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破碎的孩子

他们所知的一切只有父母和祖父母度过的那些漫长平静的时光；上至太阳，下到牛群，在海里养育或者捕获那些带着光滑的腮和飞扑的鳍的生物，还有电视来满足海无法满足的欲望。

撰文 简·卡森（Jan Carson）

译者 马力

蛋

你生来手里藏着一个鸟蛋。

它看起来是一只椋鸟的蛋，但也很可能是罗宾蛋。它们色泽近似。你的眼睛也是一样高远的纯正秋天的蓝。你也有一点点雀斑。

一开始我没有注意到这个蛋。我在那一刻就醉在了你初诞的气味里。你可以弯折的双臂、你的耳朵和脚。你的脚就像成人的一样，不过急遽缩小了。因为所有的推和挤我已经精疲力竭。然后，你突然地冲入这个世界，出现在最后的洪流里。

“真的来了。”你的父亲说，就像这一切已经结束了一样。

以拳为首，你像闪电一样冲出我的身体。手指蜷曲在拇指周围，紧得像核桃壳。在你的手臂之后，是你的头，第二条手臂，身体和像煎饼一样平坦的臀部，以及两条腿连带着脚——就像两个句子结尾处吵闹着的句点。你整个，都在那里。每个微小的局部，每一个，都在应当的位置正常地工作，除了你的左手，顽固地举着，持续几乎一周的时间。

“他早就准备好了和每个挡他路的人打架。”你的父亲说，好像这是件好事似的。我不觉得。作为一个全新的人，你看起来太愤怒了。“这正常吗？”我问。这不正常。接生婆从没接生过一个拳头先出来的孩子。

“不要慌张，”她说，“他看起来没事。我带他检查确认一下。”

于是她飞奔着带你量了体重和身长，你在一条白净的毛毯里摇晃着。当你回来的时候，看起来就像婴儿本该有的样子。扑眨着眼睛，鲜嫩的粉色。假使我好好抱着你的话，我甚至看不到你奇怪的胳膊从毛毯下竖起。

“他是不是很完美？”我说。

你的父亲没有回答，他慢慢解开毛毯，检查你蜷曲的拳头。

“没事的。”我说，“婴儿需要一定的时间放松开。他在我肚子里缩成一团九个月了，怪不得生得有点奇怪。”

“我觉得他握着什么东西。”你的父亲说。他可以看到蛋的白色从你指尖透出。

我握起你小小一团的手，开始慢慢打开你的手指。缓慢地，轻柔地，就像在冰面上的一小步一小步。婴儿的手指像鸟足一样脆，我不想把你折断。花了一分钟，或者九十秒才撬开。你的父亲和接生婆从我头顶观察，噤声敛气，似乎最稀薄的一呼气都会击碎你。那一刻我看到了蛋的一部分，但是直到它整个裸露出来前，我都没有说任何话。

“这是个蛋，”我说，“孩子出生的时候握着一个蛋。”

没有人说话。连你都没有发出任何一点声音。

我举起这个蛋，握住它，很轻柔地，握在手指之间。几乎是托着空气。太轻了。太容易被摧毁。

“这东西之前在我身体里，”我说。“它怎么会进到那里的？”我自己的声音从我身旁漂游而去。我感觉要晕厥了。

“你吞下去的吗？”接生婆问。“不，这没道理。孩子怎么拿到它的？”

你的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滑稽的灰色。像一个曾经是白色却被洗刷太多次的东西。他支在床沿，要看那个蛋。我试着把它直接放他手里，但他坚持要垫一张纸巾。他不和我对视。

“你觉得这里面会不会有另一个小孩？”他问。

“这是个鸟蛋，”接生婆说，“很可能是只椋鸟。婴儿可不是从蛋里生出来的。”

“一只椋鸟。”你的父亲轻声重复着。他把这只蛋举到耳旁——举起贝壳去听海浪的声音的那个姿势。蛋没有发出声音。他看起来很失望。然后他略微用力地晃了晃蛋。

“不要！”我尖叫，“你会杀死它的。”

“这只是只椋鸟啊。在路那边的电线上还有几百只。”

“它曾经在我的身体里。它是我的。我想看看会生出来什么。”

回溯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就是我开始爱这个蛋的决定瞬间。

我们从没期待过一只蛋的到来。它从未出现在任何你的超声波扫描报告里。我们会把所有报告都打印出来贴在冰箱门上，我们的朋友就会看到，知道你终于是真实存在的，不再是痴心妄想或者十指交叉期盼着成功的一次尝试。你的扫描图还在那里，就在购物清单和外卖菜单边上。靠近蛋的五岁生日照片。苹果大小的你，自己蜷缩进自己的身体里面，像一条被整整齐齐系上的蕾丝。香蕉大小的你，脚拭碰着我腹腔的顶端。最后，你，肿胀到一个巨大的萝卜的大小，直直地看向我们，好似在说：“我准备好出来了。”后来，你的父亲会在冰箱前面一站站上几个小时，盯着这些粗粒的图像，忘记了他为什么一开始会来到这里。我会在那里找到他，他就那么站着，手里拿着一个玻璃杯或者一个空碗，眼睛像显微镜一样扫过冰箱，就像他在努力去看清蛋壳在你攥紧的拳头间时隐时现。

这对他来说更难。他从未孕育过你。对于蛋也一样。

没有人期待过一只蛋的到来。这不正常。会诊医师来的时候，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震惊。他紧捂着嘴不流露出一点点恶心，说这是一种畸形。他把这样一个污秽的词语带进这个房间，我本可以因此用手抓破他的脸。我张开嘴嘶嚎，无法停止。

“你已经搞得我妻子不开心了，”你父亲说，“你一定要在她面前说这种话吗？要我说这绝不是畸形，只是一件怪事。”

说是怪事也并没有好多少，这是我们用来形容你大姑婆莉莉的词。她从不洗东西，不和除了最亲的亲人之外的任何人说话，我们也说这是件怪事。不久之后你的父亲改变了想法。那时他开始叫这个蛋一个“奇迹”，考虑着要不要叫来报社拍个照，觉得这样能赚到钱。他提起这条街上的一户人家，他们在自己家推土机挡风玻璃的污泥上发现了圣母玛丽隐隐显现的脸。他们不就是通过把这个故事卖给报社而大发横财？这笔钱都足够建一个储藏室了。所以故事马上传遍邻里。

“畸形”一词酸涩的存在依旧没有消灭。会诊医师用小推车推着你穿过走廊到一个房间里检查你身体的其他部位。翅膀，角，光环，你胸腔之下低语着另一颗心脏的可能性。当然，他们什么都没找到。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婴儿，同一颗鸟的蛋一起出生。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到那里的，或者它为何没有在你手指的重压和诞生的巨力下粉碎。

一周之后他们让我们领你回家，带上蛋一起。我知道你希望我们扔下它。你的父亲也这么希望。他只想把它扔进垃圾桶。

“没有东西会从蛋里出来的，”他说，“我们回家安顿好孩子吧。”

但是，我需要同时照顾你们两个，我不能摆脱这种感觉。

你的父亲看到我连下巴都在紧张用力。一根微小的神经在皮肤下震颤。不可能说服我的，绝不，特别是当我用尽全力的时候。我们带着蛋回了家，为它搭了一个孵化器。一个鞋盒，铺上了锡纸、一些法兰绒，上面一盏台灯像垂落的郁金香一样斜压下来。我希望它发出的热量能让一切尽快发生。

“我会把它安置在杂物间的。”你的父亲说。但我坚持要在育儿室。我希望你们两个在同一个房间。同处，平等。任何一个孩子都不会被偏爱。我在你们之间拉来一张老旧的扶手椅，为了不偏差中点一厘米而精密计算距离。时而小睡，醒来哺育你，给你洗浴换衣。我告诉你，你是全世界最珍贵的男孩，而且我真的这样认为。请你谨记。我醒来给那颗蛋翻身，从反面到正面再翻回反面，让热量在蛋壳周边迭覆。我倾身靠近孵化器，呢喃着轻柔的诱导性的话语：“现在就出来吧，我们等不及要见你了。”我是认真的，在每个呵声说出的词语里认真着。

当我做梦，梦境总是关于这个蛋。比如某一天它裂成两半的样子，一条一条地碎裂剥离，露出里面一个小小的生物，某种需要关怀的东西。有时候这个生物是一只鸟，有时候是一个很小很小比瓶嘴还小的孩子。大部分时候，它是一个温暖的、不确定的印象，也不是鬼魂，但很接近。在我醒来之后，这个生物也和鬼魂一样几乎难以描述。早年间我和你的父亲说过这些梦，细细地解释了每一个。后来我就不说了。你的父亲对这个蛋并不感兴趣，也从未有过兴趣。对他而言，这不过是一件怪事，他听我说这些仅仅是为了迁就我而已。

你生长得极快。你整晚整晚地睡觉。你坐起来，挪动到可靠的地方，迈出最初的摇摇晃晃的步子。你发出一些声音，继而组成词汇。而蛋维持着原样。它没有长大也没有缩小，躺在法兰绒上，当大卡车驶过房子周围的时候偶尔晃动一下。但我无法劝说自己就这样放弃它，连续几个月地坚持给它每小时翻四次身。紧接着月变成了年。我伸长脊背俯向孵化器，轻声讲着故事，唱着快乐的歌；在生日和圣诞的时候我给你们一起拍照，把鞋盒包在圣诞装饰彩箔或者生日横幅里摇蹭作响，让它知道我们在庆祝，也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快乐。假期我也不出门了。“没办法带上蛋啊。”我说，“我们不能把它独自留在这里，要是它突孵出来了怎么办？”

“它永远不会的。”你的父亲说。当你长大到可以享受游玩的乐趣时，他带你去欧洲迪士尼乐园。一整个漫长的周末，只有你们两个人。

我和蛋一起待在家里。看书，睡觉，希冀着你们不在的时候它会孵化，证明我不是随随便便抛下你们的。蛋没有孵化，我也从未出现在任何你最早的出游照片里。后来我同样地，缺席你无数记忆，运动节、爱丁堡旅行、乐高乐园、新学校家长之夜。没有别人会陪着那颗蛋。

你慢慢长大到可以组织出自己想说的句子。

“这不公平。”你一次又一次地说，“比起爱我你更爱那个蛋。”

“我没有。”我说，“它不过是更需要我罢了。它什么事都不会做。”

“我也需要你啊。”你说，但事实是，你并不需要。你几乎学会了自己做任何事情。至于其他的，你的父亲会帮你：系鞋带、约医生，诸如此类。一有问题你首先找他。看到你用吐司机，自己洗制服，甚至有时候给我们做晚饭，我很骄傲，同时全心地感到羞耻。

你那时才六岁，已经开始拒绝在拍照的时候站在蛋的旁边。

“它只是一个蛋。”你说，“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尽管我告诉过你，你如何出生的故事：那时你的左手，温柔地抓着它。但你似乎并没有看到其中的奇迹，只看到怪异。

“求你了，”你会说，“求你能不能扔了它？”你的父亲也会在那儿看着我，好像我是个肥皂剧里的人物。那种人物总是说着“我没有问题，我随时可以停下的”，而确确实实地对酒精、海洛因或者外卖食品上瘾。

在最后，这颗蛋碎掉了。这并不算你的错。至少你父亲已经这样说过太多次，我都数不清了。你不过是在你的房间里玩，像平常男孩一样玩得越来越兴奋——你撞到了盒子，蛋掉出来在地上摔碎了。你并没有马上告诉我，而是等到我们都坐下准备吃晚饭的时候。

“妈妈对不起。”你说，“我把蛋打碎了，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尽力不在你面前哭出来。

你的父亲不让我惩罚你。罚你不能吃晚饭都不行。

“这是个意外。”他说。我看得出，他想笑。

过后，我去清理的时候发现，蛋里面并不是完全空的。在白色的当中，有那么一个红色的小斑点，像过曝照片里的一只眼睛，向上端详着我。那时我想到了你，被塞在我的体内，手里是一个蛋，蛋里是一只眼睛。一件宝贵的事物藏在另一件里面，就像俄罗斯套娃，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隐秘地嵌套。

汤

在别的城镇，别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可能会被当成一个女巫。但在现在的贝尔法特东部就不会。所有的老妇人都在厨房里操练炼金术，将自己精妙的魔法搅拌进水果长面包、煎饼以及表面零星散落着面粉的苏打面包里。

她们用友善的话语吸引受害者。“真让人难过。”她们说着，还会说：“你一定感觉很不好。”当悲剧一件接一件地发生的时候：“当然啦，屋漏偏逢连夜雨。”她们说出来的每个词都如此温柔，像包裹了滑石粉。但这些老人就是知道如何引诱你们的魂。大部分时候她们给人打电话，但有时候也会把一些行人直接逼到墙角：在乐购超市外面，在巴士站，在学校大门前——常常有一个孩子在旁边颤抖着哭嚎。他们对于软弱的人有极为精巧的判断力。

“哎呀就现在，”她们看到泪光开始泛出的时候会这么说，“快来，快进来。坐下呀。水壶烧着呢，刚刚烤的东西快好了。别介意没什么好东西，但是上帝他老人家吃茶的时候也喜欢有点甜的东西。”

于是，特百惠牌和家园牌的饼干罐头就会被端进来，罐头里铺上了没有实际用处的纸质小垫布和圣诞餐巾；被压扁的纸垫着薄片饼干和摆成圆形的黄油饼干，以及蝴蝶小面包——它们那细小的、烤饼做成的翅膀从黄油乳酪中高耸起来，就像是真的昆虫准备起飞的姿态。

“多吃点。”她们端着刚刚抛光过的茶壶从黑暗的门口现身的时候，会这么说。于是这个哭泣的可怜虫会开始吃，吃完再拿一次，甚至吃第三轮。在此之后她不会那么想哭了。她的嘴里塞太多东西了，根本没地儿可以哭。她的脑袋会因为突然摄入精制的糖而开始快速、精密地运转。

“感觉好点没？”她们会问，于是她会缓缓点头，尽量小心不在地毯上洒上饼干碎和椰子粉。接着她会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回家，手里攥着一盒倾注了善意的油酥点心。当悲伤再次袭来的时候，她就可以把自己浸没进去。

整个东部的存在都倚靠这些女人。每一个，都是某一类型的专家。这个老年女人的小麦制品能治愈悲伤。烘烤后融化欲滴的黄油可以削弱任何东西，包括真正的死亡的戾气。下一个女人的苹果挞对于孤独有奇效。在理想状态下，这挞应该是滚烫的，而且得浸泡在新鲜搅打出来的奶油里。另一个女人则会做一人份或者一家人分量的炖菜，她根据问题确实的大小程度来精密修改分量大小。炖菜真的非常好，浓且厚，还有着恰到好处的流动性。这样的一勺踏踏实实地停留在你的舌尖，只会让你感受到被温柔地爱着，没有其他。你甚至会感觉到心烧，但这种感受只在炖肉的滋味从你齿间逃走之后，才会出现。

怀疑与忧郁，没能拥有的孩子，拈花惹草的丈夫，这些问题都能被直接解决，假使不能至少也能被缓解。就靠着用正确的方式摄入正确的食物（而且摄入越多绝对越好）。

这些来自东部的老妇人们，默默地承担起治疗当地人所有疾病痛苦的责任。她们诊断，开药。假如需要介入，她们会挨门挨户地去拜访。这是她们的使命，从一个伊丽莎白/玛格丽特/苏珊，传到下一个。她们像是从同样的坚硬布料里剪出来的：圆润结实，臀部肥大，能够用一个几乎空掉的食品柜奇迹般地制作出食物。她们在厚奶油上缺斤少两吗？绝不敢！就算只是做一个蛋奶冻完全可以替代厚奶油的小松糕，也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她们对家庭烘焙的虔诚近乎宗教信仰，谁会明知故犯地偷工减料呢？

我的外祖母是她们所有人的女王。她专长做汤。她的冰柜又硬又满，几乎成了一整堵砖墙，里面全是灌了汤的小桶，它们本来是装人造奶油的。假如汤从这些塑料包装中倾倒出来，就会形成巨大的冰块，从橙色、绿色到泛泥色的米黄，汇集了蔬菜可能存在的各种颜色。在她的冰柜里除了汤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剩下的空间大不过夏天的一块树莓冰淇淋。这是由需求导向的。她早已准备好在东部的紧急事态——用汤可以解决的那种事态中尽好自己的职责了。她主要能够预见葬礼，但是预测一个小地震也不会超越她的应对范畴。

