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同为美国人

作为该陪审团的一员，你们的个人偏见和主观成见影响过自己的裁决吗？

——受人尊敬的詹姆斯·S.加勒特法官

西杰斐逊高中，1974年5月

屏蔽外界所有的声音，我跺了跺左脚，踩得更实些。尽管戴着头盔，5月的阳光一样炽热难耐，好像头顶快要被烧出个洞了。我挥了挥棒球杆，找找感觉，目光紧盯着投手。他也看着我，然后回头朝身后啐了一口。我身后的捕手不干不净地嘟囔着什么，裁判见状“哼”地笑了一声。对手爱说什么说什么，裁判爱嘲笑不嘲笑。以前有人骂我，以后也会有，但我从不接茬儿，就当这些难听的话只是些水滴，抖一抖就不沾身了。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投手抬起左腿，右臂向后甩去，一切都像是电影中的慢镜头。我认识这个家伙。我们以前交过手，每个赛季都这样面对面地拼杀。他是个输不起的人，一输就扔手套或是帽子，要么就狠踢休息区的围栏。而我从小被告知遇事要冷静，不论输赢，都要冷静。各位不要误会，我当然想赢，棒球比赛里没人想输，但是妈妈经常教育我，如果在赛场上发脾气的话，对手就会看出你已气馁，那样就等于输了两个比赛。“他们有时能赢，”她常说，“但不代表能打败你。无论是谁，都无法改变你，你就是你。我的孩子是不会在棒球场或其他任何地方乱发脾气的。”

我就那样盯着投手，毫不理会捕手和裁判，就当他们是被我抖落的水滴。跟这三个小丑比起来，妈妈令我更加敬畏。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球，真想一棒打得它远远的，但这是个失控的曲线球，偏离了本垒，被捕手接住。

“好球！”

我回头看着裁判。他这是傻了还是疯了？⁽¹⁾

“比赛继续。”他说。

这次，捕手笑出了声。

我只能认了。

我抬头望了望看台，全是白色的面孔，没人关注刚才这一裁决有何不公。我又看了看教练席，可教练此时背对着我，正跟一垒手说着什么。当年县里终于同意白人、黑人学生混校时，我们被大巴车从普拉科中学拉来了这所白人学校。如今四年过去了，事情一直是这个样子——人们要么根本无视我们，要么等我们走过后小声地骂难听的话。白人男生成群结伙时胆子要大得多，但他们从来不敢当面骂我和莱斯特，因为我俩的大块头让他们害怕。他们竟然怕我们，这太可笑了，而莱斯特和我从小就害怕他们。坐车去西杰斐逊高中上学的前一天，妈妈跟我促膝长谈，让我一定不要跟任何白人女孩讲话，也千万不要看她们。她千叮咛万嘱咐：“你就好好上课，低头管好自己，不要看别人。老师跟你讲话时，要有礼貌守规矩。每天按时去上学，放学就回家，不要耽搁。”

“好的，妈妈。”这些她以前就跟我讲过，我知道她一再重复的良苦用心。

“我这些关于白人女孩子的话可不是说着玩的，”她接着说，“你就假装她们根本不存在。”我点点头，但心里还是有点儿美滋滋的。妈妈真是聪明，她不仅知道女孩子是我的软肋，也知道我是她们的软肋。女生都喜欢我。成年女性也喜欢我。我快十八岁了，一直高高大大，从七年级起，普拉科以及教堂的女生们就老盯着我看，后来盯着我看的人越来越多，不过我可没打算招惹白人女孩子。她们有时在篮球场上，有时在棒球场上为我加油，但也就这样了。我在新学校学到的一点是：你在赛季里表现越好，别人越不会对你有偏见。

我很快就要毕业了，但莱斯特还有两年，我很担心他独自一人放学回家。从学校到家要走近五英里，我们的妈妈都不会开车。即使会，我们也买不起车。为了交上每月44.29美元的房租，妈妈终日辛劳。

比赛前我没见到莱斯特，但我知道他肯定在现场为我加油，等我一起回家。早上校车送我们到学校，放学后如果有体育训练，我们就只能自己走上半夜才到家。这一路我们担惊受怕、如临大敌，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准备自卫或找地方躲起来。两人一起走我们仍然提心吊胆，更别提一个人了，那简直是一脚踏进了恐怖电影的情节，只能等着被门后跳出来的杀手杀掉。回家的这条路上，我们一直相伴相助。

我环视了一圈老虎球场：这是一片褐色的泥土地，跟亚拉巴马州其他学校的球场真的没法比。场外休息区用厚厚的灰色水泥砌成，比赛场则是用铁网圈起来的，坐在那儿就像进了监牢。虽然是我们学校的棒球场，但它其实不在学校里，而在离学校好几英里远的地方。球场被称作“老虎们的家”。比赛的时候，还真会觉得自己有点儿像笼子里的老虎。

