未能构筑起满洲文学理论的金字塔。”尽管这是古川个人的见解，但据此可知，文坛人士对大讨论的结果评价并不太高。再则，“金字塔”的标准也因人而异。如上一章所述，古川哲次郎就是曾在满洲共产党事件中被检举入狱的前工会运动领导人暨文艺评论家。他的经历本身就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状况，即参加者的思想、立场背景各异，这场讨论是在人们还能比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展开的，伪满文学界知名的“大连意识形态”“新京意识形态”也是在这场讨论中浮出水面的。所以，《满洲文艺杂志》对了解日本人的“满洲文学理论”的形成至关重要。

对这场大讨论，冈田英树的看法是：“追踪在满日本人作家的言说，我认为大部分可以归结于围绕‘满洲文学独自性’展开的议论。即认为满洲的文学要拒绝仅停留在日本文学的延长、一介地方文学上，而是要作为独立于日本的、新的、独自的文学来创造。”但是，就笔者考察的结果来看，情况似乎并没那么简单。讨论的参加者西村真一郎在《文艺评论界概观》（《满洲文艺年鉴》第二辑，以下简称第二辑）中对当时的“满洲文学论”做了一个梳理，提出：“大体上可将各家所说的满洲文学论区分为主张以日本文学为主流的城小碓、上野凌嵱等主流派，强调满洲国的世界观的木崎龙、西村真一郎等建设派以及现实主义派这三派应该无妨。”他的这个分类不仅仅是作为那场讨论的参与者，也是作为一个现场的旁观者所做出的总结，在把握大讨论的脉络上不失为一个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线索。当然，在追踪作家意识中的“满洲文学”时，我们还有一些别的切入角度可以选择，比如素材、手法、主题等。不过，正如西村所做的小结所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文学的性质和方向上，其核心是伪满洲国的地位以及其与日本的关系。有鉴于此，笔者从重视基本理念的立场出发，以下，借用西村的分类将三派简称为“主流派”“建设派”“现实派”，分别抽出各派主要的观点和主张，加以分析比较。

先从“主流派”说起。这一派的观点，顾名思义，是主张“满洲文学”应该以日本文学为主流的。下面来检视一下该派的代表性意见。

在殖民地尤其是满洲，日本的移植文学是日本的国民文学向满洲的扩展。其历程与我之前所讲的乡土文学——国民文学——世界文学完全相反。

大谷健夫《土地与文学》（第一辑，第19页）

在文学方面，按理说，从我们日系来看说是日本文学的延长也可以，从汉文系来看说是支那文学的延长也并非不可。但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国民所希望的文学当然必须达成一致。

（略）就是说满洲文学要以前述的日本文学为主流，即以日本文学为主来创造满洲文学，不，是命中注定应该这么做。

城小碓《满洲文学的精神》（第二辑，第27页）

为了避免在展开我的理论时产生误解，我首先想澄清的是，满洲文学所含的意思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相对于日本文学的满洲国的文学这样广义、散漫的意思。再就是像某人所说的那样，所谓满洲文学实际上要由满人来创造，日本人处于辅导的地位。听到这样不着边际的理论，我不禁哑然失声。（略）我们是搞文学的。所以，满洲文学绝不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所谓满洲文学必须是日本文学的血统，并且必须是在其正统上形成的现代日本文学的指导性的意识形态。

上野凌嵱《满洲文化的文学基础——所谓满洲文学是什么》（第二辑，第52～53页）

上野的文章最后两句表述略显生硬，这是因为原文本来如此，对此，笔者在翻译中尽量直译以如实展现作者的文章风格及功底。好在他想反驳、想主张的通过上面的引文大致都能领会，读者不至于因此“误解”他的主张。还有，仅就笔者所知，文章中的“某人”应该是指大内隆雄，因为他曾经有过类似的言论。

文学应该是纯粹的文学，纯粹的生命的燃烧。还有，日本人无论在哪里都是日本人，对爱国之心完全没有必要回避、谦让。

曾经那样盛行一时的意识形态文学，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像泡沫一样消失了。那是因为它是非本质的、非日本人的、非人间的。

我认为满洲文学在今天的作用就是首先作为日本人的满洲文学出发，并且要深入到在满洲的日本人的生活中去，如能充实日本人的生活应该说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角田时雄《关于满洲文学——读了城小碓的论述》（第二辑，第31～32页）

