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家作品

政治与全球化语境下的莎士比亚

徐嘉

一

1623年，本·琼生为莎士比亚（1564—1616）《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题词：“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Not of an age, but for all time）。”[5]但莎士比亚不仅超越了时间，还跨越了空间。自18世纪莎士比亚的经典化以来，莎士比亚的影响不仅遍及英国本土，还扩展到了全世界，甚至外太空。“1787年，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谢尔（William Herschel）将天王星的两颗卫星分别命名为提泰妮娅和奥伯朗——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仙后与仙王。”[6]而借助电影、电视剧、互联网等新传媒的传播，莎士比亚在全世界的影响更为立体而丰富。

莎士比亚研究的世界性，一方面来自于莎剧自身的包容性。莎剧大都并非原创，而是取材自希罗神话、英国历史以及伊丽莎白时期流行的传奇和戏剧，故事背景涵盖希腊、罗马、英国、法国、意大利、叙利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剧中角色亦来自诸多地区、民族和种族。丰富的包容性，让莎剧具备了超越语言的影响力，正如王佐良所言：“莎士比亚的好处，正在于他不会让人失望。他无所不包，什么样的人都会在他身上找到喜欢的东西。”[7]与此同时，作为英语世界文化输出的经典，莎士比亚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增加了力量，而来自非英语世界的视角也丰富了英国本土的莎士比亚研究。1815年，德国作家歌德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ad Infinitum）出版后，至今被各国学者引为莎评经典；近年来，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外国的、非英语元素逐渐开始滋养英国导演的作品，如布莱希特的作品、简·柯特的评论和彼得·布鲁克在巴黎的国际化演出”[8]。

1839年，林则徐派人将英国人休·慕瑞（Hugh Murray）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Cyclopaedia of Geography）编译成《四洲志》，该书第28节谈及“沙士比阿（莎士比亚）、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等“工诗文、富著述”[9]，这是莎士比亚的名字首次在中国出现。1921年，田汉翻译了《哈姆雷特》，这是最早的莎剧中译本。但在田汉译本出版前八九年，莎剧就已在中国舞台上演。[10]此后，在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无论在舞台还是在书斋，都不难看见莎士比亚的影响。无论是新文化运动中作为“中国新文化身份塑造”一部分的莎士比亚[11]，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浪潮中“研究死人、古人、洋人要冒极大风险”的莎士比亚[12]，还是“文革”中“被打成封资修”“归入扫荡之列”，以至于“出版社已经打成纸型的《莎士比亚全集》被迫堆积在仓库里，一睡十几年”[13]，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一直被打上了明显的政治烙印。福柯曾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批评西方人的中国想象：“在我们的梦境中，难道中国不恰恰是这一幸运的空间场地（privileged site of space）吗？在我们的想象中，中国文化是最谨小慎微、最为秩序井然的，最最无视时间的事件，但又最喜爱空间的纯粹展开。”[14]中国人对于莎士比亚的想象莫不如是。事实上，自莎士比亚传入中国，中国人的莎士比亚研究始终与政治和权力话语相结合，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性和本土性。正如海登·怀特所指出的：“历史话语并非以一个形象或一个模式与某种外在‘现实’相匹配，而是制造一个言语形象、一种话语的‘事物’，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它并阐明它的同时，它又干扰着我们对其假定指称对象的知觉”[15]，对于英国人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让政治精英们完全认识到了莎翁作为国家象征的价值，值得官方来推广和支持”[16]；对于德国人来讲，在18-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推动下，莎士比亚成为德国的三大“国学经典”之一[17]，而纳粹德国也曾利用《威尼斯商人》推行反犹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18]；对于美国人来讲，“由于清教文化影响，直到1751年美国才有专业的莎剧表演，但18世纪末莎士比亚已经成为国家新剧场文化的主要话题，尽管美国人依然对英国的东西心存敌意”[19]；在阿拉伯世界，“巴萨姆（al-Bassam）的《哈姆雷特》震撼地将莎士比亚的故事框架明确地填入了全球化中的阿拉伯世界对公共空间的迫切需求，填入了操控公共空间的机构，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新闻频道，武器贩子，政客和大国”[20]。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亦与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史息息相关，而透过1978年以来的莎士比亚研究，我们也可以一窥新时期中国文化政策的流变。

二

1977年12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一些曾在“文革”中被批为“封、资、修”和“毒草”的外国文学作品得以重印发行。1977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莎剧《哈姆雷特》《雅典的泰门》和《威尼斯商人》，1978年1月、4月和10月，又分别推出了《亨利四世》《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李尔王》。作为“文革”之后首批出版的英美文学作品，这些莎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一年前，“1976年，我国出版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只有3种，分别为《朝鲜诗集》、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玻利维亚的《青铜的种族》，没有英美文学翻译作品正式出版”[21]。

1978年，《莎士比亚全集》共11卷面世，这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英美文学全集，囊括了全部37部莎剧（包括朱生豪未完成的6部）和诗作。从时间上看，《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虽略早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但仍可算作“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先声之作。孙会军等感叹：

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即1977年，外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就开始复苏。那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尚未提出，“两个凡是”尚未推倒，外国文学、翻译界的学者却敢为天下先，为别人所未为，突破了文革时期的严格限制，出版了上述外国文学译著，表现出了少有的先见和勇气。[22]

“文革”之后，莎士比亚译本的率先推出，一方面是因为莎翁在西方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剧本的可读性；另一方面也是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了出版社选择外国文学图书的谨慎态度：

当时出版的5本书都具有一定的“安全系数”。古希腊神话与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不具有多少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果戈理的《死魂灵》的安全系数来自于译者鲁迅，因为鲁迅是文革中未倒的旗帜。而《哈姆雷特》、《雅典的泰门》和《威尼斯商人》的作者莎士比亚则是马列文论中屡受称赞的作家。（赵稀方，2003：3）稍晚，1978年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由董乐山翻译的《“我热爱中国”——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斯诺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23]

此外，《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准备工作早在“文革”前就已完成，出版起来也较便利。1964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的施咸荣邀请吴兴华、方重、方平、章益、杨周翰等校订、增补了朱生豪译本，并基本完成了出版准备工作。但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该书一搁置就是十几年。郑效洵曾提及：

《莎士比亚全集》十一卷，是文革以后才出的，实际上是我与施咸荣两人文革前在那里就准备好的，从全书的组织翻译、补译、校订，到编辑、注释，甚至连封面、插图（后来丢了）、序言都准备好，纸板都打好了，只等印了，突然不让印，就搁下了。当时要出这套书是为了纪念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是世界性的纪念活动，当时《泰晤士报》和BBC都发出消息说人民中国要出莎翁全集，但是我们突然不能出。[24]

1977—1979年莎剧单行本和1978年《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将莎剧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还具有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在1979年底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指出：“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值得借鉴和学习”，“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25]从这个角度上讲，曾被批为“死人、古人、洋人”的莎翁作品重新回到大众视野，标志着“文革”后我国政府对文艺工作、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态度的转变。

此后，一系列莎剧单行本和选集相继出版，尤其是四大悲剧的重译和再版方兴未艾。这些译本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出版。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卞之琳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包括《哈姆雷特》《奥瑟罗》《里亚王》和《麦克白斯》，该书后被评为社科院1977年建院以来至1991年的优秀科研成果。[26]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了方平译《莎士比亚喜剧五种》，包括《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捕风捉影》《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暴风雨》，1980年出版了方平译《奥瑟罗》；1979—1985年出版了曹未风译莎剧单行本10本；1991—1995年出版了孙大雨的诗体莎剧译本《罕秣莱德》《黎琊王》《奥赛罗》《麦克白斯》《萝密欧与琚丽晔》和《暴风雨》单行本，并于1995年将《罕秣莱德》《黎琊王》《奥赛罗》和《麦克白斯》结集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出版。此外，1982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林同济译《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悲剧》；198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陆谷孙主编的《莎士比亚专辑》，其中收录了杨烈译《麦克白斯》；1991年和1996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卞之琳的诗体译本《哈姆雷特》。总的来说，经过这个阶段的出版，莎士比亚的译本种类更加丰富多样。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出现了诸多新译本，但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却依然是迄今为止中国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套莎士比亚作品全集。1988年，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二版的发行量超过了一百万套，但仍然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张晓洋记述了朱译本发行的盛况：“一位长春的朋友写信告诉我，凌晨5点，长春的大书店门口就已排起长龙，因为新版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将在当天上市……但我的那位朋友很失望，因为等他排到收银台时，书已经卖光了。”[27]据李伟民统计，“不算没有经过改译重校而冠以莎士比亚全集之名和重印出版的众多版本，仅翻译或经过改译增补重校的《莎士比亚全集》就有5套，它们分别是朱生豪等译（1978年人民文学版），朱生豪、虞尔昌译（1957年台北世界书局版），梁实秋译（1967年台湾远东图书公司版），朱生豪等译（1997年新时代版），朱生豪等译（1998年译林版），方平主编、主译（2000年河北教育版）”[28]。辜正坤则认为，完整中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有4种，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译林出版社版、台湾远东图书公司版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版。[29]但实际上，以上全译本大致可归入三类——以朱生豪为第一译者的增补本和修订本、梁实秋译本和方平译本——而一些所谓的新全集译本，只不过是重复翻印，即便对朱生豪译本的某些翻译问题和人名、地名有所修订，改动也并不大。[30]

朱译《莎士比亚全集》在中国大陆一枝独秀，不仅因为它是中国人最早接触到的一套莎剧全译本，还体现出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日渐深入，1984年11月，文化部下发了《关于调整图书定价的通知》，提出在“保本微利”的原则下，调整图书定价的管理体制和定价标准，逐步下放图书的定价权，规定地方的图书定价由地方管理。[31]此后，经济因素对出版业的影响逐渐显现。在2000年出版的12卷《新莎士比亚全集》的“后记”中，方平提及，推出莎士比亚诗剧全集的想法，早在1989年的英语诗歌翻译座谈会上就产生了：“出席这次座谈会的翻译界前辈孙绳武先生会后特地给我鼓励，表示愿意设法创造机会。他回北京后，当真很热心地作了努力，和国家出版社联系，可惜那时候受了经济浪潮的冲击，严肃的文化事业很不景气，一落千丈，出版社已不再具有当年的魄力，没有信心，或者没有兴趣承担这样宏大的长远规划了。”[32]朱译《莎士比亚全集》持续热销，一本难求；而莎士比亚新译本却少有人问津，出版无门。这一局面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严肃的文化事业不景气”，以琼瑶、金庸为代表的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大行其道；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出版业经营模式的转变，经济效益替代社会效益，成为出版社的关注重点。由于担心新译本“叫好不叫座”，出版社也不愿花费人力和物力推出新译本，宁愿再版、再印读者较为熟悉、更愿购买的朱译《莎士比亚全集》。

其次，版权因素可能也阻碍了莎士比亚新译本的产生。1992年，中国成为《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根据《伯尔尼公约》，在作者的有生之年直至其死后50年内，出版社如要翻译其作品，不但要向原作者或其作品的原版权所有者购买版权，还要支付翻译、出版、发行等其他费用，这就使得新译本的成本增加。由于朱生豪逝世已超过50年，朱译本已进入公共使用领域，无需支付版权费用，考虑到世界名著永久的文学价值、商业价值，再加上降低成本的现实需要，一些出版社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朱生豪的莎剧译本，并对其进行修订、增补出版，而非出版新译本。[33]

再次，社会政治因素也影响了莎士比亚译本在中国的传播。1967年，梁实秋译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全集，由台北远东出版社出版；一年后，梁实秋又译完3本莎士比亚诗作，至此，在长达38年内完成了40部莎氏全集的翻译。但由于海峡两岸的关系紧张，梁译本一直未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1995年，随着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日渐紧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共10册。这是1949年以来，梁译莎作首次在大陆公开出版，不仅丰富了大陆读者的莎士比亚译本选择，而且是海峡两岸文化界的一次重要交流，体现出政治对译本的影响。

三

1978年3月，朱维之在《天津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莎士比亚和他的〈威尼斯商人〉》，这是“文革”之后的首篇莎评。[34]1979年和1981年，杨周翰主编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卷先后出版，系统地介绍了国外的莎评成果，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莎评书籍。由于莎士比亚文评众多，无法一一罗列，下文仅以《威尼斯商人》为例，讨论1978年以后各个时期中国莎评的特点及转向。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中国的莎士比亚批评从一开始的以意识形态批评为导向，逐渐向美学和哲学批评过渡。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讨论最多的莎剧就是《威尼斯商人》；讨论最多的角色是《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对《威尼斯商人》的热衷，可能是因为该剧取材自民间故事，易为“非西方语境下”的中国读者和观众接受，也可能是因为“一磅肉”故事的残酷性，较为符合当时“以阶级斗争为导向”的文化策略。1978年3月和4月，朱维之发表了《莎士比亚和他的〈威尼斯商人〉》和《论〈威尼斯商人〉》两篇论文[35]，开篇就肯定了莎士比亚的文学地位，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常引用它的情节、人物和台词，多至数十次。”[36]朱文将夏洛克定位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剥削者的典型”，同时肯定了莎士比亚“娴熟的戏剧技巧”。[37]1979年，贺祥麟的《威尼斯商人浅论》也肯定了该剧的艺术价值、语言魅力和剧中“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坚贞的爱情与纯真的友谊”，但同时指出：“在剧本里这些仍然只占次要地位，只属次要矛盾。全剧的基本矛盾毫无疑问是安东尼奥与夏洛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莎士比亚笔下安东尼奥与夏洛克的矛盾，从阶级本质来看，事实上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矛盾”。[38]同年发表的陈淳的《〈威尼斯商人〉选场分析》同样高度评价了该剧“扣人心弦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和“丰富生动的语言”，但在阶级斗争的大框架下，陈文仍然强调，该剧的基本冲突是“商业资本家”（安东尼奥）和“高利贷者”（夏洛克）两个“资产者”的矛盾，并将三对青年人的爱情定调为“冲破封建社会的准则，表现个性解放的要求，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39]。总的来讲，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莎士比亚文评仍将意识形态批评置于主导地位，但大都在阶级斗争的框架下肯定了《威尼斯商人》的艺术价值。

