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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见到的村上春树：鲁迅也许最容易理解

十一月初，东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主持召开“东亚与村上春树”国际学术研讨会。借赴会之机，我于十月二十九日见了村上春树。二〇〇三年年初我们见了一次，这次是第二次。但不是我一个人去的，是同台湾的村上作品主打译者赖明珠、马来西亚的村上作品译者叶惠以及翻译过村上部分文章的台湾辅仁大学张明敏三位女士一同去的——在不同地区以不同风格的汉语共同翻译村上的四个人同聚一堂就不容易，而一同去见村上本人就更非易事。加之村上本来就不轻易见人，所以这次会见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是历史性的。

村上事务所年初搬了家，但仍位于南青山这个东京黄金地段，在一座不很大的写字楼里面。周围比较幽静，不远就是村上作品中不时出现的神宫球场、青山大道和青山灵园（墓地）。虽然时值晚秋，但并无肃杀之气。天空高远明净，阳光煦暖如春，银杏树郁郁葱葱，花草仍花花绿绿，同女性的裙装相映生辉。

按门铃上楼，一位举止得体的年轻女助手开门把我们迎入房间。女助手也换了，不是几年前我戏称为208或209女孩了。房间不很宽敞，中间有一道类似屏风的半截浅灰色隔离板，前面放一张餐桌样的长方形桌子，两侧各有两把椅子，我等四人分别坐在两侧。女助手很快去里间请村上。很快，村上春树从“屏风”后面快步走了过来。一身休闲装：深蓝色对襟长袖衫，里面是蓝色T恤，蓝牛仔裤。他仍然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和我们鞠躬握手，径直走到桌头椅子坐下，半斜着身子向大家点头致意。我看着他。距上次见面已经五年半多了，若说五六年时间没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痕迹，那并不准确——如村上本人在作品中所说，时间总要带走它应带走的东西——但总的说来，变化不大，全然看不出是年近六十的人（村上四九年出生）。依然“小男孩”发型，依然那副不无拘谨的沉思表情，说话时眼睛依然略往下看，嘴角时而曳出浅浅的笑意，语声低沉而有速度感。整个人给人的印象随意而简洁，没有多余的饰物，一如房间装修风格。

交谈开始了。作为他的作品的译者和读者，最感兴趣的，自然是他的下一部小说。他强调了两点，一是篇幅十分之长，比译成中文都长达五十万言的《奇鸟行状录》还长，有《海边的卡夫卡》的两倍。已经差不多写了两年，眼下正在一遍又一遍仔细修改，大约明年夏天分两三卷在日本出版。虽然长，但很有趣。二是以第三人称写的。村上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我”，采用第三人称的迄今只有《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一九九二）和《天黑以后》（二〇〇四）。而这回要在前两次“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为第三人称这一叙事方式。询问主题，他则显出不解的神情：“主题是什么来着？我也不知道。”我想起几个月前他在接受《每日新闻》（五月十七日）采访时的谈话内容。作为新作背景，他谈及自己对冷战结束后的混沌（khaos）状态的认识，认为其征兆是一九九五年相继发生的阪神大地震和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而“九一一”事件是其显在反应。他认为“当今最可怕的，是由特定的主义和主张造成的‘精神囚笼’”。——当我就此确认时，他没有否认，但表示实际上主题并不止此一个，而有“很多很多”。主题很多很多？这一说法颇有吊人胃口意味，不过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他的确很少直接谈其作品的主题。

自一九七九年发表处女作《且听风吟》以来，村上已差不多勤奋写作了三十年。“三十年间我有了很大变化，明白自己想写的是什么了。以前有很多不能写的东西，有能力上所不能写的。但现在觉得什么都可以写了。写累了，就搞翻译。写作是工作，翻译是爱好。一般是上午写作，下午搞翻译。”他又一次强调了运动和写作的关系，说他天天运动，“今天就去健身馆打壁球来着。但跑步跑得最多。因为不久要参加马拉松比赛，所以现在每天跑两个小时左右。写作是个体力活，没有体力是不行的，没有体力就无法保持精神集中力。年轻时无所谓，而过了四十岁，如果什么运动也不做，体力就会逐步下降。过了六十岁就更需要做运动来保持体力”。去年十月他专门为此出了一本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我请他为这本书中译本的出版给中国读者写点什么，他爽快答应下来：“短的可以，因为正在忙那部长篇。”

