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延安岁月

这就是东方的莫斯科吗？

1938年10月24日，就要到延安了，我心里十分快活，总算走到头了!清晨吃饱了南瓜小米饭就起程，队长说中午不再吃饭了，到延安再吃。大家一致赞成，兴冲冲地出发了。但是，80里的路程呀!终归腿是只有一定的能量，走到后来我感觉有点抬不起腿了，它太沉重了!

当我们筋疲力尽地拐过一个山峁时，“啊!宝塔!”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真的!我的眼睛一亮： 远远地在黄土高原之巅，竖立着一座宝塔。这是延安的标志，也就是后来延安的人们昵称的宝塔山啊!年长的同志欢呼着： “到了，到了!”说也奇怪，我的腿立刻有劲了!大家像跑步一样，边欢叫，边急走，很快进了延安城。

当时日寇尚未轰炸延安，所以延安还有完整的城门。因为战争的原因，从平西到延安，我们走的都是山野之路，经过的是农村乡镇，即使经过一两个县，也未进城观览过。这时，一进城，城内一派和平景象，人们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我们很年轻也很调皮，到了招待所，放下背包，让队长去办理报到的手续，而我们则轻松地跑出去玩了。

于蓝和赵路一同参加革命，这是她们到延安后在一起。

赵路和我一起参加革命，共患过难，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与朋友，我们一块去逛城，有说不出的欢快和新鲜感。街上很多人穿着灰色、蓝色军装式的制服，老乡们卖着火烧、枣饼、油饼和肉食等食品，也有枣子、粗梨之类的水果，看起来品种是太少了，人们都视为珍品，买卖十分兴隆。忽然一座洋味十足的教堂建筑映入眼帘，在这偏僻的小县城里好像很不协调。但，不断有人拥进。我俩怀着好奇的心理，也跟着拥进去了。只见里边黑乎乎地坐满了人，歌声沸腾着，台上有两盏灯，后来才知道它叫汽灯，要打足了气才能燃着。灯上边挂着一条红布大横幅，横幅上贴有白色美术体的大字： “干部联欢晚会”。醒目的横幅再加上“干部”、“晚会”这两个词语，在我的人生中是第一次看到，好不新奇啊!一位穿着灰色军大衣的女同志在台上动情地挥舞着双臂，原来她在指挥台下一队人唱歌，歌声嘹亮热情。我们被这火热的情景吸引住了，就站在最后边翘首观望。歌声刚停，一位男同志站起来高声喊着： “唱得好不好？”众口一声： “好!”他又喊： “再来一个要不要？”“要!”接着，“再来一个，×大队!”“再来一个，×大队!”其他的队伍也似乎赞同。台上指挥的女同志却在指挥呼叫着： “该谁唱？”唱过歌子的队伍马上呼应： “第×队来一个!”群众性的拉歌声响成一片，歌声此起彼伏，好热闹啊!我的心和他们一起跳了起来!不久正式的演出开始了，剧目是鲁艺演出的三幕话剧《团圆》，剧情是在中秋之夜，一个家庭对怎样才能“团圆”有分歧，并通过他们的不同观点展开矛盾，最后主人公争取了更多的亲友支持，说服了父亲同意他(刚从监狱释放归来)再去参加抗日工作，父亲终于明白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才能真正团圆。日后，我才知道剧本是鲁艺的院长沙可夫同志所写，而且许多有名的明星都参加了演出，像左明、欧阳山尊、李丽莲、袁牧之等。我被演出感动了，戏中似乎就有我们自己。在国家危亡的关头每个人应何去何从?我感到与自己的生活那么贴近，所以特别亲切。我们站在最后一排一条板凳上，如醉如痴地一直站着看完。当大家都走散了，我才想起，还不知自己将在哪里睡觉呢!我们赶紧跑回招待所。

招待所内静悄悄，大家都已入睡，只有我俩迟迟而归。领队的同志看我们那么兴奋，似乎不忍多加批评，只说了两句，就叫我们到女生宿舍去。谁知我们真的太迟了，炕上已挤得满满的，都是今天刚刚来到延安的新兵。地下铺了一领大炕席，席上已有两位女同志睡熟了，只留下半席之地给我俩。此时我傻了，睡在地下?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撅起嘴十分不高兴，但也无奈。领队的同志比较年长，一看光光的炕席，西北的10月，地下寒气难当，一床夹被怎能入睡?领队同志是营级干部，有毛毯，他一看光光的炕席，就悄悄地把自己的毛毯送来，并替我们铺在地上： “一条当褥子，一条当被子，两人合盖快睡吧，不早了!”领队同志体贴感人，我们也只得睡下。他们走后，冰冷的硬席使我一时难以入睡。记得在北平时黄秋萍曾说延安是东方的莫斯科，心想： “这还算是东方莫斯科呢，实在不像!”

大概太累，倒也很快就睡得香香的，当起床号声催醒我时才睁开双眼，因为很冷，两肩和两腿都很疼痛。但是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我也无心去在意那些疼痛了。走进热气腾腾的伙房，开水、馍馍、小米粥(只有在招待所才能吃到招待新兵的馍馍，以后就都是小米饭了，只有等到会餐的时候，才能吃到白面馍馍)。一切都是那么简陋，一切又都那么热乎乎的!不久，领队把我们带到一个院内，每人发一张纸，要填上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和简历。当我拿起这张表格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边各有一行醒目的铅印字，一边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另一边是“对革命无限忠诚”。一下子我的眼睛热了起来，一切不愉快瞬间消失了，一股高尚的感情激荡着我的热血，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们仅仅是走了一千多里路，仅仅受了一点点苦，可是，我们却被视为祖国的优秀儿女。我感到自豪，人格受到尊重，我感到自己第一次成为真正的人!我决心迎着一切艰苦，不辱没这优秀儿女的称号。日后这誓言使我永远铭记不忘，并一生努力去这样做。

这是世界上最艰苦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来到延安的青年是那么多，真是难以数计，第二天我们编了班就离开了招待所，因为那里又有新来的伙伴。我们搬到城里，谁知这个城里的新宿舍更为奇特，就是城边的旧鼓楼，由于历史的变迁，鼓楼早已没有了，只有四根柱架还保留着而已。我们一班同学登上鼓楼，上边原来的框架中间用席子在四周钉上，就是墙壁了，这样睡在里边可以有个遮挡。10月底的西北高原，寒风阵阵，席子只能遮挡人们的目光，哪里能遮挡寒风呢？我被任命为班长。想到黑夜来临，睡在这里，四周无人，不免心中发颤。我鼓起勇气说： “妇女睡在这里太不方便了。”可是带我们的干部说：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要克服困难。没地方，只能睡在这，明天送你们正式入学。”这一夜，我们就睡在四面透风的鼓楼架里，熟熟地睡着了。说也奇怪，睡着了，谁也没有害怕。

很快我们就被编入抗大八大队第五队，住在清凉山下的一所旧庙内。庙里早就没有佛龛了，作为宿舍的房间都打上了土炕。我们班住在西侧耳房内，朝东的墙壁只有多半截，上边是空的，没有糊纸更没有玻璃，但可以作为窗户进光。10个人睡在一铺小炕上，十分拥挤，但是挤得很暖。可能由于我好提意见，又被指定为班长。记得有一天，班长晚汇报结束，回到宿舍我再也挤不进被窝了。通过半截透空的墙，我看到天上明亮的月牙，不由得心酸了。是想家了?还是觉得委屈了?我也说不清。17岁的我对于艰苦还不那么习惯，竟对着月亮哭泣起来，惊醒了一位大一点的同志，她叫刘素心。她马上拉开自己的被窝，把我拉进靠在她的身旁，两个人侧着身子才能睡下，这时我感到那么温暖。这位大姐姐以火热的友爱化解了我的委屈，并且日后她使我们班上充满了革命的友谊。我们班上有10个同志，按年岁排行，她排在第二，大家亲昵地称她为二姐，至今大家见了她，仍然呼唤“二姐”，亲爱的二姐。因为我排行最小，她总是特别照顾我。那时都得轮流值日打扫卫生。有一天，她笑着说： “你们看于蓝画梅花哪!”起初我还以为是表扬我，大家都笑弯了腰，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原来她是批评我。因为我过去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都没有用过大扫把扫地，当天自以为很卖力气了，实际上东一笤帚，西一扫把，尘土扬得老高，却漏下很多地方没有扫到。她笑过后，把着手教我，如何安排轻轻地扫过去，既不扬土，又全都扫到了。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学习劳动课。我们天天早起跑步操练，白天学习、上课，每人发了一只板凳，听课时坐它，作业时当桌子。晚饭后自由活动，清凉山下，延河边上，都是我们散步谈心的活动场所。晚上7点集合点名，然后就是歌咏活动，这是大家最喜爱的活动之一。我们学了很多歌曲，最先唱的是抗大的校歌： “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这句歌词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们真是处处体验着艰苦的传统，而且这还只是开始，我确实还要走很长、也很远的艰苦奋斗的道路呢!

