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小说作品序言

柳鸣九

雨果既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又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在有资格居于文学庙堂高位的那些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一流作家中，也许只有雨果一人同时在诗歌与小说这两个领域里达到了如此高的成就。他这种双强项兼备的优势，是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这些大师也难以企及的。

作为一位小说家，雨果创作规模之巨大、成果之丰硕，又足以与所有那些以小说而名垂千古的巨匠比肩而立。他的五部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与《九三年》以及若干中短篇小说，共有三百多万字的篇幅，与狄更斯、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量几乎不相上下，仅次于巴尔扎克与左拉的系列小说《人间喜剧》与《卢贡·马卡尔家族》。但他的《悲惨世界》与《巴黎圣母院》作为独立的巨制鸿篇，不论就其篇幅规模与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的范围而言，无疑都超过了巴尔扎克、左拉的系列小说中任何一部独立的名篇。

19世纪以后的小说领域从来都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占压倒优势的天地，从人类文学思潮流派的发展来看，浪漫主义小说几乎可以说是被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赶下了文学的历史舞台。但时至今日，雨果的浪漫主义小说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各种文学潮流汹涌澎湃的冲击，仍然巍然屹立，如岁月江河中郁郁葱葱的巨岛，现在仍在人类文化生活中占有着一个大的份额，保持着一个重要而崇高的地位。而雨果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则无疑将相当主要地以他的小说而长存不朽，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小说创作的一个奇迹。

靠想象起家

浪漫主义小说一般总是以不同凡响的奇特想象而引人入胜，雨果在小说创作上，开始就是以想象为本，靠想象起家的。这主要表现在他最初的小说中。雨果于1819年，当他只有17岁时，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布格-雅加尔》，1821年，他又开始写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冰岛的凶汉》。1823年，他已经是一位出版了两部小说的作家了。这两部小说既是当时文学时尚的产物、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产物，也是雨果在年轻时幼稚、不成熟的结果。不论是哪一种根由，最后到小说里，都归结为一种奇特的近乎怪诞的想象。

法国大革命恐怖年代之后，人们刚从噩梦般的可怕岁月里解脱出来，都乐于在文学阅读中忘却现实，乐于阅读那种充满奇特的事件、刺激性场面与炽烈热情的小说。于是，19世纪初时，在法国刊行的小说，有时每天竟多达五六种。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故事怪诞、情节离奇、场面恐怖而又不乏神秘主义的作品。这就形成了一股想象泛滥的文学之潮，这股潮流又加上常以怪异恐怖为内容的英国黑色小说在法国的影响而声势更大。尔后，英国与德国的感伤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又相继涌入法国，造成了文学中对感伤忧郁情调的爱好与追求。夏多布里昂的两部小说《阿达拉》与《勒内》就因满足了这种文学阅读心理而风靡一时。雨果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与文学氛围里起步开始小说创作的。既然他创作第一部小说之前仅仅三年，还曾经在自己的写作练习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誓言：“要成为夏多布里昂，否则别无他志。”那么他初期小说的格调就不言而喻了。

在20岁年纪就写出了两部小说的雨果，实际上并不具备小说家所必须具备的必要的生活经验，不论是对《布格-雅加尔》所处理的1791年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黑奴暴动题材，还是对《冰岛的凶汉》所处理的冰岛的黑色题材，他都不可能具有直观的认识与感性的体验。这样，他就只能在自己的心灵中去进行挖掘，只能求助于推测的悟性与想象的能力以及从一些杂书中所获得的对异域的知识，再加上上述两种文学时尚与潮流的影响，读者在他最初两部小说中所看到的基本上也就只有两种成分，即主观想象与主观感情了。在《冰岛的凶汉》中，主观想象是离奇怪诞的，并且带有浓厚的黑色恐怖的色彩，以至著名诗人拉马丁对它作了不以为然的评论：“我觉得这部书太可怕了。”并惋惜作者没有“把色彩涂得平和一些”。而在《布格-雅加尔》中，在尖锐的社会冲突的背景上，一个黑奴对女主人的爱情故事充满了《阿达拉》式的夸张的感伤。

