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家世与生平

一、司马迁的时代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又催生了伟大的历史文化。台湾学者赖明德在《司马迁之学术思想》一书中指出：“司马迁是我国继孔子之后，二千多年以来历史文化界最伟大的巨人。他那卓越的历史观点，丰富的人生体验，深刻的社会见解，精湛的学术造诣，以及高度的文学修养，除了一部分得之于秉赋以外，大部分都和他所生长的时代与社会有不可割断的密切关系。”司马迁的活动生涯大致和汉武帝相始终，所以赖明德认为，司马迁那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豪放的风格，和大汉帝国的磅礴气势是息息相关的。繁荣的经济和壮盛的国威，孕育了司马迁那种海阔天空的浪漫精神和雄伟气魄；学术文化从多元趋于单一，使司马迁深深感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可贵和思想自由的难求；森严的法纪，使司马迁感受到被蹂躏的人性是多么可怜。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激发智慧的时代。司马迁的一生便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成长，《史记》一书也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中写成的。因此，要正确了解和评价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必须先了解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这个时代是我国封建历史上的一个强盛时代，一个气势宏大、蓬勃发展的时代。在经济上，由于秦末连年战争，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大批农民破产流亡，社会经济凋敞不堪，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上下普遍穷困的状况。但刘邦在建立汉朝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注意稳定社会秩序，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惠帝、文帝、景帝的相继努力，使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到了武帝初年，经济的繁荣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刘邦刚刚建国的时代。司马迁概括这时的经济形势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汉政权的巩固，而且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这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

在政治上，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同姓诸侯王的措施，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达到极盛。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创立于秦始皇，但只昙花一现，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了。汉高祖刘邦重建帝国，在断然消灭了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又接受“秦孤立而亡”的教训，大量分封同姓子弟为王，想借此达到藩屏汉室、巩固统治的目的。可是事与愿违，由于这些同姓诸侯王的辖地很广，又可以自置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可以自征税赋，自铸货币，自己管理军队，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所以形成了一种干弱枝强的局面。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些大诸侯王国的势力迅速膨胀，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也日益严重，终于在景帝时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朝廷改定制度，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规定诸侯王只征收租税，不管政事，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显著加强。元朔二年（前127），武帝又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国土分给子弟为列侯。按照汉制，侯国是隶属于郡的，地位相当于县，这事实上就把诸侯王的领地逐渐变成了朝廷直辖的区域。推恩令下后，王国纷纷请求分封子弟。一些大的王国很快就变成了众多的小侯国，再也没有力量与中央政权相对抗了，西汉王朝终于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在削平诸侯王割据势力的同时，各种政治制度、等级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凭借汉初数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他在位的五十多年中，充分发挥其雄才大略，不但对内多有建树，而且对外连年用兵，伐匈奴，征闽越，通西南夷，征朝鲜，伐大宛，大大扩展了西汉王朝的版图。这为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能把视野扩大到大宛、朝鲜、匈奴、西南夷等边远地区，首创国内各民族地位平等，树立我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统一的国家，辽阔的疆域，四通八达的道路，使司马迁有可能畅行无阻地游历全国，考察地理形势，了解风俗民情，搜集遗闻轶事，而这一切对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帮助是巨大的。

