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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 “身体转向”:一种反本质性的当前的历史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正义伦理研究:以“身体政治”为中心 作者:宋红岭


序言二 “身体转向”:一种反本质性的当前的历史

罗鹏(Carlos Rojas)

“语言学转向”,该说法是奥地利哲学家古斯塔夫·伯格曼1960年在一篇文章中先提出的,用来阐述20世纪西方哲学对语言的一种新的理解,不再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工具,反而开始关注其内涵的复杂性,甚至开始把哲学问题本身都看成是一种理查德·罗蒂所谓的“语言问题”。“语言学转向”后来用来阐述的不仅是哲学中的转向,而且是20世纪中许多不同领域的转变,包括历史、人类学、文化研究等等。

从“语言学转向”概念被提出以来,好几个类似的概念也出现了。比如说,1970年代初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说法,指的是学术界各个学科开始更加关注一种文化上的研究,而脱离一种单一性的以观察或实验为依据的研究。与此类似,1990年代出现了一种“视觉转向”或者“视觉文化的转向”的说法,指的是20世纪后半叶各人文学科跟社会科学领域对视觉进行一种新的理解,不再把视觉只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媒介而已,而是开始关心不同文化、知识论系统对视觉的不同理解,甚至认为不同的观看方式会创造不同的思路、世界观,以及意识形态

按照类似的逻辑,21世纪初开始出现的“身体转向”这种新概念,指的是近几十年以来各个学术领域对身体的新理解,不再把身体看成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而开始考虑许多不同身体话语以及文化、社会跟政治上的影响。这种“身体转向”反映出几个不同的思路倾向——包括后现代主义开始解构一种传统的身体/精神的二元对立;医学跟生物学完全改变了我们对身体的理解;人类学、社会学等开始批判一些传统对民族、人种等观点的理解;性别研究中开始解构男/女、性/性别、异性恋/同性恋等二元对立;后人类主义解构人类/动物、生命/机器、生/死等二元对立。结果就是在该“身体转向”下,许多传统的对身体的理解都被排斥了,不过许多新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也同时出现。

宋红岭博士《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正义伦理研究——以“身体政治”为中心》这本书的启发点就是所谓的“身体转向”。该书不仅较完整且非常清楚地总结了20世纪与“身体转向”有关的一些主要概念,而且也对当代中国文学、文化以及政治所包含的身体话语跟身体概念做出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从“文革”时期的革命叙事,到“文革”后的新启蒙叙事,再到“70后”的消费叙事,此书十分详细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各个历史阶段对身体与政治的不同理解。

宋博士的这部论著运用了许多理论和研究方法,比如政治性的批判、文化研究的方法,以及心理学的分析等。这反映出许多不同的思想前提,不过其中也有许多十分重要的相似之处。比如说,书的第一章中宋博士详细地介绍了法国心理分析家雅各·拉康所谓的“想象的层次”,解释说“当主体与外界接触时,人们所认识到的形象总是客体的一个变形,是人们想象中的形象”;同时,也介绍了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认为婴儿是通过看“自己”镜中的形象才建立了一种自我认同,才能够把“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份看成是一种完整的东西。拉康认为镜像阶段就是婴儿进入“想象的层次”的时刻。类似的,第二章中宋博士介绍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十分有名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认为国家并不是一种本质性的东西,而是被“想象”出来的。具体说,安德森认为一些与“印刷—资本主义”有关的社会现象(比如报纸、期刊等)让人民认出“自己”的国家,让他们以为自己跟许许多多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同胞们都有一种十分密切的关系。

拉康跟安德森两种理论之间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认为自我或国家本来就是一种虚构性或者想象出来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都认为自我跟国家不是本质性的东西,而是文化、社会、思想跟想象所建构的现象。在此书中,宋博士所关注的观点包括一种本质论的思想理路,把一些依情况而定的特征看成是基本的而且固定的因素。他不仅批评一种本质论的话语,而且他自己话语中也偶尔使用“本质”这样一种概念或者词汇,比如“本质上讲”(用来描写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相反相成的异质同构关系”)、“本质特征”(反讽地用来说明后现代主义反对传统本质论的影响)、“从本质上讲”(用来描写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一种新的启蒙主义叙事,以身体为主,有别于一种传统的“文革”话语)等等。不过最有趣的一个例子也许是此书第一次提到“本质”这个词。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宋博士暗示中国传统的道教在一些方面就预测了一些现代或者后现代的身体的观点:“道家的观念里,身体是自然天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存无全在天成。正像阴阳、高下、黑白、有无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对立一样,有身、无身、贵身、贱身也没有本质的区别。”然后就提到《道德经》中的例子。不过这里说明“没有本质的区别”时,到底指的是哪种本质?是否指的是后来关注的本质论中的“本质”,或者是本质论思想理路之前的一种“前提性本质”?是不是像拉康的“镜像阶段”以及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样,只有一种整体性被“想象”出来以后,才有可能延迟地认出这种整体性以前的缺少?换言之,做思想史就不得不面对这种时代错误的冒险,不过只有通过这种冒险,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当前的历史。

 

  1. 杜克大学副教授。
  2. Gustav Bergmann,“Strawson's Ontology,”Journal of Philosophy 57(19):601-622(1960),reprinted in Gustav Bergmann,Logic and Reality(Madison,WI: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See also Richard Rorty,The Linguistic Turn:Recent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1992).
  3. Angela Delle Vacche,The Visual Turn(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2).
  4. Maxine Sheets-Johnstone,The Corporeal Turn:An Interdisciplinary Reader(Exeter,UK:Imprint Academic,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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