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介绍这么一本不寻常的书信集，实非易事。在父与子的往来书信中，年迈的那位要照顾一大家子，还要承受因抱负未酬而生的苦恼，因此疲惫不堪；年轻的那位正踏在光辉灿烂的笔墨生涯的门槛上，为二十世纪最好、最有生命力的小说之一《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积累原始素材。然而，这些书信同时也昭示了西帕萨德作为一名作家的成就，这不仅仅体现在他唯一出版的小说《古鲁德瓦的冒险》的起源和演变上，或许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书信展现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的潜心奉献。对于西帕萨德（爸爸）而言，精神生活——作家的生活——即一切：用一双敏锐、幽默、仁慈的眼睛记录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方式，并且带有自己的独创性，这就是高贵的生活。他在长子维迪亚身上发现，这种信仰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共鸣——说不可思议，是因为儿子并非刻意要跟随父亲的脚步，父亲也不曾力劝儿子这么做。这两个人步调一致，完全没有因分属两代人而难以沟通——写下本书中第一封信的时候，维迪亚才十七岁。年龄的差距、西帕萨德的英年早逝让维迪亚认识到了他对父亲的亏欠，于是他抓住一切机会，用不同的方式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这份歉意。读者会在这些书信中读出儿子以一种微妙的、不经意的方式弥补着对父亲的亏欠。爸爸对维迪亚的关爱对这个聪慧、敏感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份慷慨的、从不让人失望的礼物。

维迪亚同家人书信往来较频繁的时段不过三年多一点。他获得特立尼达政府奖学金，于一九五〇年第一次离开特立尼达赴牛津大学学院，大体上从那时起到西帕萨德一九五三年突然离世，随后维迪亚从大学毕业为止。

这是至关重要的几年……这种政府奖学金名额很少，是逃离狭小落后的岛国社会的局限的一个绝佳机会，因此竞争异常激烈。“回顾过去，”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维迪亚在第一个学期结束后写道，“我意识到自己完成了多么艰巨的任务。”同样艰巨的还有从特立尼达那个大家庭远赴战后英国（宗主国）和牛津大学的旅程，这所大学（莫里斯汽车公司的故乡）主要从英国的公学招生。

在《寻找中心》（1984）一书中——本书的读者应该会注意到西帕萨德经常嘱咐儿子要“保持你的中心”——在那篇标题为《自传之前言》的文章中，维迪亚是这样描写他的父亲和他的家庭情况的：

他大半辈子都在从事记者工作。对他那一辈特立尼达印度人来说，记者是一项很不寻常的职业。我的父亲生于一九〇六年。那个时候，特立尼达的印度人自成一个圈子，主要说印地语，居住在乡下，集中在特立尼达中部和南部的甘蔗产区。一九〇六年出生的很多印度人都出生在印度，然后以五年契约劳工的身份来到特立尼达。

一九二九年，我父亲开始间或在《特立尼达卫报》上发表印度题材的文章。到一九三二年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是《卫报》驻小集镇查瓜纳斯的通讯记者了。查瓜纳斯位于甘蔗产区的中心，也是特立尼达印度人聚居区的中心。我母亲的娘家就落户在那儿。他们是大地主，远非契约劳工所能及。

我出生后两年左右，父亲离开了《卫报》。随后几年，他四处打零工，有时依附我母亲娘家，有时到他姨父那儿干活。他姨父很有钱，是岛上最大的公交公司的创始人和股东之一。父亲自身很穷，近亲都还是农民，他一生都在这两个有势力的家族之间摇摆，过着半独立、半自尊的生活。

父亲于一九三八年再次进入《卫报》工作，这次成了一名城市记者。我们——父亲、母亲、他们的五个孩子，即我母亲那边那个大家族中的我们这个小家庭——搬到了西班牙港，住在我外婆名下的房子里。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解我父亲。

一九四五年，第六个孩子，即维迪亚唯一的弟弟希万出生。一九五二年，在牛津念书的维迪亚获悉第七个孩子，即第五个女孩娜里妮即将降临人世。这个消息是他的姐姐卡姆拉写信（本书收录）告诉他的。维迪亚的母亲德拉帕蒂·卡皮迪欧（妈妈）也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但她是九个女儿中的第七个。在从西班牙港寄到牛津的航空信件中，庞大的卡皮迪欧家族——尤其是妈妈的两个弟弟辛伯胡纳特（卡珀S）和楼陀罗纳特（卡珀R）——扮演着形象生动的配角，总是不太友善。不过，大部分信件内容还是关于小家庭的。就个人而言，是爸爸对于笔墨生涯的专注；就家庭而言，是爸爸为不在身边的两个大孩子卡姆拉（在贝拿勒斯）和在牛津的维迪亚过得是否幸福，以及他和妈妈的几个性格各异、都到了青春期的女儿萨蒂、米拉、萨薇的成长牵肠挂肚。

卡姆拉在本书中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她年长维迪亚两岁，第一个离家赴贝拿勒斯印度大学求学。她在那儿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爸爸的心脏病，她的日子愈发难熬，于一九五三年返回家中。姐弟俩关系很亲密。本书也收录了一些他们俩之间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中，两人总是责备对方没有及时回信，而爸爸则一视同仁地责备他们俩。在本书所收录的信件中，父子之间的交流平和收敛，而维迪亚和姐姐之间就比较无拘无束，直截了当。

就维迪亚的信件而言，这并非一本关于牛津的书。信中讲到了大学生活，以及维迪亚在其中的角色，但是牛津对他而言并非那么重要。他学习刻苦，身体不好，生活拮据，经常焦虑沮丧。他结交朋友，体验到快乐，尽管紧张，也渐渐树立起自信。有两件事是真正重要的：一是家人，特别是爸爸和卡姆拉，还有妈妈（外加所有姓卡皮迪欧的亲戚们）和姐妹们，以及日渐长大的希万；二是，当然，越来越诱人的当一名优秀作家的憧憬……

维迪亚离开特立尼达赴牛津的时候，希万才五岁。这两兄弟直到六年之后才再次相见。在希万死后出版的《未完成的旅程》（1986）一书中，他在《兄弟》这篇散文中回忆了维迪亚寄到家中的信件以及他回特立尼达时的情景：

有时，邮递员会带来蓝色的航空信件，全家因此激动万分。偶尔，我会惊讶地听着这个抽象的人物——我的哥哥——在收音机里念短篇小说。大概在我十一岁的时候，这位神秘人物突然降临我们身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出现。不过，这仍然是个神奇的插曲，我非常激动。我会走到他的卧室前，站在门口，好奇地看着他躺在床上，从绿色的锡盒中拿出香烟来抽。这样的画面让我回想起逐渐淡去的父亲的形象。他也会在温暖安静的午后，躺在同一张床上，边看书边抽烟。

这个令人难忘的形象很好地抓住了本书的精神，它是如此意味深长，充满生命和故事；阅读这些书信，看着一个好人和他的儿子的关系逐渐变化，微妙地发展，看着他们自然地传承，是一种令人感动的体验。

特别感谢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大学的麦克法林图书馆，这些书信的原件即藏在该图书馆的奈保尔档案馆。感谢《纽约客》的威廉·布福德先生，他的主动支持和干劲对本书的出版至关重要；感谢艾玛·帕里对本书初版的编辑给予的独具判断力的协助。最重要的，我要对卡姆拉表示谢意，感谢她允许我们出版她写给维迪亚的信，也要感谢维迪亚本人，感谢他无条件地同意出版本书。想到这是一本他永远都不会读的书，我心情颇为愉快。

吉伦·艾特肯

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