西汉建国以来文化事业的开放和发展也为司马迁修史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料。因为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黔首，不准民间藏书和读书以来，古代文化濒于灭绝的境地。汉朝建立后，废除了“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到了武帝时代，还“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于是“百年之间，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自序》）。这是指文献资料的搜集情况而言。在著述方面，汉初以来，“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到了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又召集门下学者编写了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开始了以道家思想为指导的学术工作；接着董仲舒又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采阴阳、道、法诸家以治《公羊春秋》；接着司马谈又以道家为基础，全面地研究先秦诸子，写出了高屋建瓴、气象宏大的《论六家要旨》。这些都标志着一个对先秦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系统总结的时代到来了。司马迁写作《史记》，就是在当时对学术进行综合、总结的氛围下进行的。而汉王朝的统治者也需要一部巨大的历史著作来记录从古到今社会发展的全貌，并总结历史的经验，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做借鉴，以达到补敝起废的目的。司马迁正是适应着时代的需要，自觉地担负起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史记》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在西汉，除了学术文化繁荣发展外，文学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政论文和辞赋的成就，对《史记》的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汉前期的各家政论文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重视总结国家兴亡的教训，从而为巩固新兴的汉王朝的统治服务，这也是《史记》一书所要表述的重要内容。在《史记》中，司马迁经常以秦喻汉，告诫统治者不要重蹈秦王朝灭亡的覆辙，《史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维护汉王朝长治久安而作的一部“治安策”。又如，当时的政论家如贾谊、晁错等人，都对陈涉、吴广农民起义表示肯定，司马迁更是把这次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战争等量齐观，和孔子写《春秋》成“素王之业”“为一代立法”相提并论，这除了他本身的识见外，也是受了贾谊等人的影响，所以他把贾谊的《过秦论》直接收在《陈涉世家》后面作为该篇的论赞。从文章风格说，汉初的散文上继战国散文放言无忌的特点，疏直激切，畅所欲言，而《史记》显然也有这种特点。《史记》以“实录”著称，司马迁对社会问题的揭露非常深刻尖锐，对封建帝王的批判也毫无顾忌，书中洋溢着作者匡时救弊的热忱和“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汉初散文有时为了讲究文章的气势而常常忽略细节的真实，不少地方甚至有意夸张，这种例子在《史记》中比比皆是，而《史记》文章之所以精彩动人，也正和文章的这种讲气势、重感情密切相关。

从西汉前期开始，辞赋的发展已经进入黄金时代，当时的散文普遍受到辞赋的影响。司马迁擅长写赋，本身也是一位辞赋家，所以《史记》中的一些文章也具有辞赋的特色。在语言上，它韵散结合，句式长短相间，音节和谐，抑扬有致，而且重铺叙，多排比，议论风发，气势磅礴。我们认为，《史记》之所以文采照人，和作者注意吸收、借鉴汉代散文、辞赋的表现手法及其语言艺术是有一定关系的。

以上说的都是汉帝国建立以来的积极向上、蓬勃发展的一面，是影响司马迁积极豪迈、豁达宏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性因素。但是，随着汉帝国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统治者物质与精神的掠夺欲望的膨胀，一些为维护统治者专制，为禁锢全国人民思想的严厉措施出台了，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汉武帝所大力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按照董仲舒的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他们表面上说是尊“儒”，其实这种“儒”既不代表孔丘，也不代表孟轲，而是汉武帝专制统治下的一种特有产物，是熔铸先秦各家统治术于一炉的专门为汉武帝的专制政治作粉饰和辩护的东西。“儒”家的思想禁锢是其表，法家的严刑酷法是其里，外儒内法，或者叫儒学加酷吏，是汉武帝尤其是汉武帝后期政治的最本质的特征。这种政治与汉武帝的对外发动战争、对内残酷掠夺相辅相承，恶性循环，愈演愈烈，直到民生凋敝，四海动摇，把整个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司马迁就正好是生活在这个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由宽到严、由开放到封闭、由兴旺到腐朽的转折时期。司马迁的思想之所以如此激烈，《史记》之所以有如此深刻尖锐的批判性，是和汉武帝政治的这个特定方面，以及它的严重后果密不可分的。

二、司马迁的家世

关于司马迁的家世，历史材料很少，仅见的是他在《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追述，他说：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在这段叙述中，有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司马迁把自己的祖先远溯到传说中的颛顼时代，他说他们家是从重、黎时代传下来的，他以自己出身在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世代史官家庭而自豪。因为他家在颛顼以及夏、商、西周时代曾世世代代为史官，到其父司马谈时又恢复了家族的史官传承，所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也都非常乐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从事这个职业，而怕这种传统在他们手里中断。同时，这种悠久的史官家世，还为司马迁积累了丰富的修史知识和经验，培养了司马迁优良的史学品德。这种优良的品德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以修史为己任，在汉武帝时代义不容辞地自觉承担起述史的任务；二是继承了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那种“威武不能屈”的敢于同强权作斗争的反抗精神，以及宁死也要直书的强烈正义感。司马迁惨遭酷刑后，还能“隐忍苟活”，发愤著书，就与此密切相关。