“能在朋友有需要的时候帮上他们是件好事。”她会说。这是非常善良的一种念头。多数还算正派的人将会回应：“确实是啊，凯瑟琳。这确实是啊。”点着头生怕别人听不到他们同意的声音。只要朋友有点事儿，我的外祖母就会忙得停不下来。她做的汤足够喂饱贝尔法特所有悲伤的灵魂。

“这是我最起码能做的事情了。”她会说，然后我就想回答：“不对，外婆，这不是。你最起码可以什么都不做啊，然后在圣诞的时候捐十美元给慈善协会就行了。”但我并没有这么说。我知道在汤这件事情上，外祖母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她为受苦的朋友们特别制作一罐罐汤，指派我祖父载着满后备厢的萝卜香菜或者旧式汤来来去去。（守灵要浓汤，病痛要鸡汤，悲伤的人则需要颜色鲜亮快活的汤。我的外祖母有自己的规矩，她坚守着它们，除了汤，她从没有片刻地考虑过从那些罐头里倒出别的什么东西。）“小心开车。”她会对外公说，“转弯的时候慢点儿开。”汤很容易溅出来，而且它们的气味在车里很难消散。几天之后，空空的容器就回来了，干净如新，还经常带着一张纸条或者代表“谢谢”的糖果。外祖母从不给容器贴上自己名字“凯瑟琳·里奇”的标签，尽管在东部这很常见。“当然啊，这不过是一个小塑料盒子。”她会说，“假如它回得来，它就会回来。假如它回不来，那么也会有别人因它受益。”

她离开家的时候，从不会忘记在手包里塞上一整个装得满满当当的热水瓶。那是个很大的手包，更像是一个大麻布袋，刚擦拭过一样干净，里面缝着为了让汤不倒出来的特制口袋。她会做极好的番茄奶油，还有极好的蘑菇奶油，小葱和土豆，西兰花和斯提尔顿干酪的也有（这算是她比较高级的食谱之一了，是从《女性领地》杂志上剪下来的。苍白加上薄荷绿的颜色，里面分布着更深的绿色颗粒物，闻起来像是在炉盘上烤了太久的人脚）。祖母每个工作日都会准备不同的汤，周末的话就做一整锅蔬菜浓汤，一整只鸡骨架在表面上下浮动，就像可怜动物的残肢漂浮在酸水里。

有时候她会搅拌，有时候她忍住不搅拌。

每个呷啜外祖母这一碗汤的人都会感受到不同的黏稠度。决定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消化不良的程度和有没有假牙，收受者有没有说过喜欢牙齿和胡萝卜硬碰硬的感觉（或者从未提到过这种恶心的事情），季节、天气以及是直接从马克杯里喝还是从一个普通的碗里舀出来喝，民族、社会经济背景和婚姻状况。

有时候她会搅拌。有时候她的汤里面还有很多块状物，因为搅拌机里面那块塑料小东西还在洗碗机里，而她根本懒得去把它捞出来。

外祖母分发她的汤时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慷慨。她会停下脚步和面露悲戚的陌生人说话，无论他们是在邮局排队还是只想在路堤上安安静静地遛狗。她太精明了，我的祖母，她不会傻傻地直接给人汤或者问一些明显的问题，例如“你看起来不开心啊。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而会说“天气真好呀”，或者“天气好差”，或者“这小狗狗什么品种呀？”她说话的那种感觉像是有个肩膀温柔地推着门，于是那个悲伤的人会说：“过会儿会下雨”，或者“午饭之前会放晴”，或者“这是只杰克罗素梗犬，对的。性格很可爱的小东西”。于是他们觉得必须停下脚步开始谈话。十分钟之后，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坐在长椅上或者其他公共休息区，和我的祖母倾诉着他们不知道在现在这样一切都令人绝望的情况下，该如何继续一天天地起床面对，此时的他们往往泪水涟涟。

“你不懂。”他们会说，“就是太难了。”

我的外祖母总会这样回答：“你是对的。我不懂的。”因为她真的不理解。

外祖母是那种生下来就站得稳的女人。她没有经历过任何大的病痛，或者失去过任何特别重要的东西，也从未缺过食物或钱。她的双眼由于微笑太多而永远和六角手风琴一样褶皱着。每过一段时间外祖父都会说：“她睡着的时候笑得像个傻子。”他暗示这跟在公共场合放屁一样是个恶劣的习惯。但他不过是在找茬。其实外祖母随时随地都讨人喜欢。外公完全知道。他每次想起住在那些隔壁或者对门的苦瓜脸老东西的时候，都会意识到自己太幸运了。“你外婆不是一般女人，”他会对我说，“她会做全东部最好的番茄汤。”这已是他浪漫的极限了。出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他完全不会油嘴滑舌也不会送花，从未将外祖母揽到怀里说：“凯瑟琳，你万里挑一。”每周五晚上他会为她带回一个特里牌香橙巧克力和一瓶柠檬红茶，假定这些东西能够代替他说些甜言蜜语。

我的外祖母无可抱怨。所以她是快乐的。

她无法对那些在邮局排队和在路堤上拖着自己的西高地小猎犬走路的悲伤灵魂感同身受，但是，她的确有同情心和大量的汤。“亲爱的，哦亲爱的”，她会说，“一切都好糟糕啊”，或者“我的心和你在一起”。对于那种处于特定年龄段的忧伤女性，她会像年长的牧师施与祝福那样，缓慢、温柔地上下轻拍她的手。但是对待年轻人或者男性时，她会谨慎一些，因为这个举动容易让他们产生误会。“我根本不敢想象你到底什么感觉，”她会说，“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接着她就会在手包里翻找那瓶汤。

有时候陌生人拒绝她的汤（常常十分礼貌地用合适的借口），在其他时候，他们会拿起热水瓶离开，把它已经缓和下来的热量贴近胸口，像抓紧一个装满滚热的水的瓶子。常识让他们不去猜想里面的东西，但是当温暖悄悄蔓延过他或她的衬衫，他们的肉体微微渗出汗水，这已经足够令人安慰了。这些人，虽然从没有完整地感受到外祖母的汤全部的好，却也留住了一些余味——他们意识到，原来自己还能接触到一些小小的、在可控范围内的善意。

有时，这个人太饿了，直接在公园长椅上或者公共场合的座椅上就打开了外祖母的热水瓶——盖子就像热水瓶口上的帽子，拿下来就是小小的白色马克杯——把里面柔滑的液体倒进去。蒸汽升腾，一团团如花椰菜的雾气。于是他们会想起童年时候那些简单的汤，鸡肉、番茄、蘑菇，在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向着杯口吹凉气了。光是这个简单的动作，已经能够让他们逃离现在所处的境地半英尺远，甚至两英尺。他们会把杯子举到唇边，感受汤水灵活滑过齿间和舌上，落入他们焦躁的咽喉后方，直至等候已久的腹腔。等太久了，为了那一点点的安慰。过后他们会觉得勇敢一点，但只有大约半个小时的效用，就是他们仍在外祖母给予他们的善意之汤的宇宙里徜徉的那段时间。他们将会得到从公共座椅站起来的力量，沿着卡斯尔雷街往下走回到自己的门前——所有的烦恼都在那里等待着。

外祖母的名字是凯瑟琳。大部分东贝尔法特的人都认她为那个“汤女士”。在街上偶遇的时候，他们绝不会错过她。

去年春天，我的外祖父因为心梗突然死去。透过厨房的窗子，外祖母看着他慢慢滑倒在割草机的后面，躺在草坪上。静止了，他整个人静止了，甚至都没有一根手指在抽动。她不必前去查看，她知道他死了。她没有哭，或者发出任何疯狂的悲恸的声音，而是像膝头上卧着的猫一样持续着自己的安静。她祷告。不出声地坐在客厅的角落，快速一页又一页地翻过家里的圣经，直到自己学会怎样像一个丧偶的女人一样闭嘴不语。这一切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而这中间她没再做汤。我们拼命催促、乞求，指向她那充满了所有可想象到的味道的冰柜，可她也绝不喝哪怕是一茶匙大小的一口。那一整个月，我的外祖母就靠着白味的饼干和洗碗水一样的茶活下来。她声称自己对任何味道更浓烈的东西都毫无胃口。

其他的女人带来很多食物：砂锅菜，水果长面包，还有新鲜出炉的、仍旧温热的慰问煎饼。我的外祖母礼貌地道谢。她等到这些好心人都离开，把礼物转赠给前来拜访的亲戚，或者储存在冷藏库里，等候着更饥饿的时光的到来。

第二个月的第一个早晨，她从自己用来悲伤的椅子上站起来去做汤。蔬菜浓汤，鸡肉奶油，番茄，小葱和大块的马铃薯，每个都是徒手削的皮。她的炉台上挤满了长柄汤锅，一个个冒着气泡，迸溅液体，像迸发的火山口。气味从这些汤锅里溢出，神圣的气息，像熏香一样，向着屋顶和更远的天空升腾。凝结的水汽让窗户起了雾，又在窗台上形成小水池。厨房工作台那厚达一英寸的外表层也崩裂开，水滴滴落到亚麻油地毡上。我的外祖母站在漫过拖鞋那么深的混乱当中，像耶稣在他的船里平息风浪一样举起右手，把所有的悲痛都搅进汤里。她用的是一把木制的汤勺。每个汤锅都有一把自己的汤勺。

悲恸会让一个好的东西变得苦涩，但是，在外祖母最后做的那些汤里，并不是苦涩在吵闹着争夺舌头的注意力。最上面一点是酸的番茄，下面柔滑的奶油和黄油煎过的蘑菇构成更温柔的味觉，等着接管一切。就像是两个时常歌唱的声线慢慢响起和声。像一只手温柔地滑进另一只，或者一种理解，或者接收者特别渴望的某些东西。这些汤由最原始和真诚的材料而来，是我的外祖母做过的最好的汤。

孩子们的孩子

他们依照安排在石头旁边相见，石头从一边看像一只兔子，而另一边像帝国大厦。她从未冒险踏入过北方的土地，只知道它像兔子。他对南方一无所知，自他有记忆起这块石头就是一座高楼。

她是最后一个，他也是。所有其他的年轻人都抱着成为美容师或者博士的念想去了大陆。他们两个是被留下的孩子，过于肥胖和虔诚以至于无法离开。他们不梦想着记住梦想，也不在野心中沉溺。假使有一天没有见到海洋他们就会感到自己的身体病了。他们所知的一切只有父母和祖父母度过的那些漫长平静的时光；上至太阳，下到牛群，在海里养育或者捕获那些带着光滑的腮和飞扑的鳍的生物，还有电视来满足海无法满足的欲望。

他们是被留下的孩子，在这样的时候被抛到一边。为了从北到南的整个岛屿，他们明天就会结婚。他们明白这件事的意义，能够想象明天晚上，音乐声中穿着华丽衣服的自己。但是当他们试想一个月后，一起喝茶，为一个陌生人铺床，能确认的不过是一些细节：鞋带、陶具，以及一个不熟悉的水池中救生圈牌肥皂的腐蚀性气味。

他们完全理解事态，但没有任何选择。这个安排不过是一个数学等式的结果；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婴儿出生，很快岛上就没有人了，岛也不复存在。他们为了所有人包括自己而结婚。结婚之后会发生什么，几乎没有人想过。比如，他们要安顿在岛的哪一边，他们的孩子会和谁结婚，当每年圣诞准时降临之时，他们会在哪里吃圣诞晚餐。这些问题都没被考虑过。

这块石头标志着岛屿的正中，距离北岸大约是七英里的森林，到另一边则是七英里空地。岛长而褶皱，像一段刚刚被展开的小肠。冬天的时候，整个岛都被淹没，直到由夏入秋的时候才勉强干燥起来。每年它都要轻上十到二十英石，因为一个接一个，有时一对接一对的年轻人都赶上渡船去了大陆再也没有回来。日新的轻盈让岛屿的潮汐线在过去的十二年内上涨了三厘米。人们之前总把这多出来的砾石覆盖的沙滩归因于全球变暖。岛民们心情轻松，坚信在极地冰盖崩溃和整个世界下沉的时候，他们，也只有他们，在高处漂浮着。

岛民们是一个忠厚而壮实的种族，头发硬而翘，非常英俊。每个月中的一个周三，岛上会来一艘书船，给人们短期借阅名著经典，养育他们。他们居住在北边或者南边，就算是那些流离盘桓在中部的人们，比如还会用脚趾在篝火边试探的孩子们，都确切知晓自己把头枕在了中线的哪一边。在岛上你不是北方的就是南方的，不然的话你就算是已经离开这里去向了大陆。东方和西方从不在认知范围之内。在谈及地理的时候，这两个概念才会姗姗来迟，像两个左方括号一样不合逻辑。20世纪70年代，有一次，东部海岸的半英里自己断裂开，漂去了兰萨罗特岛或者其他阳光灿烂的地方。没有人注意或者特别关心这件事，因为只要北部还是北部，南部最远处也还在岛民们的掌控范围内，其他方位的边缘根本不重要。

岛屿所有的孩子都是从同样的砂质泥土里长成的，每年抽芽，朝着同样一片树汁般灰色的天空成米成米地生长。他们说着同样的话，性情阴沉，醉心于那条缓慢流淌的河流，它始于北部，然后笨拙地穿过南部的田野和森林，追寻着没有母亲的海洋。下雨的时候——每天下雨——同样苦闷的云停留在他们尖尖的屋顶上、秋千架上和越野车上；也是同样的雨从岛屿淤泥厚布的腹部将懒了太久的萝卜诱骗出来，投入岛民的汤锅中。

人们一模一样，就像岛屿两头最平凡的铁锹一样齐整。对于现在还生活在这里的岛民来说，这些相似点闻所未闻、不可能存在。1973年，一个年轻人来这里拍纪录片，差点被愤怒的岛民踩死。他一封接一封地寄信回家，声称生活在两边的人完全相同，而将岛屿分成两半，这样根本是太愚蠢了。岛民们去小水泊中照一下就会意识到自己和住在另一边的人区别有多小，但就算是这样，他们也做不到。对于自己多种多样的眉毛、独家的菜肴和专属自家后院的运动活动，他们太自豪了。光是一个来参观的大陆人随意说一句话，例如“你们岛上的人是不是都有这么好看的头发啊？”或者“你们岛上的用那种老方法造船都很厉害，是不是？”，都会让一个岛民因为过于愤慨而面色紫青。真正的南方人决不想被当成一个北方来的傻子，同样地，北方人也决不要展示出任何和南方有关的习惯甚至发型。

当她走近石头的时候她认出了他。他比照片里看起来矮一些，但是胡子，以及那对同样狂怒的眉毛是一样的。假使她没有记错，他穿着的这件褪色的马球衫，和照片上的是同一件。

在这之前他从未见过她，本人或是照片。但她站立在布满树木、石头和颤抖的绵羊的田野间，只有这一个女人，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假定这就是他的妻子。

“你是她吗？”他问。

她点了点头。她的帽子在额头上略微向上爬了一点，像一团奶油停留在皇冠的顶部。她已经够好看了，像当地电视上的女人，不过不是会出现在电影里的那种。

“你是他吗？”她问。

“我当然是。”他答道。他的声音全从鼻子里压滤出来，听起来和他的米奇叔叔完全一样。在她奶奶的葬礼上，她还是个孩子时候，曾在电话里听过这个声音一次。

“我买了三明治。”她说。他思忖着在岛的另一边，他们是不是也往三明治里面加一样的东西。

他曾听他的兄弟保罗——他现在住在大陆了——说在南部人们会用蛋黄酱涂满三明治吐司。不过这可能只是人们的谣传。自从岛屿一分为二，像两页书分开，各种故事在界线来回潜爬：北部人把家里的老人和鸡群养在一起，南部的人们不相信牙医或者牙刷的作用，以及北部至今没有卫星电视甚至微波炉。他们都是孩子的时候，就悄悄在中心空地上传递着这些谣言，捂嘴低声交头接耳。上学之后，他们不再在乎这些鬼话。学校在中心空地的一角，是一个活动房屋，带不大不小的厕所以及书架最顶上的一整套百科全书，皮制封面下不断鼓吹着理性。考虑到类似马丁·路德·金、黑廷斯战役以及犹太大屠杀这样的确切历史事实，人们现在居然相信那样毫无意义的推测，简直是荒谬。但这些谣言实在太有趣了，真的无法完全放任不听。

“给，”她说，“吃点火腿三明治。”她为他剥开锡纸，把裸露出来的三明治递过界线。他们坐到草上。她在她这边；他在他那边。他把两片面包压紧，蛋黄酱从吐司的硬边中渗出。

“三明治里有蛋黄酱。”他大叫，“你们南边的是不是疯了？”

