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杜诗被后人尊为“诗史”，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这是历史授予杜甫的两顶桂冠。

“诗史”的概念始见于晚唐孟棨的《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顾名思义，“诗史”就是用诗歌写成的历史。然而杜诗的功能并不仅仅是记录历史，它还是对历史的价值评判，是历史的暴风骤雨在人们心头留下的情感波澜的深刻抒写。清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得好：“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大唐帝国在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发生了由盛转衰的剧变，它对人们的精神面貌产生了怎样的严重影响？安史之乱在唐朝人民的心头留下了何等深重的创伤？这些内容在史书中是读不到的，即使有所涉及也是不够真切的。例如史书中虽然记载了大唐帝国的户籍总人数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十年间竟然减少了三分之二，但是百姓遭受的苦难到底有多深，他们是死于铁骑的蹂躏，还是死于逃难的折磨，或是死于兵火之后的饥荒？只有“三吏”“三别”以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杜诗才给出了事实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杜诗，在客观上就是新、旧《唐书》的必要补充，在主观上就是杜甫留给后人的历史警示录。杜诗在记录历史事实时渗入了深沉的思考和深厚的情感，它不但让后人了解历史，而且启发后人感知历史、思考历史，并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从而更好地前进。就这一点来说，杜诗与孔子的《春秋》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应该高度评价杜诗的“诗史”价值。

“诗圣”就是诗国中的圣人，这个名称始见于明人的著述，但其概念早在北宋就已提出来了。宋人推崇杜甫，是沿着不同价值判断的两个维度而进行的：一是审美判断，也即诗歌造诣的维度；二是道德判断，也即人格意义的维度。在第一个维度上，杜诗的题材千汇万状，地负海涵，为宋人开无数法门。杜诗的艺术则千锤百炼，毫发无憾，在诗歌艺术上精益求精的宋人对之心悦诚服。在第二个维度上，宋人对杜甫的推尊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北宋诗人王安石和黄庭坚各有题咏杜甫画像的诗，二人不约而同地对着杜甫的画像顶礼膜拜，他们敬爱的是杜甫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是杜甫志在天下的磊落人格。到了南宋，理学宗师朱熹将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一起誉为“五君子”。在朱熹看来：“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王梅溪文集序》）由此可见，宋人高度认可杜甫的人格意义，高度评价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认为杜甫在道德上已经达到超凡入圣的崇高境界。

由历史奉献给杜甫的“诗圣”桂冠，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对现代的中国人具有引领、启迪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先人非常重视个体的道德修养，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儒家认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它的基础就是文明的个体，是具有道德自觉的个体。儒家还认为个体的修养不应该受到外在力量的强制，而应该是出于内心的道德自律。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建树，崇扬人格精神。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孟子提出来的人格境界，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符合这个标准的仁人志士为数不少，他们大多是在政治上有重要建树的人物，唯独杜甫是个例外。杜甫基本上是一介平民，他经常称自己是“杜陵布衣”或“少陵野老”。布衣也好，野老也好，都说明他是平民百姓。杜甫以一介布衣的身份跻身于圣贤的行列，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前的圣人在普通人心目中，都是神圣乃至有几分神秘的，都是望而生畏、高不可攀的。杜甫用其实践使圣人的概念从神坛回归人间，从而消除了长期罩在圣人身上的神秘光环，也拉近了圣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杜甫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扬的人格风范，这为普通人努力进德修身并朝着崇高的人格境界前进，提供了可以仿效并逐步靠拢的典范。

杜甫成为“诗圣”，其实质就是对平凡人生的巨大超越。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杜甫流落饥寒，穷愁潦倒，终生处于极为低下的水平。然而他在人格精神上达到了崇高的境界，他以忧国忧民的伟大胸怀超越了叹穷嗟卑的个人小天地，他以宏伟远大的精神追求超越了捉襟见肘的物质环境，从而将充满苦难的人生提升到诗意盎然的境界。一部杜诗，展示了崇高的人格境界，蕴涵着充沛的精神力量。后人阅读杜诗，在获得巨大审美享受的同时，也获得了深刻的精神启迪。这种精神启迪不同于理论性的德育教材，它带来的教益是伴随着审美感动而来的，像“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的春雨一样沁入读者的心肺，悄无声息，却沦肌浃髓。自从有杜诗以来，读者就将它视为人生的教科书，视为照亮人生道路的一盏明灯，正如闻一多所说，杜甫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杜甫》）。让我们从阅读杜诗入手，从而走近杜甫，感受其伟大心灵的脉动，接受其高尚情操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