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访谈

我成功，因为我感性

何建明说自己半年内瘦了30斤，除了繁忙的采访和写作，还得益于每天从单位到家步行10里路。

当前报告文学应以歌颂为主

记者：作为获奖无数的报告文学作家，本次由新世界出版社把所有获奖作品结集出书了，您是怎样定义报告文学这类文体的？

何建明：报告文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有的字典里给它的解释是：新闻、散文、特写的总和，这显然是对这种文体的极大误会。《谁是最可爱的人》《焦裕禄》当年都是当通讯来写，因为传播较广泛，成了经典作品，逐渐被划归为报告文学，今天看来也是不妥的。

我宁愿把它定义为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包括我们俩正在做的“对话”，再深化些也是报告文学。

记者：一说到报告文学，读者往往会联想到打着纪实名义的吹嘘之作，很多人甚至宁可读虚构的小说也不愿意读报告文学。包括您的作品，也是因为获了奖有些人才读过，为什么？

何建明：我完全理解。报告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可笑的“广告文学”，比如某些企业出点钱让某作家写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再出点钱给报纸杂志就发表了，归在什么栏目下都不合适，干脆就叫“报告文学”吧。这种情况太多了。

可是不能把它极端地归于批评。没错，鲁迅、巴金面对黑暗社会确实需要对其讨伐和批评，但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今天还是要以歌颂为主，如果还以批评为主调，就会犯错误。比如我准备写三峡移民时，有人说你别去，听说移民干部有贪污的，也有人不愿移民，可后来我的亲眼所见是什么？那些个别的问题是有，但真是许多人在为大家舍小家，在采访中无论是干部还是村民都深深打动了我。最后成书不仅领导认可老百姓也认可，关键是不走极端，要讲话负责。

一篇当代报告文学，在二十年前可吃一辈子

记者：尽管报告文学并未出现繁荣景象，可《哥德巴赫猜想》《祖国高于一切》等作品似乎还是有其代表性的，而当代这样的代表作却更鲜见，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您怎么看？

何建明：当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不仅要有一定的政治驾驭能力，其作品中的信息量、创作起点、高度与深度都同过去不同了。当时也许视《哥德巴赫猜想》《谁是最可爱的人》为经典代表作，如今你再读一遍，真的是没法同现代的报告文学比。可以说，我们当代任何一部称得上真正报告文学的作品，如果拿到上世纪80年代都可以吃一辈子，而现在要想成功则要付出十倍努力。

原因很简单，举例说，如果让《信报》这样一张都市报在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问世，肯定会轻而易举占领读者市场，而处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的海洋里，想出人头地就很难。尽管如此，我们不少作家还都每年写两三部作品出来，也有些在社会上还流传着。

记者：报告文学不可否认肩负着时代使命感，可它能起到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何建明：我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感召力有时并不比政策条文小，我希望自己的文字除了有普通读者喜欢看，领导干部们也能从中受到启发，从而对他们的决策有建设性。这是我想达到的目的。

事实上我的作品也起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作用。比如《落泪是金》掀起了全国对贫困大学生的关注，据统计资助金额高达三千万。《根本利益》也是，老有农民背着包到单位找我帮他们打官司，政府也出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这些都在支撑着我。

肩负的责任太重，写报告文学的人越来越少

记者：写作给您带来了名声，也有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落泪是金》一书就因为将某段学生的文字作为素材而成了被告，尽管您为了写这本反映贫困大学生的书跑了40多个学校，走访了350多位大学生。

何建明：说到1999年那场官司，我又想起我的奶奶，90岁的老人那天看到央视《东方时空》把我的“反面形象”进行“曝光”，吐了三口血后愤然离世了……

记者：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法院已给了您相对公平的判决，后来又遇见过其他不公平吗？

何建明：当下就有啊。我在《根本利益》中写到了“百姓的好干部”梁雨润，不仅山西省委发出了向梁雨润学习的号召，中纪委也对他表示肯定并请他作报告，有人就又风言风语了：“这是梁雨润给了何建明好几十万块钱买通了，才树了这么一个典型。”对这些无稽之谈我都一笑了之。

