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第4卷·1） - 《朝霞》和《学习与批判》的文学批评刍议

《朝霞》和《学习与批判》的文学批评刍议

李丹^*

摘要：《朝霞》和《学习与批判》是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文学批评的重要舞台。作为上海的地方刊物，其影响力覆盖全国。两个刊物的办刊方针都将文学批评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朝霞》刊发文学批评的目的在于配合当时具体的政治工作需要，往往要刈除不符合政治风向的文学观念，鼓励符合需求的文艺作品，艺术色彩相对浓厚；《学习与批判》则更加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特色，标识政治风向的作用更加明确，理论色彩也更加浓厚，并能与《红旗》相互配合，实现政治目的。两者各领其职，实现了文艺政治的需要。

关键词：《朝霞》；《学习与批判》；文学批评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的重要刊物，一是号称“文学期刊样板”的《朝霞》，一是有“小《红旗》”之称的《学习与批判》。

《朝霞》是“《朝霞》丛刊”（曾用名“《上海文艺丛刊》”）和“《朝霞》月刊”的统称，前者出版于1973年5月至1976年9月，内容以小说、诗歌、剧本为主，共计13册；后者出版于1974年1月至1976年9月，共计33期。此前七年，几乎所有的文艺期刊都已停刊，阅读、发表、讨论的空间极度匮乏，虽然从1972年开始，文艺期刊陆续有所恢复，但这些期刊往往是由特定行政区创办并服务于特定的行政区（如《吉林文艺》《广西文艺》等），无论在人才储备、创作水平、领导者的政治影响力还是信息流动的通畅程度诸多方面，都无法与上海相提并论，更不具备覆盖全国的动力与野心。而《朝霞》的出现却改变了这种面貌，“《朝霞》是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直接领导”，组稿、编辑等具体工作由上海市委写作组下设的文艺组负责。《朝霞》丛刊的印数往往多达数十万册，发行覆盖全国，“全国各地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或具有坚实写作基础的作者，苦于多年缺少作品的出版途径和刊发园地，因此一当获悉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丛刊出版，就纷纷主动来稿”。《朝霞》月刊的发行量目前尚未有统计，但至少对于文艺界，这个刊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作者总共“有400名左右。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外地作者主动投来的稿件”，著名者有陆天明、黄蓓佳、古华等。几乎可以说，《朝霞》是“文化大革命”最后三年中最重要的文艺出版物。

更值得注意的是，《朝霞》月刊对文学批评的重视。《朝霞》月刊创刊伊始，姚文元就批示“建议写作组主要同志能注意抓大事，留有发表评论的余地，编辑文学月刊、丛刊的工作可多培养一点人搞，不必每一篇稿子都看过，否则将来可能难以对某些作品发表议论”。可以看出当时主管领导对文学批评的重视。除了个别月份外，《朝霞》月刊每期篇幅都在80页，每一期都划出一定篇幅作为“评论”，最少的时候3页，多的时候达到20余页。可以说，无论作为文艺活动还是政治活动，《朝霞》都忠实地践行了“重视批评”的指示。

《朝霞》月刊所发表的文学批评，主要内容之一是配合“文化大革命”，这是《朝霞》立刊的初衷，也是编刊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征文启事，征文要求“作者可以选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包括斗、批、改阶段）中的某一个侧面，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集中概括，加以典型化。一定要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这一“征文启事”明确直白地显示出了刊物对作品的希望与臧否，而其后两年多的编刊实践也确实依照了这一标准。