丰富的想象对小说创作绝非坏事。一个17岁的青年只花了两个星期就写出了《布格-雅加尔》，无疑在想象力上具有非凡的优势，如果随着知识、阅历经验的增长，能把狂热的想象力控制在一个相对合乎情理的程度上，如果在艺术创作中日益深化对美趣的感受，把想象力的泛滥所可能带来的离奇古怪、荒诞不经、恐怖刺激的杂质加以沉淀，杜绝像《冰岛的凶汉》中强盗就着骷髅喝“海水与人血”这样一种可怕的臆想，那么，他的想象力就会成为雄健的翅膀，载着他飞向艺术的辽阔高远的天空，使他日后一系列小说作品中，具有更多的奇思妙想。

紧密关注社会现实

假若雨果仅靠想象力来维持他的小说创作，他是远远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伟大，这样居于世界浪漫主义小说殿堂的首席高位的。雨果作为小说家，强有力的另一个方面，就在于他对现实的关注、对现实经验的重视与最大限度同时也是最佳方式的运用。当他在阅历经验方面几乎是空空如也的情况下写作初期小说的时候，他就很善于利用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感受与经验，甚至在《冰岛的凶汉》这样一部充满恐怖想象的小说里，他也在小说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中，填进了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对未婚妻阿黛尔·富谢真实的热恋感受。对于这部小说，他曾经自白说：“我感到心里有许多话要说，而不能放到我们的法国诗句里去，因此，着手写一本散文小说。我的灵魂里充满着爱情、苦痛、青春，我不敢把这些秘密告诉他人，只得托之于纸笔。”（《雨果夫人见证录》第三十七章）这样，在这部明显具有离奇可怕成分的小说里，也藏蕴着非常真实的成分，即感情的真实，感受的真实，因而，它有别于胡编乱诌的黑色浪漫小说。

雨果是一个从来不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者，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现实社会的感受愈来愈敏锐，他介入现实社会的程度愈来愈深，这对他的小说创作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紧接着他最初的小说创作，他对现实的认真关注、他把十分真实的现实生活内容融进自己小说形象的努力与才能，便很快显露了出来，并有了长足的发展。如果说这种发展有一个飞跃的话，那么《死囚末日记》与《克洛德·格》这两篇小说就是飞跃前的准备、飞跃前的起步。令人惊奇的是，一位曾经几乎完全沉溺于想象与推理的浪漫型的青年作家，竟然这样快又写出了两部完全属于纪实风格的作品。前一部小说的写作完全出于对死刑这个非常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的严肃思考以及力求对这个社会问题发挥具体作用的意图，可以说是一部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小说，而对监牢中的悲惨阴暗与一个死囚在狱中的生活与痛苦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则也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后一部小说甚至是完全以真人真事为题材，表现一个善良工人因饥寒交迫犯了一次偷盗而被不公正地判处长期监禁，后又因在监牢中受到狱吏的残酷虐待而被迫杀人，最后被送上断头台的悲惨事件。事件的过程与人物的变化完全是以纪实的手法写出来的，杜绝了一切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分。在这里，作者通过一个故事来提出一个社会问题的意图远甚于对艺术形式的关注。

至此，雨果在进入他小说创作的成熟阶段之前，就以他的初期作品非常清楚地显示出了他双重的倾向，即浪漫的倾向与现实的倾向；同时也有力地证实了他两重的才能，即主观想象、主观夸张、主观渲染的才能与观察现实、把握现实、摹写现实的才能。身上有了这双重倾向的结合，有了这两种才能的并存，小说创作的灿烂辉煌就指日可待了。而雨果成熟时期的小说创作，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与《九三年》，正是以浪漫主义跟现实主义结合为其重要特色的。

法国历史的书记

这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成分皆具的结合，首先表现在雨果的小说创作展现出了广阔而有真实性的社会画面，而这些画面往往又色彩绚烂而浓烈，气势雄伟而磅礴，具有辉煌灿烂的特点。