慢慢习惯了清凉山下的抗大生活。在一个假日的上午，我和好友赵路准备进城去玩，走到山下的路边，忽然听到头顶上有异常的“轰轰”声，我们马上意识到这是飞机。难道日本人也要轰炸延安这个小小的城市?真的是日本飞机!我们马上钻进路边小铺，另一个男青年也钻进小铺，接着就听到震人肺腑的爆炸声音，我们吓得藏在桌底下，一动不动，只好听任命运的摆布了。

这是1938年的初冬，11月20日日寇残酷地轰炸，几乎炸平了延安城，南门外的市场区也受到了很大损失。城内唯一的一座教堂是延安人观看演出的礼堂，被炸毁了。我们在清凉山下幸免于难，但是，每天都要防空。一早戴上伪装(用未枯干的树枝编成帽子)，钻进山崖下学习。每人带一个板凳，既是桌子也是凳子，由教师讲课，或是自己写笔记。吃饭也是由炊事班和值日同学担到崖内。只是上厕所需要报告请假，跑到较远处无人的山坳里方便。那天我刚从山坳里出来，准备尽快跑回防空的山崖，忽然有人大声喊着： “于佩文!于佩文!”我十分惊讶，这是我参加革命前的名字，在延安除了赵路，没有别人知道这个名字。怎么回事?我一回头，有两个人向我跑来，她们狠狠地抱住了我!我叫了起来，原来就是北平日本宪兵队未抓到的那个林炎，另一个人是乌兰。林炎是和杨英华在日本商店放爆炸物，出了事，她趁人们慌乱之际，逃了出去。杨被抓住，关在北平铁狮子胡同的日本宪兵队。林炎却马上逃到了天津，找到乌兰和大特，连夜到塘沽码头登上英轮，逃往香港。他们经过许多艰险，辗转到了延安。林炎就是我和王淑源曾经去找过的平民小学校校长。与她们同逃的还有一位男士，外号叫“大特”，“大特”就是我们被日本宪兵队审问的那张照片上的人。正是因为她们出了事，我和王淑源去找她，因而也被捕了。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呀!这么广袤的天地，历经了生死的灾难之后，怎么又近在咫尺地重逢?我们长时间、长时间地紧紧拥抱着不说话!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的决心，才使我们必然凝聚在这抗日的圣地延安!

于蓝在延安。

1939年的春天，春意盎然，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被编入一个特殊的大队，那就是五大队，它拥有参谋训练队、敌工训练队、两个女生队等。这两个女生队住在城北边延河西岸的小砭沟内。我和赵路编在女生一队，我们的队长是丁雪松，当时她正和著名作曲家郑律成同志谈恋爱。晚饭后，我们非常愿意走过她的窑洞，因为在那儿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著名的《延安颂》这首歌曲已经风靡了整个延安，作曲者正是郑律成。我们由衷地喜欢队长丁雪松，认为他俩是美好的一对恋人。日后他们结成伉俪，经过了战争和历史的考验，始终拥有美满的家庭。我们的指导员王珏是东北人，个子高高的，经常带着笑容和你说话，令人感到蔼然可亲。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在东北，后来也到北京工作，她始终关注着我们的成长，她的笑容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女生一队的其他干部和许多同学都给我留下美好而又难忘的印象。

抗大的课程内容很丰富易懂，令人感到新鲜而愿意接受。比如： 中国革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老师们讲课都能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我的记忆中有很多著名的理论家、革命家担任过我们老师，像徐懋庸就是有名的理论家和作家。后来，在90年代里，我从电影学院老院长钟敬之处，看到1937年他别妻离家参加革命时的一首诗： “已办行装半担书，背灯何必泪模糊，需知妻子身边汉，亦是人间一丈夫。”可见徐懋庸当时抗日的壮志豪情了。后来，他们夫妻相聚相离几经坎坷，都未影响这位革命者终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意志。

王鹤寿同志(原冶金部长)是我们党建课(讲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的老师，北方人，他总是把党的基本原则深入浅出地讲给我们听，特别是他有很多实例，像故事一样吸引着我们。他把革命先烈的事迹编做教材，像李大钊、方志敏等先烈如何慷慨就义，如何英勇牺牲，他都讲得娓娓动听。他也讲他自己的监狱斗争生活。我深深敬佩他。当时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但我深深铭记革命的气节是每个革命者都应该具有的，就是这种气节和精神铸造了中国共产党百折不挠的伟大意志。这些都是最初哺育我成长的马列主义乳汁，对我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延安抗大的生活确实有如校歌所唱：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热爱延安的生活，官兵是平等的，同志们友爱互助，歌咏活动那样普遍，不论课间、饭后，你都能听到山谷中传出嘹亮的歌声，黄土高原的沟壑之间都住满了誓死与日寇战斗的青年，他们的歌声不时从那里传出。正如郑律成作曲、莫耶作词的《延安颂》中所唱： “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啊!延安!……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结成了坚固的阵线!”这就是延安的写照!在这样气氛中生活的我，怎能不快活不兴奋!在旧社会因为幼年丧母，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子，来延安后我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泼的女青年了!我曾经在给当时还远在大后方(昆明)的哥哥于亚伦的信中写道： “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但延安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我爱延安!”

“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

我像一只无忧无虑的小鸟，每天欢笑蹦跳。有一天副指导员丁汾同志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十分惊讶，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绝不会要我这样什么革命理论也不懂的孩子呀!当然我也十分喜悦，但马上又想到自己做不到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想家，打败日本鬼子我还要回家。我把自己真实的心里话告给了她。她笑了，说： “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都要回家呀!”我说： “我还怕铁的纪律。”她说： “什么叫铁的纪律?就是人们自觉自愿遵守的纪律，因为自觉自愿它就成为钢铁一样的坚强了，并不是什么生硬强迫的纪律。”我半信半疑地望着她。她说： “你再想想吧!然后再告给我。”又是可爱的二姐刘素心，她帮助我认识了党组织的伟大作用。她说： “凡是愿意为抗日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去奋斗的人，大家组织在一起形成坚强的力量，不是十全十美的人才能加入组织。你参加组织之后，这个组织还会帮助你不断提高，这些来延安的人都是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来找党的。”在她的帮助下，我明白了自己可以在党的组织内继续锻炼成长，于是我向丁汾同志表达了自己的愿望。经丁汾同志和指导员王珏同志做介绍人，我在1939年2月17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党还是处在秘密状态。一天夜里，我们分别来到指定的地点悄悄集合，这是校部在山上的一个窑洞，虽然已是夜晚，那里却聚集了十几个同学，油灯闪闪，映着墙上一面鲜红的党旗，旗的上边挂着马恩列斯的像，旗的下边用毛笔写着入党的誓言。我的心跳着，血液在周身激动，我和大家一样举起了右手握紧拳头，跟随指导员发出最衷心的庄严的誓词。我永远记住了这个夜晚和自己的誓词，在心中一次次地重复这坚定的誓词。我常说自己是喝延河水、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但，绝不只是这些，更重要的是延安有一种特殊的、博大的思想光辉，这个马列主义与当时的中国抗日战争争取民族解放这个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思想，鼓舞我们去学习，鼓舞我们去战斗，更鼓舞我们去做一个真正的人。至今我庆幸自己还拥有与保存那些珍贵的观念。我认为这是我终生的财富。

1938年10月，日军暂停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实际上，国共两党合作不久，1938年国民党就开始制造摩擦，蒋介石派嫡系部队胡宗南部30万大军围困陕甘宁边区。因此，陕甘宁边区生活十分困难。据参训队的黄辅忠同志回忆： 1939年2月，毛主席在抗大做报告，分析困难情况后，尖锐地指出： 我们是等着饿死呢？还是把抗大解散呢？饿死是没有一个赞成的，解散也没有一个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不仅要把抗大办下去，办得更好，还要发展扩大!(大意)于是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掀起了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我们抗大全体师生参加了这个伟大的运动。