1985年以后，中国学者对莎士比亚的关注不再限于《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等几部莎剧，而是拓展到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市井喜剧和晚期戏剧，对剧作的讨论也更加深入。同样以《威尼斯商人》为例。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基本上已经摈弃了阶级斗争的框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大多数研究者已不再将夏洛克视为“剥削者”，而是将夏洛克视作一个“悲剧人物”，全面而宽容地思考夏洛克形象的由来和意义。其次，研究主题更加广泛，除了讨论该剧的人物、情节和意识形态，还涉及人性、宗教、民族、种族、法律、经济、同性情欲、权力动态等诸多主题。再次，研究方法更加多样，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还引入了阐释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等诸多文学批评理论。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还将语用学、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和认知学运用于文本分析中，讨论该剧的话语结构、翻译策略和意义。最后，一些学者关注了《威尼斯商人》在中国的接受，讨论了该剧在中国各个时期的传播、翻译和教学。[40]

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之所以丰富多彩、日益深入，不仅源自研究者的自身兴趣与学术积累，还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变化相关。“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与文学讨论语境的转变，使人们有可能从爱情的角度、友谊的角度认识其主题。”[41]而“文革”后中国政府尊重知识、提倡教育的政策也调动起了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对于莎士比亚研究的激情，不仅拓宽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群众基础，还引导莎士比亚研究逐渐走向学科化、规范化、专业化。1983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博士和大批硕士并授予学位。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指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42]在莎剧研究者、爱好者、读者和观众的共同推动下，再加上1986年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成功举办，80年代中后期，中国出现了“莎士比亚热”（Shakespeare Craze），“阅读莎剧成为一种时尚……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文学沙龙’，而莎士比亚正是一个主要话题。在这些莎士比亚的爱好者中，有学生、文员、工人、工程师，也有战士”[43]。

在一片大好景象中，一些学者也清醒认识到中国莎学研究的薄弱现状。陆谷孙指出：

在一些莎学论文中粗线条的印象主义尚占相当比重；有些从比较文学角度撰写的论文往往满足于寻找莎剧同我国某一出戏在人物、情节等方面的“形似”，不太去触及埋在两种文化沉淀深处的东西；某些研究工作者迄今仍得借助中文译本去熟悉莎剧，了解国外的莎评；在若干高等院校的外语专业，莎剧课程尚未用英语开设；我国的莎学队伍人数有限，在这些学者中间，有的沿用传统的性格分析法，有的师承别、车、杜，有的——特别是近年来派出留学或在国内由美、英、加等国专家授课的中青年学者——则比较熟悉并倾向于现当代西方的评论方法，因此在莎评领域内似乎还缺乏一个“公分母”，常常是各说各的，就像永不相交的平行线；由于难得交锋，引不起争鸣，真正的繁荣局面尚未出现。[44]

进入21世纪，随着诸多硕士、博士、留学回国人员参与到莎士比亚研究中来，莎学论文的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对于原著文本的研究更加细致，这一时期的莎评呈现出视野宽、视角多、方法新的特点，中国的莎评成果也逐渐与世界接轨，陆谷孙所提的薄弱情况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1997年，《河滨版莎士比亚全集》收入了新确认的莎翁历史剧《爱德华三世》，与此同时，中国的莎士比亚学者也关注到这一学术动态，孙法理翻译了该剧，孙法理、张冲等在1998—2000年讨论了该剧的主题和艺术特色。2008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了阿登第三版莎士比亚版权，出版了十部莎剧的全英文影印版。至此，莎士比亚在中国不仅有了诸多译本，也有了原汁原味的英文注释本。这不仅意味着我国莎剧爱好者英语水平的提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莎剧爱好者和研究者研究水平的提高。

随着莎士比亚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学术界也出现了对莎士比亚经典地位的反思。一批学者将研究领域向前拓展至中世纪、向后拓展至18世纪，研究了莎士比亚的素材和莎士比亚经典化的过程，另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莎士比亚同期的戏剧家如马洛、琼生、斯宾塞、米德尔顿等的优秀戏剧作品，希望唤起学界对整个早期现代时期英国文学研究的关注。郝田虎指出：“1978年是弥尔顿诞辰370周年，2011年是钦定本圣经出版400周年。二者并未在中国学界掀起哪怕微小的波澜，这固然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一枝独秀和宗教问题的敏感性，但也可以标示除莎士比亚外早期英国文学研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中国事实上微不足道的地位。”[45]与此同时，随着英美文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大，也有学者提出了意识形态上的警告：“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引入和运用，我们的文学接受又出现了用张扬文学独立价值来消解社会历史批评的倾向，颠覆其原有的合理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文学批评中精神与道德的缺失，使得原本合理需要的审美性变成了失根的片面追求，这是文学批评不成熟的表现。”[46]在20世纪80年代，为避免故步自封，陆谷孙提醒研究者：“让域外文化消蚀、吞噬民族文化的自我固然不足为训，顽强地扩展自我致使域外文化的个性失落，也是不足取的。”[47]如今，面对域外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的不断涌入，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主体性何在？陆谷孙的提醒，同样值得今天的研究者思考。

四

1979年4月，上海青年话剧团复演《无事生非》；10月，英国老维克剧团在京沪两地演出《哈姆雷特》（卞之琳译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同声翻译）；同年，电影《王子复仇记》复映，揭开了“文革”后莎剧改编以及中外戏剧、电影界交流的序幕。[48]

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基本摈弃了文艺创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但这一时期国人对莎剧中的爱情和人性的认识仍有局限。1980年9月7日，针对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公演的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北京晚报》发表了一位“自认为并不封建”的国家干部的来信，指责剧中演员在“大庭广众之下搂搂抱抱、挨脸接吻，实在违反公德，有伤风化”。还有读者来信对剧中台词“天哪，我们还没有当丈夫先就当上王八了！”不满，认为“俗不可耐，不堪入耳”。对此，该剧的一位演员感叹道：“没想到争论的焦点竟发生在这些问题上，实在感到遗憾，这大概也是一种悲剧吧。”[49]

8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设想：莎士比亚的“苏联化”“美国化”早就在苏联和美国提出过了，并且引起了世界注目；那么莎士比亚的“中国化”能不能走得通？[50]1983年，曹禺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我们研究莎士比亚有一个与西方不尽相同的条件，我们有一个比较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受不同于西方的文学哲学美学社会条件和民族风气的影响。”[51]此后，莎剧在中国的改编逐渐倾向于与伊丽莎白时期的剧场文化分离，走向了本土化、民族化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莎士比亚在中国”成为国内外莎评的热点话题，尤其是中国的戏曲莎剧引发了广泛兴趣。仅在莎士比亚研究的权威期刊《莎士比亚季刊》（Shakespeare Quarterly）上，1984年度第35期和1986年度第37期的“目录卷”，就收入了中国莎学著作和莎研论文目录注释44条。[52]

1986年4月10-23日，为纪念莎士比亚逝世370周年，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主办的中国首届莎剧节在上海和北京两地举行，共演出25台莎剧（上海16台、北京9台），“演出方式分话剧、改编剧、英语剧三种，而改编的剧种包括话剧（《黎雅王》）、京剧（《奥瑟罗》）、昆剧（《血手记》即《麦克白斯》）、越剧（《冬天的故事》）、《第十二夜》、《无事生非》”[53]。其中，京剧《奥赛罗》可算是莎士比亚戏曲化的一个范例。编导邵宏超和郑碧贤将原作改编成包括唱、念、做、打、舞的八场京剧脚本，扮演摩尔人奥赛罗的马荣安史无前例地涂着黑脸、穿着西方戏服出现在京剧舞台上，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激烈讨论。时隔8年之后，在1994年上海国际莎剧节上，数部戏曲莎剧作品亦博得了国际莎协主席波洛克班克（J.Philip Brockbank）的喝彩。波洛克班克在国际莎学权威杂志《莎士比亚季刊》上撰文《莎士比亚的文艺复兴在中国》（“Shakespeare Renaissance in China”），感叹“莎士比亚在英格兰已如冬日，但在中国正值春天”。[54]这篇文章常被国内学者引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探索莎剧的戏曲化之路。但若考虑到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落后状况以及外国学者对中国戏曲的陌生，这样的赞誉是否被放大了？我们暂可存疑。陆谷孙曾隐晦地表示：“用我国传统戏曲的样式表演莎剧……观众中的外国人对这类尝试尤感兴趣”[55]。亚历山大·黄则毫不讳言：“对于那些既不会说中国话又不懂戏曲身段含义的人来讲，莎士比亚的戏曲化通常被认为是‘极为本土化’的。”[56]

进入21世纪，莎士比亚戏曲化的种类越来越多。“在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包括话剧、京剧、昆曲、川剧、越剧、黄梅戏、粤剧、沪剧、婺剧、豫剧、庐剧、湘剧、丝弦戏、花灯戏、东江戏、潮剧、汉剧、徽剧、二人转、吉剧、客家大戏、歌仔戏、歌剧、芭蕾舞剧等24个剧种排演过莎剧，这在外国戏剧改编为中国戏曲中可谓是绝无仅有的特殊例子。”[57]戏曲莎剧的创新性赢得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中国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在碰撞中寻求对话、交流，在保持莎剧神韵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国戏曲的特点，莎士比亚戏剧在舞台上眼花缭乱的变脸，使中国戏曲与莎剧无论在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上都令人耳目一新。”[58]但在连连叫好中，也有一些中外学者却发出了质疑之声。争执的焦点主要在于：

第一，莎士比亚戏曲化的可能性。黄临佐从舞台布景、服装、音乐、舞台效果等方面的表现方式入手，分析了莎剧与我国传统戏曲的异同，乐观地表示：“我们在中国戏曲舞台演出中，可以举出许多具有惊人应变能力的技巧，倘将它们应用到莎剧演出中，便能以极简单的方法解决那些复杂的问题。”[59]李伟民则从莎剧本身的特点出发，认为“莎士比亚戏剧比许多外国戏剧更适合改编为戏曲……原因就在于莎剧具有高度的大众性、民间性和雅俗共赏的特质，它们决定了来自于西方的莎剧和东方自身戏曲之间蕴涵着相当的一致性、和谐性和可复制性。”[60]但表现方式的共通之处是否决定了莎剧可以被戏曲化？或曰，莎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戏曲化？马焯蓉讨论了中西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典章制度和风俗人情的差异，认为莎剧改编不应“生硬地插入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历史土壤中”，否则“就会出现中体西身的矛盾，结果是不伦不类”。[61]陆谷孙则强调要从改编的具体实践入手：虽然“我国传统戏曲与莎士比亚诗句有不少重合或相通之处”，但是“两者的重合或相通多数发生在舞台空间的范畴，很难通过引申来证明两者在思维空间上也一定那么相似”，因此，“在融合两者的时候就尤其需要审慎，最好拿一个一个的剧种和一部一部的莎剧反复进行实验，实事求是的评估得失，以极大的坚韧探索两者之间最大的匹配可能，寻求最强的亲和反应”[62]。

第二，戏曲莎剧是否有助于莎剧普及。曹树均认为：“将莎士比亚剧作改编成戏曲上演，这是二十世纪中国舞台上独具特色的现象，也是中国戏剧艺术家向十二亿中国人民普及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个重要途径。”[63]一向提倡莎剧戏曲化的导演黄临佐也表示：“如果我们在向中国观众介绍这位戏剧诗人的作品时，能借用一些中国戏剧的技巧，无疑可以为世界剧坛做些贡献。”[64]还有学者认为，莎剧也有助于戏曲，“戏曲演出莎剧……帮助戏剧工作者突破斯氏体系的演出方式”[65]。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部分莎剧戏曲对原剧做了简单化处理，并不足以呈现原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与原作精髓相距甚远，很难达到普及莎剧的目的。此外，如何以戏曲普及莎剧中的某些角色（如弄人和小丑）和精神内涵（如悲剧）？这也是在莎剧戏曲改编中会遇到的难题。[66]最后，21世纪的中国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是否足够熟悉中国戏曲？是否需要通过戏曲来了解莎剧？这同样是新时期的导演和演员们需要面对的时代问题。

第三，“中国化”与“莎味”之争。莱维（Murray.J.Levith）评论道：“比起其他所有国家，中国人似乎更愿意让伟大的艺术家来传递自己的意识形态，而非原汁原味地传递出作者本意。”[67]从上下文来看，莱维主要讨论的是政治因素对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影响。但在实践中，语言障碍才往往会迫使中国导演放弃打磨台词，聚焦情节和视觉效果。亚历山大·黄注意到，中国的莎剧改编通常过于强调“视觉上的美感”（visual beauty）。罗斯维尔（Kenneth Rothwell）则总结为，母语不是英语的电影人“热衷于以奢华的电影效果重新呈现戏剧，就像在拍无声电影”，而这种做法的危险在于，长此以往，“亚洲的戏剧和电影，会被当作纯粹的视觉奇观（spectacle）”[68]。同理，莎剧的戏曲化也不应只追求视觉效果——“戏曲莎剧应该有更高的艺术追求，单纯求新求奇反而会导致莎剧本身的贬值”[69]。

