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轶闻录系列画坛旧事 - 名流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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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老人衰年变法

为纪念白石老人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北京于1984年初举办了白石老人藏画展览。孔圣云：“三十而立”，白石老人却从二十八岁起开始学画。孔圣又云：“五十而知天命”，而白石老人却是衰年变法，五十八岁后方称誉画坛。

白石老人是1917年五十五岁时到北京的。初在琉璃厂南纸铺挂卖画刻印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两元银币，比一般画家价码便宜。大概是白石老人所学八大山人冷逸风格，不为时人所贵，因而问津者稀，生活也很落寞。后来大画师陈师曾看他的画，特意到他住地法源寺访晤，劝他自出新意，变通技法，还题了一首勉励诗：

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业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君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我后来从《槐堂诗抄》里读过此诗。白石老人画梅原是取法宋人杨补之工笔技法，听陈师曾劝告后，才用写意笔法。待有长进，陈师曾又携带白石老人的画到日本举办二人合展，始而一举轰动中外，两人展品一销而空。法国也选了两人作品，参加巴黎艺术展览会。记得当时北京报纸披载，说日本人想拍摄两人作品及生活状况电影云云。

从此，白石老人享誉京华，外国人到北京指名买画，北京人也纷纷购买，卖画生意日益兴盛。白石老人因诗感歌：

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来争夸。

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外都知老画家。

二人遂成莫逆之交。陈师曾对白石老人的画多有指正；白石老人亦无不接受，且常到陈师曾的书斋“槐堂”去谈论诗画，以至白石老人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之句。

1923年夏，陈师曾以四十八岁之壮年病逝于北京，中外咸为震悼。梁启超曾云：“师曾之死系中国文化界之大地震。”可谓入木之语。当时北京文艺界特在江西会馆举行追悼会，并展览遗作。会场上还悬挂着数百件挽诗挽联，我至今对白石老人的挽诗记忆颇深，如“哭君归去太匆忙，朋友寥寥心益伤”“此后苦心谁识得，黄泥岭上数株松”，大有再无知己之叹。及至后来读过《白石老人自传》，才知他对于陈师曾之死确是莫可名状、“异常空虚”的。鲁迅编《北京笺谱》收师曾作品颇多，在序言中亦力加推崇。足见大画师当年的地位和影响。

张大千二三事

国画大师张大千，四川内江人。其母曾友贞是一位能画剪花样的民间艺人，张大千九岁便随母亲学习花鸟鱼虫白描，后到日本专攻绘画，回国后在上海拜清道人李梅庵和曾熙为师，20世纪30年代曾在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任教授，与溥心畲齐名，有“南张北溥”之称。他擅长山水、花鸟、人物画。喜临石涛、八大山人、刘石溪、渐江的作品，并得其精髓。

抗日战争中，张大千一家为躲避战乱，曾在四川郫县太和场场口钟雨秋家大院里居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周围向他索画的人很多，他一般都婉言拒绝。只有一些和他较好的乡医和学校教员可以得到他的翰墨之宝。当地的恶霸势力很厉害，他不敢惹，大凡这些人开口要画，他都用一些翻印的画来应付。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当地一个叫钟向琼的舵把子养了一只鸦，深得张大千喜爱，因为这只鸦与众不同，一般的鸦都是黑色，而这只鸦却是白的，堪为稀世之珍品，于是张大千专门绘了一幅画，与钟交换这只白鸦。张大千得此白鸦，十分珍爱，经常拿它来写生。

距郫县大约几十里，有一个名叫邛崃的县城。有一天，张大千和一位朋友相约来到邛崃，路上把钱包给丢了，当时已是黄昏时分，一道去的朋友急得团团转，张大千却一点儿也不着急，他信步走进一家茶馆，找了空位坐下，要了两碗茶。又叫茶馆的伙计在炉灶旁边撮了一簸箕黄泥巴，端到他脚下。只见他抓起一小块泥团，在桌上来回地搓揉，继而又放在手里反复地捏，不一会儿，一个活灵活现的黄泥猪八戒呈现于眼前，遂引来不少围观者。这时，张大千对围观的人群自我介绍道：“我是张大千，在这里喝茶，手痒了，随便玩儿玩儿，哪位想捏自己的尊容，收费一元。”茶馆里的人一听说眼前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大画家张大千，又亲眼见到他当场表演的杰作，而且要价又不高，于是大家争着请张大千给他们捏像，不大一会儿，张大千就挣了几十块大洋，终于解决了食宿所需的费用。真是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天旱饿不死手艺人啊。

张大千在上海居住期间，为了生计一边作画，一边卖画，有时不得已，还要应市造些假画卖。有一次一个有钱人家装饰客厅，想在中堂布置一幅石涛的古画。这事被张大千得知，他暗地里打听到这家人中堂正墙的尺寸，于是连夜构思创作，经过几天几夜苦战，只见空蒙山色、烟云缭绕、水天一色，其笔墨雄健纵姿，又淋漓酣畅，一幅足以以假乱真的石涛山水画跃然纸上。经过精心装裱，便成了一幅待价而沽的艺术精品。

“某人手里有一张石涛山水画”的消息很快传到那个有钱人耳朵里，他几经转折终于找到了这张画，富人一见便爱不释手，拿回家一挂，长短大小真是服帖到家了，但是真伪难辨。他听说张大千对石涛画模仿逼真且很有研究，于是辗转找到张大千，请他鉴定真伪。张大千见了画后告诉他：“这画是假的。”富人怏怏。不几日，富人又听说，只因张大千想要，才谎说是假的，于是富人赶紧付款，将画买下。

“旧王孙”溥心畲

国画北派青绿山水正宗首座溥心畲已在台湾过世多年，偶于友人处见其画幅，想起曩昔他在京华时的一些逸事。

他名儒，心畲是字，别号西山逸士，书画常用“旧王孙”署名和印章。

何以号西山逸士？因其曾在北京西山戒台寺苦学十年，奠定了他一生诗、书、画的根基。其诗抑扬顿挫，真隶唐音；其画曾与张大千齐名，有“南张北溥”之誉；其书则行云流水，秀色可餐。如说诗书画三绝，可谓名副其实。

溥心畲祖父恭忠亲王奕黋，是清宣宗（道光）第六子。亲王有二子，皆封贝勒，次子载滢即是溥心畲的父亲。溥心畲与溥仪是同辈，不但第一个字都是“溥”字，而且后一个字都是“单立人”边，这叫带偏旁的亲贵，是近支皇族。他有一方图章，篆文是“旧王孙”三字。

溥心畲生母项氏，广东南海人，太医院官某女，邃于儒学，亲课心畲甚严。从溥心畲《自述》中可窥见一斑：“十七岁后，先师南归，先母项太夫人亲教读书习字。时居清河乡间，旧邸书籍皆荡然无存，身边只有听读之书数卷、《阁帖》一部、唐宋元明书画数卷而已。先母太夫人尽典卖簪珥，向书肆租书，命余诵读抄写，期满归还，再租他书。稍有积蓄，则买书命读。应用之书，先母自写一目录、次第购求。”最后写道：“余虽不才，而不知废学者，皆先母教诲也。”

宣统三年（1911），溥心畲入贵胄法政学堂，民国元年（1912）归并清河大学，嗣又并入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后，入德国之柏林大学。返国省亲，举行婚礼，再赴德读研究院，获天文学博士学位归。这时候溥心畲已经二十七岁了。按理说，学业有成，已成家该立业了，但是他的母亲却说：“汝以为今日读书已有成耶？须知此初步耳，更须积学博闻，多了利物济人工夫，或立言以垂诸世。”

到哪里去学？溥心畲毕章是“旧王孙”，自然想到戒台寺是最好的去处。戒台寺是大禅林中专门给和尚受戒的庙。光绪十七年（1891），恭亲王曾出资重修，作为他避暑修养的地方。奕黋爱听戏，当时之名优如谭鑫培、程长庚等都是这里的常客。奕黋死后，他的神主就供在庙中，等于他家的家庙。直到后来，溥心畲还经常怀念那里，其《南游集》中有《画戒台寺慧聚堂前古松》诗云：

踏月松坛迹已陈，白云一别几经春。

图成慧聚堂前树，似向青山忆故人。

据说戒台寺有一位湖南和尚永光法师（字海印），对溥心畲影响极大。该法师出于王闿运之门，专作六朝体诗，写一笔相当洒脱的字。“七七”事变前夕，溥心畲还将保存的法师诗集手稿，交琉璃厂文楷刻印，书名为“碧湖集”。另外，在其诗集《西山集》中，亦有《送海印上人归沩山》和《怀海印上人》等诗。

溥家住什刹海恭王府多年，20世纪30年代末，将府第售与天主教堂，迁居西郊颐和园介寿堂。

心畲事母至孝，“七七”事变前后，项太夫人病逝，为了表达哀思，他在项太夫人棺盖及前后左右四周用蝇头小楷精心写满金书经文。当时有外人前往吊唁，叹为稀有之文化珍品。

40年代前后，心畲居颐和园时，一心写画，很少外出。当时北京第一中学校长杨荫庆之女曾从他学画，两家有些过从。据说心畲喜食海参、熊掌等山珍海味，很少吃粮食。平日理发由当年北京绰号“烫发杨”之杨凌风专理，每次理发都派车进城接杨到颐和园。

家有侍妾李雀屏，聪颖秀丽，颇得他喜爱，常教以诗画。40年代中期，心畲的夫人病故，即以雀屏为继室。后来外间多知溥的继室崔屏，实为雀屏之改称。

日伪时期，他曾为友人写条幅，文为：

云散西寒月，清秋万里情。

桑干飞百练，不见范阳城。

大漠殊风雨，神州尚甲兵。

望山连易水，慷慨吊荆卿。

当时百姓处于敌寇铁蹄下，心畲有此诗句，亦属有心人矣。

1947年，心畲偕雀屏及女儿共三人南下宁杭等地游览。后来据说他在杭居住处的一名交际人员偕雀屏母女潜逃去香港。这一家庭巨变，对年将花甲的心畲来说，确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只好跟踪追找，求得珠还合浦。据说临行前，赠给友人诗句，有“孤云飞不定，落叶去无踪”，隐藏他无可奈何的彷徨心情。

黄宾虹铮铮铁骨

旧时上海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横行霸道。黄宾虹一日上街，见一外国流氓欺侮一老伯。他虽为文人、画家，但平日运腕之余亦习武，练就一身好拳脚及剑术。此时他挺身相救，抡起铁拳怒斥外国流氓。围观的同胞亦齐声喊打来助威。外国流氓见势不妙，抱头鼠窜。事后，黄宾虹撰《自强救国论》一文即是有感于此而发的。

他看到，有的打着“学者”招牌的外国盗宝者趁中国贫弱内乱、法纪不张、惧怕洋人等积弊，肆无忌惮地剽掠中华古文物，以至于龙门、敦煌等地的宝藏无不遭毁损，黄宾虹忧伤不已，作漫画描绘这帮窃贼的无耻嘴脸，投寄高奇峰、高剑父主办的《真相画报》发表。

黄宾虹一向痛恨弄虚作假的坏风气。他后来任上海著名出版社“神州国光社”美术编辑。当时不少伪造名家字画的古董商，常利用报刊吹捧炒作，弄虚作假，牟取暴利。一次，日本某“学者”托人送来两幅伪造的明代山水画（李在的《桃源图》、杜堇的《溪山烟霭图卷》），并以优厚的报酬引诱编辑人员，以求发表。编辑部有人见利忘义，竟一口允诺。黄宾虹板下面孔说：“此事有伤国体，不能去做。朋友们若生我的气，只好忍痛割席！”由于他义正辞严，日本人的阴谋终未得逞。

抗日战争中，黄宾虹全家困居沦陷了的北京。尽管生活窘迫，他也绝不事日伪。伪文物研究会推举他为美术馆馆长，他坚辞不就。日伪操纵的美术界为他举办八十大寿庆寿会，他也拒不赴会。他给朋友写信，说自己醉心于明代忠臣黄道周的爱国诗歌和南宋人的爱国山水画之中，不禁神游粤、桂、荆、楚的壮丽河山，以寄托对抗战大后方的思念和希望。他还常对家人吟咏陆游的诗句：“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坚信中华民族不会亡！并以画家的口吻发出“青山则无衰老可忧”的心声。

一次，他经过长安街，目睹日军在新华门耀武扬威，不禁心中如噎，归家即挥笔作《黍离图》，画中玉黍一枝独秀，坚石、梨花以作陪衬，并题诗道：“玉黍离离旧宫阙，不堪斜阳伴铜驼。”此作借用《诗经·黍离》之典故，寄托了触景伤情、怀念故国的情思。后来被收入近年出版的图文并茂的大型图书《中国名画鉴赏辞典》，足见其不朽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何香凝的绘画生涯

何香凝，原名何谏，又名何瑞谏，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她与廖仲恺结婚，后赴日本留学。光绪三十一年，加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目白女子大学求学期间，她求知若渴，课余时间每每向朱执信学数学，向胡汉民学《史记》，向廖仲恺学《汉书》。

半年之后，她因胃病休学。一天，闲来无事，便信笔画了窗外风景。凑巧，孙中山来到她跟前，发现她的绘画天分，便对她说：“要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需要起义的军旗、安民布告和军用票证的图案，这些都需要把它画出来。”

由于孙中山的启发引导，此后，她改学美术，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转入日本东京本乡美术专科学校。既学山水花鸟，又学狮虎鹰隼。由于刻苦习练，绘画水平迅速提高。她画的狮虎斑斓彪壮，气吞山河，她画的梅树冰姿玉骨，傲雪凌霜。

这期间，她的作品《雄师西顾图》，曾受到朱执信赞赏。还有一幅《猛虎咆哮图》，是绘赠黄兴的作品。辛亥革命爆发后，她为革命军设计了军旗图样。民国十六年（1927），她出国赴巴黎，以卖画自娱，“亦以备将来为换米之资”。

“九一八”事变后，她从法国返回上海，为抗日战争筹集军费而作画，并与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组成“寒三友社”。这一年12月，举办了“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她不但捐出了早年赴南洋群岛及菲律宾时靠卖画为广州仲恺农工学校筹集的全部资金，还将自己历年留存及友人捐赠的画和墨宝也全部变卖出售。此外，她还向北京、广州等地书画家征集书画一万五千余件，与郑洪年、叶恭绰等二十余人共捐款项近一万八千元。本人为中国抗战捐款总额共有数万元之巨。

20世纪30年代初，她画古梅，经亨颐画雄松，陈树人画翠竹，于右任作诗题款，遂成《岁寒三友图》。三十年后，时届八十岁高龄的于右任偶得该画，不胜慨叹，欣赏之余，发现诗中一句漏写一个“时”字，因而补书，并赋诗二首：

三十余年补一字，完成题画岁寒诗。

于今回念寒三友，泉下经陈知不知？

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

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

于右任辞世后，唯一健在的何香凝见到于右任的诗，回忆往事，亦感慨万端，遂用原韵作奉和诗三首：

青山能助亦能界，二十余年忆此诗。

岁寒松柏河山柱，零落台湾知未知？

锦绣河山无限好，碧云寺畔乐同游。

驱除美寇同仇忾，何事哀伤叹白头？

遥望台湾感慨忧，追忆往事念同游。

数十年来如一日，国运繁荣渡白头。

画坛寿星朱屺瞻

一代画坛寿星朱屺瞻于1996年4月20日在上海华东医院辞世，享年一百零五岁。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称赞屺老的人品是“为人率直、做事顾人、图画从己”。

屺老，原名朱增钧，生于清末光绪十八年（1892），江苏省太仓县浏河镇人。祖父两代，均为当地著名儒商。光绪二十六年，母亲病逝，他不思饮食，终日伏在母亲遗像前恸哭，家人解劝不能止。塾师童颂禹为自己学生的孝心所感动，不禁即兴诵读《诗经·卫风》：“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遂为他改名为屺瞻，以寓恋母孝情。数年后，其父亦去世，屺瞻哀从中来，含泪复诵《卫风》：“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因又取号“二瞻”。他深深怀念父母双亲，说：“父生我兮，母育我兮，老当由我赡养，现今两老驾鹤飞去，我惟能终身瞻望远天，永瞻在心！”

他幼时读过五年私塾，塾师童颂禹教学之外，喜画兰竹，暇时他亦模仿作画，偶被发现，常常受到称赞。十七岁时，考入上海实业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学工程课外，仍致力作画，该校学监唐文治是其表叔，精小学通画艺。偶见其作画，非但不批评，还指点道：“写字作画，点画皆须着力，切忌浮滑。”成名之后，每谈及成因，他常对人说：“我一生以画为乐，皆因发蒙时侥幸，幼时受父亲影响，少时得到塾师勉励，青年时受表叔指点，没有这种种良机，我无法成为画人。”

民国元年（1912），他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发愤以笔作枪，描绘战场烽烟，创作了不少揭露日军暴行、歌颂抗日爱国志士功绩的油画。并在美专同事、学生的支持下，举办了《朱屺瞻淞沪战迹油画展览》，观者问及展出感想，他义愤地说：“我一直以画作乐，这回是用画解恨！”

其时，他的故乡江苏太仓浏河镇，远离都市喧嚣；他常在故居书斋以画会友，或愤议时事，或论艺作画，互相砥砺，以示节操。“八一三”事变后，浏河镇成为日军登陆处，其故居被毁，遂清理瓦砾围成一个园子，将日寇炸弹坑拓展为池，名为“铁卵池”，以记日寇罪行。

