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电视纪录片里程碑性的人物之一、中国电视著名栏目《东方时空》的缔造者之一、中央电视台高级记者陈虻同志，在与胃癌抗争九个月后，于2008年12月23日0时23分，不幸与世长辞，年仅47岁。他的离去，使中国电视事业失去了一位不懈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中央电视台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新闻中心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战友，家庭失去了一位挚爱的亲人。

从1985年至今，在23年的电视职业生涯中，陈虻同志为中国电视事业奉献了经典作品、奉献了品牌栏目、奉献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奉献了青春、奉献了健康、奉献了生命。

——摘自《陈虻同志生平》

当时，网络上有关陈虻的悼念文字犹如井喷，不仅来自他所供职的央视新闻中心，而且来自全国的电视圈、媒体圈。八宝山公墓东厅，近两千人伫立在严冬的寒风中，排着绵延的长队，等待着和他最后的告别。

陈虻的很多同事、同行们，把这次告别视为“向一种精神力量的致敬”、“与一个时代的告别”。

陈虻的生命属于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起始于1993年的春天，发端于早晨的节目《东方时空》，被喻为电视人“延安”的新闻评论部，这是“理想主义者啸聚挥帜”的时代。

因此，当我们着手保存网络上的悼文，开始收集、整理陈虻资料的时候，心里就很清楚，我们所做的，不仅是在纪念一个人。陈虻个体命运的背后，有着央视新闻评论部黄金时代最深的烙印。他的新闻理念、精神追求和人格力量，都可以在当年这个“理想者部落”里找到同类、知音和战友，他是他们的代表。

尽管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尽管陈虻英年早逝，但留下的遗产宝贵而丰富，应该传承。在继续前行的时候，需要回头看看。正如陈虻多次引用的卡里·纪伯伦那句名言：不要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

※一※

整理工作从“陈虻语录”开始。

陈虻生前，在电视圈里，央视还有一些地方卫视，就有一些“陈虻语录”被口口相传。去世以后，在网上能收集到的关于他的纪念文字中，我们发现多篇多处提及陈虻箴言似的话语风格，提及“陈虻语录”。央视新闻中心主办的一份内刊《央视新闻周刊》，在总第150期《永远的陈虻》特刊中，还辟出“陈虻语录”专页，刊登了他的12条语录。

语录的称谓，最早源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所在的“南院”。

在这里工作过的编导、记者都经历过陈虻的审片。这位部门主任审片与众不同，他经常是边审边讲，审完以后，还要总结点评。一个十几分钟的片子，他会花上半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分析讨论，并很快地提炼出一些观点，或者叫做“警句名言”。

于是，陈虻审片，成为“南院”的一道风景线。每当他坐在编辑机前，仿佛有一个磁场吸引，会不知从哪里突然聚拢来很多的人，周边围起一道人墙。只见众人掏出本子，忙着记下他的真知灼见。

陈虻说话，带着语录体的味道。他擅长归纳与分析，有哲理性的思辨色彩，逻辑非常清晰，纲举目张，便于记忆与传播，因此很快就流传出若干条。例如：生活中的一切发生都是我们拍摄的机会，而不是我们拍摄的障碍；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而要努力感受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是在表述某种存在，而是在努力寻找存在的原因；等等。以至于陈虻后来自己也经常引用，在审片的时候，在和部下聊天的时候，他会冒出来：陈虻语录第8条、陈虻语录第13条云云。

有一次，《东方时空》的一位编导，顺路搭陈虻的车，在车里有一段关于语录的有趣的对话：

这位编导问：“真有这么一本陈虻语录吗？油印的也行啊，多有用呀。”

陈虻呵呵一笑：“我等着以后出呢。”

“那我现在就把您讲的话记下来吧。”

陈虻认真地说：“要真写这么一本书，我就得找个完全不会做片子的人，让他一上来就做片子，生拍，我在旁边瞧着，遇见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那样我就把语录全想起来了。”

他的大部分语录，带有很强的实战、操作性质，覆盖电视新闻生产全过程。还有一部分语录，关注的视野从节目到栏目、从栏目到频道。尤其后期，他在孜孜不倦地构建新的电视理念，致力于推出一批批新的节目形态。

陈虻说：“拍一部片子只能谈创作体会，拍十部片子可以谈创作经验，拍一百部片子才可以谈创作规律。”陈虻这些实战性、操作性极强的“语录”，从亲身的创作经历和“阅片无数”的审片实践中总结提炼而成。“语录”背后，包含着深刻的理念，那是他对电视的属性和本体规律的思考。这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内省的过程，包括重新检讨电视人与观众的关系；认识大众传媒的传播特性；尊重影像传播规律；找到属于电视本体的表现手法；纪实影像的创作理念与规律等等。

