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筑平庸的幸福时代

现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文科生更难，考公务员几百人才录取一人。曾经看到一则消息，让我很感慨：辽宁省就业局在沈阳举办首场文科专职招聘会，现场除了要求学历专业以外，对软实力也有企盼，普遍要求抗压能力、沟通能力。这些岗位包括服务业、房产、教育、医疗等，起薪两三千，转正后可有四五千。有一则招聘启事要求“90后少男少女，淘宝达人，出得去回得来；与客户打交道，懂迂回曲直、善于变通；脸皮厚、抗压强、能成事”。绝大多数读者的反映是荒谬，搞笑，只有一个人说感动。

我曾经碰到一个文科毕业生。他曾经考过公务员，考上了，就职于某政府部门，做了一阵，不喜欢那里的衙门官僚气，也不习惯于管理人，后来辞职到了一家报社的文艺版，想追求理想。没想到一年下来也是失望，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做不了，领导十分谨小慎微。其实领导是个明白人，谨慎、小心。他做事稍不小心就挨批评，虽然做的是文艺版，可是一直围着八卦、绯闻，与广告客户打交道。

这个年轻人问我，如果做不了“对”的事情，是否应该直接为了钱？不知道“直接为钱”是指什么，显然不是下海做生意？也许是在网络上兼职，为了拿好处写文章？他对职业、对人生总结得很好。的确，我们一是求做对的事，做高尚、有意义的事，做自己感兴趣、能够全身心投入的事，做对社会、对人类有益的事。第二，我们又求更好的回报，多赚钱。两者若能自然结合是不是更好呢？吊诡得很，不一定。做的事高尚又能赚钱当然好，比如拿一个诺贝尔奖。但以赚钱多为最高尚的事，也未必是人们的理想境界。对大部分人，尤其是对刚毕业、刚踏入今日中国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义与利不能兼得是常态。用人单位要求90后少男少女脸皮厚便是一例，既然做不了“对”的事，就先赚钱。

这位年轻人其实他知道什么是对错，不纯以金钱为价值标准。但他的话也有危险，难道为了钱就可以不顾对错吗？他非常好奇地问起我们的过去，“你们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怎么选择？”他这一问，倒真让我发现了时代的不同。曾经有一个时期，我跟我的同代人既不能做对的事情，也赚不到钱，可是我们照样生活下去，工作、学习、运动。我这才发现，原来除了做对的、获益的事情以外，人生还可以有第三个生活动力——有意无意地出于恐惧而躲避灾难。

90后少男少女“脸皮厚”找工作，是一种进步，还是另一种危险？从进步的角度看，回想当年，一班大学生全力批判某个同班同学，比如他日记里有错误言论，他跟女孩子怎样怎样。当时是真心鄙视，真心仇恨，或许大家无意识中也有避难、甚至求利的动机。但那是无意识的，连自己都不承认，察觉不到，在理智上肯定自己在做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现在回头合起来看，造成了大的时代错误。我问那位年轻人，你们班全体同学在什么情况下会真心仇恨、唾弃一位同学的言行呢？他想了想，说其实不会真心仇恨，但会出于某种目的疏远他、批评他。如果不是真心仇恨，即使做不到对的事，即使赚钱，那是否只是犬儒主义，共筑平庸的幸福时代？但是反过来，在巨大的求职、生活、房价压力下，要是明知道我们的同学并非自己心目中的坏人或罪人，可不可能为了赚钱去批判、迫害他？把自己为了赚小钱而去做明知不对的事，也算作“脸皮厚”但有好处的工作，对自己说，“做不了对的事情，我就去赚钱”呢……也许我想得太悲观了。

最后我对那位年轻编辑说，只要你不放弃，人总会找到对的事情可做，而且也能赚钱。赚钱并没错，做网红或写微信公众号也行，只是不要靠批判他人赚钱。出于真心批判，最多只是受蒙蔽，出于恐惧批判，一般只是随大流。为了赚钱而批判，日后也不会原谅自己。

当然，出于信仰做坏事，和为了利益做坏事，前者不知是坏事，后者明知是坏事—哪一种更可怕？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是残酷底层物语，还是现实困境

曾经，一篇刷屏文章《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在网上引起争议。文章说视频软件“快手”十分热门，数据显示点击量巨大，而其中有不少照片非常狗血，一些人的自虐画面低俗得触目惊心。文章把这些丑恶的官能刺激画面与“底层农村”的政治概念结合在一起并置，令人认为这是目前中国农村道德困境的缩影，农村的年轻人都在追求这些东西。

网上马上出现反驳的文章，指出文章有硬伤，内容有编造嫌疑，有误导倾向。正如春节期间上海姑娘讨厌江西年夜饭，某记者过年回农村见到男人打麻将、女人上网约炮等等，这些关于城乡矛盾的报道都是耸人听闻。

在全中国今天“成也城市化，败也城市化”的现实大背景下，城乡冲突的话题格外引人注目。“残酷物语”听上去像是日文的文化符号，加上“底层”两个字就有了中国的内容。

我不认为这些网文能够反映现今中国农村的道德问题，这些“吐不恶心死不休”的文章，也许可以部分反映农民工进城以后的弱势困境，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进城后找不到北，除了以怪招刷屏外无法体现他们的底层存在感。至于中国农村目前真正的道德困境，其实根本不需要以丑为美的创作，只要以现实主义的眼光看看远方的田野就可以了。青壮年纷纷进城，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成千上万，老人在经济结构和伦理秩序中地位下降。许多成功的村长、镇长、乡长带领着乡亲们以不太健康、甚至违法的方式发财致富，比如在牛奶里加三聚氰胺；对地沟油做有系统的回收加工；火车经过某些村庄，被有组织地集体偷盗；比较“辉煌”的相邻村民合作，如莆田一个村庄的人进军全国民营医院，那么多的商机怎么放心给其他人，一定要找自己的乡亲，肥水不流外人田。

同样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还有非常罪恶的相邻村民合作。最近报道的云南盐津石笋村令人触目惊心，居然有四十人共同犯案，用“盲井式”的方法（现实版的电影《盲井》），把打工者骗到矿区，害死在矿井下，并制造事故假象，然后作为死者家属向矿主索要赔偿，前后已经杀害了十几个人。几十个村民一起犯罪，何等可怕，而目的只是为了造房子、还赌债。

这不是孤立现象，我注意到中国很多犯罪都非常专业，罪犯常常来自同一个村庄。有的地方公安很有经验，什么地方发生盗窃了，看看开锁的技术就知道是某省某县某镇某村的什么人做的。故乡、乡情、家人这些美好的字眼，什么时候居然成了合作犯罪的同义词。我一直困惑，这么多乡村集体犯罪反映了中国农村什么样的道德危机。