雨果生活在法兰西完成了从封建社会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过程，他既看到了前一种社会形态、法统体制的最后岁月，也看到新社会形态的发展与矛盾。这一历史的转变与发展，就是他作为小说家所自觉地加以面对、加以思考、加以描绘的现实内容。如果把雨果小说的历史内容加以审视，就可以发现，从阴暗的封建社会、充满激烈斗争的大革命岁月，两种制度、两种力量反复较量的帝国时代与复辟时期，一直到以后资产阶级政治社会秩序定型稳定了的现代社会这一完整的历史过程，都有生动形象的反映，构成了几百年法国历史的画卷。

在这一长轴画卷中，《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则毫无疑义是三个最主要的画幅。《巴黎圣母院》是雨果小说创作道路上第一部具有巨大思想力量与艺术力量的作品。雨果在真实的中世纪阴森黑暗的背景上，描述了爱丝美拉达惨遭摧残与迫害的悲剧。在这里，人权问题无疑带有绝大的真实尖锐性，封建专制主义的暴虐统治与教会势力的精神迫害像一张巨大的罗网，威逼迫害善良的无辜者并以令人恐怖的手段把她置于死地的过程与情景，也无疑是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其中对于封建专制的最高统治者路易十一与法院的描写，几乎近于史家手笔。长篇巨著《悲惨世界》更是以一个真实的事件为蓝本写成的。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贫苦农民因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处了五年苦役，出狱后，黄色的身份证使他在就业中屡遭拒绝。雨果以此为题材，写成了冉阿让的悲惨故事，同时，在他的周围安排了各个阶层的人物，沿着他的生平经历，展现了法国从世纪之初一直到三四十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于是，读者在这部巨著里，看到了这个时代中法国社会广阔的现实生活画面与巨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情景：外省偏僻的小城，海滨的新兴工业城镇，不公正的法庭，黑暗的监狱，巴黎悲惨的贫民窟，阴暗的修道院与坟场，郊区寒碜的客店，保王派的沙龙，资产阶级的家庭，大学聚集的拉丁区，还有震撼世界的滑铁卢战役以及轰轰烈烈的1832年革命……所有这些构成了19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画卷。这一漫长浩大的画卷中的每一个场景无不栩栩如生，其细部也真切入微，甚至可以说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出来的。《九三年》以法国大革命时期1793年这个充满了暴风骤雨的年代为题材，如实地表现出了那个年代血与火的现实。在这里，巴黎的革命气氛、国民公会中的激烈斗争、历史人物的活动、旺代叛乱的起因与情景，都是以相当严格的史笔描述出来的。至今，人们仍然会对作者在小说中对当时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形势与状况有那么透彻的理解、准确的把握、全面而真实的再现感到惊叹，他把激烈严酷的斗争中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定势、法则与规律表现得如此清晰而深刻，已经达到了历史学家的高度。

雨果小说作品中这些历史的社会的内容，构成了雨果小说创作的现实性。在这里，尽管法国历史的内容并非应有尽有，尽管也不具有巴尔扎克的“当代历史”那种编年史的规模，但他这三部杰作把法国几百年历史发展中的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这三种现实形态都作了典型的展示，而这样一种从往昔到当今的典型展示，足以使雨果堪称为文学史上法国历史的书记。正如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当代社会的书记一样，这无疑是雨果小说创作的首要功绩，是他对法国文学的一大贡献。