陕北高原的荒山到处皆是，我们女生一队在不远的山沟里，抡起镢头就开荒。荒山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土质坚硬，可以说很硬很硬，而镢头是很重很重，对我们这些在城市长大的女孩子来说真是困难之极。但是每个同志都是燃烧着青春的热情，总是你争我夺地抡起那难以抡动的大镢头，很多的同志都是自觉自愿地抢着干。坦白地说我深感力不从心，但由于年轻人的好强心，却也不甘落后，尽管很吃力，不会劳动，形象很不好看，也要拼命去干。一次同班好友穆廉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工作)看我疲惫已极，来夺我手中的镢头，谁知我还硬撑着不放，在争夺中她的左手拇指背上被镢头碰伤，有两三厘米长的口子，鲜血直流，她疼得直哭，我也吓得哭了。她手指上的伤痕一直留到现在，成为我们友情永在的标记，尽管两人都已年过古稀，仍是眷恋不已的好友。

可能是由于女生队的力量薄弱，很快就把我们女生队和参训队编在一起，共同开荒。参训队的同学百分之九十是男生，这样使开荒的场面十分壮观，亘古的荒山沸腾起来了。同学们三五人排成一行，齐声吆喝或是喊着口号一起动作，才能刨起根深的老蒿子和狼牙刺。刨地的声音很大，震人心肺!在晴丽的天空下，那些挥镢的健壮体魄，透过飞扬如雾的黄土，又朦胧又有力的动作，再加上欢笑和歌声，确实使人感到了劳动的伟大和青春的魅力!在集体的帮助下，我虽然经受了锻炼，却没有真正过了劳动关。

5月份，我们女生队又都转入延河畔的延安女子大学，这里是百分之百的女学生(在干部中配以少量的男同志)。站岗、放哨、背粮、砍柴都要自己动手。同学们有来自长征的红军，也有来自全国的妇女干部，还有刚参加革命的大中学校的学生。7月20日正式开学，毛主席和一些中央委员都参加了成立大会。女大的校园生活十分活泼生动，除了对马列主义的钻研学习外，还有歌咏、集体舞、篮球、排球，以及大型团体操等等，每当节日，文艺生活都十分活跃。例如女大排练的《黄河大合唱》，由学生会副主席兼俱乐部主任丁雪松请来了鲁艺的时乐濛、刘炽、陈紫来校指导。以后这个歌咏队还参加了冼星海同志亲自在延安排练和指挥的《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话剧《秋瑾》演员阵容强大，擅唱秦腔的夏革非同志扮演秋瑾，像邓寿雨、路岩(现在都是白发苍苍的离休干部)当时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她们都担任重要角色。导演也是鲁艺的著名艺术家，排练十分火热，十分投入。我则在幕后担任提词，也感到十分兴奋。这两大节目都在延安引起轰动。延安的男女比例据说是18比1，因此延河畔上的女大这座学校，曾吸引了多少勇士和英雄的瞩目。90年代曾有100对金婚、银婚夫妇和健在的女大师生，共同回首半个世纪前的浪漫生涯，她们和革命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她们对革命的信念始终如一，爱情也忠贞不渝。据80年代统计，全国有百名以上的部局级以上妇女干部是女大培养的。她们为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女大确实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朵艳丽的花葩，永存不谢!她给我和延安的革命人留下了永远的青春记忆。

第一次登上舞台

延安的文娱生活是十分活跃的，这些文娱活动总是和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由于年轻和语言(普通话)的优势，我经常参加一些文娱活动，在抗大清凉山下，新年的时候就和李葳同志一起演过花鼓对唱(她现在是体委的离休老干部)。她是队里的文艺活动骨干，参加过救亡演剧队，是八大队五队的歌咏指挥。她挑选我和她对唱花鼓调，我问，她唱答。不久，我们被调到抗大的五大队女生一队，更加活跃了，除了篮球、排球之外，我还被推选演出舞台剧《郁金香》中的主要角色姐姐。可能是为了纪念“三八”妇女节，内容是有关妇女要参加抗日的问题。这不是小节目，而是一个完整的话剧。当时队领导请了鲁艺的熊塞声同志来辅导与导演。她来延安前是中国旅行话剧团的演员，在天津演出过，小有名气。我们十分崇敬她，虚心听从她的排练，我把她视为自己从事艺术工作的启蒙老师。这是我第一次登上舞台，面对台下数以百计的观众，我的心咚咚地跳着，好像自己都能听到这心跳的声音，我真怕自己演不下去，破坏了整个演出计划。谁知大幕拉开了，台下黑黝黝的，安静极了，好像大家在等待着我们，黑暗中我看不到观众的表情，观众对我没有任何干扰。我按照排练的要求，说出自己的台词，说着说着，我自己进戏了，好像这些台词就是我自己要说的话。由于我们的入戏，台下更安静了，似乎和我们有着共同呼吸，我自如了，忘记是在演戏，好像真正在体验着主人公的感受……戏中演员不多，我们又都没有上过台，却各自努力地共同完成了这场舞台剧的演出。闭幕了我好像还不明白，怎么会这样顺利地完成了演出任务?但是，我却感觉到不再害怕演出了!

1939年5月，抗大女生一队和二队编到了延安女子大学，我是第三班的学生。这里的文化生活当然更是活跃了，在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四周年的时候，我被选去参加抗大、女大联合演出的五幕话剧《先锋》，作者是史行、颜一烟、刘因等，导演是翟强同志，我则扮演女主角——学运的领袖沙红(当时就知道这是陆璀同志参加北平“一二·九”学运的经历)。我原来不是演员，什么都不懂。导演一再指导我： 不要软绵绵的，要站直了，说话要有力量些……我非常敬佩导演，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一二·九”时，陆璀同志从城门下边隙缝中，英勇地钻进西直门，打开城门，让城外的游行队伍冲进城内会合城内的同学，才形成了震动全国的学生运动(这个素材，听说斯诺也曾向全世界报道过)。我虽然没有参加“一二·九”运动，但是当时报上的消息天天激愤着天津的学生。在12月18日那天，天津学联发动支援北平同学的示威游行，学校领导一再阻挠，在大学部的姑姑也十分担心，劝我不要去，但我毅然决然和同学们手挽着手，准备迎接任何危险，随着游行的队伍走上了街头。这些感受我是亲身体会过的。作者颜一烟后来回忆排练时说： 当时你没有负担，又有生活体验，进戏快，你是以当年参加游行的激情成功地演出了“沙红”这个学运领袖。过后，我也曾在颜一烟的文章中看到有关田方对“沙红”的赞赏： “这是一个十分文静、善良、质朴、天真无邪的女孩子，没有娇里娇气城市小姐的派头儿，气质上很接近角色，戏演得很成功。”他还很兴奋地说： “这是个好苗子，我一定建议院方把她调到鲁艺来。”(摘自颜一烟著： 《大海的女儿》)

于蓝在延安。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1940年春，鲁艺有两个同志来女大挑选演员，挑选了我和赵路。去，还是不去?当时我已调到女大高级班学习理论，而教理论的老师是艾思奇同志(《大众哲学》作者)和陈伯达。他俩都不会讲普通话，用浓重的地方语言讲课，我一点也听不懂，产生了对理论学习的畏难情绪。我的思想深处很希望学习理工科，将来可以当一名工程师，而延安在当时没有这样的学校。我想先去鲁艺“玩”两年吧!那时对“艺术”二字毫无理解，只是愿意看戏、看电影，看得十分入迷。一个只把演戏看做是“玩”，对艺术毫无理解的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却走向了艺术之门!人们常说“难得糊涂”，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走向艺术之门。我幸运的是： “难得糊涂”却确定了自己一生的道路。

走进延安鲁艺的大门

1940年3月30日，在延水河畔，我和自己的好友赵路，提着小小的背包告别了女大的同学和校园，沿着河边无忧无虑地走向十五里地以外的桥儿沟。当时我们的神态可谓轻松、洒脱，因为就要到自己充满兴趣的鲁艺实验剧团，去投入极神秘而极“好玩”的演员生活了。远处山沟里果然有一座小桥，桥的西边就是鲁迅艺术学院的大门，大门的后边露出了尖尖的教堂顶端。这个场景一下子使我肃穆起来。当时的教堂不再是做礼拜的教堂了，但它却意味着我从此迈进了一个新的领域，那就是神秘而又陌生的艺术殿堂。