当时，他还在园内种梅树百余株，将自己的画室命名为“梅花草堂”，画友来聚，他皆索画梅花，并说：“我爱梅花，由于它有傲骨，隆冬腊月，它对冰雪笑颜冷对。人就应有梅之骨气，越是艰难，越要坚贞。”借梅喻志之举，深得友人响应，不少画友从外地寄来题梅画幅——齐白石、汤完之、吴湖帆、白龙山人、黄宾虹、丁辅之、沈尹默、陆俨少、应野平、谢稚柳、贺天健、唐云、程十发、亚明、宋文治、赖少其、刘旦宅等都先后以其梅花草堂为题绘出精品寄奉。

抗战胜利后，他对达官显贵的宴请一概回避，却热心参加画友组织的画社。潘天寿、诸闻韵召集的“白社画会”，徐悲鸿、江亚尘组织的“默社画会”，陈树人、何香凝、黄宾虹组织的“力社书社”，都时常有他的身影。

国画大师潘天寿

在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浙江宁海、杭州和北京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还特意参观了遗作展。

潘天寿出生在宁海一个偏僻山村里，幼年只读到高小毕业，祖父就因为负担不起学费，要他回家种田。幸好有老师与亲友的说情和接济，祖父才同意他报考免费的浙江第一师范。两年后，他的同乡柔石（当时名赵平复）亦入学。这两位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青年意趣相投，交情甚笃。他追随李叔同、姜丹书研究书画，柔石加入潘漠华、冯雪峰组织的进步文学团体“晨光社”学习写作。1920年，潘天寿就要毕业了，两位学友依依难舍。潘天寿为柔石作焦墨山水两帧，一帧为《疏林寒鸦图》，画的是三丛疏林，寂寞而荒寥，几点寒鸦远近遁飞，抬头题款为：“疏林烟光点寒鸦，已属凉秋时矣”；另一帧为《高山古寺图》，画中高峰突兀，烟树迷离，歪斜古寺隐于山坳，左边题款为：“晚山闲打一疏钟。民国九年，天授作于杭州”。画中所署“天授”即潘天寿。他在1922年以前所画作品均署此名。据考查，这两帧画是潘天寿现存最早的两幅作品。

在浙江一师求学期间，目睹才华横溢的李叔同避世出家，又看到深孚众望的经亨颐校长因支持新文化运动而被免职，更由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过后中国仍处在一个“夜正长，路也正长”的黑暗时代中，年轻的潘天寿心境十分凄凉。这两幅画中表现出的迷茫、寂寥境界，正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反映。

1923年，潘天寿先后结识了王一亭、黄宾虹、吴昌硕等著名画家。吴昌硕曾以篆书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相赠，并作长古《读潘阿寿山水障子》诗，对他特别器重并给以勉励。

潘天寿的大作，特别是他晚年造诣极高的一些代表作，一般都以“雷婆头峰寿者”落款。原来，雷婆头峰是潘天寿宁海家乡村庄附近的一座小山。此山源自天台山脉，距村约五六公里，海拔四百六十多米，相传雷婆婆曾在此降妖伏怪而得名。潘天寿在家乡度过青少年时代，他和伙伴常去雷婆头峰踏青游玩，家乡的青山秀水哺育、熏陶了他的艺术灵性，他曾风趣地说，他就是雷婆头峰的一块石头，不言而喻，以“雷婆头峰寿者”自号，寄托着他热爱故乡的深挚感情。潘天寿的这一大号，也体现了他山一般的坦荡胸怀。画坛师友都赞赏他的画具有一种别人无法相比的“气”，许多一流画家在潘天寿的作品面前总觉得自己的“气”不如潘先生足。有一次，一位学生作一张画，平平板板，大家都认为不行，他自己也画不下去了。潘先生一到，大家让潘先生看看，他提起笔从右上到左下拉出一条枯湿浓淡变化丰富又极为老辣的线条，一根老藤上下贯串。顿时这幅画就救活了，在场的人个个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潘天寿作画就是大胆泼辣，而且特别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绘画艺术的特色。

忆半丁老人

誉满海内外的大画家陈半丁已过世多年，他的作品迄今犹为人们所珍视。20世纪40年代，我曾与他有过交往，当时他住北京地安门米粮库胡同。记得他的住所，一进门迎面是山子石，院落松林成行，清幽雅静；地面除种植花草外，还种了一些老玉米、白菜、萝卜等；红砖砌成的小楼，为半丁老人安憩及作画之处，据说以前胡适之曾住过这里。

半丁老人喜戴小帽头，穿坎肩。他虽离开原籍浙江绍兴多年，但仍有故乡口音，与人谈话诚恳亲切，待客从不虚伪。1906年，陈半丁定居北京。翌年，经画家金北楼介绍，赴肃忠亲王善耆府中为吴柳堂侍御史画像。善耆以陈半丁言近旨远、才识卓异故，待之为上宾，且许以官职。面对王爷的封官许愿，陈半丁莞尔辞谢，其视乌纱如粪土，对艺术事业无限忠诚的情愫和清贫自守的精神，令人钦仰！值得一叙的是国人画展系由他开始的，那还是肃亲王在旅顺生病时，他在大连开第一次画展。当时盛况空前，报纸刊登，不少人喜看半丁老人作品，终日在展室盘桓不去。

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适老人正对两位弟子张爱林、尤元曲讲授书画。老人曾对两徒说，孔子教子路收，教颜回放，即所谓因人施教。爱林没临过帖，写出字来居然有意思，这是有天分，但今后须收，不可再放。元曲临帖时间太长，写出字来，无时不在自拘自谨，所以今后须放，不可再收了。老人说，作品拿出来，即使不比人家强，至少自己也要不惭愧，才可以谈得到开画展。老人坐在一张古老大沙发上，对两个弟子越讲越精神；谈一阵话，喝一阵茶，走到墙边看一阵悬挂着的明清名画。这两位弟子当时年约二三十岁。听说元曲画展，多半是半丁老人在画上为之题字。开画展事先必须征得半丁老人的同意。

还记得和老人谈到艺术时，老人说，随便抹两笔的，哪里就算得上艺术？艺术范围太大了，就连建筑制造乃至枪炮子弹，全是艺术。绘画不过是文人余兴，课余爱好，往清高里说，也不过是一种高尚的玩意儿而已，像我这简直谈不到艺术。当初，学画的人没有现在这样多；那时印刷品缺乏，轻易见不到参考资料，向人借用完了一还，仍然莫名其妙。因此为了学画方便，就成立个社会团体，此即艺专的前身。老人还说，一群学生学画，叫他们都学我，这个不妥当，就如同唱戏，他是旦角的嗓子，绝不能因为和我学而唱老生，所以与我不相近的我不教，不能让人家费力不讨好。

半丁老人还说过，三年出个状元，可是三年出不了名画家。有天分也要用功，我的男孩女孩都能画几笔，但不用功就不能成功，这可不是世袭，我绝不勉强他们。

许多人不知道半丁老人原来的名字，他原名陈年，字静山。因是孪生，故以“半丁”为号。他不但能书会画，而且还长于治印。

半老性情耿介，从不屈服于邪恶势力。北京沦陷期间，日伪政府多次聘请他任职，均遭拒绝，宁可受穷吃“混合面”，也不失民族气节。1947年，某官僚登门求画，他以树林为背景，在其下画了个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怪物，并题词曰“上有魔王下有麺”，对当局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半老的傲骨，亦每用石印形式表现出来。其一印刻有“不使孽钱”四字，言其拒收不义之财。另一印曰“清风明月是家传”，堪称“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的高人雅士。

半老的傲骨，最终要了他的命。“文革”前夜，他因未在康生面前胁肩谄笑而得罪了这个阴谋家，于是被打成了“黑画家”，天天挨批斗，每月仅领二十六元生活费。病危时，家人用婴儿坐的小竹车送他去人民医院抢救，因医院拒绝治疗遂含冤而死！

百身何赎一少梅

世界著名收藏家、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曾收藏过陈少梅的画，听说在他访华时还曾专门向周恩来总理询问过陈少梅。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巨型画册《陈少梅画集》，由赵朴初题签，启功作序。陈少梅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代巨匠，有人把他与张大千、溥心畲、金北楼并誉为“民国四大画家”，可见他在中国画史上的地位不同凡响。

陈少梅系湖南衡山人，名云彰，字少梅，别署升湖。少梅幼承庭训。其父陈嘉言先生为光绪己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晚年归故里主持衡阳书院（船山学社），曾支持何叔衡、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嘉言先生为湘省名士，少梅垂髫时从习诗文书法。少梅画品高标古雅，傥然不群，盖得于家学风范、诗画书香。十五岁时知遇于清末民初画坛巨擘金北楼，为金关门弟子，并入金所主持之“中国画学研究会”，因其年龄最小而画品最高，故被会中名流耆宿誉为“神童”。金北楼称其“前程无限”而为其取号“升湖”。次年入名噪一时的“湖社”。1930年陈少梅画作参加比利时建国百年纪念国际博览会，并荣膺银奖，斯时年仅二十一岁。同年主持湖社天津分会。

陈少梅弱冠出道，壮年大成，以其独具风神、智睿超凡的画风彪炳于中国画坛，堪称不朽画笔，今犹以其流风遗韵享誉后人。书画大家启功先生曾云：“我比少梅先生仅小两岁，但学画时，望先生的作品，已如前辈名家，可见他的成就之早。”（《陈少梅画集·序》）启功先生还云：“其纸不过三十年，其笔则三百年……所著者音徽往矣，百身何赎！”董寿平盛赞其“艺显千秋”。其他画坛大师前辈则以“当代唐伯虎”“唐寅以后第一人”“马夏再世”盛赞之。

陈少梅擅人物、山水，工写兼能，是近百年画坛上继承和发展北派画风取得最高成就的画家。从陈少梅的画品中可窥唐伯虎、仇十洲的清俊秀逸；亦含浙派吴小仙、戴进等人的生动滂沛；溯源而观的则是南宋马远、夏圭的风骨。陈少梅的《西园雅集图》堪称工笔山水人物中的罕见精品。他的老友王颂余教授曾云：

陈少梅以用色淡雅见称，即使画重彩青绿山水，也显得那么清灵透亮，一点火气也没有，这是很难做到的。他是怎样画的，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如果能把他这一技法弄清楚，对于画界无

疑是很大的贡献。

陈少梅不仅堪称画坛巨匠，亦为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他的夫人、学生冯忠莲女士是当今著名的临摹专家。另一弟子邵英（现居美国）曾以《说佛图》荣获国际美术大奖。其他当代著名国画家王叔晖，刘继卣、黄均等，皆曾入其门墙。

惜乎天公忌才，陈少梅于1954年以四十五岁之华年猝逝。诚如古人江淹所叹：

自古皆有死，

莫不饮恨而吞声。

少梅之早凋每令知者扼腕。启功先生“音徽往矣，百身何赎”之叹，道出诸多画坛前辈的心境。至今颇多画坛前辈谈到少梅英年早逝，仍摇首叹息。倘天假以年，少梅当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画像大家蒋兆和

蒋兆和先生是独树一帜、自成一派的画家，他长于画人像，是写生的妙手。尤善于随地取材，随时着墨，只用一枝笔，一方砚，在一张素纸上，一小时之内，便可绘成一幅生动感人的画像。在四十年前，曾看到他的不少作品，出现在笔下的，都是一些旧日京师社会底层的人物，如街头的洋车夫，换“取灯”（即火柴）的老妇，拾煤核的幼童，还有《旗人末路》《小家碧玉》等。有的还在画上题诗两句，如《小家碧玉》画的是一个少女低头刺绣，蒋先生画毕题诗两句：“对门女儿才十五，日日学绣嫁时花。”从他的笔下画出的人物可以看出，他不仅画得姿态酷似，而且画出了人物的内心境界。当年有人看了蒋先生的画，很受感动，并且赞美他说：“这是天下人画天下画。”

蒋先生早年并不卖画，所以也一直没有“润格”。还记得有一次，三五知己在东城竹杆巷三十四号蒋先生的寓所相聚，席间征得蒋氏同意，为他定了一纸普通“润格”：每速写一张五十元，精绘加倍。

蒋先生当年曾有过一次惊险的遭遇，那时他与青年会干事舒又谦等人常相往来。在蒋先生三十九岁那年的春天，应舒又谦的邀请，连同友人杨轶厂、赵希孟、蒋汉澄、李进之以及青年会会员赵梅痕女士等，同往颐和园春游。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几个人来到颐和园，且谈且游，信步来到石舫，举目远望，碧波荡漾，春意盎然。在昆明湖里，扁舟几叶，荡漾其中，颇增游人豪兴。于是舒又谦倡议，七人购票登舟，向湖中小岛上的龙王庙划去。不料刚到十七孔桥下，陡然狂风大作，船身左右摇动。蒋氏笑着说：“现在有两蒋（指蒋兆和与蒋汉澄，谐音桨）在此，不要怕。”舒又谦说：“古诗有云：‘双桨风横人不渡，翠楼依梦可怜霄。’”但话音未落，猛一个巨浪打来，舟覆人坠。附近游人即时抢救，将蒋兆和先生及蒋汉澄、李进之、赵梅痕等四人救护上岸，舒又谦等其余三人则未救上来，直到晚间，才打捞到他们的尸体。蒋先生遇险迄今已有四十年，每一回忆，犹有余悸。

晚年蒋先生的画笔更加苍劲，有人自北京来，谈及两三年前，见到蒋先生所画曹雪芹像一幅，在历史博物馆展出，备受称道。

养虎画虎张善孖

正如徐悲鸿爱画马，齐白石爱画虾，李可染爱画牛一样，张大千的哥哥张善孖一生中最爱画虎。因此他自号“虎痴”，时人皆称为“虎公”。

说起张善孖画虎来，曾经走过一段崎岖的道路。那是1922年，他画了一张虎图，标明售价一千二百元，这在当时是笔了不得的巨款，因而引起轰动。但人们观后，大失所望，有人毫不客气地说，他画的不是虎，而是猫。此话流传开来，遂有人戏谑地称他为“张猫猫”。此事给张善孖极大的刺激与启发，他决心下功苦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张善孖的画虎艺技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在阆中县锦屏山画了两块虎碑，系单线白描，线条刚劲，气势雄伟，分别命名为“上山虎”与“下山虎”，并各题一首诗。前者写道：“眈眈虎视遍东西，瓜豆河山在眼中。狮睡至今犹未醒，将来谁是主人翁？”后者写道：“天地英雄气，只在此山中。循环不可测，林暗草惊风。”画下镌有张善孖的名言：“一钱不值，万金不卖。”这两幅虎画与诗作，应该说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地步。然而张善孖认为单线白描，还不能反映出国画的笔墨层次和用色丰富。以后他在研究古人画艺中，受五代画虎名家厉归真遁入深山观察活虎之事的启发，决心养老虎，以入画图。约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张善孖曾卜居于苏州网师园。就在他网师园的居所，他养了一只斑斓猛虎。提起这网师园非比寻常。苏州本来就是个美丽的水乡，李绅曾有诗云：

烟水吴都郡，阊门驾碧流。

缘杨浅深巷，青翰往来舟。

那里著名的园林很多，是一些著名园艺家的精心杰作，素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之说。网师园正是苏州的一座名园。

该园始建于南宋，初名渔隐园，到了清初，一位姓宋的退休官员成了此园主人，改名网师园。园的面积不大，但布局精巧，结构疏密得当，亭台楼阁，花木山水分布独具匠心，在苏州园林中堪称上选。

张氏豢养的虎，来自江西。一位军官到山中狩猎时，发现了一只小乳虎，就把它带回来。善孖听说以后，把这只小虎讨来，带到了南京。那时，善孖正住在苏州网师园。从南京到苏州有火车可达，可是，火车可运马、牛、猪、鸡等，却从没有运载过老虎。幸而乳虎尚小，于是，制作了一个小笼，把小虎当作小犬带到了苏州。

有了这只虎，张如获至宝，每天观赏临摹，他把为虎写照的十二幅画题名为“十二金钗图”，请他的老师曾农髯为该图题诗，之前，曾说，我从来不喜欢给闺中小姐们题写什么诗词。张善孖说，哪里是什么闺中小姐，是老虎啊！及至打开图画一看，果然是十二幅兽中之王，赫然在目，于是援笔题之。

善孖不仅善于画虎，且善于画伏虎。在网师园中，本来备有关虎的笼子，但那虎却经常漫步于园中。当善孖眠于床时，虎则蹲卧榻侧，守候在善孖身旁。如有客人来访，善孖也带着老虎去迎候客人。客人可以用手去抚摸虎，虎也如一只小猫一样，去接受客人的爱抚。有一次叶恭绰氏来访，善孖携同老虎接待，并同拍了一张照片，张氏称此照为“三虎图”。

一次，张善孖带着老虎去苏州的北寺拜佛，该寺门槛特高，老虎出门时跌跤伤足，从此不良于行，半年左右，老虎死了，张善孖为之悲痛过甚，大病一场。但是通过对虎的观察，使他画艺大增。在中国画界中，张善孖称得上是驯养活虎以作画本的第一人。

1934年，张善孖与张大千在北京举行画展。张善孖展出一幅丈二巨虎，名《黄山神虎》，为非卖品，经多方说合，最后被宋哲元以二千块银圆购去，此事震动了全国艺坛。江东杨云史曾有诗赞张善孖之虎画曰：

