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之父的创举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段话充分肯定了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四部目录经、史、子、集，史部居第二位，充分显示了它的地位。中国古代史学大家，一般都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学兼天人，会通古今，并以高度自觉的精神，肩负修史的使命，认为史学有补于人伦道德与政治借鉴，强调以古为镜，经世致用，实录史事，这些都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创始人就是西汉创作《史记》的杰出史学家司马迁。《史记》的问世，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对中国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司马迁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和影响，最主要的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奠定了中国史学的独立地位

中国史学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殷商时代就有史官，但这种史官只是记载商王的言行，并负责占卜，类似宗教官员。周代继承这一传统，到春秋、战国时代，史籍产生，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说法。即《尚书》是“左史记言”的典范著作，《春秋》是“右史书事”的典范著作。先秦史籍是后世多种史体的源头，其中有比较严格体例的是《春秋》家和《左传》家，代表的是编年体。中国古代史籍的三大体例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最早产生的是编年体。

先秦史籍内容庞杂，文字疏简，记事粗略，史实中杂有神话、传说、寓言，又多有后人的增饰，真伪并存。而且先秦史籍，没有系统地、全面地、全方位地记载人类的社会活动。春秋时期，各国都有编年体式的史书，或称之为大事纲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鲁国的《春秋》。而《左传》是最具有历史性的典籍，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春秋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左传》有很高的成就，兼具系统性、真实性和文学性。

然则，先秦史籍大多反映了片段历史，没有独立成为史书，也没有独立的史家概念。殷商是中国史学的萌芽时期，春秋、战国、秦是中国史学的童年，这时的史籍只是经部的一个附属。

《史记》的问世，改变了这一状况。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创作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三千余年的通史，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了广阔的世界；而且以人为主体，建立了新的历史认识体系。

与先秦史籍比较，《史记》使中国史学从童年走向成熟。由于《史记》的影响，司马迁之后，史籍蓬勃发展；两汉以后，史籍独立成部，蔚为大观。

《史记》作为成熟史学的标志，有着独特的创造，其中突出的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自觉的历史使命。《史记》书成，司马迁题名为《太史公书》，即太史公所记之书。到东汉桓灵之际，《太史公书》才演变为《史记》之称。太史公，是司马迁对其父太史令司马谈的尊称。《太史公书》就是纪念司马谈发凡起例修撰《史记》的业绩。《史记·太史公自序》追述司马氏世系，源远流长，始祖为唐虞之世的重黎氏，职掌司天司地之职，司天即为史职。重黎氏之后，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到了周代，重黎氏后裔为司马氏，仍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中衰，去周适晋，史职中绝。司马迁津津乐道，追述远祖，其深层寓意是强调司马氏为史官世家。汉武帝即位，司马谈出仕，职任太史令，他以祖先曾为史官而自豪。司马谈重振史官学，并以这一“光荣家谱”教导司马迁，希望他发扬祖德，确立修史之志。司马迁郑重地记载了远祖曾为史官的传说，也意味着他们父子修撰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应当肩负的历史使命。《论六家要指》就是司马谈所作的述史宣言，倡导融合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这些就是《史记》的本始主题。

史学是什么？在司马迁时代，整个思想界还是一片朦胧的认识，司马迁本人也没有直接提出“史学”的概念。但是，在司马谈和司马迁的头脑中，早已孕育了一个完整、系统的史学思想体系，并且父子两代还身体力行。司马谈为此耗尽了一生，司马迁继承父志为太史令，继续修史。当《太初历》颁布之时，汉兴已历百年，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封禅改历，举国欢庆。这年司马迁四十二岁。他在激动之余，深感修史责任重大，岁月蹉跎，一种紧迫感也在催促他要奋力写作。这时，司马迁再次想到了父亲的遗言，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先人，即指其父司马谈。司马谈认为周公卒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应该有人继承孔子，宣扬清明盛世的教化，依据《诗》《书》《礼》《乐》来衡量一切。他发凡起例，但功业未就而与世长辞。如今这副担子落在了司马迁的肩上，司马迁要实现父亲的遗愿而不敢推辞。司马迁也耗尽了一生，最终完成了《史记》，并将《史记》的主题升华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言”即议论、理想和主张。“成一家之言”，就是要独创一个思想体系，具有划时代的内容，能启迪后人，影响社会。“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一个首创。这表明，司马迁作史，并不是历史资料的汇抄和史实的堆积，而是要阐明自己的思想和理想，这就把历史记述与历史研究融合起来，从而写出了具有理论体系的历史著作，也开创了史学研究的先河。司马迁的行为既为士大夫开辟了一条治史做学问的新路，同时也使史学研究从经学的附庸中脱离出来，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