我怎么敢于来闯这艺术之宫呢？当时根本没有考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有内在而久远的宿因!记得童年时在哈尔滨，父亲曾带着我们看过上海市一个歌舞团在哈的演出。在那之后，每每在夜晚，我将母亲唯一一件俄罗斯式的丝披巾，偷偷披在自己的肩上，当着“葡萄仙子”的双翼，轻声曼舞仿唱仿跳演给唯一的观众——妹妹来观赏。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介绍我们读过许多世界名著，像哈代、狄更斯、大小仲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著作，不管理解多少，我都曾着迷地阅读。他们笔下的人物和生活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后来在天津，中旅剧团唐槐秋、唐若青父女领衔演出的《茶花女》、《女店主》、《雷雨》等舞台剧也深深激动过我。进步的电影更是我喜爱的，像电影皇帝金焰、影星王人美、黎莉莉、陈燕燕都是我们中学生的偶像。我们常常幻想着，假如世上能有一座穿着蓝布旗袍和学生装的电影厂，没有金钱、世俗的污染，那我就会投身于它!当时认为这只是梦幻而已，而今天我却真的穿着布衣和草鞋走进了这艺术殿堂。神奇梦幻竟变成现实了，真是没有想到的奇迹!

当我走进鲁艺的实验剧团(它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戏剧系下属的实验剧团)，我的启蒙老师熊塞声迎接我们。她是我初中时代敬仰的中国旅行剧团演员，我到抗大后参加第一个舞台剧《郁金香》演出时，她教过我们如何排演话剧，是一个十分热情可爱的大姐姐(她是东北人，算是我的同乡，后来也是我结婚的介绍人)。她叫我们放下背包，跟她去看排练。排练的是果戈理的喜剧《婚事》，由干学伟同志(在延安扮演列宁引起轰动的名演员，建国后任电影学院导演系第一任教授)和陈锦清同志(已故，新中国第一所舞蹈学校的创始人)扮演男女主角。导演可能是戏剧系的领导张庚同志。他们好像总是不满足，一会儿排练，一会儿讨论，十分严肃，和业余的排练完全不一样，真像是在研究什么学术问题。我有点怕了。熊塞声坐在我身边悄声问： “喜欢吗？”我并不由衷地点点头。她却认真地说： “只是喜欢还不行，这是神圣的事业，我们要把毕生精力献给舞台，我们要死在舞台上!”“神圣”二字我懂，但舞台怎么能与战场相比?为什么要死在舞台上?演戏不是“玩”，是要死在舞台上!我害怕自己做不到，有些惶惑了。这是艺术生活的第一课。

在鲁艺实验剧团里，学习空气十分浓厚。清晨起来有形体锻炼，王滨同志亲自给我们示范仰卧起坐和一些简单的体操与舞蹈动作，要我们反复练习。王滨同志30年代就是有名气的电影导演，在延安是第一把手的舞台导演，他在延安导演的话剧有《日出》、《带枪的人》等，后来与水华(即张水华)同志联合导演电影《白毛女》。上过形体训练课，还有声乐课，我的声乐老师就是女高音歌唱家潘奇同志(后来她成了水华同志的夫人)。我们学的是美声的发音法，这样的发声法对我后来念台词有极大的帮助。此外我们还可以旁听全校的艺术理论和名著选读，由周扬与周立波两位专家执教。这样，我得到了较好的文化培训。战争使我失去了正常学习的条件，但是，这里给我补上了，甚至学到更多的知识。

周扬亲自为全院师生讲授他所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周立波则讲文学名著。除中国的鲁迅、曹雪芹外，给我印象较深的有高尔基、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莫泊桑、歌德、托尔斯泰等。这些学习确实提高了我的文学欣赏水平和思想认识。例如： 讲到《毁灭》(法捷耶夫著)，他把美蒂克的外表美好、感情细致但却在关键时刻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和性格粗鲁、爱酗酒的木罗式加以对比，使人们对人生的美丑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让我们去爱真正有爱心的人、灵魂美好的人。(周立波同志在解放战争中，深入土地改革，写出了小说《暴风骤雨》，是我最喜欢读的作品之一。)还有鲁艺其他各系，如： 美术系的作品展览有木刻、漫画……音乐系的《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以及戏剧系、评剧(京剧)团的演出，都像春雨润物一样细微无声地影响我们的成长。有时还产生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例如： 讲《安娜·卡列尼娜》时，使得年轻的女同志都入迷了，有的女同志竟也喜欢穿上一身黑色合身的列宁装，确实显得苗条婀娜。而那些调皮的男同志就会戏称她们为“安娜”，一时校园内着实有几位“安娜”了。这些都给紧张而艰苦的校园生活增加了许多有趣的色彩。

我常常会回忆起鲁艺的校园环境，它是延安附近唯一一座未被轰炸的教堂。据说这是20年代里，由西班牙神父营造的建筑，全部是石头和砖砌成的，有一个可容四五百人的大礼堂，我们戏剧系、音乐系的排练和演出经常在这里举行。教堂的顶端有两个高入云霄的塔尖，两个塔尖上各有一个十字架。建国后，在80年代和90年代我两次回到延安，每次都去了鲁艺旧址，看见它至今安然无恙。教堂身后有绿色的山谷，山谷东西两侧，在山冈上打凿了许多窑洞，上下两排，错落有致。这些窑洞里住着我们的教师和院部办公室。在教堂的院内西侧，有前后两大排平顶的石窑，第一排石窑前还有宽敞的篮球、排球场地，毛主席就在这里做过重要的报告。石窑有圆拱式的玻璃窗户，十分好看，当年是修女或神父的住室，后来则成为戏剧系、音乐系师生学习和生活的场所。文学系在东山，美术系在西山，他们将两三个山头平整为连在一起的小广场，可以散步、下棋、打球或是开会……很有用场。

校门外有一座小桥，平时桥下无水，而夏季洪水暴发，从山谷中汹涌而至，奔向延河流去。许多男同志身着游泳裤(即三角裤)跳入水中，随着洪流游向延河，女同志则惊叫不已。洪水当然给农民带来许多损失，但人们经过互助，很快渡过困难。而延河会因此得到更多的蓄水度，水位大幅度地升高，清澈碧绿，是天然的大游泳池，吸引了多少男女同志在水中戏游，有功底的游泳健儿(男同志)，则从几丈高的山崖上的大车道边，纵身跳跃入水，十分壮观。此时多数不会游泳的女同志，也在男同志的保护下学习游泳。我也不会游泳，可学习的劲头很大，自己动手把毛衣裁剪成游泳衣，在我的哥哥于亚伦和他的同学吴梦滨(建国后任新影的摄影师)、边疆(后在公安战线工作)、林农(《甲午风云》的导演)等同志的保护下，学会了仰游。可惜至今我也只会仰游，毫无进步。延河河道蜿蜒，有几里长，再转过一个山峁，又是一处平缓而又宽宽的水湾。这里是女同志在假日里洗头、洗澡的好地方。待衣服晒干后，大家才三五成群地哼着抗日歌曲，走回宿舍。

冬天，延河冰封，又是别样景色。同学们十分珍惜老天爷赏赐的活动舞台，很多人学会用木板和铁条装订起来，自制冰刀捆绑在棉鞋或是草鞋上，在冰上任意滑跑。这个天然的溜冰场和北平、天津的溜冰场相比，毫不逊色。我的哥哥于亚伦是个滑冰能手，有时还能出色地滑出花样。鲁艺的交际舞会也很炽热，我记不清是何时兴起的，但我曾十分着迷，几乎只要周末举行，我都会参加，特别是化装舞会，我更会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想方设法使自己很别致地突出出来。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来到鲁艺为我们报告座谈会的精神，还参加了我们的舞会。可惜，我却很羞怯，没敢找他跳舞。这些充满着抗日青年乐观主义、浪漫精神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这里的生活丰富多彩，除了这些娱乐，大家也和抗大、女大的师生一样，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除了上山开荒、种地、运柴之外，还在校园的边边角角种下了蔬菜，茄子、西红柿、黄瓜……这些都是佐小米干饭的好菜肴，更是有孩子的妈妈们的小乐园。但是，在最困难时期，我们也只能顿顿去吃发了芽的麦糊糊和煮莴苣叶，莴苣叶苦涩难以下咽，十分恼人。好在这个困难期不算太久，当我们自己种下蔬菜后，真是丰衣足食，不仅有蔬菜，还可以隔三差五地吃顿肉。