以上4人的意见在以日本文学为主流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具体到个人的发言则可看到一些微妙的差别。首先，在关于“满洲文学”的定义上，有的指的是伪满洲国的统一的国民文学，有的限定于“日本人的满洲文学”。大谷健夫的意见出自殖民地文学论，即把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殖民地，主张把具有“世界文学”水准的日本的“国民文学”移植到伪满将其作为“乡土文学”固定下来。欲以日本文学代替“满洲文学”的想法已经超出“为主流”的范围了，不惜颠倒“乡土”→“国民”→“世界”的常识，自贬身价无非是为了美化喧宾夺主的“移植”。支持这种论调的是他对当地文化的认识，在他看来，“满洲的水准很低的文化，眼下对日本的文化几乎没有影响。”他的文章是这样结尾的：“大内隆雄君说满人作家试图在这片土地上树立起支那的北方文学。而我们想让日本的北方文学变得更生动、精彩。”（《土地与文学》）面对“满人作家”的文学理想，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竞争意识。在他看来，“支那的北方文学”将成为移植日本文学的强敌，为了对抗本土的“支那的北方文学”要把从日本移植过来的文学培育成“日本的北方文学”。

城小碓在文章中一方面主张“满洲文学”要“以日本文学为主流”，一方面又摆出如下姿势：虽然“现在比起乡土爱来，祖国爱更大一些”，但是从“满洲文学”的角度出发，则“要更鲜明地主张乡土爱”“正是牺牲祖国爱才是爱满洲文学”的。这里的相对于“祖国爱”的“乡土爱”的概念比较模糊，不过，“乡土”指“满洲”应该不会错。确实，强调“乡土爱”突出了“满洲文学的独自性”。同时，他主张“以日文为主创造”统一的“满洲文学”，这可视为对“以日本文学为主流”这一观点的注释。“以日文为主”作为“主流派”的观点可谓理所当然。问题在于“建设派”的西村真一郎也提出：“用在满洲有一日之长的日本人使用的语言来统制”“满洲文学再正当不过了。”在语言问题上两人的主张不谋而合，可见两派在本质上的区别并不大。虽然是作家、评论家个人的见解，有别于官方的语言政策，但关系到“满洲文学”的本质，故不可等闲视之。反之，同样是作为“主流派”的一员，角田时雄对“牺牲祖国爱”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身为日本人，出自日本传统的自豪感是天经地义的，这成为“满洲文学”首先“作为满洲的日本人的文学出发”的前提。作为无条件的“主流派”的观点，角田的言说流露出较强的回归传统的意识。

作为“主流派”的代表人物，以上几位大部分都生活在大连，并且在伪满建国前就从事文学活动了。城小碓作为诗人出道很早，在大连文坛可称为元老级人物，在文学经营方面贡献较大。当时的大连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伪满建国以后其属性也未改变。正如古川哲次郎指出的那样，大连的文化是进口自日本的舶来品、完全的殖民地文化，文学是被打上了“日本制造烙印”的殖民地文学。故“主流派”的观点主要来自殖民地文学的经验，换言之，就是将殖民地文学的理念照搬到“满洲文学”来了。也许在城小碓和大谷健夫的概念里，“满洲文学”就是以大连为中心的殖民地文学的延长。在大连相对封闭的文坛圈子里，城小碓等人一度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有过与官宪对峙的体验。只有上野凌嵱比较特殊，作为国策文学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的立足点主要在于国策文学。对他个人的文学活动，将在第三编第一章做具体的考察。

二

如上所述，各派的文学理念也折射出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接下来，扫描一下“建设派”的意见。

身在满洲的日本人，当然是受教育敕语精神熏陶并身负日本传统的。但是，在满洲生活并不遵守日本的国法。治外法权撤销以后完全被置于满洲国的法律之下，既是日本人同时也是构成满洲国的一分子。（这里的教育敕语指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

在文学上也是一样。日本人创作以满洲国的精神为世界观的文学，那就不是日本文学。

不要忘了，文学之道亦不是原封不动地继承日本文学的血统，而是批判性地消化日本文学，同时建设满洲自己的文学。

西村真一郎《满洲文学的整理》（第三辑，第80页）

满洲必须要有满洲的文学。就像日本有日本的文学，法国有法国的文学一样，这是事实也是义务。

满洲文学按理从日本文学，特别是明治以来的文学的展开上汲取了很多教训。对教训毫不手软地揭露，不留情地批判摄取，这件事本身对满洲文学的生存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课题。（略）