其二是司马迁第一次叙述了全社会、全方位的历史。《史记》一书体大思精。体大，指《史记》的五体形式；思精，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史记》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贯通古今。它上起黄帝，下迄太初，汇总古今典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古代通史，诸如经济、政治、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界的星象、历法、地理、水利等等，无所不备。除帝王将相之外，还记述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如陈涉、吴广等，下层社会的侠客、医卜、商贾、俳优、博徒、渔夫、猎户、妇女等等，凡在人类活动中起过作用的人物都叙入史中。也就是说，司马迁创作《史记》，虽然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但却扩大范围，描写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司马迁不仅首创民族史传，记载周边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而且记载了国外民族，远及西亚，这是司马迁当时所理解的世界范围，使《史记》具有古代世界史的意义。《史记》内容如此丰富，正是因为五体结构体大思精，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

其三是独立史体的创立。《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构成，即前文所说的五体形式，它是司马迁创作的独立的新史体，既是编纂方法，也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五体分开来看又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首尾完俱，贯通历史发展的线索，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重心。五体合起来看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一部著作，自成一家之言。这种新史体、新方法，以人为本位，得到了历代史家的认同。因此“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通志·总序》），“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卷一）。司马迁之后的继作者，有的五体不全，或缺表，或缺书，后世废封建，世家一体，自然消失。但各史纪传必备，故称纪传体。

由于纪传体以人为本位，帝王将相是人本位的中心，所以得到历代统治者的赞许。历代统治者设馆修撰纪传体史书，并颁令为正史。中国自《史记》以后，历代蝉联而下的纪传体正史积数有二十六种，四千零四十二卷，洋洋四千五百万言，按各史的朝代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故学术界有“全史”之称。记事起于黄帝，迄于清末，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发展的规模体制，毕于此编。历代封建王朝明令颁布的纪传体史书，迄《明史》止共二十四史，故“二十四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专用名词。“二十四史”加上民国年间修成的《新元史》《清史稿》，共是二十六种。纪传体史书系列的形成，司马迁是有首创之功的。

二、规范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史记》把国家大政、社会生活、学术学问，即古今万物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开创了百科全书式通史的模式。这种模式、格局成为后世史学研究的正宗，使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史学向着文化史、百科全书的模式发展。虽然《汉书》以下，均断代为史，与《史记》通史有所不同，然研究对象、范围基本上沿袭《史记》，而且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不断发展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

《史记》中“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诸传，及其他一些部分，分别论述了国家大政、社会生活、学术学问等，将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科学技术史、社会风俗史等包罗无遗。

司马迁著《史记》，在史学研究对象上做出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人本位，以人为中心。《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是人传；“表”是人谱；“书”是人事、人传。此后历代修史都遵循人本位的“祖制”。

三、创立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司马迁写历史，尤其是写古代史，即五帝三王、夏商周、春秋战国这一段历史，今称之为先秦史。在司马迁以前，没有真正的可资借鉴的历史书，也没有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司马迁的《史记》第一次系统地整理了古代历史，并赋予了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司马迁自己称之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如何“厥协”与“整齐”历史文献，构建中国古代史，即司马迁编纂史书的基本方法，张大可先生认为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是原始察终。“原始察终”，司马迁又称“综其终始”“谨其终始”“咸表终始”（《十二诸侯年表序》）。司马迁批评错误的历史观点和方法论，说“儒者断其义，驰说者聘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司马迁又说“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少卿书》），即司马迁考察历史事变的始末，是围绕“治”“乱”二字的。所谓“成败兴坏”，即“治乱兴衰”。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历史教训，以求长治久安，这就是司马迁写历史、写通史的目的。从贯通的考察中，从终始的叙述中，探求事理和法则。《史记》十表，划分历史断限，表序做出理论交代。三千年的历史，司马迁将其划分为五个时期。