“你们光会说没用的，然后你们在茶里加红酱。这是我听过最恶心的事了。”

“我们不这样。”但是没有茶壶，他并无法证实自己的说法。

他们静静地吃三明治。蛋黄酱让他似乎要呕吐，但他不想在结婚之前就让她反感。她看着他吃。唾液沾在他的嘴角，像是布谷鸟吐出的泡沫，随着他每次咬下的动作铺展开，这让她反胃。她对于带着如此动物性热情进食的人并不习惯，但是她努力不盯着看。结婚之后她会慢慢习惯他的行为方式，开始教他文明人是怎样处理餐桌礼仪的。

“那么，你真打算好这么做了？”他问。

“我觉得是吧。”

“对以后怎么样算是满意？”

“我相信你和我是一样的情况。我一直就打算着找一个岛民结婚。”

“没得选了吧现在？”

“你在说我丑吗？”

“当然没有啊宝贝。你当然不是岛上最丑的女人。只是，我觉得假如不是我们自己那边没人可选了，我们也不会这么做。”

“……根本没有别人了。”

“这还是为我们的岛好是不是？我们还是得为老一辈做那么一点点牺牲吧。”

“是啊，他们不就是总把我们放在第一位吗？”

他们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先是他，接着是她，知无不尽地描述许许多多发生在他们各自那边的新奇事：北部高耸的树木和南部有七个手指的男人，她那边五种不同的麦芽啤酒和他那边完全不同但一样烈的五种生啤。

他的声音就像是一场能够对抗无聊的陆地上的庆典。她发现自己的前臂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恐慌不安又激动不已。

而她的声音像一声枪响，遥远缥缈，没有什么威胁性。

正当他们几乎已经准备好跨越界线，跳过牧师教堂那一套，直接步入婚姻的种种美好之时，未知的未来像个闷屁一样溜了进来。

“今后我们住在你那边还是我这边？”他问道。她扮出一副施恩的姿态，为了她丈夫的血统，主动要求去北方。（这多少是个谎言，以甜蜜的方式说出，却掩盖了她自己的欲望，她生平第一次渴望生活在树下，身边跑窜着狐狸、陪伴着歌唱的人们。）而他则以自己的谎言去应对她的。他声称愿意搬到南部去，首先是为了他妻子好，其次是为了那空旷的土地、新鲜的牛奶和充足的晨光。

他们无法决定到底去哪边，因为只要有人踏入一边，整片土地就会改变形状。距离举办婚礼的日子还有十分钟时，他们意识到，小岛向他们索求的已远超过他们的掌控。

“如果同时搬到北部，我们就会打破平衡，让整个岛倾覆到海里”，在边界线上，他冷漠地握着她的小手，这样解释道。

“但如果我们都在南部定居，小岛就会向另一边倾倒”，她哭道，“更别说等我们有了孩子之后了。”

“我们加起来的重量将会毁掉一切。”

他们松开相握的手，就像一条老旧项链的两端，断开了。她盘腿坐在南部，而他则凝视着熹微晨光降落在大石头的北面。他们没入一片虔敬的静默里，思忖着自己是否足够热爱这片岛屿，以至于可以既不去北边也不去南边，既不做异乡客也不做故乡人，而是勇敢地开拓一个全新的方向，在一切的中间，达成一个如发丝状裂缝一样微妙的平衡。

游戏机

她感受到它急迫的牵引，一路唱着歌爬向高处的抓手，扎进不同的电线，通过机器的电路，降落到她的臂弯，再进入她凹陷的腹部。在那里，她等待着这样的歌唱，经年累月。

撰文 凯丽·哈德森（Kerry Hudson）

译者 余烈

“你要这个还是那个？”他问道。

她抬手指向那个游戏机箱，里面尽是些看起来像儿童电影角色的软绵绵的玩具。

“那个。”她说，尽管她根本不在乎他们到底在玩哪一台游戏机，只要够嘈杂，只要能让他闭嘴。

娱乐场的天顶覆盖了他们的声音，这里类似一个大教堂，一个充满了色彩、光线和闪烁光芒的神圣的所在，那种五颜六色的光芒。这里有全部的幸福。有年轻人活动发出的噪音和投币机器发出的“铿锵”声，迪斯科音乐的鼓点，旋转木马“嘎吱”作响，还有时不时的广播通知，含混不清，仿佛是从水底传来的声音。她的鼻腔里还留存着爆米花、焦糖、带盐味的空气和衣帽间汗水的味道。

对她来说，每一种高分贝的噪声都俨然一种剧烈的压力。音乐。小眼睛般闪烁的灯光。所有这些用之不竭的光鲜。她感到疲惫不堪。

“确定你想玩那个，莎拉？”他问道，“玩这个奖品丰厚。”

“不一样的泰迪熊吗？”她问。

“不，是手表和电子产品。自己看看。我想那边应该是有一台游戏机。”

她走过去，脸庞抵住游戏机的玻璃。玻璃不冷也不热，尽管她已经做好了触“冰”的心理准备。他站在她身旁，就像一个丈夫应该有的样子，手臂环绕着她的双肩。手就那样挂着，沉重得像一块生肉。这个姿势看不出任何意图，同样也缺乏耐心。

“看，”他说着，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敲了敲玻璃，“我可以给你赢一个回来。你喜欢那个吗，亲爱的？”他总是想要给她点什么：咖啡，背部按摩，港口的周末度假。她则把这理解为一种道歉的方式。

越过他敲玻璃的手，再越过玻璃和闪烁的灯光，她看了过去。机器里面是成堆的iPod，亚马逊礼品卡，还有毛茸茸的、腰部用弹力带绑着一张二十镑纸币的泰迪熊。这个机器里的东西普通人都渴望拥有。她见过，在电视广告里和诊所的杂志上。她一个也不想要。

“我们就盯住第一台吧，”她说，“我真的什么玩意儿都不需要。”

他叹了口气，刻意想让她听见。他的胳膊从她的肩膀滑落，挂在了他自己的腰带环扣上。他把身体斜向一边。每当他不想待在一个地方但是又无法离开的时候，他就会这样站着：在高档精品店，在教堂，圣诞节在她妹妹家的客厅。他想让她意识到，他一直在努力，意识到，她这边也需要努力一把。她已经努力了。她如今勉强只能让自己早上去为他倒杯咖啡。

她离开那些iPod，注意力开始转向第二台机。一些黄色的小东西在游戏机里面如雪崩般地坠落，迫切地躲避着抓手。她记不起来这些小东西叫什么名字，它们发出的尖锐噪音就像空气压迫着膨胀的气球颈部。她斜着身体，以便能看得更清楚一些。这让她额头上的脂粉在玻璃上留下了一个桃色的毛茸茸的圆圈。

她不想擦掉，尽管只是举手之劳——她的毛衣袖口处塞着一片纸巾。海滩上的悲伤依然潮湿不已。在酒店的手提箱里有一整盒纸巾，昂贵的那种，浸满香脂。她早就知道会很悲伤。总是如此，甚至在假期也是如此。

“周末出门散散心应该会好起来。”他这么说着，同时把所有问题都带在了身边：口袋里，指甲底下，拉链箱子里，紧挨着洗漱包的地方。在酒店房间里，他们发现了足以放下所有行李的抽屉，能装得下所有无法折叠的衣物的衣柜。他们只待一个周末而已，但他坚持打开了所有的行李。

“换个环境就跟休假一样。”他这样说着，一边收拢和整理他们的那些垃圾。她坐在床边看着他，束手无策。

鞋子、毛衣、特殊内衣，女用剃毛刀、男用剃须刀，发梳、牙刷、旅行用洗漱包。当他把那些小小的瓶瓶罐罐在盥洗池边一字排开的时候，会大声读出标签上的文字。每当他感觉紧张的时候他喜欢念出任何他见到的单词——道路指示牌，标签，报纸标题——每一个在干巴巴的沉默中无限膨大的字符。“Timotei.Vosene.Radox.Colgate”，这些可能是外国小孩的名字，他思忖着，最有可能的是德国，也可能是希腊。他想告诉她这些，但他没有这么做。任何关于孩子的话题都可能刺伤她，尽管她很有可能觉得这个时候提到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就像他们在Facebook上看到毛发极多的婴儿时会一起大笑，笑到最后只剩下令人窒息的安静。他已经完全不了解她了。

他早已决定什么也不说，反正说了也是白说。他把箱子放在床底她看不到的地方，这样她也就不打算离开了。随后，他们像两条铁轨一样沿着对方并排躺下，醒来时才发现夜里所有的东西都散落一地。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物件都在地板上胡乱摆放，像一个个岛屿，或者小小的圣坛。她不想下床。她说只要一落脚，就会破坏什么东西。即使这样他依然对她保持沉默。他在她的手提包里摸索着纸巾。

吃早餐的时候，他什么也不说。沿着三公里的海岸线人行道散步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在拉莫角，大风呼啸着穿透他们的滑雪帽的时候，什么也不说。或者是在咖啡馆，透过热气腾腾的蔬菜浓汤，什么也不说。不说。不说。不说。随之而来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崩溃，在东线的海滩上。

她永远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他非要挑海滩去聊天。曾经，她特别钟爱这个海滩边铺满卵石的峭壁，长长的沙滩绕着海湾，像高高挑起的眉毛。如今，对她来说，海滩已是废墟，永远挥之不去的是他如何用双脚旋进沙子，站定，以抵抗想要逃离的冲动。

那时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应该已经下定了决心，在酒店房间里，或者是昨晚，在餐厅里，烛光似乎也在点头赞许他的勇气。海滩往往不是适合向前看的地方，大海在背后来来去去，承诺，一再地承诺，却从不兑现。

“够了。”他说。

“我们不能永远这样尝试下去。”他又说。

“也许该是放弃的时候了。”她试着要说出一个“不”字，却像被头痛药片堵住了喉咙，不上不下。接着泪水漫到她的鼻腔、眼眶，还有脸颊上——尽管这也可能是海浪的水雾——就是如此，她的悲伤显而易见，根本无需再说，“不，别停下！”他心里有数。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他们既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和善地触碰对方。所以，他们什么也没做。终于，潮汐远远地奔袭而来，追赶着他们跑上海滩直到进入游戏大厅，才得以避开这场雨水。

“我们玩一会投币机吧？”他说，“很有意思的。”

“好啊，反正都到这儿了。”她答道。跟别人一起捣鼓，换换口味，总归容易些吧。

他们玩起了双人机，柠檬黄的小脑袋不停旋转的水果机和有着老式操作台的几种射击游戏。他们花光了十镑的零钱。他对自己和她努力挤出笑容。尽管一点也不饿，他们还是吃了一根棉花糖。两个人分享同一片甜蜜的云。他举着棍子，让她捏下糖块塞进嘴里，享受那些粉色绒块在齿间结晶时发出的嘎吱声响。

他们都没有去追问这样共享一根棉花糖的时刻或者机智，意味着什么。

就好像他们依然很幸福，而海滩上也从未发生过什么，尽管每当她从他身后眺望，越过他的肩头，她依然能够看到海滩穿透游戏大厅的窗户，闪耀着金光。

最后，他们来到了这个夹娃娃机前。眼下，他们正在不同的机箱前举棋不定。两人离得很近，他的身子正斜向背离她的那个方向。但你依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一对”。在游戏大厅里玩投币机的很多情侣就像他们一样，唯一不同的是高一点，胖一点，抑或带着德里口音。这也是情侣们周末的消遣。在所有的游戏机中，夹娃娃机是她的最爱。她了解这种游戏机如何运转：拿得多，给得少。

“我要去赢一个回来。”她指着那个有很多黄色小东西翻着筋斗的机箱说。

“我去给你抓一个，莎拉。”他说。

“不，我自己来。这个是我的。”

他不喜欢这样，他想成为给予她的那个人：夹娃娃机里的黄色小东西，一栋两层楼的房子，还有一个孩子，有他的一部分，也有她的一部分。因为他是个男人。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说出口：“现在这样我已经够幸福了。”因为他知道她不是。

“我看中了那个。”她说，手指着最靠近顶端的那一团不可名状的黄色。他给了她二十便士。这根本不算什么钱。

他的手在口袋里夹着那些零钱，祈祷着她能开口管他多要一些，一镑，一百镑，献一个肾，甚至献两个肾，只要能满足她，没有什么是他不愿意给她的。他打算好了整个下午都要站在这里，用完手里这二十张零碎的便士，直到她赢点什么回来。只要她愿意，她可以玩到他破产。他感觉到了一丝牺牲的悲壮。她没有谢谢他，哪怕是为了那些硬币。这种无视让他高兴。愤怒是一种坚硬的东西，很难啃，比失败尖锐得多。

她把硬币滑入投币机。游戏机唱着，“Blinketty，clinketty，beep，beep，beep”，是麦当娜一首老歌的电脑拟音版本。尽管他的发音很奇怪，但还是低声哼唱了起来，听着像孩子的声音。

她抓住操纵杆，轻轻攥在手里，仿佛那些是餐具，一只手拿一个。右边的控制上下，左边的负责左右。中间那个得意的红色按钮掌握着抓和放。她不得不用大拇指来操作。如果她全力以赴，就可以够着了。

现在她一脸专注驾驶的表情：全神贯注，弯腰躬背，整个身体向前的角度就好像随时准备抵达目的地，哪怕她还没出发。每当她这样的时候，他就束手无策。

“有我呢，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的话。”他说道。

她没有回复，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好像只是一名乘客。

兴许他可以撞她一下。但他知道自己绝对不会这样做。为了确保这一点，他把双手硬塞进口袋。

为了平衡和支撑自己，她把头抵靠在玻璃上，在距离第一个化妆品印记几英寸的地方留下了第二个。她的一部分，比如指纹，现在已经跟这个机器融为一体，但没那么罗曼蒂克。她甚至没有用纸巾擦除痕迹的打算。又一个被忽略的印记而已。她让自己的眼睛放松下来。她的眼里只有那一堆黄色的东西。她一点不在乎留下了什么印记。

他背上的印记是昨晚留下的。今天早晨当他坐在酒店床边的时候，她注意到了这些。T恤从他的双肩滑落，一直往下，往下，往下，就像一块罗马帘。她没有去触碰那些印记，尽管她知道那一定是她指甲的形状和划痕。

当他们不断地尝试，就像昨晚那样，她时常用力撕扯他，一下一下地，掐进去，抠出来。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双手表露自己的内心多么渴望这样做。这样的举动会让他们显得恰如其分，（恰如其分的情侣，恰如其分的家庭，恰如其分的圣诞节，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事情绝难遂愿，但他们一直在努力尝试。这些印记提醒着她，他们有多努力。当她看到这些印记在他背上一行一行往下排布，她就想到囚犯在墙上划掉的正字。这感觉不坏，类似锻炼之后的疲累，竭尽全力之后的那种。她已竭尽了全力。她不是想要停下来的那个人。她身上也有很多印记，一件T恤遮盖不住。

机器哐当的声音闯入她的世界，抓手带着贪婪的意图在导轨上滑动。它有四个廉价铝合金材质的耙叉，就是常用来做女士手包搭扣的那种材料。它看上去很邪恶。它并不朝着她希望的方向前进。那些杆子在她手里变得极度敏感，轻微抖动的一根眼睫毛都会被传导成机箱内突然倾斜的十英寸。抓手战栗着，如同阿尔卑斯缆车一样摇晃。停下。启动。它像关节炎患者一样沿着轨道移动，同时在那满坑满谷的小精灵里面翻犁，让最顶上的那一个从顶点处滚落下来。

“就像爆裂的蛋黄。”她想，一边盯着那道流动的黄色。她的胃部起起伏伏。她早已不再吃鸡蛋了。料理一个鸡蛋的想法都会让她觉得恶心。

哪怕被搅得稀巴烂，她也能看得到一只鸡蛋本来可以长成什么样子并为此深感惊惧：那些半成型的双翼、喙和线条一样细长的腿撞进油锅里发出嘶嘶的声响。她已经几年都没有吃过一颗鸡蛋了。她甚至不允许他的嘴在吃过一顿有煎鸡蛋的早餐之后靠近她的嘴。

眼下，那一片黄色之中出现了一个洞，看得出来黄色后面隐藏的是粉色。她的双眼捕捉到了什么。他也看见了，斜靠过来想看清楚一些。说它是粉色也不完全对，更像是绯红色或者绵白色的融化了的奶油：一种未经加工的香肠的颜色。或者生肉。