一般说来，在中国，人做一件事情觉得有错、不敢、不安，一定有三层因素制约着他，一是违反法令、对抗政府；第二非常重要，是被家人、乡亲、同学等自己所看重的人或是说朋友圈鄙视；三是自己良心不安。其中又有一个三分之二原则——三个制约因素里如果有两个通得过，人就敢做一些他人不敢做的事情。比方说，政府那边我能搞定，又得到乡亲朋友的赞许，也许本来还有些良心不安也被消除了。或者明明是犯法的，可我认识的人都不当回事，我也就不会良心不安了。云南“盲井式”犯罪，可能其中有乡亲是被迫的，但是显然后面两条制约因素让他们的良心不安失效了。

伤天害理怎么能心安理得？毛泽东早期著作研究中国农民，说他们深受三条绳索捆绑——政权、神权、族权，如果是女人还要加上一个夫权，四条绳索捆得人喘不过气。后来经过革命，族权、家庭的威望和传统基本被打掉了，祠堂没有了，老人说话不管用了，年轻人必须起来造父母亲的反。夫权受了一点影响，但虽然有了“半边天”，实际上夫权还存在。

四种权力结构在五六十年前不再平衡，发展到今天情况如何呢？乡下的政权还有力，但绝对不再压倒一切，有时候村长、镇长要执政、选举还得靠钱，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神权基本消失了，菩萨、观音、地下教会都不再那么重要；反过来，资本、致富成了新时代的神权。最大的变化是族权回来了，而且族权不再是长辈、祠堂、传统道德。在现今的农村，不论村长、镇长或者在外发财的乡亲，只要你能成功、能赚钱，就能在家庭伦理文化当中成为权威，大家就听你的。穷山恶水之地，能带大家走出一条发财之路，就是新的家族之情、乡亲之义。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乡亲们一起违规犯法，只要不伤害村里人，就没有犯罪感。

我看过记者采访在牛奶里加三聚氰胺的老乡，老乡看上去非常朴素善良。他说，我们这里太穷，实在没有办法，如果不做一点事情，卖了牛奶也赚不了钱，但牛奶我们自己是不喝的。云南“盲井式”犯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认为乡村穷没办法，只能对不起外人了，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道德状况。这里面出现了什么样的危机呢？大家可以自己判断。

如果在城里，一个公司、一个弄堂里几十个人一起连续杀害十几条生命，这基本上毫无可能。城里的情况跟乡村有差别，但不代表在政治权利、资本神权与家族道德三者关系当中大家面临的困惑不同。城里人、甚至是身居高位的官员，在政治权利、资本神话和家族亲情当中，把什么事看得最重要呢？这个话题太沉重，太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重温毛泽东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讨论。

讲一个轻松的话题，假如幸运女神说你中了奖，三样奖品任选其一，第一是升官，第二是发大财，第三是保你一辈子家庭幸福、道德完满，你选什么呢？

更换了记忆，就是更换了生命

早在2015年就有媒体报道称，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赛吉尔·卡纳维罗将和任晓平的团队合作，在2017年进行世界首次“换头”手术，在医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最新报道，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岳称，“（换头术）一旦实施，就是中国临床界的耻辱”。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弗兰克斯坦教授认为，卡纳维罗医生就是一个疯子。然而，俄罗斯计算机工程师斯皮里多诺夫已经愿意成为该手术的志愿者。他患先天脊椎性肌肉萎缩症，全身伤残，骨骼畸形。如果一切顺利，医生将为他寻找一个新的被诊断为脑死亡、但全身器官健康的身体。

有趣的事情是，同一个手术却有两个名称。媒体上引人争议的叫“换头”手术，可是任晓平医生却称之为“换身体”的手术。这一名称的不同引起了我的兴趣，当然不完全是医学上的兴趣。我的父亲是名医生，做过数十年的医院院长，但我对中医西医都是外行。我最感兴趣的是话语上的问题，为什么“换头”手术会引起伦理学的争议？在隐喻和话语层面，我们一直在用“换头”或“换身体”两个医学术语。革命，英文是revolution，源自拉丁语，本义是翻转、颠倒。拉丁语在十三世纪演变为法语，十四世纪变成英文，当它在十九世纪前后进入汉语时，却被翻译成了我们古而有之的概念——革命，汤武革命。大家想想“翻转”跟“革命”的区别。翻转只是从高变成低，低变成高。可是革命呢？有把头去掉、砍头的形象，很符合我们对法国大革命断头台的想象。

我忍不住设身处地的想，假如真有这样一台手术，手术后的这个人到底是换了头呢，还是换了身体呢？

现代医学道德是否允许或鼓励我们换身体？上海第六医院当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手术叫“断指再植”，手指断了把它重新接上去，脚、手臂也都可以接。不仅是四肢，上身的一些重要器官也可以换，比如换肾已经很普遍了。传说有人一夜情醒来，不是添了对异性美好的回忆，而是发现自己少了一个肾，听起来很可怕。人体最关键的部位——心脏，以及其他器官——如肝、肺、胃、肠能不能整体更换，应该只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至于最敏感的生殖器，不要说因为患病需要处理，就算健康的人，也可能因为头脑或神经系统的指挥主动去变更自己的器官，这叫变性。所以，不论是为了救命，还是为了形象、趣味、爱好，换身体已经被普遍接受，争议点恐怕只是换整个身体，还是局部地换。

医学界的考虑是非常经济的，一个好的身体本来可以分开救几个人，现在只用在一个人身上，准确地说是用在一个人的头下面，有些资源浪费，应该缺什么换什么。就像在象征层面上发展经济，哪些地方不足去发展哪些地方，何必一定要彻底地改天换地呢？现在都知道，顺应自然、环保型的经济比较好，彻底地移山填海，有必要吗？除非特殊情况，穷山恶水不得不愚公移山；另外也有特别有钱的，比如迪拜造人工岛。

霍金有非常出色的大脑，假如他要换一个健康的身体，继续对地球、宇宙做出更大的贡献，也许大家都能接受。反过来，一个有权有势的女人要为自己接一个丰乳肥臀的死囚的身体，也许大家会感到不满。看来，换身体要有合理的理由，获得人们认同的可能性才比较大。

再说换头。头上面有什么东西换不得呢？双眼皮，隆鼻子、耳朵、嘴唇，很多人从韩国回来，护照照片跟本人都对不上号，没法入境。电视节目里那么漂亮、被观众奉为白日梦偶像的演员，据说都是人工整出来的。现在爆红的“网红”经济里那些直播女主持，脸怎么都长得一个样——全都是范冰冰加上黄晓明太太款！脸上几乎没有哪个部位是动不得的。

外表可以动，里面呢？脑子里长了瘤，可以做手术切除一部分。想想真可怕，我们有时候改造思想，不也在进行“换头”手术吗？很多人整容，不都是“改头换面”吗？这么讲起来，“换头”手术也没有什么伦理上的禁忌了。

