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人类文学活动产生之日起，文学演进的历史便开始了。当人们考察、阐释文学活动及其发展变化轨迹之时，文学史研究便也产生了，文学史研究也就有了自己的对象，获得了与文学创作、哲学思考、宗教信仰等人类其他活动不同的特质。文学史研究可谓历史悠久。

西方的史学传统久远，我们从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中可以窥见历史意识的萌芽。学界认为，古希腊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代表了西方古典史学的两种不同的风格。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基督教神学观念的动摇与史学世俗化道路的开拓，人文主义史学家们力图探究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着力于用人世的观点而废弃神意的考察历史，历史研究被认为是一种理智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传记体大为流行，佩特拉克的《名人传》、薄伽丘的《但丁传》等都是当时名闻遐迩的传记作品。传记体的盛行可以说是当时社会重视人与人的社会发展这一时代精神的具体反映。在西方，有人把18世纪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作为现代形态的艺术史产生的标志。该书不仅重点系统地分析了古希腊的艺术作品，而且描述了古代艺术兴起、发展、衰亡的历程。温克尔曼也因此被一些学者称为现代艺术史之父。19世纪是西方近代史学包括文学史研究的繁盛时期，产生了一批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文学史名著。法国丹纳的《英国文学史》揭示了他所发现的规律，即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力量。丹麦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把文学史看做研究人的灵魂的历史。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研究源远流长，《史记》、《汉书》中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叙述方式开创了正史考察文学史的学术传统。此后，沿用纪传体的正史史书中的“文学（文苑）传”成为史家进行文学史著述的一种重要形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家为文学家立传，描写其一生的创作活动及其文学成就，往往能展现一个时期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风貌，呈现文学活动的“古今之变”。作家年谱是一种兼有传记和编年特点的文学史叙述形态，也可以说是编年体传记。在中国学术史上，年谱之学一向被奉为“大道”，被谱述的人物被称为“谱主”，年谱按年月记载人物生平事迹，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不仅可以补充“国史”、“家传”之不足，而且因最合知人论世之义而为学界所重。著者爬罗梳理，探幽烛微，勾勒出谱主的生平履历、创作情况甚至时代背景，呈现作家个体的创作道路以及作品的演变状况。考察文学之变迁的文学流变专论，是我国传统文学史研究的又一种形态。最早从史的视角考察文学体裁流变的专论要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该书对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作专门的考察，概括而全面、条理化地勾画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刘勰的《文心雕龙》有文体论20篇，史论结合，以论带史，既论文体的特征，又讲文体的流变。文学作品及理论集的序跋中有关文学流变的论述，可以看做考察文学之变迁的文学流变专论。这些序跋除评论作家作品外，有的还对评论的对象作历史的考察，对文体的流变、作家的生平与创作过程、时代背景、文本的流传影响等作出简要的评述，如钟嵘《诗品》探讨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来，《诗品序》在系统阐发其诗歌理论的同时，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作家的诗话、词话、赋话、评点中关于文学演变的论述等都是传统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形态。这类形态把传统的经验性、感受性文学史叙述方式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地，如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文人诗话之风，前此论诗之作多重品评、格例、作法或本事，是书问世，始立“诗话”之名，创立了一种漫谈性论诗体例，诗话如果不限于诗人和诗作，还涉及不同时期诗歌之间的联系，则具有了史的价值和意义。

随着东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流日益扩大，西学东渐，西方新的史学观、文学史观、文学史方法对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一种新的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述出现在世人面前，我国文学史著实践迅速发生着全新的根本变化。20世纪初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是现代新的文学史观、新的思维方法的重要成果，尽管有不少缺陷，但它们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史上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它们的叙述形态是全新的，它们对中国文学史理论以及现代形态文学史纂实践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仅就数量而言，时间稍后至20世纪上半叶，通史类的中国文学史就有数十种之多。

作为现代形态的文学史著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文学史家以一定的文学观、文学史观统摄文学史料，不仅描述文学演变的事实，叙述其与社会变化的关联，而且自觉地以一定的识见论述文学发展的逻辑联系，从中发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优秀的现代形态的文学史著都是翔实的文学史实与深邃的文学史观的统一。其二，文学史研究分期的自觉。自觉的文学史分期不能产生于中国传统直观性、经验性为主的思维方法的文学研究阶段，也不能产生于西方传统的思辨性、抽象性为主的思维方法的文学研究阶段。它需要研究者以历史与美学相统一的思维方法，尽量站在时代思想的最高处，鸟瞰整个文学嬗变的历史长河，不仅要审视文学文本自身发展的过程，而且要将文学与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作整体的观照，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文学史分期的自觉是以科学的现代历史观、文学史观进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标志，它要受到普遍的关注，也需要文学史学以独立学科的姿态出现的时代的到来。