现在，世纪末的苦恼笼罩着世界所有国家。（略）在纷乱之中，年轻人在喘气，在呻吟，以致变形、崩溃而使自己陷入泥潭。日本文学的僵局也不可避免。

然而，我们认为只有满洲文学有可能独善其身，独自屹立于前述的那样的迷局之外。那是因为满洲国独有的王道乐土的实现，以及民族协和大理想的达成这一光明的前景和基础给可能性带来了保证。

木崎龙《建设的文学》（第二辑，第38～39页）

对西村真一郎来说，满洲文学就是“满洲国自己的文学”而不是日本文学。理由是“日本人创作以满洲国的精神为世界观的文学”或“以满洲国的精神为世界观”创作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则是批判性地消化日本文学。可谓明快、易懂的理论。他的文章其实是针对村冈勇的“无论日本人描写什么都仍然是日本文学”的见解展开的，所谓“满洲国的精神”是以“日满不可分的精神”为前提的。西村在《殖民地文学再检讨——作为殖民地文学的一般论》（第一辑）中还发表过如下见解，殖民地文学“是殖民地强化的文学，指导的文学。这意味着对生活在殖民地的国人的精神生活的指导乃至提高”，强调殖民地文学为日本人的文学，看起来似乎与他上面的观点有所抵触。其实，他所说的“指导”的内容是指向在伪满的日本人灌输“定居精神”，即用文学的方式给他们植入以满洲为故乡的意识。在他看来，“其内容就是基于日满不可分的精神来指导、强化日本民族，就是沿满洲工作之线展开的文学活动。”所谓“满洲工作”，一言以蔽之，是指日本为夺取、经营“满洲”所做的所有的谋略与行动。读了这一段，所有的疑惑都可释然。同时，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也跃然纸上。向日本人灌输“定居精神”的主张与城小碓的“要更鲜明地主张乡土爱”的观点可以说不谋而合。

这样看来，所谓“满洲国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称之为以满洲为故乡的日本人的精神。“建设派”的观点首先基于其自我定位——“满洲国”的建设者，要建设“满洲国”当然要热爱“满洲国”。同时，“主流派”也将自己定位为建设者，只不过其主人意识更加强烈而已。同时，用建设者的目光看问题自然倾向于浪漫主义。西村真一郎是在大连出生、长大的殖民地二世，毕业于旅顺中学及法政大学英文科。历任《满洲时报》《满洲改造》《鞍山日日新闻》等报刊记者，并参与《满洲评论》的编辑。同时，作为文化评论家活跃在文坛，为满洲文话会大连本部草创期成员。很明显，他的“满洲文学”观与其出生和成长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尤其体现在满洲即故乡的观点上。

与西村主要从“满洲工作”的现实入手相比较，木崎龙则着眼于未来。他在“满洲国独有的王道乐土的实现，以及民族协和大理想的达成这一光明的前景”下描述“满洲文学”的可能性，主张在从日本文学获取教训的基础上，以“满洲国的精神”建设与日本文学、法国文学同等的“满洲的文学”。在这一点上木崎龙确实是与“主流派”的观点分道扬镳的。不过，一贯强调“满洲文学”独自性的“建设派”在“日满不可分的精神”上也显示出向“主流派”靠拢的趋势。比如，上野凌嵱用“日满一体的精神”连结日本文学和“满洲文学”，以此证明“满洲文学”应该“以日本文学为主流”。西村则强调“沿满洲工作之线展开的文学活动”是基于“日满不可分的精神”的。两派主要的分歧原本在于“满洲文学”和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关系，对“日满一体”的国策，双方各自做出有利于己说的解释，形成了两种看法相互对峙的局面。一方认为既然是“日满一体”，就应该以日本文学做主流；另一方则认为既然是“日满一体”，“满洲国”有自己的文学也无妨。

木崎龙其实也是一个转向者。以下依据周海林考察的结果以及笔者的调查为他做一个简单的素描。木崎龙1911年10月生于东京，本名仲礼贤。其父为陆军军医，工作调动频繁，故木崎幼年随父辗转各地，曾在朝鲜的小学念书。进入姬路高等学校后，木崎邂逅著名学者片冈良一，受到其左倾思想的影响，立志研究日本文学。1931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后升入国文科读研究生，其间接触马克思主义。1936年研究生毕业后，木崎成为东京帝国女子专门学校的讲师及明治文学研究者。1937年5月，木崎辞去教职，跟随时任伪满治安部陆军医院院长的父亲来到伪满洲国，成为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的官员，在弘报处发行的《宣抚月报》做编辑。据说来伪满的原因之一为不堪特高警察的监视。来到伪满后，木崎积极参与伪满文坛的活动，任满洲文化会本部常任委员，并作为评论家活跃在报纸杂志上。来伪满后思想上的变化在其评论文章中有迹可循，从一个曾经的左翼文学青年、日本文学研究者摇身变为弘报宣传机构的官员，说话做事完全站在政府当局的立场上了。他的变化与他对“满洲国”的认识有关，认同伪满的建国精神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理想是他转变的基础。1943年1月木崎因患肺结核死于大连。

