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游国恩先生

吴小如

1947年秋天，我考入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做插班生，从这时开始，我就选听游老的课。但正式同游老接触，经常到游老家里问业，则是1948年的事。从那时算起，到1978年夏天游老病逝，前后整整三十年。游老从大学一毕业就开始教书，现在有些70岁以上的老人都曾经是他的学生。作为游老的门人，我的“资历”还是比较浅的。但这三十年中，除了在外地工作以及参加“四清”、去干校外，从追随游老的绝对时间上讲，确又不能说短。游老离开我们瞬历两年，每当我一想到他老人家慈祥的面容和谆谆的教诲，以及他那以仁者蔼如之言与弟子们促膝谈心的虚怀若谷的谦态度，就不禁泫然欲涕。现在谨以这篇小文作为缅怀老师的一点心意，实不足以彰游老的清操亮节于万一。

一

人们的印象总以为游老是一位不问政治，只搞学问的学者，其实并不尽然。就在全国解放前夕，游老对国事和时局不仅殷切关注，而且旗帜鲜明，是非感十分强烈。47年开学后，游老从故乡临川回到北京，因买不到船票而迟到了个把月。第一堂上课，游老首先就上课时间推迟一事向同学们表示歉意，随即谈锋一转，说到船票因内战而难买，并结合自己北上途中的见闻，面对上百个学生向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表示了强烈愤慨。这就反映出游老过人的胆识。

人们决不会忘记，刚刚解放不久，华北革大在北京西苑开学招生，抽调一批批干部、工作人员、教授、教员以及文学艺术工作者等各方面人士去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在北大中文系，游老是最先报名参加该校的学员之一。这确使当时不少与游老有过从的人感到惊讶。可见那时游老虽已年逾半百，其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一片赤诚，和他自我改造，勇于投身革命熔炉的决心，却是真正见诸行动、表里如一的。

院系调整后，我由我的两位老师（游国恩和俞平伯）做介绍人参加了九三学社。不久，游老被选为北大支社的领导人，我一度担任支社秘书工作。为了发展组织和抓紧社内同志的思想改造，游老曾煞费苦心。有事弟子服其劳，作为一个年轻人和学生，我承担跑腿工作原是理所当然。但游老有时竟忘了疲倦，忘了时间，经常为支社工作或者分派我做什么工作，或者同我商量什么事，唯恐耽误了时间，总是一趟趟到我家来找我，丝毫不摆老师或领导人的架子。我劝游老不要这样辛苦，并表示我应更经常、更主动地去看游老。游老却笑着说：“锻炼身体，多走走不要紧。”直到我告知游老，我已买了一辆自行车，不用步行跑路了，而且在我住处附近已装上传呼电话，游老这才不再事必躬亲，一趟趟跑来找我了。

从1952年院系调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每逢党一次次发出动员令，一次次开展群众运动，游老总是积极响应，从不后人。甚至在1958、1959年，在“双反”和“拔白旗”的运动中作为被批判的对象，游老不仅对党和群众毫无抵触情绪，而且遇事泰然自若，从不怨天尤人。在同我个人谈话时，要多的是严于解剖自已，鼓励我不要蹈他只钻业务的覆辙；甚至从关心我的命运出发，在他受批判时让我少同他接近，免受牵累。现在我反躬自问；我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抓得不紧，业务上也常有自满情绪，实在有负游老这些年来对我的期望。追怀往事，真不禁使我愧悔交并。

游国恩先生夫妇摄于60年代中期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风雨，游老经住了考验。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迟群之流在北大胡作非为，游老保持了他坚贞不受屈辱的晚节。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游老悲恸欲绝，立即写了挽诗，并亲自送交中文系总支。听阴法鲁同志说，游老在毛主席逝世时，也十分悲痛，同样写了挽诗，并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十分关心。这充分说明游老热爱党、热爱领袖是发自肺腑，没有丝毫矫饰的。“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游老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以久病之身从事于被迫搁置多年的《楚辞长编》的整理工作。就在住院疗养期间也没有中断。甚至在他老人家逝世的前一天，还在伏案检书，挥笔撰述。这不仅由于游老对做学问一贯热爱，主要还由于他老人家具有一颗真正的爱国心，希望在自己垂暮之年能为四化多作贡献，才这样奋不顾身地忘我劳动。我以为，这是游老身上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品质、好作风。

