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与初唐五言诗古、律体调的界分

——兼论明清诗论中的“唐无五古”说

陈子昂在初唐诗歌中的复古之功，在同时代卢藏用的《陈子昂文集序》里就得到很高的评价。其意义经历代学者不断阐发，至今仍是唐诗史上必书的一笔。但是当代有关论述的着眼点大多放在他振兴风雅、倡导建安风骨、扫荡齐梁颓风这一问题上，而罕有学者关注明清诗论中对陈子昂古诗的不同评价。李攀龙在《唐诗选序》里曾经批评陈子昂的古诗：“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短短几句话，引来了许多明清学者的争讼。反对者都指责李攀龙复古至上的文学思想，赞成者也很少进一步申述这一批评的理由。但无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又都认为唐代五古确实不同于前代五古。本文认为要评判这一争讼的性质和是非，仅仅停留于复古和反复古的层面是不够的，而是应当深入到争论本身所包含的中国诗歌创作的传统和原理中去，对陈子昂效仿汉魏古诗在界分初唐五言古、律体调方面的作法细加辨析，研究唐代五古风貌的形成与陈子昂及其同时代诗人的复古径路究竟有何关系。回答了这一问题，李攀龙留下的疑问或许也可以迎刃而解。

一　“唐无五古”说的理论纠结

唐宋诗人和学者对于唐诗复古高潮出现在什么时段的看法不尽一致，充分肯定陈子昂之功的唐人有卢藏用、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其论兼及诗歌和古文，重在“比兴之体”；宋人虽然特别推崇杜甫的古诗，但也有不少人视陈子昂为“古体之祖”，如方回所说“陈子昂《感遇》古诗38首，极为朱文公所称。天下皆知其能为古诗，一扫南北绮靡”。无论何种看法，都没有论及唐五言古与汉魏古诗的不同。直到明代，学者们在普遍讲求诗歌体格声调的观念影响下，才开始分辨不同时代五言古诗的不同格调，特别推崇汉魏。李攀龙只是用最简洁的两句话概括了当时的一般看法。

明代学者论诗，大多认为诗歌各体各有其本色当行，即以各类诗体初兴时期的格调风貌为准来衡量诗歌的高下。所以五言古诗以汉魏为上；七言古诗以初唐为上；绝句以六朝乐府风味为上。杨慎就说：“五言古诗，汉魏而下，其响绝矣。六朝至初唐，止可谓之半格。”胡应麟称赞：“李于鳞云：‘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可谓具眼。”王世贞也引李攀龙《唐诗选序》说：“此段褒贬有至意。”其余如李维桢、于慎行、孙应鳌、陆时雍等都持相同看法，王世懋甚至说：“唐人无五言古，就中有酷似乐府语而不伤气骨者，得杜工部四语（略），得王右丞四语（略）。”眼光比李攀龙还严苛。但否定李说的也有，如锺惺说：“感遇诗，正字气运蕴含，曲江精神秀出，正字深奇，曲江淹密，各有至处，皆出前人之上。盖五言古诗之本原，唐人先用全力付之，而诸体从此分焉，彼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本之则无，不知更以何者而看唐人诸体也？”对于李攀龙抹杀唐代五古成就的说法深表不满。

清代学者对李攀龙的说法反应不一，意见交错。一类是大力褒扬陈子昂的复古之功，以冯班为代表：“陈子昂上效阮公感兴之文，千古绝唱，格调不用沈宋新法，谓之古诗。唐人自此诗有古、律二体。云古者，对近体而言也。”他又批李攀龙论陈子昂之语“立论甚高，细详之全是不可通。——子昂法阮公，尚不谓古，则于鳞之古，当以何时为断”？沈德潜认为：“五言古体，发源于西京、流衍于魏晋，颓靡于梁陈，至唐显庆、龙朔间，不振极矣。陈伯玉力扫俳优，直追曩哲，读《感遇》等章，何啻在黄初间也。”施补华说：“唐初五言古，犹沿六朝绮靡之习，唯陈子昂、张九龄直接汉魏，骨峻神竦、思深力遒，复古之功大矣。”这派意见都认为陈子昂古诗能得汉魏的骨力风貌。