（一）《三代世表》，起黄帝，讫西周共和，统称五帝三王时期，表现积德累善得天下的王道时代。

（二）《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讫孔子卒，即公元前841—公元前476年，表现王权衰落的霸政时代，也称为春秋时期。

（三）《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元年，讫秦二世之灭，即公元前475—公元前207年，表现暴力征伐得天下的战国时代。

（四）《秦楚之际月表》，起陈涉发难，讫刘邦称帝，即公元前209—公元前202年，详著月表以表现“八年之间，天下三嬗”的剧烈变革时代，这是典型的原始察终，若无陈涉发难，哪来秦汉之变？没有陈涉发难，也无楚汉相争。

（五）汉兴以来诸表，分类条析，表现大一统的今世时代。

本纪、世家、列传，依年表所分历史断限，联络相关篇目，合并阅读，就可见这一历史时期的系统历史。五帝三王时期，相关的主要篇目为五帝、夏、殷、周四篇本纪。春秋时期，相关的主要篇目为《周本纪》共和以后的东周前期，春秋十二诸侯世家。战国时期，相关的主要篇目为《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韩赵魏齐诸世家，以及相关的战国人物列传。秦汉之际，相关主要篇目为《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汉初功臣人物列传等。今世汉代，为司马迁所详写的现当代史，占全书过半篇目，此处不细列举。

每一个历史时期，司马迁均做了系统的整理，我们从《史记》中可以看到系统的三代历史，系统的春秋历史，系统的战国历史，详尽的秦汉变革历史，汉初的建国历史，合起来就是三千年的中国古代通史。如此完备的原始察终，结束了中国史学的童年，是司马迁奠定了中国历史学的基础，他被称为中国史学之父，当之无愧。

其二是见盛观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八个字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和方法论。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来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整个历史长河是一个不断兴衰发展的连续系列。“原始察终”，前已述及，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一个历史事件，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把握历史大势，就要把握历史的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是把握与观察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兴旺的时候，要看到它转化的起点。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承认历史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变，是历史的永恒主题。所以司马迁写历史，最高原则与目的就是“通古今之变”。这个命题是司马迁针对他的老师董仲舒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提出的。这表明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家，他考信历史的总原则是“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夫子”，但又不盲从。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以及不同价值取舍的原则，又“不与圣人同是非”。例如孔子批评学生子贡经商，孔、孟不言利，司马迁却写《货殖列传》赞颂推动生产发展的商人活动，司马迁的义利观就不与圣人同是非。司马迁吸收董仲舒大一统的历史观，却反对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而认识到历史之变，而且“变”是司马迁朴素唯物历史观的核心。他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只有用“变”的观点才能探究事物的规律。他说“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太史公自序》）。

其三是详变略渐。“详变略渐”是把握古今的一个原则，它又是“详今略古”的一个特例。司马迁对古今关系，基本原则是详今略古，在详今略古的前提下，又“详变略渐”，即详变革之世而略升平之世。“详今略古”包括“详变略渐”，“详变略渐”不能代替“详今略古”，我们可以看作是两个原则，在“详变略渐”的题目下，一并讨论。《史记》述史三千年，共一百三十篇，百年汉史篇幅过半，有六十二个专篇，兼及十三篇，共七十五篇。而五帝三代近两千年，只有五帝、夏、殷、周四篇本纪，三代、十二诸侯两篇年表，共六篇。“详今略古”还贯穿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为何“详今略古”？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愈古史料愈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是“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即离今世愈近的历史愈有借鉴价值，这也是“详今略古”最主要的原因。推广这一原则，愈是变革的历史，愈有借鉴的价值，所以“详变略渐”，成了处理古今关系最重要的原则。

统观《史记》全书特别详写四个段落的历史：一、西周建国史；二、战国之世的变革历史；三、秦汉之际的剧变历史；四、武帝建元、元封之间的变革历史。这四段变革历史加起来只有三百多年，只占三千年历史的十分之一，而叙述的内容，占全书五十二万字的百分之八十，即四十余万字。秦汉之际八年，建元、元封之间三十年，合计不到四十年，而叙述的篇目涉及四十四篇，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字数亦约三分之一。