二

这里顺带谈谈游老平时严于律己和日常待人接物的态度。游老过去是吸烟的，后来因身体不好，决心戒烟，并付诸行动。开始我问游老：“先生（这是对游老一贯的称呼）真的不吸烟了？”游老说：“不敢说，比以前吸得少一些，有时偶尔吸一支。”过了很久，我一直没有再看到游老吸烟，就又问了一次。游老说：“算是不吸了，但没有把握。”几年过去了，十几年过去了，一直到游老病逝以前，我当然没有再问，可是游老却在不声不响中把烟戒掉了。但游老从不勉强别人戒烟，有时还用好烟待客。游老的学生们不仅可以在游老面前自由吸烟，就是高谈阔论，甚至有时说话离了题出了圈，游老也从不板起面孔训人；有时逼不得已，也只在适当时机提醒一下，发人深省，让出言不慎者自己警觉。这真是蔼然仁者之风，而这一切，我是有亲身经历和体会的。

游老无论从道义上或经济上都热心援助别人，也是人所共知的。前些年，竟有一个骗子冒充某位老先生的儿子，骗去游老当时手头仅有的几十块钱。游老发觉后，当即向校系领导报告，引起大家警惕；对他自己的损失，却只一笑置之。另一方面，游老对于别人的赠与却是一介不苟取的。记得三年困难伊始，我在游老家闲坐时听到游师母对游老说买肉困难。过了不久，恰逢节日。我母亲在城里排大队，只买到一对猪腰子带回来过节。我登时想到游师母前几天说的话，便把这戋戋之物给游老送去了。游老当时不在家，师母把东西留下。过了节我去看游老，他老人家却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那天我回家，听说有人送来吃的东西，我埋怨你师母不该随便收下，不打算派人送回去。后来听说是你送来的，我想，你送的东西我还是可以吃的，这才没有送还给你，现在只有多谢你了。”我听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深深为游老这种严于律己的态度和对我的深情厚谊所感动。70年代初，游老已经患病，一位香港某大学的老教授是游老的老同学，曾来北大探望游老，表示如果需要什么药物，他可以买了寄来，并请游老不要客气。游老有一次问我，某种药品国内有没有卖的？我答：“没听说有。”游老随即提起此事。我就说：“那不妨托他买点嘛！”游老摇摇头没说话。当时马汉麟同志在座，也没开口。事后汉麟对我说：“你还不知游老的脾气，他是决不轻易向人张口的，更不要说是国外的朋友了。”

1971年，我从江西干校回到北京，当时在系里掌权的一位工宣队师傅找我个别谈话，说：“有人检举，游国恩多分了集体科研的稿费。检举的人说是听你讲的，你曾为这事心里不满，因为他多分了，你就少拿了。”我登时火冒三丈，但最初还是按捺着性子解释，说根本没有这事。那个师傅就一再“做”我的“工作”，逼我承认确有此事。我实在忍不住了，才说：“我了解游先生，他决不是那样人，你不要以为知识分子就认得钱！”我又说：“是谁检举的，把他请来当面跟他谈。除非这个人有精神病，否则他不可能说这样的话！”这场不愉快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事实上，游老所主持的几个集体科研项目，书籍出版后他只拿了极少的稿费，大部分都分给了合作者。1961年，我们几个人因为游老坚决不接受一笔稿费，还托过中文系总支的统战委员去向游老“游说”，他才勉强收下的。可是在林彪、“四人帮”当道的那几年，竟会编造出这样的鬼话来诬蔑游老，真是血口喷人。对比起游老为人的光明磊落，更使我增加了对他的敬佩和怀念。

三

下面谈谈我个人对游老治学问和带徒弟这两方面的粗浅体会。

游老的学问渊博，功力湛深，体大而思精；但从不轻易著述，晚年尤为矜慎。在游老的门人中间，我自问够不上升堂入室的水平，充其量不过是望夫子之门墙而未入其宫的一个普通学生。因此要我来为游老的学术成就做一番总结工作，是远远不够资格的。但我在47、48年，曾连续听过他四门课：中国文学史、楚辞、古文选读及习作和唐宋文学史。从55年末到59年初，我在游老亲自主持下进行了《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两书的注释工作。每当遇有疑难问题便随时请教，以及平时追陪末座时聆听他的教诲，因此对游老治学问和带徒弟的方法和道路还算有个大致的了解。当游老逝世不久，有一位与游老年辈相若的长者听到这不幸消息时，曾对我感慨万端地说：“要想再出一个像游先生这样的人才，不知得再过多少年了！”