让我们再次回到古川哲次郎的《满洲文学杂考》。古川在其中指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

大连的文化是乘着日本文化之船而来的舶来品。大连的文学运动被打上了日本制造的烙印。它们和以东京为中心的九州，东北等地的地方上的文学运动完全没有区别。现在也是如此。但是，对于新京可不能做出同样的解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新京的文化绝不能是日本文化的进口商品而且也不会是。现在，新京存在着只限于日本人之间的文化和文学以及文学活动。但是，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吧。新京的文化是满洲文化。即使是以日本文化为母体产生的，那也并非日本制造。

尽管“主流派”的观点与“大连的文学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笔者在此无意将文中的“大连的文化”与“主流派”，“新京的文化”与“建设派”直接挂钩，只是想说他的指摘对理解两者的异同很有参考价值。同时，他的指摘也显示了“满洲文学”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原因在于“满洲”与日本的关系，即地域的属性，以大连为中心的“关东州”此时仍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大连的文化”和“新京的文化”背后的“关东州”和伪满洲国给“满洲文学”带来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用西村真一郎的话来说，“那是住在关东州的作家和住在满洲国的作家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般以大连意识形态和新京意识形态为代表，是由两者环境上的差异所决定的矛盾。”对此，他的观点是：“从拥护、指导满洲国的健全的跃进的我国这一大局出发，大连意识形态当然有必要合并解消于新京意识形态。”这也是“建设派”的主张。关于“大连意识形态”和“新京意识形态”，内容表述因人而异。依据当时的议论，大致可以归纳为：因为地缘、历史等原因，在对待伪满洲国的建国与建设的问题上，前者显得不太积极、热心。对官方的政策包括建国理念等，看问题有时持怀疑或批判的态度。反之，后者认同当局鼓吹的建国精神，将建国理想作为自身的信念，以新天地的建设者、神话制造者自居，积极参与并热情讴歌伪满的建设。

可以说“新京的文化是满洲文化”一说反映了“建设派”的主张。但是，如何保证建设中的“新京”的文化“并非日本制造”呢？对于这个问题，首先浮现于笔者脑海的是西村真一郎的“日本人创作以满洲国的精神为世界观的文学”之说；到了木崎龙那里，则变成靠“满洲建国”理念的实现来保证了。很明显，“满洲国的精神”及“满洲建国”理念是关键。对于前者，“主流派”的上野凌嵱怒从心起，在文章中公开质问道：“最近从住在满洲搞文学的人群中冒出探究满洲精神的说法。满洲精神这个暧昧的词可以产生于日本民族的大脑吗？”并鼓吹：“要知道，无论到哪里，把一付共通的强大的日本精神置于根底，才会有东洋民族统合发展的光辉未来。”即用“日本精神”来牵制或排击“满洲精神”。如前所述，所谓“满洲精神”可以理解为基于“满洲建国”理念的，以“满洲国”为故乡的日本人的精神。所以，不得不说二者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太大，分歧主要源自二者对伪满地位认识上的微妙的错位而已。上野强调：“没错，满洲国是一个堂堂的独立国家。但是，日满议定书里也明确记载，是个处于日满不可分关系中的国家。”西村则认为：“在满洲的日本人”既是日本人，“又是构成满洲国的一分子”。两者其实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强调前者则为“日本精神”，突出后者则为“满洲精神”。不过，不用“满洲国人”而用“构成满洲国的一分子”，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也暴露了“建设派”的软肋，即“建设派”还是脱不了自欺欺人的一面。

以王道乐土、五族协和为理想的“满洲建国”理念是日伪当局强加给中国各族人民的，受到伪满广大民众各种形式的抵制是必然的。不仅如此，在一部分日本人中间其实现的可能性也受到怀疑。在文学领域，体现于对“建设派”的理论的质疑。换言之，“建设派”的主张从另一个角度也受到了批判。

