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树棠谈钱锺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太原与常风先生闲坐，经常听他说三十年代北平文坛旧事，也时时涉及他当年清华前辈及旧友，如周作人、冯友兰、朱光潜、沈从文、萧乾、钱锺书、罗念生、毕树棠、吴兴华诸位。对毕树棠先生，常先生言谈间总流露着特殊的敬意，因为毕先生学历不算高，但懂多种语言且涉猎极广，趣味极高。最近龙江兄送我一册他搜集编辑的毕树棠《螺君日记》。读来非常有趣，虽不是系统完整的日记，但也极有史料价值，与浦江清日记、季羡林日记等对读，可见当年清华和北平文坛许多趣事，对判断文学史实和拓展文学史线索很有帮助。有些细节与当年常风先生聊天时的谈论也大体相合，试举一例。

1932年12月5日，毕树棠记：“晚间钱锺书君来访，议论风生，多真知灼见。论文学史，分‘重要’与‘美’两种看法，二者往往为文学史作者所缠夹不清，其说极是。钱君对明清文学特有研究。谓清代之幕府犹如欧洲十七世纪之Salon，细思之，委实相似，惟Salon多贵妇知客，幕府则多青衫，罕见红袖耳。又谓杨晢子之弟杨钧著有《草堂之灵》一书，颇佳。又谓尝与陈石遗相过从，陈有‘黄节之诗才薄如纸’之语云云。”

印象中当年和常风先生聊天时，也曾涉及类似旧事。钱锺书先生对文学史的看法，即评价文学史时“重要”与“美”的关系。有些作品重要，但不“美”；有些“美”，但不重要。在文学史中如何处理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各时代文学史中都有这样的现象。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等都是重要作品，但这些作品不一定“美”，文学史当如何处理？我个人感觉钱先生是把“美”看得比“重要”为高的，这可能是他文学史观中的一个重要理想。“重要”是历史的，而“美”才是文学的。

这则日记还涉及钱锺书和陈衍的关系，证之后出的《石语》，可一一对证。比如对黄节的评论，对杨钧《草堂之灵》的看法，均在《石语》中出现。《草堂之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岳麓书社曾印行，我读过，是一册有趣的笔记。

隔天毕树棠日记又载：“钱君送来‘秋怀’诗十首，清丽可诵。”《槐聚诗存》没有收入1934年前的诗，但1947诗中有《秋怀》一首。《中书君诗初刊》中写秋天的诗有好几首，但也没有题为《秋怀》的。据钱先生自己讲，《中书君诗初刊》中收录的是他1934年春至1934秋间的诗。这则日记提示研究者，钱先生未入集的旧诗还大量留存世间。虽然钱先生在《槐聚诗存》序中对“搜集弃余，矜诩创获”颇有讥笑之评，但对研究者来说，调笑归调笑，该做的学术工作还得做。

1. 海豚出版社，2014年。
2. 《螺君日记》。海豚出版社，20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