“详今略古”与“详变略渐”这两个原则的共同点，说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目的是着眼于现世和未来，写古是以古为鉴，不是宣扬复古，所以才“详今略古”。在“详今略古”中又着重究变革之世，因为变革之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更有借鉴价值。

四、树立了中国史学的进步历史观

司马迁吸收先秦、秦汉的进步历史观，并将其发扬光大，体现于《史记》之中，这就为中国史学树立了进步的历史观。《史记》的研究对象、方法影响了后世的史家，《史记》进步的历史观，也给后世进步的史学家以极大的影响。

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其主体内容张大可先生认为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大一统历史观。中华民族认同大一统。中华民族历经夏商周到秦汉已基本形成，并突破中原的界限而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这一历史过程为古代思想家所捕捉，经过孔子、董仲舒，到司马迁首次做了完整的构建。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象征历史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发展，就是突出大一统的历史观。在司马迁笔下，从黄帝到秦皇、汉武的大一统，象征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象征着帝王德业的日益兴盛。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互相融合、日益统一，这就是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的内容。《史记》开篇为《五帝本纪》，塑造了人文始祖黄帝统一部落、草创国家的生动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三皇五帝的传说是华夏文化多元民族融合的反映。三皇五帝以伏羲、炎帝、黄帝为代表，最尊者为黄帝，这归功于司马迁的塑造。《史记》全书所写列国世家、周边民族、人物列传，追本溯源，都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自称龙的传人、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其中黄帝子孙这一口号最响亮，毫无疑问，应归功于司马迁的塑造。中华民族共认一个祖先，最能唤起同血缘、同地域、同文化的民族亲情，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黄帝子孙，这一民族大一统观念，数千年来激励着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斗争。“黄帝子孙”至今仍是一个神圣的名词，具有无限的号召力。只要提起伏羲、炎帝、黄帝，就能唤起全体中华儿女的激情，追念先祖，认同文化，产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心，奋而思进，不畏艰难险阻，为祖国贡献个人的力量。

其二是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历史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还是在发展、进化？历史是因循守旧、回顾往古，还是在因俗变化、不断革新？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要探索和解答的问题。司马迁的历史观带有循环论的色彩。以往的论述，一讲到“循环”，总与“因循”“倒退”的字眼相联系，或者贴上一记“唯心史观”的标签了事。其实在秦汉之际，我认为循环论历史观是当时人们认识历史发展所能达到的认识论的制高点，初起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循环论摒弃了人心益恶，讲天道惩恶佑善，本来的意愿是劝戒人君重视历史变化，施行仁政，争取民心，争取天命，获得五德之属。“循环”二字包含着发展和变化的思想，只不过是转圆圈。转圆圈也是一种运动。

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更鲜明地表现在《史记》的具体内容中。朝代更替、制度建立、对民施政等各个方面都表现了这种进步的历史观点。《五帝本纪》说：黄帝之世，部落互相攻战，生产落后。黄帝“修德振兵”，统一了天下。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按时播百谷草木。风后等人只是黄帝的助手。黄帝本人“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时制度草创，不能成体系。经过颛顼、帝喾、帝尧，礼法与制度日趋完备。当舜之时，礼仪制度都建立起来。舜举了二十二个贤人治理国家。各部主事有正有佐，“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各种事业都兴办起来。司马迁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句话就是《五帝本纪》的主题。历史经过了从黄帝到虞舜的不断发展，国家建制才初具规模。《五帝本纪》的思想脉络对于读《史记》全书是一个示例。本篇仅三千余字，具体生动地描绘了五帝相承的发展变化，鲜明地表达了司马迁进化论的历史观。

如上所述，司马迁扬弃和改造了循环论，借用循环论的语言来表述历史之“变”，发展成为进化论的历史观，这是他对历史学的一大贡献。

其三是带有二元论色彩的朴素唯物历史观。历史是怎样向前发展变化的，即是谁在创造历史，司马迁的回答具有浓厚的二元论色彩，但基本倾向是朴素唯物论历史观。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