我的身体换了一个头，这还是我吗？从医学、人道角度来讲，头上的眼、鼻、喉、耳、口均可换，部分脑细胞、神经系统也可以换，智商、情商要是换得好的话很多人也愿意换，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更换的——一个人的记忆。一个人失去了独特的记忆——他所经过的苦难，幸福，爱情，奋斗凝聚起来的、充满琐碎细节的记忆，他对父母亲、祖先、朋友、家国的记忆——他就不是原来这个人了。在这个意义上，更换一个人的记忆，就是更换一个人的生命。

虽然从唯物的角度看，身体的物质需求决定人的思维精神。如果A的头与B的身体真能结合，合成的新人还是A。如果“换身体”的手术在将来可行，人们担心的是有财富、有权势者滥用，以延续他们无边的财富与权势。至于“换头”手术，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更换了一个人的记忆，他就不再是这个人了。

如果是一个社会呢？身体是经济、民主、衣食住行，头是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那么在巨大变革地时代，“换身体”与“换头”，又是一个怎样的象征关系呢？

教育是维系社会公平的途径

莫言在一次人代会上提了一个关于中小学学制的重要提案。他说自己没上过中学，认为目前的小学、初中、高中六三三学制太长，小升初、中考让学生花一年半的时间来复习应考，而不是用这些时间学新知识。他建议，取消现在的小升初和中考，实行“十年一贯制”直通车，每年两次期末考试，同时建议十年免费教育。

中小学制从现在的十二年缩短成十年，在网上得到很多支持。有人说，教育格局必须尽快改革，这个提案有非凡的意义，学习的目的不是应付层层考试，而是真正提高国民素质、修养和能力。有的人甚至激动地说，太伟大了，具有划时代意义，为中国应试教育开了一剂良方。

也有些人持保留意见，甚至反对。有人说，万一有的学生先堕落后悔悟，“回头”的门槛是不是太高了；有人担心，高考准备期会从三年变成十年。现在小学、初中还有美育、体育的课程，如果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只注重数理化，自然、体育、音乐、美术都不学了；还有人担心，六岁就选择一个学校定终生，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增加了阶级流动的难度；甚至有人说，这样会使教育领域的竞争下降，整个教育产业衰退，很多既得利益也会受到威胁。

我参加各种教育方面的活动，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小学教育（甚至学前教育）到底应该快乐，还是应该努力？尤其对于中国人，这真是个两难的问题。在美国、欧洲，尤其是美国，学校主张在青少年阶段主要追求快乐、身心健康、读书自由放松，到了大学以后才努力。可中国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吃奶粉的时候就要好好读书。这是两种教育的理念，甚至是两种人生的哲学。

提到我的看法，理论上我觉得中小学生应该以快乐为主，进了大学以后再好好努力。事实上，我国的中学生在世界排名中是排在前面的，大学生也不差。但到了研究生及以后的阶段，中国高端科研人才占总人口的比重并没有优势。可以从反面看出，中小学强调快乐不代表以后就不出成绩。所以，从理论上说，应该强调快乐，不需要太多地强调努力，至少应该并重。

可是实际上，对待我自己的亲人、我的孩子，我还是把努力看得很重。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整个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基本使命是什么？第一，教育是为了学习，为了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文化修养，以及专业能力等等。教育还有第二个使命，它和第一使命同样重要，全世界都存在，但在中国特别突出——教育体现了一种阶级流动，一种社会分流。在“官二代”、“富二代”自然传承，占尽社会资源优势的情况下，中下阶级的普罗大众怎么进入社会的中上层？靠的是教育。教育是比政治、经济和其他文化娱乐都更直接地维系社会公平的途径。

如果从学习的角度来讲，莫言的建议是好的。而且杰出的人才本来怎么读都行，而一般的人多学、多玩、少考、少争，学习的时间也就增强了，这是好处。可是，如果从教育的阶级流动的功能来讲（这点在中国特别重要），莫言建议的“六岁定终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社会不公平。如果要实行，学生一定要有很多转校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民主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制度，但是其他的制度问题更大。婚姻是一种非常不完美的人类生活方式，可是其他的生活方式比一夫一妻制有更多的问题，考试也是。虽然大家批评应试，可是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去掉考试，搞领导选拔、组织推荐、重政治表现等等，会更公平吗？古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个社会要人们做“人上人”，本来就已经不对了。但是批评观念不对是没用的，要改造“人上人”的社会现实，更要改变人怎么做到“人上人”——社会阶级上行流动的规则才是更重要的。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科研单位，都是注重表现而不是靠关系、靠背景，去不去名校又有多大关系呢？关键是后面的竞争规则影响高考。人们说高考是指挥棒，我觉得高考指挥棒后面还有一个社会竞争的指挥棒。我们不仅不要把人才改造成奴才，更不能直接把奴才当做人才。我想说，应试教育是社会不公平的必然结果，如果要改变社会不公平，从教育改起也好。

全民迷恋“北上广”

前年在北京办讲座，碰到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两人分别是大网站和出版社的普通编辑，开着一辆宝马X1，颜色并不好看，据说是特价产品。他们开车送我，在四环路上塞了一个多小时车。从聊天中得知，他们多年前在北京四环外买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当年一百多万，现在值八九百万，可是他们却说毫无意义，只有一套房，卖了也买不起新的，每天上下班在路上至少要花三个多小时。看得出，他们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牢骚很多。于是我就问：“你们都是武汉人，为什么不到武汉找类似的工作呢？房子卖了八百万，到武汉两三百万就可以买到更大的房子，余下的虽说不能坐吃山空，但至少可以大大减轻生活压力，也许还可以环游世界，不会整天塞车在雾霾路上……为什么不逃离北京呢？”

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男的说：“我们也想过，也有实际可能，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或者说不甘心。”女的问：“许老师，设身处地地想，你会离开北京吗？全家，而且可能是永远的离开？”一下子把我也问倒了。北上广，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符号和一个象征了。房价飞涨，生活艰难，但又极具吸引力。有人为了进入北上广，不惜一切；有人却又生出念头，想逃离北上广。塞车的大把时间里，我跟他们一条一条地仔细分析。

首先，你们的生活目标到底是城市，还是工作？是户口，还是专业？几十年前问这个问题真是太奢侈了。1966年6月13日全国停课闹“文革”的时候，中国有大学生五十四万、中学生有一千多万、小学生一亿多，全部停课。这三个数字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一个中国知识人口的金字塔。除非是被迫或是思想觉悟特别高的人主动去边疆，否则正常的北京人、上海人是不会离开的。为了专业需求放弃大城市的人极少，因为有专业需求的大学生总数就极少。今天不同了，小学生还是一亿多，可是初中、高中生各有两三千万，在校大学生也是两千多万。如果说，五十年前中国的知识人口是一个金字塔，那今天就是阿波罗神庙上的柱子，下面略宽，上面几乎一样粗，这样才有机会谈知识人口的结构变化对全民文化需求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回到北上广话题。这说明几千万大学毕业生，现在有选职业还是选地方的权利了。有数据表明，2012年，北大有七成的本科生和四成的研究生选择京外就业。到2015年，清华毕业生京外就业率已经连续三年突破50％。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如果自愿降低专业要求，随便在北京找个工作是很轻松的；选择京外就业，说明他们的职业考虑大于城市的考虑。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方向。

