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州杨敏如教授，出生于书香门第，卒业于第一流的高级学府，受学于当时极负重望的几位学者，执教于京津几所大学，对于中国古典诗文词曲有深湛的研究和丰富的心得。

近四十余年，她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受到同仁的钦佩和学生的敬仰。我以同系执教的机缘，对杨教授有较多的过从，于她的学术成就不能不说有较深的认识。为什么这句话上冠以“不能不说”四字？因为横向的是同校、同系、同教研组、同教一类内容的功课；纵向的是时历四十余年，怎么能说所知还浅呢？但在学术上，无论是谁，都有个人的造诣，都有独得之处。尤其在文学艺术方面，每个人的理解、心得，常常是旁人不可能一一都有“共识”的；至于创作，更是每个人的“神来之笔”，无论哪位诗人的某篇、某句，也无论哪篇哪句的工拙高下，都不是第二人所能代替作出的。所以我听杨先生讲词，常时自怨自艾的，是想：“这句解释，我怎么没想起来呢？”这种感觉，恐怕绝对不止我一个人曾有过。杨先生平时讲课在北师大，听者还可以说有个范围，这本百首讲稿，都是在电视讲座上所讲的，听者的广泛，已非北师大一校一系的师生。这些录像的磁带、光盘传播更广，印成专书，又增加了若干倍的读者。我敢保，在若干位听者、读者中，也同样发出这样感叹的绝对不止少数人了!

“同行”的人谈话有一句谚语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和杨先生也常谈起词的问题。从前人常把词分为婉约、豪放二派，也曾有人认为哪派是词的正宗，因而争论不休。一次我读苏东坡词集，发现他的词中两派作品全有。他在歌筵舞席之间所作的当然多是柔情密意的，也就是属于婉约派的，而登高吊古之时所作，便都是豪放一派的。因此再读辛稼轩这第二位豪放派祖师的词集，也有同样的情况。回头再看“能逐弦吹为侧艳之词”的温飞卿和身后每岁清明必受到歌伎们祭吊的柳耆卿，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用途，就是供歌女们上厅演唱的。试想唐宋歌女在酒席之间，忽然用京剧花脸腔调，唱起“力拔山兮气盖世”来，那时的情况，不是“不可想象”，而是可以肯定是“天下大乱”了。我这个“谬论”，曾向杨先生谈过，承她告诉我，吴世昌先生已有此论。我自惜前些年没能多向吴先生请教，又自幸此论不谬于前贤所见。如今吴先生的遗作已陆续出版，这个问题不久即可详读吴先生的大著。杨先生命我也写在这个“读后记”中，以见朋友间谈艺之乐，但我又深惜吴先生已不及参预了！

唐宋词选读百首

至于“序言”或“读后记”的名称问题，有人以为“序言”如今都是写在书前的，“读后记”顾名思义当然都是写在书后的，为什么分明是“序言”的性质，偏要写上“读后记”的题目？我的回答是：如果没读原稿即写“序言”，那只能说是瞎说、乱道；如果读了原稿才写的，那不算“读后记”又算什么？我非神仙，并无“未卜先知”之术，当然不可能写“读前记”或“预知记”。至于在出版的书中把它放在什么地方，那就属于责任编辑先生的事了。

启功

1997年8月14日

(注：启功先生此文原题为《〈唐宋词选读百首〉读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