游老治学的方法和途径，照我个人的体会是：首先尽量述而不作，其次以述为作，最后水到渠成，创为新解；而这些新解却是在祖述前人的深厚基础上开花结果的。因此，本固根深，枝荣叶茂，既不会风一吹就倒，更不是昙花一现，昨是今非。所谓述而不作，就是指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或一部著作，首先掌握尽可能找到的一切材料，不厌其多，力求其全。这是第一步。但材料到手，并非万事大吉，还要加以抉择鉴别，力求去伪存真，汰粗留精，删繁就简，惬心贵当，对前人的成果进行衡量取舍。这就是以述为作。如果步前贤之踵武而犹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就要根据自己的学识与经验，加以分析研究，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成为个人的创见新解。游老毕生孜孜不倦地致力而终于未竟其业的《楚辞长编》，是最能体现这个精神的。游老常说：“要搞寿世之作，不要写酬世之文。”游老一生治学谨严不苟，巨细不遗，同他提出的这个口号也是密切相关的。

游老之力求全面掌握材料，其范围是很广的。做学问的路子也是很宽的。用旧的话说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他要求学生不仅要有专门知识，而首先要成为通才。不仅在文学领域内能触类旁通，还须在文字、声韵、训诂各个方面都能有发言权。在他晚年，更极力主张青年人必须深入学好文艺理论。有人认为游老只讲考据，只占有材料而缺乏理论和观点，这实在没有说到点子上。只是由于游老晚年十分谨慎，常感到学然后知不足，不肯轻易著述，致未能尽展其长，这实在是祖国学术界一大损失。当然游老对经史百家和历代诗文十分熟悉，有些专著更是“得手应心”，了如指掌。我能受业于游老这样一位渊博的老师，已感到十分光荣和幸运了。

游老在60年代初，曾受中宣部和高教部委托，与王季思、萧涤非、季镇淮诸先生和费振刚等同志，一起主编了一部《中国文学史》。游老对这部集体著作确付出了极大精力。从拟定提纲到审阅定稿，每一环节和步骤，游老都亲与其事，亲自翻书和动笔。其态度之严肃、用力之勤劬、关注之殷切，凡是当年参与编写此书的同志，无不记忆犹新。这充分说明游老热爱集体工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因而才这样忘我无私地进行不懈的劳动。

我在游老主持下，编注了先秦、两汉两本分量较重的文学史参考资料，这实际上是游老在把着手教徒弟。这两本书问世已二十多年，虽然还有不少错误（责任在我本人），但在国内外颇获好评。这完全应该归功于游老对我的具体指导。我通过这一工作，深感游老带徒弟的办法是很科学的。归纳为一句话，即严格要求与放手使用相结合。工作开始时，从选目、体例以及注释中应注意的事项，游老无一不交代得有条不紊。一部分初稿写成，游老仔细批改，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等到我摸熟门径，并表示有信心和决心完成任务时，游老就郑重宣布；“以后由你自己放手去做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必事事请示，我也不再篇篇审阅了。”这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我的积极性，从而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使我也敢于动脑筋了。当然，遇有“疑难大症”，还得依靠游老解决；而有些篇章，事后经游老过目，仍作了若干修改。总之，游老对我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既关心又信任，使我这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既培养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又体会到学问的甘苦，既敢于承担重任，又时时不忘游老所指引的方向。

这里还想谈两件事。一是有一次我委托游老的另一位学生去查阅并标点一篇材料。这位同志由于没有看懂原文，竟擅自把书上的一个字改动了。游老当即找到我和这位同志，当面郑重告诫我们，要随时谦虚谨慎，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另一件是当我注释到《楚辞》部分时，游老发现我在注文中大量引用了他本人已发表过的文章，便立即决定一条原则：“这两本书一定不许引用我的东西。”游老说，我们不能“老王卖瓜”、“戏台里喝彩”，一定要谦虚。这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75年的初秋，我遇到一个难题，便去请教游老。不想游老正在发烧卧床。我问过病情，便准备告辞，不想用业务上的琐事来打扰他老人家了。谁想游老已看出我的心事，就直截了当地问我是不是找他来问问题。我只好实说了。游老身在病榻，手指书架，告诉我翻开哪几本书，找哪几段材料，我照着游老所指点的去做了，难题迎刃而解。我心里又激动又难过，深为游老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种所感动。而游老却说：“不要为我担心，你来问问题对我并不是负担，你看我只用手指比划几下，你的问题不就解决了。”游老不但帮我解决了业务上的难题，还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他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只想到替学生排除困难，这是多么可贵的崇高的美德啊！然而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得到老师亲炙的机会。后来游老因治疗肺结核入院疗养，而出院不久就与世长辞。我只在1977年春节期间去游老家给他拜年，同他老人家谈了一会儿天，后来就再也没见到他了。

作为一代师表，游老的人品学问，决非我这肤浅谫陋的学生所能妄加月旦，更不是这篇杂乱无章的小文所能包举无遗的。我不过略陈鄙见，一抒我对老师的仰慕之忱而已。

1980年为游老逝世二周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