在美国，大学生、研究生很少有把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生活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如果在二、三线城市有一个机会（美国没有二、三线城市的说法，姑且用之），薪酬多30％～50％，他们多半会转工跳槽了，不光是为了钱，薪酬代表职位，代表你受重用、有前途。这种情况跟美国各城市之间生活方式接近、物质差距不那么大有关。如果一批老同学见面，一个在达拉斯年薪十五万，一个在纽约年薪十万，当然前者更自豪。而假如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呢，一个在武汉挣一万五，一个在北京挣一万，大家会怎么看？他们自己又会怎么看呢？

这不单是北京、上海的问题，台湾、香港的大学生们，迄今为止大部分都从未想象过要到别处去谋生（别处不是指巴黎、纽约）。因此，台湾大学毕业生起薪点22K台币已经炒了很久了，22K台币相当于五千多人民币，相当于北上广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工资，可是台湾的总体生活水准更高。同样，香港大学生面临外来人才的竞争，找不到出路，前途堪忧。

如果以专业优先来选择城市，不同专业就有不同的选择。如果是在大学教书或者做研究，那么城市不重要，大学才重要。美国很多一流大学都不在“北上广”级城市，普林斯顿、斯坦福都是独立的小镇。芝加哥大学虽然在大城市，却靠近城南的贫民窟，绝非适合居住之地，但是人们只追求专业，不在乎环境。中国的问题是好大学集中在北上广，北上广压力大，选专业、选城市成了一回事。

从事新技术，高科技领域呢？硅谷在加州中部小城，谷歌、波音在华盛顿州西雅图。而在中国，你要做IT，要到高层的研究机构，就要到北京中关村，各大门户网站也都集合在中关村。我开玩笑，要是那里一停电，中国的文化中心马上休息，这是科技产业布局上的“北上广”。难怪这么塞车，城市化道路不可承受之重。

也有些专业人士必去波士顿、纽约的，比如艺术、建筑领域。学电影的必须去洛杉矶。想做官的倒无所谓，在美国哪里拿到选票哪里就好。在中国也是，要上升，先下到地方去锻炼。

随着社会的发展，能逃离北上广是一种奢侈，一种权利。如果说主动离城的是精英，那么努力进城的又是怎样的人口呢？上海目前总人口二千四百一十五万，其中外来人口九百八十三万，占三分之一以上。有统计表明，外来人口的就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做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事，另一类是做本地人做不了的事。上海的服务业77％靠外来劳动力，建筑业74％，住宿餐饮74％，批发零售62％，制造业61％——说通俗一点，如果不考虑专业，想进北上广的人口处在社会生产链的较低端。对他们来说，城市竞争天生就不公平：没有户口，小孩读书成问题，没有原来的公家分配房子等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且现在限制越来越多，进北上广的门槛越来越高。

所以，这么多人想进来，我们怎么舍得走呢？这对夫妻虽然没有明说，我却听出了他们的意思。在中国人看来，大家抢着要的东西总是好东西。有篇文章述说北上广新白领们的忧虑和心理优越感。心理优越是外部压力带来的，夺回控制感的需求，认为自己经过多年的残酷竞争，争得了相对光鲜的位置，今天能活在北上广，说明自己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身为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有时候也怀旧，怀念家乡，但还是相信北上广的社会阶层更平等些，女性平权更普遍些，子女前途更光明些。有些生活习惯、生活理念，对于社会新的游戏规则的追求，都构成了他们无法从北上广逃走的理由。

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我对那对夫妻说，你们都是大学生，有专业选择的能力，也有经济上的支撑。男方在大的门户网站就职，或许在北京更有发展，可是现在很多地方的出版社都不错。女编辑问，比方说呢？我说，广西师大出版社就做得很好。可是“理想国”也是在北京啊，她这样回答。

全民迷恋北上广，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中国城市化的目的和理想。

天生我儿必有用，何必要买天价房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6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在目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稳妥采取多校划片。什么叫择校冲动？就是能够挑选好学校、好学区的地段。据说，这是教育部首次在正式文件里提出多校划片。多校划片，是指一个小区的学生，可以上多个学校，而不是你生活在哪个小区，就注定上哪家学校。根据通知要求，那些热门的小学、初中要分散学额到不同的片区去招生。具体操作时可以采取随机派位的方式，分配热门学校的名额。教育部特别点了二十四个城市的名，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深圳等，还包括一些二线城市。

在我看来，这个政策对教育界的影响不够大，对房地产的影响更加明显。现在北上广深的房子，最贵就是学区房。最近有个报道，北京西城区金融街文昌胡同有一间十平方米的平房，卖价三百四十万。三十四万一平方米，单价直追伦敦、香港最黄金地段的最贵住宅。而这间平房却位于文昌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就像老舍《四世同堂》里描述的大杂院，厨卫合用，毫无私隐，甚至还残留着地震棚。贵的原因很简单，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在附近。据说这所小学有骨干教师一百多人，高级、特级教师三十多人。进了这所小学，同区还有北师大附中，然后通向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我的问题来了，假如你从名校毕业以后做不了官，只做学问或是当老师，奋斗几十年，做个教授、副教授，和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成家，辛苦存钱到退休也未必能为子女再买一间好的学区房。这样循环下去，有意思吗？但不管有没有意思，这是现实。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与国际接轨。据我了解，香港女拔萃、喇沙、圣士提反、英皇附近的房价非常贵。很多房子不怎么样，但是地理位置好。加州有个小城叫阿卡迪亚，正是因为华人非常注重学区，而使阿卡迪亚的房价大涨。我不太清楚法国、日本的情况，不敢妄议。

教育部通知要求多校划片，会不会打击现有的高价学区房？不敢说。如果教育部官员自己在那里有房的话，也许早点出手，就赚一笔了。日本有部电影《金环蚀》，讲官员稍早知道了新的铁路线以及站点，及早在车站附近买地买房赚翻了，最后被查、被捕。文件这东西，出台后是政策，出台前就是情报。

有网友说，多校划片还不够，不如让学校之间定期轮换校长、教师。学生就近上学，不用搬家，教育水平也能比较平衡，同时也平衡了社会的贫富阶层。这不是内行话了，学校的好坏，师资最多只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是无形资产，如学校有多少年历史，牌子怎么样。最近，美国最高法院有个法官去世，余下来的八个法官，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比例是四比四。有人建议，再任命第九个，千万不要再请哈佛、耶鲁的人。为什么？因为之前九个人中，六个来自哈佛，三个来自耶鲁。在美国的政界和法律界，名校（品牌效应）是非常管用的；商界、尤其是新兴产业就不一定了。在中国的政界，以前都说人民大学是政治大学，现在清华更被看重。

