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研究综论

划时代的茅盾

——1930年代郑振铎对茅盾的评价

陈福康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1932年3月19日，郑振铎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重要的学术讲演，题目为《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这次讲演在当时和后来有较大的影响。据我所知，有一份王俊瑜作的记录稿，不久即发表于当年5月1日北平的《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第3、4期合刊上。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周刊，在5月2日第53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在十年以后，不做主人就做奴隶——郑振铎在北大演说》的通讯报道。7月1日北平创刊的《百科杂志》第1期上，又发表了许采章当时作的记录稿。

上海的《文艺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北平通讯】郑振铎最近在北大演讲《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大意说民六[按，即民国六年，1917年]的文学革命运动确定了新文坛的基础，他把自民六到民二十一这十四年中分四个时代叙述，即“五四”时代（民六—民十）；文学研究会及创造社时代（民十—民十四）；“五卅”时代（民十四—民十七）；茅盾时代。他以为从“五四”到“五卅”在文学上表现的是从普遍性的转到阶级性的，从个人的转到群众的，从幻想的转到现实的。他把第四时代定为“茅盾时代”的原因，是因茅盾的作品实可代表这时代艺术上的一般趋势和技术的进步。……

上述许采章的记录稿，后经郑振铎本人审阅，并收入其所著《痀偻集》一书中。《痀偻集》于1934年12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为《创作文库》第10种。郑振铎这样开始他的讲演：

这个题目包涵的范围太广，非短时间所可讲述，故只好简要地说一说。

题目既是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则宜包含下列三段：

1．检讨过去新文坛的成绩；

2．说明现在新文坛的情形；

3．推论将来新文坛的趋势。

……

新文学运动，自民六迄今，才有十四年的历史，时期尚短，成就自然是浅薄得很——除去几篇有价值的著作外。然而确是转变最快，进步极速的一个时期。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这十四年的时间，在社会历史上不过短短的一页，但以我国新文坛而论，则值得大书特书，今将其过去的成绩检讨一下。为说明便利起见，我把它分做四个时代。……

在讲到“茅盾时代（民十七—民廿）”时，郑振铎作了这样的论述：

自民十七到民廿，这三四年中，即以茅盾个人作代表，而名曰“茅盾时代”。在“五卅运动”后的这一个时代，亦正如“五四运动”后的那一个时代。后者比前者，艺术方面，均进步得多了。“五卅”时代投军的文人，这时又放下枪杆，提起笔杆，但前后的情形截然不同。此时有极丰富的经验，热烈的情感，是以前所没有的。这时文学理论上，有很多的争斗，各派均有鲜明的主张。此时的争斗，是带有阶级性的，完全为主义的斗争，与“五四”时代白话与古文之争，大不相同。很多的人以马克思主义解释文艺理论。前锋社则树起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以反抗之；新月社亦有极露骨的反抗的主张。

茅盾在官方的通缉令下，改姓换名，蛰伏在上海闸北的一所亭子间（可恨日本这次“一·二八”的暴行，已把它化为灰烬），与鲁迅的住所，隔窗可见。他的最伟大的三部曲：

1．《幻灭》；

2．《追求》；

3．《动摇》；

即是蜷伏在里面写就的。三部曲的特点，在于把里面的人物型式化，正如屠格涅夫之幻想的型式化了俄国革命人物一样。这时的作家，才晓得把握住时代的中心点，而并给予文学以形式的转变。

“茅盾时代”这一提法，就这样首次出现于中国新文学史上。郑振铎认为，“五卅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时代，可以命名为“茅盾时代”。这个文学时代的特点就是：在艺术技巧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作家素养方面，一些人有了前人所没有的极丰富的经验和热烈的情感；在文学理论方面，有很多的论争，各派均有鲜明的主张，特别是很多左翼作家“以马克思主义解释文艺理论”。而在所有这些方面当中，茅盾都是最杰出的代表。郑振铎尤其赞赏茅盾“最伟大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认为其特点就是“人物型式化”（即人物典型化）。他把茅盾的《蚀》三部曲与俄国的屠格涅夫的世界名著相比较，认为是“晓得把握住时代的中心点，而并给予文学以形式的转变”。