问及东西方读者对他作品的反应有何差异，他说差异很大，“欧美读者接触加西亚·马尔克思等南美文学的时候，感觉自己读到的是和英语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从而受到一种异文化冲击。读我的作品也有类似情况，觉得新鲜，有异质性。这点从读者提问也看得出来。欧美读者主要关注我的作品的写法本身和后现代元素，亚洲读者的提问则倾向于日常性，接受方式更为自然”。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自己的创作受到美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从他们身上学得了许许多多，例如比喻手法就从钱德勒那里学到不少”。他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也说自己对钱德勒的文体情有独钟，“那个人的文体具有某种特殊的东西”。

话题转到《挪威的森林》拍电影的事。媒体前不久报道《挪》将由美籍越南导演陈英雄搬上银幕，村上说确有此事。“就短篇小说来说，若有人提出要拍电影，一般都会同对方协商，但长篇是第一次，因为这很难。不过《挪》还是相对容易的，毕竟《挪》是现实主义小说。”他说《挪》此前也有人提出拍电影，他都没同意。而这次他同陈英雄在美国见了一次，在东京见了两次，觉得由这位既非日本人又不是美国人的导演拍成电影也未尝不可。至于演员，可能由日本人担任。“将会拍成怎样的电影呢？对此有些兴趣。不过一旦拍完，也许就不会看了。以前的短片都没看，没有那个兴趣。”

说到“东亚与村上春树”这一议题时，我说我认为他对东亚近现代历史的热切关注和自省、对暴力的追问乃是村上文学的灵魂，村上说有人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历史认识问题很重要，而日本的青年不学习历史，所以他要在小说中提及历史，以便使大家懂得历史，并且也只有这样，东亚文化圈才会有共同基础，东亚国家才能形成伙伴关系。

这里想特别提一下村上对鲁迅的看法。

村上的短篇集《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中有一篇叫《完蛋了的王国》，其中的男主人公Q氏是一家电视台的导演，衣装整洁，形象潇洒，文质彬彬，无可挑剔，任何女性走过都不由得瞥他一眼，可以说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精英和成功人士。耐人寻味的是，藤井省三教授在这样的Q氏和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阿Q之间发现了“血缘”关系：其一，“两部作品同有超越幽默和凄婉的堪称畏惧的情念”；其二，两个Q同样处于精神麻痹状态。也就是说，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的藤井教授在村上身上发现了鲁迅文学基因。作为中国人，我当然对这一发现极有兴趣。这次有机会见村上本人，自然要当面确认他是否看过《阿Q正传》。村上明确说他看过。学生时代看过一次，十几年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驻校作家时结合讲长谷川四郎的短篇《阿久正的故事》（日语中，阿久同阿Q的发音相同）又看了一次，“很有意思”。问及他笔下Q氏是否受到鲁迅的阿Q的影响，他说那是“偶然一致”。但他显然对鲁迅怀有敬意：“也许鲁迅是最容易理解的。因为鲁迅有许多层面，既有面向现代的，又有面向国内和国外的，和俄国文学相似。”

回国后赶紧翻阅他对《阿久正的故事》的品评，里面果然涉及对《阿Q正传》的评价：“在结构上，鲁迅的《阿Q正传》通过精确描写和作者本人截然不同的阿Q这一人物形象，使得鲁迅本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现出来。这种双重性赋予作品以深刻的底蕴。”并且认为鲁迅的阿Q具有“‘一刀见血’的活生生的现实性”。

不用说，一个人能够理解另一个人——何况认为“最容易理解”——无非是因为心情以至精神上有相通之处。所以，村上的Q氏同鲁迅的阿Q的“偶然一致”，未尝不是这一意义上的“偶然一致”。

2008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