到底是要在中国舞台上呈现出一个原汁原味的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莎士比亚，还是改造出一个中国化的莎士比亚？王佐良的态度可能最为客观公允：“从世界戏剧史来看，改编也是经常进行的，有益的。莎士比亚本人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一切独创的艺术家，而是以改编起家、正是在改编中显出真本领（《哈姆雷特》就是一例）的戏院中人。”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国外专家的认同。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大卫·卡斯顿（David Kastan）谈及中国的莎剧改编，中肯地表示：“每种文化都会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莎士比亚做出特定的解读……但我认为，最好确定其中有对话：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悉心倾听过去的声音，避免只是以己度人。”[70]

除了戏曲化的尝试，莎士比亚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话剧舞台、商业电影和校园戏剧中。林兆华执导的《哈姆雷特》《理查三世》《大将军寇流兰》等采用后现代的表现手法，借助现代舞台造型、灯光、音乐等多媒体手段，通过时空的自由转换以及对象征、隐喻、荒诞变形等手法的运用来重新诊释莎剧[71]，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2006年，冯小刚的《夜宴》、胡雪桦的《喜马拉雅王子》等商业电影采取明星加盟、套用/借助莎剧故事的方式，也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此类题材往往反响不佳。如《夜宴》被认为是在“武侠电影”的框架下重新包装了《哈姆雷特》，但大多数国内影评人都指责影片“是拍给老外看的”，而“几乎所有的欧洲评委都觉得这个故事太过莎士比亚，不像是中国电影，吸引不了外国观众”。[72]此外，随着大学英文剧社逐渐活跃，校园莎剧演出也在高校学生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甚至有一些高校已经把举办‘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作为经常性的活动固定下来了”[73]。各类莎剧比赛往往由外语学院承办，主要目的是锻炼学生的英语水平，在舞台表演、创新性上明显不足。

相比20年代效仿日本的戏剧改良运动，70年代学习苏联的现实主义戏剧模式，当今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摸索自己的方法理解和呈现莎士比亚。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在中国莎剧改编的话剧舞台上，剧本普遍被边缘化了，与原著只是似有关联，戏剧理论的指导意义亦变得微乎其微，导演开口闭口只谈感觉，不谈什么主义和理论”[74]。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一场几乎“全球性的剧场本土化”（a global vernacular in theater）。[75]这种情况也引发了中国戏剧界对莎剧经典地位的集体焦虑：由于西方现代戏剧思潮和研究方法的涌入，莎剧在中国戏剧界正走向没落。曾经辉煌一时的“上海莎士比亚戏剧节”，自1994年至今，已有16年没再举行。“不管由于什么原因，这反映出莎士比亚戏剧在我国受关注度在降低，至少是被懈怠。先前有过的热情和盛况仿佛一去不再复返。”[76]如何才能使莎剧继续在中国健康、蓬勃地发展下去，是戏剧界必须及早重视的问题。

陆谷孙曾引用德莱顿的名言“在所有现代的或许还包括古代的诗人中间，此人（莎士比亚）的心灵最为宽广，包含一切而无疑”，提醒研究者“研究或表演莎士比亚戏剧的人理应有这样一种宽广的莎士比亚心灵或襟怀”[77]。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莎士比亚研究主题、方法和视角的转向，反映出中国人对西方经典的态度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愈加宽广的心灵与自信。有学者评论道：“由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侧重点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且与政治因素有着太多的纠葛，以至于招致国外学界对中国莎学的政治功利性非议不断，误解否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莎学理论体系’。”[78]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莎士比亚研究一方面逐渐走向大众，一方面也走向学术化和专业化，并逐渐被国外学者熟悉和理解。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虽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语境下的学术讨论之中，但相比英国本土、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表现为英美莎评对中国的单向影响较大，但中国对世界莎评的贡献非常有限。此外，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也不免受到影响，表现为中国的莎评与改编既与世界莎学潮流大致同步，也努力关注莎士比亚的中国化，寻找中国学者的自身特色和主体性。

莱辛：一位德国启蒙者在中国的面相

卢白羽

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无论在社会形态、哲学还是文学层面，都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尤其因为它的余波至今仍作用于我们现代社会，其研究价值毋庸赘言。德国启蒙文学是德国文学史的重要篇章，而莱辛（1729—1781）作为德国文学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其创作领域涉及戏剧、诗歌、美学、神学、哲学，一直是德国日耳曼学研究之重点。中国的莱辛研究，由于历史机缘巧合，起步很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按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莱辛是启蒙运动反封建、反教会的斗士，代表着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力量，莱辛的一些重要作品也得以翻译，使得我国读者对这位启蒙运动的斗士并不陌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一方面开始系统地翻译莱辛的作品；另一方面，在积极引进介绍国外莱辛研究的同时，我们也开始有意识地从自己的视角来阐释莱辛的作品，致力于发展中国自己的莱辛研究进路，体现出我国德国文学研究者从自身背景和需求出发而研究的自觉本土意识。

一、1978年以前的莱辛研究

国内的莱辛研究起步应该从五四前后任教于北大德语系的德国莱辛专家欧内克（Waldemar Oehlke）算起。[79]他在赴北大任教之前撰写的《莱辛及其时代》（Lessing und seine Zeit，1919）至今仍是莱辛研究的权威论著。欧内克在北大执教期间致力于介绍和推广德国古典文学，当时和后世的中国日耳曼学者都深受其学术影响。在他的影响与带动下，时任北大德文系主任的杨丙辰值莱辛诞辰200周年际，将莱辛的著名喜剧《明娜·冯·巴尔海姆》译出。[80]同年，吴宓还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5期发表了题为《雷兴诞生二百周年纪念》的文章。

欧内克培养的学生商章孙（承祖）是第二代日耳曼学者中当之无愧的莱辛专家[81]，翻译了莱辛的著名市民悲剧《爱美丽雅·迦洛蒂》（1956）[82]，并为之撰写了一篇后记。在当时国内莱辛研究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这篇后记可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莱辛研究成果。商章孙援引恩格斯对18世纪德国现状的批判以及对德国启蒙运动的评价，认为莱辛是运用批判的方式为德国“未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下条件”，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清除法国封建宫廷文学在德国的势力、号召学习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建立现实主义的美学体系、揭露德国封建专制政权以及宣扬宗教宽容的人道主义。1958年以及后来1991年出版的两部德国文学史[83]对莱辛的评价基本上沿袭了商承祖的这一定位。另外，莱辛的著名喜剧《明娜·封·巴尔海姆》也由海梦和阮遥于1961年翻译出版。[84]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我国仅有的两部莱辛戏剧作品译本。

在莱辛的理论研究方面，1978年之前主要是对莱辛著名的美学论著《拉奥孔》的译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朱光潜翻译的《拉奥孔》。[85]据朱光潜译后记，此译本早在1965年便已译完，不幸遭遇“文革”浩劫，直到1979年才得以出版。他撰写的译后记开启了我国《拉奥孔》研究的先河。朱光潜在译后记中从社会史和思想史两方面详细介绍了《拉奥孔》的成书背景，尤其突出了《拉奥孔》与同时期另一位德国古典主义美学理论大家温克尔曼的思想史论争背景。朱光潜敏锐地看出，莱辛并不是纯粹为了确立艺术门类的标准而划分诗画界限，这一划分的背后其实是他要求践行变革的市民阶级世界观与要求妥协静观的人生观之间的对立。[86]朱光潜还在每章末尾扼要注明本章的主要论点以及各章前后发展的线索，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到翻译之中，这已经算得上是某种程度上的注疏。

1978年之前另一个重要的《拉奥孔》研究则是钱锺书的文章《读〈拉奥孔〉》。[87]钱锺书提出了进行中外文学（理论）比较的方法论：借重西方的思想精华，反观自身，重新发掘其中的深刻意蕴，“对习惯事物增进了了解……从老相识进而为新或真相知”。[88]他对《拉奥孔》的解读也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钱锺书罗列出《拉奥孔》关于诗画异质的观点，再旁征博引中国传统诗画观，或佐证之，或深化之，或批驳之。以“拿来主义”的态度，系统并深化了中国传统诗画论。此一进路至今不失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重要借鉴。1978年以后大量以《拉奥孔》为视角审视中外诗画论异同处的文章，大都没有超越钱锺书厘定的理论框架。钱锺书的拿来主义虽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但同时也有忽视文艺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其自身内在逻辑的危险，从而对文本产生“创造性误读”。[89]

莱辛的另一部著名理论著作《论寓言》由张玉书选译了最重要的第一、第二部分。[90]由于这部论著名气不如《拉奥孔》响亮，虽然它与《汉堡剧评》并列为莱辛文艺理论的重要论著，却几乎没有受到学界的青睐。

1978年以前引介的国外莱辛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上。除散见于文学史和译著前言的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弗朗茨·梅林关于莱辛的只言片语外，另有辛未艾所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有关莱辛的文章《莱辛，他的时代，他的一生与活动》[91]，是一部讲述莱辛生平的文集。在论及莱辛作为德国启蒙运动旗手的伟大人格时，频繁被文学史和各类研究文章援引。[92]

二、1978年以后的莱辛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百废待兴。德语文学研究领域里也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基础上蓬勃发展。以莱辛研究为例，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文章，莱辛作品的移译也开始向系统性、学术研究型方向发展。本文主要从作品翻译、莱辛研究、国外研究引介这三方面来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莱辛研究。

（一）作品翻译

198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了《莱辛戏剧二种》，将《爱米丽雅·伽洛蒂》（1956年译）和《明娜·冯·巴尔赫姆》（1961年译）合为一册，重新出版。施种为此书编撰了前言，他简要介绍了莱辛的生平，运用马克思文艺理论，将这两部作品解读为处于资产阶级上升阶段的作家莱辛对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讽刺与鞭挞，以及对资产阶级自身软弱性的批判。此外，还结合莱辛《汉堡剧评》里的悲剧理论来阐释《爱米丽雅》在内容、语言方面的革新。大体来说，对两部戏剧的阐释仍然延续了1978年以前的框架。

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高中甫翻译的《莱辛寓言》。译者在前言中将莱辛的理论论述与文学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相互观照，并援引梅林和托马斯·曼对莱辛的评价，突出莱辛采用寓言这一文体针砭现实的斗士形象。

莱辛另一部重量级文艺理论作品《汉堡剧评》1981年由张黎译出。[93]张黎为《汉堡剧评》撰写的前言[94]向读者介绍了《汉堡剧评》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当时德国的戏剧发展状况，并从《汉堡剧评》方法论的特点（论争性质与比较研究）入手向读者介绍了《汉堡剧评》的内容。

《汉堡剧评》译本的问世以及朱译《拉奥孔》为我国文艺理论专业甚至哲学专业的莱辛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从而使得莱辛不仅是德语文学研究的专属地，也使得国内的跨学科莱辛研究成为可能。具体的研究状况将在后面详细介绍。

由此可见，在我国，若想让德语文学渗透于各学科研究之中，并在那里生根发芽，从而最终发展出具有本土意识的德语文学研究，翻译是这一漫长过程中的第一步。精良的译本是德语文学研究的根基。只有根基扎实了，才能在上面筑起华堂美厦，若根基不实，最终也是沙地盖楼，摇摇欲坠。

较系统地翻译莱辛作品是“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下的《莱辛集》。在“《莱辛集》出版说明”里，主编刘小枫阐明了他编订莱辛作品集的缘起：列奥·施特劳斯对莱辛的重视。刘小枫主要关心的是莱辛作为一个启蒙时代的领军人物，如何“竭力修补传统和谐社会因启蒙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裂痕”。[95]因此，《莱辛集》从一开始就不是将视线局限在文学和文艺理论领域，而是把莱辛还原为包括哲学家、神学家、古文史学家的多重身份。“出版说明”还强调了莱辛作品的现实意义：莱辛“对于现代民主（市民）社会问题的预见”，“对纠缠着20世纪的诸多政治-宗教-教育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96]我们对莱辛的研究可谓任重而道远。尤其在当今，莱辛研究在西方已渐趋冷却的情况下，我国的莱辛研究正具有初生的活泼生命力。另外，此一选集的特点还在于，它选取了当下最权威的莱辛全集（Wilfried Barner/Klaus Bohnen编：Lessing Werke und Briefe in 12 Bänden, Frankfurt/Main 1985—2003）作为底本，且将这一版本代表德国语文学界一流研究成果的笺注、成文史、接受史、结构内容解析等一并迻译，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极佳的参考。现已出版的莱辛作品有：《历史与启示·莱辛神学文选》（2006年，朱雁冰译）、《莱辛剧作七种》（2007年，李健鸣译）、《论人类的教育·莱辛政治哲学文选》（2008年，朱雁冰译）、《关于悲剧的通信》（2010年，朱雁冰译）、《智者纳坦（研究版）》（2011年版，朱雁冰译）。

以《智者纳坦（研究版）》为例。《智者纳坦》是莱辛戏剧创作生涯的集大成者。此译本几乎保留了德语版本的所有注释，不仅包括对文意的澄清，注明用典的出处，联系莱辛的其他著作来阐明发挥莱辛的思想，并且还在相应段落摘录出德国莱辛研究的最新成果。另外，此译本还译出原版本所附“文本基础”“成文经过”“素材、来源与结构”“关于素材、来源与结构的文献”“接受与影响”“关于接受与影响的文献”。此外，《研究版》还从德国著名的权威论文集《研究之路》（Wege der Forschung）《莱辛卷》中选译三篇论文，以及Interpretation学刊的两篇文章，作为“解析”部分。以经典注疏方式来翻译德国文学作品，这在国内似乎尚属首例。鉴于我们研究水平的局限，尚不能推出国内日耳曼学者自己的注疏，因此，迻译已有的权威德文注疏本是这一过渡时期不错的权宜之计。这种偏向学术研究而非纯文学赏读的翻译形式，为我国的莱辛研究打下扎实的根基，也开拓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更为非德语的文学研究者们打开方便之门，可资外语文学经典翻译借鉴。