“那是什么？”他问。

“我不知道。”她说。

她清楚地知道那是什么。

她感受到它急迫的牵引，一路唱着歌爬向高处的抓手，扎进不同的电线，通过机器的电路，降落到她的臂弯，再进入她凹陷的腹部。在那里，她等待着这样的歌唱，经年累月。她感受到三个月孕期时每天早晨的那种呕吐感，此时一个简单的吞咽就可能让它冲上咽喉。她很想知道胃里的那些水是不是会冲出身体，在游乐场长廊的地板上形成一个水塘。人们会认为那是她的小便。清洁工会过来用拖把拖干净这些水，仿佛只是普普通通的水，或者洒掉的七喜汽水。他们理解不了这个奇迹。不是吗？

“是个婴儿吗？”他问道，她根本没有时间开口回答“是的，是个婴儿。这是我见过的最小的，最不像样的婴儿，但是无论如何我要了。”因为她的拇指已经先行一步，按下了红色按钮。

抓手在降落，那孩子来了，一时间摇摇晃晃如同中世纪画幅中悬在云中的圣婴。孩子被拦腰夹住，它的脑袋朝向外面的玻璃，这样她能看清它兴奋的小脸蛋，它的双拳像两颗蜷曲的胡桃，它的双眼，也许，很有可能——她宁愿用“肯定”这个字眼——像她父亲的眼神一样穿透玻璃。孩子掉落下来，就在即将坠地的那一瞬间，一种纯粹的幸运或者某种直觉左右着她躬身抓住了它。她双手捧着孩子，就像从水槽里捧起来的水。它很漂亮。这是她触摸过的最幸运的事物。

“我们得把它放回去，”他说，“我们不能留着它。”

“但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所有。”她说。

她小心翼翼地说着“我们”而不是“我”，尽管她此时此刻脑子里只有她和这个孩子。她打算叫她玛丽，取她刚去世的姨妈的名字，当然也是圣母玛利亚的名字，因为她就是奇迹。

“我也想，”他说，“但不是像这样。”

最终他还是会回心转意的，她想。他以前就是这样接纳墙纸和一楼浴室的。最终他会承认，这孩子蓝色的水汪汪的眼睛就是她父亲对他们的祈佑。而他也会高高兴兴地说着“你的”，然后变成“我们的”，然后有一天，可能就是，“我的”，就像她想要的每一件事的大结局。

站在她身边，他却在想，如果让他来操作这台机器的话，整件事会有多大的不同，会在多大程度上更能让他接受。

“Blinketty，clinketty，beep，beep，beep，”夹娃娃机依然在唱着。这是这个世界给予这个婴儿的第一种声音，不算特别令人愉快，古典一些的可能更好，但这孩子却不哭了。在这寻常的氛围中，他放松了下来。

在他们头顶的高处，灯光闪出红色，黄色和蓝色，迪斯科用得上的所有色彩。这里有年轻人活动的嘈杂声。这里有的是光鲜和所有的耻辱。随时都会有人放声歌唱。

涓滴

再一次地，她并不是他真正的妻子。或者，至少现在还不是。她环顾房间里的女人，想知道还有多少人一开始也是如此，确信自己只是暂时待在这个世界，就好像一次野餐或者中途停靠。

撰文 内德·鲍曼（Ned Beauman）

译者 林蓓蓓

显然，沙拉器要五周后才发货，吉尔甚至不知道那时她是否还在纽约。布雷特在和他的通讯主管打电话，草拟着另一条推文，关于他那个受伤的雇佣兵。晚上有筹款活动，他们都已经换好衣服，车子正在楼下等着。他们需要立即出门，否则就要迟到了。她想，订不订这台沙拉器，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左右着她是否要留在纽约，而不是正好相反。接下来的几年，她要么会在纽约，要么会在明尼阿波里斯市醒来，明白她的整个生命历程都归因于这个沙拉器，虽然她还没法用具体的语汇形容这东西的确切功能。但是，如果她因为沙拉器而做决定，那么至少她做了决定，终于。

“我们应该出发了吧，宝贝？”布雷特说。

“是的，我准备好了。”吉尔说。

不过，他只是接着聊电话，并没有离开沙发。

他的通讯主管帮他构思了一条推文，尽可能抽象地提到索马里事件。布雷特想要展示他在这件事上有一种成熟、可信、沉着的态度，但他不想再进一步表态，也不想和马蒂·奥斯多公开争辩。巴哈希森林传来最新消息，突击队员腿上的枪伤并不致命，但他还在奥斯多的控制之下，如果没有得到恰当的护理，就会有感染的风险。作为Inputs.org的董事会成员，布雷特和奥斯多都要出席今晚的宴会，不过布雷特确定奥斯多没有脸面出现。吉尔想，如果数月前她就把自己的命运交由沙拉器决定，或许就不至于落得这种境地，让这个东西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

布雷特结束对话。“宝贝，我们真的该出发了，”他说，“我们的车子就在楼下等着。”

“我早就准备好了，随你时间。”

但是，再一次，他没有起身，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电话。

当初，布雷特告诉她，他想在世界上做一些真正的好事，她当时已经尽可能地阻止他。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她告诉他，你有app。这个app能让人们走到一起。她知道他想要那样，因为他自己总是说起。第一次在Inputs.org早餐会见到奥斯多（对冲基金经理，她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他最近赢了对克里斯蒂牵涉巴斯奎特伪作的诉讼案）后，他就说了这个想法。那家伙做的事没有社会效用，布雷特在那天晚餐的时候向她抱怨，他的资本净值超过十亿，皮纳图让人们走到一起，可我的净资产只有五千万上下。考虑到自由市场的偏差性，布雷特有时会真心认可占领运动。

她已经尽最大努力劝阻他，因为她知道他不会满足于区区的慈善。他会想用每块钱榨取出世界的更多好处，多过之前的所有人，按照他个人对“好”和“世界”的理解进行衡量。结果会怎样？她担心，不管他想出什么点子，她都会在某一天读到它，并心想，天哪，我以前真的和那家伙约会，我是说我以前真的选择和那家伙约会。余生，他的名字都会与她的履历如影随形。对此，她无能为力，还要维持自我形象。她甚至没有想过，当这情况发生时，她可能还在继续和他约会。

但是接着，那些护士出事了，她们在摩加迪沙一家医院接受护理性侵幸存者的培训，回来的路上，八人遭到绑架。当她们的小客车被手持AK-47S的男人逼离道路时，她们距离自己的家乡吉利卜只有几英里。仅有一个护士成功逃脱，之后这些男人被确认是一个青年党分支组织的成员。其他七人极可能被往南带到巴哈希森林。在这里，绑架从不是什么新闻，这次得到关注是因为一位美国制片人认识这些女人，他曾为医院的这个培训项目拍摄纪录片。他前往绑架地点，和逃脱的护士拍了一些镜头，发布了一段二十分钟的宣传视频，观看者几乎都落下泪来。一位拥有一千五百万Facebook粉丝的女演员在她的官网上分享了这段视频，之后，视频疯狂传播。

碰巧也是这位女演员在她的电邮简报上推荐沙拉器，使得这款沙拉器暂时缺货。如果吉尔决定搬到明尼阿波里斯市，光修改邮寄地址是不够的，出于安全原因，亚马逊会要求她重新输入信用卡信息，可她没有布雷特的信用卡，她只知道密码。她觉得，只有钱多到发疯的人才会花160美元买个沙拉器。她一开始注册这个女演员的电邮简报是想表示讽刺，但沙拉器已经是她在这上面的直接推荐里购买的第三还是第四样产品了。她想要沙拉器，因为她觉得这可以让她多吃沙拉，而且，如果她决定搬离纽约，那么这就是订这款产品没有意义的另一个原因。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她不需要一个昂贵的沙拉器让她多吃沙拉。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她会喜欢吃沙拉，因为她的身体不会因为某些原始的应激反应而一直渴求卡路里。

她意识到，她需要的是一个信号。不是出于迷信，而是为了给自己，也给别人一个说法——那就是我离开的原因，或者，那就是我留下的原因。这个信号应该简洁、适度。不能像沙拉器那么点儿大，也不能像惰性、疲累或绝望那样厚重、拖延、扩散。

“该死！”布雷特说。“该死！”

“什么？”

但他没有回答。

像往常一样，复式公寓的无线扬声系统正在播放互联网广播，一眼望不到头的播放列表是算法根据布雷特的偏好生成的。问题是，布雷特实际上没有偏好，所以他从未给算法下过任何指示，吉尔相信它完全是出于虚无主义做了一些选择，就像一个没有父亲的少年。她非常讨厌算法，如果一定要有背景噪声，她宁愿选择有线新闻。布雷特不可理喻地爱着有线新闻，有线新闻上的一次讨论给了他关于“皮纳图良知”的灵感。

这事发生的时候，他俩就坐在那儿，位置完全一样：他在沙发上拿着电话，她在桌子边看着电脑。她没有购物，她让自己沉浸在明尼阿波里斯市的虚拟现实体验中，也就是说，在一个页面上和住在那里的朋友莱西用gchat聊天，在另一个页面上浏览着房源表，包括单人卧室、艺术工作室和起居工作空间——莱西将这称为“房租色情片”，因为这类价位在纽约只够支付一半的空间，她比较着房源列表上的数字，发出无声的、渴望的呻吟。电视上，一位防务分析人员断言，这个青年党分支组织非常原始、毫无组织可言，世界上任何一支主要军队的任何一个经过训练的反恐部队，都能够飞往索马里并在数小时内完成营救任务，释放护士，并将持枪匪徒移交索马里武装部队。这过程可能根本不费一枪一弹。问题在于，除了联合国之外，没人愿意介入那块世界。“嘿，”布雷特对她说，“你觉得从，譬如说，波斯尼亚，雇二十个特种兵要花多少钱？”

布雷特已经从名为皮纳图的app赚了他那五千万上下的资产。这是一款“闪电社交活动”app，它鼓励人们在某个地点紧急集合，可以是某个特定的运动酒吧或汉堡店或巧克力商店或喜剧俱乐部或美术馆。他们不一定会拿到折扣，但是如果足够的人“点击皮纳图”，也就是说在该地点用自拍把他们自己标记出来，“糖果”会“从皮纳图中掉落”，这意味着会赠送某种免费礼物。皮纳图用户会在个人主页上展示代表他们“成就”的“奖品”，特别是在“皮纳图聚会”上“交的那些新朋友”。吉尔从未用过皮纳图；在布鲁克林，她也从没听过有人用这款app。但它在她眼中的那些二线城市，譬如西雅图和费城，对了，还有明尼阿波里斯市，已经变得极为流行。

在布雷特看到索马里绑架案新闻的次日，他和他的开发人员组建了一个名为“皮纳图良心”的网站。他和毕业于纽约大学的朋友克里斯在Skype上聊天，克里斯现在在石油公司做风险咨询师。布雷特得知，只需要花费三十万美元，就可以雇佣并装备二十名前智利突击队员和两名医护人员去索马里执行一周的任务。去年，一个制造出带内置充电搅拌器的饮料冷却机的发明家，在众筹平台上筹得的款项，大约是这笔雇佣费的四十倍。布雷特考虑过自己掏钱，但是他觉得“每个人下注”的“参与和成长”很重要。他没有时间将“皮纳图良心”注册为慈善基金，所以他在卢森堡为它开立了一个银行账户。接着，他向所有的皮纳图用户发送了一条关于“皮纳图良心”的提醒——如果点击这个皮纳图，在限定时间之内捐款，他们就能够帮忙营救这八名护士，并为自己的个人主页赢得一个特殊的一次性奖品。

十分钟内，“皮纳图良心”就筹到了很多款项，不只是前智利突击队员，布雷特现在还能雇佣前尼泊尔特种兵，后者声誉更高，至少克里斯是这么说的。他在博客上公布了整个计划，这对于一次特种部队人质救援任务来说有点另类。但是这支伊斯兰青年党分支组织由于一些信仰层面的原因拒绝接触网络，即便他们发现特种兵要过去，也做不了什么有用的事，因为他们没有在森林中增强营地防御工事的真正方法。早些时候，吉尔曾一度深陷其中，怀疑自己是否太过愤世嫉俗，或许“皮纳图良心”并不是那么糟糕的想法。

“现在奥斯多在发推特。”布雷特说。他们正穿着晚礼服坐在那里，肯定要迟到了，除非一路交通顺畅。“他以前甚至没有账号。他刚开始做这个。多糟糕的混蛋。”

马蒂·奥斯多也被那八名护士的困境触动。他已经决定，不仅要解救那些女人，还要确保这类事情不会在朱巴谷重演。一个新闻网站估算他本人已经花了大约四千万美元的资产，部署了一支小型私人军队去索马里三个月，目标是永久铲除青年党及其全部分支组织：六百个人签约，主要是南非人，不仅有步兵和医护工作者，还有空中支援力量、情报机构、工程师、后勤和外交人员。但是，这个估算并没有记录在案的信息来源。奥斯多连一篇新闻报道都没发布。早期那些关于朱巴谷神秘外国军队运动的谣言，从未出现在西方媒体上，确实出现的是一段匿名发布的二十三秒视频，来自恰好位于库比约村外的奥斯多指挥中心。视频显示，一个南亚士兵，左腿的迷彩服浸透鲜血，被两名高加索士兵搬到一顶帐篷里，而其他人则在讥笑嘲弄。目前知道的细节还不多，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布雷特的尼泊尔特种兵在进入巴哈希森林的路上，运气非常不好地突袭了一支奥斯多侦察队，他们在那里短暂交火。

“布雷特——”

“是，好，我知道。”他说，好像她已经打断他二十次了。他起身，所以她也站了起来。她既没有下单订购沙拉器，也没有把它从购物车移除。她好奇这东西是否正在横渡太平洋的集装箱货运船上，或者根本还没开始组装。也许它根本不是一个将要左右她关于明尼阿波里斯市决定的真正沙拉器，而仅仅是一个虚拟沙拉器，尽管模糊不清且从未存在过，却被毕恭毕敬地纳入考虑，就像莱西一直说的那个她不想带到这个糟糕透顶的世界上的孩子。他们下楼上车。像以往一样，华盛顿大街整洁、空荡，只有马路对面围绕着新建住宅小区的加厚建筑屏障防护墙。墙外就是岛屿染上最后一抹黄昏余晖的地方。布雷特喜欢告诉人们，他的复式公寓“在市中心，毗邻运河街”，但实际上，他的房子在远远的西面，远到那个描述中的房子只是险险地挨着哈德逊河，好似地铁乘客小心挪离霹雳舞者在那儿踢踏的范围。

她是在一次相亲中遇到布雷特的，约会由一个热心的共同好友安排。同意跟一个比自己小两岁的互联网富翁见面，这种赴约精神基本上无异于她的前男友奥斯卡总喜欢开车去奥本代尔吃韩国血肠。她准备喝两杯后回家，然而她没有回家，还和他睡了。部分原因是跟奥斯卡分手后，她正处于和身边几乎每一个人上床的有趣阶段，还有部分原因是她想证明自己有多不在乎他的钱，证明对她来说这代价有多低，证明她有多不在意坚持到第四次约会再上床的说法，这样他会更可能让她做他女友，向她展露本色，和她结婚，让她怀孕。

还有，他看起来相当英俊（穿着她让他在巴尼百货买的灰色浪凡套装，现在甚至更为英俊）。他在床上也出奇地棒。不是激情四射，而是勤奋非常。在他们见面的数月前，布雷特组织了一场单身派对，派对上有一个环节，是布雷特花钱从威廉斯堡请了一位性爱治疗师，她带着一个模型来到他的复式公寓，给他和朋友上了两个小时课。想到她生命中最丰富的高潮来自这个家伙，他对待她的身体就像对待一门要掌握的程序设计语言，吉尔感到气馁。但她不得不承认，比起奥斯卡的自由爵士风格，整体上她还是更喜欢布雷特这种。

在这城市的第一周，吉尔站在第六大道，观看铁丝网围栏后的篮球场里进行三对三篮球赛，她发现自己兴奋地流泪，觉得自己就像是在一段说唱视频里，那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她没有取笑自己这个陈腐的比喻。他们的车子正在篮球场边的交叉路口等着，此时，布雷特收到一封直接发自马蒂·奥斯多的电邮。“我不敢相信这该死的混蛋！”他说，双手紧握iPhone，仿佛要拧断它的脖子。“他想搅乱女孩儿那件事，好像错在我的伙计。我有二十二个精挑细选的、来自一个印度教国家的专业人员，而他有六百个该死的持枪临时工。哦，对，当然，如果你在寻找害群之马，肯定会先从我的人里找。这绝对说得过去？”

“什么‘女孩儿那件事’？”吉尔问。

“没什么。这是胡说。”