常峰的《小说〈生命〉和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是《朝霞》文学批评中较具代表性之作，该文的批判对象是辽宁作家李敬信的短篇小说《生命》，此前，这部作品已经在辽宁地区遭到一系列批判，并为《朝霞》月刊所转载，常峰的批判可谓收官之作。小说写“文革”初期，在一个叫向阳村的村庄，“造县里走资派的反”的大队贫协主席、党支部委员——“老铁头”与“夺了向阳村权”的“造反派”——“四清”下台干部崔德利的斗争，一方面表现的是“农村文化大革命”，一方面表现的是同时起来“造反”而派别不同的“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显露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内在复杂性。显然，这一内容是较为独特，也是颇有风险的。而常文破题即对短篇小说《生命》进行了概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相反，是走资派支持一个牛鬼蛇神夺了无产阶级的权，这真正是历史的颠倒”，可谓正中鹄的，抓住了小说最具威胁之处——对“造反”和“造反派”的还原与质疑显然将危及政权的稳定性。《生命》中所描写的“造反派”崔德利是“四清”运动中下台的“队长、党支部书记”，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组织了造反组织“造反兵团”，“夺了向阳村大小队的权”。这一现象在当时并不能说罕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如何解释此前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如何面对“四清”的遗产，是其必须解释但又难以解释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四清”运动中，大量农村基层干部下台，而随着“文革”发动，这些干部又纷纷要求平反，有一些还加入造反组织进行夺权。对此，1967年冬，中央连续下发若干文件，以期解决这一问题。

196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称“必须保卫四清运动成果。不许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不许他们兴风作浪”。

2月20日，又发出了《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称“绝对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挑动宗派纠纷。他们必须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认真地继续进行劳动改造。在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自己，不许反攻倒算”。

11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中说，

四清完全是按着王光美的黑桃园经验搞的，十二个公社派了四千多人的四清工作团，进行所谓“四清大会战”，所有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全县逼死了四十多个大队干部。

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

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中称“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根据这两个文件进行的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必须肯定。四清运动遗留的某些问题，可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解决”。

可以看出，对于农村“文革”问题的态度在当时是摇摆不定的。“四清”运动也面临如何定性的问题。1967年底连续刊发的这四个文件显示出，一方面，对“四清”运动中被打倒下台的干部，是“不许反攻倒算”；另一方面，又说“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最后，争议和矛盾被搁置，留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解决”。到1968年3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紧急动员起来，迅速掀起春季农业生产高潮的指示》中仍然强调“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以及其他有关决定、通知”。

《生命》“完稿于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刊载于《工农兵文艺》（沈阳市文化处革委会编）一九七二年二月的第一期”，在1969年4月九大闭幕后，政治斗争重心转向，在地方则主要是围绕权力的派性斗争，《生命》的故事时间发生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尾”，在客观上，小说起到了为“文革”初期诸种问题“做结论”的作用。而小说做出的结论，其实无一不依照当时的政策，未越雷池一步。

在小说中，反面人物崔德利的诸种罪行包括破坏生产、私分粮食、结交地主、毒害牲口、扣押中央来信，农村环境中可以实施和想象的罪行都被罗列、集中到他一人身上，以显示出“四清下台干部”的反动性。另一个反面人物、地主孔香阁则在暗中出谋划策，更显示出罪恶阴暗的特征。正面人物田青山则劳动刻苦、经验丰富、敢于斗争、率先造反，他迅速识破崔、孔二人的诡计，率领造反派“卫东战斗队”和“造反兵团”揭露了阴谋，对二人进行了批斗。这一流程完全吻合“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自己，不许反攻倒算”的方针。