另外，《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第三卷[97]虽以介绍魏玛古典文学为重点，却因为莱辛作为“启蒙运动的主将……为魏玛古典文学发展排除障碍，扫清道路，树立了榜样”[98]，而选译了《智者纳坦》的指环寓言一幕、《菲洛塔斯》，并重印了几则寓言与《论寓言》。每篇译文后面均附有阐释性简介。比如，秦文汶[99]以《智者纳坦》的核心“戒指寓言”为切入点，提炼出“理性宗教”与“博爱”这两个关键词，概括了莱辛研究对这部剧的经典阐释——虽然以牺牲文本的复杂性为代价，仍不失为进入这部多声部作品的捷径。整体而言，此书收录的莱辛研究均属中规中矩的保守之作。

（二）国内介绍、阐释

1.文学作品

1978年以后国内的莱辛研究必须放在国内的德国启蒙时代文学研究的大背景之下来考察。而在这方面的重大理论突破无疑是对启蒙时代文学的全面重新评价与认识。之前从马克思文艺理论出发，将启蒙时代理解为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取代腐朽没落的封建阶级在文学上的反映，1978年以后，尤其在2000年之后，学界更加注重启蒙时代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由此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上呈现出贴近文本，研究视角也更加丰富等特点。[100]

由范大灿主编的五卷本《德国文学史》可算是1978年以后德语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事件。其中第二卷介绍18世纪德国文学，分为“启蒙运动”“古典文学”和“晚年歌德的创作”三章。作者范大灿在前言中讨论了德国18世纪文学崛起于欧洲文学之林的原因，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之前国内德国文学史的书写模式以及对18世纪德国文学在同时期欧洲文学中所处地位的评价。

之前文学史里一直被认为是德国资产阶级软弱的地方，比如不过问政治与现实社会，只关心精神与文化，关注抽象与理论，关心人以及与人有关的普遍问题，封建宫廷不重视栽培本国文学等德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特点，都成为德国文学得以迅猛发展的合适土壤，使得“德国作家无论在人文知识的积累，还是在静观思辨的深度和广度上，都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作家，在这一背景下，德国文学也占到欧洲文学的前列”。[101]

其次是重视启蒙运动复杂性。前言中重点强调：“启蒙运动不是一场理性主义运动”。[102]启蒙文学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运用理性反封建、反教会专制的文学运动，而是本身就充满着创造性矛盾的复杂统一体。在评价以莱辛为代表的启蒙运动鼎盛期（1748—1770）时，范大灿提出，启蒙运动在这一阶段开始重视经验、情感、感官感知等所谓理性的对立面，而将之视为理性不可缺少的部分，启蒙运动追求的是经由理性净化的道德，然而却是自然、发自内心的情感和欲求。松掉启蒙文学与理性的捆绑，不是说启蒙文学就不重视理性，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打破了德国启蒙文学与一系列意识形态化概念的单一维度，如反封建、反教会等。这一趋势开启了21世纪德国莱辛研究的多理论视角的繁荣局面。

《德国文学史》中的莱辛一节是目前国内最全面、最系统的莱辛介绍和阐释。比如，书中首次向国内介绍了莱辛的喜剧观，并一反之前以阶级斗争、社会批判为经纬的阐释模式，以“平衡情与理”这一主线来分析《明娜·封·巴尔海姆》这一喜剧，社会批判则放到较次要的地位，让人耳目一新。对市民悲剧《萨拉·萨姆逊小姐》的阐释弱化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斗争的一面，着重于阐发两个阶层道德观、价值观上的冲突。在阶级斗争文学史观眼中的“资产阶级软弱性”也被阐释为基于“人人平等”的启蒙视角下市民道德自身内部的“专制”印记。这种超越阶级斗争阐释模式的尝试也见于对《爱米丽娅·伽洛蒂》的介绍：国内以往的阐释都视亲王为封建专制君主暴虐的象征[103]，范大灿版的《德国文学史》则认为亲王并非十恶不赦的恶棍，而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他对爱米丽娅用情不可谓不真，可以说，亲王身上带有“市民特征”。另一方面，爱米丽娅的父亲，信奉道德至上的奥多阿多，在自己的市民家庭里推行的恰恰正是“专制主义”。如此阐释，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价值观对立消解了，两个阶层的价值观甚至出现了相互渗透的现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译林版的《德国文学史》还突出了莱辛神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身份，介绍了他的《论人类的教育》等神学哲学作品，为理解莱辛的其他文学作品提供了另一层视角。

王炳钧的论文《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人类学视角》[104]，以德国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的历史人类学为视角，结合德国日耳曼文学研究界最新的理论成果，将莱辛的市民悲剧《爱米丽雅·伽洛蒂》解读为启蒙时期经典的文化文本案例，探讨了启蒙时期的感知模式以及行为模式。历史人类学瓦解、颠覆了启蒙时期进步乐观的历史哲学以及理性主义等启蒙时期价值观。它首先关心的是人的身体。“对身体的发现标志着二元对立的理性时代的危机，标志着对感性的发现。”[105]作者分析《爱米丽雅·伽洛蒂》主要人物对感官（视觉、听觉、触觉、语言能力等）的掌控力体现出“以身体为基础的权力实践”[106]：王子对感官的掌控象征着他的强权，体现出权力与占有欲；爱米丽雅则不敢运用可以主动控制距离，为自己定位的视觉感官，而选择了功能相对被动的听觉感官，也即她丧失了对感官的主动操控，这表明了她性格的懦弱——而这种懦弱又不单是个体差异，而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家庭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双重牺牲品”。[107]

郑萌芽的论文《论〈明娜·冯·巴尔赫姆〉中身体感知的启蒙问题》[108]，同样从历史人类学的身体感知这一视角入手，分析莱辛的著名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作者也强调不能将启蒙运动等同于理性主义，“启蒙精神指的不仅是人要学习运用自己的理性，还包括学习运用自己的感官与体验自己的情感，由此成为一个‘完整的人’”。[109]文章认为，《明娜》讲述了主人公台尔海姆从丧失自我认同到恢复对感知的自主运用，进而获得全新自我认同的过程。剧本表达了18世纪下半叶的德意志对构建感知整体性的呼吁。

卢白羽的文章《莱辛笔下的“真戏”与“假戏”》[110]回归到传统文本细读的方式。文章详细还原戏剧事件发生的社会、法律、经济、政治等历史背景，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人物行动的动机，进而深入了解这部喜剧创造了有利条件。文章阐明了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的男主角台尔海姆的悲剧处境，指出台尔海姆的症结不在于理性与感性的失衡，而是他在现代功能型社会中丧失对自己行动之掌控力，进而丧失对自己道德践行能力的信心。文章结合莱辛《汉堡剧评》的悲剧理论，解释了女主人公明娜的“戏中戏”如何通过悲剧“净化激情”的机制，激发台尔海姆重获对自己道德践行能力的信心。

近年来，莱辛研究又出现了新趋势：国内研究已经不再满足于跟随德国文学研究亦步亦趋，而是希望利用“局外人”的有利立场，发出与德国文学研究学界不同的声音。本文仅列举几篇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借以管中窥豹。

黄燎宇的文章《莱辛的深刻，莱辛的天真——对〈智者纳旦〉的冒险解读》发表在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期刊《读书》杂志。[111]文章另辟蹊径，颠覆了《智者纳旦》的传统解读，重新审视这一文化经典提出的宗教宽容之前提的可操作性。作者首先提出这一可能性：莱辛首先是作为思想家、文化-政治符号而闻名于将启蒙神圣化、工具化的德国。[112]作者剖析了作为启蒙核心理念之宗教宽容在《纳旦》中的具体实现：莱辛认为，宗教宽容的必要前提是：各启示宗教放弃自己作为选民的“优先意识”，悬置理论和教条，代之以实践理性以及普遍人性。[113]作者指出，所谓“人性”也不过是启蒙时代世俗化之后的市民阶级的人道主义，其“普适性”值得商榷[114]；另一方面，莱辛呼吁各大宗教放弃各自的“优先意识”在作者看来也是不现实的，是莱辛的“天真”。因为对于天启宗教来说，放弃优先意识就等于是放弃自我，消解自我。[115]另外，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莱辛宽容对象仍局限于三大宗教，并未考虑到无神论者、多神论者，乃至中国的儒释道。总之，作者对德国启蒙思想的经典表述《智者纳旦》的颠覆性、创造性解读，旨在打破文学阐释领域里“以西方、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116]，为中国的启蒙时期德语文学研究提供“思考的酵母”（莱辛语）。

刘小枫的文章《市民悲剧博取谁的眼泪》[117]从思想史角度考察莱辛的悲剧理论与卢梭中的启蒙人性论（道德的可完善性和道德教化的可能性）之间的隐秘联系。“宽宏大度”的德性是否属于新兴市民的德性，或说新兴市民悲剧的主角是否适合用来展现“大度”这一德性，在作者眼中不单单是戏剧美学问题，更是政治哲学问题。[118]《悲剧通信》的核心被转移为讨论启蒙哲人提出的人类普遍教化和普遍人性这些理念是否站得住脚等政治哲学的问题。刘小枫的这种解读拓宽了莱辛研究的视角，开辟出国内莱辛研究政治哲学解读角度的可能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德国文学或美学理论之内。

张辉的文章《亚里士多德的准绳》[119]考察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理解，进而考察莱辛如何理解古人。作者指出，与同时代人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理解古人不同，莱辛尝试从古人的角度来理解古人：这意味着不轻易否定古人，打破现代学科设置的藩篱，以“纠正由于现代学科偏见所导致的对古典诗学的片面解读”。[120]他的另一篇文章，《画与诗的界限，两个希腊的界限——莱辛〈拉奥孔〉解题》[121]也同样不单从符号美学的角度来看待莱辛对画与诗的区分，而是从中看出莱辛以行动的希腊观来纠正温克尔曼的片面的静穆希腊观。作者将莱辛定义为“一个在启蒙中以古代为镜反思启蒙的启蒙者……更多期望对启蒙本身的问题及其带来的结果有清醒认真的思考，做一个启蒙的诤友而非随从，保持古典意义上的理性的智慧与清明、克制与谨严”。[122]作者认为，没有了对古代的正确理解（即以古人的方式理解古人），现代精神将处于“尴尬的无根状态”。[123]因此，理解古人并不是“泥古”，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现代性的困境与契机。另外，张辉在《莱辛〈拉奥孔〉中的荷马史诗》[124]一文中认为《拉奥孔》的“隐匿”重心其实是在荷马史诗中体现出的人性观：既要反抗新理性主义压抑人的自然情感，正视人性本身的脆弱性，也要敬畏高于自身的存在，对抗取消了高低贵贱的平等主义，两者应相互补充，不可偏废。[125]

2.文艺理论

有了文艺大家钱锺书与朱光潜开创的先河，莱辛的《拉奥孔》一直是国内文艺理论钟爱的研究对象。另外，西方文论史类著作一般也会评价莱辛的《拉奥孔》和《汉堡剧评》，这也为莱辛的理论作品成为美学、文学理论领域的研究对象奠定了基础。[126]我国的《拉奥孔》研究大有“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趋势：文艺理论专业发表的论《拉奥孔》论文的数量远远多于德语文学研究专业。朱光潜认为莱辛与温克尔曼的论争本质上是两种伦理观之间的斗争，这一观点在前文介绍的张辉的文章中有所延续与拓展。其余的《拉奥孔》研究基本上延续钱锺书关于中西诗画观的比照这一研究路数。

刘剑的文章《“古今之争”中的莱辛及其〈拉奥孔〉》[127]是2000年以来不可多得的比较公允且深入地评价《拉奥孔》莱辛和温克尔曼论争的文章。作者首先廓清了莱辛的“诗画异质”与我国的古典“诗画同律”之间的区别：一个从艺术创作，另一个从艺术欣赏角度出发。并且莱辛也认同在艺术欣赏层面诗画可以共臻相同境界。作者认为，就审美趣味而言，莱辛较多体现出新古典主义美学为美学立法则与规矩的旨趣，而温克尔曼则同情瑞士人重感官体验的经验派，他代表了美学趣味的未来发展方向；然而就分析方式而言，莱辛对符号学等方面鞭辟入里的论述则昭示了后来现代美学与古典理性美学（黑格尔）的方向；在对人的理想上，温克尔曼认同与高贵、隐忍、静穆的古典理想，莱辛则认同有个性、有勇气、用行动改造现实的人，开启了现代对于人性和个性更富包容性的理解。然而莱辛片面地将雕塑中的“真”等同于表情的真实，则没能预见到讲究“魔性精神”和“生气灌注”的后世。

罗杰鹦认为，我国学者对《拉奥孔》的研究是从介绍与认同到批评与对抗，这说明学界对《拉奥孔》的研究视野正逐步拓宽，认识逐步走向深入，方法逐步多样。[128]中西诗画论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比莱辛《拉奥孔》提出的“诗画异质说”和苏轼评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画同律论”[129]。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两者是中西文化各自封闭发展的产物，不能用一方的理论来印证或驳斥另一方的理论。主要因为：莱辛所言诗指的是史诗、叙事诗，而苏轼所言诗所指却是山水诗，莱辛所论之画是西方重写实的油画，苏轼所论却是中国重写意的士人画；西方艺术基于模仿说，讲求真实、准确地再现历史的精确性，而中国的诗画讲求抒写胸臆，追求象外之意[130]；所有这些差异又可以追溯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即：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和合、互补，对立中的同一，是一种整体有机思维，而西方诗画论的思维基础是分析型思维，强调差异、界限、区别。[131]另一方面，中西之间也有暗合的地方。比如中国传统山水诗不同于西方状物诗，而通常是“移步换景”，并且诗人在用字上也注重静中生动的意境；再则，汉语自身象形、凝练的特点迥异于西方表音的文字系统，可以达到莱辛归入到绘画中的“瞬间性”的效果。[132]可以说，中国诗人在创作中实现了莱辛诗画理想的融合，做到了“诗中有画”。蒋寅[133]批评了文艺理论界在诗画“同律”抑或“异质”这一论题上叠床架屋的重复科研之弊病。他重新思考了“诗中有画”论提出的背景，认为其说“乃是经受美术熏陶的读者用一种特定的欣赏方式（画家的认知框架）去读王维的结果”[134]，突出了此说中接受者的重要性。