家长看中好学校，是因为有现实的好处。除了师资、品牌效应，我认为还有三分之一的原因更重要——同学。除了少数天才和少数不可救药之材，大部分年轻人的成长跟他的同伴有关系。跟什么人在一起，往往决定你能到什么层次；同学关系网，将来就是社会关系。如恩格斯所言，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他的人格。

我对香港的中小学择校有些直接了解，一个明显的优点，是基本上采取就近择校，名校把好处回馈给自己的社区。虽然社区房还是很贵，但是一定会拨出一部分名额让全港的小学生自由报名，直接申请。一般由各个小学校长，推荐本校最优秀的学生到女拔萃、喇沙这些最好的学校。这个做法既保证回馈了社区，又维护了整个社会的教育公平，促进了人才流通。香港教育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他们很早就把小学、中学分流，分成一级、二级、三级。到了三级学校的学生早早地就有心理暗示，我将来直接工作，进不了大学，进不了名校……

北岛说，香港的年轻人（其实不止是香港年轻人，内地也越来越像）一个个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切都按照既定的程序向前移动。就像刚才描述过的，买学区房——进名小学——名中学——大学——研究生——然后买不起房——有了小孩……

我们换个角度看，现在政界、商界一直到文学界，最出色的一班人根本就没有好好上过小学、中学，但他们还是自己读了书，学了东西，而且正在做最重要的事情。也许天价的学区房只是对一般才能的学生才有意义。说句玩笑话，天生我儿必有用，何必要买天价房。

人生有什么想不通的，到墓地看看

古诗新词，“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墓地何处有，付钱续约祖先坟”。

据新华社报道，山东、北京、辽宁、重庆、内蒙古、云南、广西等地，纷纷出现了墓穴“到期潮”。1992年出台的民政部关于公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墓地和骨灰存放格位的使用年限原则上以二十年为一个周期。现在二十年到了，很多墓穴面临着如何处理无主墓、墓穴“到期”后续租怎样缴费的难题。各地政策都不一样，北京民政局可以延十年，山东延五年。有的地方土地很吃香，卖地能赚钱，有很多用途，因而鼓励不再续约。这不是去祖坟吗？好听的说法叫做生态化改造，提高土地利用率。据数据统计，十年之内全国主要城市的墓地将会全部满座。

人生如果有什么事情想不通，到墓地看看就想通了。我去给父母亲扫墓，他们在苏州的一座山上，可以看到很多墓碑上刻着夫妻的名字，有的放着照片，有的虚位以待。我顿时感到夫妻缘分不只几十年，活在一起几十年，之后在那里不知道要待多久。墓地，就是人生的缩影。

墓地要收钱，也需要有人打理。我看到的打理方式是，你的亲人去了，当地就有人知道你买的坟墓在几排几号，跑去把这块墓地扫得干干净净，落叶、尘土、各种杂物全扫掉，使得子女能在这里尽一份孝心。子女们可以在下面埋纸币、纸房子、纸汽车，离谱的还有纸做的三陪小姐。子女给老爸烧纸质三陪小姐，不知道妈妈什么感受。可是打扫干净的同时，其实是把你家坟上的落叶、泥土扫到隔壁的坟上去，等隔壁人家过几个月来扫墓，这些落叶可能又扫到你的祖坟上了。眼不见为净，至少你看到的是干净的。这样的墓地，一两米见方，感觉上可以放下两个棺材，实际上埋的是骨灰，渐渐也要变得奢侈起来。

上海现在正提倡家庭合葬，主张一个家族葬在一起，但不是平的，分上下两层，每一层葬四位，楼房化的墓地。这些都是有主坟，根据《辽宁省公墓管理办法》，期满后逾期三个月不缴纳的，按无主墓穴处理。拜托，三个月太急了吧，电费有时候三个月欠交，还会给住户最后通知。万一亲属忙于工作或生病，几个月不去，祖坟就没了，这真叫人担忧。

有一个理性的建议是坟地续约五十年到七十年，至少应该跟房子是一样的。相关的消息是，有上海人到崇明岛买房子，那儿的房子是上海市区、郊区里最便宜的，二十万能买到一个单位。他们买的房子不住人，整年拉着窗帘，专门用来放骨灰——市区房子太贵没地方放。这一现象引出了一些道德的争议。邻居知道了，会害怕，进行投诉，地产经纪也不敢跟客户说实话——隔壁一家是用来放骨灰的，会有很多禁忌。这事非常矛盾，物权法保障私有财产，我买房子放祖先的骨灰，不行吗？现在墓地比二十万的房子更贵。以前有句话咒人“死无葬身之地”，没想到现在变成了写实。

香港墓地都满，连存放骨灰盒的地方也要轮位，放若干年后要下架。下架后怎么办？海葬，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最新的方案叫人吃惊，把骨灰制成一个晶石，大小跟钻石、珍珠差不多，它可以保留父母生命的精髓——DNA，不需要墓地，不需要很大的房间，可以把它放在钻石盒里，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把它挂在项链上，整天陪着你。这是浪漫多情，还是让人心惊肉跳？见仁见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一个人的毕业照

看到两则与大学有关的新闻，放在一起讨论十分有意思。北京大学古生物专业，一届只有一个毕业生，拍出“一个人的毕业照”。这个情况两年前已经被报道，女生叫薛逸凡，现在已毕业，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读计算生物学硕士，还会继续到匹兹堡大学读博。从2008年创立至今，古生物学“六代单传”，都是一个人的毕业照。

这个消息既是大学的尴尬，也是大学的光荣。尴尬的是冷门专业，报名的人太少了。现在的大学生一窝蜂去读马上能赚钱的专业，古生物学将来怎么办？到荒山野岭甚至非洲挖恐龙化石吗？有多少“钱途”呢？但光荣的是，北京大学并没因为学生少而考虑“教育票房”，废除生僻的专业。现在有很多大学是以市场需求的取舍，来改变大学的专业，这是教育产业化的一个恶果。还好有北大、南大这样的学校，即便只有一个学生，还能坚持开办该专业。事实证明，冷门专业深造，就业的机会并不冷。有很多二、三流大学，设了很多自以为赶时髦、急功近利的专业。我去过一些大学，历史系、考古系开不下去，主持人系却爆满，可是主持人系的学生表示竞争太激烈了，都要各出奇招找关系，无法按常理出牌。“一个人的毕业照”给人的启示是，到底什么是学科的冷，什么是人生的热。

另一个例子异曲同工，河北科技大学有一位没海外留学背景、四十二岁的副教授韩春雨，过去多年潜心于分子药物学研究，十年没发表什么论文，现在一鸣惊人，今年5月在国际顶尖期刊《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其成果的价值、影响堪比诺贝尔奖。韩教授因此成了国际名人，接到很多国外学术交流的邀请，也因为网上的报道，在国内一夜走红。但愿“网红”不会影响他日后的科学研究。