画虎先从养虎看，张髯意态托毫端。

点睛掷笔纸飞去，月黑风高草木寒。

自此画界中不少人称他为“张老虎”。

1935年，友人吴宗信在贵州捕得乳虎相赠，张氏兄弟从此常在网师园内，命“虎儿”做出各种姿态，对虎写生。张善孖通过长期的观摩与苦练，虎画已烂熟于胸，信笔涂去，即能将山大王的各种雄风表现得惟妙惟肖，形神兼备。陈三立曾有诗赞张善孖《养虎图》曰：

二张画笔冠时名，画虎兼资养虎成，

视以善心无异类，愿推仁术问苍生。

虚怀若谷丰子恺

丰子恺是中国著名美术家、文学家和翻译家。青年时期到日本学习绘画，回国后介绍外国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与李叔同、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一起，为发展中国现代美术作出了贡献。

丰子恺平日作画，坚持写《画师日记》，严格要求自己，善于听取他人意见，他常说：“赞美的话不足道，批评的话才可贵。”在他毕生的绘画生涯中，虚怀若谷的故事很多。

早年，他曾画过一个人牵着几只羊，每只羊的颈上都系有绳子。画好之后挂在墙上，正好被家里帮助挑水的青年农民看到了，于是笑着对他说：“牵羊的时候，不论几只，只要用一根绳子系着头羊，其余就会跟着走。”他听后恍然大悟，于是对人说：“看来要画好画，不能光凭想象，必须仔细观察事物，还应该多向有生活体验的人请教。”

有一次，他到家乡嘉兴烟雨楼去玩。忽然听到邻座有几位游客提到他的名字，他急忙闪身躲在茶客背后，“偷听”大家的议论。其中有个人说：“丰子恺画的人真怪，有的没有五官，有的脸上只有两条横线。这难道算是时髦吗？”其实这是受日本画家影响，叫作“有意无笔”或“意到笔不到”。但他还是倾心听取了那位茶客的意见，从此在人物的刻画上下了更多的功夫，注意通过生动的姿态来表达没有五官的面部表情。

在抗战期间，他全家西迁贵州遵义，寄居在郊外的罗庄。有一天他到庄外田野中散步，走累了坐在一条石凳上歇脚。不一会儿，一群人路过也坐下闲谈。其中一人指着他家说：“你们知道吗？丰子恺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这一来大家便纷纷议论起他的画。他听后立即把头伏在膝上假装打瞌睡，深怕被他们认出来。过客多数都是赞美的话，什么“独具一格”啦，什么“中西合璧”啦，什么“闻名中外”啦。唯独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说：“我总觉得丰子恺画的背景比较单调，每幅都差不多，再说他最近在报纸上发表的几幅画，人物穿的是内地服装，背景却是江南的。看来他画惯了江南山水，对内地的山水是画不来的。”议论者无心，听者十分留意，他听完后回到家里，将批评者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画师日记》上。

此后，他便经常到郊外去写生，有一次他竟远足金鼎山，在一座寺庙里寄宿了六七天。他每天仔细观察寺院周围起伏的群山，认真写生，将当地的山形水色，一一记入画册。他后来画的《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蜀江水碧蜀山青》《蜀道难》等画中的背景，就是从这次实地观察和写生中所得到的实际体验。

他的漫画寥寥几笔便能使人物栩栩如生，这与他十分重视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分不开的。为了记下观察所得，他随身总是带着一本速记本。利用这种自制的小本，他把捕捉到的可以入画的每一个场面都画下来。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画竹圣手柳子谷

绘画史上，生前无名，死后扬名；或生前名声显赫，死后即被淡忘的画家可谓不乏其人。然本为杰出画家，由于一生前后命运反差巨大，前半生潇洒辉煌，后半生却冷寂无名，这种现象则实属罕见。据我所知，柳子谷就是这“实属罕见”中的一个。

柳子谷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坛上最为活跃的画家之一，曾与徐悲鸿、张书旂齐名，时有“金陵三杰”“画竹圣手”之誉。50年代始，由于历史原因，他被时代所遗忘，几近销声匿迹。所幸的是，柳子谷晚年迎来了盛世。在他去世十年后，他的艺术成就终于为这个曾将他忘却了的时代所追认。

1901年柳子谷出生于江西玉山县一个书香世家，四岁随父习文并自学绘画，十五岁便以工书善画闻名乡里，后赴南昌求学，二十三岁考入上海美专。1926年冬，柳子谷提前毕业携笔从戎，在北伐中作《雪中从军图》，深得胡汉民、林伯渠赞赏。林伯渠在其画上题诗赞曰：“万里长征人，怀才意不薄；于斯风景中，合赋从军乐。”次年，北伐夭折，子谷退出军旅定居南京。随后几年，他埋头绘画，屡有作品展出，渐为社会瞩目。这期间，他应徐悲鸿之邀多次去中央大学讲学或作画示范；出任南京美专国画系主任并常回母校讲课；积极参加赈灾义卖；先后创作了以讴歌民族自强和反映底层民众疾苦为主题的画作：《水灾图》《流民图》《戚继光抗倭》《梁红玉击鼓抗金》《还我河山》等，引起强烈反响。

1934年柳子谷在南京举办首次个展，轰动京城。每天观众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高剑父、张大千、梅兰芳专程从上海赶来；柳亚子、何香凝、叶楚伧、冯玉祥等社会名流也都纷沓而至。参观者对柳氏画作无不叫绝。对此，有报道称：“子谷作品，见者赞美，自党国要人、艺术巨子及骚人墨客，交相称赞。”林森不仅亲临购画还题赠“驰誉艺林”；蔡元培、何应钦、罗家伦、朱培德等均当场选购画件；孔祥熙除私人定购外，还商得柳君同意，将标有“非卖品”字样的《灾民图》购去。其实，当时柳子谷对这幅非卖品实不舍割爱，后经陈布雷说项，得知孔买画是为赈灾用，这才忍痛答应。

画展上，文人学士对柳子谷的画艺好评如潮。陈树人赞之为“六法粲然”。张书旂则云：“子谷作品，气遒韵举，风力顿挫，银钩铁划，森森然，非深得正宗精华者，曷可臻此。”徐悲鸿尤其喜爱柳子谷的《雨竹》，称其为“画到濛濛翠欲滴，先生墨妙耐寻思。”于右任看了柳子谷的画后赞叹至极。他针对当时国画不甚景气的状况，当即挥毫写道：“子谷绘山水人物花鸟兰竹等物，理法、技巧、意境均能得心应手。识者谓，可起近代之衰，诚非虚声！”

这次画展，使柳子谷一举成名。次年，他在上海又举办第二次个展，盛况更是空前。报道称：“观者人山人海，几有人满为患，可谓打破本市以前个展之纪录”“为数年来沪市画展所未见”。由于观者踊跃，展期只好延长两天。画家胡藻斌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到上海两年多，个人画展看得不少，伟大者只是柳一人；作品之多量和整齐，亦只柳一人；在展览中订画者之多，亦只柳一人。”

柳子谷不仅画好，人也好。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工人、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高潮。在白色恐怖中，大批共产党员、革命青年被捕入狱。柳子谷便利用自己的艺术声望，想方设法予以营救。多年后，《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称之为“革命老人”的张纪恩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子谷先生当初挺身而出的凛然正气，仍感怀至深。

1936年，柳子谷与韦秀菁在南京中央饭店举行结婚典礼。经亨颐、邵力子为证婚人。在友人热情操办下，婚礼隆重而典雅。礼堂四周挂满了名人字画。徐悲鸿送的《双骏图》，上面题有“河山无限好，双骏任驰骋”；张书旂赠的《樱花白头》，题曰“白头长春”；另有经亨颐的《水仙竹子》，题曰“坚贞风格，神仙眷属”；陈树人的《兰石》，题曰“如石之固，如兰之馨；天长地久，结为同心”。此外，刘海粟的《荷花》，汪亚尘的《金鱼》，吴青霞的《双雁》，谢公展《菊花》，胡藻斌的《鸳鸯》等都系名笔杰作。于右任、蔡元培、柳亚子、叶楚伧、罗家伦等赠的贺诗，犹如锦上添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婚礼书画展”，一时传为美谈。

1937年，张治中当了湖南省主席。面对贪官横行、匪患蔓延、民不聊生的情状，张治中忧心忡忡，决心从“治吏”下手改革弊政。于是，他大刀阔斧撤换不称职官员。一个偶然机会使他获悉柳子谷为避战火此刻已从南京返回江西故里，并有意继续西迁。听到这一消息，求贤心切的张治中不禁喜出望外，便电邀子谷出任湖南通道、绥宁两县县长。张对柳道：“板桥任县令有政声，你画竹师板桥青出于蓝，搞县政不亦师板桥？”对从政本无兴趣的柳子谷，一时没有更好的去处，又感到盛情难却，只好走马上任了。子谷到任后，以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精神自律，廉洁奉公，除暴安良，废除苛捐杂税，改革陋规恶习，颇得民心。是年，遇饥荒，子谷画竹义卖代赈，百姓感恩戴德。两年半后子谷卸职，当他离去时，邑人沿途相送并赠联句予他：“万家生佛千秋泽，一代艺人百里侯”“板桥三绝诗书画，靖节一官归去来”。

1948年4月底，南京政府副总统的竞选渐进高潮。各候选人为竞选成功除发表演说，还很注重塑自己的“公众形象”：程潜将自己的诗集在国大代表中广为散发；于右任则在会场上悬挂起自己的美髯画像；孙科更是“慷慨”赠送美国造的收音机，还有玻璃皮鞋、玻璃丝袜。此时，柳子谷个展正在新街口的社会服务处举行。李宗仁知道柳画多年来在社会上，尤其是上层人士中很有影响，竞相收藏，得之为快。于是，他便亲赴画展，以重金买断非卖品之外的全部展品，以答谢那些支持他的国大代表们。

新中国成立后，柳子谷告别生活了半个世纪的江南来到东北，从此投身党的教育事业，直至退休。在这三十多年里，他的作品难得发表，无缘参加全国大展，更没有机会举办个人画展。然而，身陷逆境的他并没有消沉，教学之余仍不忘画家之天职，创作了一系列紧随时代脉搏、弘扬主旋律的优秀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画卷》和《山村新貌》两部巨制。对于前者，有评论认为“这是我国最长、世界上罕见的描写革命战争历史的画卷”。1985年，柳子谷将这部画卷无偿献给了国家。次年1月12日，一代大师柳子谷乘鹤而去。

柳子谷一身清白地来到人间，又一身清白地离开了人世。综观他的毕生经历和艺术创作，可以说，他的前半生魂系丹青，心向光明，史实作证，爱国忧民；他的后半生情寄笔墨，佳作长存，宠辱不惊，画坛留韵。

名画家刘奎龄父子

北京国画家刘继卣病逝，由子及父，联想起刘继卣之父——天津著名国画家刘奎龄来。刘奎龄字耀辰，为天津巨富“八大家”之一的“土城刘家”的后裔，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985）。少年时期在南开中学读书，为第一班学生，与后来的名人梅贻琦、俞传鉴等同学。

刘奎龄在世代先人的熏陶下，自幼爱好绘画，学郎士宁画法，造诣颇深，中西结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更因学习刻苦，精于钻研，在艺坛上逐渐成名。他善绘工笔画，楼台殿阁、花卉虫鱼、人物走兽，无不精擅。他的绘画作品，形象准确，神态生动，布局新颖，意境高超。中年以后即以卖画为生。当年，天津的日本正金银行买办魏伯刚，专门收购刘奎龄作的画，好多精品都为之购去。

“土城刘家”从清光绪庚子起，家道衰落，刘奎龄生于衰落的富有人家，虽精绘画，但不知经营，许多优秀作品常被人低价买走，所以大半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刘奎龄的绘画艺术方受人重视，他的作品得到文化艺术界的好评，声望日隆。这位善书工笔花卉鸟兽的刘奎龄和另一位善画工笔山水的刘子久，当时并称为天津“二刘”。

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

刘奎龄的姐姐嫁给天津著名教育家严范孙的侄儿为妻。她姐姐的二儿子严仁统结婚时，做舅舅的刘奎龄送了一幅画——《孔雀图》，作为贺礼。为画孔雀，他一手拿着一根孔雀翎，一面观察，一面作画，断断续续一连画了五年才画成。这幅《孔雀图》写照传神，栩栩如生，成为刘奎龄的代表作，曾受到著名画家徐悲鸿的高度赞扬。后来，北京美术出版社印制《刘奎龄画集》，就选用这幅孔雀图作为封面。据说，这幅画曾经被选参加在国外举办的中国画展，以后由严家后人拿出来献给国家了。

这位晚年得享盛誉的画家，以八十三岁高龄，于1967年逝世。

刘奎龄之子刘继卣于学习乃父画风之外更有独创，他在年画、连环画和国画人物、动物画方面，皆成就卓著。

1936年，刘继卣进天津市立美术馆学习作画。当时这个天津唯一的一座美术教育园地，设在河北中山公园里。他朝夕出入其间，对于花园内的花草树木的成长，鸟兽鱼虫的生活，都深入观察，作为写生题材，从而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次年，即开始从事卖画生涯。

刘继卣画的人物仕女、花鸟走兽，多为工笔与写意相结合，在其绚丽多彩和准确造型的基础上，显得格外凝重、奔放、潇洒、传神。他的作品把西洋画的情调渗透进中国画的意境中，丝毫不露痕迹，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1947年，这个不满三十岁的青年画家在天津永安饭店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他的艺术成就，立即引起当时美术界的重视。此后多次参加国内外画展，屡获好评。

美术界谈称，他的艺术生命得到充实锻炼和发展，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1950年，刘继卣从天津迁居北京，得识北京各大名家，获益匪浅，艺事更为精进。50年代初期，他创作的连环画册《鸡毛信》出版，独具匠心的构图，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小放羊娃的英雄故事。这部连环画一出版，立即轰动了美术界，使刘继卣的声誉大振。

“末代王孙”画家溥佐

1988年，中、意、英合拍的影片《末代皇帝》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之后，内地也推出了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由此笔者想到一位值得一书的“末代王孙”——名画家溥佐。

溥佐字庸斋，号松堪，1918年生于北京。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爱新觉罗的“金枝玉叶”。他的曾祖父是道光皇帝；祖父是咸丰帝的五弟惇亲王奕黳，因反对“垂帘听政”，为慈禧太后所嫉恨，以致不如他六祖父奕黋、七祖父奕黤那样受宠，因而一直老死在宗人府宗令的任上。

溥佐从七岁开始，读过十一年家塾。1935年十七岁时，曾到伪满溥仪宫中读书，两年以后，因对溥仪甘当傀儡卖国的行为深恶痛绝，毅然返回北京，从此一直在北京居住，以书画自娱。

由于他出身贵族，自幼即饱览和摹写皇宫内府的藏画；及长又受其大哥名画家溥雪斋的熏陶指点，深得其父载瀛贝勒真传，对画马具有深厚造诣；同时还长于花鸟竹兰；兼工山水、走兽。二十一岁时，参加溥雪斋创办的“松风画会”，在画展中展出他的书画作品。其后参加其堂兄溥心畲在天津举办的扇面画展，得以名噪画坛。

溥佐画马学李公麟；山水宗唐寅、王翚；墨竹法顾定之；画法学赵孟頫、米芾，功力尤深。20世纪50年代起，在北京的美术学院任教，艺术创作又有新跃进，从临摹古法转为致力于花卉、动物的写生。画笔挥洒精致、形象逼真，衬以生动的背景，饶有意境。

他的书画作品颇受国内外艺术同道的爱好。1980年，内地的电视台曾在屏幕上介绍过他的《五马图》《五鹤图》《藤萝蝴蝶》《樱花》等十余幅作品，向国外播出，声誉益高。

据从北京返港的友人谈，近几年来，溥佐虽年事已高，书画创作仍很勤奋，许多大城市的楼堂建筑和高级宾馆，都请他作画。

“末代皇族”中多画家，去年在北京曾举办过“爱新觉罗家族画展”，如能在香港展出，当可一饱眼福。

皇族画家溥松窗

20世纪40年代，我见过溥松窗画的一幅《万马图》，虽尚未完稿，但跃然纸上的四千匹骏马已初具轮廓。据说这画一搁就是四十多年，近来溥松窗竟有雄心在其晚年完成这幅巨作，真所谓老当益壮也。

溥松窗本名佺，出身清朝皇族，是醇亲王奕黤的孙子，道光皇帝是他的曾祖父。他的父兄、姐姐都喜欢绘画，在他五六岁的时候就受到家庭的熏陶。到十五六岁正式开始学画，潜心砥砺，吐露芳华，没有师承，完全是家传的。

溥松窗二十岁左右，他的长兄书画家溥雪斋在北京成立了“松风画会”。这是一种“美术沙龙”。他的哥哥溥毅斋、弟弟溥佐，以及其他满族书画家思雅云（关松房）、和季笙、祁井西、启功、溥心畲、叶仰曦、惠孝同等，都是这个“沙龙”的成员。为了体现“沙龙”高洁的格调，他们都起了带“松”字的别号，如溥雪斋叫“松风”（自称“松风主人”），溥佐叫“松龛”，和季笙叫“松云”，恩稚云叫“松房”，启功叫“松壑”，溥心畲叫“松巢”，惠孝同叫“松溪”，叶仰曦叫“松荫”……而溥松窗自己就起号“松窗”。