我刚到鲁艺的时候，还在教堂见过两个身着黑衣的老修女。她们雇了两个长工，为她们耕种菜园，我们吃的莴苣叶子就是这个菜园子里挑拣不要的菜叶子。她们的莴苣卖给谁了，我就不知道了(当时鲁艺上下，从领导到学生都吃不到莴苣)。如果有的同志嘴馋了或是淘气，偷了她们的西红柿或是黄瓜、萝卜之类的，她们就会向院领导告状。记得一次，全院开群众大会，为了她们的菜园丢了西红柿，严肃地批评了那些调皮的同学，进行了遵守纪律的教育。日子久了，就见不到她们了。她们搬到哪去了，我们更不得而知，但是，她们确实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护，我想一定是安全地、有条件地搬到陕甘宁边区以外更远的地方了。渐渐地我们也把她们忘得干干净净了。

这是在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风中，上课、排练、学习之余，校园生活中的二三事。而这些丰富、生动的鲁艺校园生活是那样深深、深深地留在我的心底!如果大家都来回忆这些趣事，会大有可写哩!而且可使人们知道延安的生活是多么丰富可爱而令人难忘呀!

我很幸运，到了鲁艺不久，就参加了四幕话剧《佃户》的排练。是剧作家王震之同志的剧作，导演是王滨。男主角是田方，他扮演一个受伤致残的抗日士兵，扮演佃户老农的是张守维同志(在电影《白毛女》中饰演杨白劳)。还有一些角色也很重要，例如： 青年农民扮演者是张成中，农民寡妇由李莫愁扮演，佃户女儿银子则由我来扮演。剧情我已记不清了，但却记得排练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演出后，也受到好评。而我的启蒙老师熊塞声却面对着正在化装的我说： “你们不是在演‘英雄和美人’吗？”我听出来了，毫无表扬的意思，却是批评和讽刺!“英雄”指的是扮演青年农民的张成中。我是一个新入团的年轻人，当然不敢反驳，可是心里想，农民也有漂亮的姑娘和小伙子呀，化装漂亮一点有什么不好?这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态。但是，她这句话，过后常常在我脑子里闪现，知道她不只是说我们化装如何，而是说这两个农民角色，我们没演成功。我怎样才能演好农民?这是我日后常常思考的问题。

由于敌后战争的激烈，向前方输送干部比较困难，鲁艺提出了努力提高的宗旨。因此，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各系都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实验剧团就排练了契诃夫的三个独幕剧： 《求婚》、《蠢货》、《钟表匠与女医生》。我在《求婚》中扮演一个地主庄园中未出嫁的老处女，范景宇(现在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著名编导)扮演一位向老处女求婚的地主，老处女的父亲则由刘镇扮演。导演是已故的中国舞蹈学校的创始人陈锦清。剧本的语言幽默、犀利、夸张。范、刘两位已是优秀的老演员，他们都曾在曹禺名剧《日出》中扮演过精彩的角色，范景宇出奇的刻画了胡四，刘镇饰演的黄省三感人心肺。这次能与他们一起排练真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对剧中人物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了初步认识，了解到一些他们的心态和形象。在导演的指导下，我大胆地在胸部和腹部加上了棉垫，使人物成为一个肥胖而跋扈的老处女，初步做了人物造型的尝试。这是我在潜意识中接受不能演“美人”的批评，但是根本谈不到在表演上如何得到提高。不过也确立了一个思想，即演员不必只珍惜个人的形象如何，而更重要的是珍视角色的形象。这时还根本谈不上什么“性格化”的问题，只是不愿再去演“美人”而已。

初读史坦尼

这里我想讲点戏剧专业上的学习情况。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重兵围困，交通落后不便，书籍的来源可以说困难而又困难，但是延安的人们渴求知识的要求，使他们千方百计努力地去寻找书籍。鲁艺实验剧团是戏剧系的实验单位，类似今天大学院校中的实验室，以排演抗战戏剧及中外名剧来提高艺术创作水平，为抗日战争动员群众而出力，所以学习空气十分浓厚。我们剧团经常和戏剧系的同学一起学习专业课，当时戏剧系的主任张庚请了鲁艺的天蓝、曹葆华教员(其实称之为教授也不为过，他们都是真正的大知识分子，早在国民党统治区就已有很大影响了)为我们翻译了《演员的工作》(拉普泊著)、《导演的原则》(李哈瓦著)、《论演员》(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著)等，并将其编辑成《戏剧教程》，由延安的新华书店出版成书，这是大家最重要的课本。1940年水华同志到延安又带来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的前八章及俄文版的后几章，系章泯同志(原电影学院院长)翻译。这时戏剧系和剧团形成了浓烈的学习史坦尼气氛。当时把有关“注意力集中”、“想象”、“情绪的记忆”、“交流”等段落由水华同志讲解并带领大家进行小品练习。记得剧团在做“情绪的记忆”时，我回忆起自己幼年失母，害病时祖母的关怀给了我无限温暖的许多细节时我竟哭了起来……那时由于只有“自我修养”的前边几章，做法上比较重内向，致使有时表演容易离开主要的内心动作而去表演情绪。1941年我们剧团结合学习史坦尼方法，排练了刘因所著四幕话剧《中秋》，由张庚导演。排练前的案头工作十分细致，每句台词都要寻找出“潜台词”。戏中没有安排我的角色，我也十分认真在旁边记笔记，因为“潜台词”可以把我们引进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我第一次学习怎样走进角色内心世界的创作方法。演出时我负责服装工作，可以说也是按照史坦尼精神的要求，努力做到真实。我记得，戏开演后，我把服装分发完毕，十分劳累，就在舞台的楼上(是可以看演出的地方，但我们作为服装道具间了)小憩起来。过了一阵，我醒过来，台下十分安静，我以为散场了，马上爬起来向观众席望去，哎呀，还没闭幕，只剩下寥寥无几的观众了。戏演到哪儿了?仔细一看只是第四幕的开始。这是为什么？看来戏很不吸引观众。那么努力地准备与排练，为什么不受观众喜爱与欢迎?后来我明白，因为戏过分沉缓悲伤，缺少动人的戏剧动作，吸引不了观众。戏的演出虽然不成功，但我认为仍然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对戏剧的真实性、思想性、生活气息……都有极好的探索，接近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内核，是一次不成功但又极宝贵的学习实践，为我们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到《中秋》的作者刘因，他是鲁艺三期戏剧系毕业的同学，他结合生活实际和抗日战争的需要，写出的许多作品都是短小精悍，形式活泼，通俗易懂，很受群众欢迎，因此曾获得了“青年创作奖”。《中秋》是一出四幕悲剧，它既得到一定肯定，又有明显的不足。六七月间演出后，他再三恳求，经周扬同志特别批准后回到敌后体验生活，准备三年以后再回院写作。他在敌后深入基层，立场坚定，平易近人，处处为群众着想，深受群众喜爱与赞扬。抗日战争胜利了，又爆发了内战。1946年9月，在国民党进犯中，他带着一个小分队遭到敌人包围与堵击，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他自己留下，因脚踝受伤，敌人逼近，他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了自己，壮烈牺牲，再未回到鲁艺。他是富有才华、性格内向而又深入生活的好作家、好同志。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我痛惜不已。

“你就这样当龙套跑下去吗？”

到延安的人，不论从事何种工作，大都怀着一切为了抗日、一切为了革命的纯净心灵，文艺工作者也是这样，根本不考虑什么名利问题。在剧团里每个人既是演员，也是舞台工作者，大家从不计较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1940年春我到剧团后，很快就演了《佃户》中的女主角银子。接着在排练契诃夫的三个独幕话剧中，我又在《求婚》中扮演老处女，也是独幕剧中的主角。而在1941年演出《中秋》时，我又担任了该剧的服装保管工作，既要从仓库中找，又要到老乡家去借，再加整修、保管都是我一个人。工作中我努力做到处处都要有创造性。解放战争中我在大连为《血泪仇》管服装时，还要在半旧的衣衫上用色笔或白粉画染出汗渍与污斑，做旧、做破，既真实又自然，做好这些活儿也成了我们心中的骄傲。