韩教授的情况令我联想到我所任教的、香港的大学。香港的大学学术腐败相对较少，花钱发论文、出书的情况比较难为情，也不大有用，因政治地位获得学术职称的也较少。但香港的大学学术制度也有很多弊病，比方说硬性规定申请研究基金，获得钱比发表论文还重要；每年必须发表一篇论文，如果有同事在某一年发表了几篇论文，甚至出了书，可是接下来两年他一直做研究，没发表论文，这种情况也会受到批评。学校把学术研究看成是农民种水稻，每一季都必定要有收获。像韩教授这样十年没有发表论文的人，在香港的大学里不能续约；没有海外学位的，干脆不聘用。

很多内地的名牌大学也采用类似的学术制度，没有出过国的不能聘用或者不能升职，美其名曰是“跟国际接轨”。这些学术制度一旦僵硬执行，对科学发展就弊大于利。一个人拍毕业照的古生物学专业的学生也好，十年不发论文的韩教授也好，其实都是幸运的——不只是指他们今天的成果获得认同，更在于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跟专业，值得为之努力一生。

五十年前，中国只有几十万大学生；如今，每年有七百万大学生应考和毕业，在校大学生两千多万，累计过去一二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生已有一两亿，占总人口中相当大的比例，也是中国未来中产阶级的社会主流。可是这一两亿的大学生，是否都有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事业跟专业？这是一个很大、很严峻的问题。

电影《百鸟朝凤》讲匠人精神。有人解读匠人精神就是完成商业契约，简单地说就是给我多少钱，我干多少活，这真是误解。更准确地说，匠人精神是专业精神，钟表匠也好，医生也好，导演也好，都应该有自己的专业精神。坚持专业精神，不一定跟社会回报成正比：理想状态是活儿做到一百分的好，又能得到一百分的经济回报；可常常你的活儿只有五十分，收获却有两三百分，甚至一千分。作家、导演都会碰到这种情况——文章、电影明明很差，歌也是假唱，可是票房多了，书畅销了，甚至还可以拿微信公众号做软广告……钱多了，这个时候怎么办？

大学生和专业人士有三种选择。第一种，不管收入多少，我还是坚持专业精神，坚持匠人道德，一定要把活儿做到最好，这是选择A，令人尊敬的选择。

第二种，多赚钱总是好的，只要做五十分就赚钱，我就做到五十分，你们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是我不能丢了底线，不能丢人，不能害人。知道自己只做到五十分，心怀愧疚，有机会还要做一百分的活儿，对得起自己。香港作家刘以鬯曾经说过，他的创作有时是娱人，有时是娱己；娱人为了生存，娱己为了艺术。这种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种情况，既然做五十分就能赚两百赚五百，那五十分就是最好的了。赚多少钱就代表事业有多少价值，票房、富豪榜、GDP等等是最重要的标准。忘掉最初干活的一百分吧，与时俱进。原来搞新闻，后来转娱乐，空壳公司也能上市，直播红了就做直播，什么一个人的毕业照，现在一个人在斗鱼做直播年收入能赚多少钱……

我也常常问自己，我也想问问各位朋友，A、B、C三种，您会怎么选择？

被歧视的人更容易歧视他人

有一个洗衣产品广告——黑人被塞进洗衣机，洗成了皮肤很白的亚洲人，在外国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广告设计人员喊冤。我想他们本来大概没有歧视黑人的主观愿望，但以现在西方的政治正确标准来看，把“黑人洗白”的广告显然有问题。

到底什么叫“歧视”？国际劳工组织1958年通过的《关于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中界定：“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的任何区别、排斥或特惠，其效果为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方面的机会平等或待遇平等。”仔细解读这个定义，突然发现我们身边充满了不觉察的“歧视”，好像阳光突然照进客厅，才看见美丽房间里的无数灰尘。

在中国传统社会，种族、性别等向来是不平等的。南蛮、东夷、西戎、北狄，这些概念一开始就包含着华夏文化种族上的优越感，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君臣、父子、师生、男女之间的尊卑次序是儒家文化以及中央集权的基础。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是近代民族国家带来的一些观念，说起来也有一点西方价值观的味道，教育部要小心对付。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方面对外召安异族文化，对内“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有人解释为孔子关心妇女儿童权益）；但另外一方面，又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格言哲学——试想，如果这个广告是把在美国唐人街的一个辛劳、脏兮兮的华人女工塞进去，洗出来一个白富美的金发女郎，中国观众能舒服吗？朱子讲“将心比心”，中国文化从来就有防止歧视的基因。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完全没有“看不惯”、“看不起”的人或事，可能也就失去了价值观和信仰。“看不惯”、“看不起”与“歧视”的区别在哪呢？大概有两点。第一，你看不起的是不是他人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比如出身、性别、肤色、语言、身体等等。如果是，那就是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如果不是，比如你看不惯随地大小便、吐痰，男人偷窃、女人卖淫等，就不是一般的歧视。

第二，即便是这些令人不耻的社会行为，如果你鄙视的只是某一人、某一事，那也不是歧视。如果把个人的行为与群体、性别、种族联系起来，就是歧视了。眼前的例子，内地游客在香港街上让小孩小便（是不是不文明之举，还有待争论），若就此得出结论说内地人都不文明，就是族群歧视。反之，少数港人举港英旗帜是错的，但因此断言香港人都是殖民地的狗，那一样是政治偏见。

以上都是比较容易辨认的歧视。我关心的是两种更复杂的情况，一种是语言上不自觉的歧视，另一种是以正能量形式出现的、让人舒服的歧视。

什么叫不自觉的歧视？上海弄堂里大家在议论有女孩要嫁外国人，这“外国人”一定泛指欧美人。他们不会把日本人叫做外国人。日本也称欧美人为“外国人”，称中国人是“中国人”、“支那人”。如果是非洲人、菲律宾人、印度人，那一定会直接说是黑人、菲律宾人、印度人，分得非常清楚。

近代中国人从天下中心的文化优越感一下子掉进了几乎被开除“球籍”的民族危机之中，被歧视的人更容易歧视他人。这种语言的微妙之处，显示了国人无意识中在世界次序里寻找自我定位的心理——哪些人是看不起我们的，哪些人是被我们看不起的，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恶性循环。在广州有黑人跳进游泳池，池里的男女老少纷纷离开。假如跳下来的是科比，情况也许就不同了。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问题。

比民族歧视、阶级歧视更敏感的，是性别歧视。我最近参加大学里的人事审查的会议，一位主管对下属的评语引起了各位教授的争论。评语中说，“某某作为单位唯一的男性同事……”不管之后是表扬还是批评，在工作评审中加入性别因素，在香港或西方的游戏规则中被认为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在这些地方，到底应该顾及中国的特殊国情，还是坚持普世价值标准呢？这真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种较难辨认的歧视，是以正能量形式出现、说好话、给好处的“歧视”。在香港和海内外的朋友们吃饭，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称赞，“您是从台湾来的吧？说话这么文雅，一点也看不出是从内地出来的……”听上去是称赞的口气，其实是最难听的骂人。很多饭局上，总有男人（包括上司、领导）夸赞某位女士，“身材怎么这么好，生过小孩还这么瘦！”有些女性受用，但是敏感的女性、尤其是知识分子，是颇有理由为此感到生气的。在欧洲一些国家的饭店里，辟出专区专门招待中国内地的游客。请注意，国际定义的“歧视”不仅指区别、排斥，还有特惠。少数民族学生考大学有优待，港澳台胞在广州入暨南大学分数要求低，北京户口进名校也比别人占便宜……这是优待，还是歧视？中国人只要有好处，平等可以放一边？这种以给好处、说好话出现的“歧视”最难以提防，但也是最需要指出的。