她看到他在打字。“你在回他的邮件吗？”

“对。”

“也许你不应该给他回邮件。不是现在。”

“宝贝，他需要理解这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除了摄影之外，吉尔还有三份兼职工作：一家小型艺术出版社的助理、一间瑜伽工作室的接待员，以及布鲁克林高地一户人家的保姆。即使如此，在她没有卖出任何作品的日子里——这是大多数日子，她难以支付租金。如果布鲁克林高地的孩子周末去了马萨诸塞州，这户人家就不需要她，那么她就得靠鹰嘴豆度日。在吃完这样只够勉强活下来的一餐，而她还觉得饿的时候，她就会想：这不是真正的饥饿，这只是假象的饿意，是自主的饿意，因为在根本上我是一个享有优待的中产阶级，而且我已经选择了这个：我已经选择了追求我的艺术而不是一份真正的职业，选择了在纽约生活，选择了把钱花在护肤品、浓咖啡和烟草上，选择了不去联系只要我需要就会请我吃饭的朋友。而且，发自内心地说，自主的饿意不容易与真正的饥饿区分开来。那是她开始和布雷特约会之前。马上，她养成了习惯，把他的外卖剩饭装在她的背包里带回家，但那只不过是之后情形的预演，她开始用他的密码在网上购物了。

布雷特第一次在她的地方过夜，就是睡在她的书房兼卧室里，他告诉她，她应该把枕头换成他喜欢的防过敏记忆海绵型。希望他可以想到，对她来说，那算是一项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她谈起她听说那些枕头可以称得上昂贵。他便拿出iPad，用他的亚马逊账户下了订单。次日上午，他已经决定，她还需要床垫套。他把密码给了她，以便让她在订单里加上一项。结果是，布雷特再未踏足她的公寓，也许因为他和她的两个室友之间滋生的一种直接、相互的敌意。但她留着枕头。还有密码。

亚马逊几乎售卖所有东西，除了烟草和地铁卡。她用布雷特的信用卡支付她相当一部分的花费，所以她不再为每月的租金捉襟见肘了。这个老破的三卧室居所像是突变成了布雷特的复式公寓：她不曾拥有的东西，买了，而她已经拥有的东西，升级了。她买得非常之多，以至于三个月后，她达到了想象的极限，这就是为什么她开始在一个160美元的沙拉器上打转转。但是，她的确有一些原则。她没有用布雷特的账号去买生日礼物，否则的话，不久之后她会向朋友们分发圣诞火鸡，就好像坦慕尼协会上的那些政客跟屁虫一样。她不会买高值商品，然后在克雷格列表网站上卖掉，换成现金，即使那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拿着布雷特的钱和他约会，这和卖淫有什么两样？她不觉得卖淫本身有什么错。对她而言，妓女和雇佣兵的唯一区别是人们已经接受、认可了雇佣兵是勇敢的冒险者。只要她喜欢，她完全有权出卖自己。只是，当她想象自己撰写珍贵回忆录，写到在纽约的那段年轻而贫困的生活时，里面从未有一章是关于卖淫的。

Inputs.org主持今晚的筹款活动，活动地点是在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一家牛排餐厅。它宣扬的使命是利用技术革新，创造更了解情况的选民。其聪明之处，很明显，在于它吸引了每个人。因为民主党人士认为更了解情况的选民会给民主党投票，共和党人士认为更了解情况的选民会投给自己，而像布雷特这样的人则认为，更了解情况的选民会认可“遗留政治”得为像“皮纳图良心”这样的新方案让路。下车的时候，他们已经迟到了二十五分钟，但是吉尔发现他们不是最后一个抵达的。一如既往，在他们进去之前，她不得不等着布雷特在app上给司机评分，即使这家伙可能注射了芬太尼，布雷特也从不会注意到。有一次，她几乎要问他是否打算给他的尼泊尔雇佣兵评一颗星，但她阻止了自己，因为他不会懂这个玩笑的。

“你之前说的‘女孩儿那件事’是什么意思？”她说。

布雷特叹息。“现在有一些报道，说奥斯多派去的家伙里有人跟一个库比约的女孩子搞在一起，我雇佣的一个人可能强奸了这个女孩子，结果导致了这次枪战。”

“强奸她？布雷特，搞什么鬼？”

“听着，很明显，最后我们会发现她是妓女，奥斯多的家伙以为自己是唯一的恩客或什么，所以当他发现她有其他客人的时候，他就发狂了，那是整个强奸说法的来源。”

在女迎宾员为他们引路时，她思考着整件事。和布雷特在市中心吃饭的时候，她从没用过桌布。她那个环保主义者室友，让她对使用纸巾感到罪恶。所以餐厅或宾馆里使用厚重纯白亚麻布的那种奢侈感，恰恰能让她迫切地想要在上面热情洋溢地弄脏自己。她右边的年长男人礼貌地向她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又回到之前跟别人的谈话，她松了一口气。

“他在这里！”布雷特发出嘘声。“难以置信。你那么有钱，怎么就没有点该死的羞耻心。”他指奥斯多给她看。她本来以为他臃肿肥大，好像蛤蟆似的，但事实上他瘦小、温和、毫无特色，除了把一边的头发梳过来遮住秃头，这个判断失误的做法，让它看起来几乎就是一个赛博朋克的发型。就在那一刻，他抬起头来。“好，他看到我们了。”布雷特说，“我要过去。”

“为什么？”

“他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不就应该若无其事地过去坐坐、吃吃东西？”

“是的，当然。为什么不呢？”他站起身，她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回座位。“至少等到上甜品。”吉尔惊讶于自己的激烈反应，因为这好像并非出于她真的在乎布雷特会不会让他自己出洋相。她环顾四周。这里大约有一百人，做技术的多过玩金融的。房间里浸透了金钱。就好像某人特别为她安排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戏剧作品，告诉她纽约为什么不是适合她生活的地方。当一位喜剧演员站起来，开始给会议制造笑点时，她想着九千英里外的强奸。如果最后发现它是真的，那么她肯定得把布雷特从她的生活中剥离。但是，如果她不得不回到没有他的信用卡、只能勉强维系生活的状态，那么她肯定会失心疯的。她想象着一封确认这场战争罪行的邮件，另一封确认她的沙拉器订单的邮件，她收件箱里的这两封新邮件，以某种疯狂的方式相互制衡。她不能这样做出决定。她提醒自己，巴哈希森林的那些女人会多么渴望拥有她这样的问题。但是她的移情从未让她真实地感同身受，尽管她可以把这想法安在大脑里，但她不能让自己感受到它。

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她能够拥有一间完全属于她自己的暗室，也不需要打三份工，所以她可以真正在摄影上花些时间。她认识的半数艺术家都移居那里。莱西一直告诉她，这不是个失败，而是场胜利，就像离开一个狂热团体，一个有着八百万人的狂热团体。数周前，夏日里最后一个真正炎热的日子，她决定独自去布莱顿海滩静静。她直到四点才出发，这样，等她抵达那里的时候，炎热和人群都会逐渐散开。但是随后，她的列车在海洋公园大道和布莱顿海滩之间停留了将近四十分钟，铁路工人们处理了轨道上的一些问题。当列车最终抵达目的地时，她发现六点后禁止下水游泳。所以她只是四处闲荡，直到其他人都离开，包括救生员，然后才走进空荡荡的大海。天空呈靛蓝色，地平线上有一场雷暴雨，不知怎的，海水感觉像池塘一样静谧。在这个明净的天堂，不必急着做决定，因为她知道她可以在她想要的任何时间处理事情。接着，大约一小时之后，雷暴雨沉重前行，她逃往地铁。当她到家时，她意识到自己中暑了，整个晚上都在呕吐。实际上，她没有进行任何思考，也不确定能得到什么结论。

差不多上主菜的时候，吉尔注意到布雷特和奥斯多还在通讯。他们两人一直在房间两头遥遥盯着对方，同时点击手机。有时，布雷特会半途转向她，仿佛他抑制不住要向她表达燃起的怒火但又知道她不会感受到。因为他没注意到其他任何人，所以她感受到一些和人社交的压力，让他们这侧的桌子不至于变成完全的空洞。再一次地，她并不是他真正的妻子。或者，至少现在还不是。她环顾房间里的女人，想知道还有多少人一开始也是如此，确信自己只是暂时待在这个世界，就好像一次野餐或者中途停靠。如果纽约，这座城市及其精妙的设计，可以说服她和像布雷特这样的人约会，那么它毫无疑问也能说服她和他待在一起。

正在此时，布雷特站起来，敲敲自己的酒杯。“奥斯多！”他喊道。

又一次，她抓住他的胳膊，试着把他拉回座位，“布雷特，亲爱的，别这样。”但是，这次他甩掉她。突然间，她理解她为什么非常强烈地想要他别这么做：因为她恐惧这将是她一直等待的信号，明确的终点。

但现在，奥斯多也站起来了。

“为什么你不当面和我说？”布雷特大喊。

“那是你想要的吗？”奥斯多大声回答。

像呆头呆脑的匪徒一样，他们两人在宴会桌之间穿行，向餐厅中心走去。“跟你那该死的事业没关系，她实际上是摄影师，给门啊这类东西拍照片。这是二十一世纪，奥斯多，没人想要你那些恶心的有钱人家的过时思想。在非洲也没人想要它，混蛋。”

房间里的大多数人陷入沉默。“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奥斯多说。他的用词很奇怪，听起来像是在读剧本，而且这剧本字体印得很小，难以辨认。“你不负责任，也不够成熟。往索马里派去二十个夏尔巴人。每个人都知道，这只是一次败北的宣传噱头。他们都在笑话你。”

“我的二十二个前尼泊尔突击队员对你那六百个该死的不知所谓。我敢跟你打这个赌。”

“这不是游戏，浑蛋。我敢跟你保证，我的人会进行一切有必要的行动，完成他们的使命。”

“你在威胁我吗？”

“它听起来像什么？”

现在，他们面对面了。吉尔离开椅子，她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你觉得我的伙计会害怕你的伙计？”布雷特说。“你去死吧，奥斯多！我要我的手下去强奸你所有的女人！你听到了吗？全部！一个不剩！”

奥斯多向布雷特飞扑过去，他们一起跌下。吉尔不太能看清他们两人在硬木地板上扭打，但是她可以看到布雷特的拇指别扭地勾在奥斯多的嘴里。服务生们匆匆赶过去。她希望他们不要太快结束这一切。因为就是这个，这就是她的信号，这就是她做出的决定。她现在明白，纽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考虑离开它可真是疯了，如今她会待在这里度过她的余生。

请赐予我们安宁

我曾希望自己永远不会再有现在这样的感觉。永远不必在走进人生的秋天之后，还要再一次体验这样的欲望。这种无助的困惑茫然。这种疯狂。

撰文 大卫·索洛伊（David Szalay）

译者 李鹏程

有一次，我听到有人问诗人索福克勒斯：“你的性生活咋样啊，索福克勒斯？还能和女人做爱不？”“小声点儿，你这家伙，”诗人回答，“能摆脱那件事，我可高兴了——高兴得就像一个从疯狂、冷酷的主人手下逃走的奴隶一样。”

——柏拉图，《理想国》

贝尔加马，那个秋日午后。我们一起走过了游客通常不会见到的街道，那种边上坐落着闹哄哄的学校和长满了无人注意的柠檬树的街道。

一切，这一幕，就从这儿开始。在贝尔加马。

我六十二岁，是一所著名大学的哲学教授。

你五十八岁，也是学院的一位老师，写过好几本研究柏拉图术语学的作品。

我们已经认识好多年了。

你是个寡妇。

你丈夫已经在两年前去世——还是三年前？反正两三年了。

自那时起，自他死后，我们一起度过几次假。都挺开心的，我们一起度的那些友好假期。阿奎莱亚和威尼斯腹地。（那是第一次，你丈夫在海上失踪后不久，有时候，我看到你坐在雪松下的长椅上，泪流满面。）漫步阿尔卑斯山。（那天，在劳特布龙嫩上面，我们见识到了布罗肯幽灵……）还有现在在这儿——土耳其的爱琴海岸上，希腊诸岛就浮在海上不远处，每天傍晚都沐浴在晚霞中。来这儿是你的主意。我没有异议。你以前经常来这儿，我知道，和你丈夫，即使我心里好奇这是否和你丈夫有关，我反正是没问过你。我们平时不怎么聊这种事。

我们飞到伊斯坦布尔，在那儿待了一两天后，沿着小亚细亚海岸南下，沿途欣赏了主要的名胜古迹。

然后我们来到了贝尔加马。

去阿尔卑斯山徒步旅行时，我们曾在好几间简朴的山中小屋里一起住过几次，自那儿以后，已经习惯了友好地合住一个房间。可以省钱，何乐而不为。但在那晚之前，我们还从没有同睡过一张床。所以，在贝尔加马那家唯一还能凑合的旅店里，当那个男人领着我们走上狭窄的楼梯，来到客房前，说他这儿的空房只剩这间时，自然，我们有些犹豫，嗯嗯啊啊了好一会儿。

最后，你说：“我倒不介意。反正床够大。”

“那行吧。”我说。

然后那个男的把钥匙交给我，离开了我们。

我们在几条街外的一家当地饭馆吃了晚饭，里面的日光灯特别刺眼，电视上正在放足球比赛。

然后回到旅店，上楼去睡觉——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很别扭，但谁都没提这事儿。

安静地看书。

然后，你说了句“晚安咯”，便扭过身去。

我躺在床上，继续看了会儿（《会饮篇》的一个新译本，我应邀写书评），然后关了灯。

那晚我睡得不怎么好。

房里有台电暖扇，吹着微热的风，但老是一会儿停，一会儿开。你安静地躺在一边。我能清楚地感受到你就躺在旁边——比我预想得还要清楚。我能感受到你身体散发出的温热，不知为什么，这温度让我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入睡，后来虽说终于睡着了，但也很浅，老是醒，醒了之后，我有一种异样的紧张感，感受着你的温热和体重，然后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又醒来，一时忘了我是在哪儿，忘了你正睡在旁边，就这么反复了一晚，一直折腾到天光开始勾勒出小窗的轮廓——一扇黄的，一扇蓝的。它们慢慢地被光填满。整个房间也慢慢地被光填满，然后你正坐在床沿上，睡眼蒙眬地盯着亮堂堂的房间，从桌上拿起你的手表，看了看时间，还打了个哈欠。

“几点了？”我问，意思是我也醒了。

“七点。”你答。

我们决定在贝尔加马多住一晚。你算是希腊文明方面的专家，而这儿的山坡上，文明的残迹俯拾即是。前一天下午，我们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看古老的珀加蒙。今天，我们要好好研究一番。你会给我当导游，你说。我们当时正在旅店的楼下吃早餐。我喝了一口颗粒感很重的咖啡，点点头。“好啊。”我说。

这时候，旅馆老板走到桌旁，告诉我们现在有间双床房空出来了，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换过去。我们没理由不换房，当然。为什么会有？

你去安排换房的事，我坐在那里，往面包上抹了一勺蜂蜜。

双床房在楼下，比之前的房间要阴暗、潮湿。墙壁上始终挂着一层冷汗。卫生间像个山洞，那天下午，你去女士土耳其浴室的时候，我在卫生间里难受地自慰——我都想不起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你回来之后，面色还有些潮红，手里拿的塑料购物袋里塞着一块湿毛巾，我正坐在那儿看我的书。

“怎么样啊？”我问。

“很有意思。”你说。然后你跟我讲，和你一起洗土耳其浴的那些当地女性话特别多，一边打听你的情况，从哪儿来，做什么的，和谁来的，一边旁若无人地剃着毛。你说你和一个朋友一起。朋友？她们问，女的？不，你说，男的。你告诉我，她们将信将疑地笑起来。男的？她们问。你怎么和男的做朋友呢？

我微微一笑。

你的头发裹在某种包头巾里，现在你解开了。你穿衣服的时候，身体应该还很热，因为我注意到，你那烟蓝色的衬衫上，还有东一块西一块的汗迹。

第二天，我们去了以弗所。

是啊，我有点烦心。我一直在想我们那晚在贝尔加马曾同睡一张床。这事儿不知哪儿别扭。刚开始，我只是有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失望，那是第二天早上，旅馆老板告诉我们他现在有个双床间，如果我们想要的话，可以换。你看看我，表情明确无误地在问：“我们想要，对吧？”我放下咖啡，拿起蜂蜜勺，微微点点头。在我往面包上涂蜂蜜的时候，你已经去安排了。