《汉堡剧评》是莱辛的另一部影响深远的戏剧理论著作。相较于《拉奥孔》，对《剧评》的接受在国内就要冷清得多。张黎在其《汉堡剧评》译本中撰文介绍了《剧评》成书的社会政治条件以及德国当时戏剧发展水平和汉堡剧院成立的前因后果。[135]文中简要罗列出的几点都成为后来介绍阐释《剧评》的起点：市民悲剧以及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先驱、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批判、对狄德罗和莎士比亚的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净化说）等。比较详细、客观而系统地阐释《汉堡剧评》理论的是王在衡的文章《市民主义文论〈汉堡剧评〉》[136]。该文的主要贡献是阐明了一直被国内研究所忽视的《剧评》的重要概念“内在可能性”的内涵及其外延，也提到了莱辛的“天才说”。值得注意的是，《剧评》的研究文章大多刊载于戏剧理论而非文学理论期刊上。可见，国内戏剧（研究）界对《剧评》的兴趣要远远高过文学研究界[137]，其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比照狄德罗与莱辛的现实主义戏剧理论[138]和莱辛的表演艺术理论[139]。篇幅所限，本文且以后者为例。[140]在论及莱辛的表演艺术观，所有论文都抓住了重心，即体验派和表现派之争。[141]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是否应该在内心激起同样的感情？内心没有相应的情感的演员是否能凭借演技而感动观众？莱辛敏锐地观察到，正如内在情感可以激发外部动作，外部动作也可以引发内部情感。从德国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若在启蒙时代人类学背景下考察莱辛的这一观点或许会有所收获。另外，遗憾的是，莱辛戏剧理论的重点——同情说与净化论在研究文献里却鲜有提及。[142]我们应该看到，莱辛之所以要求戏剧塑造混合的性格、贴近现实的性格，目的是要博得观众的同情，并藉由同情而使观众的激情得到“净化”——莱辛认为这才是戏剧的最终目的：净化后的激情是人积极行善的前提。戏剧由此而在伦理领域内发挥作用——这正是启蒙文学之旨归。

三、对国外研究的引介

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介是外国文学研究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不仅免去了重复科研、叠床架屋之虞，也拓展了我们的科研视野。总的说来，80年代之前，我国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翻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梅林的莱辛研究。进入21世纪后则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德国、美国的最新研究成果兼收并蓄，研究领域也从文学、美学扩展到历史哲学、神学、政治哲学等领域。

张玉书、韩耀成、高中甫翻译的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弗朗茨·梅林的文艺论文集《论文学》[143]，其中对莱辛的著名戏剧《爱米丽雅·伽洛蒂》、《明娜·封·巴恩海姆》以及《智者纳旦》分别撰文分析。然而，这部文集的引用率很低。梅林的某些精到的阐释也没有被我国莱辛研究所吸收，实乃一大憾事。

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韦勒克（René Wellek）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古典主义时代）第八章“莱辛及其先驱”详细介绍了启蒙前期德国美学状况，并以中肯的笔触爬梳莱辛作为批评家的事业。[144]该研究也几乎被国内研究遗忘。

进入21世纪，我国引入了第一本国外莱辛研究专著《莱辛思想再释——对启蒙内在问题的探讨》[145]。该书的意义主要在于，将国内莱辛研究的目光从单一的美学、文学转移到神学、哲学上来，丰富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为我国的莱辛哲学、神学研究提供了参考文献。作者将启蒙运动理解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角斗场，而莱辛的神学创新正是产生于这场争斗。[146]刘小枫主编的《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收入莱辛三部作品的阐释文章（2009）。[147]其中两篇均选自《解释》（Interpretation）学刊，其政治哲学的研究重心可见一斑。

此外还有美国莱辛专家贝格哈恩（Klaus L.Berghahn）《以批评为启蒙，以批判为批评》的论文[148]，系统地剖析了莱辛的文学批评事业。

其他译介作品还包括德国著名哲学家狄尔泰的名著《体验与诗》中的莱辛部分[149]，德国神学家汉斯·昆（Hans Küng）与日耳曼学者瓦特·延斯（Walter Jens）合著的《诗与宗教》中的两篇文章，分别从神学和文学研究的角度来阐释莱辛剧作《智者纳坦》[150]，以及托马斯·曼著名的《论莱辛》[151]。

总的说来，国内莱辛研究对21世纪以后译介研究成果的引用率不高，基本上还是局限于80年代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一些经典的英文研究文献[152]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提高我们自身的水准，就必须积极吸收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与其他学科（比如西哲）相比，我们可以说尚未真正起步。

综上，我国的莱辛研究尚还处于起步阶段，对莱辛作品的解读还不够广泛、深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对德国启蒙文学研究的滞后状况相关。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首先是继续开展莱辛著作的翻译工作，使得莱辛不再是德语专业学术圈的专权，而是成为汉语学界共享的精神财富；其次，应该加大引进国外优秀研究成果的力度，精选一些莱辛研究的权威著作或论文来翻译。就目前我国莱辛研究而言，吸收国外优秀研究成果，仍然是提高整体科研水准的最佳选择；在充分了解和消化国外研究状况的前提下，我们应该以自身的历史、文学经验为视角，反思西方研究，最终在世界日耳曼文学研究界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中国，浮士德何为？——当代中国启蒙话语中的歌德《浮士德》

胡蔚

一

每个时代和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浮士德，或者说，每位读者创造了自己的浮士德。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的宣称：一部作品的真正含义并非由作者决定，也不能由作品的原初读者获得，它的意义在其被阅读和接受的过程中得以确立，它的审美价值也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真正的艺术作品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使自身的意义在接受史中充分展开。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正是体现在文本的开放性中，也就是说，体现在“文本视域”与“读者视域”的“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中[153]。一战后的1919年，试图为西方文明把脉的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用求知欲和行动欲旺盛为特征的“浮士德精神”（das Faustische）为西方文化画像，与阿波罗式的古典文明相对应，并预言了西方文化在到达它的“文明阶段”之后将走向没落。而事实上，当浮士德传奇的影响力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而不再局限于西方之时，这则西方神话便演变成为一则关于现代人的神话，讨论的是启蒙后人类的共同命运。浮士德故事丰富的内涵在将近五百年的接受史中逐渐展开，而主人公浮士德的命运在历史上的几度沉浮，也充分显现出启蒙话语的多元维度和内在张力。

浮士德的原型是民间传说中生活于15—16世纪德意志地区的炼金术师，游历四方，据传为探索世界的本源而与魔鬼结盟，最后灵魂被魔鬼攫取。1587年，法兰克福出版商斯皮思（Johannes Spiess）最早将浮士德传说付印出版。[154]浮士德因为沉湎于求知欲而出卖灵魂，正是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反映，然而对宗教改革后恪守虔敬传统的德国人来说，无节制的知识欲已经是受到了魔鬼的诱惑。无论是1587年出版的《浮士德博士传奇》，还是1599年魏德曼（Georg Rudolf Widmann）和1674年普费策（Nikolaus Pfitzer）的德语浮士德故事，都是劝人信神的宗教教导书。相对于16世纪的德国，同时期的英国更为开明，随着实验科学和经验哲学的发展，启蒙理性已经逐渐形成传统。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在他著名的剧本《浮士德博士的悲剧》[155]中强化了浮士德的反抗神权的细节，指出了启蒙的原罪所在——试图用理性僭越神的领域。

然而，与魔鬼结盟者自然是罪不可恕，追求真理也要下地狱么？这便是浮士德传说中令人惶惑和不安之处。18世纪的德国，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启蒙理性哲学思想体系影响日增，然而与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专制主义和无神论倾向不同，德国启蒙思想家力图协调理性与信仰，而不是简单否定基督教的精神内涵。德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莱辛在他未完成的浮士德剧本中，第一次让浮士德免除了下地狱的命运。莱辛把人的认知欲称为天主恩赐给人类的“最高贵的冲动”，人为了获得真理而付出的不懈努力值得赞美，然而“纯粹的真理只是属于天主”[156]。

歌德（1749—1832）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动笔写作《浮士德》，1808年发表《浮士德第一部》，1831年去世前一年完成《浮士德第二部》，共12111行。歌德时代的人们已经不再认为能够从本质上认识世界和谐秩序的真理，却能够通过大千世界的寓相获得领悟。歌德将世界比做“神性的生动衣裙”（der Gottheit lebendiges Kleid，第509行），“一切无常世相/无非是个比方”（Alles Vergängliche/ist nur ein Gleichnis，第12105行）。浮士德题材在歌德这里摆脱了劝诫教诲的单一功能，成为文学象征。

歌德以后的浮士德都是与歌德《浮士德》的对话，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后，“浮士德精神”变身为支持帝国殖民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成为民族主义自我神话和自我膨胀的代名词。[157]随后，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还是纳粹时期，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都暗中绑架了“浮士德精神”。希特勒声称自己尽管不喜欢歌德，但因为“太初有为”这句话符合纳粹党的意识形态，而倾向于“原谅”歌德。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东德同样也将浮士德意识形态化，将其塑造为推翻封建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者。东德执政党总书记乌尔布里希特（Walter Ulbricht）号召人民：“如果你们想知道前进的道路通往何方，读读歌德的《浮士德》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吧！”“自由的土地上生活着自由的人民”（Auf freiem Grund mit freiem Volk，第11580行）成了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美好愿景。此种解读方式全然不顾原著中明显的讽刺——浮士德此时已被“忧愁”女神吹瞎了眼睛，误将小鬼为他掘墓的声音当做围海造田的工程。而歌德对人类命运的隐忧也早已定格在他对《浮士德》的“悲剧”性规定上。

怀疑的声音也一直存在，引发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对剧末“救赎”的疑问——为何这个身上背负几条人命的魔鬼结盟者浮士德，可以逃脱下地狱的命运？歌德在“天堂序曲”中借用《旧约》里《约伯纪》中天主和魔鬼的赌约作为整部诗剧的线索，天主认定“人在追求时，就会迷误”（Es irrt der Mensch so lang｀er strebt，第317行），魔鬼的诱惑是天主刺激倦怠的人性走向行动的工具，而剧末天使的接引则意味着，浮士德的绝望与追求、沉沦与获救，没有脱离上帝的意志。在救赎的一幕中，天使高歌“一直努力追求的人，我们可以将他解救”（Wer immer strebend sich bemüht/Den können wir erlösen，第11937-11938行），来自上天的“爱”是解救的动力。也就是说，浮士德是上帝应许之人，或者说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的现代人性，而不计代价追求成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不懈追求（streben）的浮士德精神中的应有之义。魔鬼自述“欲求恶却成就了善”（die stets das Böse will und stets das Gute schafft, V.1335ff.），而浮士德可谓是“欲求善而导致了恶”。暴力以启蒙的名义横行，自由容忍了极权的产生，《浮士德》中揭示的二元性正可以为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启蒙辩证性》背书。到了全球化的今天，在哈贝马斯发起的“未完成的现代性”讨论中，浮士德作为“Global Player”[158]（全球参与者）的代言人具有新的寓意，成为忙碌终日、永不停息的现代人的写照。

对于浮士德在接受史中的变形记，歌德早就有所预感，他在1831年9月8日完成终稿后，致信友人布瓦瑟瑞（Sulpiz Boisserée），用谐谑的口气说道：“我的《浮士德》已经成为它所变成的模样。尽管还会有足够多的问题产生，（作品）绝不可能给每个问题提供答案，这对那些通过脸色、手势和轻微的暗示来理解作品的人倒是值得高兴的事。他们从中将会发现的东西，甚至比我自己知道的还多。”[159]

二

浮士德东渡中国后会呈现出何种面相？这一文学形象所承载的含混多义的象征意义在错综复杂的中国启蒙进程中又以何种形式显现出来？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的西学东渐之风中，尤其是在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之后，无论是倡导全盘西化，还是主张弘扬国故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都感到外来的价值理念与本土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巨大张力，一系列古今中西之争，主观动机上都怀着一种协调“科学理性”的西方启蒙精神与中国伦理文化的良好愿望，不同的解读方式反映了解读者的学术思路、个人性情、政治文化立场和时代精神的烙印。国势衰微、外族入侵下的民族危亡又是20世纪初中国启蒙学者不同于欧洲启蒙先驱的历史条件，中国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救亡之间进行着复杂而具有创造性的奋争。[160]

歌德作为德意志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其汉译作品及其研究数量之众多、思想流布之广泛、介入中国文化之深入，在德语作家中无出其右者。《浮士德》进入中国知识界视域之后，立即获得了一流学者的重视。民族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看见孔子的精神和学说几千年后又出现在了歌德身上”[161]，1901年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用《周易》乾卦爻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来翻译《浮士德》精神；另一位文史大家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1904）中将《浮士德》推为“欧洲近世文学第一者”，将《红楼梦》与《浮士德》作比，都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以其描写博士法斯德（即浮士德）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若《红楼梦》之写宝玉，又岂有异于彼乎？”面对同样一个浮士德，两位学者着眼点迥然不同，前者看到的是“自强不息”，重的是事功，将西方启蒙思路与中国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契合；后者看到的是“人生之痛苦及解脱之途径”，不仅符合诸宗教求解脱之道，也从叔本华《意志及观念之世界》中找到了伦理学的依托，正是其在《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所述“学术当破中外之见，毋以为政论之手段”主张的体现。

