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第4卷·1） - “奥维奇金派”特写从苏联到中国

“奥维奇金派”特写从苏联到中国

牛婷婷^*

摘要：“奥维奇金派”特写在向中国文艺界传播的过程中遭遇了时间上的迟滞和态度上的冷热反转。它本身也经由合法化和本土化，以变异的形式纳入中国本土的文类秩序之中。在传入中国后，其“侦察兵式”的机动、敏捷的文体功能受到了重视，被用于展现和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但其批判性的内核——“干预生活”和虚实结合的手法，则遭遇“水土不服”，面临被剔除或转化的命运，并随着语境的变化被反复溯源和重释。究其原因，传播语境直接影响着受传者的“期待视野”和受传者距离本源信息的远近，进而影响受传者对于信息的选择和处理方式。所以，尽管苏共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制度层面的影响，但在具体的制度实践和制度操作中，来自苏联的文学资源也必须经过语境化的再造。

关键词：奥维奇金派；特写；干预生活众所周知，中国50年代中期盛行一时的特写是“进口”于苏联的文体，其中，“百花”时代以刘宾雁为代表的“干预生活”的特写更被视为“奥维奇金派”直接影响之下的潮流。因而，50年代的特写和“干预生活”口号的传播过程往往被简单化，用于佐证中国当代文学对于苏联文学资源的直接吸收。但事实上，“奥维奇金派”特写从苏联到中国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阶段性过程，既有时间上的迟滞和态度上的冷热反转，有本土化和合法化的变异，又有反复的溯源和重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学语境的变化决定着受传者何时接受、如何接受，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接受苏共文学。质言之，与其说中国文艺界从苏联“进口”了“奥维奇金派”特写和“干预生活”口号，不如说是中国文学界基于具体的“期待视野”对苏联的文学资源进行了语境化的解读和再造。

一、“奥维奇金派”与反“无冲突论”

1952年9月，《新世界》杂志刊载了奥维奇金的农村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这部特写围绕区第一书记包尔卓夫和第二书记马尔登诺夫之间的龃龉、分歧，不遗巨细地揭示了集体农庄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在当时盛极的粉饰现实的“节日文学”之中，这部作品展现了与《曙光照耀着的莫斯科》《光明普照大地》大相径庭的现实，实属异端，无怪乎经历了重重困难才得以发表。据《苏维埃俄罗斯报》采访奥维奇金的一篇报道称：“1952年秋，莫斯科的许多编辑都读过那个篇幅不大、标题不甚醒目的手稿《区里的日常生活》。说了不少好话，可是稿子仍旧退给了作者。杂志上发表的尽是些四平八稳的粉红色的作品，而这位来自宁静的俄罗斯中部尔戈夫地区的作家却提供了那样的冲突，对生活中的尖锐问题写得如此集中的作品，以至于在编辑部里向他说些捧场的话都不得不放小声点。”

距此文发表五个月之前，苏联《真理报》已经发表《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一文，对笼罩在苏联戏剧界乃至整个苏联文艺界的“无冲突论”发起了批判。尽管《真理报》这篇社论的出现与斯大林1952年初对其之前一些观点的修整和补充有关，但仍然难以撼动长期形成的理论惯性和政治基础。此外，自1946-1949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等决议之后，文艺批判运动手段之严厉，令人噤然。文艺领域严苛的清规戒律助长了“无冲突论”的蔓延。

在这种情况下，奥维奇金这部穿透安详欢乐的生活表象，揭示集体农庄和党的干部工作中的阴暗面的特写，就与反“无冲突论”的思潮密切联系在一起。《新世界》杂志将这部作品发表出来，可谓对《真理报》社论做出率先而大胆的回应。一个月后，1952年10月，马林科夫在苏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苏维埃文学和艺术必须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我们需要苏维埃的果戈里和谢德林，他们的讽刺像火一样把生活中的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东西，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都烧毁了”，“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必须在作品中无情地抨击在社会中依然存在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的现象”。此后，批判“无冲突论”的声音逐渐壮大起来。奥维奇金这篇特写也被誉为反“无冲突论”的“第一只春燕”，不仅在文艺界被视为发聩之作，而且在许多边区农村区委书记会议上热烈讨论。接着，1953年7月20日和23日，《真理报》刊登了《区里的日常生活》续篇《在前方》，1954年和1956年，奥维奇金又发表了三篇特写——《在同一区里》《亲自动手》《艰难的春天》，与此同时，在其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揭露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作品，如卡里宁的《中等水平》，田德里亚科夫的《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沃罗宁的《不需要的荣誉》《一个农艺师的札记》，多罗什的《农村日记》，扎雷金的《今年春天在蒲扬诺夫卡》等，这些作品以特写的形式揭示农村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被评论家称为“奥维奇金派”。