那天我们去废墟逛时，我彻底忘掉了那种感觉，但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伊兹密尔的一家现代酒店，登记入住的时候，那感觉又回来了——双床房，高层，窗户打不开。白天我们逛了一天以弗所，都累坏了。你去冲澡的时候，我坐在床上，听着淋浴那仿佛在逗弄我的声音，和楼下远远传来的闷闷的车流声。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就那么若无其事地让贝尔加马那一夜过去，我或许实质上向你传递了某种信息——某种可能不真的信息。

当时我并没有那种感觉。事后我才开始琢磨，我是不是有点不太坦率了。我指的是，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睡在我那边的床垫上，就好像跟我睡在一起的不是你，而是某个男人一样——也就是说，煞费苦心地避免任何哪怕是意外的肢体接触，不管有多么细小或无谓。在伊兹密尔的第二天早上，我们等电梯，准备下大堂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件事儿，现在看来，我那么做，那种显然不想有任何肢体接触的行为，可能并不诚实。

一整天下来，这些感觉更进一步。现在我似乎开始认为，我就那么让贝尔加马那晚溜走了——几乎没怎么睡，躺在你身旁，让整整一夜都溜走了，直到晨光照亮了窗户，你披头散发地坐在床边，看看手表，看到时间已经是七点。是啊，我让它溜走了。它还会再来一次吗？再有一晚可以靠那么近。再有机会表达我心中似乎拥有的欲望，至少不再像上次那么虚伪——不过，陪你走在伊兹密尔的考古博物馆里，看着那些泛绿的男孩、女孩青铜像时，我好像想不起来那晚在贝尔加马，我是不是真的有过现在似乎有的这些欲望。

我什么都不想要，只要再有一次机会，再有一个贝尔加马那样的夜晚。

与此同时，我试着享受我们的假期——对伊兹密尔的街道或者阿耳忒弥斯神庙表现得兴致盎然——但越来越难享受了，因为现在我满脑子都是睡什么房间。每间新的双床房，都是一场隐秘的大失所望。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发惊讶地发现当时的自己到底有多在乎贝尔加马的那晚。现在看起来，它多么独一无二，多么宝贵。而我，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

我们决定离开土耳其，去爱琴海东边的希腊诸岛上待一段时间。你很熟悉那里。你和他去过很多次了——你丈夫。我们会乘坐渡轮，我们决定，从库萨达斯去萨摩斯岛。

到库萨达斯时，天已经黑了，所以我们计划先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再去坐渡轮。

渡口附近只有一家看起来不怎样的小旅馆——但好像也没得选了。于是，我们便走了进去。掌事的女人告诉我们只有一间空房了，然后带着我们过去。狭窄的走廊被漆成了深蓝色。“行吗？”我们站在门口往里面瞅的时候，她不耐烦地问道。

我们俩犹豫地点了点头。

把行李拿进去的时候，对于那张双人床，我们什么都没说。

那晚在贝尔加马时，我注意到你喜欢朝左边睡，所以在库萨达斯的时候，我专门挑了床的左边，这样我们睡觉时就可以面对面了。你注意到没？

当然没有。

你正在收拾行李，把你的东西放到那间又暗又脏的浴室里，滑门还是塑料做的。

稍后，我们在屋顶露台上喝了点东西。这儿有个屋顶露台，有蜡烛，有无花果树的落叶，可以看到海港。但很可惜，我太紧张了，根本无暇欣赏这些。夜晚压在我头顶。突然间，那晚在贝尔加马之后，我向自己做出的所有承诺，所有如果再有机会我会怎么做的想法，似乎变得疯狂起来，现在，我的心里只有这片麻木的空白，先前想得清清楚楚的欲望，早已不知去向。我们坐在矮矮的椅子上，周围一片黑暗，只有桌上那根蜡烛的光在摇曳。你在说话，问我这问我那。但我肯定看起来心不在焉吧，仿佛我的思绪已经飘到了远方。

整晚就这样过去了。

接着，我躺在了黑暗中，强烈地意识到你在我身旁，你温暖的身体就躺在我边上，躺在这张小小的双人床上。

壁挂电视上的时钟，微弱地发出橘色的光。

我觉得，你已经睡着了。

我躺在那儿。

我躺在那儿。

流逝的每一秒，都是我在想，我就这么躺在这儿。我就这么躺在这儿。

刚开始，这长夜似乎没有尽头。

但接着，它几乎就结束了。

天光放亮，窗户的轮廓开始显现，就像那晚在贝尔加马一样，在已经疲惫至极中，事实上，是在绝望中——因为这一晚，就像贝尔加马那晚一样，似乎要永永远远、不可挽回地溜走了——我把手放到了你身上。我假装自己还在沉睡，翻了个身，把胳膊从被子下面抽出来，让我的手落到了你身上，我猜应该是在你的屁股附近。你正睡在你那边的床上，背对着我，我的心怦怦怦地跳着，我让手落在你的身上，不再动弹。

我的手刚搭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似乎扭了扭身子，想把它甩下去，但接着，你便让它搭在那里了，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光把窗户照得越来越明显，我的心像是在打雷。你让我的手搭在那里了。反正我心里是这么认为的，在那种几近能致幻的焦虑和疲惫中，我认为，你知道那是我的手，并且你允许它搭在你的屁股上。

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

我并没有幻想会发生别的事，至少那晚不会——我并没有觉得我的手搭在你的屁股上，会引来别的什么。我觉得不会。事实也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手搭在你身上，本身就是目的。而且就连这个，我还是逼着自己才做到的。我得痛苦、绝望地用意志逼迫自己，才能把手放到你的屁股上，因为抗拒心里那种想要触碰你、不让这一晚像贝尔加马那晚一样溜走的欲望，有着同样强大的力量——某种比仅仅是害怕拒绝要更模糊、更深刻的力量：一种强烈、神秘的禁忌感，在这种感受面前，那只羞怯、拒绝的手，仿佛成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

是的，很抱歉地说，躺在那里，在灰色的天光中，我就是这种感觉。

仿佛它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

但到了上午，在酒店楼下的餐厅里时，我又不像大清早那么确定了，不像当时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手搁在你的屁股上时，觉得发生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了。

不过，可能性好像还在，确实有什么重要的事发生过——你让我的手在那儿搁了半个小时，这其中不会没有一点深意吧。

我尽量让自己往那种可能性上想。

但是，你表现得太过正常了，让我有点拿不准。你越正常——你确实很正常，边打着哈欠，边吃橄榄、羊乳干酪，翻阅你的《希腊诸岛旅游指南》——你越正常，你的行为就越表明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而我则越来越沉默、烦躁，到出发前往渡口时，我甚至都感到我们之间的气氛已经变得既冷淡又紧张，但似乎又很微妙，搞得我都说不清这气氛是不是只是我自己的幻想。

无所谓了，反正路上我们也没怎么说话。

那天早晨，我们在沉默中驶向了萨摩斯。

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那个小港口——和我想象的一样，弯弯扭扭地掩藏在小岛的海岸上，很漂亮，山坡上是一幢幢的白色房子。空气温暖，天空朦胧。

我们的午饭吃得很晚了，只有几家餐厅还开着，我们拖着行李去了其中一家。我有一口没一口地吃鱿鱼，喝酸不拉几的白葡萄酒，困意更浓。

从饭店出来，时间已接近傍晚，我们便开始寻找酒店。吃饭的时候，你基本上一直在翻那本书，那本旅游指南，然后找到了一家你想住的酒店。

我们找啊找。那种秋天已经过去的感觉，简直触手可及。整片地区都湮没在令人昏昏欲睡的静寂中。我们找到了酒店，然后被领着去看了一个房间。

两张床。

我说我不喜欢这里。

我还想要双人床，你懂吧。从早上到现在，我已经痛苦地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前一晚很可能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没发生，你当时一直在睡梦中，根本没有感觉到我的手搭在了你的屁股上。所以，我想再那么做一次。我希望有重要的事情发生。

你还在打量我们被带去看的那间双床房。幸好，那房间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觉得，要不是我反对，你肯定会要。因为你累坏了，只想找个地方歇息，放下行李，去冲个澡。

“我不喜欢。”我又说了一遍，这次口气坚决，完全不顾那个带我们来看房的女人就站在旁边。

我转身离开。

你叹了口气，跟女人道歉说，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说不定待会儿还回来。

她说，她都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开着门。

我们离开酒店，拖着行李，沿码头区继续走。还真是，大部分酒店都没开门。现在你已经找得很不耐烦，几乎要发火儿了。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家，看起来相当典雅，也相当贵，就在山坡上去一点，掩映在苍翠的柏树林中。

进了大堂后，我对那个看起来精明强干的年轻人说我们要一间房：“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双床房。”你就站在边上——我不能不这么说。你之前跟别人说的时候，总会这么讲，因为你觉得这也是我想要的。

那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说，他现在只有大床房了。这时，我的心开始跳得更快。“呃，”我说，“那……”

可接着，让我沮丧的是，他提出可以给房间加一张床。

他这话一出口，我就从很想在这里住，变成了非常不想在这儿住了。为了找个台阶下，我问他价格是多少，他告诉我之后，我立即说太贵了。他说价格上他或许能做点儿什么，并坚持要我们先去看看房间。我再次告诉他，太贵了，然后你说，你最终张口了：“去看一眼也无妨。”

我们跟着他去了，房间挺不错，里面有个壁炉。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是住的话，可以把火点着。

我们站在那儿看着它，房间里洒满了秋日午后的阳光。

然后你又询问了一遍，问是否有可能加一张床——你确证了可以，你再三地确证了可以——确定后，你说：“我觉得我们就要这个吧。”

突然间，我一阵痛苦，突然间，某种黑暗包围了我，因为这下我终于明白了，前一晚确确实实没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或者说至少不是我期待的那个方向，也许是另一个方向，恰恰相反的方向。我现在恨死了这个地方，我的凄凉领悟的现场，这间浪漫的屋子，我说：“我还是觉得太贵了。”

那个圆滑的年轻人站在边上，降低了价格。

现在，你不耐烦地说：“我们要了算了。”

我毫无热情、满心痛苦地说：“那好吧。”

奇怪啊，你为什么坚持要加一张床——寸步不让地坚持。我想，或许前一晚我把手搭在你的屁股上时，你并不是真的睡着了。我想，你当时醒着，知道那是我的手，不喜欢它，想忽略它，虽然刚开始本能地想要把它甩下去，但可能又不想小题大做，或者天真地认为我在睡梦中，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在哪儿，所以你便躺在那儿，等着我把手挪开，盼着我很快就会挪开，你很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一次。

第二张床送来的时候，我正在卫生间里——我需要一个人自己痛苦会儿。然后我听到你说：“不，别放那儿。”应该是搬床的男人想把它放在房里已有的那张四柱床边上。我听到你说：“放那儿吧。”然后我又听到他拖着折叠床，按照你指的位置，放到了房间最远的那个角。我全都听见了。我站在卫生间里，一切都听得真真切切。就好像你知道我在偷听，要故意伤害我一样——反正当时我是这种感觉。

我出来之后，那人已经走了，而你占据了双人床，正在写日记。

我坐到沙发上，心中的凄凉无以复加。过了一会儿，你从日记里抬起头，停下了手中正在沙沙写字的笔，问道：“你没事儿吧？”

我显然很有事儿，而且这次完全无法掩饰。

“你怎么了？”你问。

我没法跟你讲真话——我怎么能跟你说出实情？——所以我说，我就是不喜欢这儿，真希望我现在是在自己家。

你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眼神冷冷的。然后，你的笔又开始沙沙作响。

过了几分钟，我说：“别担心。我并不是真的希望我现在在家。”

而你说：“我没担心啊。”然后又说：“我不担心你的精神状况。我只是不想被你影响罢了。”

我们在喝威士忌——格兰杰威士忌，是我们在库萨达斯那个小码头的免税店里买到的。我大口大口喝，借酒消愁，而你则小口小口抿。

你问了我什么问题，不知怎么把我刺激到了，我说我觉得人生在世，就是一场悲惨、孤独的挣扎，然后就死了。我说，哪有什么爱啊……

“你不相信爱？”你抿了一口威士忌，问我，听起来隐约有了点兴趣。

“不信。”我说，“我们为啥对爱那么执着？为什么我们觉得没有爱，就不可能幸福？”

“我们是这么想的？”

“不是？”

“那你幸福吗？”你问。

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谁幸福。“你幸福？”

“那要看你指哪一方面。”

“你幸福？”我逼问道。

我看到一个影子在你脸上划过。

我把杯里的威士忌喝了个底儿朝天——一个小玻璃杯，从水槽上方的架子上拿的，架子上还有几个小装饰杯垫和一块包在亮晶晶的纸里的香皂。

他很幸福，对吧？他。那个淹死的家伙。没找到尸首。你想到的是这个。他很幸福。是啊，幸福先生。

你眼睛垂了下来，脸也低了下去。

我想说，我爱你。

没找到尸首。

嘘……

“别听我的胡话。”我现在有些醉了，“我就是情绪低落而已。”

你又开始写了。“好吧。”你说，看都没看我一眼。

然后，一个男人微笑着出现了，来烧壁炉。

如果我说了“我爱你”，会怎样？

你会说什么或者做什么？

你或许会哈哈大笑，因为惊讶得一时语塞，因为惊讶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哦。”你或许会说。

然后呢？

沉默了一会之后，惊讶过后，你告诉我不要这么说，或者别傻了之后。

你可能会说，那我们还是各住各的吧。或者更甚，你可能会认为我们的假期应该到此为止，因为它根本不是你预想的那种。

我笨手笨脚地又往小玻璃杯里倒了些威士忌，偷偷瞄了你一眼。你已经不再写了，你的笔再次沉默下来。你的头仍然埋在日记里。笔的另一头在你的嘴里。我知道你坐在昏暗的四柱床上在想谁。（从窗户里照进来的光，泛着柔和的伤痕。下午的天空已渐渐暗下来。紫色的雨云越积越肿，正向小岛赶来。）你心里想的，还是他。

大约十年前离婚时，我已经五十有余。我曾希望自己永远不会再有现在这样的感觉。永远不必在走进人生的秋天之后，还要再一次体验这样的欲望。这种无助的困惑茫然。这种疯狂。

这种疯狂，什么时候会结束？

有尽头吗？

我们只在萨摩斯待了一天。

这小岛上好像没太多可看的东西。而且，我们也实在提不起多大兴趣。那天，我对一切都有一种没精打采的冷漠感。无欲无求。我们看了看渡轮的时刻表。下午早些时候，会有一艘船去拔摩岛。你建议我们坐这趟。

我们在秋风阵阵的码头上等着船来。

你看起来很疲惫，好像没睡好一样。

渡轮是从希俄斯岛过来的，晚点了。我们上去之后，发现船上几乎没几个人。

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能比那艘小渡轮的内部看起来更古老、更陈旧。好几个小时里，我们坐在塑料椅子上，看着周围那些已经剥落起皮的仿木饰面板，闻着仿佛几十年了还没散去的烟味。窗户浑浊不清。马桶已经变了色。通向甲板的门被我用力拉开时，还嘎吱作响。航行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船舱里面，因为爱琴海的东边一直在下雨。

现在快到拔摩岛了，船在绿色的海浪中呼啸前行，我走到外面，站在毛毛细雨中。

（你睡着了，蜷缩在塑料椅子上打着盹儿，头靠着饰面板，你的书还岌岌可危地抓在手里。）

我站在甲板上，被潮湿的风吹着。海岛若隐若现。

只是一个形状，一个剪影。

最终，一切清晰起来，成了朴实无华的山丘。

我盯着它们望了一会儿。看起来就是被大风摧残过的荒野，毫无美感，平淡无奇地滑向海中，仿佛周围一切都已经被淹没，只露出了最高点。

渡轮靠岸，我们下了船。

我们订了一间公寓，住两个晚上——两间卧室，一个客厅，角落里有些厨房用的东西。透过卧室的窗户，你可以看到大海。我们费力地爬着石阶，跟在那个女人背后去看房间时，我突然一阵紧张，在这类时刻我早已习以为常的那种紧张——这次睡觉又会是怎样的安排？所以她说“有两间卧室”时，我非但不怎么失望，反而惊讶地感到自己松了一口气。两间卧室。这确实是最好的安排，不过里面基本上没啥东西，那两间卧室——为避暑设计的，不适合这种秋天的天气。

第二天早上，雨又下了起来，滂沱大雨。十点钟左右，我们招呼了一辆出租车，去神学家圣约翰修道院——这儿的景点，唯一的景点。神学家圣约翰修道院。从四面都能看到，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建在小岛制高点上的堡垒。