五四运动秉承了启蒙运动对人性的信念和个性张扬的推崇，这鲜明地体现在同时期的浮士德解读中。浮士德身上既有奋发进取的理性精神和不断追求完美的生命意识，又有现代意义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精神上高度契合。五四运动前后，译介和研究歌德的工作已经系统展开，尤其是1922年和1932年举行的歌德忌辰纪念活动在文化界掀起了持续的“歌德热”。到1949年，歌德的代表作都有了中译本，《浮士德》有莫苏（1926）、周学普（1935）、郭沫若（1928第一部译本，1947全译本）为译者的三个全译本出版，其中以郭沫若的译本流布最广。文人学者发表于论文集和报章中的《浮士德》研究和述评层出不穷，且涉及文本、电影、戏剧表演各个领域，也有国外学者的论文被译介到国内。深受歌德影响的美学家、诗人宗白华在与郭沫若、田汉的通信集《三叶集》中推崇歌德为“人中之至人”，在《歌德之人生启示》一文中，认为歌德的人格与生活之意义是给启蒙后失去信仰的人们以信心，“给予近代人生一个新的生命情绪”，是对“生命本身价值的肯定”。而浮士德是歌德人生情绪最纯粹的代表，他在人生各个阶段的各种尝试，并非真正的“迷途”，而是有限生命中的各种倾心尝试，为的是趋向无限，浮士德的最后得救也肯定了人生永恒努力的价值。[162]同时在中国积贫积弱、亡国亡种的民族危机下，浮士德精神成为一帖救亡良药，张闻天在长文《哥德的浮士德》中，期望用浮士德“自强不息”的人生观警醒“保守苟安”的中国民众[163]；冯至回忆1939年在西南联大教书，躲避日军空袭之余研读歌德的情景，将《浮士德》看作“一部肯定精神与否定精神斗争的历史”，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概括浮士德的一生，从中得到“不少精神的支持”。[164]值得注意的是，从对浮士德的解读中可以看出，个人启蒙与民族救亡并没有构成冲突，而且从启蒙的立场看，是高度统一的——五四启蒙运动本就是为了民族自救，为了面对西方强国的强势入侵而掀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艺研究以国家意识形态为纲，文学为政治服务成为不可僭越的红线，在历次思想政治斗争中，尊崇个性和自由的启蒙话语成为禁忌。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成为定论，他在驳斥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时说道：“歌德心里经常发生着天才诗人与法兰克福市参议院的谨慎的儿子或魏玛的枢密顾问官之间的斗争（……）因此，他有时候是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拘谨的、满足于一切的、狭隘的小市民。”[165]1958年“大跃进”期间由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师生撰写的《德国文学简史》将《浮士德》概括总结为“西欧三百年历史的总结，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顶峰”[166]。郭沫若1947年初版的全译本《浮士德》在50年代被两次重印，郭沫若在初版前言《浮士德简论》中将《浮士德》结尾填海造田的扩张，解读为歌德晚年“人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歌德从早年的个性主义向利群主义的转变，（……）它最后的一幕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有许多理想是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的要求的”[167]。这一转变也正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阶段自我认知从个人主义到国家主义的转变。浮士德成为了带领人民开天辟地的英雄——这是浮士德形象在社会主义中国前30年中，也是它在苏联和社会主义东德的标准面相，其影响一直延伸到80年代。

三

改革开放以后，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逐步复苏。伴随着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现代化改革的深入，中国思想界对于启蒙的讨论和反思经历了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90年代以后的启蒙反思，以至21世纪以后出现的反启蒙倾向，直至今日，方兴未艾。[168]改革开放后，中国歌德研究已经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研究队伍，先后以1982年、1999年和2009年歌德忌辰和诞辰纪念日为契机召开了研讨会，出版歌德文集和论文集，歌德戏剧研究也在深度和广度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根据知网的统计，以歌德《浮士德》为主题的论文，有九百余篇，且在90年代以后，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169]在这30年中，《浮士德》出现了五个新的全译本，译者分别是：董问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钱春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樊修章（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杨武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90年代以后，《浮士德》三次被搬上中国舞台，分别由国内老中青三代导演中的旗帜人物徐晓钟（2009）、林兆华（1994）、孟京辉（1999）执导，他们的舞台诠释赋予了《浮士德》新的中国意义，也证明了《浮》剧的经典性和现实性。浮士德精神在当代中国启蒙话语中几度沉浮，尤其体现在文艺批评和舞台实践中。

“文革”以后，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即在思想界出现的人道主义思潮，可以看做启蒙精神复苏的突出表现。面对“文革”造成的满目疮痍，党内知识分子回到马克思主义原典中寻找理论支持，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文革是社会主义的异化”等观点。早在1980年，范大灿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上的论文《人类的前景是光明的——读歌德的诗剧〈浮士德〉》[170]便摆脱了阶级论的束缚，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人道主义，指出全剧的主旨是探索“人类的命运”，“启蒙后的人是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他是有希望的还是没有希望的”，浮士德被救赎的命运，说明歌德对人类前景充满信念。随后《读书》上发表的两篇论文《乐观的悲剧——从〈浮士德〉是否悲剧谈起》（卫文珂，1983年第8期）、《乐观的哲学——从〈浮士德〉谈歌德的哲学思想》（简明，1984年第3期）同样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框架下，肯定人的价值。简明指出浮士德“对真理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永不停息的探索”，这个精神是“人类得以不断发展的最根本的精神，是整个人类的象征”，然而“浮士德个人的命运是悲剧的，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有限阶段的代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人民”的理想社会，只有到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实现。简明引用卢卡契作为立论依据：“个别小宇宙中的悲剧，构成了通向揭示人类大宇宙中不停顿的进步的道路”，“整个人类就是在个人的毁灭中向前迈进的”。[171]

虽然启蒙精神的复苏并非一帆风顺，到80年代中期，已经在思想界形成了新时期的“发展共识”和“人的共识”，弘扬人的“主体性”，宣扬欧美模式的“现代性”，是新启蒙运动的核心概念。李泽厚的“主体性”意识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对个体的“主体性”意义进一步发挥：“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172]

杨武能在90年代的论文《〈浮士德〉面面观》[173]中，列举了四个观点，颇能代表当时中国学界对浮士德的普遍认识：首先，浮士德就是歌德本人；其次，浮士德具有德国人严肃深沉彻底的特征；第三，浮士德是近代西方文化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象征；第四，浮士德是“人类杰出的代表”，“肯定人生、人性、人欲的浮士德精神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和先进世界观”。这些观点固然有些仍待商榷，但对于浮士德精神中“人性”的重新关注是启蒙在文艺批评中重新获得话语权的象征。五四一代中，已有宗白华等人敏锐地捕捉和讴歌了浮士德旺盛的“生命意识”。蒋承勇的论文《浮士德与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聚焦浮士德这个形象身上的“人”的深沉含义，并给予历史的界定和客观的评价：“歌德追寻完全的人和世俗的人的过程，就是表现自然天性，实现自然欲望，获得人生最丰富体验的过程。浮士德身上无尽的自然欲望与生命意志、强烈的个体意识和自我扩张意识、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以及在道德理想和理性精神制约下难以消解的内心矛盾，是歌德自身文化性格之反映，也是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之表征。”

到了9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对启蒙的接受逐渐深入到知识论层面，认识到西方的现代性传统是一个具有内在紧张和冲突的结构。而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过程中人文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失落，充满了忧虑，从现代化的期望过渡到了对现代性的反思，而西方学术传统中反思启蒙的思想资源也逐渐为国内学界重视。

面对“物欲横流，竞争残酷，人文精神丧失的当今时代”，杨武能在《何只“自强不息”！——“浮士德精神”的反思》[174]一文中发现了《浮士德》剧中“自强不息”之外的“以仁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浮士德的“高尚精神和高贵品德”体现了“人的神性——高贵，善良和乐于助人”。认为浮士德“仁爱”的观点恐怕会招来反击，他薄情寡义的负心汉形象显然更为深入人心，但是对“自强不息”的反思不仅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原著文本的内在应有之意，只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解读方式中被遮蔽了。

“反思”首先发生在美学领域，僵化的教条主义认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进步的，浪漫主义是“反动腐朽”的。1979年，冯至撰写了“文革”后的第一篇长篇论文，分析《浮士德》的海伦娜悲剧[175]，文章认为这是一部浪漫主义梦幻剧，体现了古希腊美学理想与中世纪浪漫精神的结合，进而指出歌德并非纯粹的现实主义者。这篇论文延续了冯至以小见大、细密翔实的论述风格，且着眼于歌德晚年思想史定位，视野更为开阔。在当时“拨乱反正”的背景下，身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的冯至重新定位歌德美学思想，正面评价浪漫主义，对于“文革”后歌德研究的重新展开与路径选择，意义重大。韩瑞祥、仝保民的论文《〈浮士德〉悲剧第一部的浪漫主义色彩》[176]则是延续了冯至的思路。

对于浮剧“神学”内涵的研究体现了“反思”的深入。肖四新在《戏剧》1999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浮士德“追求——失败——获救”的人生历程与新教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生意义的认识具有一致性，新教神学中认为人的救赎是以人的“主体性的临在”为前提的，《浮士德》最强有力的精神力量不在于它摒弃信仰，而在于它用诗性的形式所宣扬的“新宗教”与新教由人至神的信仰形式基本一致。如果说，肖的观点是为浮剧中“人的宗教”寻找神学的依据，谷裕在其论著《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中将基督教神学作为纠正人类理性偏差的更高理念，她在论述《浮士德》一章中认为浮剧的宗教剧框架象征着启蒙理性的发展和完善始终也必须服从神的秩序和意志；浮士德得到救赎的场景尽管充满悖论和不确定性，然而象征着爱的永恒女性的引导给予人们希望和信心，“启蒙的意义并未被彻底颠覆”。[177]

对浮剧启蒙意义又一深层次的反思从思想史的角度展开：傅守祥2004年发表的论文指出《浮士德》通过梅菲斯特传递出现代洞察和现代反省，是对人自身力量、自我价值的怀疑，宣告了现代主义对人文传统的颠覆，因此，作为理性悲剧的浮剧揭示的是“启蒙精神的高度与限度”。[178]叶隽从定位歌德思想史的目的出发，在专著《歌德思想之形成——经典文本体现的古典和谐》（2010）意识到了歌德身上的“一元二魂”反映了“思想的自我矛盾”，但与《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中庸调和的“古典思脉”不同，在《浮士德》中依然选择了“理性路径”。[179]

如果说大多数学者从美学、神学和思想史三个维度对浮士德精神“自强不息”“力行”哲学的反思，都是在启蒙辩证法的框架中进行，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启蒙运动对人的理性的信念，那么，吴建广2008年以后发表的系列论文[180]中对《浮士德》的“反启蒙”式解读则具有颠覆意义。吴建广以德意志思想传统中从“路德、莱辛、赫尔德、哈曼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反人本主义思潮”为理论依据，认为浮剧是人本理性与神性秩序对抗而导致的悲剧，浮士德因为“认识欲、淫欲、虚拟欲、僭越欲、创世欲”而罪孽深重，最后的救赎场面也不过是浮士德临死悔罪而产生的幻觉，即“濒死意念”，也就是说，浮士德的灵魂并没有获得天使的拯救。文章认为歌德批判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回归到了“德意志浪漫精神的故乡”。浮士德终于在中国被驱下了神坛，从自强不息的英雄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然而，对权威观念的批评和解构，正得益于以怀疑和批评为内核的启蒙精神，吴文的观点固然是“反启蒙”的，其对已经僵化的浮士德“自强不息”形象的颠覆依然合乎启蒙之道。批判人本主义的虚妄固然有理，且在当下中国躁动不安的时代精神里尤其具有现实意义，然而矫枉过正则容易走向另外一种虚妄。

四

90年代以来，歌德《浮士德》分别被徐晓钟、林兆华、孟京辉三代导演搬上戏剧舞台，他们对浮士德形象截然不同的舞台塑造较之文艺评论更加直观地显现出当代中国启蒙话语的内在张力。

1994年，正值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中国，林兆华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上演了《浮士德》，宣传页上标明：这次演出是“对变化莫测的话剧市场和观众需求的抗争”。这是一次充满现代感和实验性的舞台诠释：摇滚乐团鲍家街43号加盟演出、荒凉空旷的舞台、皮影戏的手法、各种具象与抽象的拼贴。演员的配置也别具匠心：女演员娄乃鸣扮演梅菲斯特，凸显其阴沉狡诈；浮士德由倪大宏和韩童生两个演员饰演，一个是灰衣旧鞋、蓬头垢面的书生，一个是招摇过市、躁动不安的款爷，代表浮士德身上两个矛盾的灵魂：一个沉湎于粗鄙的情欲，一个向往着崇高的性灵，这是一个在性格对峙中痛苦挣扎的现代人形象，全剧传达出一种对喧嚣浮躁现实的冷峻的批判意识。