而在常峰《小说〈生命〉和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一文看来，《生命》的问题在于：一是赋予了反面人物“造反派”的身份，给“造反派”阵营泼了污水；二是“文化大革命”没被描绘成“自下而上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而是下台干部的反攻倒算；三是没有描写出“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的前景，阶级斗争熄灭了。从中可以看出，以常文为代表的文学批评所必须遵守的原则有两条：其一，必须不断发掘敌人，并战而胜之；其二，必须肯定造反者，打击保守者，即所谓“反潮流”。《小说〈生命〉和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显示出，《朝霞》拥有更高的政策理解能力和理论阐释水平，对政治风向与潮流也有着敏锐的把握。当时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于受到肯定的作品都有现实的对应物，文学作品中的政治斗争与现实的政治斗争高度重叠，而一旦“重叠”的程度不够、覆盖面不广、攻击力不足，作品就会遭到否定乃至批判。《生命》的问题，就出在描写的政治斗争对象出现了偏移，本该斗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小说却以“四清下台干部”为斗争对象，这种偏向显然不利于现实的政治角力；同时，小说中所描绘的“造反派”竟然被下台干部混了进来，这无疑违反了“造反派”“高大全”的正面形象，会影响读者对张春桥、江青所支持的“造反派”的评价。另外，当时文学创作的方向是“肯定青年人”，老年人则是保守甚至反动的象征。《生命》竟然将主角设置为老人，年轻的女民兵队长于学军却毫无影响力和存在感，这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

《生命》遭到“大破”，与之相对，进行“大立”的则是任犊的《热情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提倡更多地创作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下文略作《热情》），该文发表于《朝霞》月刊1974年第5期，后又作为《朝霞》丛刊《序曲》（《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征文选）的《代序》在1975年6月出版，可以看出《朝霞》编辑部对该文的重视与认可。在《朝霞》月刊创刊之初，其负责人陈冀德就提出要以“征文”的形式来配合政治活动、为政治服务，其基调就是“歌颂、宣传、反映党在这一时期的基本路线”，综合来看，这篇文章可说是《朝霞》双刊的文艺纲领，也可以说是晚期“文革”文学批评的纲领。

《热情》认为：“一场伟大革命的急风骤雨刚刚过去，或者斗争的硝烟还未消散，接踵而至的，有时几乎是平行发生的，就是一场肯定和否定这一革命运动的斗争，实际就是前进和倒退、继续革命和复辟的斗争。”“文艺领域不仅没有例外，而且同历次政治斗争一样，它又成为这次复辟与反复辟、否定与肯定文化大革命斗争的一个前哨阵地。”故而，要“为文化大革命大喊大叫，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英勇奋战”。这可以视为《朝霞》文学批评的总纲，简言之——“以笔为旗，捍卫文革”。

而“捍卫文革”的具体做法则被分为五个方面阐述，分别是：（1）“充分揭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2）“突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3）“反映尖锐的矛盾冲突”；（4）“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5）“善于总结经验”。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热情》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是《热情》一文的起点，是《朝霞》双刊工作的起点，更是“文化大革命”的起点，《朝霞》双刊必然要为“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切合法性、合理性的辩护，这尤其表现在“突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之中。《热情》提出“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兴起的时候，不少地方基层党组织停止了活动，好像运动就不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是为现象所迷惑的一种很错误的看法”。《热情》指出，要用作品来说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关怀和领导着我们，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更直接”。实际上是对创作者明确提出了“辩护”的要求。同时，更加具体的要求是创作必须反映“激烈的”、“尖锐的”矛盾冲突，表现出的姿态必须是“冲杀”而非“温良”，内容则规定为“文化大革命中光明面不断战胜黑暗面”，非常明确地划出了创作不可逾越的边界。在方法上，《热情》严厉地重申了“反真人真事”的原则，强调“革命样板戏提供了特别宝贵的经验”，“值得学习、运用”。最后，如丛刊署名《序曲》一样，《热情》表示当前在反映“文化大革命”方面“只是迈开了第一步”，要通过“总结文艺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向革命样板戏学习”，来进行下一步的文艺创作。

《学习与批判》月刊创刊于1973年9月15日，终刊于1976年9月27日，共出版38期，署名“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上海复旦大学）”，实际上则是由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编写的。此外，从1975年开始，陆续出版了六册《学习与批判》丛书，其中与文学批评有关的包括《水浒评论集》《鲁迅传（上）》《走出彼得堡》三册。