还有一些“语录”在整理的时候，我们就被陈虻的“先见之明”所震撼。时下电视新闻节目、栏目、频道存在的一些老问题，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其实陈虻在好几年前就有所预见、有所思考，甚至有他自己的答案。现在回过头来，再听他当年说的话，不得不感慨：陈虻具有无法追赶的智慧。

本书的第一个特点：以“陈虻语录”结构与编辑。除了前言，全书19篇的标题、每篇各节的小标题，都是陈虻语录。部分篇章的文中还有一些段落用黑体标出，也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陈虻语录”。做这样的设计，一方面力求还原陈虻极具个性的话语表达方式，全面体现他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希望帮助他实现

那个遗愿：“我等着以后出呢！”

※二※

认识陈虻，是在2003年的一次国际获奖电视节目研讨会上。茶歇的时候，一个长发飘飘、俊朗帅气的年轻人，向我冲过来，“自来熟”似的自我介绍：“我是陈虻。徐老师，我一定要认识您。”

后来我问过他，为什么一定要认识我，他说：“凭直觉吧，您和别的大学老师不一样。”

我还留着他当时递给我的名片：《东方时空》红、绿、蓝，像眼睛一样的Logo。陈虻总制片人。还有一行圆珠笔写的阿拉伯数字。当时，他从旁边一人的手中讨来一支笔，很认真地写下，告诉我：“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从此，这个号码成为我和陈虻之间的主要联系方式。其实使用的次数并不多。我对他产生强烈的兴趣和关注，是从2004年夏天，他到我家里的一次长谈开始。

那天，窗外树上，蝉鸣不止；窗内桌旁，陈虻口若悬河。从上午九点多，一直聊到午后。

我的脑海里至今还留着一个鲜活的印象：他抬手看看表，神色吃惊：“哎呀，怎么这么快，都3点多了。”利索地起身，掐灭手中的香烟，往后一捋长发：“我该走了，回台里看片子去，今天没聊够，下次再聊啊。”

刨去午饭的时间，不知不觉，我俩聊了6个多小时。基本上是他说我听。

语速不快，语调平和。陈虻的表达有一种直取核心的力量，犹如快刀斩乱麻，三言两语，就解决掉一个问题。我已经不记得究竟解决掉多少个问题了，只记得那次长谈的主题是关于电视纪录片与电视新闻，从纪实理念、选题、拍摄，到栏目化、频道化，几乎无所不涉。他不断提出问题，然后和我简单讨论几句，就自己直接回答。

当时我的第一印象：真懂电视，精通业务，口才极好，才华横溢。

陈虻终于谈到找我的目的了：他想建立针对电视媒体人的培训课程体系，尤其想办纪录片的培训班。

他问我：“我是不是有点好为人师呀？我跟您谈的这些内容有价值吗？”

我说：“当然有了。不仅可以培训业内的，就是对大学新闻教育也极有价值。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理论联系实际这么彻底、明白的课程呢！”当时我就邀请他到北大开讲座。

后来，他忙，我也忙。我们之间有过一些电话联系，断断续续地讨论培训课内容和办培训班程序等。转眼间三年过去了，2007年夏天，他第二次到我家里来，又是6个多小时的长谈。这次，陈虻已经和我具体讨论到如何办国际培训了。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做了一些调研，有了更新的一些计划，甚至画出了一个培训的路线图。

我很支持他的想法，而且非常希望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把培训课程直接引入到北大的新闻实务教学中。我本人是记者出身，跑了近30年的新闻以后，转行到大学教书。我深知时下大学新闻教育的“空中楼阁”，不接地气，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能够请到像陈虻这样业界的领军人物，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来教书授课、培养学生，建立起大学与媒体实践接轨的新闻实务教学模式，是我从教以来的夙愿。

我把这个意思和他说了，他恳切地表示：“徐老师，其实我对教育、对培训真的有兴趣，特愿意和您一起干点事儿。根据我的经验，学会用影像叙事，有思想的锐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一个大学毕业生全面地培养出来，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这个判断，后来我在整理陈虻的讲课录像时，几次听到了。

见陈虻的最后一面，是在他的病床前。那天在和陈虻告别的时候，我向他再次发出邀请：“等你的病好了，不要在央视工作了，做电视太累了。你到北大来，到我们学院来教书吧，你一定是一个好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等着你。”