有人说佐治亚州州立大学的几个球探就在比赛现场。上次看完比赛找我的球探说我0.618的平均打击率很不错，但是他需要一个速度更快的球员。我击球力道大，而且看着球被打出老虎球场终获自由是最开心的事。我当然希望能靠打棒球获得奖学金，特别是奥本大学或者加州哪所大学的奖学金，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坐在那些大学的海滩上得有多幸福——但是离毕业只有一个月了，能在球探面前展露才华的机会也已不多。我知道自己在州内高中棒球选手中不排前五，至少也能排前十。但是我家没人上过大学，我是家里十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除了两个姐姐，其他人高中毕业后都离开了糟糕的亚拉巴马州。好多人离开南方去了克利夫兰，我的哥哥姐姐们也不例外。那里的白人不会用炸弹炸教堂或黑人社区，而自从我出生，类似的事就一直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发生。对于白人来说，伯明翰是伯明翰；对于黑人来说，伯明翰是“爆炸翰”。从小到大，大人们一直警告我：这儿的人放任他们的狗去咬孩子；四个小女孩在一桩教堂爆炸案中丧生；近一千名孩子被抓进监牢；住在火药山⁽²⁾的人经常要躲进自家的浴缸，因为炸弹扔进了他们的房子里；如果你是黑人，进店都没人招呼你……想想就可悲。一直到几年前，我才敢在柜台点一份吉士堡和奶昔，坐在伯明翰的伍尔沃斯商场里享用。即使是现在，他们招呼我时也是窘迫、为难的样子。1974年跟1954年或1964年别无二致。

马丁·路德·金被打入这个监牢时我七岁。记得那天教堂被炸了，妈妈让我们在家里躲了一整天。那是唯一一个没去教堂的周日。妈妈告诉我们，如果路上有白人男子开车过来，就要赶紧跑开。我们坐在山边的土地上眺望普拉科，想着如果他们找上来该怎么办，哥哥威利说他会反抗，姐姐达琳说她会跑进树林躲起来，莱斯特和我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他才五岁，所以一般都是我罩着他。辛顿家和贝利家一共有十六个孩子，家里都没爸爸，所以我们自认为是一支小队伍，守卫着这座城镇。我们一直没想清楚，如果哪天被他们找上该如何是好。但是坐在山上，望着可以躲藏在漫山的苦栎和长叶松林里时，我们勇敢坚强，时刻准备着保卫家园。

普拉科的居民要么在煤矿上班，要么做其他与煤矿有关的工作。城镇属于煤矿公司，我们的房子也是。他们有一家商店——小卖部——我们从那儿购买日用品、衣服，以及任何需要的物品。房顶漏雨时，公司会派人来修理。普拉科也有教堂。实际上，除了上学，我们根本不需要离开这座城镇。爸爸一直在矿上上班，后来他的头被砸了，只能去福利院住，剩下妈妈一个人照管我们。她要付房租，还要让我们吃饱穿暖，维持着这个家。莱斯特的爸爸也走了，但是我一直没问他是因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普拉科，各家各户都差不多。黑人住在山上，白人住在山下平坦的地方，公司拥有一切。唯一不同的是，白人住的房子里有水暖设备、像样的卫生间和厨房。我们只有室外的茅厕，后院有个三号浴缸用来洗澡。我们的房子有四个房间，其中一间是厨房，是我们吃饭、做功课、看电视的地方。每个房间有一张大床，三四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两个姐姐跟妈妈睡一张床。在普拉科的日子很快乐，吃妈妈做的美食，在外面玩到天黑才回家，每周都去教堂。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没人觉得自己过得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差。我们的邻里关系非常好，彼此相爱，就像一个大家庭。长教幼，幼尊长，友爱互助。若你在离家三条街外惹事了，还没等你到家，你妈妈就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了。大人会谈论些大人之间的事情，如果有两个大人在谈话，你就必须离开。那时我们偶尔会躲起来听听他们谈什么，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疯跑着玩，所以对镇外的局势并不了解，除了那些在电视里看到的报道。

然后他们就将黑人和白人的学校合并了。

这是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里，每天都有人朝我大喊“黑鬼”——不管是走在路上、站在学校储物柜前，还是在棒球赛场上与全队一起打比赛。我就要毕业了，四年里我学到很多：生物、算术，以及人们仅仅因为肤色就可以无比憎恨你。人们会毫无缘由地伤害你，仅仅因为你的外貌、谈吐、生活与他们不同。可悲！我在白人学校确实受到了教育，只不过不是官员和律师幻想的那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