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民国老校长》和《民国教育家》问世以后，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对我说：“你能不能写一本有关民国以来的科学家的书呢？”最初听到这个建议，我委婉地拒绝了她的好意。之所以如此，大抵有三个理由：首先，民国以来的科学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研究和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要想对他们的工作和人生进行一番梳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其次，我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后来虽然混迹于专业人员队伍，但一直从事有关人文知识分子的写作研究，对自然科学领域的人和事知之甚少，所以不敢轻易触碰；第三，我们生活在一个专业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按照专业分工，我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冒冒失失闯入自然科学领域，岂不是犯了“隔行如隔山”之大忌？

但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探索未知领域，何况我年轻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科学家！如今我已经年近古稀，如果再不抓紧机会，也许这辈子就真的与自然科学无缘了。因此，经过半年多的思考，我觉得如果能够静下心来，找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是一件既有趣又刺激的事。之所以这样讲，也有三个理由。第一，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大主题，这些年来，大家对民主、自由的讨论早已深入人心，相比之下，人们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以及科学家的命运却似乎关注不够。所以，研究民国以来的科学家有助于弥补这方面的缺憾。第二，多年来我对民国历史的研究情有独钟，并且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心得和资料，如今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科学家领域，应该没有太大障碍。第三，与人文学者以及社会科学家相比，自然科学家的文字著述不多，所以他们更容易被人遗忘。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发现自然科学家们确实具有独特的风采。比如就工作状况而言，他们“那种耐性，那种毅力，那种忘我的求真的努力，那些足以令人气馁的失败，以及忽然发现或证实的刹那间的那种真正的精神上的愉快和高兴”(胡适语)，是其他人难以想象和无法体会的；他们那种“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里解放出来”的努力，也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所以，胡适认为科学史上那些大科学家的传记材料，是鼓励人们探索真理、追求幸福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由此可见，关注科学家甚至为他们树碑立传，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据我所知，自民国以来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其中有数学家冯祖荀、胡敦复、熊庆来、何鲁、姜立夫、樊畿、江泽涵、陈建功、苏步青、段子燮、华罗庚，有物理学家叶企孙、胡刚复、饶毓泰、萨本栋、吴有训、严济慈，有化学家任鸿隽、曾昭抡、侯德榜、庄长恭，有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李四光，有生物学家胡先骕、陈桢、李继侗、童第周，有气象学家竺可桢、赵九章，有农学家秉志、董时进，有医学家张孝骞、林可胜、黄家驷、林巧稚、杨崇瑞，有工程技术专家顾毓秀、周仁、凌鸿勋、沈怡、茅以升，等等。这些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但有动人的故事，而且在做人做事上也有傲然正气、铮铮铁骨。比如数学家何鲁，不仅指责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是寡廉鲜耻的道德举措，还嘲笑蒋介石是“孬种”，认为“今日中国，赵高太多”。又比如物理学家叶企孙，全面抗战开始后，他的学生熊大缜离开清华投奔八路军冀中军区，曾发明了烈性炸药和地雷、雷管，并受到聂荣臻的接见。但是没过多久，此人却以莫须有的“国民党特务”罪名惨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两弹一星”功臣中有叶企孙的许多弟子，但是他本人却备受冷遇。“文革”开始后，他又因为“熊大缜事件”遭受牵连，并于1977年在极度痛苦中去世。再比如气象学家赵九章，他早年与竺可桢齐名，是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国民党败退时拒绝前往台湾。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培养了大批气象人才，还积极投入空间科研事业的创建工作，从而对中国人造卫星上天做出重要贡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特殊人才，却在“文革”开始后屡遭批斗，最后因不堪忍受而选择自杀。

从上述挂一漏万的名单中，我发现科学家的传记材料不仅如胡适所说，是鼓励人们探索真理、追求幸福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而且还是反思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所有这些，都是让我在2014年元旦这一天拿起笔来开始工作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