另一类看法则基本赞同李攀龙之说，而又有异议，大体上认为唐之古诗确与汉魏不同，但也不应因此轻易否定唐代五古，如徐增认为：“陈伯玉、李太白之古诗，于古诗无当也。杜少陵古诗，为有唐之独步，从‘熟精文选理’得来，盖深于汉魏者也，而毕竟非汉魏也。李沧溟判之曰‘唐无古诗’，未尝无据。愚以为去唐古诗，则汉魏愈无径路矣。——学汉魏，方得唐古诗，则唐古诗谈何容易。”《师友诗传录》记载王渔洋、张历友、张萧亭三人答学生问：“阮亭答：‘沧溟先生论五言，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此定论也。常熟钱氏但截取上一句，以为沧溟罪案，沧溟不受也。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绪，较诸十九首，陈思、陶、谢，自然区别。……”“历友答：‘……究竟唐人五言古皆各成一家，正以不依傍古人为妙，亦何尝无五言古诗也？……’”“萧亭答：‘……试取汉魏六朝絜量比较，气象终是不同，谓之唐人之古诗则可，沧溟先生其知言哉！”但萧亭同时也说：“陈子昂古风雅正……此初唐之杰也。……安得谓唐无古诗？”三人意见虽侧重不同，其实大体一致。因为王渔洋虽认可于鳞之说，但他也充分肯定陈子昂的复古功绩：“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功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感遇》、《古风》诸篇，可追嗣宗《咏怀》景阳《杂诗》。”这又与冯班等人的意见并无大别。翁方纲为王渔洋解释道：“所谓唐无五言古诗者，正谓其无《选》体之五言古诗也。先生乃谓讥沧溟者，不合其下句观之，而但执唐无五古一句以归咎于沧溟，沧溟不受也。”意思是李攀龙只是认为唐代没有《选》体五古，但仍有自己的五古，王渔洋认为讥沧溟者只取其前一句话，不合沧溟本意。但是翁氏又认为：“岂知沧溟之咎，正专在此唐无五言古诗一句乎？彼谓唐之古诗皆不仿效《选体》耳，岂知唐古诗正以不仿《选体》为正。”翁方纲更强调并发挥了李攀龙所说的“唐有其古诗”这半句话，认为唐古自成面目正是其妙处所在，李之过错在于不应该因为唐之古诗不像《选》体就加以贬低。

其实叶燮早就从反对明代拟古习气的角度批评李攀龙：“盛唐诸诗人，唯能不为建安之古诗，吾乃谓唐有古诗，若必摹汉魏之声调字句，此汉魏有诗，而唐无古诗矣。且彼所谓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正惟子昂能自为古诗，所以为子昂之诗耳。然吾犹谓子昂古诗，尚蹈袭汉魏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犹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诗为古诗，乃翻勿取其自为古诗，不亦异乎？”叶燮将李攀龙的意见彻底翻转，指出唐诗本来不必模仿汉魏，陈子昂的问题不在于不像汉魏，恰恰是太像汉魏，以致失去了自己的体段，这一看法从强调“变”的基本立场否定了复古论者。不过，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唐代五古只有取法汉魏，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如方东树说：“唐之名家，皆从汉魏六代人出。”冒春荣一方面认为：“称诗莫盛于唐，唯去汉魏日远，古体遂乏浑厚之气。”另一方面认为“子昂复古之功尤大”，“窃谓古诗之要在格，律诗之要在调。——调可默运于心，格不能不模范于古。唐人古诗，无有不从前代入者。子昂从阮入，王孟韦柳从陶入，李颀、常建、王昌龄诸人从晋宋入，太白从齐梁入，独老杜从汉魏入，取法乎上，所以卓绝众家”。这些看法进一步申述了唐古诗与汉魏六朝诗的继承关系，已经摆脱了以上争论的纠结，进入了诗歌发展史的层面。

这场以拟古与反拟古思潮为背景的争论延续了明清两代，介入的学者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但是因为胶着于对复与变的评价，而对李攀龙的“唐无五古”说的内涵，也就是汉魏古诗与唐代五古的体调究竟有何不同，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来的却不多见。高棅《唐诗品汇》通过选诗来表达了他对唐代五言古诗特征的认识。其中《五言古诗叙目》分阶段阐述了唐代五古从初始发展到全盛、至中唐后渐次变化的过程。虽然所选初唐古诗在有些诗家看来不是纯古调，但也确有不少是合乎时人心目中的古诗标准的。诚如许学夷所说：“高廷礼选唐诗，以陈子昂诸公杂体而列于古诗，杨用修譬之盲妁以新寡诳孱婿，可谓善喻，然其中亦间有声调尽纯者，抑亦可为唐古之正宗也。”陆时雍对于唐古诗与汉古诗曾经做过八个方面的比较：“观五言古于唐，此犹求二代之瑚琏于汉世也。古人情深，而唐以意索之，一不得也；古人象远，而唐人以景逼之，二不得也；古人法变，而唐以格律之，三不得也；古人色真，而唐人以巧绘之，四不得也；古人貌厚，而唐以姣饰之，五不得也；古人气凝，而唐以佻乘之，六不得也；古人言简，而唐人以好尽之，七不得也；古人作用盘礴，而唐人以径出之，八不得也。”又说：“至五言古诗，其道在神情之妙，不可以力雄，不可以材骋，不可以思得，不可以意致。”陆氏之意归纳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汉诗意真情深，唐诗追求巧思立意；汉诗变化自然，唐诗只能模仿其格法径路；汉诗言简象远，唐诗绘景鲜明，求好求尽；于是导致汉诗之气格厚重，而唐诗格调轻薄。归根到底，汉诗天然之神情，是后世凭才力和巧思强求不来的。陆氏对唐古诗的批评虽有偏激之处，但基本上还是把握了汉、唐古诗基本风貌的差异。

