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秋天，爸爸也回国了。自从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惊奇地发现了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掠去的大量敦煌唐代绢画，中国古代艺术的灿烂辉煌使一向倾倒于西洋艺术的他受到了极大震撼。在深刻反省自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无知、漠视和“数典忘祖”之后，如同高更义无反顾地抛弃巴黎奔向塔西提岛，爸爸下定决心要离开巴黎，回国寻访敦煌石窟。那富藏一千多年中国佛教艺术珍宝的神秘之地，已经开始走进他的生命，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就在爸爸准备回国的时候，正好接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的电报，聘请他为北平艺专教授，要他火速回国任职。当时国内要发展自己的艺术教育，计划把在法国留学的一些人都陆续请回来。那个年代，祖国灾难重重，爸爸也好，王临乙也好，留学生们都非常爱国，身为中国人，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回去报效祖国的，在法国学了那么久，他们要回国介绍欧洲的艺术，传播西方的优秀文化。于是决定妈妈带着我在法国再住一段时间，爸爸就打点行装，告别我们母女，先行乘国际列车启程回国了。

爸爸走了以后，妈妈也在做回国的准备。我母亲特别爱收拾，她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家里也拾掇得整整齐齐。那些日子她不断出去转商店，买了好多家居用品，我记得有不少窗帘呀，床单呀，床罩呀什么的。她告诉我，我们要回中国了，要到北平另立新家。爸爸那时已经受聘在北平国立艺专当教授和西画系主任了，他写信给妈妈说，学校设在北平西城的京畿道，北平艺专已经给我们安排了住房，是很有意思的四合院，王临乙爸爸和Renée也将成为我们的邻居。妈妈满怀希望地憧憬着，准备回国以后布置一个更美好的家，她的梦做得真是很美很美。

一家人总算回到祖国团聚了，却偏偏赶上了这个要命的节骨眼，见了面真是百感交集。

我们在巴黎又住了半年多。1937年夏天，妈妈带着我乘轮船踏上了回国的旅途，一起上船的还有大大小小的箱子一大堆，其中包括我父亲当年在巴黎画的画，以及妈妈自己的一些小型雕塑作品。就要回国和爸爸团聚了，我真高兴。

我们在茫茫大海上度过了整整一个月。轮船从马赛出发，穿过地中海、红海、亚丁湾，驶过辽阔的印度洋。大海喜怒无常，有时狂风大作，波涛汹涌，庞大的船体玩具似的颠簸摇晃，令人翻肠倒胃；而风平浪静时，大海又平静温柔得如同光滑的绸缎，引发人们多少美丽的遐想。漫长的航程中有妈妈的呵护，我或在舱房里躺躺，玩玩，或到甲板上跑跑，站站，望天水一色的海景，看灿烂似火的晚霞，不懂得大人的辛苦和忧虑，一路和同船的华侨孩子玩(图2-1)，和法国水手、服务员玩，倒也过得很快活。糟糕的是有一个水手逗我玩时出了差错，他把我抛到高处，结果没接住，我摔下来，下巴磕破了，还缝了几针。

图2-1 1937年，沙娜由巴黎乘轮船归国途中与同船小伙伴的合影

在海上，人们几乎“不知今昔是何年”。船上有些中国人在唱一首悲凉的歌：“九一八，九一八，就在那悲惨的时候……”我不懂“九一八”是什么意思，妈妈告诉我，日本人来侵略我们中国了。尽管如此，那时人们都还没有意识到战争已经真实地降临自己头上。

正是在我们航行海上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在河北宛平县卢沟桥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军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

船上的人是在新加坡得知这一惊人消息的。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北平，可是北平突然沦陷了!大人们的惊慌、焦虑可想而知。其后的航程，船上的气氛明显紧张起来，妈妈和同船的中国人、外国人交谈的话题已离不开战争：北平沦陷，日本人在侵略我们的国家……尽管六岁的我不可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那不平静的景象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不知道后来爸爸妈妈是怎么联络上的(也许是通过电报吧)，妈妈告诉我：我们不能去北平了，现在快到上海了，你爸爸在上海等我们，我们哪天到，爸爸就会来接我们。快要见到爸爸了，我听了真高兴，可是妈妈高兴不起来，她在发愁，不知道回去以后局势会怎么样，我们以后该怎么办。

船终于到达上海了，父亲在码头接我们，他是“七七事变”发生后从北京好不容易坐上火车跑到南京，又转来上海接我们的。一家人总算回到祖国团聚了，却偏偏赶上了这个要命的节骨眼，见了面真是百感交集。爸爸看见我们带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箱子，叹着气对妈妈说：“你带回来这么多东西，我们现在要逃难了!”