除去在反“无冲突论”思潮中的文学地位，就文体来说，“奥维奇金派”特写也别具风格，较之传统的特写有所革新。特写是俄苏文学史上一种古老的文体，在现代报刊出现后，特写作为一种新闻体裁用来记述旅途见闻，摹写人物，发表政论，以言无虚发、用语精练、刊登及时见长。十月革命后，特写承担了与国家建设相应的文体功能。高尔基在《论文学》中指出，特写是“认识自己国家”的恰当的形式，“‘特写作家’向千百万读者叙述了，在苏联广阔无垠的土地上，在应用工人阶级创造力的一切地方，人们以自己的毅力正在创造着一切”。以高尔基主编的特写集《我们的生活》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特写更加注重政论和研究的立场，通过敏锐的洞察力发现重大社会事件中和英雄模范人物身上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加以忠实的描摹和精确的刻画，发挥宣传和教育的意义。其中，真实、准确的细节被认为是特写这一报刊文艺体裁的基本规则，也是特写与小说的区别之处。波列伏依就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她在苏共中央直属党校所作的讲演中强调：“特写作家所描绘的当代人物的画像，一定要绝对真实，甚至在细节上也得准确。”“小说作家的创造形象，是概括了自己对生活的许许多多的观察，也就是把它们综合起来了。然而特写作家却完全相反，他们要从生活在自己周围同时代的人们之中，找寻出一个人，这个人的生活要能够完完全全体现出他的创作意图，能够反映出时代的最典型的特征。”事实上，“真实”与否取决于一定的真实观。因此，尽管一再强调对具体真实的记录，这类特写的真实性仍限于某种“预设”的限度，服务于歌颂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和进程，树立时代英雄模范，传达政治立场的文体功能。

“奥维奇金派”特写不仅突破了传统特写背后的真实观，而且挑战了特写必须在具体细节上求真实的原则，将虚构和纪实融合起来。奥维奇金认为，在记录真人真事的特写之外，还有允许作家借助想象和虚构概括社会现象，提出问题，发现和解决矛盾冲突的研究性特写。“奥维奇金派”特写不拘泥于具体一事一人的真实，更注重对表象的分析和研究，想象和虚构即是对现象进行艺术概括的手法。这类特写其实糅合了小说和特写两种文体，既吸收了小说长于提炼归纳的优势，又保留了特写的敏捷和机动，在苏共十九大之后受到追捧。波列伏依在讲演中将这类特写称为“分析特写或批评特写”，一方面称赞其揭发和抨击落后现象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有所保留地指出，里亚波夫的特写在社会评论方面也是尤为出色，并因主人公有确切的地址而更加强劲有力。透过波列伏依这一态度可以得知，在当时的苏联关于特写是否应当完全真实存在争议。尽管如此，作为争议的一方，“奥维奇金派”特写在苏共十九大后占据上风，并且大大提高了特写这一文体的地位和关注度。批评界多次指出，应当重视这种“最富战斗性和最有效的文体”，改变其“次等文艺”的地位。