1941年冬天，剧团里一位老演员安玲同志(只是资格老，其实年龄只有二十几岁)，在反映“皖南事变”的话剧《白占元》中任女主角。当时她刚刚生下一个小宝宝女儿，为了保证当妈妈的正常演出，我则在距礼堂(当时没有剧场)很远的一间三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内照看她的孩子。四周没有人烟，大风呼号，很是怕人。小家伙刚刚满月，一把屎，一把尿，弄得我手忙脚乱，虽是冬天，还满头大汗，连害怕都顾不上了。《白占元》这个剧目演完，安玲同志才能来喂奶。为了他们能演好戏，我没感觉任何苦，反而觉得自己还真不简单。这年年终总结时，我获得了奖励，被选为二等模范还是优秀工作者，就记不太清了。

于蓝和田方结婚后在延安鲁艺的生活照。

我们平时在校内排练，而演出不是在马列学院礼堂(也称党校礼堂)，就是在南门外边区政府的大礼堂，后来又有一个八路军大礼堂。这三个地方都离剧团有十几二十里路，每次演出任务结束，舞台上的幕布、布景、道具、汽灯全要卸下来送回剧团。我的丈夫田方，他经常演主要角色，也是剧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但他每次都带头和年轻的同志们去拆卸、打包、装车，然后总是叫别的同志随队先走，他自己押后，赶着马车回去。这时我当然要留下，他也不拒绝。同志们走了，他把我扶上了车，不让我走路，原来他已在车上为我留下了一个可以坐的小空隙!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可能同志们已经到了驻地，而这辆老马破车却仍在冷风中颠簸。生活虽艰苦，但在苦中充满了甜美的滋味，特别是在秋夏之际，又是另一番景色，静悄悄的马蹄声伴随着天空中的月色和闪烁的群星更让你感到劳动后的收获，是那样甜美!

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鲁艺的同学们演出了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闹起了新秧歌运动。因为我来自大城市，对民间的艺术一无所知，我就跟在秧歌队里，做个跑场子的小角色。跑场子，就是带头的两个人(老秧歌中叫伞头)，边领唱边领着秧歌队在随唱中扭秧歌步，跑出一个大圆场子，把中间空着，然后大家坐在地上，以备小节目的演出。我和很多同志包括老师、剧团领导都在秧歌队中；也有的教员只负责举着标语牌，像著名的音乐指挥李焕之就担任过这种角色，然后他们站在乐队的两旁，形成一个面向观众的大扇面。当时熟悉民间艺术的同志，一下子在延安红了起来，大家都为他们和“鲁艺家”秧歌队走红、唱红而感到高兴。可是有一天，一位从上海来的同志，忽然问我： “于蓝，你就这样甘当‘龙套’地跑下去吗？”我真的听不懂他的意思，愣愣地睁大了眼睛望着他，表示不明白。他“笑”着走了。事出突然，所以印象也很深。多少年后，我才明白，他比我年长，又是从十里洋场上海跑到延安，那身上多少烙下了名利观念的印痕，他不能理解年轻人没有名利的纯净思想。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在一起。

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有分工的不同，我在鲁艺的演出中早就形成了这一牢固观念，对于那些劳动在基层的人民群众，我更是由衷地热爱他们。我至今珍惜在革命队伍里，由革命前辈用烈士鲜血浇灌的思想篇章对我们进行的教育，那是我做人、从艺的起点。这些熏陶使我们的血管里能流淌着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的血液。我们努力要求自己创作人民喜爱的艺术，而不是只爱艺术中的自己。从起点到漫长的革命战争和祖国建设的坎坷历程，都锤炼着我，燃烧着我。我带着这些深重的感情去理解角色，创造角色，确实使我能获得角色的真情实感，从而使角色的心和我的心融为一体。甘当“跑龙套”的小角色也会成为人民的演员的。我们北影剧团有一个叫封顺的老演员，一辈子没有演过主角，却演了一百多个小角色。他为了人民电影的艺术画廊贡献出全部生命和创造力。难道他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艺术家吗？!

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们的艺术？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全世界形成了反(德、意、日)法西斯的大同盟，我们准备了支援苏联反法西斯的宣传，美术部主办了7月宣传展览，音乐部主办音乐演奏会。戏剧部则演出了刚由天蓝同志翻译的反法西斯独幕剧《海滨渔妇》，由水华导演，我和王大化、王家乙等同志担任主要角色。我扮演的是苏联的少女，从我的年龄到化装、服装(有同志设计和制作，用最粗糙而价钱便宜的布料制作)，均较好地达到了角色要求。而王大化(延安著名演员，饰演过马门教授，新秧歌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已故人民艺术家)、王家乙(已故著名电影导演，曾导演《五朵金花》)等更是老演员。这个戏在鲁艺的校内演出效果很好，尤其是在剧中我唱了两句简单的俄罗斯民歌，虽然我的音乐素质极低，但教堂内的共鸣好，使得声音十分悦耳美好，也受到赞赏。当7月底，戏、音部组成宣传队出发到安塞、排庄等地进行援苏反法西斯宣传时，又加演了一些活报剧，像《傻子打游击》、《希特勒末路》、《工人之家》、《活捉鬼子》等。没想到活报剧更受到当地群众(有兵工厂的工人和附近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对我们演出的话剧《海滨渔妇》则是反应一般。甚至有的观众对我和男主角拥抱很反感，说是“婊子”；对音乐的口琴吹奏也说成为“啃骨头”；对男低音独唱(唱的是外国歌曲)，也讥讽为牛叫。如果站在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地位来说，则可认为当地的工农群众太“落后”，没有见过世面，接受不了。而真正为人民群众演出的文艺家则应很好地反思这是为什么。那次到群众中演出宣传的许多节目，不是那么受到群众喜爱。现在当然明白这是脱离了观众的实际，但作为我，当时心中真有些灰溜溜的，还一点不知道自己是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

后来我又参加了苏联尼·包哥廷写的革命历史剧《带枪的人》的排练。这是三幕十二场的大型话剧(也是鲁艺实验剧团和戏剧系的同学同台演出)。这次排练极为正规、严肃、认真，学院也投入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调动了一切力量。由王滨、水华任导演，干学伟饰列宁，严正(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饰斯大林，田方饰雪特林(男主角)，我的哥哥(五期戏剧系学生)于亚伦饰工人代表契尔卡夫，王家乙饰水兵代表……李丽莲、张昕、邸力、张平和我以及许多同志都参加了演出。这次从布景、化装、服装、道具都下了大力气并极富有创造性，化装由美术教员许珂负责列宁的造型设计，钟敬之负责斯大林的设计，都极为成功。当干学伟饰演的列宁从斯莫尔尼宫走廊(后景)走向前台，剧场震惊了，开始一点声音皆无，后来突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彻了剧场，列宁的扮演者干学伟成功地饰演了这个伟大的人物，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田方则是全剧的主人翁，他饰演一个农民出身的普通士兵(不是红军)。他不想打仗了，想回家买牛种地。当他拿到了一张《土地法令》，在斯莫尔尼宫找茶看到列宁时他不知道是谁，竟问列宁茶在哪。当列宁看到他怀里露出《土地法令》一角时，列宁告诉他白匪正向苏维埃政权反扑，“你能放下枪吗？”雪特林惋惜地回答： “恐怕不行!”列宁肯定了他的看法，说： 不打仗怎么能保卫苏维埃政权呢!并告诉他放茶的地方，自己走进了办公室。当雪特林知道这个同他拉家常的人就是列宁时，他又惊又喜，猛然“砰”地一下丢掉了空茶壶，叫着跑着去参加了红军。这是全剧一条主线。雪特林的妻子和妹妹均在大富豪家做仆人。我饰演妹妹，张昕饰演他的妻子。戏于1941年12月26日上演，一直演了半个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特别是田方饰演的雪特林和干学伟饰演的列宁，轰动了延安。而我的角色创造，应该说平平。因为她是沙俄时代贵族家庭中的女婢，自然和《海滨渔妇》中充满激情的少女迥然不同。她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尽管我读过许多沙俄时代的小说，但是头脑中仍然没有具体的形象感，所以始终未演出富有个性的人物。但干学伟和田方的成功，全剧的成功，都给我以极大的欢快感。我认为这出戏既展示了延安鲁艺的人才济济，又是我们排练大型话剧宝贵的学习实践。

