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一章考察过了李鸿章出生于其间的社会状况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及其主要的和持久性的根源，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产生这位东方超人的教育状况与家庭环境，以及李鸿章早年生活中的故事与境遇，这有助于揭示其思想行为的特定指向。首先，毋庸置疑，他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其母非凡的身心活力，还从母亲那里获得了和蔼的脾气与宽容的达观，这在其私生活中表现突出，使他交游颇广，其中一些朋友是在外交与其他事业中接触到的。此外，可以肯定，他在总督生涯起步时和其后对外政策的整个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对于外国人的睿智的认知，是因受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他与戈登将军亲密关系的很大影响所致。这些遗传和影响，无疑是在最重要的塑造时期决定其性格的因素，两者都对他进行了改造，但仍然无法消除环境不可避免的影响，以及老套教育与官僚群体硬性阶级利益的强大作用。

关于李鸿章的父亲，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个“怀才不遇”的人，归属于“有望”当官的失意而不满的人们之列。李鸿章本人是一名坚定的儒学者，总是宣扬孝顺为道德之首，很少在私人谈话中提及自己的父亲。就我们所知，在其为了训练文学才干而常写作的赞美诗中，并未写下对父亲的怀念。我们知道，李父属于士绅阶级，也就是说，他曾成功地通过省级的学士学位考试，但他和苦苦奋斗的学者大军中的许多人一样，既缺乏能力又缺乏手段来获取进步。他很年轻就结婚了，有5个儿子（李鸿章是其中的老二），能为他们提供寻常正统教育的入门课业：5个儿子都在乡村学者的指导下获得了像鹦鹉学舌一般背诵经典的本领，那些经典在中国就是启蒙。上一章提及的那部有嫌疑的“回忆录”中对于李鸿章在1846年与其父的关系有所介绍。其文章之一声称由李鸿章在25岁那年写于家乡合肥，当时其父母都是42岁。这就意味着其父在15岁那么小的年龄就娶妻了。另一篇文章标记的日期是1846年1月的某日，记载了这位志向不俗的年轻学者不愿顺从其“高贵而严厉的父母”表达的要他娶妻的愿望。李鸿章的第一次婚姻应该就在此时或不久之后缔结，因为我们知道他那年轻的妻子和孩子们在他于1853年弃文从武之后不久都失踪了，无疑是死于袭击的太平军之手。据记载，李鸿章通过其伯父的影响，在府衙里谋得了一个职位（伯父本人在当地厘金税征集处任职），而知县大人闻知这个有头脑的年轻人文才了得，叫他倒背《春秋》，其结果是大大满足了李鸿章的自尊。充分的证据表明，在这些岁月里，他通过勤奋的努力工作，将能量集中于获得文学名声与写作技巧，这可以将他领向通往官宦生涯的大道。1847年，他在为进士们设立的殿试中，从4000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考取第3名，得以进入翰林院。1851年，他成为翰林院编修，已经有了不小的名望。他那优美而儒雅的书法已经闻名于京城的文士之间，其名声已闻达于各省。但是，到此时为止，他只是展示了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对自身能力的敏锐认识，却未曾表现出不同于正统儒生的精神特质。吸引着他的僵硬老套的学习体系，在所有细节上完全无异于已经摧残了其前辈并正在破坏其同时代人精神活动与想象力的那套东西。他能背诵整卷整卷的经典，倒背或顺背，撰写无数文章，有散文也有诗歌，涉及各种各样的主题。与此同时，他的聪颖敏感向他指出，要踏上其野心所渴求的成功之路，必须有鼓胀的钱包，还要得到大人物的青睐。但是，在他进入翰林院那一年在华南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助于拓展他的经验，扩大他的眼界，在不同的战线上完成他那由经典入门的教育。