图2-2 1937年在沅陵与艺专的校友合影(上排左一为常书鸿，左二为霍熙亮，右三为陈芝秀，右二为王合内，下排右一为沙娜)

爸爸带着我们母女去了老家杭州。妈妈也是浙江人，从国外回到故乡江南感到非常亲切，我到了老家则觉得非常陌生、新鲜。

那时我的祖母还在，老太太穿着那种在法国见不到的中式大襟衣服，见了我们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听说我这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小洋人是吃面包长大的，老人家从她的衣服大襟里掏出一个手帕包，又小心翼翼地打开手帕拿出一些钱，叫人去买了一个面包来给我吃。我接过面包咬了一口，怎么是甜的？法国的面包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奇怪，也不喜欢吃，就随手把它拿到院子里喂鸡了。妈妈看见，赶紧跑过来用法文对我说：“沙娜，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是婆婆专门给你买的面包，她没有钱，自己舍不得吃还给你买，你怎么可以拿来喂鸡呢？这个面包很贵很贵的呀!”我说：“我不爱吃，和家里吃的不一样!”那时我仍然以为巴黎才是自己的家。爸爸很严肃地告诉我：“现在和在巴黎不一样了，我们回国了，这是在中国，我们是在逃难，以后你不要这样啊!”

短暂的杭州之行可以看做我家那段战乱之旅的序幕。1937年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中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向宝山路、八字桥等地发动武装进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史称“8·13”事变。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12月13日攻陷南京，继而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随着日本侵略军猖狂南进，在广袤的中国国土上，千百万中国人开始了长达数年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那时我刚六周岁，回到祖国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就被卷进了逃难的洪流，从此我家随着北平艺专，停停走走地迁校到“后方”。

图2-3 1937年在沅陵与艺专的校友们(左二沙娜，左三陈芝秀，左四王合内，左六常书鸿，左七霍熙亮)

爸爸在杭州接到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发来的电报，北平艺专已经转移到江西庐山的牯岭，要他立即过去会合，开始办学。爸爸赶紧把妈妈和我安顿到上海，独自奔赴江西去了。

刚刚团聚又要别离，我非常舍不得爸爸。分别的时候，我送给爸爸一块马蹄铁，那是欧洲人视为幸福象征的吉祥物，我相信爸爸带着它就会有幸福。谁知后来爸爸告诉我，在南昌火车站，检查行李的警察怀疑他是地下党，硬说这块马蹄铁是特务的联络暗号，不容分说就把他抓到看守所关起来，差点丢了性命。我觉得这太奇怪了：欧洲的宝贝在中国不但没有用，还成了要命的祸害？真叫我百思不得其解。

北平艺专在庐山牯岭没有停留多长时间，迫于战争的发展又迁到了湖南沅陵。后来国立杭州艺专也迁到了那里，并于1938年年初与北平艺专合并，称为“国立艺专”。爸爸担任了迁校委员会委员，战乱时期上千人的大流动困难重重，他每天都在不计其数的事务中忙得不可开交；妈妈和我及其他一些教师的家属则一直跟随学校，在南方各省不断地转移。(图2-2、图2-3)

当年爸爸在法国的老同学、好朋友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等人这时都到了沅陵，大家在逃难路上又聚到一起了。妈妈的朋友圈子又扩大了—知心好友王合内也来到了身边，尽管迎接她的不是安定的新家而是艰难的逃难，可她总算和王爸爸生活在一起了。吕斯百爸爸从法国回国以后结了婚，妻子马光璇在比利时、法国受的教育，也会说一口漂亮的法语，后来在南京大学外语系当教授。他们两家婚后都没有孩子，就把我当成他们的孩子，抢我做干女儿。刘开渠的妻子叫程丽娜，会唱京戏，记得她唱《空城计》扮诸葛亮，声音像个男的，特别洪亮，我当时曾惊讶地问妈妈：她怎么能唱得那么响？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庞薰琹叔叔和夫人丘堤阿姨，他们的孩子庞壔、庞均……(图2-4~图2-6)