出租车里面温暖、潮湿，座位感觉像是海绵，车窗上蒙着一层水汽。车在陡峭的道路上艰难前行。我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里程表在我膝盖旁边走着可疑的数字。你坐在我身后，有时候我能在后视镜里看到你，看你透过明亮的雨帘望向窗外的样子。

上到修道院之后，不用说，里面没人。除了我们，没有别的游客。偶尔有一位毛发蓬乱的修道士，穿着黑色的袍子在公共区的边缘溜进溜出——院子已经被雨浇透，各个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外面罩着玻璃盒子的手工艺品，小礼拜堂和山洞一样，还算得上舒服，几百支燃烧的蜡烛照亮了圣人们神情严肃的脸。几乎算舒服，不是很舒服——因为门还大敞着，雨打在石头上的声音流进了烛光里，穿堂风驱散了那堆小火苗的微弱热气。

一位年轻的修道士正在我们参观的一间礼拜堂里当职，好像博物馆官员一样留心照管。他真的很年轻，估计二十岁都不到，胡子基本还没长出来。我想问问他这个年纪到这儿来干什么。当然，我没这么问。他注意到我在看他，似乎有些尴尬。我冲他点头致意，然后离开，走到了院子里。这时，附近哪里的一座钟突然响起来，震耳欲聋。我们之前是一起进的小礼拜堂，你肯定在我没注意的时候离开了。

我在一间摆满了中世纪银器和拜占庭时期《圣经》的房间里找到了你。你正站在一个箭弩形状的石窗前，望着在天空下舒展开去的灰色大海。海面上闪烁着斑斑白点，它们似乎正在动，正在向前，正在找什么东西，永远都停不下来。

我不想惊扰你——因为你没看到我——于是我便去看那些展出的东西。

然后，你站到了我身旁。

“我们走吧？”你问。

我们打电话叫了出租车——修道院入口外面的公用电话亭里塞着一个电话号码——几分钟后，那辆载我们上来的褐色出租车再次出现，载着我们下去，穿过雨中的村庄，去了斯卡拉码头。我们不去“约翰的山洞”了，虽然据说这位《启示录》的作者就是在这里面看到了神给他的异象，但我们决定去码头附近的一家酒馆坐坐，吃点午饭，然后散步回公寓。

雨停了。

天光洁白、清澈，而且相当寒冷。

杀猪日

我害怕猪真正死去的那一刻。我害怕它眼中的恐惧，它会发出的惨叫。我害怕的是，有些可怕的时刻，会永远留在我脑海里，我永远再无法忘掉。

撰文 大卫·索洛伊（David Szalay）

译者 李鹏程

杀猪日那天我宿醉了。

我头痛着醒来，在黑暗中开始穿衣服。

那会儿是凌晨五点半。

外面空荡荡的街道上盖着一层雪。透过街灯的光可以看到，雪还在下。我听到不知从哪里传来了车胎声，正窃窃私语般地在一层薄雪上缓慢行驶着。路上有车经过的地方，雪落下的地方，一道道车辙交错——黑色的、深灰色的、灰色的。我把帽子拉到眉毛那儿，站在约好的地方等阿提拉，暗自思忖着我是否真的想做这件事。我已经跟别人说了一个星期了。“有人邀请我去看杀猪，”我这么说道，“我要去看杀猪了。”今天就是杀猪日，可我站在那儿等的时候，却和自己的身体有一种怪异的疏离感，任凭严寒穿过一层层的衣服，把它的手指伸到最里面。雪花落在我的绒线帽上。

阿提拉到了，我上了车。里面很暖和，我把帽子摘下来，看到上面挂着湿漉漉的雪水。“早。”我说，但没有看他。

他开始开车。

阿提拉是个光头仔，虽然看起来很像新纳粹主义分子，但实际上却是个温柔、善良的人。他的妹妹，也就是我妻子，说她有点儿担心他，因为他不太爱跟人亲近。确实，他寡言少语，爱独来独往。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在英国待了一年——骑着摩托送快递——但和很多人不一样的是，他不喜欢这份工作，便回来了。现在他好像是在网上赚钱，交易啥东西。

“你咋样？”他最终张口问我。

“还好。”我说，“没事。期待亲眼一见。”

他干巴巴地笑了笑：“你以前从来没见过？”

“没。”我答。

十分钟后，车出了城。街道变得稀疏，空间骤然开朗——加油站看上去黑乎乎一片，几家超级市场的停车场里空空如也，一家卖瓷砖，另一家卖体育设备，另一家是灯火通明的宝马专卖店——接着是第一片旷野，然后我们便驶入了昏暗的乡间。

我觉得阿提拉开得有点儿太快，但我什么都没说。轮胎下的路感觉毫无摩擦力，我们像是在冰上行驶。

慢慢地，亮光开始出现。某种灰色取代了车灯以外的黑暗。我注意到车驶过时，我可以分辨出东西了，尤其是那些灰色的事物——比如湖水上冻结的白冰——有些地方隐约出现了地平线，清一色的黑暗中有了一种柔和的渐变。

今天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我心想要不要提一句。阿提拉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的路。

“雪小点儿了。”他说。但突然，在一个不算太急的转弯处，车失去了控制，开始乱转。旋转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漫长而沉重。

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你感受太多的恐惧或者惊慌，肾上腺素才刚分泌出来一点儿，车便停了下来。

我们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一切便戛然而止了。

我们坐在那儿，面朝着相反的方向。

有个女人正站在公交站里——乡下那种周围什么都没有的公交站——她肯定看到事情的经过。但她没有继续盯着，而是很有礼貌地把头扭了过去。

现在有光了，我注意到。树木的剪影嵌在天上，我猜测那边应是东边，出现的雪景泛着紫色、浅紫色、青绿色。

发动机还在转，显然有些受惊的阿提拉，把车挂到一挡，小心翼翼地掉过了车头。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想表现得好像是在批评他。再怎么说，今天他算是我的东道主。而且，我觉得他现在应该会开慢点儿了。

“还有多远？”几分钟后，我若无其事地问。

“不远了，”阿提拉从方向盘上抬起一只手，挠着下巴说，“不远了。”

村庄沿着一条笔直的马路绵延，两边各只有一排房子。我们把车停在了一道金属围栏旁边。炊烟从一些小矮房的烟囱里冒出来，伸向暗淡的天空。附近有些光秃秃的树。阿提拉领着我，嘎吱嘎吱地踩着雪，走到生锈的门前，把门打开。在门的那边，一条被无数双脚在雪中踩出的小径，引着我们来到了一个昏暗的院子里，一些人站在熹微的晨光中，仿佛在等待什么。我们走过泥泞的脏雪。我走得很笨拙，双手插在口袋里，而阿提拉则开始和站在那里的人打招呼。他向其中一些人引见我，但似乎词不达意。他不太擅长社交。我听清了几个名字：德索、索尔特、索巴克。我在颤抖。我怀疑自己穿错了衣服，不适合这个场合。这里的寒冷似乎比镇上更强烈、更直接。

院子里的人大部分都是老头儿。我和几个人互相点头致意。他们大部分都有些胡子，长着黑色的小眼睛。有个人看起来像是在加油站上完夜班后直接过来的——仍然穿着MOL的绿色尼龙工装。另一个看起来像穿了两件田径服，里面一件，外面套一件，裤子塞在威灵顿长筒雨靴里。大多数人都戴着帽子，或者从风帽里往外瞅。他们看起来好像从勃鲁盖尔绘画里走出来的人，我觉得。

想到这个，我记起有一次我曾在布鲁塞尔看过《伯利恒的户口调查》。画中，勃鲁盖尔给《新约》里的故事配上了十六世纪中期荷兰那白雪皑皑的景色。我尤其想起了画作前景中一头猪被宰杀的场面，猪在挣扎，一个男人拿一把刀，骑在它身上，正把刀伸向它的喉咙，一个围着围裙的女人举着一口长柄锅，准备接住喷溅出来以及随后缓缓流出的血。画里人头攒动，但你可能第一眼注意到的会是这个。猪大张的嘴，长长的鼻子，以及画外音——临死前恐惧的尖叫。另一个人正从一个被雪覆盖的大酒桶里接啤酒。在光秃秃的树后面，是一轮西下的红日。

这里也有个酒桶，上面也盖着一层雪。雪又下了起来，装点着一堆拖拉机轮胎。雪在空气中徐徐落下，落在一辆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车上。我害怕猪真正死去的那一刻。我害怕它眼中的恐惧，它会发出的惨叫。我害怕的是，有些可怕的时刻，会永远留在我脑海里，我永远无法再忘掉。

阿提拉的朋友玛利亚跟我打招呼。我在镇上见过她——经常看到她从美式美甲沙龙里走出来，或者提着大包小包在大街上走，iPhone贴在耳边。她这种都市化的现代人，似乎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怪怪的——后来我才想起来，她的家人住在这里。她家人是我们今天的东道主，她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和每个人打招呼、寒暄，包括双手插在袖子里的多毛男人，在她身旁，则跟着一个穿着棉衣的女人，托着一托盘加了香料的热葡萄酒。玛利亚递给我一个杯子，感谢我能前来。“该谢你才对。”我说，然后尽量装作一点都不焦虑的样子问，“现在要干吗？”

“在等我父亲来。”她说。

她走开了，然后继续给其他人分发热葡萄酒。

我端着杯子，一边暖手，一边低头看着里面深红色的液体。有片钉子状的丁香叶浮在上面。

当然了，我想，勃鲁盖尔画作中那头死去的猪，意在提醒我们基督会怎样死去。因此，画里的猪，不仅是十二月的日常生活中一个很精准的细节，也是某种比喻或象征——而我即将要经历的事情，则会第一次把这个比喻或者象征，向我鲜活、生动地展示出来。

猪到来的时候，我和阿提拉在里面。我们在屋里，想暖和一下，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有两张长桌和一个贴了瓷砖的大炉子，炉子刚刚开始冒出点热气。一张桌子上放着很多两升的塑料瓶，里面装的似乎是矿泉水，后来才知道，那是家酿的巴林卡。阿提拉给我们俩各倒了一大杯——这会儿还没早上八点，可我已经喝得很醉了——这时，院里出现了响动。

一辆还挺新的墨绿色尼桑纳瓦拉皮卡刚刚到达，喇叭鸣响，轮胎从雪和冰上滚过。一直在等它的男人们一拥而上，司机摇下窗户，喊着叫他们把猪卸下来。他们放下后挡板，猪出现了。

我注意到的第一个地方是，里面有两头猪。

我注意到的第二个地方是，它们已经死了，直挺挺地躺在黑色的塑料布上，里面的血泊看起来几乎是黑色的。

我注意到的第三个地方是，它们竟然有很多毛。

“它们已经死了。”我对阿提拉说。

“对啊。”

“为啥？”

“这里已经不允许杀猪了。”他说。

“不许？”

“欧洲的规定。”他解释道，然后又嘟囔了一句：“他们想毁掉我们所有的传统。那些王八羔子。”

我什么都没说。无疑，不必目睹真正的杀猪过程，让我松了一口气——但是，也有点小失望。这天本来应该是杀猪日，可我并没有，也永远不会看到猪真正被杀了。

男人们把绳子绑到了猪腿上，现在正冲司机喊。男人们抓着绳子，司机慢慢把车往前开，然后猪从后面滑下来，重重地摔到了雪地上。

“他们是怎么把猪弄死的？”我问。先前我还不太想知道，现在却对杀猪的方法多了点儿兴趣。

“用枪崩的。”阿提拉指着说。

还真是，我看到两头猪的脑袋上都有洞——小小的血窟窿，在耳朵附近。耳朵现在软趴趴的，几乎盖住了它们的眼睛。

惨不忍睹的是，其中一只的屁股上还粘着屎。或许只有这一点，真正让我深深地意识到不久以前，一个小时以前，这些笨重的东西还在活蹦乱跳。不夸张地说，看到这个景象时，我的眼泪几乎涌了上来。

玛利亚来到我们身旁，满意地看着男人们把猪从皮卡车旁拖走，在白雪覆盖的院子里留下一道道泥印。皮卡车开到一边，停在一堆跺到齐肩高的原木边上。两个男人从车上下来，甩上了车门。其中一个是玛利亚的父亲。他是这里唯一没有留胡子或者戴帽子的男人。很难说他是丑陋还是帅气。帅吧，我心想，虽然他的脑袋像一个奇形怪状的土豆。被告知我是谁后，他拍了拍我的后背。他的目光似乎还有点儿疯狂。我们握了握手，他的手劲儿可想而知——能把你攥疼。

他解释说，其实原本只打算杀一头，但黎明时的光线不太好，开枪的人不小心把一头年轻公猪打死了——但小公猪不能吃，他解释说，因为它们体内的睾丸酮会让肉有一种不好的味道。

玛利亚大笑起来，他父亲则冲阿提拉和我眨了眨眼。

这玩意儿，他说，现在只能拿去喂狗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早上那几个小时，先是给猪脱毛，然后大卸八块。玛利亚的父亲和我们说话，其他男人则在收拾工具，包括两个老式的喷灯，他们要用这个将猪身上的毛燎掉。一个男人负责喷火，另一个拿把铁锹刮猪的侧边。这活儿很辛苦，很耗时间。他们提议我们来试试。阿提拉负责喷火，但有时候喷得太过，烤焦了猪的侧边，而我则拿着那把钝钝的铁锹刮来刮去。尸体周围的雪化了，悄悄聚成了一个个血水洼。猪毛噼噼啪啪地消失在火焰中，立时散发出难闻的味道。

院子里现已完全放亮。天空阴沉，空气凛冽。雪停了。我靠在铁锹上大喘气，那两个男人吃力地把死猪翻了个身。起初看来，把这两头死猪的毛刮掉，会耗费一整天时间。你干了十分钟，才刮完很小一块地方，小得令人气馁，然后别人再接着干，慢慢暴露出黄色的猪皮。你要么手插在口袋里，顶着一脑门儿的汗站在旁边，要么进屋里喝点儿东西。酒管够。

我进屋里歇了会儿，再来到院子时，完全像是到了地狱——火光、烟雾、血水，还有黑乎乎的影子像着了魔一样，疯狂地对那些一动不动躺在泥里的东西做着什么。农业机械的锯齿状金属。雪中的血脚印。站在混凝土台阶上，我突然觉得特别冷，开始瑟瑟发抖。我准备转身回屋，因为里面的瓷砖炉子现在已经很烫了，但这时，那个穿着加油站工装的男人递给了我一把铁锹。于是，我再次开始刮那头毛茸茸的死猪满是脂肪的侧边，而另一个男人，那个穿着两件田径服的人，则在对它喷火。猪毛在火焰中皱缩、燃烧。我从被烤出裂纹的猪皮上刮去烧掉的毛。我刮的时候，猪的腿还晃来晃去。血从它大张的嘴里慢慢流出。穿两件田径服的男人叫我用点儿力刮——说我刮得不够用力。

就这样，一直刮啊刮。

有几个男人不知啥时候在院子里生起了火。其中一个蓄着宽宽的小胡子，显然精心修剪过，外面穿着一件鼓鼓囊囊的羽绒服，里面是一件连帽衫，帽子戴在头上。现在，他示意说，架在火上的那口大铁锅里的水已经足够热了，另外四个男人便拖着、推着、抬着那头大点的猪，也就是母猪，把它扔到了锅里。

我旁观时，玛利亚的父亲递给了我一个东西——一个小圆锥状的东西，里面装着某种无色液体。

“喝了！”他喊道，其他人看到我有些犹豫，哈哈大笑起来。

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个塑料瓶，就是屋里那种装着家酿巴林卡的两升瓶子。

我接过那东西，喝下了里面的液体，确实是巴林卡。那酒辣得我龇牙咧嘴，更多的笑声传来。“你知道这是啥吗？”他接过那个圆锥状的东西，举到我面前问。那东西外面是深褐色，里面是灰色。看不出来是什么做的。我摇摇头，仍在感受着酒的辣劲儿。“猪的脚趾。”他喊道，然后拍了拍我的背，穿过水汽，给下一个男人满上酒。在蒸腾的水汽中，有人正在擦洗那头母猪。

刮猪毛的工作似乎做完了，谢天谢地，擦洗猪的事情不需要我来干，所以过了一会儿，我转过身，开始在长长的院子里溜达。我经过了农业机械，以及某种被塑料布完全盖住的庞然大物。再远一点，有一个部分结冰的池塘，和一个小棚屋，里面挤满了低声咕叫的家禽。院子里还有些土地神塑像和别的一些花园装饰，其中一些已经破损。院子的尽头是一道钢丝网围栏，而另一边，白色的田野伸向远方。