二、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和合法化

“奥维奇金派”特写和苏共对特写这一文体价值的“再发现”，并没有即刻传播到中国文艺界。将近一年后，国内才开始集中译介关于特写的论述。1953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萨斯拉夫斯基发表于6月7日《真理报》的《关于特写的几点意见》一文。几乎同时，波列伏依在苏共中央直属党校所作的讲演也经李相崇翻译以《论特写》为题在《译文》上发表。这两篇文章虽然都强调特写的战略意义，但都未提及风头正健的“奥维奇金派”特写。其中，波列伏依一文是李相崇根据《青年近卫军》（1952年6月号）上发表的内容翻译的。其实在1953年出版的单行本中，波列伏依已经增补了关于苏共十九大后新崛起的“奥维奇金派”的内容，但李相崇用的是初版本，故此篇译文并无关于“奥维奇金派”的内容，也没有波列伏依在苏共十九大后对于特写的新认识。苏联文艺界备受瞩目的“奥维奇金派”特写，迟至1954年才译介到中国。对于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中国文艺界来说，此举显然颇有深意。《译文》于当年5月号以头条的位置刊载冰夷（刘宾雁）翻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又紧随其后发表彼得罗相的评论《从生活出发——评奥维奇金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作为译介外国文学的权威刊物，以接近三分之一的版面译介这部作品，不可谓不重视。五个月后，奥维奇金随苏联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中国，其间曾两次应邀作关于特写的报告。这两次报告经刘宾雁翻译，以《谈特写》为题发表于《文艺报》1955年第7、第8号，编者特为这篇译文作了附记，强调奥维奇金对特写的分析应当引起文艺工作者的注意，显然有推崇之意。然而此时距《区里的日常生活》在苏联发表毕竟已逾两年之久，时间上的延迟，以及态度上的冷热反转耐人寻味。

特写在奥维奇金一行访华后数月喷薄而出，在此之前，虽然“特写”已经在苏共文学的影响下进入中国社会主义文体命名之中，但直到1955年前后，才骤然成为风行各级刊物的文体。几乎各级文学刊物都开设了专栏，集中发表特写作品。然而从质量上看，这些特写并非“奥维奇金派”的风格，而是以记录真人真事为主，意图展现工业建设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农业合作社的大好形势，赞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英雄模范，满载歌颂的激情。文体特征也颇为暧昧，尚未与散文、报告文学、通讯等区分开来，往往在“散文·特写”的栏目名称之下，与散文混在一起发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特写选》，也未将散文和特写明确区分。特写受奥维奇金的触发风行，却又并不以“奥维奇金派”为宗，如此反差同样值得深思。这也就意味着，“奥维奇金派”不仅在向中国文艺界传播时受到了阻碍，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了接受主体选择和转化。

细读《译文》1954年刊载的彼得罗相评论奥维奇金特写的译文发现，此文的着力点始终放在“典型性格”的塑造这一问题上。不仅没有就文体本身（例如与奥维奇金特写之于传统特写的创新之处、虚构性与真实性的关系等）做文章，而且将反“无冲突论”要揭示的矛盾和冲突具体指为正面性格形成过程中的新/旧矛盾和克服缺点的斗争。选取此文为奥维奇金特写的接受奠基，与中国文艺界对于苏共十九大前后的文学观的接受保持了相同的步调。尽管马林科夫的报告及时地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其中关于文学艺术的部分还被摘录于《文艺报》，但理论家对此篇报告的讨论集中在其中关于“典型”的论述，而对于揭露矛盾和冲突，批判缺点、恶习等观点并未积极回应。《文艺报》1953年第1号刊发的社论《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从标题句法上看，似在模仿《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然而在内容上与后者侧重不同。此文所谓“落后”，指的是文艺界不能及时深入地书写当前的工业建设、农业合作化建设和军队的战斗。

奥维奇金对于特写的介绍同样经过了选择和转化。在报告中，奥维奇金把特写比作文艺战线上的“侦察队”，号召作家利用特写的敏捷性和机动性“干预生活”，并向听众和读者介绍了研究性特写。所谓的研究性特写与小说非常接近，“在形式上是特写，在内容上基本上与小说差不多”，不拘泥于真人真事，一人一事，借助想象、虚构概括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区别仅在于研究性的特写文体形式自由、机动。他说，“假如我写的是小说（长篇、短篇），事实上我是告诉读者我有义务使读者看了有兴趣、有意思，引人入胜。我写特写，我就没有告诉读者说你一定能在我的作品里找到有趣的情节、复杂曲折的故事、出人意料的结局。”对于中国文艺界来说，奥维奇金的论述颇有新颖之处，对既有的文类秩序构成了冲击。此前，国内只有记录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和作为新闻体裁的特写，且并不受重视，更没有虚实结合的研究性特写。奥维奇金此番讲演将这种文体推介到了中国，同时把“干预生活”的口号直接传入中国。

然而从传播的效果来看，特写“侦察兵式”的机动性和敏捷性受到了重视，被用于展现和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其批判性的内核——“干预生活”和虚实结合的手法，则遭遇“水土不服”，引起了争议，面临被剔除或转化的命运。