那时他们每星期在溥雪斋家中聚会一次，研讨画理，挥笔作画，书生豪气，风流潇洒。他们还开办过几次画展，而且出售作品。但是展出地点不是在什么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而是在“松风主人”家中。参观者，购买者，也大都是他们的亲朋故旧。

在“美术沙龙”里，成员彼此沾亲带故，总是笼罩着一种温馨的气氛。这时的溥松窗就像一位沉浸在艺术世界里的骄子，因为“沙龙”中的大多数人都比他年长十余岁。兄长们的画艺在当时已属上乘，溥松窗转益多师，旁征博采，再加以兄长们的指点，松窗画艺进步很快。他的山水画淡雅清远，格调豪迈，深得五代、宋元画家的笔意；他笔下的马，线条遒劲，生动浑成，继承了唐代韩干、宋朝李公麟、元朝赵子昂的传统，并受到清代郎世宁的影响；他画的竹俊逸挺秀，丰满潇洒，从中可以寻到元朝顾安的韵味。

1936年，溥松窗二十二岁就担任了辅仁大学美术系讲师，教授国画山水，弟子满天下。现在夏威夷一所大学任美术系教授的曾昭和女士，即是其中之一。

吴作人师事徐悲鸿

吴作人祖籍安徽泾县，自幼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刚直不阿的性格，又从丹青老手祖父那里继承了嗜画如命的艺术禀赋。民国十四年（1925），正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附设高中部读书的吴作人，从《时报》副刊上看到一整版徐悲鸿的画，那深邃的意蕴、精美的作品，立即深深地吸引了他。从此，他决意去找徐悲鸿学画，老祖母把脸一沉说：“你爷爷画了一辈子画，结果功不成、名不就，一家人还不是跟他过苦日子！”全家都反对他学画，但他却坚定地说：“我就是饿着肚子也要跟徐悲鸿学画！”

一次他听说徐悲鸿已从法国回来，正在上海艺术大学当教授，便报考了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当徐悲鸿看了他的一幅石膏人头习作画，称赞说：“你画得蛮好啊！”接着询问了他的年龄、爱好和家庭情况，鼓励他说：“你在艺术上颇有天赋，今后要多观察，多思索，多练习，多读书。”临走时，徐悲鸿拿出了一张名片递给他：“你星期日早上可以来我家看画片。”他听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星期天一大早，他就叩响了徐家的门。徐悲鸿亲自开门，让座，讲述绘画的技巧。两位美术天才，一个是多年来一直在物色高足，一个是朝思暮想师事徐门，如今二人如愿以偿，实在是天缘作合。从此，吴作人便不断利用节假日，到徐家听恩师说画。

民国十七年（1928）9月，徐悲鸿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吴作人又转到该系当旁听生，继续跟徐学画。后来，在徐悲鸿的鼓励下，吴决心到法国巴黎高等艺术院校去求学。在巴黎，吴作人经过半年的准备，考进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西蒙教授工作室”。但因为该校学费高，他正一筹莫展的时候，又是他的恩师徐悲鸿打听到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还有一个“庚款助学金”名额，于是将吴作人推荐给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院长巴思天教授，从此获得了稳定的学习机会。在异国的艰苦学习期间，他着意在绘画中表现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和斗争。他的油画《风磨》《纤夫》《争论》《打铁趁铁热》等，都受到巴思天教授的好评。

民国二十四年（1935）秋，徐悲鸿感到自己的弟子在艺术上已日臻成熟，可以为祖国美术事业效力了。于是写信邀请吴作人回到中国，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徐悲鸿到北京接办北京艺专，又请他在该校任教务主任。

吴作人同萧淑芳结为伉俪，其结婚证明人就是恩师徐悲鸿，徐特作《双马齐奔图》送给吴作人夫妇作为贺礼，并在画上题诗曰：“百年好合休嫌晚，茂实英声相校攀；譬如行程千万里，得看世界最高山。”

辅仁大学美术系女状元

中国古代绘画之珍贵杰作《宋赵佶摹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已由荣宝斋以木版水印复制。该图摹本是女临摹家冯忠莲女士于1953年临摹完成的。冯女士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有不少趣闻轶事。

20世纪30年代，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主任溥雪斋先生，溥生前曾多次提起，说冯女士是他最得意的学生，是辅大美术系之女状元。

辅大美术系开始只有男生班，1938年首届招收女生二十名，有三名取自天津，冯女士即其中之一。

开学伊始，溥先生即跑进教室，连声追问：“谁是冯忠莲？”冯女士面颊红晕，惶然站起。溥先生走至座前，一迭连声道：“你的晋唐小楷太好了！太好了！”原来此次招考，考有绘画及书法。冯女士画的是竹子，并以“唐人写经”为基础，掺入云林笔意，写了“春眠不觉晓”等几首唐诗。溥先生看后极为赏识，因此跑来教室大呼小叫，倒把冯女士吓了一跳。

冯忠莲祖父为天津巨商冯商盘先生。冯女士考入辅仁大学前，曾在天津从陈少梅学书画。陈先生对其天资和勤奋十分欣赏，恰值辅大美术系招收女生，陈先生便极力怂恿她入辅大深造。

辅大美术系中西画并重，任教者均为海内名家：溥松窗先生教山水，汪慎生先生教花鸟，陈缘督先生教人物，启功先生讲授中国美术史，溥雪斋先生亦亲自授课。此外，还学素描、速写、水彩、油画等西洋画法，讲授西洋美术史。冯女士学习极为勤勉，平日作业，以及历次考试，成绩均为优等。陈少梅先生又常寄画稿给她，冯女士星期天总是用来临学陈先生画，因此进步极快。凡教她的老师都喜欢她，尤其溥先生对她格外偏爱，每次上课总要坐到冯女士画桌前提笔指点。

每年冯女士都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受到学校褒奖。每次辅大发奖典礼，总是在雷动的掌声和欣羡的目光中，辅大校长陈垣先生亲自授予冯女士奖章及奖状。

可是近三十年，却很少听到这位女状元的芳名了。最近才听说她完成了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长卷的临摹，故宫博物院视为一级国宝珍藏，不禁感慨系之。冯女士如春蚕吐丝，将自己的宝贵年华全部贡献给默默无闻的临摹复制工作，并有《古书画副本摹制技法》一书问世，其精神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女画家潘玉良

已故现代著名女画家潘玉良女士的事迹，已由福建电视台拍成八集电视剧在内地放映。这位旅法女画家的经历十分坎坷，且具有传奇色彩。

潘玉良是江苏扬州人，原姓张，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更为不幸的是，十四岁那年又被其舅父卖到芜湖妓院，过着非人的生活。然潘玉良生性刚烈，不甘忍受蹂躏和侮辱，曾多次自杀，均未遂，后来芜湖海关督察潘赞化为她赎身。潘玉良为感其救命之恩，甘当女仆，伺候左右。潘督察为人善良、正真，潘玉良自愿做他的小妾，并改姓潘。

潘府优裕的生活条件，成为潘玉良学习之良机。她天资聪颖，又刻苦好学，不两年即能读书为文了。她尤酷爱绘画，在潘督察的帮助和支持下，考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潘玉良女士在上海美专，虚心求教，进步很快，深得同学敬佩。其间，校长刘海粟力主开人体素描课，但寻找女模特儿非常困难。潘女士为了艺术事业，自告奋勇，充当模特儿。然而此举却遭到世俗的攻击和诽谤，潘女士几乎失去了继续学画的信心。潘督察又多方开导，给了她勇气和力量，使其破除俗习，努力钻研，终于学而有成。

1921年，潘玉良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赴法国和意大利学习西方的绘画艺术。她废寝忘食，克服重重困难，取得卓著成绩。她创作的油画《裸女》获得国际奖。

1929年，刘海粟去巴黎，得知潘玉良获奖，异常高兴，遂聘她为上海美专西画教授。潘女士欣然受聘，归国任教。由于当时社会对待妇女的偏见和歧视，尽管潘教授在事业上卓有成就，仍屡遭打击。为了追求艺术和妇女权利，潘教授被迫于1937年离开祖国，再度赴法，直到1977年逝世。四十年漫长岁月，潘玉良女士身在异国，孤身奋斗，终得辉煌硕果。其作品曾获得二十一次国际奖，其所塑国画大师张大千像，被收藏于巴黎博物院，为该院第一件亚洲人之作品。

潘玉良女士晚年思乡心切，多次欲携带自己的作品回国，作为献给祖国的礼物，但因故始终未能成行。待中国大使馆为她办好带作品回国的签证时，她却与世长辞了。

慈禧代笔缪老太

清光绪中叶以后，慈禧太后忽然怡情翰墨，学绘花卉，又学作擘窠书，常写福、寿等大字，以赐嬖幸大臣。

这位政务繁忙、养尊处优的老太后，书法颇有一定功力，欲得其墨宝者与日俱增。她便想从宫中或各王府找一两位代笔之妇人，而终不可得，于是降旨各省督抚觅之，终于在四川省觅得官眷缪氏。

缪氏名嘉蕙，字素筠，本系云南才女，通书史，善篆隶书，尤工画。嫁陈姓为妻，其夫官四川道，死于任上。缪氏早孀，益发勤于书画，以为精神寄托，间或弹古琴自娱。其子为孝廉，并未补得实缺，母子相依为命，生活倒也恬静。

慈禧太后的懿旨，缪氏不敢不尊，于是被驿送至京城。缪氏毕竟出身于大家闺秀，谈吐斯文且颇知礼节，慈禧召见面试后即大喜，又见其所书小楷亦楚楚清秀，遂将其置诸左右，朝夕不离，并免其跪拜，月俸白银二百两（彼时上等旗兵马甲钱粮每月仅三两），又为其子捐内阁中书，对缪氏实在是恩宠俱渥。缪氏成为慈禧太后的清客，内监皆称之为缪先生，而世人皆称其为缪老太太。

缪老太太为报答慈禧对她的恩遇，格外卖力。自此以后，各王府、诸大臣以及封疆大吏等，凡有慈禧所赏花卉扇轴等物，皆缪老太太手笔也，但钤章皆为“慈禧皇太后之宝”。缪老太太自己间亦作应酬笔墨，售于厂肆。笔者尝于友人家见过缪氏墨宝，颇有风韵，惜“文革”期间被视为“四旧”而毁于火，实可惜也！

光绪二十年（1894）夏，慈禧于六十大寿庆典前数日忽问缪氏曰：“满族妇人大妆，尔曾见之矣；我未见尔汉人大妆果如何？”缪氏对曰：“所谓凤冠霞帔，是也。”慈禧命令道：“庆祝之日，尔须服此，为我陪宾。”缪氏唯唯，即于是日购冠帔服之，慈禧一见大笑不可抑，谓缪氏如同京剧《大登殿》中的王宝钏。

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举行寿诞庆典那天，特置缪氏于众所瞩目之地，诸多满族妇女祝嘏者目睹缪氏汉人大妆，无不大笑失声，慈禧见状更是乐不可支，于是大加赏赍。缪老太太虽然得了许多珠翠金银，但被冠帔束缚着整整站了一天，任凭慈禧与命妇们瞧“稀稀罕儿”（北京土语，指少见的事物），自是苦不胜言矣。

当时朝中的命妇，对缪氏无不艳羡，以为圣眷优隆，天恩高厚也。殊不知满人是把汉人当作了玩物，供其开心解闷而已。

民国期间，缪老太太的书画作品经常见诸北京琉璃厂文物字画商店，售价甚昂。盖因原八旗贵族落魄后，迫于生计而相继变卖缪氏字画，而市井中不知底细者，皆误以为是慈禧太后之墨宝。文人捉刀，其名其才不显；缪老太太为慈禧代作，其名其才亦埋没矣！

齐门弟子娄师白

有人曾在一幅画上见过齐白石题字，词曰：“娄君之子少怀之心手何以似我，乃我螟蛉乎？”在另一幅画上，白石老人题曰：“少怀弟能乱吾真，而不作伪，吾门客人君子也。”白石老人一再赞许的“心手似我”“能乱吾真”的少怀，究竟是何许人？他就是白石老人的入室弟子娄师白。

娄师白原籍湖南，生于北京。原名娄少怀，父亲在香山慈幼院任职。有一次，白石送孩子去香山慈幼院读书，与娄相遇，既是同乡，住家又相去不远，从此两家长相往来，谁知这竟是娄师白走进齐门、登上画坛的契机。

娄家与齐家既成友好，师白遂常有看白石老人作画的机会，而且竟暗地模仿起来。有一天，白石来到娄家，见案上放着师白的画，竟有点儿像自己的笔法，于是收下了这个好学的少年人为徒。从此，二十多年中，师徒朝夕相处，师严徒勤。老师对弟子倾心相教，弟子则尽心尽力去学。此外，也为老师磨墨理纸，洗笔调色，接待宾客，传送信件，购物管家等。他每天到老师家里去，学画、侍奉、做事，有时直到晚上才回家。这个勤奋的学生很得老师的喜爱。因而给他刻了一枚名章，将“绍怀”改成“少怀”，又刻了一个号印，文曰：“师白”。这是老师给他起的号，白者，白石也。由此可见，他们师生关系的亲密了。

白石老人常叫学生看自己作画，并且一面讲解何以要这样画。还把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叫师白带回家去临摹。然后，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就这样看了画，画了改，再看再画，师白的技艺有了很大长进。但是，这仅限于模仿而已。后来，白石老人教他要认真“写真”。如在教他画虾时，叫他买虾，养虾，把较大的虾放在笔洗中观察它的生活动态。有时还要问他：虾的身体是从第几节弯起的？鸽子的尾羽共有几根，你数过吗？鲤鱼身上有一条中线，鳞片有多少？等等，问得学生张口结舌。

有一天，娄师白把几幅习作送到老师处，请他指正，恰好一家书画店老板到白石老人处取画，白石告以“尚未画好”，来人竟以为师白的习作为白石的作品，坚欲取走，所以老人才对师白有了“能乱吾真，而不作伪”的好评。也正因为如此，娄师白坚持老师在世之时，绝不卖画求名。尽管他父亲因车祸去世后，他与母亲仅靠些许抚恤金维持生活，也矢志不渝。

近闻娄师白的弟子在北京成立了“娄师白艺术研究会”，算来娄师白也是年届古稀的老人了。

画猫能手孙菊生

在友人家里偶翻过期的《风光》画报，见有《画猫能手孙菊生》专页，真是既高兴亦难过。高兴的是五十年前的老友今尚健在，难过的是昔日风度翩翩的白面书生菊生兄，今已皓首银髯，几难辨识。

菊生自幼从母学画，十岁前，曾向杭州沈子长学画菊花。其后沈氏宦游山东，他遂改学恽（南田）派花卉。他擅长画菊，常常对菊写生，瓣朵大小、颜色均与原菊无异，时人多称羡之。

20世纪30年代中期，菊生举行个人画展于稷园，成绩斐然。“七七”事变后，其父退隐家中，无力供菊生上学，菊生乃每年举行画展，以卖画收入维持学业。在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后，他又入研究所深造三年，其后，在各高等学府担任物理学讲师、教授，绘画仅为他的业余爱好。

菊生专事画猫是从40年代初期开始的。本来，菊生在画花卉时，曾画过一些猫以为点缀。一次在天津永安饭店举行画展，花卉作品售出不多，但作为陪衬的猫却大受欢迎。某日，猫画大多卖出，只剩一幅，两位观客竟为争购此画而相持不下。后来，求他画猫者接踵而来。他不得不多方搜集资料，观察猫的生活习性，揣摩猫的形象动作，习练笔法，提高画艺。从此，他的艺术生涯竟以画猫为主，花卉为辅。他常说这是“喧猫夺主”，为他自己始料所未及。

菊生所画的猫有其特点，即“三大一小”：头大、眼大、爪大、尾巴小，生动活泼，情趣盎然。笔者昔日常观其挥笔画猫，记得有一幅画的是书案一条，上有线装书两叠及笔墨纸张、蜡台等物；另有茶几一张，上有线装书数本，五六只猫玩耍其间，将蜡台触倒，鲜红蜡油滴下，有的猫儿爪被烫，张口狂叫，书本狼藉；茶几上线装书左右，各露出一个猫头，面露惊惶之色。这幅画可谓构思精巧，别有妙趣。

菊生于擅画之外，在诗词书法方面造诣亦很深。尤记他为《两猫争扑落花图》题诗曰：

春为轻寒滞未归，清晨如拭雨霏霏。

落花满地无人扫，欲哄猫儿作蝶飞。

画坛怪杰陈子庄

北京画界曾兴起一阵不小的“陈子庄热”。评论文章屡屡见诸报端，有的称他为“艺坛怪杰”，有的则把他比为“中国的凡·高”。据说北京中国美术馆还出现了万人争看其遗作展的盛况。日前，笔者得到一本《陈子庄画集》，细细品味，深感其画有无穷的魅力。

陈子庄是四川永川人，1913年生，自幼习武，好绘画，勤于读书，青年时代曾做过画纸扇的徒工和肉铺的伙计，开过茶馆，卖过字画。抗战时期，他在重庆曾给孔祥熙做过保镖，只三天就辞职了。他还给四川卫戍司令王占绪当过家庭教师，教其子女作画。