三

居住在大连的评论家加纳三郎有感于木崎龙主张的“在未来的前途上把握本质”之说的谬误，对其展开了批判。

照他的说法，满洲文学的基础并非现实的满洲，而是被称为满洲所具有的伦理上的理想；其对象不是满洲的社会现实而是“光辉的前途”。所以，其方法不是现实的文学的概括，只能是空想的任意的组合。

把他的文学理论的本质定为主观的观念论，称其为“幻想的文学理论”不会错吧。只是，在这里，过去的已经枯萎了的文学上的观念论，接触到文学以外的世界形势，在国家的生成这一异常的氛围中，积极、强行地把自己的观念性再次推到前台，此为其特征。

《幻想的文学——为了满洲文学的出发》（第二辑，第43页）这是加纳从正面对木崎龙的主张展开的反论，指出“满洲文学的基础并非现实的满洲，而是被称为由其具有的伦理上的理想”，可以说抓住了木崎龙的要害。“国家的生成”无疑是指伪满建国。为此，加纳更进一步指出问题的所在：

为了把“光辉的前途”作为文学上的对象，就不得不抹杀它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接下来，他终于使用奇术达到了这个目的。“所谓知道现实”——他这样写道，“就必须在未来的前途上把握本质”。使用这个方法，现实和空想之间的障壁马上就被打破，距离消失，将来转化为现实。那么，他说的将来是什么呢？那是与现实无关的，不如说是与现实对峙的，从一定的伦理的见地所设定的观念。

《幻想的文学——为了满洲文学的出发》（第二辑，第43～44页）加纳明确地指出，将“基础”置于“伦理上的理想”来实现这一空中楼阁上的“满洲文学”只能是“幻想的文学”。虽然并非否定伪满洲国的存在，对“幻想的文学”的批判至少给一切以建国理想为是，活在建国神话之中的人们泼了一瓢冷水。同时，加纳指出木崎的观念论是利用世界形势的变化，搭了伪满建国这一“异常氛围”的便车，这也击中了木崎龙及“建设派”的软肋。换个角度，从对方的反论也许更能看出其批判的有效性。对他的“幻想”说，西村真一郎反驳道：“那（建国理想）哪一天能完全实现呢？或者如加纳在心中偷偷所想的那样，是否会止于空想乃至幻想呢？至少，只要在现实上那是作为在满诸民族共同的目的意识被提出而成为指导性的意识形态，文学家表述了以此为世界观的文学理论，那就不是像加纳所说的那样，即既不是空想，也不是幻想。”俗话说偷鸡不成蚀把米，恰恰是他的反驳暴露了“建设派”理论的虚构性和欺瞒性。因为西村作为论据提出的“在满诸民族共同的目的意识”之说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现实正好相反。众所周知，以溥仪为首的梦想复辟的满清皇族集团及部分东北上层人士出于自身利益选择与关东军合作，此为事实。但是，“在满诸民族”从未与日本人共有过“共同的目的意识”。何况，溥仪等人的“目的意识”与关东军也并非完全一致，互相利用的现实双方都心知肚明。所以，西村的反论不是信口雌黄，就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反之，加纳之所以将木崎的观点斥为“空想”“幻想”，正是了解这一现实，即所谓的“建国理想”未能成为“在满诸民族共同的目的意识”。

加纳有意识地使用“满洲”而不是“满洲国”，这一点也很令人回味。加纳当时在“关东州”大连地方法院任法官。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在伪满建国之前，“关东州”在日本人之间被泛称为“满洲”。因此，他使用“满洲”一词大概包括“关东州”和伪满洲国两者。就算如此，至少，在用词上还是可以感受到二者对伪满洲国的温度差，因为对方明明强调的是“满洲国的（略）光明前景”，而这正是“建设派”特别在意之处。西村真一郎就表示出这样的不满：“即满洲事变的温床大连，伴随着建国的实现对满洲工作失去了热情。在一部分识者之间，甚至有人说居住在大连的人对满洲国很冷淡。这种普遍的空气不知不觉地沁入作家们中间，因为满洲工作竟不再从事文学活动了。”这里的“居住在大连的人”大概不仅仅是指加纳三郎这样的“现实派”作家，还包括主张在日本文学的框架里创造“满洲文学”的“主流派”作家。