最后，郑振铎又推举茅盾为“有伟大的成功”的作家，而作为他的讲演的结束：

由“五四”迄今，不过十四五年的光景，文学上已有这么可惊的进步。今年虽已过四分之一的时间，仍没有什么名著出世；但在余下的时间内，一定可以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不要零碎的写寄兴的文字，写了马上去发表。我们宁可如茅盾之十年不写，但一写即应有伟大的成功。

应该指出的是，郑振铎在作这次讲演时，茅盾的最高文学成就《子夜》还没有问世。但即使这样，具有敏锐的文学史家眼光的郑振铎，就已经宣告了“茅盾时代”的到来。还值得注意的是，郑振铎在这次讲演中，其实也已涉及《子夜》。他在讲到中国新文坛的“今日”时说：“以今年——一九三二——算做今日，则新文坛的收获，实可悲观。今年的时间，现在差不多过了四分之一，在这三个月里，我们没运动，没作品，这不是很可悲观的消沉吗？但从另一方面看，则可断定无庸悲观，因为现在正是新时代的开始。……不过最可痛惜的是：上海自‘一·二八’日本轰击闸北后，所有新出版物——无论是在租界或华界出版的，到现在一本也没有寄到北平来。商务印书馆的被毁，其他的损失不说，即以《小说月报》而论，不但印就而未装订的杂志被烧，且原稿亦化为灰烬。如……逃墨馆主的《三十年代》，描写‘五卅’后之时代的转变，也同罹兵燹。”这里说的“逃墨馆主的《三十年代》”，就是指《子夜》。“逃墨馆主”是茅盾原拟在《小说月报》上署用的笔名。《孟子》的《尽心》下篇云“逃墨[翟]必归于阳[朱]”，茅盾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说：“我用‘逃墨馆主’不是说要信仰阳朱的为我学，而是用了阳字下的朱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倾向于赤化的。”而《三十年代》这个原来的书名，后来就再也没人提起了。

茅盾《子夜》的原稿，正是《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亲自向他要来，准备在该刊上连载的。《小说月报》被日军轰炸焚毁后，读过《子夜》原稿前几章的人，除了作者自己以外，就只有茅盾的好友瞿秋白、郑振铎和徐调孚（《小说月报》编辑）了。万幸的是，原稿由徐调孚冒着生命危险在烈火中抢救了出来，后来才得以在1933年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子夜》出版后，郑振铎非常高兴，也非常关注读者的反映。茅盾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1933年4月10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的署名“云”（即吴宓）的《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的评论文章，就是当时在北平工作的郑振铎及时寄给他的。

1933年2月3日，鲁迅收到茅盾赠送的刚出版的《子夜》。作为茅盾的好友瞿秋白和郑振铎，也当在此前后收到他的赠书。2月9日，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里写道：“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鲁迅说的“他们”，就是左翼文坛的“反对者”；鲁迅说的“我们”，当然包括郑振铎在内。3月10日，瞿秋白写就《〈子夜〉和国货年》一文，经过鲁迅审定，请人誊抄，署上自己的笔名“乐雯”，发表于4月2日和3日《申报·自由谈》。文中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大概因为挚友瞿秋白已发表了这样精彩的评论，郑振铎当时就没有再写文章。鲁迅、瞿秋白当年的这些评论，凡茅盾研究者都是非常熟悉的。而郑振铎当年也与瞿秋白、鲁迅一样，为《子夜》的成功而自豪。

当时，郑振铎对茅盾的其他创作，也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例如，1933年5月10日，朱自清日记载：“读茅盾《大泽乡》、《豹子头林冲》、《石碣》及《右第二章》诸文。……振铎以为茅盾史事小说过于施蛰存；余谓若论手法，施之深入与细致远在茅公上也。”1935年4月20日，俞平伯致周作人信中提到：“西谛[按，即郑振铎]以金枝之文而不悦，固在意中。以其素重茅公[按，即茅盾]耳。唯魏文悻悻之态见于颜色，本非佳品，私意颇觉海上文坛都不过这么一回事，却不堪为外人道耳。”俞平伯这里提到的，是魏金枝发表在3月5日上海施蛰存与康嗣群合办的《文饭小品》月刊第2期上的《再说“卖文”》一文。由上引书信、日记可知，郑振铎在老朋友朱自清、俞平伯等人面前，都是力挺茅盾的。

