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在我着手翻译这本《李鸿章传》之后不久，互联网书店开始热销一本名叫《李鸿章回忆录》的译文书。那是一部已被判定为赝品的伪书，其炮制者是一位名叫曼尼克斯（Mannix）的美国人，他在1900年曾随美国第9步兵团到过华北。他回到美国后因罪入狱，在监狱服刑时借阅了大量有关晚清中国与李鸿章的资料，阅读之余，自己进入李鸿章的角色，杜撰出了这么一本回忆录。他伪造的回忆录出笼后，曾在欧美风行一时；而到了今年，该书的中译本又在中国热销起来。这种情况表明了两个事实：其一，外国人对我国清末的大人物李鸿章怀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对其传记的产销和阅读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甚至不惜造假；其二，中国的读者也很希望了解外国人对于李鸿章其人的看法，哪怕是从一本造假的回忆录中去寻找探索他们对这个中国人的塑造。

有关外国人对李鸿章的关注与评价，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本书下一页刊载的那幅题为“当今天下三大佬”的照片，拍摄的是19世纪欧洲雕塑家F.R.卡登堡（Kaldenberg）为当时世界上的三大伟人所做的塑像，左中右三人依次为俾斯麦、李鸿章与格莱斯顿，可见李鸿章在这位雕塑家眼中是何等的伟大。

至于读者手中的这部《李鸿章传》，则是值得信赖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知名度的李鸿章传记。其作者布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1863—1945）是李鸿章同时代的英国作家和记者，在晚清活跃于中国的各种舞台，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他在1883年就到了中国，那正是李鸿章一生中的全盛时期。

布兰德在抵达中国以后的12年多的时间内，都在中国海关工作，供职于汉口、广州和北京。1889年，26岁的布兰德在上海娶了一位名叫路易莎的女子为妻。1896年，他脱离海关，出任上海市议会的助理书记官，第二年继任书记官一职。这个议会是控制上海国际殖民地的机关，布兰德时为上海滩的权要，对这座大都市以及中国的政情十分熟悉。他同时还开始从事独立记者的第二职业，调查并报道中国的各种状况。他于1906年离开市议会，在英中公司（BCC）得到了一个新的职位，成为该公司以北京为基地与中国政府谈判铁路贷款的代理人，直到1910年被该银行解雇。布兰德于是回到英国，而这时候，晚清名臣李鸿章辞世已有9年。

布兰德与中国并未缘尽于此。1920年，他以作家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主要写作中国的题材，有一系列时评书籍出版，主要有《在华的最近事件与当前政策》《中国、日本与高丽》，以及他与埃德蒙·巴克斯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合作的两部记述中国历史的畅销书《皇太后治下的中国》与《北京宫廷年鉴与回忆录》。

布兰德一直关注着本书的传主李鸿章。他在居留中国期间，曾于1900年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在上海拜访李鸿章，与他讨论义和团危机及其后果。那是在李鸿章去世的前一年，这位老人已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作为失败者而失去了昔日的风光，并已在周游欧美列国后返回祖国，时任两广总督。布兰德后来回忆了当时所见到的李鸿章：“年迈的李总督那时身体正在迅速衰弱。他走路要靠仆人搀扶，显得非常脆弱。但此人不屈不挠的精神绝未熄灭，其头脑没有衰竭的迹象，当他感到愤怒时，眼光熠熠闪亮，一如既往。”

布兰德与李鸿章的那次会面，也许正是他为李鸿章写传的契机。读者手上的这部《李鸿章传》英文原版于1917年问世，当时布兰德已是一名独立作家与评论家。这是布兰德54岁时完成的成熟作品，完整表达了他对李鸿章与晚清中国的独特见解，展现了他以流畅和雄辩而见长的文风。作者以新颖的结构与丰富的记述，根据李鸿章作为中国官员、作为外交家、作为新式军队和国防建设者的不同身份，多方位、多视角地解析了这位中国晚清巨擘的一生。

此书被收入了英国“19世纪打造者丛书”，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本书作者和该丛书的编者已将李鸿章的历史定位摆在最高的层面，把极大的荣誉给予了在国内备遭诟病的这个中国人。这些英国学者究竟有什么样的理由如此抬举李鸿章，是值得中国的读者去开卷一读的。

在这部评传中，布兰德反复声称，李鸿章之所以能够走在同时代中国人的前列，之所以有资格入围19世纪的打造者，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了清末的中国缺乏实力，无法与列强直接抗争，而只能牺牲一些利益来换取和平的环境，以便从事现代化的建设，以增强经济和国防力量，而他的这种努力，使他在海外享有盛名，并部分地取得了成功。布兰德的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是否能够为当代中国人所接纳，尚须接受读者诸君的检验。

另一方面，布兰德又一再强调，李鸿章之所以未能把中国引向富强之路，他那耗资巨大、苦心经营的海陆军之所以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遭到惨败，完全是因为他任人唯亲、贪污腐化。这个看法，跟中国人100多年来对李鸿章的评价毫无二致。贪财是李鸿章及其僚属的致命伤，而官场腐败是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社会动乱的罪恶之源。布兰德认为李鸿章及整个封建官僚体制留下的这份邪恶遗产，后来又被中华民国的官僚集团所吸收，以至于流毒无穷，给人以革命未能彻底的印象，确实是颇有见地的。在21世纪的今天，官员腐败对中国社会的严重威胁犹在，乃是全国民众同声檄讨、深恶痛绝的罪恶渊薮，李鸿章给后人留下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值得重温，值得从布兰德的这部著作中去批判性地寻找借鉴。

清末湘淮军出身的3位军政重臣，即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左宗棠与李鸿章都曾受到曾国藩的提携，而李鸿章更是曾国藩的“肘下之人”。但是，曾国藩和左宗棠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大清官，而李鸿章却未能承继曾国藩清廉自守的衣钵，为他自己也为中国的历史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本书中引用的李鸿章的奏稿和书信，均依据清人吴汝纶编辑的《李文忠公全集》、宝鋆等纂修的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王先谦所纂的《东华录》和朱寿朋所编的《光绪朝东华录》所载文本的对应部分直接录入。必须说明的是，书中摘自伪书《李鸿章回忆录》的部分，译者尽量仿学清人笔法译为中文，但此中文绝非李鸿章原著，因为李鸿章本来就没有写过这些文字，而是美国人曼尼克斯捏造出来的。

此外，布兰德先生文采不俗，熟悉多种欧洲语言，在原著中使用了不少法文和意大利文的成语，使文章生色不少，但我在译文中没有标出这两个语种的语句，仅将部分此类语句用双引号括之，或以斜体字排版，特此说明。

王纪卿

2011年伏月

于长沙听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