强大的思想力量

仅仅说雨果的小说创作具有充实的现实性是远远不够的。雨果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满怀热情为现实而写小说的小说家，他总是本于社会现实，源于社会现实问题，对社会现实问题有所感，力图就社会现实问题发言并影响这些问题才产生写作小说的意图，因而，可以说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他某种社会现实情结的纾解，某种社会思想的阐释。这个特点在他早期的小说中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死囚末日记》是他为呼吁废除死刑而作的努力；《克洛德·格》是出于“对组织得如此坏的社会”与“组织得如此坏的监牢”进行谴责的意图。《巴黎圣母院》是他保王主义的政治立场已经转变符合近代历史进程方向的历史观已经确立以后的产物，其声讨封建专制统治与教会势力的目的，在其中大量的形象插写与语言披露中均表现得再清楚不过。《悲惨世界》远远超过了雨果为彼埃尔·莫申冤的范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要批判不公正的法律与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要揭示自己时代的人间地狱的阴暗面，要促使本世纪的三个社会问题——贫苦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的解决，所有这些自觉的目的，1862年的作者序都已经很明确地宣告了。《九三年》既是作者对法国大革命这一在任何时期都具有现实意义的伟大历史事件的总结与他对近代法国史的阐释，也是他对同样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革命与人道主义”的严肃思考。而且，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具有一种为自己某一社会现实情结、某一立场观点进行争论、辩说的姿态与一定程度宣教的性质，作者面对社会现实、主持社会正义、宣传自认为是社会福音的那种入世的热情是如此的强烈，甚至往往在小说的描叙里直接出面，发表大段的议论，慷慨陈言，义正词严，为现实生活充当政治、社会、道德、精神的评判者，充当宣扬理想福音的使徒。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雨果不仅是一个现实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个社会的小说家、政治的小说家。

执著于自己的某一种思想观点，力求在自己的创作中以这种思想观点作为介入现实的手段，这种作家往往容易流于说教。然而，雨果却是一个幸运的例外，这种例外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雨果之所以获得了这种优越性，首先还在于他思想的力量。

雨果在自己的作品里宣扬过的思想观点可谓多不胜数，人们很难把所有这些思想都一一归于一个特定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很难说雨果是一个具有严格体系的思想家。他只是一个思想极其丰富的思想者。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思想上雨果主要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具有丰富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他的小说创作，从起初的《死囚末日记》到最后的《九三年》，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毫无例外地贯注着人道主义思想。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大声疾呼废除死刑，消灭法律上的不公正；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强烈地谴责封建专制的暴虐与教会的残忍；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对资本主义秩序建立后现实社会中受苦受难的悲惨者满怀同情；也是从这种思想出发，他才有可能在对法国革命的功绩予以高度赞扬的同时，又作出那样深刻而复杂的思考。雨果的小说具有强大的思想生命力，首先就在于它们是与人道主义这一种人类最感人最具有生命力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而且，雨果尊奉这种思想、执著于这种思想、宣扬表现这种思想时，总是怀着炽烈的巨大的热情，他在感动读者以前，自己先就感动了，并使笔端饱蘸着自己的激情。如果说，在诗的领域里，愤怒出诗人是一种规律的话，那么，在雨果的小说创作活动中，正是他这种思想情感的激昂状态产生出了佳作。他在作品中以一种凡具有良知的人皆有同感共识、皆能共鸣的博大而宽厚的思想去诉诸人的心灵，他的作品因此也就具有了一种博大宽厚而非偏颇狭隘的思想天地与一种真挚而非人工化、持久而非短暂的感染力。历代的读者都在雨果的小说中受到感动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正是雨果作品中的思想力量的体现。

绚烂辉煌的浪漫风格

不仅感人，而且动人、引人入胜。很难想象，在小说作品中，现实性与思想力量、引人入胜与感人的效果能够不借有力的小说手段、小说的形式美而得以实现。如果说雨果的小说作品是以现实为本、以思想激情为力的话，那么它们都是以浓墨重彩、绚烂辉煌的浪漫风格为体的。正是这种体态美、风格美、文本美，使雨果至今仍是全世界亿万读者喜爱的小说家。