陈子庄天资聪颖，醉心于墨海丹青。20世纪30年代，黄宾虹、齐白石等诸师先后到四川，在他们的启迪下，陈的艺术视野大为开拓。他早年的画是很写实的，传统功力深厚。他仿石涛的山水，堪与真迹媲美；学八大山人的花鸟，笔墨亦酷似八大山人。他对汉代石刻下苦功钻研过。抗战时，重庆的许多山崖挖成防空洞，一些东汉年间的摩崖石刻刚被发现即遭毁坏。他得知后冒险抢先拓出，保留下一批珍贵孤本。他出门旅行，每到有古代雕刻之处，如广元千佛崖、夹江千佛崖，彭山、乐山的汉墓砖石雕刻等，总要仔细揣摩，认真地勾画学习，寻找古人雕刻朴茂的风格特色。他从古代金石中受益匪浅，曾有诗云：

自古嘉州名胜地，汉唐石刻见高文。

画师能出诸师外，横绝峨嵋巅上云。

中年以后，陈氏画风有变，开始使用夸张、拟人、变形的手法，不重自然景色之形，而取自然景物之意。他笔下的山川村野、家畜鸟禽，无不具有特殊的美的造型，笔墨不多，却能神游物外，意境高远，情趣醇厚，有种儿童画的天真幼稚味道。所谓“怪杰”，大概就是由此而来。

陈子庄一生别号颇多，早期作画号兰原；中期号南原、下里巴人、陈风子、十二树梅花主人；晚年则号石壶，喻其画若原始时期之石器，朴拙无华。陈子庄人如其画，胸襟旷达，学养深邃，生前甘居寂寞，不求闻达，知者寥寥，1976年因病逝世。“人去业显”，只是近几年，他的画才逐渐为人所鉴赏，传扬开来。

“老好子”画家汪慎生

京华名国画家汪镇生，为人忠厚正直，为画界著名的“老好子”。

慎生名溶，安徽歙县里东乡满川人，别号“满川村人”，少年失怙恃，从外祖，读书于黄浦私塾。先是加入中华书画会，研究六法，初学山水，虽无师承，但熟览古代名作，精心领会；后遨游雁荡、沧浪、烂柯等诸名胜，画学大进。曾在衢州高小充图画教员，河北第一监狱图画教师兼教诲师，并在厂肆卖画，有时兼作花鸟，颇得美誉，遂专攻花鸟。20世纪40年代被辅仁大学聘为美术导师，屡次举行画展，每次展出，售卖一空，蜚声京华。

慎生昔住北京西单文昌胡同，平日除授课外，余时以家居作画最多，画室颇雅致，写字台上置有小花盆及山水石等物，碧清可爱。作品大部署名“慎生”或“满川汪溶”。

记得慎生曾有两幅画给人印象最深。一幅是两只麻雀栖止于一梅枝上。此画虽然也是于几十分钟内完成的，但其传神之处实无法形容。画上情景似是黄昏时候，两只麻雀历经一日的奔波、劳顿、惊怖、哀怨、愉悦，以及所有挣扎等，一切都成过去，而回归此枝暂作安歇，正如人们所谓刹那之间。它们未必回恋过去，展望将来，而只图现实的安适，哪怕只是能不飞不动地合一合眼睛也好。两鸟各呈睡态，但也未必是真睡。此幅画虽是简单的枯枝与二鸟，但其神韵，令人赞叹不已。

另一幅是画猴。画猴是慎生得意之爱好，正如慎生所说，猴之为物，除人外，可谓万物之灵，但它处处显得十分幼稚。其形态易画，而神情难画，须画出其精明而又幼稚可笑的神态来。如同写《狂人日记》的作者并非狂人，乃能写出如同狂人所写，此写作之成功也。

慎生个性温和谦逊，待人诚恳朴实。他的态度和他的艺术成就成正比，艺术并不因有名声而停止努力，态度亦不因有艺术而傲慢不恭。他的画在琉璃厂各家画店挂出，门庭若市，但好友登门一经恳求，他也毫不推辞，当面一挥而就，甚至问：“行不行？”他于庄重中有随和，于肃静中有生气，因而一般人无论内行外行，都愿与之接近。他有许多朋友，许多弟子，有时少长咸集融会一堂，谈天论画。一“聊”就是半天，因此，窗外大风呼号，室内却暖融融的。

京华来人谈到慎生业已辞世，其公子国棠犹执教于某校。

记王森然老人

王森然字大曼，自号哑公，河北定县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史研究院，初在北京几个大学任教，同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诸先生都有交往。多年来从事教育和美术研究工作，著述甚丰。

我在学生时代，就曾读过他的《近代二十家评传》等书，但和他相认，却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后来便成了他在北京东城北下洼子住家“杏岩书屋”的常客。他的夫人李藕丹是著名史学家李泰棻的胞妹，他那两间北京旧式宽敞的北房，被院内巨槐遮得不甚明亮，几案上堆满书报和轴画。他热情好客诚挚待人，每承接待，谈锋甚健。他那豁达、乐观，以及在治学上的刻苦顽强精神，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

30年代初，他曾主编天津大公报的《艺术周刊》，从而结识了许多画家，尤其和齐白石老人最相知。每次拜访，常听他谈起白石老人的轶事来。有一次他去白石家，刚进北京西城跨车胡同齐家大门，见一小孩正在门道里啃烧鸡；又见一小贩手里拿着一张字画正卷起来挎着烧鸡提盒要走。森然好事，叫住小贩一问，才知他是以烧鸡骗去小孩拿着的字画。乃训斥了小贩行为不当，代付了烧鸡钱，把那字画索回，还给了白石老人，假称是从琉璃厂买回的。原来这是白石老人送给爱姬宝珠夫人的，以为被仆妇窃去卖掉，很感激森然为之赎回。森然师事白石老人，书画都学得酷似。他欣赏评价白石作品也独具慧眼，致使老人有“深获我心”之感。白石曾赠森然一副对联云：“工画是王摩诘，知音许钟子期”，可见他二人相交之深。

王森然与书画名家交游广阔，收藏的名作也多。如齐白石、徐悲鸿、赵望云等名家作品，只他一人所藏，就可以分别举办各家的画展。

森然的女儿王润琴，20世纪30年代和影星王人美、黎莉莉等，同在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剧社”到全国各地演出。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年轻姑娘们身着短裙，在舞台上辛勤地开辟着中国新歌剧的道路，黎锦晖的创业魄力是令人钦佩的。而王森然则尤为称道黎锦晖为人正派、洁身自爱，在“明月社”里为那些姑娘们视若兄长。

森然老人年长笔者很多，笔者和他相识实属忘年交。岁月不居，分手已近四十载。耳闻他晚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为人民大会堂作巨画多幅，北京电影制片厂还为他拍了纪录片。

壁画名家陆鸿年

近闻陆鸿年现在不仅担任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副主席，而且是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副教授兼壁画教研组主持人，堪称内地壁画界坐第一把交椅人物。我曩与陆氏友好，时相过从，回溯青年时期种种，记忆犹新。

鸿年祖父是逊清名翰林陆宝忠，外祖父徐甫亦系清代状元，堪称世家。笔者曾承邀去其苏州胡同家中闲谈，得悉陆氏祖传名人字画文玩颇多，除如仇十洲、赵子昂、苏东坡等古代名流真迹外，并有极为罕见的名砚：豆瓣绿形似碧玉的端砚，乳白色端砚，以及“二十八宿”，即砚下面有二十八个形同乳头的“眼”的端砚，均系乾隆时代珍品。据说蓄砚如此，可谓全矣。此外，诸如宝忠老人亲注《李香莲全集》等书的朱笔墨迹很多，当时笔者亦正年轻，曾对陆氏所存徐翁的状元冠帽上所插的金花最感兴趣，久观不忍离去。

鸿年自幼即嗜画，曾在三岁严冬降雪时，用肥皂水在玻璃上画山水，被其封翁瞥见，大加赞赏，称道此儿长大必培养其学画。他果然于中学毕业后考入辅仁大学美术系。

辅仁大学为鸿年崭露头角之基地，亦为造就鸿年一生事业根基的摇篮。时鸿年对壁画饶有兴趣，校中有白（译音）教授，系奥地利籍，教授壁画。鸿年固有心人也，常于课外独访白氏诚恳求教，白教授为其讲壁画技法，以及西方壁画的制作方法等，鸿年又多方找些中国壁画资料悉心钻研。1936年毕业时，鸿年不但居美术系考试总分之第一名，毕业典礼上，校长陈垣先生还当众宣布鸿年为本届毕业生之“状元”。

鸿年毕业，即为辅仁留校执教，但他仍利用业余时间去找白教授学壁画。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曾为北京西郊普照寺画了一张壁画，为鸿年从事壁画的处女作。后来，在辅仁一位专作油漆画的师傅帮助下，利用五合板，上刷桐油白粉，画出高达八尺、宽长二丈有余的《伎乐天》巨幅壁画。板的背面挂夏布涂大漆防腐。此为中国壁画由固定式改为移动式从而走上创新改良途径之肇端。

鸿年在校时，美术系有女生门荣华，系军界闻人门致中之幼女，住家与辅仁仅一墙之隔。鸿年、荣华相识，爱情不断猛晋，结婚之日，喜堂设在“状元府”。两家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允称良配。

末科状元刘春霖的书法

封建社会考状元，书法是极其重要的。1904年甲辰恩正科刘春霖考中了状元，其书法艺术自然是出类拔萃。

刘春霖自幼喜爱书法，少年时便打下深厚的基础，尤其是小楷写得更好。因此，他很早就考中拔贡（拔贡科的考试非常注重书法）。他的小楷清秀挺拔，柔中有刚，浑然一体。

在他考中状元前的几年间，住在北京准备参加科考，通过一位王爷的关系，时常为慈禧太后抄写佛经，得到慈禧太后的赞许和赏赐。考中状元的当年，好友雷雨琴将刘春霖书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文昌帝君阴骘文》《闲邪公家传》和《灵飞经》四种小楷墨迹，带到上海石印，印成《小楷字帖》。这四部佛经类小楷，都是刘春霖在中状元前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1899～1903）之间，给慈禧太后抄录佛经时的副本。《小楷字帖》一出版问世，即销路颇畅，流传甚广。

在一时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有些不法之徒，便私自翻印出售。于是，雷雨琴请求清政府保护出版权益，予以查办。为此，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农历十二月十一日，专出告示，警告不准翻印。告示中称：“据北京职员雷雨琴禀称：窃职存有甲辰科状元刘春霖殿撰所书《大唐三藏圣教序》《文昌帝君阴骘文》《闲邪公家传》《灵飞经》亲笔四种，于光绪三十年带沪付诸石印，装订成帙，批销发售。与书局订定版权，不准私自代人翻印，诚恐渔利之徒，翻本冒印图利，有碍销售。附呈书样，禀乞备案，布示严禁翻印，以印利权，等据。特此，除批示并予备案外，合行给示谕禁为此示，仰各书坊铺贾人等，一体知悉。尔等毋许私自翻印前项书籍。如敢故违，一经告发，定予究惩不贷。”

刘春霖后来又出版了《朱买臣传》《洛神赋》《兰亭序》三种小字帖。民国四年（1915），他又将殿试一场考中状元的文章（四道策论作品）重新整理，用工笔小楷写出，付诸石印，成为《殿试帖》。《殿试帖》一出版，销售很快，先后印刷三次。人们之所以抢购《殿试帖》，因为它不仅可作临摹之用，而且还能看到他考中状元时的文章。

刘春霖的书法自此享有盛名，而他却非常谦虚。他时常对人说：“要说正楷书法，还是首推老前辈陆凤老（陆润庠，字凤石，清同治十三年甲戌科状元），行书是以潘龄皋老翰林为佳。”

晚清翰林潘龄皋

1942年清朝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去世后，当年的老翰林、社会名流纷纷前往吊唁，其中就有晚清翰林潘龄皋。

潘龄皋是河北省安新县人，生于1867年，他自幼家贫，但天资聪颖，刻苦好学，1881年考中秀才，1894年考中举人，翌年殿试点为翰林。

在清代，凡举人和翰林都可做官。

潘龄皋在翰林院供职三年后，便派任甘肃隆德任知县，后升为兰州知府、甘肃省巡警道。民国建立之初，又一度出任甘肃省省长。当时，内忧外患，军阀争权，甘肃省内的派系斗争、民族纠纷时有发生，迫使潘龄皋不得不辞职还乡。

1922年，潘龄皋回到家乡安新县赋闲，深居简出，苦攻书法。他的书法，博采众长，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婿陈瑶圃亦善书法，常得指教，故笔迹极似潘。陈书中堂、对联等，常书潘之名号，加盖潘之印章，一般人实难辨别究竞出自谁手，几可乱真。当时，潘龄皋的一幅中堂，收润资四块银圆。潘龄皋和安新县豪富杨木森过从甚密，1932年杨木森为其父发丧，讣告、铭旌、碑文等一应文墨，多出自潘手，“点主”之仪亦由潘龄皋主笔。潘龄皋的书法，多为行书，圆润、浑厚、隽秀，柔中有刚，自成一体，字形之美与实用相辅相成，尤在平津、冀中颇有名气，不少人进行临摹，许多商号店铺有他书写的匾额，颐和园和团城还有他书写的碑文和楹联。早年，北京、天津还出版过他的十四种字帖，记得其中有《胡大川幻想诗》《长濠诗话》《又一村诗画》等。据说他在书法上与谭延（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国民党元老）齐名，时人有“南谭北潘”之誉。

潘龄皋轻财仗义，乐善好施，为乡里做了许多善事。有一年，安新县东向阳村的白洋淀四门堤决口，良田被淹，房屋倒塌，人民生活极苦。潘龄皋筹募款项，设平局，从东北购进高粱、玉米，在杨木森主办的县堤公会平卖，其运费、耗损均由杨负担。

安新县地处白洋淀，盛产苇席。1925年，安新县乡绅陈起和曲堤村的潘希福等人，经人介绍，赴天律和奉军第一师师长直隶督军李景林秘密商定，强行向安新人民征收席苇税。席民愤怒异常，依恃潘龄皋，痛打了陈起。潘希福闻之惶惶而逃，强收席苇税之阴谋遂告破产。为此，安新百姓自愿捐款建亭立碑，以示纪念，潘龄皋亲书一联并刻木嵌于亭柱之上。联为：“赐福不闻宽大令，缔苛犹存好生心。”此联表达出他痛恨苛政、爱惜百姓之心意。此亭至今尚存。

1938年日军占领安新，翌年潘龄皋逃往北京，以鬻字为生。日军诱逼他出任河北省省长，他坚辞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签发委任令，任命潘龄皋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馆还聘请他为馆员，至1954年去世。

金石书画大师朱复戡

近代杰出的金石书画大师朱复戡，艺术生涯已经八十载，据闻他所任职的上海交通大学将举办“朱复戡金石书画展览”以示祝贺。

朱复戡，又名朱义芳，字伦行，号静戡，1900年生于上海。他幼年有神童之誉，四岁能背唐诗三百首，七岁能悬臂写石鼓文，作巨幅临摹画。国画大师吴昌硕见之惊叹不已，称之为“小畏友”。十六岁时，扫叶山房出版的《全国名家印选》，就精选了他的作品。十八岁时，有正书局出版了他的字帖。二十三岁时商务印书馆为他出版了《静戡印集》。

朱复戡博学多才，金石书画、诗词古文、青铜古玉，无所不通。尤其对商甲周铜、秦石汉碑，研究精到，所以他的篆刻高古雅丽，非一般研究者所能望其项背。他的国画，独辟蹊径，所作人物、花鸟、山水、禽兽等，以大小篆功的特有线条来表现，具有金石画卷的气质。

国画大师张大千对朱复戡的艺术成就推崇备至。当年，张大千寓居上海，拜访的第一位名师就是朱复戡。有一天，张大千在“朵云轩”小店闲逛，偶尔发现署名朱义芳的书法，字体遒劲，神采惊人。细问之下，原来是朱复戡的书法，于是便登门拜谒。谁知，出门相迎的是个西装革履、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张大千说：“我是来拜访朱义芳老先生的。不知他是不是你的老太爷？”朱复戡闻之哈哈大笑，说：“在下就是朱义芳，你找我何事？”张大千万万没想到，自己已经美髯一把，所要拜的名师竟是比自己还小的青年人。但待看了朱复戡当场写的字和挥刀而就的篆刻杰作后，不禁惊叹说：“大千漫游南北数十年，所见近代名家书画篆刻，能超越时流，直入周秦两汉晋唐，融合百家，开一代宗风者，唯朱君一人而已。”

朱复戡一生好学，到老仍孜孜不倦。他曾数次赴泰山考察经石峪《金刚经》文，纠正了讹传的“唐代刻经”一说，证明是北齐大金石家安道一所作，从而澄清了千年争论不休的史实。他又亲自考证并补全了《秦始皇泰山刻石》之文。还南登峰山，辨明了所有峰山刻石的文字和年代。

李瑞清二三事

清道人，姓李名瑞清，字仲麟，晚号梅花庵主、梅庵先生、玉梅花庵道士。生于1867年，卒于1920年，江西临川（今抚州）人。晚年寓上海之“三牌楼”，易道士装。当代画坛大师张大千、胡小石，均曾投其门下，毕恭毕敬，习书学画。清道人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书画家、鉴赏家，又是一位情痴、孝子、末代孤忠之臣，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李瑞清的最高成就是书法。他自幼善书，落笔坚实，尤喜大篆、西汉碑碣，心摹手追，无不精绝，其中以北魏碑体最为闻名。他用笔有一个怪癖，“以浓墨胶笔，务使坚结。临用之时，咬开分许，即以作字”。