首先，关于特写能否虚构的问题，批评家们一度陷入困惑，秦兆阳在给读者的一封回信中说：“我不知道特写与小说的严格区别……关于特写是否完全要按真人真事写，或真到什么程度，尚无定论，在苏联，作家们意见也不一致。”由此可以窥见由奥维奇金在中国文艺界引发的对文体界限的再思考。在奥维奇金看来，特写要比小说自由无拘，可是在传统的文体观念中，特写属于非虚构类文体，记录真人真事才是首位的任务。对此，魏金枝比较委婉地接受了特写可以虚构的观点，把记录真人真事与通过虚构进行概括这两个方面调和为一体，指为特写的文体特征：一方面，特写以记录真人真事为特征；另一方面，特写可以对真人真事加以“丰富”、“移易”，“在细节的安排上根据人物的性格，加些适当的想象”。但是，虚构和想象要以正确的立场观点为前提，以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深刻的艺术经验为基础，如此记录真人真事加有限制的虚构的方法，是为了塑造更高程度的典型，更集中鲜明地表现现实。不久之后，报告文学界掀起了关于真实性的讨论，围绕报告文学是否应该虚构、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等问题，何直、刘白羽、井岩盾、夏衍等人展开了辩论，这场辩论并没有作出定一之说，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关于报告文学真实性的争论仍可看作其余响。但总体上看，在50年代中期占据上风和主流的，是特写必须以真人真事为限制的观点。从写作实践来看，当时发表的特写作品也多是写真人真事的。

其次，指向对现实的批判性分析的“干预生活”口号的批判色彩弱化，被“转用”作发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巨大成就和模范人物的号召。在当时，大规模的特写创作受到自上而下的引导和提倡，主要以征文的形式展开，例如1953年3月《人民文学》发起的“在工业战线上”征文，广泛征集通过特写、通讯、散文等文体反映工业建设的作品，号召作家深入工厂一线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之中，勾画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时代风貌和劳动模范。

可见，奥维奇金的特写观传入中国以后，首先便被糅合进以高尔基、波列伏依为代表的传统特写观中。后者对中国的非虚构类文体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中国的通讯、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正是在苏联传统特写观的影响下建构起来的。故而，由奥维奇金一行引爆的特写热潮，以与散文并置的方式呈现，甚至进而并发了散文热。质言之，传入中国的特写被迅速地“合法化”，纳入本土的文类秩序之中，只保留了外在的形式意义，失去了文体特征，因而与散文、速写、通讯等混于一体。

“奥维奇金派”特写在传播过程中的迟滞和变异，提示了中国文学在接受苏共文学影响时的主体性和复杂性。当苏联热火朝天地批驳“无冲突论”，号召作家用特写暴露缺点与问题的时候，正是斯大林逝世前后政治局势紧张动荡的关头。苏联国内正在酝酿一场政治变革，社会生活中种种矛盾与冲突都亟待“侦察兵”式的战斗性文体予以敏捷、机动地揭示，尤其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症结归根结底都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脱不了干系。政治意识的松动必然带来文艺观念，尤其是现实主义真实观的重构，“奥维奇金派”特写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提炼社会问题，以暴露缺点和阴暗面为“真实”的文艺观念，在中国文艺界尚且没有适应的土壤。当时中国正处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艺界正须经由自我改造，将个体的声音加入对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合唱之中。因而，在传播过程中，受传者屏蔽了“奥维奇金派”的核心讯息，只接受了特写这一文体的形式功能本身。

三、特定语境下的溯源

在传播过程中，传播的语境影响受传者的“期待视野”，而“期待视野”又会直接影响受传者对于信息的选择和处理方式，随着语境的变化，“奥维奇金派”特写及其内核“干预生活”被反复阐释。由于“以苏为师”一度是制度层面的方向，所以对于从苏联“进口”的文学观念，最具说服力的阐释方式便是回溯本源，对本源信息的言说方式直接影响了阐释和接受的逻辑。

1955年下半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奥维奇金特写集》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第二、三章）相继刊发出版，“为了帮助我国读者了解这些作品和学习苏联作家勇敢干预生活的精神”，1956年1月21日，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开会讨论了这几部作品，以之为范本，会上对“创作中回避斗争与不能真实地描写生活等现象”进行了批评反思。从《文艺报》1956年第3号上刊载的部分发言以及同时期各刊物上发表的观点来看，苏联作家对于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的揭示（“干预生活”）受到中国文艺界高度重视，并被阐述为今后文艺界学习的方向。至于揭示什么样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干预生活，中国文艺界似乎另有思路。