新锐导演孟京辉选择在新千年跨年之际在北京人艺小剧场公演了《盗版浮士德》，剧如题名，旨在解构经典。故事放在当代场景中，大学教授浮士德在酒吧邂逅甘泪卿时，巧遇电视台导演魔鬼梅菲斯特，浮士德不仅上了电视，当上了电视选美大赛主任，还登上了月球。剧本试图通过“恋爱，选美，兴国，登月”四个情节展示“知识分子对爱、美、权力和不朽的追求”，探讨“知识分子的精神架构”。与林兆华版《浮士德》剧的严肃现代风格不同，这是一次符合市场期待和大众趣味的舞台呈现，充满了逗趣搞笑的元素，原剧的庄严内涵和严肃的启蒙反思因为夸张的画面感、诙谐幽默的表演解构，达到了一种荒诞反讽的效果，盗版的浮士德成为游戏人间的犬儒主义者。这或许验证了许纪霖忧心忡忡的观察：“到了2000年之后，（……）启蒙已经过时了，其中有三股思想势力，包括国家主义、古典主义和多元现代性的思潮解构了启蒙，物质主义、犬儒主义、虚无主义盛行。”[181]

徐晓钟导演执导的《浮士德》2008年上演，只上演了第一部“爱情悲剧”和第二部的开头。徐晓钟的导演秉持忠于原著的精神，采用传统诗剧的形式，注重表演技巧。上海话剧中心为了完美呈现导演的创作意图，在人员配置、舞台布景上都全力动员，不计工本，服装设计参照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装束，以呼应导演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据媒体报道，徐晓钟导演不顾81岁高龄执导《浮士德》是为了完成黄佐临导演20年前所托，可以说这是一场迟到的演出，其精神内核属于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导演为浮士德确立的“形象种子”是“漫漫大海的苦行者”，“漫漫大海”是漫长曲折的人生之意，“苦行”是苦苦追求，探寻目标之意。吕效平的文章《悲剧？或者新古典主义的正剧》指出，徐晓钟导演强调的是人生和人性的正面价值，并没有“敲开歌德原著的悲剧内核”，是附会给《浮士德》的“正剧解读”。吕文称这是一种屈服于当代思想惯性的“社会主义古典主义”的阐释，看不到原剧的怀疑与否定精神和悲剧性本质，放弃了精神自由的高度，匍匐于“当代真理”的催眠，而满足于挖掘正面的、积极的、榜样的、有教育意义的东西。[182]如果说80年代的启蒙话语是重归“人道主义”，20年后，启蒙的锋芒则指向了业已僵化的单向面的“人道主义”解读，吕文呼唤的正是自由思考与独立批评的启蒙精神。

改革开放后的启蒙话语在短短的三十几年时间里，经历了从主体性的高扬到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乃至全面否定，歌德的《浮士德》在中国的接受经历了“对现代化的讴歌”到“对现代性的反思”，浮士德在中国的形象也随之从“自强不息”的社群主义英雄，寻找出路的迷茫知识分子跌落到了罪孽深重的恶人或是游戏人生的犬儒主义者。反观西方现代思想史，反启蒙思潮与启蒙运动如影随形，却无法改变启蒙运动塑造了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事实。以中国专制历史之久，启蒙运动更是举步维艰，而当代中国现代思想传统和西方现代伦理学的困境，学界反思和质疑启蒙的能力和勇气都得益于启蒙精神，是启蒙运动的应有之义。

司汤达研究的“红”“黑”“白”

王斯秧

司汤达（1783—1842）既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又是浪漫主义的重要作家。独特的双重标签恰好印证了作家对社会与人性的深刻认识与捕捉。他认为小说应该再现时代本质，同时更要关注人心的真实，暗示现实的种种可能。他把敏感视为生活与审美最重要的品质，甚至是划分灵魂高下的首要标准，在小说中注重细致的心理分析和描绘强烈的情感。司汤达还有着突显性情、极具个人特色的风格。他不是字斟句酌、精当考究的那类作家，而是创作随性而至，行文迅捷，笔触轻灵，词句简练。由于其作品独特的节奏与气韵，他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最难模仿的作家”。

司汤达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自19世纪末得到确认，评论界对其作品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20世纪法国曾出现两次司汤达研究的高峰，第一次是在五六十年代，涌现出一大批以现象学和原型批评为方法的经典评论，研究作者的复杂人格、自我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作者与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独特的叙述方式及其局限。七八十年代结构主义盛行时期，司汤达的作品因其随性自由的风格不能为热门文学理论提供素材而受到冷落。90年代以来是司汤达研究的第二次高峰。研究者从美学、艺术史等多个全新角度解读司汤达作品，例如从美学角度及其在19世纪初的重新定义，研究司汤达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的嘲讽、喜剧性、活力等概念；对叙事形式的历史研究与诗学研究，从叙事时间、叙述者身份、叙事语声、小说与戏剧的关系等层面进行文本分析；文学场域的社会学研究，从回忆录、游记、历史文献等资料中发掘作家与文类体系的联系；对司汤达手稿的关注与发掘也发展了文本发生学研究。

在中国，司汤达是读者与研究者最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红与黑》自1944年首次译成中文，一直位于最重要的世界名著之列。众多翻译家都把这部作品作为一试身手的试金石，一译再译，有研究者认为“《红与黑》的翻译，代表着我国目前法国文学翻译界的最佳水平”[183]。这是国内司汤达研究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的重心不同，整体来说，法国与世界研究涉及司汤达思想的各个侧面和全部作品，中国研究者却对《红与黑》情有独钟；在研究角度上，国外研究从传记研究、主题批评、心理学、叙事学、美学、艺术史等各个角度切入作品，国内研究主要在社会学和翻译学两大领域进行。其中的发展历程与原因，将是本文探讨的对象。

一、《红与黑》研究的“红”与“黑”

《红与黑》这部小说之所以受到中国读者与评论界如此的关注，除去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它在数次政治运动中颠沛起伏的命运和几代法语学者的译介工作也许是最重要的两个原因。

《红与黑》的大名首先应该归于其政治历史内涵。小说以1830年前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为背景，正是社会风云变幻、各阶层斗争错综复杂的时期。“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中国研究者看重小说所描绘的历史背景，把于连这一出身平民的人物社会地位的上升轨迹视为观察与批评阶级斗争的绝佳范本。1949—1978年间对于作品的研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鲜明的政治立场，采取阶级分析的观点。在那个“现实主义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研究者注重阶级分析和文学的认识价值，从作品中剥离出政治性，把它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站在自己的立场加以利用。反对者斥之为最毒的“毒草”“黄色小说”，美化野心家、两面派，宣扬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等等，罄竹难书。小说在历次运动中屡受批判：60年代初，在声势浩大的批判修正主义运动中，《红与黑》与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托尔斯泰的《复活》并称，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四人帮”垮台后，因为曾受到“四人帮”的举荐，于连的形象又和“四人帮”联系在一起：“四人帮的人生观与于连一脉相承，他们腐朽的生活方式与于连一拍即合，而他们的政治视野比于连更大，阴谋手段更为毒辣”[184]。反之，拥护者则强调作品的批判功能：“这部政治小说对于贵族社会腐朽生活的揭露，对于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的性格的批判，对于教会罪恶行径的抨击……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反动阶级的复辟教训，用马列主义观点加以批判的总结，以作为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借镜”[185]。这种与政治紧密相连的解读方式，反映了时代特色，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后文将详细讨论。

如果说在前一阶段，《红与黑》因其黑色的“恶名”而深入人心，90年代围绕《红与黑》所展开的翻译大辩论再一次把作品的知名度推向高峰，使《红与黑》的翻译红极一时。自1944年赵瑞蕻的《红与黑》中译本问世以来，罗玉君、郝运、闻家驷、郭宏安、罗新璋、张冠尧、许渊冲等著名翻译家一再复译，加上海峡对岸的黎烈文译本（1978年），至今已有28个中文译本。除去部分抄袭拼凑之作，每一个译本都倾注了译者的心血，体现出译者对翻译的不同认识与追求，风格各异。多位译者与许钧、袁筱一等翻译理论家纷纷发表对译文风格选择、文本内容与原作关系的思考，由此引发一场范围广大、影响深远的翻译大讨论。为了调查译文的接受情况、了解读者的审美要求与期待，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和《文汇读书周报》还组织了《红与黑》汉译读者意见征询，受到广泛关注，成为翻译研究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与此相关的论文、谈话、通讯、座谈等资料均收录于许钧主编的《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中。

小说受到众多翻译家的追捧，从侧面反映出作品的魅力与不尽的价值。译者追寻各自心中的《红与黑》，希望给读者一部尽可能接近原文，甚至“超越原文”的译作，百家争鸣有助于推动译文整体水平的提高。小说的翻译与研究也在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中进行。众多译本与译者的争鸣、讨论为不懂法文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接近、理解司汤达的可能性。同时，译文的语言风格不仅涉及原文风格、翻译标准的探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各个层次，还涉及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自然避不开对原著内容、人物形象等的关注，由此也促进了对司汤达作品内容及其文体风格的研究。除许钧从翻译理论与实践各个层次思考译文的多篇论文之外，有多位研究者进行过原文与译文的对比研究，如王文利的《叙述形式的意义——关于〈红与黑〉汉译的一点思考》[186]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红与黑》中于连与德瑞纳夫人初次见面的场景，从聚焦和时态两方面比较不同译文对原文的处理，为评价译文提供了客观可行的依据，避免了流于主观的印象式评判。

综上所述，除去《红与黑》作为经典本身的文学价值，它在中国居高不下的知名度还取决于本土原因，政治运动、译介出版，都曾为这股热潮推波助澜。这些因素一方面提高了作品的知名度，有助于强化作品的经典地位，推动作品的阅读与研究；另一方面也造成根深蒂固的成规定见，机械的“阶级属性”“人物本质”“主导因素”等思维范式局限了研究者的思路，导致部分论文继承特定历史时期的老腔调，得出简单片面的论断。

《红与黑》的翻译红极一时的同时，《红与黑》的研究也迎来热火朝天的局面。1978年是一个分水岭。柳鸣九于1980年发表的《〈红与黑〉和两种价值标准》[187]可视为分水岭的一个路标。论文分析了这部作品屡屡成为运动对象的原因，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反映时代本质、揭示阶级斗争规律的伟大作品。虽然论文仍是从阶级定性的角度切入，但在政治内容之外还肯定了作家对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把握历史本质的功力与刻画人物的深度，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作家作品研究。此后，一部分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作者创作及文本的相关具体问题上，研究方法和角度开始多样化，从人物形象、心理描写、作品主题、文体风格等多个角度研究作品。

研究侧重点的变化，首先从于连形象研究上体现出来，尽管此时大部分研究的切入角度仍然是社会历史学，但阶级意识逐渐淡化，社会批判减弱，不再强调定性，对人物的分析从阶级属性转向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同时关注人物形象构建的生存环境和活动境遇。1981年丁子春的《论〈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188]指出于连又“红”又“黑”的形象，这就打破了过去非黑即白的划分，承认小说人物的复杂性，在他身上看到叛逆、野心、进取与虚假贪婪等多重特性的融合。汪梧封于1984年发表的《于连形象新探——纪念斯丹达诞生二百周年》[189]同样抛弃非敌即友的机械二分法，把于连视为个人英雄主义的典范。蒋承勇于1987—1990年接连发表三篇论文，体现出现象学理论和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对此前风行的环境决定性格、文学复制现实等观点提出质疑。《以系统的自组织原理看于连性格的自在性与自主性》[190]强调人物内在动因的影响，运用哲学、心理学理论，并使用简单的结构图示辅助文本分析，研究角度与方法令人耳目一新。《论司汤达小说的内倾性》[191]指出司汤达小说侧重内部世界，并从心理变化构成小说内在情节、披露人物深层心理和性格自主运动三方面探讨了这种内倾性及其美学意义。《司汤达小说：反映的变形》[192]在司汤达的众多小说人物身上发现了由几个共同元素构成的深层架构，即原型，这实际上是作家本人深层意识中潜在的心理模式的外化，而主体意识渗透的程度不同使众多变体出现了自己的个性特征与个性意识。因此作者反对把司汤达归为简单复制现实的作家，进而对文学反映现实提出思考。

蒋承勇的系列论文属于国内研究的一个关注热点——司汤达小说中的心理分析。该领域研究从多个角度展开，如社会关系和阶级冲突对性格的影响，情感与行动的联系，激情的分析等等，注重理论支撑，最常采用的两种方法是精神分析和原型研究。

农方团围绕着司汤达的心理描写做了系统的研究，分别探讨司汤达心理分析倾向形成的原因、心理描写的风格手法及其新意：涵盖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心理，使小说中的“现实”具有更深广的意义。[193]有些研究者提炼出小说人物的精神特性，如姜书良在《激情：司汤达小说人物性格论》[194]中用“激情”统摄小说人物性格，强调其复杂性，主张把司汤达小说的激情性格作为一个多元和多层次的完整结构来考察；郭珊宝的《心理小说中的“力学”研究》[195]则强调“力”，即人物强有力的性格迥异于同时代浪漫主义文学柔弱感伤。论文提出心理“力学”，试图借用物理学概念解释小说中种种心理描写的技巧，并对爱情心理和英雄心理进行分析。

张德明的《〈红与黑〉：欲望主体与叙事结构》[196]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分析小说中的欲望主体和叙事结构，认为于连在“镜像阶段”形成的理想自我和被动的自恋欲望造成其人格的自我异化和分裂。主人公对父亲/法律/宗教象征秩序的反抗与对缺失的母亲的追求融为一体。小说的叙事结构建立在俄狄浦斯三角的基础上，整部小说可视为欲望主体形成、发展、成长直至寂灭的过程。论文从深层心理结构的层面揭示了人物复杂、矛盾性格的成因，用翔实的例证勾勒出整部小说欲望流动与叙事结构的对应关系，还从心理学角度对主人公欲望的他者性、红与黑的象征意义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李迎丰的《〈红与黑〉：一个隐喻——作为女性的阅读》[197]指出性别与阶级关系的同构性：女性在父权文化秩序中的地位，与于连的社会政治地位具有同类性质。通过对小说政治结构网络和爱情三角关系的分析，论文考察司汤达怎样在作为隐喻的爱情文本中构造他的政治秩序结构。在围绕司汤达作品所进行的众多女性主义批评中，这篇文章论述清晰透彻，捕捉到了作品的深层结构与意义。