恰逢有位李父故交余祚馨颇为赏识李瑞清的才华，有心招他为婿，便拟将长女许配给他，谁料这位闺秀命薄，未婚早逝。不料六女余梅仙乐意代替姐姐出嫁，他们结婚后度过一段甜蜜时光，但三年后梅仙病逝而去。余祚馨老泪纵横，但他视李瑞清如己出，又将第七个女儿玉仙许配给他。当时已是19世纪末，西风东渐，女性开始追求自由，但玉仙愿意以自己的温柔去抚慰李瑞清备受创伤的心，便不顾两个已故姐姐的阴影，决然与李瑞清完婚。但令人不堪忍受的是，玉仙不久也命归黄泉。

李瑞清揣着一颗破碎的心，把姐妹三人合葬在一起，在草地上栽上梅花，是名“玉梅花庵”，并将自己的字改为“梅痴”。从此，李瑞清没有再娶，他的字号寄寓着他一生的隐痛与哀思。他的《春日元配余梅仙墓下作》和《邓尉看梅悼逝》，表达了他对余氏姐妹尤其是对梅仙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此后，李瑞清把自己的余生都投入到书画艺术创作中去了，技艺日臻完善。

他对南京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他不但把当时江南最有规模、最早创办的新式学堂“两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师范大学前身）纳入正轨，更以其远见卓识为中国率先创办了第一个独立的美术课系“图画手工科”，使南京人引以为荣，被誉为“首辟两江文化”之功臣。

辛亥革命后不久，李瑞清迁居上海，仍留着满头长发，身着长衫，俨然是个道士，自称“清道人”。清道人患半身手足麻痹之症，其躯体“有同浦柳末秋先陨之态”。在寓居沪上之初，复患脚疾，“股臀间又生一大痈，痛苦不可言”，而一家数十口之生计全赖他一人，经济陷入困境，以至“贫至断炊”，只好日夕劳苦以鬻书画偷活。当时，他曾自嘲“已成为制米机器”。

清道人食量奇大，特别爱吃螃蟹，一餐可吃一百只，朋友们戏称他“李百蟹”。他在上海，最爱到三马路的“小有天饭馆”就餐。他曾应店主之邀，撰有一副闻名沪上的对联：

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

上联，取老子《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之句，而改变其含义，宣传此店每道菜都非凡品。字好意妙，一经张挂，饭馆天天宾客满座，真正成为风味独具的“小有天”了。

清道人与上海震亚书局的朱挹芬有交情，震亚书局在1915年为其出版了《玉梅花庵临古》，瞬即轰动，为海内外书画家所争购，截至当年11月已三次付梓。于是道人之声名大显，以至“儿童走卒，皆知有李道士”。

愈是晚期，清道人的画名、书名越大。东邻扶桑（日本）亦遣人远道来索书画，因此使他忙得不可开交，犹终日抱病挥毫，不知写秃了多少枝笔。他所绘《危岩梅花图》《桃花源图》等杰作，已被公认为是“稀世之国宝”。道人临终前半月，应“日本书画会”之恭请，写了四幅魏碑书作送往日本参展。使人惊愕的是，此四幅展品竟全是临摹之作。临的分别是郑道昭所书摩崖两幅：《司马景和妻墓志》及《嵩高灵庙碑》。虽是临作，仍轰动彼邦，讴歌载道，誉之为“中岳再世”“近五百年来第一人”。

1920年，贫病交加的李瑞清投水自杀。他的死，与同是民国初年投水自杀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死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有对旧文化的眷念，对洋文化的抵触和对分崩离析的时局的绝望。他曾对朋友说过：“衣食诚足困人，求赏识于洋人，分余沥于大贾，自非李之愿，乃不得安身之法也。”

“中国第一书法家”郭风惠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曾投入三十万元巨资出版了郭风惠的书画集，这是书画界的福音。人们只知道，郭氏的书法，被清末状元刘春霖称为“中国第一书法家”；郭氏的画作，可与黄宾虹、齐白石比肩。但是，他的铮铮铁骨，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作出的历史贡献，却鲜为人知。

1936年，日本预谋侵华，屡屡制造事端，华北形势日趋紧张，宋哲元亟须良才辅佐，于是将郭风惠请到身边，授以“少将秘书长”的特殊身份，协助宋处理军政要务。郭与好友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爱国将领，力主对日本的侵略挑衅坚决抵抗。郭风惠鲜明的爱国思想和对时事的精辟见解，给了宋哲元积极的影响。

那时，在北京南苑大阅兵的场地上，以及视察部队的行列中，都留下了郭风惠的身影。为了鼓舞士气，增强斗志，郭风惠将先秦诸子及历代民族志士爱国爱家的言论，辑成语录小册子，从宋哲元、张自忠等将领到一般士兵人手一册，极大地激发了部队为国一战的精神。

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将军在保卫二十九军南苑防地时牺牲。在公祭大会上，李宗仁的祭词就是请最熟悉赵将军的郭风惠写的。同时，他还记述过赵登禹将军为保卫军民生命、只身在河畔击毙一只恶虎的事迹。故事写得极简略生动，大有《史记》韵味，是难得的赵将军的逸闻趣事。

之后，日军侵占北京。把郭风惠列入了首要通缉人员名单。他来不及辞别家人，只身逃离北京。先到天津，后乘船出海到黄河入海口，再搭船沿黄河而上，开始了他艰险的流亡漫游生活。

1940年，张自忠将军又在鄂北南瓜店殉国。当时郭风惠正在上海，噩耗传来，他悲痛欲绝。流着泪，用他惊世书法，亲自为张将军写下了两副著名挽联。

第一副有“元戎陷阵，古今曾有几人，漫云季路结缨却为殉城怀阁部”句，还有“处士虚声，辗转空劳三顾敢拟延陵挂剑，勉将直笔叙睢阳”句，公正地评价了张自忠将军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贡献。其中“三顾”包含着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张自忠向来敬仰郭风惠的人品学问。1938年，张自忠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多次邀请郭风惠出任秘书长，他再三婉绝，这就是抗战时期张自忠“三顾”郭风惠的美谈。此时，面对壮烈牺牲了的兄弟，他非常悔恨没能应允将军的邀请，没能与将军为民族共同赴难。

第二副挽联，是郭风惠代冯治安将军献出的：

不成功，必成仁，临阵几封书，公私事业均遗我；

国未亡，家未破，凭报一雪涕，生死交情敢负君。

此联，千行血泪，扶棺一哭，天地为之动容。这非有生死交谊，有谁能哭得这样痛切，写得如此动情？

1946年，郭风惠历经两年编著了《宋故上将史略》和《张赵佟将军史略》两部大型史传书。这是研究中国抗战史与研究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四位爱国将领的权威史略之一。

沈尹默学书不易

沈尹默先生是书法界的一代大师，他的字被书法爱好者视为典范，可是，他所取得的成就实来之不易。

沈尹默二十多岁从日本留学归来，住在杭州，一次，读过他的诗也看过他的字的著名学者陈独秀曾当面对他说：“你的诗写得很好，可你的字不行。说真话，你这字简直其俗在骨。”这些话刺激性太大了，他面红耳赤，几乎难以忍受。从此他下了狠心，一定要练好书法。

沈尹默祖籍浙江湖州，为了在北京考取功名，报了宛平县籍。他的父亲十九岁就在陕西省安康县当了县太爷，被他的治下之民称为“娃娃官”。这位娃娃官又生了沈尹默这个娃娃。五岁时，他父亲就请老师给他启蒙读书，可能是因为年岁太小，读书又太累，竟闹得吐了血，不得不辍学休养。这一下可好了，沈尹默可以选择自己爱看的书了。几年间，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广为涉猎，而且在诗词方面颇有所得。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父亲发现这个辍学在家的孩子居然能写诗，而且写得还不错，遂叫他专学诗词，兼练书法。可是，他作诗有长进，而写字却始终不成气候。

沈尹默二十一岁时，父亲去世了。他离开陕西到日本留学。但是，学业未获成就，生活更难维持，只好回到故乡湖州。后来他到杭州，与南社诗人刘三等交往。就在那时，他的字受到了批评，于是他发奋练字。

他先是临摹汉碑，字写得很大。因为穷，买不起太多的纸，就先用淡墨写在纸上，并一张张摊在地上，等墨迹干了，再用浓墨写一遍。他又买来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读后按照书上的方法去做。他要求自己写字一定要做到掌竖腕平，每次临帖写字时，都在手腕上放一面小镜子，如果手腕不平，小镜子就会掉下来。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寒暑不辍，他终于苦练出来了。

沈尹默中年以后，眼疾不断加重，医生不准他看书，只准他看字帖，这倒使他心无二用，专心致志地研究书法了。

有人曾问他，学书法曾拜过谁为师？他说，他没有拜过老师，但他的老师又多得很。他请教于汉魏六朝唐人碑帖，细读宋元明的字帖，走的是杜甫“转益多师是吾师”的道路。可以说，他是陶铸百家、博采众长，经过勤学苦练，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爱国志士冯公度

位于北京西四羊肉胡同二十四号的大宅院，原本是清廷重臣陆润庠故居；1920年冯公度购置居住，直至1948年逝世前寓此。故居坐北朝南，大门外有影壁、上马石和石狮。院落五进，东部前为花园，中为祠堂，后为菜地，西北角是马号。原有房屋一百三十余间，现大门已拆除，花园、菜地、马号均已建房，唯有祠堂院保存较好，尚可供凭吊者捕捉昔日辉煌身影。

冯公度（1867～1948），名恕，号华农，又因购得乾隆“自得图”匾而自称自得图主人。原籍浙江慈溪，寄籍今北京大兴。在载洵任海军都统时，曾任海军部参事、海军部军枢司司长、海军协都统等职，曾随载洵赴英、美、法等八国考察。民国后在家从事文物收藏和鉴赏工作。

北京诸多老字号匾额，多系冯恕所书，故流传有“无匾不恕”之说法。而冯公度本人最满意者，是为大栅栏张一元茶庄和西四同和居饭庄所书匾额。冯公度除写匾外，更常书楹联、中堂和墓志铭。其作品以书颜体字著称。他曾在《公度自挽诗》中写道：

贷赊质济平生耻，艰苦辛勤志不灰。

假馆课徒供菽水，骈文小札佐监梅。

扇联书罢饥寒减，谀墓文成布粟来。

堪叹哀亲共劳瘁，追思往事有余哀。

其生计窘迫时的满腹哀愁与无奈，尽情倾诉于诗中。

冯公度是一位热心兴办实业、情意拳拳的爱国志士。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独霸北京电业，纷纷申请在北京办电厂。而面对帝国主义的野心，刑部员外郎史履晋、御史蒋史惺、候补同知冯公度，在“挽中国之利权，杜外人之觊觎”的宗旨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写呈文，奏请清廷批准成立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并特别注明“华商”二字，旨在不收一份官股，不借一文外债。公司创办时成立董事会，冯公度等三人为总办，聘请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陈绍安和荷兰人万阿松任工程师，吸收股本总额共四百五十万银圆，在西城顺城街（今前门西大街北京供电局院内）设立电厂，于1906年开始发电，从而使北京居民告别了油灯或蜡烛，诸多老街亦安上路灯，迎来了光明。

冯公度酷爱收藏文物，正如他在诗中所云：

平生奢好为金石，钟鼎圭璋四壁阵。

山脚水湄通燥润，花文篆体辨精神。

时猜虞夏商周汉，浸别铜铅血汞鳞。

共羡兰闺双白壁，居今稽古养天真。

冯公度毕生收藏文物甚富，且不乏稀世珍宝，其中有周公旦赤刀、召公发箍、毛公鼎、秦穆公敦、克鼎、虢季子白盘等青铜器，以及古玉、石屏、金文砚和古籍《四部丛刊》《佩文韵府》《二十四史》、金石书籍等。

枫桥“双绝”两张继

唐朝诗人张继是千古绝唱《枫桥夜泊》一诗的作者；民国时的张继是同盟会元老，也是书法家。但由于同名同姓，曾被人张冠李戴。“二次革命”后，张继被袁世凯列为“附乱分子”而遭通缉，不得已亡命日本。有一次，有位日本文人对张继当面恭维，说他写的那首《枫桥夜泊》诗如何如何好，实在令人钦佩。张继付诸一笑，答道，承蒙夸奖，但鄙人不敢掠美；须知先后两张继，相差数千年，岂能混为一谈。那位日本文人赧然而去。

现代人张继，字溥泉，1902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后投身反清革命，历任参议院议长、国民党中执委、立法院副院长、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国史馆馆长等职。尝主笔《国民日报》，与章炳麟、章士钊、邹容结为异姓兄弟，张居第三，人戏称之为“三将军”。这位“三将军”不仅文章犀利，书法亦佳，书风多章草笔意，行笔稳健，为时人所重。当时南京煦园主事者因酷爱唐诗《枫桥夜泊》，突生奇想：何不请与诗人同名的当代书家张继迻录此诗，泐石于园内，为园林生辉？遂托人转恳求书。张继欣然诺之，精心书成。不久，煦园有块两张继诗书合璧碑之佳话遂流传开来。

那时，名满天下的大书画家吴湖帆得知此事后认为，南京煦园与《枫桥夜泊》诗并无因缘，却占先勒石立碑。而苏州的寒山寺，本为诗中所咏故刹，虽说寺中历代也曾立有《枫桥夜泊》诗碑，但倘若由当代张继来书写并立碑，岂不锦上添花？遂挽濮一尘介绍张继书之。此事既由吴湖帆出面玉成，张继十分慎重，书写时格外认真。

中央书店1949年版《书法大成》和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民国书法》均收有张溥泉这幅佳作的影印件，其书风系章草略带今草笔意，结字美观，间架稳健，几乎每一个字都不存在一笔带过的痕迹，也极少见“牵丝”和“飞白”；从字里行间，可以想见其行笔较为缓慢。作品中正文占了五行，略小些字的题跋占了七行，虽字数、行数不算少，但布局疏密合理，既不松散、单薄，也不繁杂、拥挤。字的大小配备与整体章法都显得很匀称、和谐。在题跋中，张继出人意料地告诉人们，他从未到过苏州寒山寺。“往来吴门，迄未一游。”他在说明此事乃吴湖帆的美意后，谦虚地表示，自己只因同名同姓而“妄袭诗人也”。落款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沧州张继”，印章为白文。

令人遗憾的是，张继书成此诗后，第二天突然发病逝世。此幅作品遂成书家的绝笔，作品勒石后，果然声名鹊起，中国许多名胜古迹都有以诗、书、画合称的“三绝碑”。苏州寒山寺的这块《枫桥夜泊》诗碑，称之为诗、书“双绝”亦可。而且因诗人、书家同名同姓，虽然书家未能亲身登临寒山寺，但以其作品登临，也算雄峙胜迹了。

章草名家王世镗

20世纪30年代，有“草圣”誉称的于右任极其称赞章草名书家王世镗，为弘扬民族文化留下了一段动人佳话。

章草即草隶，它流行于两汉魏晋，代表书家有汉代张芝、晋代索靖等；但后来少有问津者，到元明清代方有不多章草书家；生于清末的王世镗堪称集前人之大成者。

王世镗，天津人，曾应试科举。他少年习书便入手不凡，喜临摹龙门石刻；后壮行名山大川，神游历代法书，得见不少汉魏晋碑刻、摩崖、简牍，眼界大开，又从文字学入手，钻研文字及书法史、论、著。日耽翰墨三十年不倦，不觉老之将至，遂发愤订正前人的托王右军《草诀歌》错误，将搜集的二十余种古代法帖中的章草、今草约一千五百余字加以注释（注释由汉中九位书家用楷、行、隶三种书体写成）编成韵语，内容系探讨字体演变及书法艺术，取名《稿诀》（又名《稿诀集字》）。1928年，《稿诀》被刻石嵌于陕西汉中宝峰山道院墙壁间，遂有拓本问世。

当时有书商卓某见有利可图，遂将《稿诀》拓本上“云津王世镗著”署名抹去，伪托明代人所书，付印高价出售。王世镗有口难辩，反而惹出一场风波。著名学者余绍宋、北京艺专书法教师罗复堪等人认为，《稿诀》是据明代“不着书者姓氏”的拓本改易而成，“颇疑王氏藏有旧拓，知其鲜传，故所以为蓝本，略补小注并及近世人证其为己作耳”。专家学者并非和王氏作对，而是认为《稿诀》虽系“百衲本”，来源广、集字多，但全篇风格统一，书写既佳，又学养深厚，格调高古，使人不敢相信系今人所著（确切地说，应为“编著”，但那时尚未广泛使用“编著”一词）。正如于右任后来为此笔墨官司所下结论：“一段离奇章草案，都因爱古薄今人。”一时间，世人都笑王世镗“掩毁名字，剽窃宝藏”。王氏穷困潦倒，困居南郑县莲花池，以卖字、养蜂为生。