那一年李鸿章28岁，住在安徽省合肥的老家。关于他在这一时期的职业，我们所知甚少。科士达在其为那本臆造的回忆录所写的吹捧过度的前言中，记述了李鸿章从京城返回老家时太平军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他写道：“当他抵达老家时，他看到太平军路过，正在向北京胜利进军。当他看到那个赐予他如此荣耀的王朝和古老的政府面临灭顶之灾时，他的爱国热情在心中沸腾。他立刻着手工作，组建了一支志愿军去袭击和阻击敌军的后卫。”道格思教授（Professor Douglas）对于李鸿章军事生涯的起源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述，但是他说的时间是1853年初。然而，我们知道李鸿章在金钱事务中极为谨慎，这使我们很难接受这个故事，更不用说，即便他愿意，他也不可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组建一支值得一提的军事力量。要解释他为什么放弃文学生涯，而加入他所轻蔑的武行，有一个合理得多的证据，因为在太平天国强大起来之后，曾国藩（官军总司令）要求北京给他配备一批秘书，而李鸿章得到一位安徽籍翰林的推荐，担任了其中一个有前途的职务。如果正如报告所载，他和其父（1856年去世）有功于为官军征收地方税，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父子都是在曾国藩的领导下从事这项工作，而那些税金是由省级当局提供给官军的。这个看法已部分为当代的证据所证实，因为李鸿章曾于1855年供职于合肥的藩库，顺带赚了一些钱。他在这个方面聪明的活动引起了知县的注意，他向上级报告：李鸿章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官员。按照同一报道，李父似乎和曾国藩有几次会晤，其结果是，这位伟大的学者军人喜爱李鸿章的文风和书法，于是年轻的翰林投笔从戎。无论他接受这份任命的理由何在，这件事肯定为其事业奠定了第一个坚实的基础。

英国的读者会注意到，在中国，文官们虽然除了经典教育之外并无其他资格，但他们却可以行使高级军事职权，并以同样无知的勇气主持对外条约的谈判，管理银行，或者治理江河。事实上，整个官僚阶级都在指导高技术层面的事务，基于一个无所不能、多才多艺的假设，不同于英国政治家与公众舆论对于内阁部长们的看法。因此，李鸿章从军事参谋的位置上迅速升为江苏官军的总司令这件事并不引人注目。有充分而可靠的证据表明，他仅靠勤勉与才干，就得到了曾国藩的好评，而他的升迁就有赖于此。在他晋升为高级军事指挥官的同时，他的文官职位也在提升，因为作为一名翰林，他的战争行为被认为是临时的跑题。1857年，他被委任为浙江代理按察使，1859年他被任命为福建的道台（原因不明，因为他从未上任）。最后，在1862年，他成为江苏巡抚，在这个位置上，他初次见识了外交艺术与技巧，并目睹了外国政治的广阔天地。1860年，他开始体验欧洲的战争方法，其因缘在于他跟美国冒险家、“常胜军”司令华尔的关系。这时，由于英法联军很轻易地突破了大清帝国所有的北方防御，包围了北京，他那敏锐的智慧也使他深信了外国人的军事优越性。

关于李鸿章在这个阶段的事业，中国总是流传着两个有趣但未经证实的故事。亚历山大·宓吉是一位能干而且往往可靠的资料提供者，他在李总督于1901年去世后不久，在一篇已经出版的论文中公布了第一个故事，并为之作证。他宣称李鸿章在对付太平军时获得的大多数成功，是因为他在太平军中当过一段时间的俘虏，在那段时间里，为了保住性命，他手中的笔任凭目不识丁的太平军首领们使唤，他由此而对太平军的组织和方法有了贴近的认识。这也许是真的，也许又只是许多“合理却不真实”的虚构故事中的一个，这种故事在东方国家因反复的传播而令人信以为真，就李鸿章而言，则主要是为了隐藏其生平记载。所有的官方记载对此事只字未提，并不能证明此事不存在。但他被俘一事若是发生过，也一定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至于另一个故事，从表面看，更像有事实的基础。故事说，官军的程将军原本是太平军的一位首领（此人在李鸿章领导下，与戈登一起勇敢地打击太平军，在1863年收复苏州的战斗中表现格外突出），李鸿章巧妙地劝说他改换门庭，效忠于清廷。在一份奏疏中，他描述这位勇士1864年4月在攻占嘉兴府时如何捐躯，他证实了程学启当过太平军的首领。他写道：

（程学启）当于初十日子刻出缺。……臣适行抵常州，接信之余，不胜悲悼。各营将士恸哭失声，江浙远近官绅士民无不同声呼怆。伏查程学启籍隶安徽桐城，遭乱被掳，英逆四眼狗欲重用之，程学启以该逆荼毒百姓，尝自逃去……程学启密赴曾贞幹营中纳款，曾国荃兄弟见其志趣忠勇，迥异寻常降将，遂留营带队攻剿，旋克复安庆省城，程学启之功居多，经督臣曾国藩等奏报在案。其时臣在安庆，熟闻程学启智勇可任。