许学夷认为李攀龙的《唐诗选序》“本非确论”，但他又认为李说也有其道理，“盖子昂《感遇》虽仅复古，然终是唐人之诗，非汉魏古诗也。且其诗尚杂用律句，平韵者犹忌上尾，至如《鸳鸯篇》、《修竹篇》等亦皆古、律混淆，自是六朝余弊，正犹叔孙通之兴礼乐耳”。这段话从声律的差异方面，对于李攀龙所说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做了较具体的说明。同时他又指出：“汉魏五古，体多委婉，语多悠圆。唐人五言古，变于六朝，则以调纯气畅为主。若高、岑豪荡感激，则又以气象胜。或欲以含蓄蕴藉而少之，非所以论唐古也。”认为唐古诗承自六朝，以声调气势流畅为主，不能以汉魏的委婉悠圆、含蓄蕴藉来要求。胡应麟也认为唐五古来自六朝：“世多谓唐无五言古。笃而论之，才非魏晋以下，而调杂梁陈之际，截长絜短，盖宋齐之政耳。”他举出诸人多篇五古，认为“皆六朝之妙诣，两汉之余波也”。持同样见解的还有郝敬：“唐诗佳者，多是古体，然亦唐之古体耳。棱角峥嵘，而少圆融；雕刻细琐，而少浑厚。佳句可摘，而天趣不及汉魏、六朝自然妙丽。皆本近体之习，而特去其声偶耳。说者谓唐无古诗，良似。”认为唐古诗仍是近体习气，只是去掉了声律偶对。这些评论所说的古诗都以汉魏为标准，包含神情、语调、意象等许多方面的综合感觉，比较之下都认为唐古不似汉魏古诗，并将原因归结到了六朝和近体诗对唐诗的影响。就连相对客观的许学夷最后还是认为“然盛唐古诗已不及汉魏”。当然，这样的结论是另一派称赞陈子昂古诗“可追黄初”的学者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认为唐代古诗之所以“云古者，对近体而言也”。这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争论各方所谓古诗的标准是否一致？陈子昂的古诗究竟是对汉魏的模仿还是六朝的延续？他的复古与初唐五言古、近体的界分有何关系？唐代五古的体式特征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前人没有说清的，有待于今人的辨析。

二　介于“宋齐之政”的初唐古诗

清代学者指出陈子昂的贡献主要在于使唐代五言诗从此有古、律两体。冯班特别说明所谓古体相对近体而言，是因为：“唐自沈宋已前，有齐梁体，无古诗也。气格亦有差古者，然其文皆有声病。”也就是说他区分古、近的主要标准在声律，与李攀龙等所说的汉魏古诗重在气格尚有不同。因此首先要辨清界定古体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高棅在《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第一七卷的序里说：“昔朱晦庵先生尝取汉魏五言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作，以为古诗之根本准则。又取自晋宋颜谢以下诸人择其诗之近于古者以为羽翼舆卫。……及观诸家选本载盛唐诗者，唯殷璠河岳英灵集独多古调。……又曰：‘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復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斯言得之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两种古诗标准，一是：盛唐殷璠视新声和古体为两类诗体，主要是从声律区分的；二是：朱熹的古诗标准是汉魏到郭璞、陶渊明；晋宋颜谢以下“近于古者”，即接近标准的，也算古体，但等而下之。这是指与时代和作家密切相关的体式格调。