当时，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购得《稿诀》印本，经过仔细考证，确认不是古人所作。恰逢于的外甥周伯敏来访，将实情禀报，《稿诀》系周的叔岳父王世镗所作，此人正蒙辱困居汉中。于右任大为惊诧，发表了权威性见解，认为王世镗可比之古代章草名书家张芝、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今世乃有如此奇才，埋没穷山，实国人之羞”。于右任遂致书驻陕的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托其将王世镗请到南京。王氏由其子陪同抵宁，于右任相见恨晚，尽出自藏古今法书精品供其参阅；又授其监察院参事之职。王世镗喜遇良机，书艺猛进，又写了《重定章草之诀歌》等，并为于右任书《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有人劝王氏对卓某毁名盗印一案提请诉讼。王笑曰：“此斯文事，奈何对簿公堂；且如无此印本，我亦无缘得会于先生。”这一离奇的“章草案”遂无形化解。两年后，王氏病逝。于右任为其料理后事，葬于南京牛首山麓，与大书法家李梅庵（清道人）之墓为邻。

抄校巨擘张宗祥

四五十年事抄校，每从长夜到天明。

忘餐废饮妻孥笑，耐暑撑寒岁月更。

这是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画家张宗祥对自己抄校古籍生涯的真实写照。

张宗祥（1882～1965），字阆声，别号冷僧，浙江省海宁县人，清光绪举人。

张宗祥幼年病足体弱，人以为将成废疾（痹症），经过服中药和针灸，十一岁才能舍杖步行。自小观看外祖父沈韵楼写字，因此，少时就对书法发生兴趣。十岁临颜真卿《多宝塔碑》，后又临《颜家庙》，并参临小楷《麻姑仙坛记》。十三岁那年，正遇甲午海战，清海军溃败，张宗祥读了《普天忠愤集》一书，痛恨清朝政治腐败，内外交困。于是拼命读书，每月必有六七夜读到天明，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与同乡学友蒋百里一起去双山书院读书，每借到一本书，相约务必当天读完，互相考问，谁答不上，就罚谁停止看书一个时辰。

张宗祥二十二岁时，得旧拓《淳化阁帖》，开始学习行草。三十一岁，改习李北海《云麾将军李思训碑》《麓山寺碑》《法华寺碑》，恣意临写，博采众长，终于自成一家。他的字，青年时整齐有力，中年后潇洒飘逸，晚年则苍劲有气魄，笔力所到之处，犹如秋风扫落叶。所以大文豪茅盾曾说：“张宗祥先生汉学好，字好，画好。字好极了！”

张宗祥的汉学好、字好，这就使他终于成为一代抄校古籍的巨擘。1914年，张宗祥与鲁迅（周树人）在北京教育部共事。第二年，张宗祥出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主任。一天，周树人对张宗祥说：“我看馆中有十二卷本白棉纸的明代抄本《说郛》和丛书堂本《嵇康集》，可惜内容不详，你是‘圣手’，何不录出，大家来研究研究，我也急需。”张宗祥答应用两个月交卷。这时，张宗祥抄书速度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他用毛笔小楷日抄一万五六千字，最多时日抄二万四千字。友人的信任和学术界对古籍资料的需求，使张宗祥立志“时欲抄校古书籍，毕一生之业”，并作联“分明去日如奔马，收拾余年作蠹鱼”，他还刻有“著书不如抄书”一印。他三十二岁时，“点读二十四史毕”。三十五岁，校《资治通鉴》。直到他六十七岁出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之职时，从公之暇仍忙于整理抄校古籍《国榷》《全宋诗话》《神农本草经》和三次写定《校注论衡》。

年逾七十高龄，他还自认为抄书乃“年七十以上万不可缓之事”，故仍然“夏日挥汗，隆冬呵手，朱墨粉陈，未敢稍辍”。他的小女儿在旁，时加劝阻，或故报有事有客，以冀老人略得片刻休息。张先生八十四岁，身患不治之症，在“咳嗽痰中带血，背痛加剧，夜不能寐”的情况下，还念念不忘完成《明文海》的抄校。《明文海》是张宗祥一生抄校的最后一部巨书，共四百八十二卷。

津门书法大家华世奎

近代，天津最著名的书法家当推华世奎、严修、孟广慧、赵元礼。其中，华世奎位列榜首。一方面是华的书法造诣出类拔萃，另一方面华曾任八旗官学教习，是清朝赏加二品顶戴的大臣，可谓官高爵显。

华世奎出身旧盐商家庭，四岁开始接受家塾启蒙教育。

每天坚持练字不辍，其父要求甚严，偶见稍有懈怠，就拿烟袋锅往脑袋上敲。为了纠正执笔姿势，其父独出心裁地在他的笔杆上放一枚铜钱，只要笔杆稍有倾斜，铜钱就会掉落下来。据说，华到后来可在笔杆上放十个铜钱，仍能运笔自如，可见功力之深。

华终成书法大家。宣统退位，华脱离官场返回天津靠卖字为生。其中为天津劝业场题写匾额一事，最值一提。民国十七年（1928）天津劝业场建成，德商买办高星桥派人找华求写牌匾。按当时惯例，凡有登门求字者，皆与账房管事谈妥润格即可，华从不见求字的客人。

但是高星桥派来的“使者”却走进了华的书房，简明扼要地说明劝业场牌匾的尺寸以后，遂叫人端来三百块现洋，客气地说：“区区润金，不成敬意。”华淡然一笑，颔首将此事应允下来。

当时，还没有影印、照排、放大的技术。主家要多大的字，书家就得写多大，像劝业场牌匾属于“榜书”。写榜书是非常见功力的，不好写。事隔几天，华刚把牌匾写好，那位“使者”又送来二百现洋，面带难色地告诉说，因为一时疏忽，几乎贻误大事，劳烦先生在“劝业场”前再加上“天津”二字。华听了心里很是不悦，吩咐仆人当即铺纸研墨，挥笔写就“天津”二字。

华世奎还有两件轶事颇值一提。他任内阁中书行走时，与翰林徐世昌同拜在户部尚书祁世长门下。祁晚年得一子，十分喜爱，曾托华、徐日后照料。1930年祁“幼子”贫困潦倒，特从家乡来天津求助。华感念师情，赠其二百块现洋，又亲自去徐家代其求助。可徐对华说：“你近来卖字日进斗金，我的字赚钱不多。这样吧，我照你的数减赠一半。”事后华以此对后人谕讽徐世昌：“你们可要好好地练字呀！字练好了，比当一任民国总统都强！”因为徐世昌曾任民国大总统。

华虽系清室旧臣，但很讲气节。他与罗振玉私交甚深，罗曾劝他辅佐溥仪。他讲：“现在的皇上是满洲的皇上，不是大清的皇上，他穿西服，勾结日本人，背叛祖宗。我是大清的臣，绝不背叛先朝与其同流合污。”看来，他不像袁世凯、徐世昌那样野心勃勃，也不像郑孝胥、罗振玉认贼作父，投靠日本人。纵观他一生，其人性品格和鲜明的民族意识还是值得称道的。

邓散木其人其事

邓散木，名士杰，号粪翁、一足等，散木是其字，上海人。他在二十多岁时，就以书法、篆刻崛起于沪上艺坛。因此，有人称他是“天才”，但他的天才是勤奋和刻苦才得以充分发挥的。

邓散木小时候原是学外文的，十二岁时考进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华童公学。从这所学校毕业后，可以公费去英国留学。但在十六岁那年，有次他写了一篇很出色的英文作文，英国教师硬说不是他写的，争辩当中，还打了他。因此，他把英文书全部烧掉，回到家中便埋头钻研中文和书法。

当时，邓散木的父亲是上海会审公廨的一位文书，家境并不富裕，没有多余的钱给他买字帖。他就天天对着客厅里的四条屏学字，练了半年光景，写得很像了，他父亲就带他去拜见这四条屏的书写人——他父亲的同事李肃之，得到李肃之的直接指点。李肃之去世后，他便于十九岁那年，进入会审公廨继承了李肃之的职位。后来他回忆说：“那时我一天也能写到六七千字，虽不及李先生那么快，但在公廨中，也算是唯一的快手了。”而且，在工作之余，他每天在家里还要临摹几个小时的帖，总是未明即起，磨好一大砚池墨，临摹至日出方进早餐。下班回到家里还要写上一段时间。这个习惯，他一直坚持到老。

邓散木正是以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努力，使他的天资得到充分地发挥。不只是书法，在篆刻方面也是如此。他是三十三岁才从赵古泥学篆刻的，在此之前，全靠自学。他每天总要刻几十方印，每刻一印，都先要认真地在纸上描好印样，然后翻到印面再刻。刻一次不满意，就磨掉再刻，有时反复多次，从不草草了事。

邓散木给自己的书斋题写了一块匾额：“三长两短之斋”，这是他对自己艺术的自我评价，即篆刻、写诗、书法是“三长”；绘画、填词是“两短”。他自己说过：“世人但知我长于书法，其实我的篆刻和写诗都比书法好。”

邓散木的篆刻作品，不是从一字、一印入手，而是着眼于整体，注意气势和意境，所以每方印的整体感都很强，气势很大。他一生累积数本印谱，五千多方印拓，在雄浑朴厚、大气磅礴的整体风格下，每方印又都有不同的风貌。即使所刻的同一个十数方名章，其章法刀法，亦各不雷同。他不光注意印面文字，对边款也很下功夫，篆、隶、草、楷、行，各种书体都可刻入边款。偶一遣兴，他刻的造像、肖形，也都神完意足，饶有风趣。

邓散木的诗，也和他的性格一样，豪气纵横、奔放纯真，出手很快。他能把龚自珍的一句近体诗对成五十联；在三杯下肚，略带几分醉意的时候，文思更加敏捷，往往落笔成章，才华横溢。他一生留下诗篇达五百多首。

邓散木自谦的“两短”——绘画、填词，是与“长”相对而言的“短”，偶然遣兴，也还是颇有意趣的。

1934年，邓散木的书法篆刻展览在上海举行。章士钊先生参观后写了一封信给《晶报》编辑，说到“今日得览粪翁所设各体书法，并皆精妙。粪翁弟不知何许人，亦未闻有人道及，今世有此书法之畸士，而名誉不闻，似是读书人之公耻”，并附了一首赠给粪翁的诗：

粪翁鼻头着何粪？却惹荀令三年香。

偶尔龙蛇一挥洒，高堂素壁生奇光。

平生论书先人品，汀州嘉兴斯道强。

畸人畸行作畸字，矢溺有道其废庄。

据《辞海》解释，畸，通奇；畸人者，不合于世俗之异人也。故章士钊所说的“畸人畸行”，大概是指邓散木的“粪翁”之号及某些行为有些“怪”。

确实，邓散木为了表示其愤世嫉俗，使用了一般人不会使用的名字——粪翁。邓原名铁，字纯铁，自从书刻有了些名气，社会上相效改名用“铁”的一下子冒出了好些，他厌烦不过，干脆来了个“人取我弃”“人弃我取”，从三十岁后便易名“粪翁”，并名居室为“厕简楼”，自号“厕简子”。改用了这个名字后，果然无人再愿效尤了。

其实，“粪”字，取的是“粪除”的意思，也就是“涤荡瑕秽”，本来是没有什么可怪的。但社会上总认为粪是秽物，用以署名，似不太雅。邓散木的二女儿讲过当年这么一件趣事：有次一位求字者，先是当面称赞一番，然后声明润笔从丰，只要求改个署名，不用“粪翁”。邓散木当即拍桌子大骂，此人还不识相，仍哓哓不休，邓散木只好很不客气地把他逐出门外。

说到“怪”，邓散木的确有些怪脾气，怪行径。但这些“怪”的背后，有着他对封建社会的蔑视，有着他对崇洋媚外的抗议，更有着他对时政时弊的深切不满。1943年2月，日伪方面指定邓和白蕉及当时上海的另一位名家出席所谓“自由文化协会”，并作为发言人之一。邓接到请帖后随即当场撕毁，这件事在当时的上海是大快人心的。

还有，邓散木结婚时，不雇轿，不点花烛，不收贺礼，不摆筵席，只是给知己的朋友发了一张十分简单的明信片，并写明“所有繁文俗礼，一概取消，只备茶点，不设酒筵”等语。

对于当年的执政不满，邓将满肚子的牢骚表现在行动中，所以也被人目为“怪”。1935年在南京开个人作品展览时，他结识了大画家徐悲鸿，两人一起到酒楼痛饮，一边喝，一边骂执政府腐败，两人越谈越喝越有兴致，越骂越上劲，竟把邻座的顾客都吓跑了。

邓散木有着鲜明的爱憎，这爱憎，时时处处流露出来，可能这也使人觉得他有些“怪”。这里引他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首政治讽刺诗，题为《恭题孔老夫子像》：

镜中忽见便便像，高额乌须地阁丰。

行政有方宜姓孔，卖官无爵不须铜。

奴家天下三分定，裙带财神五路通。

天怒人怨谁管得，阿翁惯技是装聋。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孔老夫子乃当时独夫民贼之姻亲也。邓散木敢于在报刊上公开指责，其胆量是够大的，可敬可佩。

书坛巨擘沙孟海

1992年10月10日10时10分，画坛一代巨匠沙孟海长眠在杭州西子湖畔，走完了九十二年的人生历程。

沙孟海祖籍浙江鄞县大咸乡沙村，父亲为村中儒医。他在家行大，兄弟五个，以“文”字排行，他原名文瀚，又名文若，二弟文求，三弟文舒，四弟文威，五弟文度。五四运动后，他毕业于宁波第四师范学校。

为了照顾家庭生活，他中师毕业即到宁波一富商家当家庭教师，时称“坐馆”。他一面“坐馆”，一面刻苦自学，从而在国学与书法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在书法上，他先学王羲之，后学倪云林、黄石斋、沈寐叟，终于独出机杼，自成一家。

后来，他离家至沪，到上海钱庄中学任教。由此，得以结识康有为、吴昌硕、章太炎、章士钊、马一浮、沈尹默、徐悲鸿这样一些文化名人，尤其是吴昌硕，为他作诗题字，对他的书法十分赞赏。民国十七年（1928），他发表《近三百年的书法》《印学概论》等专著，被学术界认为是书法和治印领域的扛鼎之作。一年后，他辗转到广东，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时年尚不满三十岁。

十年内战期间，蒋介石设立侍从室。在侍从室供职的陈布雷赏识沙孟海，引荐其亦入侍从室，为蒋代笔一般应酬文字。空闲之余，对书法篆刻旁及文字、考古和古代史等作进一步研究，以至博古通今，成为大家。

沙孟海虽身居要津，但平时深居简出，与政要不相往还，对时局知之甚微。在南京时，有一次亲友问他：“最近行政院长张群说了些什么？”他竟不知就里地回答说：“张群是干什么的？我不认识他。”对方听后，遂瞠目以对，大失所望。

20世纪50年代初，他应聘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后被委任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不久，兼任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开创历史陈列法，主要著作有《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但他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还是书法，无论篆隶楷草，都精美绝伦，尤以行书独步书坛，其篆刻更驰名海内外，所著《印学史》《兰沙馆印式》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70年代末，年届八旬的他担任杭州西泠印社社长，又在浙江美术学院重开书法课，带研究生，教留学生。他所著《沙孟海写书谱》《沙孟海书法集》《沙孟海论书业稿》等饮誉海内，流播海外；即使到了九旬高龄，每天仍坚持伏案治学，不稍松懈。

1992年4月，浙江鄞县东钱湖畔，沙孟海书学院正式成立，学院镌刻的《颂词》曰：

一代宗师，书坛独步。

笔聚五湖浩气，书开一代雄风。

道德文章第一流，书名赫奕冠时俦。

毫端凝聚大江风，蕴借沉雄起势宏。

就在沙孟海书学院成立的当天，他不幸骨折倒地，虽经半年抢救，但仍于当年10月与世长辞。

回忆高二适

无焰残灯照楚骚，暗惊心迹上秋毫。

行文涩似填驴卷，求纸珍逾拾凤毛。

难得故人遥念我，了知退笔不辞劳。

客来倘问临池兴，唯望书家噪一高。

这是章士钊先生奉酬高二适先生的一首诗，字里行间流露出章士钊对高二适真挚深厚的情感和对高二适人品、学识、书艺的高度评价。

高二适，名锡黄，号舒凫，江苏东台人，是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他十八岁即任本乡小学校长，文笔过人，称道乡里。青年时代曾在上海读书，中年寓居南京城东三条巷六合里，刻苦自励，专治古典诗词及文字学，与陈树人、马一浮、于右任等名士唱酬甚密。

高二适一生治学勤奋严谨，潜心著作，他研究的章草力作《新定急救章及其考证》一书是他从1959年起广搜注本，详密细察，矫正历代所传诸本的讹误，历经十载寒暑完成的，为中国书法史和文字学的研究填补了空白。他对唐朝的杜、韩、刘、柳，宋之江西诗派的研究至精至深。诗作入典出新，书卷气浓厚。他用了近二十年时间著成《刘萝客文集校录》，章士钊看后惊叹不已，说：“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吾黵长岁又年，弥深企望。”

1965年在《兰亭序》真伪论辩中，高二适独持己见，对郭沫若的“后世依托”之论表示异议，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毛泽东看后，分别致函章士钊和郭沫若，在致章士钊的信中说：

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真、行、草墓石，草书不曾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

高二适文章于1965年7月23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同年7月的《文物》杂志也全文影印其手迹。

高二适在世时，平日只闭门读书，拒绝庸俗的笔墨应酬和拜访。曾有人登门拜访恭维高老是大书家，高老却说：“书家多得很，我非书家，你找错了吧。”高老书法流传甚少，并非他写得少，而是练字时写完一面，反过来再写，然后揉成一团扔掉。高老写字极少应酬之作，碰上老人烦了，不管你是什么显贵要人，用拐棍一指，开了旁门要你请出，否则，就要挨骂了。