这份奏疏接下来描述已故程将军的军事才干和功绩，顺便将戈登将军取得的胜利全部算到他的头上。但是，如果这段广泛流传的故事是真实的，那么李鸿章对于程学启的了解就远远多于上述官方的调查。人们一般都断言并相信，这位首领用一笔相当数量的银子向李鸿章买来了他在官军中的职位与升迁，而李鸿章则用这笔钱购买了自己的仕途进取。这个故事中没有任何内容是根本不可相信的，因为这样的交易在中国总是被当作较高级兵法的一部分。人们说程学启与李鸿章妹妹的婚姻是这个协定的一部分，可以互相保证各自的诚意。

就本书的宗旨而言，我们无须详述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场战争（1853—1864）的大事件已由道格思教授做了简明的记载。寻求更多信息的读者可从弗雷德里克·卜鲁斯（Frederick Bruce）、斯特夫利将军（General Staveley）与“中国人”戈登（“Chinese”Gordon）收录于那一时期《蓝皮书》中的公文中找到，而且可以作为打造历史的实例解说将之做一个有利的比较，其比较对象是曾国藩同时代的奏稿和上谕，这是一个官方文件的集子，由英国驻华领事机构的翻译人员詹美生（R.A.Jamieson）选编并翻译。李鸿章为了他在苏州出尔反尔屠杀运动首领一事而与戈登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执，那个故事证实了一个事实：尽管李鸿章有高超的智慧，尽管他有了三年非常接近欧洲人的经验，但他无法从戈登的视角来看待事物的道德层面，正如戈登无法倒背中国的经书。戈登指望李鸿章吸收并实践他自己人性化的、颇具骑士风度的战争观，这就表明他缺乏判断力和洞察力，就跟李鸿章拒绝相信这位英国人会真正重视其誓言时所表现出来的一样。由于戈登富有个性地爆发了正义的愤怒，并要找李巡抚寻仇，整个插曲后来发生了值得纪念的戏剧性变化，但这仅仅是这两个男人具有的绝对冲突的观念之间许多次类似的交战之一。如果说戈登难以容忍李鸿章的贪赃和虚伪，那么李鸿章这位官僚，全身散发着对自己难以形容的优越感怀有的优雅的自信，同样觉得难以忍受戈登的坦白直率，以及对于诚信的无法妥协的执着。从政治上而言，李鸿章明显的目标，从他与华尔、白齐文和戈登开始接触时起，就是要利用外国人高超的军事技巧，同时又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防止他们行使任何执行权，以免他们侵占官僚统治的特权。较之任何国内的运动，他更害怕欧洲的侵犯，因为他比北京的任何高官都更能判断出西方军事远征的真实政治意义，其远征的结果是，1857年一支小型的英国武装占领了广东，1860年10月在北京签署了额尔金爵士（Lord Elgin）的和约。1862年，李鸿章婉拒了俄国派军队镇压太平军的提议，他已下定决心通过聪明而高超的经世之术，加上柔道式的政治艺术，来对抗西方的蛮力。一支由俄国军官指挥的俄国军队绝对不合他的策略，因为这支军队不会听从他的指挥。不过，利用刚刚占领过北京的英法军队的支持来镇压中国的动乱力量，他却丝毫不觉得丢脸。斯特夫利将军和卜罗德将军（Admiral Protet）愿意与他自己的部队合作，为帝国事业效力，同时又承认他是中国未遭削弱的主权的代表，这使他感到了不加掩饰的满足。他太高兴戈登及其雇佣兵能够进行艰苦的战斗，只要给皇帝提供的战事奏报与奖赏的分发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中。在其奏报太平军彻底溃败的奏疏中，就同其记载程学启将军去世消息的奏片中一样，戈登在维护皇室天命的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被削减到了微乎其微的比例。戈登因其服务被赏了一件黄马褂，一顶花翎，还有赏金（他拒绝了这个奖赏）。但是李鸿章“为了提供信史”，用他的生花妙笔，处心积虑地吞没了“常胜军”及其司令的战功，使其淹没在他自己的功劳发出的光辉之中，彰显出他的远见卓识与胆略雄心。