1934年春，郑振铎在燕京大学还与博晨光、史蜜司等外籍教师一起，指导过该校英文系学生朱兰卿女士英译茅盾的《春蚕》、《秋收》、《林家铺子》、《喜剧》等四篇小说。这件事情从未有茅盾研究者提起过。这些茅盾小说的英译有没有发表过，也很值得查考。

同年4月3日，天津《益世报·别墅》发表署名“晓”的报道《郑振铎、杨丙辰、李长之、张露薇、吴组缃编辑〈文学评论〉》：“自去岁春季张露薇主编《文学月报》及谷万川等所编《文学杂志》出世以来，北平各文艺刊物随应声而起，有如雨后初笋，极盛一时。后各刊物相继夭折，文坛遂又寂寞多时。今春，郑振铎等在北平主编《文学季刊》，声势极大，文坛又呈一活跃之状态。惟内中颇多小丑怪论（如巴金之反对批评等），极为减色。近闻又将有一大型刊物出现，由郑振铎、杨丙辰、李长之、张露薇、吴组缃、季羡林、林庚七人主编，定名《文学评论》，每月一册，约二百页左右。第一期将于五月一日出版，内容极为丰富，有郑振铎之论文、杨丙辰之《文学—文艺—文艺科学—天才与创作》、李长之之《茅盾论》、张露薇之《现阶段的中国文学运动》等。创作甚多，约到稿件有吴组缃、张露薇、季羡林、林庚、张宗植等人之作品。其中吴组缃之中篇小说极有出色。末附书报评论、短评等篇幅甚多。现该刊已由北平‘大学出版社’付印，闻五月一日前即将出创刊号云。”李长之是郑振铎在清华大学的得意门生，他写《茅盾论》一定也得到郑振铎的指导。

1934年11月22日，郑振铎在燕京大学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该校新闻系学生婀丝的采访。郑振铎谈到了“中国文坛最近的趋势”，指出：“因（国民党当局）检查的严紧，发生两方面好现象：第一技巧更深刻，当年太阳社口号式的写法没有了，注重现实，以深刻老练的写作技巧来表现。第二利用旧传说，……中国文坛现在趋向新写实派，前不久农村问题作品很风行一时，但住在上海写农村，总不是办法。茅盾之农村作品，回乡下老家住半年才下笔，……很多人说中国文坛沉闷，没有伟大作品，中国文坛真沉闷吗？他们现在很努力写作。新文学运动才有多久时候！有鲁迅、茅盾等作品，我们也应自豪自足了。”这篇《郑振铎先生访问记》，后来发表于12月1日燕京大学新闻系编的《现象》半月刊创刊号上，内容经过郑振铎审定，其中的评论文字完全可以看作是郑振铎的佚文。“自豪自足”四字，与鲁迅、瞿秋白对茅盾的评价完全一致。

1934年底，郑振铎又一次应邀赴北京大学作讲演，题目为《中国文坛之现状及今后之倾向》，其中又谈到茅盾的创作。可惜这次讲演没有很好地记录和保存下来。据1935年1月1日天津《益世报·北平版》发表的《中国文坛之现状及今后之倾向——郑振铎在北大之讲演》（续），郑振铎在讲演中提到茅盾的《赵先生想不通》，认为“完全是用写《子夜》的方法”。

郑振铎与茅盾都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弄潮儿，都是新文学史上最早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核心人物。郑振铎在“五四时代”是与茅盾齐名的文学批评家，到1930年代又成为著名的文学史家。因此，他对茅盾的评价是非常专业，非常权威的。我认为，郑振铎的《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的讲演，与鲁迅当年在上海所作的《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一样，都是有关新文学史研究的极其重要的文献。郑振铎在讲演中提出的“茅盾时代”，不仅深刻指出了茅盾在“五卅”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代表，而且郑振铎这一论断本身在茅盾研究史上也是划时代的。而这一点，在以往的茅盾研究中似乎尚未得到重视，本人有鉴于此而撰此拙文。（顺便还指出，如此重要的郑振铎本人早已收入自己的集子的这篇讲演文章，在现在的《郑振铎全集》中居然漏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