高二适逝世近二十年了，他一生为人耿介爽直，磊落坦荡，真诚热忱。随着时间的推移，高二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成就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认识和重视。

女书法家萧娴

近见北京出版的《萧娴书法选》，方知这位中国近代卓越的女书法家仍在笔走龙蛇。

萧娴字稚秋，号蜕阁，又号枕琴室主，1902年生于贵阳。其父肖钱珊是南社成员，诗书俱佳。萧娴幼年经常随父出入南社，人称“南社小友”。平时，为父亲拂纸磨墨，处处留心书法，暗中摹习。一次其父作书于案，适因事外出，萧娴一时兴起，便摹仿父亲笔意书写一幅，其父归来，大为惊异，要她当面再写，始发现女儿才华，从此对她加意培养。

萧娴正式习书，涉猎唐碑，转习汉魏，更及金文石鼓，打下了坚实基础。十三岁时，曾为广州大新百货公司落成典礼书“大好河山，四有兆众；新辟世界，十二重楼”丈二匹对联，被誉为“粤海神童”。两年后，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为筹款劳军，宋庆龄邀集当地名家举行书画义卖，萧娴亦应邀出席，她的作品销售一空。有一条屏，为好事者争购，出价从十六元大洋起，不断加码，最后为一知名人士以一百元大洋购去。宋庆龄亲授萧娴以奖状和奖章。

后来，萧娴临写的“散氏盘”铭文，被其父的一位朋友拿走，辗转传到南海康有为手里，南海当即作诗曰：

笄女萧娴写散盘，雄深苍浑此才难；

应惊长老咸避舍，卫管重来主乩坛。

投桃报李，萧娴也写了“大哉南海，撮尔须弥”的榜书楹联相赠。这一老一少，书信往来多年之后，才在上海愚园路南海寓所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当时有许多书画界人士参加祝贺，其中先到康氏门墙的书画家刘海粟也在场。

1932年，萧娴篆书《临碣石颂》，曾集刊于《当代名人书林》，一时蜚声南国。

“七七”事变后，日寇逼近南京，萧娴一家准备西走。临行时，一位朋友来做说客：“你的书法在日本有影响，日本人来了是不会亏待你的。”她说：“我们不愿当顺民。”随后便携儿带女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为了生计，她还得卖字，于是作两首《鬻字自例》诗，其一：“一枝笔走三千里，八口家余四壁风。显得千缗易尺楮，墨池便许放鹅笼。”其二：“早年托迹在碑林，翰墨生涯本素心。汉白元朱酬凤好，只须一字一千金。”

萧娴逃到重庆后，看中了一方砚台，终于凑钱买了下来。把玩之余，作了一首诗刻其上。序言是：“避寇流离来渝州，身外物已佚尽，友好每向予索书，因购此砚，发墨可喜，赋诗刻砚样以志墨缘。”诗是这样写的：

顽性真如石，生涯却是田。

此心坚自守，应不怕磨穿。

作为知名人士，社会各界都十分关心她。“那个女书法家怎样啦？”她不能一一作答，只好写了一首七律传递给关心她的朋友们：

连天烽火孕时艰，七载流亡幸健顽。

寄予故人休系念，萧娴仍旧是萧娴。

在书法事业上，萧娴是极笃实用功的人，平生与“三石”（即“石鼓文”“石门颂”石门铭”）结下了不解之缘，故人称“三石之家”。此外，她又曾着意揣摩过“散氏盘”的笔意，论者对其书法渊源，又有“三石一盘”之说。

戎马墨海忆舒同

舒同，字文藻，又名宜禄。1905年生于江西东乡县。他五岁即已开始习书法，至十四岁已有善书之誉。1921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1926年后，辗转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曾一度以鬻书为业。1930年开始戎马生涯，但即使在军务倥偬之际，仍潜心书艺。他利用书写告示和标语口号等机会练习书法；行军路上，在马背上比画；途中小憩，在膝盖上练字。因此，曾被毛主席调侃为“马背上的书法家”。

在舒同心目中，枪炮是武器，书法亦是武器。笔者尝见他解放战争时期写的一副中堂。当时他任华东军区三野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将领郝鹏举倒戈起义，把国民党部队改编成了革命军队。在改编的过程中，舒与郝有很多交往，向他晓以大义，指明方向，特以诗书相赠。诗云：“侧势远从天上落，横波杂向弩中生。静如油漆轻轻抹，动似蛇龙节节衔。”整幅作品气势恢宏、遒劲俊迈，运笔纯熟，跌宕如屋漏痕、如折钗股，结体揖让顾盼、生动有致。应该说，在特定的时期，书法起到了枪炮所起不到的作用。

综观舒同的书法，原从“二王”入手，继以颜、柳为本，掺之以米南宫、何绍基诸家结构而自成一家。所作宽博端庄、圆劲婉通，用笔沉重，藏头护尾，点画润厚流畅，别具风格，被称为“舒体”。

舒同尤以善写大字闻名，对求题匾额巨字者，他绝不采取小字放大办法，而是需要多大就写多大。这一点，在当今书坛极少有人能做到。1962年，毛泽东主席曾亲自推荐舒同为“全国农业展览馆”题匾，据说每个字有乒乓球台那么大，写了一张又一张，直到满意为止。

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北京成立，时年七十六岁高龄的舒同被推选为第一届书协主席。从此，别具一格的“舒体”便更广泛地出现在全国各地。至今，有许多报纸、刊物都保留了他题写的报头刊名。由于各地求教求书者太多，为满足广大书法爱好者的要求，他专门书写了楷、行、草三部字帖，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舒同一生清廉，淡泊明志。除在20世纪20年代因从事地下斗争需要出售过自己的作品外，一直不曾卖字。但在他去世前，他曾为自己的书法作品而走上公堂，状告北京荣宝斋未经许可擅自出售他的书作。他在诉状中称：1986年4月，荣宝斋以陈列为由从原告处借走十五幅作品，并立下字据，后荣宝斋未征得作者本人同意，擅自将其中一幅“虎虎生辉”售出，余下的十四幅作品至今不曾交还，云云。

吴昌硕与西泠印社

在西湖西泠印社小龙泓洞的岩壁上，凿龛立有一尊艺术大师吴昌硕的铜像，而在铜像东侧的规印崖上，建有一座砖木结构的中式平房，依山取势，古朴典雅。这便是吴昌硕在杭州的居所“题襟馆”。吴昌硕每次到西湖，都住在馆中，他曾说：“居于此，则湖山之胜，必当奔集于腕下，骈罗于胸中。”可见他对西泠印社的感情。

在“题襟馆”，吴昌硕吟诗作画，撰书治印，每每佳品迭出，如画有《西泠印社图》，写有《西泠印社记》《隐闲楼记》等。他的诗，取法唐宋诸家，清新淳朴，旷逸纵横；他的画，初法“四王”，后得石涛、八大山人、老莲之风，融会贯通，独开大写意花卉的门径；他的书法，初师颜真卿，后法王羲之，并熔秦篆汉隶石鼓于一炉，自成宗派；他的篆刻，初师浙派，后融皖派，取诸家之长，古朴苍劲，虚实相生，把数百年的印学推向到新的高峰。

故而于右任有一联赞曰：“诗书画而外复作印人，绝艺飞行全世界；元明清以来及于民国，风流占断百名家。”

在西泠印社成立期间，有一名叫河井仙郎的日本人，向吴昌硕写信求教，信中夹着篆刻作品，吴昌硕看出这是一个颇有造诣的日本篆刻家，他欣然命笔，表示愿与国外同行会晤，探讨艺术。

过后不久，河井仙郎果然与出版过《吴昌硕画存》的田中庆太郎一起来到杭州，拜会吴昌硕。他像小学生拜见老师似的，叩头执弟子礼，说着刚刚学会的中国话：“你老人家好！”吴昌硕忙说：“快坐下！同行三分亲，见面是朋友。”“先生书、画、印，无不兼能并擅，今日得见，大慰平生！”从此，河井仙郎经常讨教于吴昌硕，或摩挲金石，品评印谱；或谈书论画，各抒己见。

经吴昌硕的介绍，河井仙郎广交印人，与著名篆刻家丁仁、王禔、叶为铭、吴隐等人交往频繁，意趣款洽。河井仙郎回国时曾向吴昌硕告别，吴捧出自己的作品相赠。河井仙郎热泪盈眶，久久地叩头。他恋恋不舍地走出门口时，忽听吴昌硕又叫着：“回来！把一盒西湖藕粉也带上！”“先生，你自己留着吃吧。”“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藕断丝连，这藕粉你一定得带回日本去。”“是，学生从命。”后来，河井仙郎治印艺术大进，创立了浑厚清超的艺术风格，成为日本杰出的印学家。

1921年秋，他七十七岁，原藏在浙江余姚周家的一块距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的汉碑《三老讳字忌日碑》，被人辗转卖到上海，落入日本人之手。这块碑是东汉建武年间的遗物，是浙江仅有的两块汉碑之一（另一块是《跳山丈吉买山地记》），很有历史价值。吴昌硕得知消息，就发动西泠印社社友募集八千元巨款，把它赎了回来。现此碑珍藏在专为它而造的“汉三老石室”里。

张樾丞及其“同古堂”

在北京的琉璃厂，有一家图章墨盒刻字店，名叫“同古堂”。其创始人张樾丞，是驰名的篆刻大师。新中国成立时，第一枚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印就是他镌刻的。

1881年张樾丞出生于河北新河县。幼时家境贫寒，十四岁便徒步到北京，在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当学徒。他不吸烟，不喝酒，不饮茶，不打牌，唯喜看书和钻研技艺。在他十八岁那年的一天，有位顾客领取印章后，对质量颇为不满，提出了难度很高的字样要求。正在店主和各位师傅面露难色、双方僵持不下时，他挺身而出，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在场的人无不为他捏一把冷汗。过后，他不慌不忙地刻了起来，并按时把刻好的印章送到顾客府中，那顾客对印章非常满意。从此人们便对他另眼相看，店主破格让他提前出师。

张樾丞出师后，在“来熏阁”租了一柜台，开始了自己的刻字生涯。他所以选中“来熏阁”，主要是看上了此处规模大、收藏广的特点。他白天刻章，晚上看书练字，而且常与一些文人墨客交往，从而使他在学识和技艺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其印作独具慧心，遒劲有度，慕名前来刻印者与日俱增。有一天，“藻玉堂”店主请他为梁启超刻印章，他用尽平生绝技，刻制了梁启超亲笔书写的“龙飞虎卧”四个大字。梁启超看后倍加赞赏，此章成了他的成名之作，被内行人称之为“铁书银钩”。

1912年，张樾丞自己在西琉璃厂开了一处图章墨盒店，有门脸三间。谈到店的名称，还得从张樾丞的一次奇遇说起。原来，张樾丞有一个收藏文物的爱好，每天早上都要到“鬼市”去遛上一遭。有一天，他在地摊上见到一个生满铜锈、布满黑泥的旧铜盒状、似脸盆又不是脸盆的铜盆。虽不清楚做什么用，但总觉得有些来头，便决定买下来。张樾丞知道，你越是想买的东西，越要装作漫不经心，否则，摊主见你特别重视，非得坑你一把不可。于是，他把铜盆随手扔在一边，然后找了几件不值钱的小玩意儿琢磨起来。小贩见他喜欢，使开始漫天要价，张樾丞和他争了一会儿，顺口说道：“好吧，不争了，谁让我喜欢呢？不过，你得把那个破脸盆搭给我，拿回去喂鸡用。”小贩一看占了便宜，就顺口说了声“拿去吧”。

张樾丞回到家，里里外外一清洗，铜盆终于露出真面目。只见其四周刻满凹凸不平的文字，兼有图腾花纹，原来是一绝世珍宝——汉代铜鼓。他惊喜万分，决定借其谐音，给自己的图章墨盒店起名为“同古堂”。

同古堂主要是刻制印章和铜墨盒，兼营字画古玩。由于技艺超群，引来许多名人要人常在此谈古论今、切磋技艺。蔡元培、胡适、徐世昌、段祺瑞、康有为等都曾至此一游。清逊帝溥仪听说后，下诏令其刻制了“宣统御笔”“宣统之宝”等御玺，后来均成为传世之作。

刘淑度篆刻成名

刘淑度这个名字，也许有人不知道。但是她为鲁迅先生刻的“鲁迅”“旅隼”两方印很多人都见过。鲁迅常把它钤在书的封面上。

齐白石弟子很多，其中有三个专学篆刻的弟子，刘淑度是唯一女性，还是佼佼者。1925年刘淑度在师大附中女生班读书时，国文教师董鲁安看了她刻的印，说可以拜齐白石为师。书法家张海若看了她刻的印，也建议她去找齐白石。于是刘淑度找到了北京艺专学生、齐白石的学徒李苦禅，求其向齐说项。李与齐白石老人谈及此事后，齐借口年老，不肯接收。1927年齐白石破例收年龄超过四十的于非闇为徒，李苦禅又向老人提及此事，齐白石要求看看刘淑度的作品。他一看刘刻的印后，立刻说：“叫她来吧！”于是刘淑度拜在齐白石门下，成了当时唯一的女篆刻家。1932年齐白石亲自为刘淑度订润例，挂笔单，每字两元。他在笔单上写道：“门人刘淑度之刻印，初学古人得汉法，常以印拓呈余，箧法刀刀无女儿氛，取古人之长，舍师修之短，殊为闺阁特出也。”

这张笔单很出名，当时我在琉璃厂淳善阁看到过，曾一时传为美谈。

1930年刘淑度在女师大毕业。翌年到燕京大学帮助郑振铎编《中国文学史》，这时郑振铎托她为鲁迅镌了上述两方有名的印。刘淑度持两印请齐白石指正，老人指出“旅”字布局不好，建议磨掉重刻。但郑振铎急于和茅盾携印赴沪，来不及重刻，就只好如此了。这一时期，刘淑度为郑振铎、冰心、郭绍虞、顾颉刚、俞平伯、许地山等著名作家都刻了印。

1946年齐白石应邀到南京、上海举办画展，刘淑度在南京见到了阔别多年的齐白石老师。当时齐白石已在刻“年八十六矣”这方印，就随手为她用自己调的印泥盖了本印谱，首页就盖了这方印，前面亲笔写了篇序：

淑度白石之门人也，北京别来已越六载，今逢于南京，值予正刊此印，求拓之，以记事。

丙戌十一月一日

不见刘淑度几十年矣。友人来信说，老人健在，已八十多岁，有时偶尔挥刀治印，海外华人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都求她治过印。听说最近北京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要出版她的印谱，作家冰心已为之写序。

装裱大师刘金涛

友人在北京购得一幅名画，特请装裱大师刘金涛装裱，一饱眼福，果然名不虚传。正应了大画家傅抱石讲的：“三分画，七分裱。”确实，好的裱工不但可使作品大为增色，而且可以使其“延年益寿”；蹩脚的裱工则会使作品大为减色，甚至因此受到不应有的损坏。

1934年，年仅十二岁的刘金涛从河北省枣强县沿途乞讨到北京谋生，在琉璃厂裱画店学徒时，起早贪黑，刻苦学艺，十年后，终于练得一手好装裱技术。他拿出平时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的一笔钱租得半间房子，便自己开业裱画。可是由于他年轻，而裱画又是个“利小关系大”的行当，所以开始生意不太好，只能勉强度日。

1946年，绘画大师徐悲鸿出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看到了由刘金涛装裱的一幅画，大为赞赏。当结识刘金涛之后，更是喜欢这个为人敦厚的年轻人。为了帮助刘金涛，一天，徐悲鸿设家宴，向应邀赴宴的齐白石、叶浅予、蒋兆和、李苦禅等著名画家介绍刘金涛，并请诸位画家每人作画三张，交刘金涛装裱。装裱好的画展出时，盛况空前。徐悲鸿还专为刘金涛题写了门匾“金涛裱画处”，刘金涛从此名声大振。昔日门前冷落的金涛裱画店，很快生意兴隆起来了。

刘金涛裱的字画干净、平整、柔软，镶料与书画颜色搭配恰当，色彩协调，明朗典雅。一件书画作品，一经他装裱，其墨色的变化，光线的明暗，用笔的气势，都会立时显现出来，宛如锦上添花，成为一件珠联璧合的艺术品。因此，他深得书画家们的信赖。据说徐悲鸿珍藏多年，盖有“悲鸿生命”印记、世人称为“国宝”的古书《八十七神仙图》，北京人民大会堂有一幅关山月、傅抱石合作，长达二十四米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还有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松鹰图》等皆出自这位装裱大师之手。

吴作人曾为刘金涛题字：

余与刘金涛之谊至今已四十余年，京华诸名画家莫不求其裱画。他虽已过花甲，壮心仍不减当年，仍孜孜为之尽劳，精益求精至可钦佩。

20世纪40年代末，笔者曾与刘金涛有一面之交，深感其不仅技艺精湛，人品也颇为厚道。书画家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与艺术生命，对裱师总是不惜一切地打交道，“卑辞厚币，如待厚宾”。

可刘金涛总是把钱看得很淡，而把友情看得很重。他铭记徐悲鸿对他的教诲：“做裱画艺人，不做裱画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