他对戈登的态度是变化的，有时亲切感恩，有时豪爽无礼，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位勇敢而冲动的军官提供的效力。他们的关系不止一次地变得非常紧张，因为李鸿章积习难改，总是在给部队常规发饷的问题上不讲信用。在戈登之前担任“常胜军”司令的美国冒险家白齐文，由于同样的金钱问题，曾与李鸿章吵架，最终投靠了太平军。事实在于，李鸿章看待这场战争，和他看待中国后来的所有战争一样，都是站在为自己钱包着想的立场上。他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军事财政观念就是最终支付多少钱，常常包含一个附加条件，即官方欠了部队多少薪饷，部队可以靠着抢掠攻占的城市——中国的城市——来获得补偿。“回忆录”中有一些记载，表明他很坦率地承认这方面的事实。

其中第一篇标注的日期为1863年2月25日（戈登在3月份出任司令）：

戈登上校来函声明：其来必当统领，否则不来。夷人为我所用者，无不如此行事，主动求职者亦须让我方等候数日或数旬方予作答。此英人或不致如此，因其不求官职，亦不求财。后者非其亲口所言，然其上司言之，也就罢了。然若渠系能人，为此军配发刻下所需制贼于死命之兵器，则此处自有安排，予以高官厚禄。

一个月后，他写道：

戈登举止才干均优，强于平日接触之外夷，并未流露往往惹人生厌之得意。此人虽老于军务，言多率直，一丝不苟。来营不足两个时辰，即视师发令，将士听命，大慰吾怀。

日期标注为4月7日的日记无疑精确地描述了他的军事财政措施：

戈登率三千常胜军及一万五六千兵勇，猛攻福山之贼。前日发饷若干，并谕知官兵，攻复福山后另加优赏。又言苏州若复，戈登麾下官兵皆发完饷，并予奖赏。

5月份，李鸿章对戈登作为军人的优秀品质表现得非常热情，以至于对他“以兄弟相称”，并向皇帝奏请给戈登赏加“中国总兵之职衔”（少将旅长），得到了批准。赐予这个官衔的上谕很好地表现了中国人装腔作势的风格：

着戈登实力约束常胜军，勿令复溃，以免重蹈覆辙。

李鸿章给戈登送去上谕的抄件，让“该员凛遵”。

但是，到了7月份，龃龉发生了：

戈登近来所思唯银子而已，伸手要钱，将我当成财神。声称官兵若无饷可领，则不再出战。我说苏州一经克复，便有钱补发欠饷，另有重赏。

白齐文遇到为了部队向行政当局索饷的相同困难时，便用武力自助，从上海官商发款员的钱柜里抢走了银子，于是因此而被李鸿章开除了。在后来关于这场争执的外交讨论中，他得到了英美驻北京公使的同情与支持，但是李鸿章坚决不肯再跟一个这样的人打交道，因为他不但要抢夺法律，还要把钱抢到自己手中。在戈登上任5个月后，白齐文愤怒地投向了敌方，从清政府一方带走了另外的100名心怀不满的欧洲逃兵。戈登已心灰意冷，无望于在这种条件下组建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他放弃了指挥权，可是由于生性仗义，他在得知白齐文叛变以后，又回到了指挥岗位。这是1863年8月。李鸿章的神经被白齐文事件弄得十分紧张，他发布了一份告示，悬赏3000两银子抓捕白齐文，死活都行。不过，他后来与英美领事当局的争论展现了他全部的品质：敏感聪慧，井蛙的得意，无边的胆识。这些品质就是他后来外交生涯的特色。

戈登在白齐文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后重返其意气不相投的职位上，是一种慷慨大度的行为，但这并未在李鸿章心中唤起感激之情。他坚持以吝啬的办法对付“常胜军”。戈登这方面继续坚持索要正常的薪饷和供给，强烈反对继续其前任常常采纳的以抢掠来支付薪饷的体制。在攻克昆山之后，他给李鸿章写了一封口气强硬的信，宣称他打算辞去司令之职，“因为我每月都要面对为部队索饷的困境”。他还宣称，在这种情况下保留官位对他这样一名英国军官而言是有损名誉的。然而，只要事关金钱，李鸿章就坚如磐石，但若与金钱无关，他就会屈服，不是服理，而仅仅是屈服于恐惧。