图2-4 沙娜(右)与庞壔在沅陵

图2-5 沙娜(左)与庞均

在沅陵时，我虽然才七岁，也开始学着帮助大人干活了。为改善生活我们养了不少鸭子，那时候我们的住所附近遍地都是茴香草，我经常用割下的茴香草为鸭笼子垫底，茴香和鸭笼的混合气味很不好闻，给我的刺激太深了，至今我一闻见茴香味就想起当年的鸭笼子，结果茴香成了我这辈子唯一不吃的蔬菜。

那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和在巴黎时没法比，但爸爸妈妈患难时期和这么多老朋友住在一起，有留学法国的共同经历、有共同的艺术理想，正遭受同样的坎坷，大家同甘共苦，苦中求乐，相互照顾，气氛和谐热闹，又别有一番情趣。忧虑和辛苦都由那时还年轻的大人们承担了，作为孩子，沅陵生活没有让我记住多少艰辛，反而留下了许多新鲜和欢乐。

但是真正的灾难很快就到来了。

由于日本军队步步南进，国立艺专的庞大队伍经过多日艰难的行程，又从湖南沅陵搬到了贵阳，我们暂时住在位于市中心的一家旅馆里。1939年2月4日，星期六，是个云开雾散的大晴天。“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贵阳难得见蓝天，所以大家都很珍惜太阳，一早就外出活动。王合内喜欢养狗，和王爸爸去郊区遛狗了；爸爸到医院探望国立艺专的藤固校长去了；只留下我和妈妈在旅馆楼上的房间里(吕斯百爸爸妈妈随着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继续迁校，已经和我们分开了)。时间快到中午，爸爸和王临乙爸爸他们还没回来，餐厅就在楼下，妈妈和我索性下楼坐到餐厅里等他们回来一起吃饭。

图2-6 沙娜(左)与庞壔、庞均

突然，外面响起了空袭警报，那刺耳的警笛声特别吓人，叫人听了毛骨悚然，餐厅里的人们一下子紧张起来。旁边有人说：“没关系的，是演习!”虽然战事已经逼近，但日本飞机还没有轰炸过贵阳，所以人们听到警报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谁知警报响过没多久，飞机真的来了，炸弹、燃烧弹呼啸着落到我们头上，只听轰隆一阵巨响，天一下子就黑了。妈妈飞快地拽着我钻到餐桌底下，紧紧趴在我身上。四周昏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妈妈喘着气叫我：沙娜!沙娜!我也哭叫着：妈妈!妈妈!……

不知道过了多久，没有声音了，轰炸停息了。环顾四周，一片浓烟中，已经有火焰在燃烧，可以看到身边横七竖八躺着血肉模糊的人，那些茶房伙计刚才还好好的，现在躺在那里，断胳膊断腿，流着血，惨不忍睹，地狱般的景象真把我吓坏了。妈妈也吓得浑身发抖，她完全是凭着本能把我拽起来，东倒西歪地朝着眼前一处亮光走。有国立艺专的人看见我们，大喊：“快出去!往那个亮光出去!”妈妈拉着我就从那个方向走出去了，来到一片空地上，身后旅馆的楼房被炸成了废墟，大火在熊熊燃烧。只见妈妈筋疲力尽地停住脚步，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一下子就跪在地上，再也走不动了。

爸爸那时候正在郊区的医院里，听说日本飞机轰炸市区了，赶紧往回走，他越走越害怕，越走越觉得被炸的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王临乙和王合内在郊外遛狗，和爸爸在不同的方向，这时也不约而同地往我们的住处赶，同样是越走越害怕。爸爸一路心里念叨着：沙娜怎么样了？芝秀怎么样了？走了好久，总算见到了几个国立艺专的学生，他们说见着常师母了，还好，没有炸着。王合内、王临乙赶到我们那里脸色都青了，我就傻傻地站在妈妈旁边，看着他们。

图2-7 妈妈陈芝秀到昆明后重置新的蓝印花布衣裳，重新安排生活

图2-8 1939年在昆明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

图2-9 女眷们的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陈芝秀、王合内、张道藩的法国夫人、吕霞光的夫人和女儿沙娜)

我们一无所有了!妈妈准备布置新家的床单、窗帘，给爸爸带回来的那么多画，瞬间全都被炸光了!曾经拥有的转瞬间化为乌有，我们孑然一身，不知何处为家……一切都像在梦中，美梦还没做完，就被噩梦击碎了。晚上住哪里？吃什么？穿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学校也无法管了，一塌糊涂，我们成了货真价实的难民……好在人还活着，大难不死。