第二，在司马迁的祖先中，司马错等人作为司马氏家族中杰出的军事人才，对司马迁掌握军事知识及其战争观的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张大可在论述司马迁战争观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说：“司马氏祖先源远流长，有着两大光荣的祖德传统，即或为文臣世典周史，或为武将建立功名。司马迁的直系祖先是秦国的司马氏，八世祖司马错是秦国的著名大将，与白起同时，年龄稍长。在秦国发展史上，司马错和白起是两个显赫人物，一前一后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司马错和白起从未打过败仗。胜则进取，不胜绝不盲目行动，具有唯物的求实精神和抗强梁的品德。这种思想和品德在其子子孙孙口耳相传和身行言教之中遗传下来，这就是司马迁兵学思想的家学渊源。司马谈临终，拉着司马迁的手垂泣而教，要他以孝子的名义发誓效法周公以发扬祖德、光耀先人。司马氏世典周史和治兵置阵的兵学，就这样在《史记》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司马迁的战争观》，见刘乃和主编《司马迁和史记》）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第三，在司马迁的先人中，还出现了两位经济方面的人才，一是他的四世祖司马昌，在秦始皇时做过管铁矿的官；二是他的三世祖司马无泽，在汉代做过管理长安集市的市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现在有关司马昌和司马无泽的详细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既然能在当时做经济官，那么他们自然具备管理经济的专业知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他们离司马迁都不算太远，在一个很重视家学渊源的家庭里，他的祖先从事经济工作的经验及知识，肯定会不同程度地被留传下来。司马迁熟悉各地的物产和市场行情，具有较好的经济头脑，他是第一个在历史著作中写入经济问题的人，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一反秦朝以来抑制、贬低私人工商业者的态度，充分赞扬他们的卓越才能及为国家社会做出的贡献，为他们树碑立传，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我们认为这和他从小受到的家教有关。在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时，应该结合历史背景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司马迁的家世久远而简略，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生年未详，卒于元封元年（前110）。他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令的级别并不高，但司马谈很珍惜这一职务，把它视为自上古以来的世传祖业，并决心坚守这个职业。他经常用“世典周史”这一光荣家谱来教育司马迁，让他肩负历史的使命，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历史家。为此，司马谈对司马迁从小就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在司马谈的督促和培育下，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史籍，后又向今文学派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古文学派大师孔安国学习《尚书》，而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至于司马迁的壮年漫游，也是司马谈为司马迁以后写史作准备的一次精心安排，和简单的游山玩水有本质的不同。

司马谈是个学问渊博、知识丰富的人，他的这些知识，可以说全部都传授给了司马迁，使司马迁成了融贯古今、兼通百家的大学者。司马谈对先秦诸子素有研究，写了著名的学术论文《论六家要旨》，他认为战国时代的学术思想最主要的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大家，他比较公正地评论了各家的优劣长短，而竭力肯定了道德家的学说。《史记》中的许多评论常常流露出对黄老思想的推崇，就是司马迁受其父影响的结果。司马迁撰写《史记》，包容百科知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得益于司马谈的方略教导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继《春秋》以后编纂一部新的历史，司马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搜集材料，拟订体例，还草成了一些篇章，临终前又遗命司马迁，鼓励他以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心血的结晶，司马谈的遗嘱，成了司马迁著述的动力之一，《史记》的最终写成，也是司马迁完成父命、怀念父亲的一种表现。

三、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是在他的家乡夏阳度过的，那里有滔滔滚滚的黄河，有被大禹疏凿过的龙门山，地势壮阔而神奇，给幼小的司马迁以精神气质上的陶冶。长大后，司马迁又实实在在地参加过耕种牧畜等农业劳动。司马迁在二十岁以前，基本上都是生活在当时西河那个文物之邦的故乡。在这段时间里，司马迁除了跟着孔安国学过用古文字（大篆）写的先秦典籍外，还跟着董仲舒学过用当时的文字（隶书）写的《公羊春秋》。二十岁以后，他离开家乡到各地考察游历，前后十几年，周游的地域非常广。向南他到过今湖南、浙江；向东到过今山东的曲阜，以及今安徽、河南的许多地方。关于这段生活，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是这样说的：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这是一次饱览祖国河山，访寻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向社会和劳动人民进行调查和深入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司马迁眼界的开拓、知识的积累，以及他进步历史观的形成，都有着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回到长安后不久，司马迁便入仕做了郎中。郎中是皇帝的侍从人员，由于当时正是西汉王朝最兴盛的时期，又正值武帝盛年，所以巡行、祭祀之类的活动很多，因此司马迁曾扈从武帝到过许多地方。元鼎六年（前111），武帝平定西南夷，在今天的四川南部和贵州、云南一带新设了五个郡。司马迁曾接受武帝的派遣，到那些地方去进行视察，这次他到了邛、笮、昆明等地，这是他的第二次大游历。这些经历，都为他提供了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搜集遗闻旧事，考察山川地理的大好机会。