陈虻走了，不可能出现在北大的新闻实务课堂上。但他留下了一些讲课录像，还有为央视的一些栏目、一些地方电视台培训的录像。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常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又把我带回陈虻两次到我家的长谈中，很多话他当时都说到过，也是他要建立培训课程的一些思路。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按照一本电视新闻实务教材的框架来结构和编辑。第2篇至第19篇是18个专题，各专题有自己的体系，彼此之间又互有联系，每个专题都标有“关键词”，即这个部分的主要知识点。书名的副标题：《陈虻，我们听你讲》，也意味着走进陈虻的培训课堂，他的讲授还在继续。

当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教科书，我想做一个打破常规的“另类”。

这个结构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纵向的叙事维度，即基本以陈虻1993年至2008年在央视工作的时间轴展开，除记录整理了陈虻的口述以外，也辅之以相关人的一些回忆和概要式的背景材料。可以视为给央视新闻改革黄金时代留下的一段口述史吧。

※三※

整理陈虻留下的资料，很费了一些时间。寻找、提炼陈虻的语录，花了更大的功夫。

我的博士研究生张海华曾就职于《新闻调查》栏目，对于这项工作，有着特殊的情愫。她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搜材料、扒带子、敲文字。2009年底，我们曾经拿出八万多字的第一稿。但看过此稿的陈虻的同事们不满意。

我自己也不满意：初稿里只有骨头，没有肉。把陈虻生动活泼、有生命力的话语，抽离了背景和语境，局限在我们自设的一个概念化的框架中，几乎变成干巴巴的教条。

其实在开始做的时候，陈虻的部下、挚友李伦就提醒过：“陈虻的思想往往来自于实践中的刺激，所以他的工作、生活和思想间有很多纤细的联系，选择标准要既丰富又苛刻。”

停笔了一年。一方面寻找新的文本样式；另一方面也在思考做这件事是否有意义，我有没有能力承担。

为改进新闻教学的需要，2010年底我在新浪开了微博、2011年底开了博客。网络互动写作的快感和微博“全民联播”的魅力，为我打开了一扇大门。有一天，突然想到：何不把“陈虻语录”放到网上试试深浅？看看网友反应如何？

于是，在陈虻去世三周年之际，我开始推出《陈虻，我们听你讲》系列博文，并用我的微博助推。前两篇发出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承载全书内容的合适框架，边写、边发、边体验、边调整，真是摸着石头过河。反响出乎意料的热烈。每条微博几乎都被几百次地转发，第一篇博文的阅读量30个小时就超过了6万。陈虻的战友、同事、部下、同行们的踊跃留言、评论，让我感动，他们都没有忘记他。网友老记生涯说：期待成书，让更多的朋友了解阿虻的想法和经历，让我们自己也有一次向阿虻反省的机会。网友＠陈耀文_斯基说：别着急，慢慢来。他的东西还会再一次发挥大能量的。

一篇篇发出去：文体、文风、语态，也在笔下逐渐找到感觉。基本确定了前面说过的：以“陈虻语录”结构与编辑成书、以电视新闻实务教材结构与编辑成书的基本框架。

一篇篇发出去：博文的阅读量，被收藏，被转载的数量也持续增高，有3篇博文的阅读量都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了10万。评论的力度也在加大。发到博文之六《结构的力量可以改变叙事的深度和走向》以后，从留言、评论里明显感觉到，关注的网友面越来越大，不仅有媒体圈的，从老总到记者，还有各行各业的网友。我现在的同行——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老师们也给予了很大的认同，网友＠50心不由己说：今年研究生复试题就选择了徐老师关于陈虻的一篇文章。

不少网友一直追看这个系列，发文间隔时间稍长，就有询问：还有下文吗？何时成书？网上的督促，让我不敢懈怠，因为这是大家对陈虻的期待。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保持了网络写作的某些特色，全书内容以系列博文的方式呈现、结构与编辑。20篇中有13篇在新浪博客上发表过，当时为便于网络阅读，每篇字数控制在3500字左右。这次成书时，除增加了7篇新文，还将这13篇都充实了一倍以上的内容。网友的反馈，有些被直接采纳在博文中，有些作为“附文”放在相关博文的结尾处。

感谢网络的助推，感谢网友的互动。如果没有网络，也不会有今天放在您面前的这本书。

陈虻生前也曾感慨互联网强大的沟通作用。2001年11月20日他第一次在央视国际和网友交流。两个多小时的网聊，越到后来，对答的回合越频繁，交流得越尽兴。

网聊在结束时陈虻说：“我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网络技术，但我还是要谢谢他，因为没有他就没有我和大家的相识。我也谢谢大家，就像刚才一位朋友说的，人和人之间并不遥远，说不定哪天我会在马路上和你追尾，再见朋友！”

1. 李伦：1993年加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任编导。后任《社会记录》、《24小时》栏目制片人，现任《看见》栏目制片人，综合频道节目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