从文本的层次来看，雨果小说艺术的浓墨重彩、绚烂辉煌，首先体现在它的场景画面上。在近代成熟的小说中，场景画面是小说构成的一个重要的部件，从来都受到有经验的小说家的关注，他们经常要在故事发展的重要关头与人物性格展示的关键时刻，着力绘制出重点的场景画面。也许，雨果要算是特别重视场景的绘制，也最倾力于这个方面的小说家了。他不仅像其他人一样在情节故事的构设与人物形象的描绘中，把场景画面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还往往在历史背景上使用工笔重彩，大加铺陈渲染，蔚然成画，这不能不说是雨果小说艺术的一个特点。而在其他很多小说家那里，背景历史往往只是一笔带过；到了20世纪的小说里，甚至往往只以一个模糊的影子或简单的符号作为标记。雨果小说中这种艺术范例并不少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圣母院》中对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中对滑铁卢战役的描述。在文学史上，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对伏盖公寓这一故事背景详尽而个性化的描写是极为有名的，而雨果对巴黎圣母院的描绘，不论从规模、气势与作用来说，都大大超过了巴尔扎克这个场景的绘制，它不仅有整整一章的篇幅，而且在小说里几乎无处不有。在这里，巴黎圣母院是一段漫长而真实的历史，是一首具体而空灵的“石头交响诗”，是巴黎事物活生生的见证者，是俯视着人世的具有灵性的带几分神秘色彩的存在物，构成了小说的既有真实性又有浪漫性的场景。在《悲惨世界》里，滑铁卢只不过是长篇故事中一个具体情节的遥远框架，但它也在小说中占有了整整的一章。在这里，滑铁卢战役的政治与军事背景、战役的巨大规模与复杂始末、战场上的形势与瞬息变化，都得到大手笔的准确叙述，构成了一卷名副其实的滑铁卢战役史；在这里，滑铁卢战场的地理地貌，战争惊天动地的声势、酷烈的氛围，战后足以泣鬼神的惨象都得到绘声绘色的描写，构成了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吊古战场文的巨制鸿篇。其他如中世纪巴黎广大的乞丐群与他们惊人的暴动，1832年革命的酝酿、爆发与壮丽的街垒战，历史上著名的旺代农民叛乱的复杂根源与巨大的如燎原烈火的声威，18世纪英国上议院准确而栩栩如生的场景，所有这些都是他不同小说里的重要篇章。这些巨幅的场景画面，是构成雨果小说历史性与现实性的重要部件，而它们宏大的规模与气势、雄浑的笔力、灿烂的色彩与蕴含其内的苍凉博大的历史感，又充分显示出一种浪漫的气派，它们使人联想到浪漫主义绘画大师达维特与德拉克洛瓦那些辉煌的历史画卷。

在一定程度上，小说往往就是呈现给读者看的依次更迭出现的画面与场景，画面与场景是构成小说的题旨、情节、人物与意趣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因而，从小说作品的构造来说，它是较为外在的层次，最与作者的下笔成文紧密贴近。作家的遣词造句最直接导致的最初的“阶段性成果”，往往便是场景画面；行文达到的“第一站”，一般也是场景画面。而雨果正是遣词造句的大师、下笔行文的能手。他才气横溢，笔墨饱满，善于渲染铺陈，于是，动人的场景画面也就一一呈现而出，不竭之势有如泉涌。这既是雨果善于做的，也是雨果自觉地致力去做的。既然他在历史背景的设置上尚且很关注场景画面的绘制，那么，他在小说的主要内容即事与人的搬演与表现上，就更不会忘记场景画面的绘制了。这些场景画面，构成了情节发展，展现出人物性格，表露出意蕴题旨。卡希魔多在烈日下受鞭挞，在刑场上旁若无人地救出爱丝美拉达，在钟楼上无微不至地守护着这个波希米亚女郎，爱丝美拉达在法庭上的极为荒诞可怕的受审，冉阿让神奇地从海面上逃得无影无踪，他一人就居然把一辆马车抬了起来，他在地下水道的迷宫里，令人难以置信地救出马吕斯，芳汀冬夜在街上卖笑被人把雪团塞进脖子里，可怜的小女孩珂赛特黑夜挑水劳动，马白夫老爹在起义中英勇地保卫红旗，伽弗洛什出没在街垒的硝烟战火之中，海上劳工与章鱼的搏斗，笑面人在议会慷慨激昂、不计个人利害的演说，革命军在战火中收养三个儿童，朗德纳克于惊涛骇浪般黑夜在旺代登陆，郭文在军事法庭受审，等等，所有这些场景只不过是雨果小说中俯拾即是的著名画面场景中的一部分。雨果小说中的场景画面，其内容性质往往极不平凡，其色彩无不鲜明强烈，其蕴含的感情饱满而高昂，其效果常令人惊心动魄。总之，这是一些闪耀着浪漫主义光泽的画面。