《学习与批判》的出现，也是受益于1973年的期刊、学报复兴，在名义上，《学习与批判》是复旦大学学报，当时“社会环境正处于‘思想饥渴与文化禁锢’的状态，广大的青年，特别是大学刚毕业的及中学毕业在农村及城市就业的知识青年，都渴望思想文化方面的养料。所以把学报定位在面向青年，搞一个通俗性的大众化的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进行知识普及型的刊物，把刊物挂名在复旦大学，在复旦设一个办公室，由一位同志负责接收和答复来信来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印刷，并由他们委托新华书店发行。既然是学报，所以也要组织复旦大学的专家学者写一些既是应景式的，又是带有普及知识性的文章，既调动那时知识界的积极性，也满足知识青年对文化知识的渴求。这就是当时要办这份刊物的宗旨”。组稿、编辑等具体工作由上海市委写作组下设的文教组负责。这一刊物的创办，算是写作组顺应时代需要的一个尝试——“创办这个刊物时，没有办任何正规的手续，没有事先向市委报告，也没有向张春桥、姚文元事先作请示，连徐景贤也没有打一声招呼，也没有成立什么编委会，说办就办了。1973年8月间编好第一期，在9月份就出版了。出版以后，才上送给领导，结果他们都默不作声。为什么如此做？……事先想过，把主动权留给领导，如果错了，他们可以叫停，责任在我们。而且最终认可的权力在北京，上海的马、徐、王要看张、姚的眼色，张、姚没有表态前，他们也摸不透有什么背景。”“姚文元认可了，他当时在中央直接分管意识形态，他认可了，心头一块石头也就落地了。”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杂志”，《学习与批判》先后设立过“文学评论”（“文艺评论”）、“外国文学评论”、“话剧评论”、“文学史研究”以及《红楼梦》《水浒》等作品的专题、专项讨论栏目，中外古今、小说剧本、诗歌杂文均为笔锋所及，在办刊的三年中，发表文艺评论文章一百余篇。相对于“纯文艺刊物”《朝霞》，《学习与批判》更加强调其“哲学社会科学特色”，理论色彩更加浓厚，但就理论水平和政治导向而言，则与《朝霞》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1974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全本88页，用了约55页的篇幅来刊登文学批评文章，数量、篇幅在全部38期刊物中无出其右者，这期杂志可以看作一期“文学评论专号”，其中署名方海的《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比较充分地显示出了当时文学批评者对文艺时局的判断与评价。

《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首先认为，当时的文艺局势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界的面貌”，“在样板戏的带动下，各种艺术形式的革命正在深入，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和群众文艺评论的空前活跃，迎来了无产阶级文艺百花盛开的春天”，“已经取得了文艺革命的伟大胜利”。进而要求“警惕文艺黑线回潮”，“继续战斗、继续前进”。其具体路径，则是“广大工农兵群众都来管文艺、搞文艺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专业文艺工作者，一定要与群众性的业余文艺相结合”，“围绕三大革命运动去开展活动”。通过打破各种清规戒律为工农兵演出，鼓励提倡业余创作，来“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继续推进向前”。

该文立论平平，并无可观之处，但值得玩味的是行文语气口吻，以及文字中透露出的作者自我姿态。全文不足三千字，但几乎句句皆断语，完全是一副不容否定的口气。无论是对形势的判断，还是对方向的指引，都显示出一种无可辩驳的气势，几乎每一个句群都会使用“一定”一词，并且频繁使用“要……”、“……是要不得的”、“管它什么‘先例’不‘先例’”一类的短句，命令的意味贯穿文章始终。这从另外一个层面显示出了《学习与批判》不平常的地位。“该刊曾有人说：《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这里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我们传达的精神有时比《红旗》快’。其负责人当时曾说：‘我们所干的事，现在说出去，现在杀头，将来说出去，将来杀头，每一期《学习与批判》，就是我们的一块墓砖。’”这说明《学习与批判》在政治斗争中往往会扮演“干脏活”、“说脏话”的角色，负责“试探”、“挑衅”的任务。