加纳对木崎的批判在理论上是以作为方法的“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精神”为支撑的。加纳极力主张“我们的满洲文学首先要从这里出发，即成为‘眼前的现实’的忠实的文学研究者、观察者。（略）我们首先要深入满洲的现实，体验之，使其燃烧而再现之。”“我们眼下需要的是旺盛的现实主义精神。”就是说，用“现实主义”的文学来对抗“幻想的文学”。其实，这段议论是对木崎龙的见解所做的反驳。木崎认为：“所谓知道现实，就要在未来的前途上把握本质。否则就会成为据实的观察者沦为琐碎主义，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略）认为如实的、朴素的临摹现实之类大体上是存在的观点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在加纳看来，“满洲文学”的课题是要“深入满洲的现实”去体验、表现之。这个主张在方法上与“建设派”的观点，在对象上与“主流派”的主张迥异。“主流派”主张“深入日本人的生活，充实日本人的生活”。其实，在文学对象、题材的问题上，“现实派”与“建设派”的看法也是对立的。比如，“现实派”作家青木实在《关于满人作品》（第三辑）中结合“满洲的现实”披露了自己写“满人作品”（以中国人为主题的作品）的动机和态度；而“建设派”的西村真一郎则认为：“我们的满洲文学没有必要把满人作为写作的素材而机会主义地对待，更没有必要如实地描写满人的生活给人看。”这是“现实派”与“建设派”的区别之一，前者关于“满洲文学”的理念更加开放，更具包容力。

话说回来，关于“现实主义的精神”，加纳的说明颇有些意思。他引用一个批评家“谈高尔基伟大之处”的话说：“那样的创作方法我们称之为‘社会现实主义’。它显示了现在世界上发展的文学所到达的水准，同时为了文学真正是社会的，也是必须坚持的方法。”转弯抹角地进入话题后，在此基础上，他又主张：

我们不说在日本这个创作的方法被完全实践了，或正在被实践。但是，面向这个方法的萌芽到处可见。不，可以说日本年轻的文学的历史就是为了树立和实践这面旗帜的沾满鲜血的修行。我们好几次冒着脱离和固定化的危险，又不得不在政治的高压和喧嚣的嘲骂前一次次地停下脚步来。现在也低身匍匐于地面保护并加强自己，满洲文学只要是追求真实的文学，不容置言，一定要从日本文学学习这种态度。

仅凭“社会现实主义”“政治的高压”“低身匍匐于地”等词语足以把引文中的“日本文学”转换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年轻的文学的”“沾满鲜血的修行”，作为一种隐晦的表现，意思已经相当明白了。由此看来，加纳提倡的“现实主义的精神”既来自高尔基也来自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从高尔基说起可能是因为当时他还能够被自由谈论。以上的发言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历经曲折的战斗宣言，作者是要把在日本遭受了挫折的“创作的方法”拿到满洲来再次实践。“追求真实”的“满洲文学”要向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学习，这是“现实派”主张的“满洲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说得极端一点，就是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延长线上创造“追求真实”的“满洲文学”，此为“现实派”的目标之一。

加纳三郎1904年4月21日生于琦玉县北足立郡加纳村。本名平井孝雄。其经历与他所批判的对象木崎龙有不少相似之处。加纳三郎祖上四代为医，父亲为眼科医生。1922年4月，加纳入浦和高等学校学习，1925年4月，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学习。大学毕业后，加纳升入京都帝大研究生院，一年后退学。于此前后加纳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被任命为东京地方法院司法官试补。1933年10月，加纳被任命为关东州大连地方法院法官，当月底携眷来到大连。这次调动的起因据说是跟他要好的某法官发生了“思想事件”累及他，对他素有好感的上司做出了这次调动的安排，目的是让他躲避风头。加纳大学期间所写文章中有如下自白：“对现代社会制度（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者持相同的观念。不过，关于改造手段没法和共产主义者保持一致。”从这里大致可以了解他学生时代的思想状况。即他的思想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他不赞成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他在日本国内似乎没有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历，《幻想的文学》为其文艺评论的处女作。

加纳后来延续、深入了对“建设派”的批判，系列评论收入他唯一的著书《为了满洲文化》中。如西原和海为此书所做的解说所示，他在评论中批判北村谦次郎、西村真一郎、长谷川濬等人提倡的“满洲浪漫主义”，指出北村等人的主张是背对现实，沉溺在宏大梦想中的“幻想的浪漫”，他们高歌“建国神话”，其实是隐蔽现实，具有政治的力量。加纳主张文学有文学固有的使命，处于建设途中的“满洲国”所要求的不是回避现实，而是正视“满洲现实”的现实主义。同时，他还对“满人作家小说集《原野》”的出版表示了欢迎。北村谦次郎、长谷川濬、木崎龙等人均为《满洲浪漫》创刊同人，“建设派”与《满洲浪漫》的渊源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如此，加纳的文学主张是以肯定伪满洲国的存在为前提的，他对此不持任何异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开始认可日本人是建设者的观点，提倡起“建设的现实主义”来了。有意思的是，这个转变似乎与《原野》有关。加纳于1943年回到日本，辗转淡路岛、神户等地法院，1945年7月因肺结核死于故乡加纳村。