他在戈登占领苏州城（1863年12月）之后下令屠杀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政治观和道德观。这个事件来源于他性格中的一个很少暴露给欧洲人的特点，那就是，在遇到令其政治目的或个人野心濒于危险的事件时，他会表现出对人命的铁石心肠和极度轻视。对于那些在他看来会妨碍他履行国家职责或实现个人利益的人，他会师法他那显赫的主子慈禧太后，把东方式的恐怖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常胜军”对苏州发起致命的最后一击之前，李鸿章就很清楚：太平军首领已经胆寒了，这场大运动很快就要寿终正寝了。1863年秋天有一阵子，在白齐文逃向太平军之后，李鸿章对戈登部队的小气似乎有可能导致相当多的官兵步白齐文的后尘。但是，白齐文带去增援太平军的那些被激怒了的雇佣兵人数太少，去得太迟，无法阻挡他们当中不满与觉醒的潮流。白齐文把部下带到敌人的阵营，是为了报复李鸿章对他的傲慢，他打算率领一支战无不胜的太平大军直攻北京，他甚至打算劝说戈登加入他这次辉煌的冒险。但他很快就清醒了，在苏州城的围墙之内他无法为自己无可争辩的指挥才能找到用武之地，那里只有不同意见的争吵，以及即将发生的溃散。太平军八“王”中只有一个慕王目标坚定，决心将斗争进行到底。其余几位在大约3万名部众支持下，已经开始与官军将领程学启暗通款曲，打算用投降来换取大赦。白齐文和那些跟他一起改换门庭的人不久就意识到太平大业已无指望，于是他们为了自己向戈登提议：只要他愿意接收，他们就再次返回官军，条件是不得针对他们一度逃离采取任何惩罚措施。刚刚做好这个安排，慕王在太平军首领的一次会议上被刺杀了，他们打算结果最后一名立场坚定的首领，为他们自己的投降争取优惠的条件。在这场卑劣的恶剧上演之前，戈登在程学启将军的陪同下，曾与投降的诸王有过一次会晤，向他们承诺赦免他们的生命；作为回报，诸王承诺秘密撤下一个城门的守兵，将苏州城交给官军。程学启将军是这个协议的参与者，双方达成谅解，不在城内抢掠。戈登与太平军首领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把受降的细节交给程学启将军按计划执行。他自己离开军营，去向李鸿章报告情况，并力争从李巡抚那里得到额外的奖励，以弥补他们得不到城内战利品的损失。为了消除对部队抢掠贪欲的诱惑，他着手把部队从苏州后撤行军一天的里程。但是李鸿章如今认为结局已经可见，忘记了他所有慷慨大度的许诺，拒绝了戈登给“常胜军”发饷两月的要求。这可太糟糕了，因为这件事降低了戈登在官兵当中的威信，差一点激起一场兵变。但更糟的还在后头，戈登曾当着程学启的面庄严承诺，只要太平军首领按条件投降，就免他们一死。即便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具体指令，他也有权给予这种承诺，并期待投降者会得到人道待遇。几个月前，在攻占太仓围城之后，戈登向官军将领移交了7名太平军首领，他们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并被官军将领屠杀；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处以磔刑。这种野蛮的刑罚在欧洲人当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以至于上海英军的司令官布朗将军明白地通知李鸿章：如果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所有英国军官都将从官军撤出。李鸿章不得不认真对待，表示将来会采取人道的方式。但这一切是发生在太平军显示出无可置疑的败兆之前。如今，他预见到结局近在手边，他完全可以镇定地期待戈登及其英国同事们离开。的确，很快就可以看出，他巴不得加速他们的离去。因此，形势已使他不必兑现在压力下做出的承诺，他毫不犹豫地下令，趁着戈登不在场时将投降的太平军首脑违约处死，以免这场冷血的屠杀被戈登阻止。