首先，中苏“干预生活”的主体有所差异，前者对应的是隐含作者，后者指向的是人物（主要是英雄人物）。隐含作者“干预生活”，在于发现和揭示矛盾、冲突，暴露社会问题，隐含作者本人不能解决问题，最多只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设想。因此，作品中的矛盾和冲突集中于所要暴露的社会问题本身而非解决问题的过程。把人物作为“干预生活”的主体，意图则在于表现人物（社会主义理想建设者的化身）在生活中发现矛盾和通过尖锐的斗争解决矛盾的过程。其中解决矛盾的过程要比对矛盾的发现更受重视，因为“干预生活”的主体——英雄人物的性格就在其所进行的尖锐的斗争中得到揭示。所以多数中国批评家都认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为娜斯嘉安排了一条过于理想化的解决问题的道路，无论是对于刻画人物还是表现复杂的斗争都有所损伤。对此，刘白羽指出，“我们人民的英雄性格恰恰是表现在一系列激烈的斗争中的，我们不多方面地写斗争，当然就缺乏尽情地展开人物性格的根据，他就写不出英雄性格”。

其次，中苏“干预生活”的客体也各有侧重。关于什么是本质的冲突，“干预”的对象是什么，中苏双方有着不同的理解。郭小川强调，“我们所要揭示的是本质的冲突”，又说“目前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复杂的尖锐的斗争”。刘白羽认为，“回想一下我们自1949年以来所走的道路，这是什么路？斗争的路。这条路是曲折的、复杂的，同敌对阶级，同自发的旧思想残余作斗争，这斗争是惊心动魄的，没有斗争，我们的生活便不能前进。”同样，马烽眼中的斗争对象，也限于地主富农、个人主义野心家、官僚主义者等“以种种方式、种种借口打击压制新生力量”“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落后的旧势力”。

可见，中国文艺界所说的“干预生活”，指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新生力量、进步力量战胜保守势力、落后势力和小农经济意识的斗争过程。提倡“干预生活”，是因为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无法“尖锐地接触到人民生活的脉搏”，“缺乏一种激动人、鼓舞人的力量”。反观被择为“学习对象”的几部苏联作品，它们的问题意识实际上远超出了中国文艺界理解和接受的范围，比如关于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文艺界有选择的学习借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因所谈及的矛盾与冲突同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路线最为接近而受到高度重视，《被开垦的处女地》成为中国农业合作化题材创作的模仿对象，而《区里的日常生活》则以避重就轻的方式被含糊地评介。

究其根源，这几部作品从被译介到研讨解读，都与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语境密切相关，对“干预生活”口号的溯源和提倡也是基于相应的“期待视野”。1955年4、5月间，毛泽东提出农业合作社应当扩大规模、加快速度，并对邓子恢为代表的主张对合作化速度加以控制的思想进行批判，认为这是右倾保守思想。1955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毛泽东预言，“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形势向文艺界提出了宣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越性，迎接农村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高潮和批判“右倾保守主义”的迫切要求，但刚刚在几次批判运动中历劫的作家们却多安于常规，小心行事，或者说，他们在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风气中，无从找到“合法地”表现矛盾、冲突和斗争过程的创作方法。以至于毛泽东在编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时特别对文艺界宣传合作化运动不力提出了批判。“干预生活”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经由“误读”成为宣传农业合作化运动，批判“右倾保守主义”的创作指导。

除去受传者的“期待视野”，距本源信息位置的远近亦会影响受传者对于信息的接受和领悟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受传者越接近本源信息，其对本源信息的接受和阐释就越具有“合法性”。究竟以何种接受和领域程度为准，也还是由具体的传播语境所决定。“奥维奇金派”特写传播的过程中，刘宾雁最接近本源信息，他曾担任奥维奇金的俄文翻译（奥维奇金的多部作品、《译文》上刊发的彼得罗相的评论以及报告《谈特写》都是由刘宾雁翻译），并曾受邀到奥维奇金家中拜访。但在某种特定的语境构成之前，阐释“干预生活”和“奥维奇金派”特写的权威话语掌握在郭小川、康濯、刘白羽等作协领导手里，当构成某种契机时，文艺界便以刘宾雁为媒介再次对异变和“误读”的信息溯源。