倒是青木实有短暂的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历。青木1930年来到大连，在大连图书馆做馆员。那时正好赶上大连文坛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流行，青木便顺势投身其中，成为运动中活跃的作家之一。如大内隆雄多次言及他作品中的“倾向性”所示，在运动中接受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洗礼的经历奠定了他作为“现实派”一员的基础。换言之，“现实派”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席卷大连文坛的那场短暂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遗产。

结语

基于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主流派”的观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殖民地文学，其二是国策文学。这一派的眼里只有日本和日本人，就算有“满洲国”也是以“日满不可分”为前提的或作为殖民地的“满洲国”。所以，他们主张作为“满洲国”的国民文学的“满洲文学”应该“以日本文学为主流”，认为“满洲文学”只能继承日本文学的传统并作为日本文学的延长来建设。大谷健夫甚至认为：“今后满洲的作家双肩上将担负起使内地文坛年轻化的使命和作用。”这个观点明确地显示出他们眼中的“满洲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因此，“不是描写远离内地的孤立的满洲，而是要描写与内地，不，与世界相连的满洲”成为“主流派”的目标。具体地说，如“北方的日本文学”所示，其目的就是创造富于“满洲”地方色彩的日本文学。“主流派”的主张中民族优越感十分突出，关于“满洲文学”的思维则保守、封闭，在自我身份认同上坚持殖民主义者的立场。

“建设派”的主张则以“满洲国”的建国为前提，基于官方鼓吹的建国精神，据此主张独立于日本的“满洲独自的文学”。追求超出日本文学框架的“独自性”为其最大的特点。具体地说，他们主张的以建国精神为基调的文学，其可能性是由将来的建国理想的实现来保障的。由此，可以说“建设派”的理念最接近官方的立场。由于其理念是基于官方的意识形态形成的，自然无法得到大多数中国人作家的认可。从对“乡土爱”的强调上也可看出，所谓“满洲独自的文学”只能是沉溺于伪满建国之梦的日本人的文学。同时，在讴歌建设成就、制造建国神话这一点上，完全可以把“建设派”与《满洲浪漫》杂志挂钩。更重要的是，在主张用日语统一“满洲文学”的语言这一点上，“建设派”与“主流派”的观点基本重合，这个终极目标使得“建设派”追求的“独自性”大打折扣。不过，“建设派”的主张在大讨论中最终占了上风，成为日本人的“满洲文学”理念的主流。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现实派”的加纳三郎后来也不得不认可“建设者”的立场，“满洲国”的“建设者”为“建设派”的自我身份认同。

“现实派”与“建设派”的分歧并非全是源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争。用“现实派”作家青木实的话来说，“为满洲工作的”文学就是“把体现建国精神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具体化的作品”，是“从正面露骨地宣扬意识形态”的东西。对此，他的态度是：“究竟能否产生好的作品，并且是否能作为国民的血肉一读，对此我深感疑问。”从他的疑问里明显可以感受到反“建设文学”的意识。如果要为“现实派”的立场寻根的话，完全有理由上溯至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因为加纳提出的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精神”实际来自无产阶级文学，而青木本人更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亲历者。青木实承认：“新京的一部分作品很强有力，富于光明，这是事实。”对此，他针锋相对地提出追求“弱”的主张，并强调：“同时，弱还不能仅仅是弱，需要严峻的弱，残酷的弱。”同样是面对“满洲国”的存在，他的姿势不是作为主人高高在上，而是目光向下面对严酷的现实，去发现“光明”的阴影与弱小。这才是“现实派”与“建设派”的最大分歧。

“现实派”的主张虽然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和理论，但与“主流派”的民族优越感及殖民地思维，与“建设派”以“建国精神”为纲、为“建设”政治服务的姿势形成鲜明的对照。由于文学理念的差异，在文学的对象、素材、方法方面当然也与二者拉开距离。不仅如此，在与二者的比较中，“现实派”的务实、草根、人道的一面也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要在文学作品中求证“现实派”的存在的话，笔者认为在《作文》部分同人的作品中得到了较多体现。其实，加纳三郎和青木实都生活在大连，与“主流派”的城小碓、大谷健夫等人同为《作文》同人，在文学活动中多有交集。而国策文学的代表人物上野凌嵱也是《作文》的同人，所以同人杂志《作文》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以此类推，“大连意识形态”“新京意识形态”也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以此划线。不过，有一点可以作为旁证，那就是加纳三郎也提到过的，分获第二、第三、第四次G氏文学奖（后改名为满洲文话会奖）的作品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品，同时作者都是《作文》同人。