关于这场屠杀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并为它编织了各种各样的理由。首先，戈登在白热化的愤怒中明确地指出，李鸿章不仅下达了处死诸王的命令，还将苏州城交给部队抢掠。这两个事实都被李鸿章的直接代表程学启将军证实了。至于抢掠的实施，无疑是李鸿章故意将威吓性的恐怖行动与这种给部队发饷的简单的替代性办法结合起来，他并没有隐瞒这个事实。关于将诸王处死，他肯定没有误解戈登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将会产生的反应，因为事情办完后，他就开溜了，躲藏了几天，避开这个英国人对他的报复。事实上，他一直隐藏到戈登怒不可遏地带领部队撤至昆山。但他宁愿冒此风险，不论是戈登的怒气，还是英国部队立即从官军撤走，他都不怕，因为他很清楚北京不但不会怪罪他，还会大大奖赏他，因为他采取了最可靠的措施来保卫帝国免遭这些太平军首领的再次谋叛。他知道，违约杀掉这几人，丝毫也不会减少他的功绩。他的估计完全正确，皇帝为了报答戈登取得的那些胜利而给予他的赏赐，绰绰有余地补偿了他因激怒那位勇武的军官所冒的风险。的确，这些胜利为他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根据英国权威人士在现场收集的可靠证据，对这些太平军首领的屠杀发生于李鸿章在其大营十分友善地接见他们之后。他亲自祝贺他们背弃正在进行的事业，并许诺推荐他们出任清军的高官。接着，他说了一大堆好话，告辞而去，将他们交给程学启将军招待。他们正在跟程将军平静地交谈，李鸿章的刽子手们突然扑向他们，将他们砍成碎片。毫无疑问，这就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情。然而，两个月后，经鹭宾·赫德先生（后来的爵士）调停，戈登的怒气消了一些，他同意重上战场，李鸿章便提出了他那经过文饰的说法。他为此特别发了一份文告，其中把他的官僚手段说成是十分正当的，不仅是为了利害，也是出于人道。这份文告的发表是应戈登的要求，为了公布一个事实：他跟遵照李鸿章之命犯下的背信弃义的罪行毫无关系。这份文告确实把这个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但与此同时，它为李鸿章做了彻底的辩解，使这件事变成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本部堂之意表面有异，实则与总兵戈登之意相同”。接着，为了将这次屠杀正当化，他声称当太平军首领抵达其大营时并未剃发，态度桀骜不驯，是众所周知的。他宣称那些人拒绝解散其部众，“纳王言语暧昧，举止唐突”，等等：

本部堂为自占地步，对既定条件之修改，必有设防。本部堂初始赞同总兵戈登纳降，降人在最后关头力图改变条件，却是始料未及。其后发生之事，险象环生，若在商之总兵戈登之前无所作为，则会迟误事机，致前功尽弃。本部堂若严守所议，容此数逆贼活命，重返逆路，将致数万生灵涂炭，结局大异于纳降之初衷。幸得当机立断，将此数贼处死，其部众风散，全城得救，此为所望之大端。

李鸿章是混淆黑白这门艺术的高手，或至少擅长混淆黑与灰，而戈登在文字游戏方面不是他的对手。他作为一名英国军官所持的偏见，他对官僚手段与传统的无知，使他无法在屠杀发生时宽宥这种行为，但他最终还是在赫德与其他斡旋者的引导下，意识到关于苏州投降的谈判，许诺的特赦，修好的酒宴，以及预先安排的屠杀，全都是遵照中国政治的经典传统，这种经世之术从远古就开始实行了。在这幅图景中，具有骑士精神的诚信军人戈登的形象显得不合时宜。从李鸿章的观点来看（请注意，也就是从每个中国官僚的观点来看），戈登对那些太平军的性命耿耿于怀，为自己的誓言遭到践踏而愤怒万分，既不诚实，又很荒唐。在这里我们遇见了分隔东西方的那条鸿沟，无论戈登或李鸿章都无法跨越。

在攻占苏州两个月后，戈登仍然沉浸在愤怒的思绪中，他撤下来的“常胜军”越来越不满，越来越难以驾驭。李鸿章察觉到形势颇为敏感，他的生命不止一次遭到威胁，于是他被迫在支付军饷时表现得慷慨一些。戈登最焦心的事情莫过于急于看到遭罪的中国人民从内战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他经人劝说，最终容许自己与李巡抚达成了谅解。1864年2月，“常胜军”恢复了胜利的征战，不是因为戈登喜欢或信任李鸿章，而是因为平静的反思令他相信，他能为中国、为英国提供的最佳服务，就是终结这场旷日持久的毁灭性动乱，哪怕采用他不喜欢的方式。在5月份，太平军的毁灭已经可见端倪，因此李鸿章的直接目标就是确保戈登部队的遣散。李鸿章怀着经典学者的本能的（而且并非不合理的）恐惧，担心散兵游勇的背叛、诡诈与破坏，当“常胜军”的任务刚刚完成，他便慷慨地打开了钱包，迅速地打发欧洲部队从中国返回他们的祖国。他告别戈登时的心情恼火多于伤感，因为那位率直的军人像通常一样毫不掩饰他对金钱与虚伪的轻蔑，拒绝了皇帝赐予的礼物和小玩意儿。他还坦白地表明他对李鸿章缺乏敬意，如今后者已成为清朝声名卓著的保卫者，走上了财富与权力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