1942年春天，毛主席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连同《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掀起了整风运动。在整风学习中，我们学习了许多历史文献，对比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之处，使我理解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而根据中国国情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十分正确。党的最高纲领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时我虽入党已三年，但此时才是真正自觉自愿地皈依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理想当然也和自己所从事的艺术事业密不可分，我所从事的文艺事业正是这个伟大理想的一部分。从这时我才开始理解熊塞声大姐所说“光喜欢不行，要死在舞台上”的意义。

在整风精神的鼓舞下，为了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刚从前方归来的陈荒煤同志和姚时晓、水华等同志合作写了多幕话剧《粮食》，他自己又写了独幕话剧《我们的指挥部》。剧本的素材都是他在前方部队生活中的亲身感受，所以两个剧本都写得真切而富有生活气息。他还请了前方的军事指挥干部像陈赓、周希汉等将军来指导排练，演出效果和我们排演《佃户》与《中秋》时则大不一样了。由于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生活实际、战斗的实际都给排练注入了生活与真实的血液，确实给剧作增色不少。特别是《我们的指挥部》(王滨导演)在陈赓和周希汉同志的帮助下，第一次让工农红军出身的八路军指挥员(田方饰)与政工人员(王大化饰)登上舞台，两位演员熟练的演技加上对八路军的热爱，同时又有两位指挥员在身旁指导，他们既学习又观察，使他们生龙活虎地把八路军指挥员的形象第一次成功地展现在舞台，受到延安观众的热烈欢迎。《粮食》的演出，也有二位司令员介绍斗争的情况，演出很成功。我在里面扮演了地主家里心地善良、拥护抗日的儿媳，虽然完成了任务，但绝不像田方他们演得那样真实动人。我因为被熊塞声大姐批评过演“美人”，这次当然不愿再出现“美人”了。怎么才能把农村的妇女也像田方他们那样演得真实生动呢？我曾企图加点外形动作，如“左撇子”、“罗圈腿”等，但试着试着我又取消了，逐渐认识到这些外形的动作，解决不了真实人物形象的刻画。我感到自己好像到了艺术殿堂的门口，却不能走进艺术殿堂，似乎有一个高高的门槛，我迈不进去，一直徘徊在殿堂门前，这时才有点明白愿意死在舞台上还真不那么容易!也就是说你必须创作出既真实又生动的人物形象，才能真正迈进艺术的殿堂。

迈进艺术殿堂门槛的第一步

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延安进行了整风学习。作为一个21岁的青年，我自然不懂它的重要意义。但是，学习了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之后，我懂得了一切工作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都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

这一年，毛主席还召开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他做了重要的讲话。可惜，我太年轻，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正在遗憾中，毛主席在会议之后(5月30日)就来到了鲁艺，给鲁艺的师生吃了“小灶”(当时，毛主席的“讲话”尚未公开发表，院领导周扬同志请他先给鲁艺的师生吃点偏饭)。毛主席深入浅出极为生动地把“讲话”的精神讲给我们，并号召我们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之后很多同志深入农村，取得一些成绩，像文学系孔厥与葛洛写出的《郝二虎》、《苦人儿》、《父子俩》；1943年的元旦和春节，我们鲁艺戏剧系、音乐系的师生们创造性地演出了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如《拥军花鼓》、《赶驴运盐》、《兄妹开荒》、《挑花篮》(即《南泥湾》)、《胜利腰鼓》等。经过整风和学习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鲁艺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创作局面。

1943年，在这红红火火的日子里，党把整风转为审干。7月里国民党蒋介石、胡宗南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这个高潮中，康生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从此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学校都陷入“抢救运动”之中，鲁艺自然不能例外。由于自己对党的信任，也确信一定有反共分子钻进了革命队伍，因此对“反共”分子也就十分警惕。一次我所在的实验剧团召开“坦白”大会。“坦白”的人竟是和我同台演出过的一位同志。在他“坦白”的过程中，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女同志，手臂不断发抖。因为我俩坐得很靠近，我马上就感觉她在颤抖。由于我的忠诚，又由于我的幼稚，认为她一定也有问题，我向党组织汇报了。当然，我不去汇报，因为“坦白者”的“坦白”，也会使她遭受审查。因为她和“坦白者”是同一团体来到延安的。当然后来他们经过甄别都没有问题。可是我还在奇怪，没有问题为什么会颤抖?多少年后，我才明白，一定是“坦白者”的瞎编硬造，使她气愤而颤抖。而我幼稚的汇报，当然会加重她“问题”的“真实性”!

“抢救”越来越深入，不是大会上“坦白”，就是小会里“帮助”。凡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或是靠近党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说成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而成了“抢救”对象。我庆幸自己所在平津一带还没有发现这样的“特务”分子。有一天又召开了大会，会上却出现了由平津一带“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分子，在做“坦白”交代。我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会不会也牵连到我?这时，我发现剧团审干的领导人朝我走来，我突然心跳起来，脸也热了起来。他果然走到了我的身边： “于蓝，你过来!”我几乎不能自持了。此时，他才低声地说： “现在有问题的人多起来，人手不够，组织上叫你帮助照看一下××，让她和你同住，千万不要让她发生意外(防止自杀)。”我的心放了下来，虽然自己也知道自己没有问题，不知为什么就有恐慌心理。当时，几乎大部分人都受到了审查，在这种“特务”包围的气氛中，有个别的同志经不住逼、供、信而丧失了生活的勇气，自杀了。但是这些还未能使我认识到“抢救”运动有什么错误。

这一年从夏到冬，一边是“审干”(“抢救”)，一边还要演出，演出的节目也都是配合有关“抢救”的内容，例如： 《张丕模锄奸》(捉特务的内容)、《赵富贵自新》(陕甘宁边区的商人，被国民党强迫加入特务组织，回到边区后自新)，也有揭露国统区迫害老百姓的剧目，如《夫妻逃难》。一直到苏联十月革命节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鲁艺才有了欢乐的气氛。

冬季，12月初，鲁艺组成有42人参加的鲁艺工作团，到绥米专区进行巡回演出。在四个月的时间里，除了最初的日子仍有“抢救”的阴影外，由于大部分时间和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和他们生活、创作、演出都在一起，所以每个人的面目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根据群众的生活，我们创作的《减租会》、《惯匪周子山》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后者还获得陕甘宁边区文艺甲等奖。当我们满载胜利果实回到延安之后，听说中央已发现“抢救”运动中的逼、供、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纠正各种错误做法，进行了甄别平反。组织上宣布，除了个别人之外，大部分被“抢救”者都没有问题。我既高兴又糊涂，为什么不久前还说大部分人有问题，现在又说大部分人没有问题?为此，我曾询问戏剧部的领导张庚同志，他深思了半天说： “党经过了调查，甄别大多数同志是没有问题……张水华真是好同志，他一点也没有瞎说，没有给组织上造成任何困难。”当然，此时我也没有明白“抢救”运动错误的严重性，我只知道张水华也经过了“抢救”。当时他背着那样沉重的包袱，在工作，在创作，就是在那个时期他排出了像《张丕模锄奸》、《赵富贵自新》、《刘二起家》等优秀剧目(这些剧目是他和王大化、王家乙等同志共同创作出来的)。而且日后我也才知道，他们都是历经了“抢救”这场灾难的。90年代，水华同志逝世了，我们为他编辑遗稿，在他的日记中，我发现了他对这段生活的记忆： ……我白天里，全心全意投入创作，心情很好，我是一个人，而夜间我又要被他们……(指逼、供、信)，我是一个鬼……。(大意)他度过了好几个月的人鬼交叉的生活，还能那样执著地创作出美好的艺术节目。看到他的日记，我的眼睛潮湿了，多么纯真，多么执著!不管遭受怎样的误解，还要为革命去工作、去创作!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整风给我们以极大的学习收获，我们提高了对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可是“抢救”运动却也给多少同志以巨大的伤害呀!它违背了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观臆测，偏听偏信。最后由于毛主席做了总结和道歉，所有被“抢救”的好同志和我们这些未被“抢救”的好人，又都忠心赤胆地谅解了这次错误的运动——“抢救失足者”。但，“逼、供、信”和“打击一大片”，却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使我在“文革”的后期，有了比较清醒的头脑，任你如何诱导，我都能坚定地不去承认自己是什么“分子”!

我们鲁艺当时结合整风学习，批评了自己在办学中有关门提高、脱离群众的倾向。当然，在当时的批评中也难免有的地方批评过了头，事实上把面向群众的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才是完美的。毛主席也说群众不能只欣赏“豆芽菜”也需要提高，这才是辩证的，没有提高的那些学习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能适应全国人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需要呢？问题是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脱离群众!