加纳三郎后来就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问题再次叫板《满洲浪漫》同人，其主要观点见于《满洲浪漫主义的极限提倡建设的现实主义》。木崎龙参与创刊的《满洲浪漫》是以“大陆浪漫”和“建设文学”为旗帜的。加纳虽然在文中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一如既往，但也对自己主张做了一些修正，最大的修正就是承认日本人为“建设者”的立场，将现实主义修正为“建设的现实主义”。这意味着他的基本立场开始与“建设派”接近。最后，他在文章的末尾言及“满人文学”如是说：

在今天，对满人文学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这一点任何人都没有异议。（木崎龙的《满人作家论序说》是一极富于启发的研究）浪漫主义者仅凭印象就将此评论为灰暗，却不打算提示他们的论据。满洲文学的两个要素，日本人文学高唱浪漫主义，满人文学实践现实主义，这个现象极具暗示意义。如果有人要简单地否定这个满人作家的现实主义，那此人就不能被称为批评家。他们的现实主义背后承载着满人大众的社会和历史的生活。

因为是日本人就浪漫主义，因为是满人就现实主义，对这个暗示我们要更谦虚一些才行。如果谦虚了，对日本人文学独自昂首挺胸地主张浪漫主义一事就会感到某种踌躇，而且，浪漫主义要经历某种变质。因为无视日本人文学和满人文学的“协和”就不可能有满洲文学，这已经成为常识。

这段话点出了“满洲文学”内部的最大问题，即日本人作家和“满人作家”在方法上的差异。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显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此，加纳三郎本人也未能开出具体的药方。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现实主义”不仅承载着“历史的生活”，同时也承载着现实的生活。为此，现实主义很难与浪漫主义从对立走向牵手。

1. 古川哲次郎「満洲文学雑考」『満洲文芸年鑑』第三輯（満洲文話会、1939）、葦書房、1993、73頁。
2. 岡田英樹『文学にみる「満洲国」の位相』、研文出版、2000、10頁。
3. 西村真一郎「満洲文学理論の整理」『満洲文芸年鑑』第三輯（満洲文話会、1939）、葦書房、1993、84頁。
4. 西村真一郎「在満作家に当然起るべき問題—最近の満洲文学界—」『満洲日日新聞』1937年4月10日、第4面。
5. 周海林「仲賢禮論——『明治文学』研究者から偽『満洲国』官吏への足跡」、杉野要吉編集『昭和文学における「満洲」の問題 第三』、公開発行論文集、早稲田大学教育学部杉野要吉研究室、1996、204—215頁。
6. 古川哲次郎「満洲文学雑考」『満洲文芸年鑑』第三輯（満洲文話会、1939）、葦書房、1993、75頁。
7. 上野凌嵱「国策文学論」『満洲文芸年鑑』第三輯（満洲文話会、1939）、葦書房、1993、66頁。
8. 西村真一郎「満洲文学理論の整理」『満洲文芸年鑑』第三輯（満洲文話会、1939）、葦書房、1993、77頁。
9. 西村真一郎「満洲文学理論の整理」『満洲文芸年鑑』第三輯（満洲文話会、1939）、葦書房、1993、84頁。
10. 加納三郎「我等のスケッチ」『無形』創刊号、转引自西田勝「『満洲国』における芸術的抵抗の一例——加納三郎の場合（上）」『植民地文化研究』第9号、2010年7月、98頁。
11. 西原和海「加納三郎——満洲文化のために」『満洲国文化細目』、不二出版、2005、193頁。
12. 大内隆雄『満洲文学二十年』、167頁。
13. 大谷健夫「概観小说」『満洲文芸年鑑』第二輯（満蒙評論社、1938）、葦書房、1993、7頁。
14. 青木実「満人ものに就て」『満洲文芸年鑑』第三輯（満洲文話会、1939）、葦書房、1993、55頁。
15. 青木実「満人ものに就て」『満洲文芸年鑑』第三輯（満洲文話会、1939）、葦書房、1993、52頁。
16. 加納三郎『満洲文化のために』、作文発行所、1941、182—1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