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少时光

难忘的松花江畔

我的祖籍是辽宁岫岩，那里盛产岫玉。岫玉是我国玉石雕刻中的一种名玉。家乡的景色还算秀丽，但却是一个交通不便的穷乡僻壤。我两岁的时候就随父母移居到松花江畔的大都市哈尔滨，在那里生活了八年，读了四年小学。我特别喜欢那里的冬季。

苍茫大地和起伏的山冈覆盖着厚厚的冰雪。苍穹是那样低沉、昏暗，雪花纷纷扬扬。黄昏时一片灰白之中，只有几个孩子在那里跳动，显得那么渺小，但又那么活跃，像是这大地的主人，不畏严寒，稚趣高昂，尽情地在冰雪上滚爬。这是我的哥哥于亚伦带着我和他的小伙伴们在哈尔滨南岗的陡坡上玩耍。除了我，都是男孩子，他们伏在爬犁上，借着起伏的山冈顺坡滑下，玩得那么开心!我当时只有六七岁，对哥哥们来说真是一条多余的小尾巴。他们一点也不管我，总是想把我丢在一边，可是我却执拗地不让他们把我甩掉，跑上跑下地跟着他们。哥哥是我的好哥哥(后来我们在革命队伍中，他一直无微不至地爱护我)。他觉得无论如何也得让妹妹滑一下爬犁。这样偶尔我也有机会尝试那种冒险的游戏。我不断地摔跌在冰雪上，但我不哭，马上再扑到爬犁上继续滑下去。哥哥倒因此更喜欢我，不再感到这个小尾巴是个累赘了。我还记得舅舅在世时，经常带我们到松花江上去坐冰床。撑冰床的人有一根带铁矛头的长杆，矛头一扎江上的冰面，冰床就滑出很远很远。寒风中我傍在舅舅身旁，尽情地领略大自然广袤开阔的风光。北国冰雪，凛冽朔风，在我稚弱的心灵中，历月经年地埋下了对自己家乡、对祖国辽阔大地无限爱恋的种子。

于蓝7岁时与母亲(右五)、妹妹(右四)等在一起。

我的父亲是一个学习优良的大学生，他毕业于江苏吴县一所大学(现早已更名了)的法律系，毕业后考上哈尔滨地方法院的书记官，后晋升为推事和庭长。母亲病重常年卧床，哥哥承担了母亲的责任，几乎每天都带着我出去玩。而我又是那么浑浑噩噩，什么忧虑、家愁都不懂。八周岁时，妈妈离开了我们。我长大后才知道她患的是骨结核。当年结核就和今天的癌症一样可怕。可我什么也不懂，对于这场死别意味着什么全然不悟。

妈妈死后，更没有人管理我的生活了。记得在学校时我很淘气，打秋千、爬杆，一会儿就能爬上三四米高的木杆。有一天，我不知道木杆已有裂开的茬口，当我滑下来的时候，自己的上衣被挂在茬口上，于是胸部、腹部全袒露出来了。而胸部和腹部很久未洗，又黑又脏，上面全是鱼鳞一样的斑斑污垢。这让我第一次懂得了害臊，当时真是无地自容啊。可别人怎么会知道我没有妈妈了，再没有人带我去洗澡了!

在学校里，我虽不是穷孩子，可是那么多的同学都比我富有。她们衣着鲜丽、整洁，特别是两个军阀的女儿，每天汽车送到学校，保姆等在学校。每堂课下来保姆替她们更换一次衣服。这种特殊的学生，使我小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对人世间不平的疑问。她们为什么那么富有?在学校中为什么还会有贵贱之分?记得一次上体育课，老师忽然发现我的鼻子大，叫大家来看，同学们又看又笑，我第一次体会到被别人戏弄和嘲讽的耻辱!我没有跑掉，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以示我的愤怒和抗议!

第二年父亲娶了继母。她也是自幼丧母，跟着哥嫂长大，在家中读了好几年书。继母从未虐待过我们，我们像朋友一样相处。因为供养人口过多，父亲不满足于小小的官职，经过努力升迁到张家口任地方法院的院长去了。我和继母等全家便只好搬到沈阳祖父家中。一切还没有习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只记得一天深夜里有隆隆的炮声，第二天清晨人们便惊恐相告，日本人炮轰北大营，占领了沈阳城。从大人的惶恐中我开始知道日本人侵占中国的野心，知道东三省即将沦亡。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我随继母逃往关内，到张家口去找父亲。火车上人挤人、人压人，一片混乱仓皇的逃亡景象。日本人的铁蹄使我第一次经历了意想不到的颠簸，我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尽管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亡国之忧，但是，我知道自己美好的家乡被敌寇占领了，政府没有抵抗，才使我们离乱逃亡。

塞外的景色

在张家口和父亲见面了。这里是塞外，从城内就可望到高高的山峰，驼群随着铃声络绎不绝地从城内穿过。我常常望着远远的青山出神，希望大人马上带我去爬山。大人们却说： “望山跑死马，离这儿远得很哪!”后来在学校的远足活动中我到了令人向往的青山——赐儿山。那里除了许多寺庙以外，最吸引我的是： 依山盛满山泉水的两个大石槽内，工人不畏春寒地用双脚踩洗着羊皮，洗好的羊皮在水上像朵朵白云漂浮，真是好看极了。