对于“奥维奇金派”特写和“干预生活”口号内涵的再次“发现”，一般被追溯到刘宾雁模仿《区里的日常生活》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这不仅是因为，从内容上看，《在桥梁工地上》完全借鉴了《区里的日常生活》对于矛盾冲突的布局，两部作品的矛盾均在务实派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展开，都借普通群众的心声来评判矛盾双方的是非公正。在塑造人物时，刘宾雁也借鉴了奥维奇金“侧面袭击”和表里对比的方法。更因为，《在桥梁工地上》首次在中国文艺界开创了借助虚构的方法提炼、概括社会问题，塑造反面典型人物的“侦察兵”式的特写。

但细细品来，可以觉出刘宾雁所揭示的问题（“干预”的对象）与奥维奇金略有不同。包尔卓夫和罗立正这两个官僚主义者形象各有侧重，包尔卓夫为了追求权力和荣誉不顾实际，十分冒进，而罗立正凡事请示上级，则是出于保守和自保。与之相对，曾刚被塑造为一个大胆实干的新英雄形象。通过罗立正和曾刚的对比，刘宾雁对保守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他反问道：“为什么‘冒险’的人工作最稳当，而工作‘稳当’的人反而冒着失败的危险？”由此揭示了当时中国“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语境中的话语逻辑：“大胆”是一种开拓务实的进取精神，而“稳当”则是牺牲工作利益、明哲保身的保守主义做派。

另一方面，《在桥梁工地上》并非对于流行的政治话语的代言式书写，通过对《区里的日常生活》的高度模仿，作品对郭小川等人所阐释的“干预生活”的程度进行了突破，将“干预”的对象扩展到党委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干预”的主体也不限于英雄人物，而包括了站在更高处的隐含作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借助虚构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的文体功能。在罗立正和曾刚的冲突中，作为党的代表，党委书记的力量始终表现得很虚弱，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作品最后，“保守”与“进取”两派的矛盾并没有随着新的中央指示的颁布而真正解决。相反，罗立正摇身一变，痛快地附和中央指示，承认他就是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典型，并以一贯的工作风格积极在全队上下开展“反保守”运动，还不忘央求“我”报道他们的运动，甚至爽快地安排周主任做保守主义的典型。从“落后”到“先进”，只在于一纸文件，一场运动，没有丝毫的反思，工作作风也一如既往。这一笔讽刺已经越出了批判“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边界，指向包括“反保守”在内的上行下效的形式主义本身，亦可说指向的是教条式地执行中央指示的荒诞行为。通过对比发现，刘宾雁作品中这些“越轨”的细节在奥维奇金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源头。

经由刘宾雁对奥维奇金的“回归”，“侦察兵”式的特写及其“干预生活”的内核已然成为一种危险的言说，此后，《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爬在旗杆上的人》（柳溪）、《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等一系列作品，延续了刘宾雁的溯源和突破，通过虚构的手法将党的干部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加以组织、概括和提炼，在正面人物之外塑造生动的反面典型，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工作中的阴暗面进行讽刺、批判，复现了“奥维奇金派”在苏联的批判力度。