无论是“根本准则”还是“近于古者”，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共同特点，应该都是不合近体声律的。但如果仅仅根据声律来区分齐梁到初唐的古体和律诗，却是非常困难的。许学夷提出：“或以初唐五言声律稍不谐者列为古诗，非也。”又赞同杨慎讥笑高棅“以陈子昂诸公杂体而列于古诗”是“盲妁”的说法，这就说明高棅虽然引证朱熹的古诗标准，但就所选的具体作品而言，有不少是不合“根本准则”的。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初唐多数诗人对于古诗的“根本准则”及其与齐梁体诗的区别本来就不很清楚。梁陈以后，随着五言诗大面积地近体化，这一时段的五言诗大都处于半古半律之间。判断一首诗是否合律，并不困难，因有声律规则为准；而要确认一首诗是古体还是齐梁体，却颇不容易。目前关于律诗声律的研究已有较大的进展，学界公认元兢的“调声三术”中“换头”术的提出是律诗相粘规则形成的关键，“调声术”其二的“护腰”术也是律诗的建设规则之一。但是笔者注意到其三“相承”术却是一条必然产生三平调的规则，按照王力先生《诗词格律》的说法，一般认为三平调是古诗的特点，那么元兢提出这一条究竟是古诗的调声、抑或齐梁调的调声（《文镜秘府论》天卷中“齐梁调诗”所举诗例有三平调）呢？还是元兢之时尚允许律诗有三平调，至沈宋才确定了律诗不用三平调的规则呢？这个问题目前尚未看到答案。可见整个初唐时期古诗和齐梁体的声调区分始终在不断探索之中，古诗创作的声律既没有定规可循，在后人看来更是一笔糊涂账，因此高棅也难免“盲妁”之讥。

那么高棅是否只是以声律不谐作为古诗标准呢？显然也不是，因为齐梁体大多数是“声律稍不谐”者。高棅在初唐只选出他所认为的“颇精粹者”142首，列为“唐世五言古风之始”，必然还有其他的标准，这就是明代学者一致标榜的“体调”。但体格声调只是一种综合的感觉，宽严尺度的把握随人而异，这就必然导致人们的争议。不过，高棅的选目参考了诸家选本，尤其是盛唐人自己的选目，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少学者对于古诗体调的认识。而且其所选作品数量不多，也不至于过滥，因此只要对高棅所选作品的体调特征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初唐五古的基本面目了。《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选初唐51人，142首，列为正始。陈子昂、李白两家共251首，列为正宗。杜甫84首，列为大家。其余盛唐王孟高岑等名家12人，475首，天宝诸贤36人，74首，列为羽翼。大历诸贤19人，65首，列为接武。韩愈、孟郊75首，列为正变。元和诸贤16人，58首，唐末诸人17人，69首，列为余响。其余各色人等34人，70首，附于余响之后，题为傍流。从每一类叙目的序言可以看出，他认为五言古诗的全盛时期在盛唐，大历贞元之间“近体颇繁，古声渐远”，“元和再盛之后，体制始散，正泒不传，人趍下学，古声愈微”。所以作为“正始”的初唐五古，对于唐代五古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笔者在逐首分析高棅所选“正始”类作品的声律和体式之后，再与今存全部初唐五言对照，大体上可归纳出从唐初到初盛唐之交，五古体调的发展趋向是从沿袭宋齐古体（即“颜谢以下近于古者”）渐次趋向于溯源魏晋，这正是陈子昂提倡复古的大背景。

笔者曾经对五言古诗的体式从汉魏到南朝发展的几个阶段做过系统的研究。认为从结构和表现来看，大致可分为汉魏体、太康体、元嘉体以及齐梁体四个阶段。如按朱熹的分法归纳为两类，则汉魏和太康两体大致属于郭、陶之前，元嘉体和齐梁体大致属于“颜谢以下诸人”。汉魏诗结构主要是用单行散句连缀，具有场景表现的单一性和叙述的连贯性，又常用对面倾诉的抒情方式。并多用比兴的跳跃性达致与场景的互补以及相互转化。西晋五古在继承汉魏五古的基本表现方式的同时，增加了篇制层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因诗行构句追求内容的对称性而形成的“俳偶渐开”的语言风格。这种结构能够更为自由地组织不同时空的场景，完整地展现事件发展的过程，细致地描写景物和人物心理。汉魏和西晋是五言古诗发展中的两个重要阶段，虽然结构差别较大，但是大体上都采用线性的顺叙节奏，注意句调的前后呼应，叙述和抒情的脉络连贯完整，比兴与写景、感怀相结合，文字表述直白平易。由于汉诗难以模仿，初唐学古者至多只能到魏晋，为便于下文表述，姑且称效仿“郭、陶之前”的古诗为魏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