这都不是最根本的痛苦，你知道为什么写报告文学的人越来越少吗？首先就是因为他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太重了，稍不注意就会把握不好局部现象与全局本质二者的尺度，有些作家在暴露不正之风时常常过于偏激，甚至夸大其词，在社会上起到不良的误导作用。我曾在中央党校学习过，我在写中国农民问题系列的报告文学时就比较注意客观公正，后来偶然碰到了梁雨润，在写《根本利益》时就力求把握住这一点，既反映了农民问题又让人们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比如有梁雨润这种代表党员形象的典型人物。

其次，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投入太大，包括精力与金钱的双重投入。

因为不像写小说、散文或诗歌的作家，报告文学的素材都要亲临一线去采访，所付出的精力非常人想象得出来。比如写《国家行动》时我到三峡去采访移民。平时在家里条件那么好了，我爱人还爱唠叨说这儿不干净那儿又怎么不合适了，可到下面去了却是什么也没有，去的第一天就受尽舟车之苦：早上5点多起床，8点钟起飞，3小时后到重庆，刚落地就又坐了9个小时快艇到巫山，一上岸又上汽车颠簸两个小时进山里，到移民点没汽车了就搭拖拉机……20多个小时过去了，好不容易睡觉休息会儿，屋里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人和东西都搬走了，只能对着满天星星喘气——房屋只剩了空壳，窗子上一块玻璃都没了。后来去大昌，连着八天没脱衣没洗澡也没人管我，干部们都到下面做移民工作去了。

记者：在经济上呢？应该说您的作品版税也不低，应该没什么问题呀，也许和畅销书作家比可能有些差距。

何建明：因为前期投入的采访太多，在金钱上也会付出不少，比如写《落泪是金》，我前期就花了四万多块钱，都是自费的。写《国家行动》时也有好几万的花费，因为是受上面的委派，才报销了。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作者，一上来他是不太会轻易付出这么大经济代价的。

所以说当前只有十来个像我这样的人在支撑着报告文学创作，力量太弱了。尽管非常辛苦，可我不写也难受。

奇怪的是，有些获奖作品读者都没听说过

记者：报告文学往往关注非常态领域才有吸引力，是吗？

何建明：与常态不常态其实无关，比如信息产业革命、三峡大移民，这都是时代中跳跃的话题，包括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问题是不能光写出来就完了，还要有思辨性，要能给读者带来思考。我要求自己写报告文学时首先得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最后才是文学家。

某些现象我们不容回避，比如从社科院公布的农民自杀的人数来看，农民问题还是普遍的，但要看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可进行建设性的善意的批评，而不应该否定一切。

记者：都知道小说作家要考虑发行量，写报告文学也会考虑市场吗？

何建明：要考虑发行与稿费，当今不可能再有像曹雪芹一样死后才出名的作家了，即使有人说我死后再发表作品，那纯粹是为了面子和虚荣心。

记者：您曾获过那么多奖，怎么看当今的评奖？

何建明：我获奖可能不少，但慢慢感觉一点也不重要，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如果没有读者，获什么奖都没有意义，包括一些国家奖。

可是奇怪的是，有些作品读者都没听说过居然也获奖！某些奖里面操作性的东西太多了，同为获奖者我感到可悲，也以和某些人同时站在领奖台上为耻。这种现象可能避免不了，毕竟商业社会，许多东西的水分都太多，影响评委判断，其实他们并非没有判断能力。可以说，在所有文学奖中我认为茅盾文学奖是相对最严谨客观的。

非常反感当前太多的私人化写作

记者：写作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毕竟像您这样获这么多奖的报告文学家不多。

何建明：我是比较投入感情的，有大学生常问我为什么那本书叫《落泪是金》，就因为我一路采访一路掉泪。我成功可以说和我是个非常感性的人有关，婚前我与女友吵架，大冬天我一口气从三里河跑到北京站过……

也许和我受的启蒙教育有关：在我十来岁时在亲戚家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书破旧得没头没尾，以至于看完了我都不知道书名是什么，可保尔的形象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记者：您是作家，同时还是《中国作家》杂志的副主编，对当前文学创作有什么看法？

何建明：从我个人的写作看，我关注的是重大事件。从中国文学创作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太多私人化写作越来越多地出现，大有成为文学主流之势，对此我很不满意，因为真正反映社会主流层面的作品太少了。

（发表于《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5月31日，记者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