我在那儿站了一分钟，听着鸡在它们脏兮兮的棚屋里咕咕。

我的脚冻僵了。

去他的，我心想，然后走回屋去。

屋里很暖和。至少看起来暖和。炉子散发着阵阵热浪，那种刚进来时能把你撞昏的热浪。我把手放在热乎乎的褐色瓷砖上。屋子的墙由带舌榫的粗糙松木板做成。横梁上架着的天花板好像要压下来。我在其中一张桌子的边上坐下，解开我的围巾——一条薄薄的羔羊毛围巾，在天寒地冻的户外待一天的话，根本顶不上用。我的帽子也不保暖。地上到处都是雪水和泥脚印。到处都是泥，光这个就让我沮丧了——透过墙上那扇装得很低的四方小窗，我可以看到外面满是污泥和积雪的模糊空间。人影在白昼死一般的寂静中晃来晃去。我怀念打扫过的大街、宽敞的人行道、高高的外墙和暖气充足的商店。我满心恐惧地想象着一个这些东西都不存在的世界，那里只有这种泥泞、寒冷的地方，到处都是。生活在那样的世界里，或者干脆就说，《伯利恒的户口调查》里的那个世界，会对你的心境造成什么影响？

我突然想到，我祖父就是从那种世界出来的。他是那种很二十世纪的稀有现象：全家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或许还是全家第一个上中学的人，全家第一个能真正识文断字的人。和他出生的那个年代的大部分欧洲人一样，他成长的地方，也和这个村子差不多，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延伸，附近有十几座房子，房后便是田野。除此之外的建筑，就只有一座教堂——星期天早上，村里人会在教堂里听别人讲播种者、丢失的牲畜、芥菜籽和杂草遍地的农田，他们明白自己听到的东西，讲的正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的经历，虽然不是特别形象，但也足够生动、准确地描绘了他们自己的世界和生活。不到一百年前，《伯利恒的户口调查》里的那个世界，就是他们生活的世界。

每张桌子上都摆着装了巴林卡的两升塑料瓶，这些旧矿泉水瓶的盖子是蓝色的，但标签被浸湿后已经脱落，只留下了胶水的痕迹。不知道干什么好，我给自己倒了一点儿酒。我被酒辣得泪水直流，眯起了眼睛，这时，玛利亚走了进来。

“啊，原来你在这儿。”她说。

“对啊。”我沙哑地小声回答。

“我们刚在找你呢。”

她在我对面坐下来。她身材高大、瘦削——脸同样棱角分明，但淡褐色的眼睛却很温柔。她是那种二十岁看起来就有一种诡异的成熟感，然后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几乎不怎么变的人。她有一张和善但不带感情的脸。她化了很浓的妆。她外套袖口上的软毛，装饰着她的手。

“好玩吗？”她问。

“当然。”

“卡塔咋样？我都好久没见她了。”

“今天她本来也想来的。”我说。

“要工作？”

“是啊。”

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她手里拿着一根羽毛玩来玩去。锤子敲在金属上的声音，回荡在外面冰冷的空气中。

“这是谁的房子？”我没话找话地问。

事实上，这不是一处像样的住所。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餐厅，里面的桌子能坐下四五十个人，墙上挂着一个很小的鹿角。外面有个没暖气的厕所，以及一个天花板很高的房间，我先前无意中走进去过，墙上的白色瓷砖贴到了肩膀那么高，就好像一个太平间，有时候还得用水管浇洗的样子。

“我叔叔的。”她说。

“哪个是你叔叔？”

“有鸭子的那个。”

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有个穿医生那种白大褂的男人，胳膊底下夹着一只绿头鸭。他没干什么事，就站在门口看着，一边还用手指抚摩那只鸭的头。“对，鸭子，”我说，“那是啥情况？”

“可以算是宠物吧？”

“他不会把它吃了？”

她笑起来。“不会，”她说，接着又来了一句，“反正今天不会。”

“这种场面你肯定见多了吧。”我说。

“当然，这个我们家每年都干，”她说。我猜她是指杀猪。“是传统。”

“懂了。”

“这才是冬天。”她笑了笑。“我想到冬天时，”她说，“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个。这个和圣诞节。”

“当然。”

“那你呢？”她问，“冬天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耸耸肩，说：“我不知道。下班时天已经黑了？商场里到处都是人？湿疹。”

她笑起来。“湿疹？”

“因为暖气。”我说，“导致空气太干燥。我记得是这么个解释。”

“我觉得，”她说，“在镇上生活，去办公室上班的话，很难想象生活曾经要受季节的主宰。”

“确实。”

“再来点儿？”她拿起一个两升的瓶子，里面的酒几乎快没了。

“也许我不该再喝了。”

“我觉得你该再喝点儿。”

“那好吧。”我说。我一直都有点喜欢她。

她又给我倒了些，也给自己倒了点儿。我们对饮。我很佩服她喝酒的样子，只是嘴巴微微抿一下，没有流泪或者把酒喷出来。我也努力学她，差点做到了。我的视线只模糊了一小会儿，喉咙里吐上来一丁点儿。

“我喜欢今天这种日子，”她说，“全家可以聚在一起。”

我猜她还是指杀猪，便说：“是啊。”

“一家人都会参与进来。亲朋好友。”

“是啊。”

“还有什么能和这个一样？”她问，“我是认真的。”

我想了会儿，说：“婚礼？”

“好吧。”她说，“但今天大家是平等参与。你懂吧。不是谁的特殊日子。大家都有份儿。我是说，今天的活动很根本，事关的是吃喝、生死。”

“令尊是做什么的？”我问。

“算是开发房地产吧。”她说，“在镇上。修新公寓楼。”

她丈夫和阿提拉一起走进了屋后，她抬起头来。

巴拉日接过那瓶几乎快空的巴林卡，一饮而尽。

“他们正把猪吊起来呢。”他说。

天空已经放晴。白色中出现了一道道冰冷的蓝色，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模糊的影子。院子里的雪正在融化，踩在上面时，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了。房檐上的冰锥开始安静地滴水，在下方的雪面砸出了小洞，有时候，房顶上的雪会突然滑落下来，呼啦一声，重重盖在雪地上。

叮叮当当的锤子仍然在干活儿，男人们现在已经架起了两个铁管做成的A字形架子，每个大概两米高。带滑轮的钩子挂在架子上，我们站在房前的台阶上，看着他们开始用钩子把猪吊起来。男人们分成两队，在玛利亚父亲的催促下，勾住猪的后腿，费力把它们吊了起来，猪鼻子几乎触到了泥地——或者说那头公猪的鼻子是这样。母猪和我先前见到的不一样，她的头已经被砍了下来。那个微笑的脑袋，现在正摆在原木堆旁的一张搁板桌上。两头猪的后腿叉开，被倒挂在架子上，男人们最后给它们做清洗，用海绵从上往下擦拭，用水把一层层的烟灰洗掉，黑色的水滴滴答答流下，最终，下面的灰黄色皮肤露了出来。

我注意到有个男人一直站在一边。虽然我之前也见过他，但似乎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参与什么。他大约五十五岁，我猜，每个人都对他恭敬有加。他是屠夫，现在要解猪了。但他不怎么急，先掐灭了他的烟头。他身上穿的衣服看起来很像画家的罩衣。他准备刀具时，玛利亚递给他一杯巴林卡，他默默接过去。然后，他把空杯子还给她，向前走了几步，开始处理那头倒挂着的无头猪。院子里很安静，大多数男人已经回屋了，现在只有冰锥滴水的声音。那个屠夫第一刀下去，在猪的肚子上，拉出了一道长长的口。

猪的肠子一股脑掉下来，它们的尺寸让我非常惊讶，实在大得惊人。虽然猪肠子基本上是灰色的，但却发出一种怪异的粉色光泽，表面亮闪闪的，几乎可以说色彩斑斓。它们在地上诡异地颤来颤去。屠夫擦了擦手上的血，又点上一根烟。

他的烟耷拉在下嘴唇上。他在猪的身体中切割着，有东西掉了下来。我对自己看到的一切，同时觉得恶心和着迷，又有一种奇怪的麻木感。屠夫用力地拉扯着什么。接着，他的手捧出了猪心，我猜是——而且猪的心脏也大得惊人，尤其是上面伸出来的管子，他把心放到一个铁盘子里，管子里的血还在滴。

阿提拉一直在屋里。现在他走出来，说：“准备吃饭了。”

他告诉我，这顿不是正餐。过会儿才是，要到傍晚，天黑之后。我们全都在餐厅的桌子旁坐下，女人们开始端上食物。几个小时前还活着的肉，炒猪血和洋葱，新鲜的猪血布丁，白菜卷，腌黄瓜、花椰菜和绿番茄。还有一罐罐的红酒，装着巴林卡的塑料瓶也随处可见，这些东西似乎没完没了。阿提拉在哈哈大笑，巴拉日正给他看什么东西——一个彩绘的陶罐。其实是一尊内空的小塑像，外形是一个端坐的农妇，她裹着头巾，双手搁在屁股上，双腿跨在壶嘴上，所以酒从里面倒出来时，就好像是从她裙子下面流出来的一样。这东西真是太色情了，被众人传来传去时，不断引来笑声。

坐在我旁边的是那个穿加油站工装的人——我想他应该是叫索巴克。他的脸非常红，眼里布满了血丝。他似乎听不太懂我说的话。肯定是累坏了。“这挺不错啊，对吧？”我又说了一遍。

那人点点头。玛利亚的父亲站在我身后，一只手捏了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里拿着被他抓到已经咔咔嚓嚓变形的两升塑料瓶。他俯下身，给我的酒杯斟到满沿儿。他招呼大家来干一杯。我和桌对面一个年轻的女人目光交汇。她用勺子舀起一点猪血洋葱，塞进了几乎没牙的嘴里。更多盘的肉从厨房里端出来。我看到玛利亚对着那个色情罐子大笑。现在她父亲回到了主座的位置上，叫大家安静下来。老实说，我们这位东道主，完全就是乔叟作品中的人物。身上穿着20世纪90年代守门员那种夸张艳俗的服装，顶着方方正正的发型，但一边的缝分得太高了，说话的声音很大，就像我大吼时的音量。他开始发表演讲。“又到了一年的这个时候了。”他笑出满脸褶皱，像月球表面一样坑洼不平。“又到一年这个时候了。”

那头母猪的一部分还挂在A形架子上。她现在就是一堆肉，已经不再像什么完整的东西，不再是任何可以把她定义为一个单独个体的“东西”了。屠夫还在干活儿——他没去吃饭，他是受雇干活的专业人士，想要尽快把活儿干完，然后回家。人们成群结队端着盘子和托盘，把切下来的猪肉，端回那个天花板很高、墙上贴了白瓷砖的房间做处理。里面放着桌子和各种机器，用来把肉切片、绞碎和捣碎。老妇坐在凳子上，拿削刀专注地削肉。一个男人转着绞肉机的把手，另一个往镀锌的漏斗里加肉。还有那个蓄了宽胡子的男人，正抓起肉，朝一个长长的木盆里扔，另一个穿着印花围裙、虎背熊腰的壮汉，则在用力地混合、揉搓盆里的脂肪和碎肉。他的整个前臂都被溅得鲜红，但那不是血，而是宽胡子男人正在往里面倒的巴林卡。

与此同时，上好的肉块从那头曾经的活物上割下来后，被放到了院里的一张桌子上。这些才是真正的猪肉——大块肥瘦均匀的肉。我给阿提拉和巴拉日打下手，提供着生疏的劳动。屠夫从那头快被分解完的母猪上把肉割下来，递给我们，我们把肉拿到桌旁，让鸭子主人和他开发房地产的兄弟评判。他们决定哪块要腌、哪块要熏，然后做好相应的标记。有时候他们意见相左，便跑去问屠夫，那人不紧不慢地过来，把烟从嘴上拿下来，用一副无可辩驳的权威口吻解决掉争论。

太阳出来了，在雪地上投下清晰的蓝色影子，把雪照得闪闪发光。房檐上挂着的冰锥正在疯狂地滴水，几乎连成了一道道水流。水洼里闪着光。

腌猪肉的地方以前是个马厩。里面停着一台小拖拉机，房梁上挂着装饰性的镰刀，地上的大塑料盆装满了盐。我们把肉拿过去，交给一个胡子几乎长到了眼睛那儿的男人。他小心地把肉埋在盐里，然后我们回去拿下一块。肉湿乎乎的，把我的手弄湿了。很快，虽然太阳光芒万丈，但我的手却已经失去了感觉，冻得像在被针扎。那种痛惊人得剧烈，很快我就受不了了。几乎让我害怕。于是我找了个借口，回到了屋里。

进屋后，我来到厕所，把手放到水龙头下，用凉水解冻。水龙头流出来的凉水感觉很暖和。那种暖和的感觉真是太奇怪了。虽然我知道水是凉的，流到手腕上时能感到凉意。我的手青里带红，又麻又疼。慢慢地，水让它们恢复了感觉。我能再次感受到它们，痛感几乎消失后，我关掉水龙头，四下看了看，想找东西把手擦干。有个那种在公共场合用的抽纸盒——粗糙的绿色纸巾，类似加油站厕所里那种——我抽了一张，仔细擦干了手。

出来后，我看到其他人举着托盘，里面放着肉——大块的培根，还有母猪的四个蹄子，以及其他东西。

“你要不要来帮我们一把？”巴拉日说，“要送到烟熏房。”

阿提拉把他的托盘给我，转身又去拿了一个。我们往院子的高处走，经过池塘、禽舍，来到一个小木屋前，地基是砖砌的，大小和茅厕差不多。玛利亚的父亲刚刚把锁打开。他推开门，里面黑光锃亮，架着许多变了形的横梁，样子很奇怪——越到中间越细。其中一些看起来快折了。横梁上挂着金属钩子，我们站在门口，托着盘子，他把肉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挂在钩上。

我们走回房子时，天一点点地在黑下去。

太阳落到了光秃秃的树背后。

那间处理猪肉的瓷砖屋子里面亮着灯——高高悬在头顶的霓虹灯管，给一切都覆上了一种青绿色的苍白。托盘里放着要送到烟熏房的香肠。那些托盘让人有些伤感。那头活蹦乱跳的母猪，现在却变成了肉铺橱窗里的展示品。阿提拉和我端着托盘，跟随玛利亚的父亲回到黑乎乎的院子里，那头年轻的公猪——几乎完好无损，只有一些地方被烤焦了——还吊在A字形的架子上。外面现在显然冷了许多。空气静止，隐约能闻到烟味。我们再次等在烟熏房外，玛利亚的父亲把香肠成对挂到了沾满烟灰的钩子上。“我们明天再熏吧。”他这话更多是在对自己说，而不是我们。把肉都挂上去之后，他锁上门，站在那里，用他那巨大的鼻孔——跟马的一样大——深吸了一口气，环顾正在变暗的平坦土地。铁丝网围栏外的空旷田野，伸向远方无穷的黑暗中。上面盖着的雪看起来是灰色的。另一个方向，在其他房子的长院子之外，一排昏暗的街灯已经亮起。我们返回院子里时，脚下的雪又开始像清早那样，嘎吱嘎吱响起来，甚至更清脆。

在沉沉的暮色中，我差点在一块光滑的冰上滑倒。“小心。”玛利亚的父亲说。

他用力推开屋子的门，和阿提拉先进去了。我刚才差点滑倒，所以落在了他们后面。我在门口停下来，独自站了会儿。

房檐上的冰锥沉默无语。

我先前看见的那些房子，没有一间的窗户里透着亮光，它们渐渐消失在了黑暗中。这里就好像已经没有人居住，就好像整个村庄已经被完全抛弃了。

1. Ramore Head，是波特拉什（Portrush）的一处岩石海角。波特拉什，位于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是一个海边小镇，拥有几个优质海滩常年招徕大量游客。
2. East Strand，通常指的是Portrush-East Strand，位于波特拉什东部的一条海岸线，也是一条休闲的行游线路。
3. Derry，是北爱尔兰的第二大城市（实际名称是Londonderry，爱尔兰人倾向叫Derry），也是最古老的城市，德里的居民一般拥有浓厚的北爱尔兰口音。
4. Roman blind，窗帘装饰中的一种，将面料中贯穿横杆，使面料显得硬挺而有层次，多用于酒店、咖啡厅、宴会厅等娱乐场所。
5. 原文为“Like a burst yoke”，yoke意为“轭”，无其他意义。联系上下文对厌恶蛋黄的描述，此处应是“Like a burst yolk（蛋黄）”。Yolk与Yoke同音，应是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