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陈寅恪喜谈秽亵事

钱锺书、陈寅恪喜谈秽亵事。这个判断，凡熟悉钱、陈的人都大体认可。钱锺书《容安馆札记》涉此类事极多。陈寅恪也有这个趣味。记得有则学林掌故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朱延丰参加毕业考试后，陈寅恪问朱延丰考得如何，延丰以为还不错，陈笑曰：“恐不一定。当时还准备一题，后觉恐较难，故未问，即中古时老僧大解后如何洁身。”延丰未作声，另一学生邵循正回答：“据律藏，用布拭净。老僧用后之布，小僧为之洗涤。”陈初闻未语，后深表赞许。虽属学林掌故，但此类事放在陈寅恪身上一般不错。其他如“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也是陈寅恪专门谈过的问题。陈寅恪《论再生缘》起始即说自己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钱锺书和陈寅恪均是中国大学者中喜读小说之人，而小说叙述最不忌繁杂芜秽，他们共同的趣味可能由此产生。

狐臭的雅称“愠羝”，钱锺书、陈寅恪都专门谈过此事。《围城》里有个细节：

唐小姐坐在苏小姐和沈先生座位中间的一个绣垫上，鸿渐孤零零地近太太坐了。一坐下去，他后悔无及，因为沈太太身上有一股味道，文言里的雅称跟古罗马成语都借羊来比喻：“愠羝”。这暖烘烘的味道，搀了脂粉香和花香，熏得方鸿渐泛胃，又不好意思抽烟解秽。心里想这真是从法国新回来的女人，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可见巴黎大而天下小。

钱锺书后来在《容安馆札记》中又多提此事，并引述了许多西文资料。他读马提亚尔（Martial）讽刺诗提到形容薇图斯蒂拉（Vetustilla）丑状时说：“气味类母羊之夫”，并引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腋气》条考“狐臭”当作“胡臭”，即《北里志》所谓“愠羝”。还指出胡侍《真珠船》卷六袭之，认为“吾国古人正亦以羝羊为比”。然后引梁山舟《频罗庵遗集》卷十四《直语补证·狐骚》条，标出《山海经·北山经》中曾说：“食之不骄”后的注认为：“或作骚，臭也。”并说梁玉绳《瞥记》卷七也有同样的说法。钱锺书同时又引《杂阿含经》卷四十，天帝释败阿修罗一段中异仙人所说偈言：“今此诸牟尼，出家来日久。腋下流汗臭，莫顺坐风下。千眼可移坐，此臭不可堪。”钱锺书还提到《别译》卷三中有：“我身久出家，腋下有臭气。风吹向汝去，移避就南坐。如此诸臭气，诸天所不堪。”钱锺书同时指出《春渚纪闻》卷一中说黄山谷曾患腋气，还说钱饮光《藏山阁诗存》卷十二《南海竹枝词·之五》有个自注：“粤女多腋气，谓之‘袖儿香’，媒氏以罗巾拭腋送客，验其有无”，同时引俞蛟《潮嘉风月记》说：“纽儿儿肤发光腻，眉目韶秀，惜有腋气。遇燕集酒酣，辄熏满坐，往往有掩鼻去者。独周海庐与昵。余拈《黄金缕》调之曰：‘百合香浓熏莫透，知君爱嗅狐骚臭。’海庐大惭。”钱锺书认为，汗臭最难忍，他再引孔平仲《谈苑》史料：“余靖不修饰，尝盛暑有谏，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钱锺书最后抄出希腊诗人关于腋气的史料。

1937年，陈寅恪有一篇名文《狐臭与胡臭》。陈寅恪认为，腋气本由西胡人种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陈寅恪最后结论是“胡臭”一名较之“狐臭”更早且正确。他同时指出，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止以高鼻深目多须为特征是不够的，还应当注意腋气。

陈寅恪此文一个明显特点是不引常见书中的史料，而专引中国医书，如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杨士瀛《仁斋直指方》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另外涉及崔令钦《教坊记》、何光远《鉴诫录》。

《狐臭与胡臭》初刊于1937年，钱锺书1938年由法国归来，按常理推测，钱锺书应该读过陈寅恪此文。《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书中提到“愠羝”，后《容安馆札记》中又搜罗相关史料，但没有提到陈寅恪的文章，凡陈文引过的书，钱锺书一概不提，似乎是有意扩充陈文的史料，同时特别指出《辍耕录》卷十七《腋气》条已考“狐臭”当作“胡臭”，此论与陈寅恪看法相同。这个顺手的史料中可能暗含一点对陈文灵感和原创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