认识是容易的，但做起来却很困难，直到1943年元旦时，才有张鲁、安波、马可、关鹤童、刘炽、王大化、李波等同志运用秧歌搞出些小节目，用旧的形式(伞头领唱的仍是画着丑化的花脸)填写新的内容，如花鼓、旱船等十分受欢迎。紧接着春节开展拥军爱民宣传，鲁艺组成大秧歌队，总结了用旧形式化装演出新内容的秧歌剧的不足，将原来丑花脸的化装改变成新时代的人民形象，把“王小二开荒”改成“兄妹开荒”，把秧歌队的旧戏装全部改成头扎白羊肚毛巾，内着红兜肚，外套天蓝色上衣的农民装，队员们个个飒爽英姿，伞头也不丑化地画白鼻子花脸，换成工农装束，手持的道具不再是扇子和伞等等，而是镰刀斧头。又把推小车的俗套改成反映陕北风情的“运盐队”。秧歌队每天要为农民演出五六场，深受群众喜爱。群众奔走相告： “鲁艺家”秧歌队来了!“鲁艺家”秧歌队美匝了(太美了)。周扬同志高兴地说，“‘鲁艺家’，多亲昵的称呼。过去关门提高自称专家，群众并不承认。今天，刚放下架子，做了一点点事，群众就称呼你们‘专家’了!专家不专家还看他与群众结合不结合，这头衔要群众来封!”(大意)一下子由鲁艺的秧歌掀起了新的秧歌运动，群众的欢迎给大家上了实实在在的一堂课。

于蓝在延安礼堂外表演秧歌《挑花蓝》。

这一年(1943)的冬天，鲁艺的戏、音、文、美四个系的同学们，还有实验剧团和部分教师组成的鲁艺文工团，在秧歌队的基础上，再带一些小节目准备深入绥德分区为老乡演出。出发前队里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专门请了下过乡的同志来做报告。记得那位同志讲了三条毛巾的故事。

他讲： 我为了饭前洗手能擦得干净些，就把一条毛巾挂在自己的床头，留着自己用。我在下边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只是这条毛巾希望自己专用。谁知我和农民同胞感情、生活都很融洽，所以他们竟然不管我有什么习惯，每天手洗也不洗就用我这毛巾去擦。弄得我没办法，又换了一条新的挂在那儿，可是他们并不在意，依然又用这条新毛巾擦了他们的手。在我换到第三条毛巾的时候，他们还是用它擦手。这时我才明白，他们和你已十分融洽，真的不分彼此了，我干什么硬要保留自己的习惯呢!这位同志告诉我们要做好精神准备，农民没有条件讲卫生，你要和他们打成一片，就要先放弃自己某些习惯……当然，我们决心和农民打成一片，所以学习八路军为他们打扫院子、担水。因为水少，我们一班七八个人同用一脸盆水来洗脸，女同志则和老大娘或小媳妇同睡一铺炕，同吃一锅饭……真正做到了“三同”。但是除了对农民的生活习惯有些了解外，自己还没有感到有什么重大的收获。一天，在双谷峪参加一个治安烈士的追悼大会。我和作曲家张鲁同志表演打花鼓，歌词也改填为悼念烈士英勇牺牲的内容，装也化好了，只等着正式开会。这时我在幕后看到民兵们扛着红缨枪，老乡们排着队坐在山崖畔上，会场虽然整齐肃穆，但因没有开会，所以仍有悄言碎语的声浪充满会场。突然间，会场静下来，大家的目光都扫向人群的背后，我也抬头望去： 远处有一老人牵着一头小毛驴，上面坐着一位妇女，缓缓走向会场。从头髻上的白色标记来看，这是烈士的妻子，她穿着旧棉衣，腰间系着厚厚的粗毛线织成的腰带，她没有哭，没有喊，却给人十分悲痛的凝重感。会场静极了，她那无声而悲哀的神态，使我感到她既是农村妇女，又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女。你可以从她的神韵里看出这是悲伤与觉悟的凝结，她悲痛，但是她克制住了。她并不漂亮，可以说很普通，但却震动着我，她的神韵里透露着真实和自然的美，这美具有引人注目的魅力。不久后在我们排演多场歌剧《周子山》中，她的形象对我的角色创作起了极大的启迪作用。多少年后，我才体会出： 她的神韵正是她和丈夫在多年的劳动生活中和地下斗争中所磨炼出来的精神气质。这气质正是演员创造任何一个角色时都应捕捉的东西，有了它才可以达到与角色神似的境界。

《周子山》原名《惯匪周子山》。这出戏的排练，第一次使我懂得真正有了生活的底蕴，才能迈进艺术殿堂的门槛。这个剧也是我们在边巡回演出边进行创作的情况下，根据土地革命时期一个真人真事而创作出来的。真人原名祝子山，原是中共党员，由于个人主义的膨胀，贪图享受，后来受敌人拉拢背叛革命而投敌。在我们攻打敌人部队时，又把他俘虏过来，并关押在牢内。张庚、王大化、水华、马可、贺敬之等同志听到这消息，亲自到狱中见了这个反面人物，同时还访问了一些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干部。剧本写好了，但是排练却失败了。演员把歌词唱完了，就不知自己该做什么和怎么做。排练中大家感到干巴巴，毫无兴味。这是为什么呢？后来张庚、水华等决定把参加过土地革命的一位干部申红友请来，帮助看看。申红友不仅参加过土地革命，而且很有点艺术天才。当他看见饰演红军小队长的刘炽(已故，著名音乐家)穿着红军军装上场时，申红友问： “你这上哪去？”答： “到马家沟。”申说： “那是白区，你怎穿着这身衣服?这样不是暴露了吗？”丰富的生活底蕴竟使他成为有才华的“导演”了!他叫刘炽换上老羊皮袄，反穿着，说如果遇到敌人，这样一趴下，就和羊群中的羊一样了。由于他的启发，演员的思想活跃了，刘炽手拿起赶羊鞭，左顾右盼，动作自如可信。当我饰演农民共产党员马洪志的妻子前去开门时，申红友止住问： “是谁?是自家人吗？有暗号吗？……”这一系列的问，止住了我马上去开门的单纯动作，不由得听听是谁，噢!又用心数了敲门的声音，明白了是自己人，这才去开门并向饰演马洪志的王大化示意，“是自家人”!单纯的开门和心中有了具体的判断再去开门，显然不同。接着马洪志端着油灯出来了。申红友又止住他，问： “这时啥时候？”“半夜。”王大化回答。申红友说： “对着哩，这是深夜，咱农村深更半夜有人家点灯吗？”王大化摇头表示当然没有。申接着说： “对呀，你怎么就这样带着灯出来了，不怕人家查看?这就要坏事了!”又叫坐在一旁的人快去拿个盛米的斗来，很快盛米的斗找来了。他叫王大化把油灯遮在斗内，一手举着斗，一手扶着灯再走来。一下子，这样短短的开头，就把农村地下党的生活，真实而生动地再现出来。这样《周子山》从头到尾经过这位天才“导演”的点拨，戏的面貌马上不同了，既充满真实的生活气息，又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农民的壮志豪情。我们每个演员根据自己对绥德、米脂农民生活的了解和剧情的发展，都很好地演绎了各自担任的角色的任务和性格。我在双谷峪看到那位烈士妻子的神态，使我找到了角色的气质和动作中的自我感觉，比较成功地塑造出革命的农村妇女形象。我的战友孙铮(她新中国成立后在电影学院任表演教师)当时从新四军归来，看后十分兴奋地说： “你这个人物形象，富有泥土气息和艺术魅力，我十分喜欢。”我敢说全台每个角色都演得十分成功，就连群众冲打贺龙寨的幕间戏，每个人物的造型都各自不同，而又都充满了农民的革命激情。戏在绥米一带演出十分轰动，开春后回到延安还做了汇报演出，并获得了陕甘宁边区文艺甲等奖。

这次的排练实践，使我懂得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真谛。真实地生动地反映生活，才能创造出艺术魅力——美。一切违反生活真实的所谓的“美”，都不是真正的美，也不会为人们所接受。走出了“小鲁艺”，投向“大鲁艺”，这才是我真正迈进艺术门槛的第一步。以后，我执著地沿着这条路进行创作，不投机，不取巧，不怀任何侥幸心理地走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道路，去塑造真实的人物形象，去寻找真实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