伴随现代形态的文学史著实践，关于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思考也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文学史理论研究领域。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胡适、鲁迅等都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大家，这几位学者都有着深厚扎实的国学根底，都曾走出国门，受到西方新史学观、新文学观的影响，都有着革新旧的史学与文学史方法的理论与实践，都留下了现代形态的文学史著述，他们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五四运动前后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是一个文学观念引起革命性变化的时代，中国20世纪文学史理论的发展与这个时代文学观念的变革紧密相连。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中国传统思想和体制出现动摇，国外各种思想潮流纷纷涌入，1915年之后，大批知识分子从国外回国，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并将文学史研究的新思想、新方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以后，对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极为深广。我们在回顾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时，不能不注意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庸俗社会学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片面解释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经济和阶级制约性的原理，对历史过程作简单化的图解，把文艺的发展和功能直接与经济关系联系起来，讲唯经济决定论、唯政治决定论，对中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文学史理论与文学史研究实践产生不小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文学史理论与编纂实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批新的文学史研究成果问世，文学史理论在争鸣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是，“左”的文艺路线给文艺创作与理论研究，也给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研究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使得文学史理论与编纂实践的历程呈现艰难曲折性。“文化大革命”中，文学史研究遭受到毁灭性的灾难。

新时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展开了文艺学美学方法的大讨论，大家认真反思文学与文学史研究，不少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反响强烈。此后，文学史理论研究呈现逐步深入的态势，成为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学术领域，有关专题学术讨论会多次召开。讨论的问题涉及面也较为广泛，诸如：什么是文学史；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学科性质，是历史学，还是文艺学、文学批评，还是它们的综合；文学史分期的原则；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作家、作品、流派、社团，还是典型的文学现象；文学史应该怎样摆脱单纯的作家作品论的集纳倾向；文学史结构中“史”与“论”的关系如何；是否尽量铺排资料便能增加文学史的客观性，或者应特别注重“史实”，以增加文学史的当代性和主观性；各种不同文体的文学史，如小说史、诗歌史、散文史、杂文史或地域文学史与一般的文学史写法有何不同；文学史还可以有哪些门类；文学史应提倡集体著述还是个人著述；等等。纵观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史理论研究，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文学史理论研究不断理论化、系统化。从“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到文学史观念方法以及关于文学史学的讨论，文学史理论研究呈现逐步深入的态势，成为不同学科的学者关注、研究的对象，可以说，这是20世纪以来文学史理论研究最为活跃与繁荣的时期，也是我国文学史理论建设与编纂实践硕果累累的时期。其二，文学史理论研究的学术品格在不断提升。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理论研究与编纂实践的发展过程，包括如何选择文学史理论研究的对象、方法，如何阐释文学发展的规律，如何确立批评作家作品的原则和方法，如何评价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可以说是逐渐摆脱诸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特别是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的过程。其三，文学史理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美学方法，继承传统求是实证的科学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与编纂实践。同时，汲取多样的现代文艺学新方法，诸如文学文化学方法、文学心理学方法、文学阐释学方法、形式美学方法等，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领域，带来了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但总的说来，文学史理论研究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系统性有待进一步加强，问题的探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本书试图总结自古迄今的文学史编纂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成果，通过对诸多相互关联的文学史基本理论问题的理性思考，初步建立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学史理论的逻辑构架。文学史理论领域有着许多新鲜问题需要探索，每一部新的文学史著只要不是模仿，都是文学史家理解、重构的文学史，是一项包含不断创新性的学术活动，这是一个扎根于文学与文学史研究丰厚的土壤之中，有着诸多常说常新问题的创造性学术领域。

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文学活动及其成果的历时性演变过程以及影响这个过程的一切文化因素。文学史研究不是对上述对象产生和消失的记录，它要求文学史家善于站在他所处时代的高度，洞察历时性文学现象的历史的审美的价值、意义、内在联系，以独特的审美视野去感悟去理解，以独特的文学史识去烛照去重构绚丽多彩的文学现象，描绘出一个整体的、互相连续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学发展行程。这些有关文学史研究对象和性质的内容是文学史理论必须首先思考与探索的问题，本书第一章即探讨这一问题。

每一学科既然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性质，也就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文学史理论是历史学与文艺学的交叉学科领域，文学史作为专门史的一个领域，历史学的方法，包括历史学的哲学方法论对于文学史研究必然会产生重要影响。文学史研究作为文艺学的分支学科，文艺学方法也就大多适合于文学史研究，特别是那些擅长历时地考察文学活动及其成果演进的文艺学方法都能够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如何运用文史融通、多元互补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则是本书第二章论述的主要问题。