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娘娘庙，有百级的台阶高高耸立，每当端阳佳节就有盛大的庙会。烧香、求子和购买珠宝玉器的游客，摩肩接踵，人山人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祖国的山水、人民的风俗不知不觉刻印在自己生活的宝库之中，使我爱恋。

十三四岁时的于蓝。

在那塞外斗室，我和姑姑同住，那是我积累文学知识的开始。因为姑姑和我的继母都是读书人，她们逃亡在这座小城镇里找不到自己的去处，因此，买了许多我国的古典名著来消愁解闷。我这个十来岁的女孩子精力充沛，常常在放学之后，躲于小小斗室之内，饱览名著。像《镜花缘》、《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由于文化水平所限，虽然看懂了故事，但其内涵却不大懂。自幼丧母的我，对《红楼梦》有很大的共鸣，林黛玉的悲惨命运使我流了不少眼泪，这时我开始懂得了人间有不平、有争夺、有悲欢离合……我才懂得为自己失去了母亲而深深感伤。这些古典名著在我的心中朦胧地划定了一些衡量美丑、善恶、真假的尺度。

做平津的流亡学生

1933年父亲忽然弃官不做，跑到北平沦为失业者。当时家中生活困难，全靠继母卖首饰过活。父亲从未对我们讲过弃官的原因，我分析可能是战事的缘故。我这个东北女孩儿便又成为平津的流亡学生了。

在文化首府的北平学生中，我显得十分土气。先在翊教女中读初一，后因父亲南下求职，把我托付给表姐。表姐早已成为北平小姐，在贝满读高中，我听说这是贵族学校，心中就有些害怕。当她把我带到她的宿舍时，真让我眼花缭乱了，满室脂粉香气，花旗袍、高筒丝袜挂满了门后。而我只有蓝布大褂，唯恐遭受歧视。好在该校的初中学生还比较质朴，但与众相比我仍显得十分寒酸。那里的学生在冬季都有滑冰鞋，我中午只好躲在教室内不出去。谁知大家玩够了，回到教室竟把我包围起来，放肆地对我品头论足，取笑不已。我忍受不了，感到人格被侮。再加上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外国修女更是傲慢异常，随意斥责学生。我在父亲面前哭着表示： 宁可不读书，再不到那里去了。在这著名的贵族学校，我只呆了二十几天就离开了。

1934年春天，因为姑姑在天津河北女师学院读书，我便也考进了这所学校的中学部，上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这是我难忘的一所学校，并不是它给我留下来什么特殊好感，而是因为这段学校生活是我人生的重要阶段。我在初中十一乙班，先后有两位国文教师，她们截然不同。第一位姓李，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忠实追随者，主张复旧，女子衣着不能露肘，更不能露腿，她自己就穿着民国初期样式的服装，袖长至肘下四五寸，喇叭口，衣长至膝下一尺左右，下摆肥大，为的是不能露出女子的曲线。课堂上她喋喋不休地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后来换了一个何(或贺)老师，她的相貌并不惊人，但朴实精干。课堂上，她从不讲什么政治信条，她以介绍文学作品的形式推荐了《萍踪寄语》，她说这是作者邹韬奋先生赴苏的亲身经历。她不动声色地启迪我们放眼世界，从不同的角度求索人生。记得我有位堂叔悄悄讲过： “苏联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通过韬奋先生的著作证实了堂叔讲的苏联是令人向往的国家。

于蓝在天津女师学院中学部读书时。

这位老师又教会我怎样写作文。当我写了《我的祖母》一文后，她批示： “就要这样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能感人。”她还介绍了许多世界古典名著，要我们阅读。我是住校生，时间比较充裕，就贪婪地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莎士比亚、哈代、歌德、狄更斯等作家的著作，凡能借到的都粗粗地读了一遍，使我十分迷恋。为此，我的眼睛都看得近视了，初入学时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初中毕业时却坐在前边第一排。这些作品陶冶了我的思想感情，也初步培养了我的艺术鉴赏力，形成了我对人生的美丑观念。我酷爱真实、善良、正直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高尚情操，深深同情在社会底层受侮辱被压迫的人民。这些文学的启蒙，使我日后能够热情、执著地追求与接受共产主义这更高境界的思想体系。

1935年，日本军队竟又闯入关内威胁平津。国民党亲日派的头子何应钦同日本驻屯军华北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答应在华北撤退中国军队，取缔一切抗日组织和活动，还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秘密协定使举国震动，更激怒了平津的学生。12月9日北平学生走上街头，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的口号。他们的正义行动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许多学生遭到殴打和逮捕。天津学生为配合北平学生也在12月18日举行了全市学生罢课游行。在这场爱国运动中，学校、家长一再劝阻不让同学参加，我毅然决然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我们手挽着手，肩靠着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要和反动政府对抗到底。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些十四五岁的少年，为了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勇敢、执着、虔诚，真是可爱!我虽然勇敢地参加了游行，但在政治上还是很幼稚的，自命清高，不参加任何政党。我们几个持同一观点的同学悄悄议论： 苏联是好的，中国共产党也可能是好的，但我们不参加政治党派，不搞政治斗争(其实已经参加了)，还要好好读书。反动当局很快又采取停课的办法企图瓦解这场运动。在党领导下的进步同学把运动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而我们几个同学平时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因而没有被组织起来。当时学校反动势力很嚣张，诬骂进步同学是拿了苏联津贴等等，我们虽对这些诬陷不相信，并十分反感，但也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