国际劳工组织的界定在就业平等上，反对基于政治见解、血统或社会出身的任何区别对待。几十年来，求职就业当然和政治见解、血统出身有关。王朔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一群生活在干部子弟大院里的朋友们，其中一人说他父亲是“二炮”的，后来才搞清楚是“北京第二灯泡厂”，这人被大家揍了一顿。这是红色出身的人歧视一般人，但另外一种政治歧视就更微妙了。

在中国，各种歧视无形存在，大家不怎么觉察，在美国却常常成为热门话题。今年奥斯卡颁奖礼上，主持人一面抗议演员提名“全白”，一面又在无意中嘲讽亚裔的小孩子。看NBA时，大部分运动员都是黑人，倒也没见白人出来抗议，这里有什么种族歧视？看来抗议歧视的终究还是处在弱势的群体。

师生关系中的家庭道德与契约精神

中国人喜欢看吵架，宝马之战未定，郭曹撕逼又开始了，吃瓜群众真是忙不过来。除了大家向来喜欢围观——鲁迅所谓的“国民性”以外，一个个别人的吵架，夫妻、师徒之间的恩怨却能令万众瞩目，总有一些非常典型的因素在后面。换句话说，它总能反应一些普遍的社会矛盾，群众心理里边的两难，甚至是一些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当中的困境。

比如说王宝强的事情，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他同时反映了弱势民众对逆袭成功却仍然失败的悲哀，也反映了富人对郎财女貌婚姻的危机感。这次，我们看上去是一出艺术界的师生反目，其实它也折射了传统的、家庭气氛的教育系统，与强调契约关系的现代教育制度之间的矛盾冲突。表面上相声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行业，可是反映的问题却非常普遍，可以说中国大学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甚至商界、政界很多的人事关系，都可以在曹云金与郭德纲的争吵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对这件事的是非无法判断，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内情，但我的一个印象，就是曹云金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成功。成功在哪里呢？很有文学性，我甚至怀疑他的文学性大于他的相声成就。文学当中第二人称是非常有效、非常醒目的一种说法，同样一句话，它比第一、第三人称都要厉害。对读者来说，第二人称的叙述就好像是在当面跟你说话，但如果里面有个人物，那读者就好像是在旁观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话。说得再通俗一点吧，第二人称就是一种虚拟的对峙，因为两个人吵架，我们无法判断是非的时候，就希望看到两种：第一种就是有第三者出来说话——假如其他的徒弟或者知情的人跑出来说曹怎么样，郭怎么样，那这个最有说服力；第二种就是他们当面对峙——当你对他提出那么多指控的时候，那个被指控的人也在现场。

曹云金整篇文章写得真是很妙，他就是“我”跟“你”说话，“你”是郭德纲。一开始都是平心静气的，虽然都是批评的话，但还是动感情的，到后来说话说得越来越厉害，所有这些控诉给读者一个感觉——郭就在场却哑口无言。当然，这只是一个幻觉。以前也有有名的文章是这样写的，比如说郁达夫写过一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他也是写给一个人，实际的历史上是沈从文。沈从文在北京“北漂”投稿，郁达夫去看他，送了他一条围巾。整篇文章是说，你这个文弱书生跑到北京来，现在社会这么坏，你哪里找得到出路？找工作是不行的，打工也是没力气的，讨饭也是讨不到的，最后我教你个办法，你只能去偷。这篇文章是揭露社会黑暗的——让年轻人没有出路了，这个“教人以偷”以第二人称出现，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文章的文眼，非常震撼。但这只是对一个好的人的第二人称表达法，曹云金这篇文章展示了一个“我要骂一个人，也用第二人称来骂”，这在文学上是有一定突破的。

至于两人冲突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两种师生关系，我是两种都经历过的。第一种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拜对了老师，这种情况下在老师面前你是没有对错的了，一切都要听得，苦熬多年最后学到真正的学问，你要以老师为荣；第二种当然就是现代的合约关系，我现在在香港教书也有研究生，但是那个纯粹，你不能多教学生做事。你帮了学生是在职业范围内，学生帮你也是一种职责，中间不能有太多跨越师生关系的合约关系。我虽然理性上接受现代的教育规则，可是有时候、特别是同西方的一些教授比，我还是有一些老派的习惯：比如说考试的时候，有学生把书包放在旁边，手机响了，我就想跑过去帮他关掉，这个外国教授马上跟我说，不要动，没有经过授权你不能碰他的手机。

另外，考试中间我会走过去看，有的同学答卷写得非常潦草，我就会在旁边用手指点点说，太潦草了，看不清楚。有的同学一大半时间过了，还在做第一道题，明明有三道题，我就说你看看时间。我觉得这是尽我做老师的本分，可是外国的教授又在旁边跟我说了，不行的。为什么呢？严格说来也有道理，你提醒了这个学生，但是你没有提醒旁边别的学生，那你是不是特别照顾了这个学生呢？天晓得，我绝对不是特别照顾，可是他们就觉得你这样做，对有的人就不公平。最极端的例子，有一次，一个学生在考试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睡着了，我很想过去把他叫醒，考试时间是非常紧张的，你怎么会睡觉呢？可是我记得非常清楚，一位北欧来的教授跟我说，你不能叫醒他，万一他正需要睡觉呢？这是他的权利，他在考试的时候要睡，你叫醒他了，他到时候说你妨碍他休息，影响他的成绩了，他还可以诉你呢。这就是现代的教育规则。

简单地说，我们中国人相信师生关系有点像家庭关系，老师对学生用很重的话，甚至是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学生也要吞下。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归根结底，我们觉得老师是像父母一样对我们好。可是我们知道西方现在的法律，父母也不能打子女，否则小孩就报警，哪像中国的传统，打是亲骂是爱，恨铁不成钢。到底这两种教育关系，哪一种好呢？我还真说不上，但是我个人的原则是，对你的老师用中国传统——以德，对你的学生用现代传统——按照契约形式，这样做是不会错的。