刘宾雁的确引领了新的特写潮流，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承续“奥维奇金派”特写的风格，并非仅仅依靠个人的胆识与才华，而是与文学批评、文学期刊、文学编辑甚至领导人物的支持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干预生活”的特写以秦兆阳主政时期的《人民文学》为阵地。而1955年12月，秦兆阳是受命主政《人民文学》的，他自然是在权力许可的限度内行使对文艺的推举权。他本人被视为“干预文学”的理论根基的《现实主义——广阔的路》也在刘白羽、林默涵、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鼓励和认可之下写作。另外，《文艺报》也发表了多篇提倡“干预生活”的文章，直到1957年5月，当《人民日报》1957年1月27日刊发马铁丁质疑的文章《何谓“干预生活”？》后，《文艺报》仍然针锋相对发表《要不要“干预生活”？》一文，指出，“我们所应当做的，就不是‘到此为止’，而是满怀信心地坚持这方面的努力”。正是《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刊物组织的多次讨论支持，使“干预生活”特写名声大作。分析其中种种举荐的手段和相关的文学批评话语发现，文艺界一方面普遍突出“干预生活”特写的尖锐性、讽刺性和批判性，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尝试为“干预生活”限定新的疆界，确保其在合法的范围内回应当时中国的现实生活向文学提出问题。而究竟如何界定矛盾和冲突的范围，文艺界存在不小的分歧。“有的主要看作是革命内部的问题和缺陷，制度内的问题和矛盾，有的则主要指认为无产阶级与敌对阶级力量、思想意识的矛盾。”文艺分歧的背后是当时思想界的混乱，而这种混乱又来自苏共二十大前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掀起的波澜。所以，究竟对“干预生活”的范围作出何种限定，并不仅是一个文艺方法的问题，其实更是一个政治选择的问题。最终的走向是，那些认为应当将“干预”的范围拓展到新社会内部的矛盾和阴暗面的声音越来越突出、尖锐，而这种声音正呼应了“双百方针”和中共“开门整风”对文学提出的要求。于是，“干预生活”特写中的诸种“越轨”的话语得以在一个较为宽松、民主的时代语境中传播开来。“奥维奇金派”特写及其“干预生活”的内核几乎在中国文艺界复原。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刘宾雁直接承续了奥维奇金的文学精神。但事实上，刘宾雁只是媒介，而非真正的受传者（接受者）。此时“干预生活”特写的潮流仍然是语境化的。也正因为此，到了1957年下半年，当这种语境消失之后，“干预生活”的特写首当其冲被视为“毒草”和“异端”。

综上，通过梳理“奥维奇金派”从苏联到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发现，尽管苏联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制度层面的影响，但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文学制度都不表现为明文的规定，而体现为具体的制度实践和制度操作。尽管苏联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资源，但这种资源必须经由本土化的转化（甚至再造）才能获得合法性。文学资源是否可用，其标准在于是否能被本土的文艺体制和意识形态语境所包容，换言之，文学资源要先经过文艺体制的筛选和重塑才能参与到新的文学的建构之中。

另外，就特写这一文体本身来看，它作为一种外来文体，于1954年奥维奇金一行访华后数月喷薄而出，在“百花”时代耀眼绽开，又在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迅速落入沉寂，虽然始终受制于具体的语境，却也为中国非虚构类文学的发展埋下了一颗“另类”的种子。数十年来，一旦遇到形成合适的土壤，这颗种子就疯长出枝蔓。无论是80年代轰动一时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还是当下炙手可热的“介入”的“非虚构文学”，从中都可以捕捉来自50年代“干预生活”特写的脉搏。这是非虚构类文体中最能及时、深入、尖锐地介入现实的一种，也是最具危险性的一种。长久以来，如何对这种文体进行规范和约束，如何充分发挥这种文体的价值功能，一直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断促使批评家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观进行反思和重构，这是“奥维奇金派”特写在中国最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牛婷婷，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晋中学院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转引自吴元迈、邓蜀平编《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续昨）》，《人民日报》1952年10月11日。
高尔基：《高尔基论新闻和科学》，王庚虎译，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
波列伏依：《论报纸的特写》，郑泽生、毛信仁译，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6页。
瓦·奥维奇金：《谈特写》，冰夷译，《文艺报》1955年第7号。
瓦·奥维奇金：《谈特写》，冰夷译，《文艺报》1955年第7号。
李乡浏：《文坛剪影》，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魏金枝：《先从报告特写入手》，《文艺月报》1955年3月15日。
《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编者按，《文艺报》1956年第3号。
《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编者按，《文艺报》1956年第3号。
刘白羽：《在斗争中表现英雄性格》，《文艺报》1956年第3号。
郭小川：《通过人的性格来揭示冲突》，《文艺报》1956年第3号。
刘白羽：《在斗争中表现英雄性格》，《文艺报》1956年第3号。
马烽：《必须深入生活干预生活——关于小说散文创作的发言的一部分》，《文艺学习》1956年第4期。
康濯：《不要粉饰生活，回避斗争》，《文艺报》1956年第3号。
刘白羽：《在斗争中表现英雄性格》，《文艺报》1956年第3号。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日报》1955年10月17日。
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
参见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42页。
晨风：《要不要“干预生活”？》，《文艺报》1957年第5期。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