爸爸一筹莫展，后来不知谁想的主意，把我们送到法国在贵阳的天主教会。 那里的神父和修女都是法国人，十分和善，见到王合内是法国人，我和妈妈又是刚从法国回来的，一口流利的法国话，她们就像看见亲人一样，马上接受了我们，安置在教会里住了一个多月，抚慰受到严重惊吓的心灵。

爸爸和王临乙还在忙于迁校事务，统计学校遭受轰炸的损失，有多少老师受伤、有多少学生失踪，等等。对爸爸来讲，最大的安慰就是我和妈妈还都活着。王临乙家的家当也全被炸光了，在教会，妈妈和王合内感觉终于找到了归宿，得到了安抚，非常欣慰。那些法国修女们对我们特别关照，特别亲切，安抚我们，为我们祈祷，告诉我们大难不死是因为有上帝的保佑，我们是善良的人，所以得到上帝的庇佑，我们要有信心好好地活下去。妈妈诚心诚意地感谢上帝，从此皈依了天主教，成了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王合内原来不信教，这时也毫无保留地皈依了。妈妈还让我也受了洗，所谓受洗就是头披白纱，接受神父淋的一点圣水，我乖乖地照做了，那时候我才七岁。爸爸很理解，他不反对妈妈的建议，同意我受洗。我还留有一张受洗时拍的小照片，“文革”时这就成了我的一个罪证，这是后话了。

图2-10 1939年在昆明时重振生活后的全家合影

图2-11 沙娜与妈妈在昆明湖公园

图2-12 一家三口在昆明湖

在教会里住了一段时间，妈妈的精神状态好多了。经历过突如其来的大轰炸，那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场面在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使她遭受的精神创伤太深，以致有一阵她常常木呆呆地跪在那里，看见火就害怕。而有了信仰，获得了精神寄托以后，她渐渐恢复了。她重新置装，安排生活，新做的衣服还利用地方民间的蓝印花布。(图2-7~图2-12)

图2-13 常书鸿，《茶花》，1939年

不久以后，国立艺专又开始分批向昆明迁移，因为昆明还没有落过日本人的炸弹。爸爸先坐卡车到了昆明，当时国立艺专落脚在昆明郊区的安江村，并在乡下开始复课。我和妈妈随后也跟着去了，但是学校哪能安置那么多人呢？到了昆明还是没处可去，于是爸爸又把我们安排到天主教会，在那里住了好久。

我那时七岁，就在位于昆明圆通街的一所名叫“上智小学”的教会学校开始上学了。学校是法国天主教会办的，上午学法文，下午学中文，数学课也像一般学校那样上，我的中文就是在那里正式学的，那时候我已经远离恐怖的回忆，很开心了。

在逃难的日子里，爸爸也一直没有搁置他的画笔，贵阳轰炸以后，他重置了一套新的画具继续作画。面对变化万千的战争局势、颠沛流离的不安定生活，他的画表现的依然是艺术家心中的美好，画画的时候是他内心最平静、情感最稳定的时刻。静物画《茶花》(图2-13)、《平地一声雷》(图2-14)都是他在昆明时画的，《茶花》的画面那么静谧、优美，《平地一声雷》那么富有生命力，充满对美好往事的回忆，满怀对和平生活的期盼。

图2-14 常书鸿，《平地一声雷》，1939年

图2-15 常书鸿，《沙娜像》，1939年

图2-16 1939年在昆明市的母女

在昆明，爸爸还用不少时间为我创作了一幅珍贵的肖像画《沙娜像》(图2-15)—爸爸把我置于一个以装饰性手法营造的安静舒适的儿童房间里，我穿着母亲刚给我做的新衣裙，新买的凉鞋、白袜子，抱着庞伯母丘堤送给我的自制布娃娃，坐在藤椅上。记得当时爸爸一边画一边和我聊天，给我讲了不少童话故事，画中想象的木马玩具、卡通式的“象群”、有小房屋图案的壁纸，都是和童话故事同时出现的，他幻想出了一幅法国式的儿童乐园图，那熟悉而美好的感觉使尚未走出恐怖阴影的我忘记战争，在慈爱的父母身边享受到难得的快乐。(图2-16)

早年就在法国结下深厚情谊的四家人，如今同住在凤凰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