回到郭德纲和他学生的冲突，郭德纲的有些对学生的训练方法，以及他的规矩，的确不大符合现在的法治精神。但是曹云金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纸永远包不住火，除非你这辈子没亏心过，你还记得你2004年为什么从右安门搬到大兴的邮局宿舍吗？你还记得你生命中有个人叫杨新华吗？你还记得那个跟你的女记者吗？珠市口什么剧场里的事你都忘干净了吗？可能这些细碎的事情都随着你树立的高大形象渐渐被你淡忘了吧？”等等，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段，虽不知他讲的什么事情，却感到不太舒服，觉得好像有点把老师过去的一些私隐，或者某一些辫子拿出来做威胁。可能老师以前有事情做错了，可是你为什么以前不说呢？你以前既然能够忍受，能够帮他隐瞒，那你今天也没什么权利再来说话。我觉得家庭成员之间，夫妻之间，学生老师之间，尤其是子女对长辈之间，要是看到有了错，就应该出来挑战。你要是当年忍受了，多少年后却因为利益关系站出来，不管怎么样，总之使我感到不太舒服。

简而言之，我想最好对老师用传统的方式，既能感恩又学到真东西，对学生用现代的方法，契约精神平等对待；退而求其次，要是你能都贯穿始终，对老师对学生都用传统的方法，或者都用现代的方法，那也可行。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倒过来，对老师讲契约精神，对学生讲家庭道德，这种情况我们也不是没见过——对强者，我们来讲平等，对弱者，我们讲次序。

读经少年的辛苦与美梦

现在很多人对常规的应试教育不满，所以在国学热的影响下，不少家长下决心送孩子去接受另一种教育。最近《新京报》有篇文章，题目叫《反体制教育的残酷实验：讲述读经少年的辛苦与美梦》。

首先，读经学堂是非常辛苦的，四点半起床读经，在山里，整个月吃南瓜，没澡堂，连春节都不能回家等等。但是生活艰苦据说还不是最重要的，有个济南少年郑惟生，我想这大概是化名吧，小学四年级离开了常规体制的教育，以后九年当中走了八个省、转了十个读经学堂，常年居住深山，无电无网，每天背诵经书十小时。听到这个故事，我马上联想到古人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我青少年时下乡，也曾经以孟子的话哄骗自己，那个时候也的确无电无网，还的确让我学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不过当时不是读经，而是劳动。郑同学退学是2008年，正是读经运动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时候，这种新的教育模式，据说可以帮孩子们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与孔孟心灵相通。心灵相通我有点保留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孔子一生是颇有政治追求的，北大的李零教授写书，说孔子像丧家犬般的在各国之间跑来跑去，终身不得志。孟子倒还有机会，我们知道他向梁惠王献计献策，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参与顶层设计”。

《新京报》的文章说，较早读经的一批青少年现已成人，到了20岁才意识到读经在当今的社会竞争中是没有用的，找不到工作，买不了房。比方说有一个江苏姑娘叫李淑敏，到了很晚才到大学旁听，感到非常震撼。郑惟生的书架上放的书，《沙弥律仪要略增注》，《大佛顶首楞严经》等等，我都没读过。他现在是在备战英文自考，这就比较难了，已经养成了，咸水鱼突然到了淡水当中，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回想当年，怎么开始读经呢？据说是成绩有点不好，他母亲又看了一张台湾学者王财贵的演讲光盘，他在1994年发起了儿童诵读经典运动，二十年来，台湾大陆都有大量的追随者。让郑惟生母亲下决心的是读经班老师的一句话，他说，你儿子是大才啊，千万不要浪费在普通的学校里。这是非常震撼的一个称赞。

这就是说，进读经学堂的人，不是只想心灵清静，最后还是想叫将相宁有种，还是希望吃得苦中苦，才出人头地，这里面是有功利目的的。有功利目的也不奇怪，体制教育也主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句我们从小背诵的话有三种理解方式：一是好好学习，好好地读书就意味着人的精神境界在天天向上进步，这是最正确的读法；第二种理解就是说，你今天好好读书，之后你的社会地位、生活就会天天向上。我们知道，中国科举是世界文明的宝贵遗产。我从小以为科举是很坏的东西，后来多读了一些外国人编的世界历史，才知道中国的科举制度的确是宝贵的政治和文化财富，它除了维系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保持一定程度的廉洁和创新以外，也是百姓进入上层的所谓“上升阶梯”。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维护社会相对平等，防止阶层、阶级彻底固化的重要手段。这是多么先进的观念。

所以，今天如果你相信好好学习就能天天向上，相信做好事情就应该能得到好的回报，这样的人其实是对社会有信心、充满正能量的。反过来，要是对这个信念动摇，那不是颓废的，就是超越的。当然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句话还有第三种读法，我就暂时不说了，大家自己去理解。问题是，读经在今天的社会中很难转化成天天向上的物质财富，读经学堂不能说办得不认真，有人说最好的导师是复读机，我觉得这是有点贬义的。据说在有些学堂，《史记》都是禁书，禁止读书是为了培养清静心，倒有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意思。

读经出色的可以继续升学，最高学府据说是温州的一个文礼书院，相当于读经界的清华北大。这书院就是王财贵创办的，2012年成立，现在有三十三个学生，精英教育，据说要背《论语》、《孟子》，还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背了三十万字，一字不漏才能入校。在我看来，至少这些学生记性好。全国至少有五十家读经学堂，他们的办学宗旨就是为了衔接、送学生进文礼书院，就像有很多人读哈罗公学，目的就是为了要进耶鲁、哈佛。

前面讲的郑惟生同学也见过王财贵，问到前途何在？王财贵说，如果你还考虑前途问题，那你就不要读书了。这句话真是妙，仔细想想，西学我们不讲，中国教育的目的历来就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就算了，不学数理化，现在世界上读经当然读不过科学，所以将来你要做什么工程师、技术员、医生之类，早早放弃吧。远大的治国平天下，据说文礼书院有老师说，我们这里就是培养思想家、企业家、政治家的，书院教的是道，天不变，地不变，道不变，把道掌握了，做什么都没问题了。听上去像是中央党校的任务。

我个人也认识很成功的生意人，他们的身家财富是靠邓小平政策赚来的，他们的思想、感情、语言都是毛泽东教的，可是他们现在两个都不相信，所以把孩子弄去学国学，目的还是将来能接班。既然格物致知这个小头没用，治国平天下也不知道，那靠谱的还是当中一段吧——修身齐家。我觉得王财贵讲的不要考虑前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听上去就是一个修身之学，有点宗教意味。当然，修身要是修到一半后悔了，就是没修好，再去自考那就苦了。修身之后就是齐家，我本来以为中式教育培养齐家是最有效果的。有一次到广州参加一个国学活动，有人说通过学国学、读经，家里十几岁的女孩变孝顺了，回家会给她母亲倒茶了，母亲感谢女儿，女儿也很开心。当他讲出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想到旁边一个国学大师马上打断，说母亲不应该谢谢她。为什么？母亲回家给婆婆倒茶，婆婆会谢谢她吗？可见，母亲和女儿国学都没有学好。看来，这个读经之后如何齐家，也是乱了分寸。

“修齐治平”谈何容易，在我看来少数人不走常规教育之路也没关系，关键是这些读经学堂不要表面要人做圣贤，实际上考虑经济利益，就像那个校长的名字——王财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