第三章论述文学史的时间之维与分期。文学史研究总要将文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间之维中，因为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都处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时间之中，因此，文学史家审视文学史应该考虑文学现象所承传的历史传统，它与同一时间存在的社会文化生活的联系，它对于未来文学发展的影响及其自身为读者阐释的历史。如果把文学史研究主体活动的时间定位为现在，那么，文学史的时间之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视界。文学史研究同样处于无穷无尽的时间之流中，它应该是当代个人视界（当下或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未来视界的融合，既不要片面强调作品意蕴的历史客观性，也不要片面强调作品意蕴的当代性和未来性，较完美地获得这种融合是不容易的，但努力达到某种融合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现代形态的文学史著显示出自觉的文学史分期意识，文学史分期是撰写文学史不可能回避而必须解决的问题，文学史的分期包含外在的文学发展的起讫时间与内在的文学流变的本质特征两个方面，后者决定前者，并且是文学史分期的基础。不同类型的文学史有不同的分期选择，同一类型的文学史也可以有不同的分期，文学史的分期是复杂的，也是丰富多样的。

第四章论述文学史的文体分类及其流变。文体分类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没有文体分类，则无法开展文学史的叙述，没有文体流变的阐释，也就没有真正的文学史。在文学史研究中，文体流变的阐释是重点。文学史要论述文体变迁的种种复杂现象及其原因，探寻内在的规律，揭示文体发展的本来面目，同时也为人们尽可能自觉地去创造条件促使文体的发展、出新、繁荣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文学文本的发生、发展与人的联系无疑是文学史研究关注的中心。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文学史也就成为一部人的精神活动史。文学史的文本与人本的关系是第五章重点探讨的问题。纵观文学发展的历史，任何一种文学文本都或直或曲、或显或隐地蕴涵某种人本因素，文学史研究应该关注文本的人本内涵，以及作为文学审美活动系统中的文本与人本的联系，尤其要探讨人本对于具有新的审美特征的文本嬗变的影响。纵观文学发展的历史，每一次新的人与现实审美关系的建立、人的思想的解放、人对自我和人生认识的变化都会带来文本的变革。

影响文学创作、文学演进的创作主体的心态大体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主要由人生观、历史观、政治观等制约影响的文学创作心态；二是由审美态度、艺术追求、文学修养等制约并构成的文学创作心态；三是由作家创作作品时的心境等制约并构成的特定的文学写作心态。当然，这三个层次的心理要素、心理活动体现在作家个体或群体身上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作家每一层次的心态往往或渗透或影响却不能替代其他层次的心态，各个层次的心态有自己影响文学创作的相对独立性。文学创作主体的心态如何作用于文学创作与文学的发展，文学史家又应怎样把握文学创作主体的心态，这是第六章需要论述的问题。

文学传播一词在文学史研究中使用的频度愈来愈高，成为大家极为关注的理论课题。文学传播是人们以口传、手抄、题壁、出版等方式保存原生史料的过程，也是文学文本与文学创作者、传播者、接受者交互作用的过程，由于代代相续、生生不已的文学传播，文学文本得以传承、创新，文学活动的生命得以延续、张扬，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重建文学文本的交流及影响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可以说是一部文学传播的历史。第七章将对文学传播的媒介、特征及其对文学演进的意义进行探讨。

客观存在的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鉴别阐释是文学史著述能否成功的关键。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是客观存在的文学活动的历史事实，我们主张文学史撰述要以观念统摄材料，达到当代视界与历史视界的融合，但不能任意以现代观念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治文学史与治其他专门史一样，要求史家尽量多搜集史料，而且是搜集第一手史料，只有尽可能地将材料收集完备，才能在具体论述中言之有据，公正客观，避免空泛与偏颇。文学史研究不仅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文学史料，而且要注意很好地鉴别史料。文学文本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意义，作家创作活动与文学文本的联系，文学接受、文学思想、文坛风俗、社会环境等对于文学活动的影响，都是文学史料阐释的重要任务。这些是第八章重点论述的问题。

第九章论述文学史著的现代形态及其叙述方式。20世纪初我国出现的新的文学史著的叙述形态是全新的，与中国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形态迥然有别，它们对中国现代的文学史纂实践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此后，现代形态的文学史著述迅速发展，不仅数量之多令人惊叹，而且呈现丰富多样的叙述形态。任何一种形态的有特色的文学史著都应是文学史料、文学史观以及与内容相适应的叙述方式的统一，文学史家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运用一定的文学史观审视文学的发生、发展，理解、建构文学活动及其成果的历史，每一种新的文学史著成为一次新的创造。

附论共三篇，回顾自古至今中国文学史理论及文学史著述的历史，使之成为我们今天文学史理论研究的宝贵思想资源。

综而言之，本书努力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方法为指导，汲取现当代外国文艺学美学新方法，沿着“取今鉴古，别立新宗”的学术研究道路，融会贯通地对文学史理论的诸多基本问题作多维的思考和分析，作出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力求有新的发见。当然，探讨文学史家如何以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去感悟、去理解、去建构文学演进的历史轨迹，书写出一部部富于创新性、充满活力的文学史，则是文学史理论研究所追求的学术目标。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探索，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