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还有明天

我家以前住在五楼，后来搬家，还是住在五楼。

在南方，六七十年代留下的老式住宅楼，多数都建到七八层。虽然没有决定权，但我总在心里暗暗谋划，住在三楼最好。一楼二楼太吵，看上去容易招贼，顶楼太高，又没有电梯，每天数着台阶爬楼，太辛苦。住在五楼，好像还凑合？在小区里占据一个中间偏上的位置，发呆的时候能盯着对面的楼，看看谁也趴在窗台看外面，数一数有多少人家在夜里亮着灯。

后来搬去另一个五楼，对面没有楼房，小区铁门外有一条小溪，被垃圾砌成了水沟，旁边有几户很旧的农舍没有拆掉，几乎就要倾塌的几根漆黑的木柱子撑着，里面早就没人住。于是窗外的风景便只有它们，看久了几乎像是在等待，等着有人来收拾这几间屋子，收拾那条水沟。

小时候住在小地方，却总盼着大事发生，从五楼搬到五楼，这种小事让我感到无趣，生活怎么一点变化也没有。

后来在北京，搬了几次家之后，竟然还是住在五楼。我很晚才意识到这个巧合，其实也没真的把它当作巧合，因为在巨型城市里生活，就像在远洋的深海里游泳，人没什么选择。五楼在这里根本算不上高处，绝大多数楼房都装电梯，每层之间的差距不过几秒钟。窗外也没什么景色，没人会在窗台上探出头，外面有人吵架、发酒疯，有狗乱叫，只需要在屋里咒骂。人变得迟钝、懒惰。我也不再像过去的我，一层一层去计较，去想象自己要在几楼。

再有清晰的楼层意识，是到《单读》工作以后。这座四层小楼躲在一个大院，一个国有单位的大院里，外墙覆满一层爬山虎，大门开在草丛深处，被一排海棠和一丛竹子挡着，初次来根本找不到，仿佛它真的在躲避什么。一楼是书店和咖啡厅，二楼是开放空间，做沙龙和展览，以前我来，通常匆匆就走，觉得这种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不适合逗留。直到后来，走上了“参观止步”的三楼四楼，坐进了这里的办公室，我才真正走入它的结构中。

一道楼梯贯穿了这座房子。一楼二楼的楼梯铺着木地板，到了三楼就换成了水磨石，墙面的颜色也有变化，楼下水泥的颜色裸在外面，楼上挂着海报和照片，把墙刷成了白色。楼道狭窄，只够两人过身，窄到不能像在电梯里那样对遇到的人无动于衷。也没有别的风景了，只有每层开一扇小小的窗户，在窗外攀爬的植物总是把天光拖拽到那点有限的空间里，交缠出各种出人意料的画面，天晴的时候比烈日诗意，雾霾的时候又比雾霾温柔。每天上班，我都穿过它们，走上四楼。

想事的时候，我就慢慢走，慢到足够看清墙上凸出的钉子，跨上每节台阶都像跨过一个难题。着急或者振奋了，就快走几步，甚至跑起来，别看只有矮矮四层楼，夏天时也能走得大汗临头。有时会突然被自己陷入这种旷日持久的重复吓到，有时又侥幸于在喧哗的巨变中，还始终拥有这上楼下楼的几分钟。

小时候的挑剔，对于变化、成就、一个更庞大的未来的渴求，好像直到这个新的常态的建立，才渐渐平息下来。四楼之外的生活如火如荼，我也投身进去，而楼里这条僻静的通道，日夜奔流，竟已过去四年了。

现在，我即将告别这段走楼梯上下班的时光。在《单读19》出版的时候，我们的编辑部应该已经搬离花家地，去往东风乡。这是我们在这座楼里制作完成的最后一辑《单读》。同事做了一张告别海报，我看他们用的照片拍的就是四层楼道里唯一的那扇窗户，那是我最喜欢的风景，我才想到应该在这本书里，为它、为这四年的生活写点什么。

《单读》是在这座楼里获得新生的。一开始参与进来，就像以前住在五楼向外看，它完全外在于我，好像一个更大更远的传统，需要去靠近，小心地揣摩。因为能力和经验的限制，以及对出版的敬畏，我和它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害怕冒进和犯错，很多想法都长久停在想象中。后来发现，这种安全感是虚妄的，它阻碍了真正的热情。在今天做出版物，如果不能提供独特的视角，不能提供人的温度，也就不再具有价值。自我必须作为原材料，投入进去，才能把楼道里穿过玻璃和植物到达我们身上的光影，传递给读者，让彼此感受到对方的感受。

我努力回忆这个过程里真正宝贵的、激发过我的东西，好像不是那些精致、浪漫的情绪，而是看起来难以忍耐的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是对价值观、风格、纸张、字词、标点符号等等事物的重复。一篇文章写完，就开始写另一篇，一本书做完，再做一本，这个夜晚过去了，明早起床会再迎接一个。就像爬楼。重复成了最好的镇静剂，推动着我，更准确地分辨出那些个人的、作者式的敏感，让它们沉默，而留下那些更能与人通约的部分，与人交换，被人说服，既妥协又顽强地，留在这栋房子、这个世界的内部。

这次我们以“未来”为题，也是从内部进入的。它不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的预言，好像用些刺激的、炫目的、烟花般的句子，就能自带科幻片的效果，自动照亮人的前路，而是在想象未来之前，首先打破对未来的想象。

未来是一种幻觉，我们不因整体上的悲观而放弃它，也不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正活在兴头上就必须对它充满期待。更真实的情况是，每个人都处在同等的迷茫中。对未来失去追踪，某种意义上让人如释重负。那就更加热烈地了解过去吧。去反省，现在自己该做点什么。

我们在海边组织演讲，在文体上不拘一格，发表实验形态的小说，寻找新的写作者。捕捉那些不确定、未完成、新出现的事物，原本就是《单读》最迷恋的工作。它困难而易逝，琐碎又宽阔。它可能通向许多方向，而不只有未来一种。在那些模糊的、非线性的进步和实践中，未必会有某种新的价值横空出世，但有一些准则会被再次证明是不可放弃的，它们将穿越时空，被文学、伦理和人的情感所保留。

以前，我觉得自己面对不了离别这种煽情时刻，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接受它。成长带来的一个变化是，我们开始能够分清楚哪些是真正的离别，哪些是真正的痛苦。流浪的书店训练我们的敏感，而一次又一次重建《单读》的工作，让我们健康起来。能在这里工作四年，秘诀可能首先是忍耐，而不是什么坚持。也不是一段多么长的时间不是吗？走楼梯的故事，并没有让我从此相信人往高处走，它带来的真正的教育，是人不应该那么害怕爬楼。小时候的构想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不需要自己付出实际的努力，而未来之所以令人苦恼，在于我们并不舍得真正为之改变，世界的结构似乎已经闭合，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突破。其实未来也是一段可以度量的时间，到未来去的路程，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走更远的路，持续地做，来回地走，没那么容易看到终点罢了。如此一来，就不必再神秘化任何关于未来的讨论，未来并不遥远，明天就是未来。

撰文：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