在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中，小说故事情节往往是作者所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这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与阅读心理的。人们期望于小说的，往往首先是讲故事，这也是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在真实而深刻地描写现实生活上，19世纪初期兴起的浪漫主义还没有拥有像现实主义、自然主义那样多的经验与手段，即使是较早出现的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的狄更斯与巴尔扎克，也往往很注意讲很不一般的故事而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雨果开始小说创作是在19世纪20年代，在他之前，英国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司各特，就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而雨果正是颇深地受到了司各特的影响。他早在小说创作的初期阶段，就曾发表过一篇评论，盛赞这位英国作家那种“随心所欲带领读者在各个国度和不同时代里漫游”的才能，并从这个作家的小说创作里，总结了小说“应该通过有趣的故事阐明一个有用的真理”的主张。

雨果在构设他小说作品的故事情节时，往往不是在较为集中、较为短暂的时间单位里，在故事的复杂与情节的奇谲上下工夫，而是着力于构设跨度甚大的时间与容量甚大的空间里内容丰富的故事与曲折多变的情节：在《巴黎圣母院》里，是一个像噩梦一样可怕的悲惨事件旷日持久的过程，而且溯源到了女主人公童年时与母亲的失散；在《悲惨世界》里，是冉阿让大起大落，极不平凡的大半生经历；在《笑面人》里，是主人公奇特的五光十色的生平；在《九三年》里，则是从巴黎到旺代广阔国土上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雨果深知悬念这个永恒的艺术手段的魔力，他非常注重悬念的设置，也很善于制造悬念。爱丝美拉达的故事，由于她身世的悬念而令人格外揪心；《笑面人》中更是悬念丛生，走私船的来历、在海上漂流的葫芦中的秘密、小主人公的下落与他成人后非同寻常的经历，无不都是奇特的悬念构思。

雨果对现实生活有他的理解，他不满足于在小说作品中叙述简单单纯的生活过程；而总是追求复杂的多元、多头绪的生活事件。表现在对小说故事情节的设计上，他总是把非单一的线索纠结在一起，把主线索与一个或两三个次要的线索缠绕在一起。在《悲惨世界》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冉阿让与芳汀、珂赛特、马吕斯、伽弗洛什等好几个天南地北、本来各不相干的线索互相穿插。雨果善于横生枝节、蔓延枝节，为了叙述珂赛特不幸的童年故事，他横生出了德纳第这个人物，而讲述这个人物的来历，又回顾了滑铁卢战役，而这竟构成了小说的整整一卷。这种情节上的枝干蔓延、条叶繁茂，既展示出现实生活宏大广阔的天地，也在叙事艺术上造成引人入胜、令人眼花缭乱的效果。如果才力不足，多头绪、多线索将在小说里恣意散漫，难以收拾，但雨果却以雄浑的才能，居高临下，调控总揽，抒释化结，使之导向整体的艺术效果，其气派犹如赫拉克勒斯同时降服几条巨蟒。

雨果在小说的情节中，虽然不时也有一个人凭两臂之力就抬起一辆马车、一夜的苦恼竟使头发在第二天早晨尽成白色等特异传奇之笔，但总的来说，他相当注意具体描写上的逼真性。他力求使读者相信他所描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正如魔术师力求观众对他的戏法信以为真一样。然而，他小说中一个个事件竟有那么多强烈而奇特的内容，那么多有如鬼使神差一般的巧合，那么多极富有戏剧性的发展变化，不过这都是超乎平常的现实生活所能容纳、所能承受的。正是在这样的观照下，雨果小说的浪漫气质也就显现了出来。

