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学革命的展开

文学革命的展开大约可分两方面来讲，一是文字方面，二是思想方面。文字方面是反对古文，赞成白话；思想方面是反对迷信他人，主张自由思想。这二者原是连带而来的，因为文字变为白话后他本身先变得自由了，我们平常想一件事常常是用文字来想的，并不是凭空可以想得出来，故在文字未自由前，思路总受一层束缚，及文字的束缚去掉，思路的束缚便也去掉，自由的思想自然便产生了。但如果我们回看白话运动的起因，则白话运动又是因为要求自由思想才起的。在文学革命之前，我们所有的原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亦即是思想上的革命，所以严复首先译了《天演论》这一类关乎思想方面的书，《青年杂志》一开头的文章便是《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都是一种进取的自由的思想的追求，与保守的迷信的观念恰恰相反，所以胡适在他的《文学改良刍议》里首先便提到须言之有物，言之有物中思想即一要素，他说：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敻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他又特意标明说：

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一）情感……（二）思想……

文以载道是古圣贤人之道，是不可怀疑不可违悖的道，是保守的迷信的，言之有物中的情感固不必说，其思想亦必是有“见地”、有“识力”的思想，是由自己能力得到的，而非人云亦云的迷信，是一种探讨的精神，所以是进取的；是凭着自己的见地与识力，所以是自由的思想。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里也提到：

一曰文犹师古……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迄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白话运动，或说文学革命故不止为文字及文学之改革，而为全文化之改革，当时详细情形，约可从三方面说之。

Ⅰ　新旧之争

在《新青年》的四卷三期上同时刊出了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遂开了新文学以来的争论之始，新文学的争论胡适在美国时和几个朋友间已曾有过，但那不过只是几个朋友间的闲谈而已，并非正式的辩战。这次正式的开火乃在民七三月十五，而所谓王敬轩者实在是冒名顶替并无此人，信则有之，乃是生于《新青年》社的同人钱玄同的手笔。

当文学革命的大旗打出去后，当然各界人士不免议论纷纷，因为“思想”与“文字”两事乃是人人所离不开的，故有关系的固不止是文学之士而已。当时赞成者也有一知半解的，反对的自然更是不着边际，《新青年》这般人要应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抓住一个代表人物着实说明一下，却苦于是东一句西一句，使你无从答覆起，于是由钱玄同来这么一个苦肉计，再由刘半农大大的骂了一顿，一来长自己的威风，二来使问题归纳到具体的几点上，三来当时的文坛巨子及拥护旧文化的有力的人物乃是林纾，王敬轩的信就大捧而特捧林纾，于是刘半农文章里便又把林纾大大的挖苦了一顿，于是林纾在这一捧一骂之下，便不能不老将亲自出马了。

王轩敬这一出双簧不但唱得有趣，而且是综合了所有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意见，所以实际上真可算得当时一般文人的代表，之后便是真正代表的文章了。

那篇文章叫做《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登在京沪著名的报纸上，他一开头便说：

名曰古文，盖文艺中之一，似无关于政治，然有时国家之险夷，系彼一言……无涉于伦纪，然有时足以动人忠孝之思。

又说：

道咸以下，即寥寥矣。间有提倡者，才力亦薄，病在脱去八股而就古文，拘局如裹足之妇，一旦授以圆履，终欠自如，然犹知有古文之一道。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始但行《白话报》，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已而予匆匆入都，此报遂停。沪上亦间有为白话为诘难者，从未闻尽弃古文行以白话者。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一读古文则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厉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其曰废古文用白话者，亦正不知所谓古文也。

于是他慨然于白话运动：“实则此种教法，万无能成之理，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

“拭目俟之”，俟的谁呢？其实就是他老先生自己，在这篇文章之后一月里他即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

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且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蔽，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已，未有不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廿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