就在司马迁这次出使归来的时候，其父司马谈已经病危。司马迁匆匆赶到周南（今河南洛阳一带），见到了生命垂危的父亲。司马谈临终前再三嘱咐他一定要写好《史记》。这是司马迁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他便更加有目的地搜集资料，为写《史记》做准备工作。这一年是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三十六岁。

但是，父亲死后，司马迁却未能立即开始写作《史记》。这以后的几年中，他主要是忙于“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他跟着汉武帝先后到过泰山和长城内外的许多地方。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从此他得以“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可以充分利用朝廷收藏的这些图书和档案资料了。可是，这时还有一件事情急着要他做，就是修改历法，这个工作又用了三年的时间，一直到太初元年（前104），新历法才修订完成并开始使用。在这万象更新的日子里，司马迁正式开始了他著述《史记》的浩繁工作，这年他四十二岁。

这时的汉帝国还在积极对外用兵。在此以前，卫青、霍去病曾多次远征匈奴；路博德等平定了南越、东越，胜利是可观的，但那种劳民伤财也是不可计量的。司马迁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到天汉二年（前99），已经埋头写《史记》六年的司马迁忽然大祸临头了。事情是这样的：这年的五月，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兵伐匈奴，与右贤王战于天山。武帝召李陵为李广利“将辎重”。李陵不肯，自请独当一面。经再三请求，武帝同意让他率领五千步卒从居延出发北行，以分匈奴兵势。结果，这支小部队恰好遇上了匈奴的大军，李陵与部下虽奋勇战斗，终因没有后援，寡不敌众而失败，李陵也被匈奴俘虏。消息传来，那些平日交口赞誉李陵的人一反故态，纷纷落井下石，“媒糵其短”。司马迁深感不平，当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时，他便陈述了李陵的平时为人和他这次孤军奋战的功劳，认为不应过分责备。这使汉武帝勃然大怒，他认为司马迁这是转弯抹角地说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坏话，而且还像是有意地在攻击自己，于是便把司马迁下了监狱，并于次年（前98）将他处以腐刑。关于这件事，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有详细记述。

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种极大的打击，他在极度痛苦中，也曾想到过“引决自裁”，但是为了完成他那尚未完成的不朽著作，他忍辱负重地顽强活了下来。出狱之后，他做了中书令。这是一个为皇帝掌管文书、起草诏令的官职。他之所以要接受这个职务，仍是为了不离开他所需要的国家图书馆里的这些图书资料，为了能继续完成他的伟大著作。就这样忍辱发愤地过了八年，到征和二年（前91），他的朋友任安因戾太子事下狱，在狱中给他写信，司马迁因此写了著名的《报任少卿书》。从信上看，此时《史记》已经基本完成了。关于司马迁的卒年，史无详载，说法也不统一。我们认为，他大约死于征和三年（前90），也就是写完《报任少卿书》后不久。

关于司马迁为什么要著《史记》的问题，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是这样说的：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就是说，《史记》是通过记载和考察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余年的历史，来研究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总结历代成功、兴盛的经验和衰败、灭亡的教训，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提出作者自己的社会理想，以及改良现实政治的某些主张。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目标，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自孔子以后，天下大乱，战争频仍，秦始皇虽然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很快就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了。西汉建国以来，最主要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采取各项措施巩固统治。到了武帝时期，汉王朝进入了鼎盛，同时又由盛而转衰，政治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兴盛，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外战争、民生凋敝、经济崩溃、思想禁锢，都为《史记》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司马迁要全面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来为当时的统治者作借鉴，这也是时代的需要。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和《报任少卿书》外，还有《悲士不遇赋》一篇、《素王妙论》轶文一段，其他都已散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