活力持久的人物形象

浪漫主义对故事情节的重视，往往使它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情节小说的性质，雨果所推崇的司各特就是情节小说的代表，但雨果大大超越了司各特的是，他的小说恰巧主要不是情节小说，而是人物小说。由以情节取胜到描绘出塑造出鲜明生动、真实深刻、具有持久存活力的人物形象，是欧洲19世纪小说日趋成熟、日趋完美的一个重要标志。雨果的小说不仅在法国文学，而且在整个欧洲小说的范围里，体现了这一发展成熟的趋势，他笔下的一些人物形象，有不少至今仍活在人们的心中。

雨果的人物具有持久的魅力，首先在于其理想的光辉。典型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人物，往往是作家主观愿望的负载体，如果这种主观愿望是合理的、为广大人群所认同所共有的，那么作为负载体的人物必然具有理想的感染力；如果这种主观愿望是狂妄的，那么笔下的人物就会流于虚假。雨果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把自己的思想定格于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之后，就怀着强烈的民主主义与高昂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去进行他的小说创作。虽然他小说中不少人物如卞福汝主教、冉阿让、芳汀、伽弗洛什、郭文、朗德纳克，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为原型加工塑造而成的，他在这些人物身上都大力倾注了他的上述主观理想，使这些人物或则身上体现出一些非凡的特质：仁爱宽厚、慈善悲悯、慷慨大度、舍己为人、忠义英勇、豪侠仗义、真诚坦荡、富于同情心与正义感等等，或则成为对社会正义、法律公正、人类平等互助的向往之情的表达者。其实，仅仅说雨果在真实人物的原型中贯注了自己的理想还很不够，准确地说，他是以真实人物的原型为原始出发点，然后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描绘人物高大的非凡的形象，去谱写人物可歌可泣的个人史诗。因此，雨果笔下的人物不仅是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泽，他们无不充盈着理想主义的精神，昂扬着理想主义的格调。毫无疑义，雨果的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理想，都是人类精神发展中可贵的精华积淀，至今仍是人类尊崇、向往、争取的目标。正是这种理想的正义性与全人类性以及雨果表现理想的艺术力度，使得他的人物不仅深深地感动了世世代代的读者，而且还将具有永久的不朽的魅力。

雨果小说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既是他理想精神的结晶，也是他自觉的艺术原则的产物。由此，这些人物形象的思想内蕴与艺术内蕴，比起一般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要来得更为丰富复杂。如果说，雨果在文艺思想与创作原则上，有什么是真正属于他自己、被他阐释得淋漓尽致并富有独创性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他的对照原则，即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卑劣等等对照的原则，这既是雨果对生活、对人事的一种哲理性的认识与概括，也是他描写生活、塑造人物所奉行的方法。对此原则，他早在1827年辉煌的《〈克伦威尔〉序》里，就已经作过了系统的阐述。此后，他就一直在自己的戏剧创作与小说创作中几乎毫无例外地贯彻与运用了这一原则与方法，直到他1873年问世的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虽然雨果的对照原则，最初是就戏剧创作提出来的，但由于在小说形式中，作者的叙述与描绘的才能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施展，这个原则在雨果的小说中也就运用、贯彻得更为丰富多彩。仅以《巴黎圣母院》而言，以美丽天真、纯洁善良的吉卜赛少女爱丝美拉达为中心，有她在地位上作为被迫害的弱小者与弗罗洛作为强暴的迫害者的对照，有她在形体上的奇美与卡希魔多的奇丑的对照，有她在爱情上的真挚痴情与浮比斯的虚情负义的对照，有她在道义上的见义勇为与格兰古瓦的袖手旁观、助纣为虐的对照，有她在民族国籍与宗教信仰上与乞丐王国的对照。而围绕着她的这些人物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各种对照：有弗罗洛与卡希魔多这一对义父、义子之间邪恶与善良的对照，有卡希魔多与浮比斯这一对情敌之间品格高尚与道德堕落的对照，有卡希魔多与爱丝美拉达和格兰古瓦这一对吉卜赛少女的受惠者之间倾心报答与忘恩负义的对照，有女修士与弗罗洛、浮比斯作为社会两极，即卑贱者与高贵者在自然人性上的对照，有乞丐王国与弗罗洛作为中世纪精神秩序下两种地位，即被教化者与教化者在精神道义力量上优与劣的对照。同样，在各个人物的身上，也存在着对照鲜明的两个方面：在卡希魔多身上是形体容貌上的丑怪可怕与灵魂上的高尚美好，在弗罗洛身上是道貌岸然与毒如蛇蝎，在浮比斯身上是漂亮潇洒与肮脏卑鄙，在格兰古瓦身上是诗兴的狂热与灵魂的委琐。在《悲惨世界》里，冉阿让前后两个阶段的精神境界、内心世界的对照，冉阿让作为被追捕者的人道精神与沙威作为追捕者的严厉冷酷的对照；在《九三年》中，郭文、朗德纳克与西穆尔登这三个人物不同的思想立场、行为准则、精神品质、个性表现的错综复杂的对照与他们各自身上的两个矛盾方面的对照，也都是雨果贯彻运用他的艺术方法的著名范例。雨果小说人物创造中的这些艺术构设可谓相当纷繁，大有使读者眼花缭乱的效应，它们显示了雨果所理解的生活与人物的复杂性，也十分鲜明地表现了雨果小说的意旨与主题。当然，毫无疑义，对照原则运用到这种程度显然带有超常性，带有人工化的戏剧性，而这，正又一次突出了雨果小说的浪漫气质。