例如，1976年1月，《学习与批判》刊发罗思鼎的《将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读〈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提《武训传》问题，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投降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一种已经批判过了的投降主义思潮常会重新登台。反对投降主义，并不是经过几次、十几次大斗争，就可以一劳永逸的。在革命还是投降、前进还是倒退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当一种投降主义思潮潮水般涌来时，我们必须以反潮流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进行抵制和斗争，从《武训传》批判到《水浒》评论，每一次对投降主义的批判，总有人感到不舒服。因此，在今天重提《武训传》吹捧者的错误，并不是没有教益的”，并号召“将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而该文刊发的动机，则与此前1975年12月《红旗》上刊发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相关，该文宣称“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显然，《学习与批判》与《红旗》相互配合，共同针对的是1975年9月所提出的“科学、教育、文艺各方面都要整顿”的政策。借重于《武训传》批判，在舆论上威慑、挤压和否定邓小平提出的整顿主张。

《红旗》与《学习与批判》在文学批评方面的配合符合中国传统兵法的正奇之道，《老子》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在对“整顿”的攻击中，《红旗》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为所谓“堂堂正正之师，吊民伐罪之旅”，以“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为号召和旗帜；《学习与批判》则以偏师行诡道，重提二十多年前对《武训传》的批判，出其不意，旁击不备，将“整顿”描述为革命队伍内部的投降主义和投降派，毛泽东25年前所谓“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被作为尚方宝剑和致命暗器施展出来，从而完成对政治敌手的组合攻击。1976年，《学习与批判》的掌管者徐景贤承认，“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红旗》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文章，当时我的心里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大进攻的信号”。这也可以从侧面证实《学习与批判》在文学批评方面所起到的政治作用。

作者简介：李丹，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艺术。
除了已经出版的13册以外，另有计划出一册《无产者》，但未及出版。参见施燕平《尘封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页。
施燕平：《尘封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4页。
施燕平：《尘封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页。
施燕平：《尘封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9页。
施燕平：《尘封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页。
《朝霞》月刊、《朝霞》丛刊：《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朝霞》1974年第1期。
常峰：《小说〈生命〉和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朝霞》1974年第3期。
《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1967年1月25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
《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1967年2月20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
《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11月7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7年11月15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紧急动员起来，迅速掀起春季农业生产高潮的指示》，1968年3月8日，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
常峰：《小说〈生命〉和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朝霞》1974年第3期。
施燕平：《尘封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6页。
任犊：《热情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提倡更多地创作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序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凌一：《关于〈学习与批判〉创刊等问题》，《东方早报》2014年1月26日。
凌一：《关于〈学习与批判〉创刊等问题》，《东方早报》2014年1月26日。
严格来说，《朝霞》《学习与批判》是同一个作者群，即上海市委写作组下设的文艺组，只是《学习与批判》由文教组负责。文艺评论的写作方式也是集体写作，“当时的文章是这样写出来的，那些大学先生，业务懂哦，先写出来个初稿，大部分主要是材料，然后专门有些人，写作方面比较强的，给它再重新写，叫磨，一篇文章要磨个半年一年，那个时候都这样，因为写文章呢不像现在杂志也多，写文章的人也多，那时候写出一篇文章就是要是权威性的，有指导性的，要让人家学习的，是这样，所以都比较重视。那么写文章就是反反复复，不止一稿，你写个初稿，我来弄二稿，他来写个三稿”（涂毛毛：《陈克艰先生采访笔录》，《〈自然辩证法杂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所以，《朝霞》和《学习与批判》的文艺评论不可能有本质区别。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为《浙江省7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批语，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页］。“文革”期间，“三大革命运动”这一概念广为流布。
方海：《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期。
陈中：《把“四人帮”杂志〈学习与批判〉押上审判台——清算〈学习与批判〉攻击周总理的罪行》，《历史研究》1977年第1期。
罗思鼎：《将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读〈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1期。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0年5月20日。
《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揭发交代的影印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共中央办公厅，1976年12月10日，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