雨果描绘人物的艺术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他对人物心理活动与心理深度的注重。在人物的心理描写上，一般说来，浪漫主义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确实存在一些差异。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主观性质较为明显，小说中的一切部件、一切构设都是作者强烈的主观扩张与未加控制的抒情倾诉的手段与途径，小说中客观存在着的人物亦不例外，这就在人物的心理描写上形成了浪漫主义小说自己的特点，即作者往往让他的人物不受任何限制地倾诉自己内心的思想情感，描述自己的心态活动，而作者所采取的形式则往往是书信体小说或自述体小说。当浪漫派作家采取旁叙体小说形式，需要自己来充当各种人物隐秘内心活动的无所不知的叙述上帝并要把这一切深层心理以比较客观的方式描述出来的时候，他反而往往束手无策，不知所措，他所能做的只是按照主观的设计去编构故事情节。如像与雨果同一时代的大仲马、欧仁·苏就是如此。他们的小说只以故事情节取胜，而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人物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雨果是当时浪漫派的领袖人物，他的小说无疑具有强烈鲜明的主观性质，可以说是形态完备的浪漫主义小说。但雨果大大超出了他同时代浪漫派小说家的水平，他在旁叙体的小说里十分着力去进行人物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得心应手，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就。在《悲惨世界》第一部第五卷中，雨果几乎用了足足两章的篇幅，描写了尚马秋案件中冉阿让彻夜不眠，陷于极大的思想矛盾，面临两难抉择的内心活动，即“脑海中的风暴”。在这里，雨果把利己与舍己、为我与为他两种思想的反复斗争，轮番较量，描写得既激烈痛苦，惊心动魄，具有很大的震撼力，又层层深揭，细致入微，感人至深。这样的大篇幅深层次的心理描写在世界文学名著中是不多见的。同样，在《悲惨世界》中，马吕斯夜间阅读时思想受到启迪与转变的过程，也被雨果写得十分真实生动，亦为别致而精彩的心理描写的篇章。在《九三年》中，雨果又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细致地描写了“沉思中的郭文”，把人物心理活动中巨大的历史内容与深邃的思辨性表现得很是出色。雨果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写的规模与深度，足以与世界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充分而深刻的心理分析的篇章相媲美，这使得他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脱离了平面的、扁形的人物的状态，而带有立体的、浑圆的人物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雨果的小说具有比单纯浪漫主义更为丰富的美学内涵，它反映了浪漫主义小说向现实主义小说靠拢趋向的历史过程，体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和谐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