90年代之后，对于司汤达作品的主题研究发展起来，主要集中在“幸福”“爱情”“现实”“意大利情节”或“意大利形象”等经典主题，并且开始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其中最有深度的论述当属郭宏安为《红与黑》所作的译序。[198]作者指出对《红与黑》多种解读的可能性，政治、爱情、写实等种种都是小说的一个侧面，更应关注的是超越现实境况、具体时空坐标的智慧与哲理，是小说提出的哲学问题：人怎样才能够幸福？它所写的正是于连这个年轻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从迷误走向清醒的过程。译序通过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展示人物经历表象与实质之间的冲突，最终回归真正的自我、获得自由的历程。文章剥去小说过于厚重的政治外壳，将关注点从历史、道德层面提升到哲学层面。郭宏安对司汤达的哲学思想与审美品位有深刻理解，他翻译的《红与黑》尊重原作语言风格，力图忠实地再现小说简洁瘦硬的文风。除了《红与黑》译本与译序之外，他早在80年代初就发表过两篇对《巴马修道院》和《意大利遗事》的评议（详见后文），从内容的多面性和美学特质层面介绍这两部不为国内读者所熟知的小说，都是敏感而富于洞见的评论。

此外，围绕《红与黑》进行的比较研究也是国内司汤达研究的热门领域，于连常常被拿来与各种小说人物作对比，最常见的比较对象是《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和《人生》中的高加林。论文往往提取“野心家”或者“奋斗者”之类的类型化形象，停留在一些表象的观察，最终回到阶级或社会分析。如果能摆脱典型性格或环境决定论等思维方式，从方法上，而非从内容上进行比较，将会产生有价值的研究。如吴锡民的《西方文学与新闻再思考——斯丹达尔与卡波特写实刍议》[199]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提供了一种新颖别致的解读。论文从司汤达和卡波特创作方法的相通性谈起，两者都从真实的案件中提取材料，作为作品的基础。司汤达对真实材料进行点化，塑造出典型人物，传达时代情绪，达到更高的艺术真实；卡波特的“非虚构小说”借助文学技巧处理真实案例，表现的是生活真实。但作者指出两者并非截然对立，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相通，卡波特的杂交方式融合了新闻追求真实的意图与虚构手法，其“革新”恰好验证了传统小说创作方式并未走到末路。

二、《红与黑》之外的“寂”与“冷”

较之《红与黑》，司汤达其他作品的研究则冷清得多。虽然小说全集中译本已经出版，但所受关注并不多。《巴马修道院》[200]和《意大利遗事》因与“意大利情节”联系紧密，引用率略高，其他小说《吕西安·勒万》《阿尔芒斯》《拉米埃尔》《法尼娜·法尼尼》等都鲜有研究。[201]《拉辛与莎士比亚》与《论爱情》读者寥寥，两部重要的自传作品《亨利·布吕拉尔传》《自我主义者回忆录》以及书信、日记、文艺评论等大量作品更是极少提及。[202]

《巴马修道院》是司汤达的另一部重要小说，文学价值不亚于《红与黑》，法国的一些司汤达研究专家甚至把《巴马修道院》排在《红与黑》之上，读者与研究者们还按照对《红与黑》或《巴马修道院》的偏爱，划分成“红粉”和“修士”。《巴马修道院》早在1948年已有第一个中译本《帕尔玛宫闱秘史》（徐迟译，上海图书杂志联合发行所出版），后经郝运（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罗秡（译林出版社，2005年）两位翻译家复译。正如《红与黑》的阅读与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带有阶级斗争的印记，《巴马修道院》的接受也侧重政治性。它曾被称为《帕尔玛宫闱政变记》，当作政治斗争与权术的指导手册。这也并非谬误，小说出版之时曾受到巴尔扎克称赞，认为作品所展现的巴马小公国的政治内幕浓缩了复辟时期欧洲所有封建宫廷的机制。不过小说在中国的接受更多了些阶级批判的意味，有几篇论文把作品称为“政治历史小说”，从政治内容和历史认识意义的角度解读小说，一方面赞扬作家对黑暗、虚伪社会的刻画与批判；另一方面把人物品质归为对专制制度的反抗，对小说男女主人公法布里斯与克莱利娅的评价与阶级斗争时期对《红楼梦》人物的评价异曲同工。但是，也有部分研究者对小说的艺术表达方式予以重视：郭宏安的《常读常新的〈巴马修道院〉》[203]探讨了小说主题的多面性与高超的写作手法；高鹤佳的《论〈巴马修道院〉——纪念司汤达诞生二百周年》[204]介绍了作品的创作背景、主要特色，并且分析了小说多个人物的性格特征。韩中一1982—1986年接连发表四篇关于司汤达的论文[205]，虽有当时夹述夹议的普遍特点，但论文涵盖几部重要小说，而且熟悉国外司汤达研究的重要主题，使用“主观现实主义”等术语，运用叙事学、主题研究等方法进行文本分析，在刚刚摆脱阶级斗争的众多论文中独树一帜。

罗秡为《巴马修道院》中译本所作的译序[206]从司汤达小说的“残缺命运”出发探讨作家的个性：他虽然把理性与科学看得高于一切，但性情中仍然保存着非常感性化的一面，注重情感与感觉，因此形成了高度感性化的写作特点。在译序的中心部分，罗秡着重探讨了司汤达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写作方式。虚构人物正体现了作家本人通过文学创作对自己的生存方式所进行的一种体验，是对如何既获得幸福又不丧失个人尊严这个重大人生课题的思索：人物与作家一样，都是“自我主义者”。文章援引小说中大量的例证论证了自我主义者身上的表现与掩饰这一对突出矛盾：一方面将生存重心放在审视、体验与表现自我上；另一方面又害怕真实的自我被他人的目光所穿透，因此包藏自我、逃避躲闪。作家的“假名癖”与小说人物法布里斯的冒险互为影像，都是自我的躲闪与逃逸，目的在于摆脱他人目光的探究与限制，获得自我体验的自由。这篇译序深得日内瓦学派“意识批评”的精髓。这一派批评家认为文学作品是作者纯粹意识的体现，是经验的对象，评论家应该关注作家潜藏于作品中的意识行为，揭示和评价这种经验的模式。作者从让皮埃尔·理查尔《文学与感觉》、让·斯塔罗宾斯基《活的眼》等经典著作中汲取灵感，通过文本细读，深入挖掘《巴马修道院》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意象及其结构的网络，时刻关注作家内在人格在作品中的披露，在写作主体与作品之间不断地往返，阐明了贯穿司汤达全部生存与写作经验的一个独特概念：“自我主义”。论证清晰深入，分析细致精辟，可以说是国内对《巴马修道院》研究最为深刻的一篇论文。加之论文的批评理念决定它的审视高度，它不局限于一部作品，而是在司汤达的存在经验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中探讨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凝视”，即人与世界或人与他人之间建立关系的能力，在文本细读中从不忘整体观照、不割裂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因此，在整个司汤达研究中，这都是一分极具分量的研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李健吾为《意大利遗事》所作的译序与郭宏安《“照到人心深处”的一束“强烈亮光”——读斯丹达〈意大利遗事〉》[207]介绍作品的重要主题、风格并强调作者的美学主张：小说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写本为蓝本，以冷静客观的文笔再现出那个勇猛刚毅、激情冲突的时代，刻画复杂强烈的人性，并以这个爱憎分明的世界反衬19世纪欧洲社会的平庸与虚伪。

除去作品研究，司汤达的生平与创作经历也常有或繁或简的介绍，但很少有研究者全面审视其美学与哲学思想发展历程。在这方面作出最大贡献的是许光华，他的《司汤达比较研究》[208]是30年来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司汤达研究专著，将作家放在思想史的传承与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视野之中，考察其思想渊源、作品人物和创作风格。作品梳理了“贝尔主义”对启蒙思想的继承、与19世纪欧洲人道主义的联系；通过纵向与横向比较，探讨司汤达笔下人物的精神气质，在世界文学中寻找他们的原型和类型；从文风、谋篇布局、心理描写等方面探讨司汤达小说所受到的欧洲小说与散文的影响。作品视野开阔，将文学现象置于整个欧洲文化背景中，并力图在美学原理和哲学基础的层面作理论归纳。

王斯秧的论文《笑与微笑——司汤达的喜剧观》[209]关注司汤达的喜剧观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他年轻时梦想成为喜剧家，在戏剧方面做过大量的钻研与尝试，构思并撰写了多部剧本，虽然无一完成，但他一生从未停止对“笑”与“喜剧”的思考。在他的笔下，喜剧不再局限于某一体裁或领域，而是成为贯穿他全部文学创作的一种风格、一种语调，喜剧性作为一种特质已经融入了他的写作风格与人生态度。随着他对于“笑”的理解逐渐深入与转变，区分出“笑”与“微笑”两个概念，将理想的喜剧定义为“欢快与温情的融合”，并终将在日后的小说作品中达到这种效果。论文参考大量一手资料与国外司汤达研究的最新成果，梳理了司汤达喜剧观的发展历程、重要概念以及学术界对于司汤达作品喜剧性的接受史，有助于国内研究者了解司汤达的美学思想与小说风格形成的深层原因。

系统研究司汤达美学思想与哲学思想演变，是理解其小说艺术的重要途径。司汤达曾因《拉辛与莎士比亚》被称为“浪漫主义的轻骑兵”，这篇檄文反对古典主义囿于形式，提出美的相对性、美学效果等重要概念；《论爱情》也是作家哲学思考与文学积累的见证：司汤达认为文学艺术的功能是予人愉悦、令人动情，而要打动人心，首先要认识人的心，这一理念造就了他独特的创作历程——他的文学创作始于哲学研究。他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希望从中获得生活与写作的指导法则。他甚至计划撰写一部情感辞典，对人的每一种情感做分门别类、细致入微的分析，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参考。这部雄心勃勃的辞典最终未能问世，但《论爱情》提供了一种情感研究的范本，体现出作家独到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关注情感的细微变化与层次、在不同情境中的表现。作品中的很多分析也在后来的小说情节设置、场景安排、人物描写中体现出来，是解读小说深层结构的重要线索。可惜这两部理论著作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除“心灵的爱情”“头脑的爱情”“结晶理论”几个概念出现在数篇论文中之外，针对两部作品的深入研究仅有徐知免的《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210]、高鹤佳的《论〈拉辛与莎士比亚〉》[211]和《论爱情》的译者刘阳发表的《从〈论爱情〉看司汤达及其创作》[212]，以这部半理论半散文形式的作品为例，梳理了司汤达记录内心历程、擅长心理分析、注重激情三个写作特色。

司汤达生前默默无闻，但他坚信自己将被未来的读者所理解，而历史也印证了他的自信不无道理。他关注内在现实、深层心理，并致力于呈现心理活动的流动、多变与不确定性，作品结构与行文中的空白、跳跃、暗示与开放都是其独特现实观的体现，契合20世纪小说的美学追求。研究司汤达现代性的论文较多，其中对司汤达的现代性把握比较准确的有以下几篇：马征《〈红与黑〉的现代感》[213]从对人物主体意识的刻画和小说独特的心理分析构思两方面探讨司汤达的现代感：于连强烈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主体意识，具有现代精神特征；对人物心理、感情领域的关注，善于调度场景，描写人物深层意识中最隐秘的意念、感情，尤其突显出隐秘意念的“主导动机”。韦遨宇的《试论斯丹达尔文学创作中的“二十世纪意识”及其方法论意义》[214]论述了司汤达现代性思想的三个方面：一、父亲主题与母亲主题的对立，体现了作者超前的宇宙观，暗合20世纪存在主义等思潮对既定秩序的怀疑与反抗。二、文学创作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指出司汤达没有拘泥于外部的“真实”，拒绝机械的必然论，而致力于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多向性、流动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三、多部小说结构中的空白与开放性结尾使作品摆脱了封闭性与单一性，从而使其多元的意义在各个时代的审美再创造过程中得到实现。论文借用心理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将司汤达作品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和一些现代作品融会贯通，指出其现代性所在。谭雄的《写给未来的书简——论司汤达作品中的“现代”特征》[215]提出司汤达作品具有超前的艺术直觉，四个显著特征是：语码的信息负荷和内容的密集性；艺术视点的内敛性；开放的时空构筑呈现多轨和多层次化的态势；神秘的隐喻和象征。

需要指出的是，司汤达师承18世纪启蒙思想，极为重视理性与逻辑，行文中虽时有戏谑，但整体写作风格是古典、严整的。有些研究者把时下热门的反对理性、异化、审丑等现代性观点套用在司汤达作品上，比较牵强，采用的例证有时断章取义，由此得出的论断与作者的整体美学主张相悖。除此之外，司汤达的美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中蕴含的现代意识还有其独特的体现，值得结合作家本身的审美意趣和创作兴味，做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索。例如主观现实主义、作家独特的情感与理性观，后者与20世纪的情感理论相通，因此近年来司汤达作品也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文本，是大有可为的领域。

三、司汤达研究的“空”与“白”

因为《红与黑》的盛名，司汤达从未淡出学界的视野。但司汤达研究恰恰也为盛名所累，一直局限在《红与黑》的经典主题研究，研究思路也难以摆脱“批判现实主义”或“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定势。与同时期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作家研究相比，司汤达研究在批评方法和观念上都显得滞后。要取得突破，也许应该从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两方面着手。

（一）研究范围过窄，独尊《红与黑》，对司汤达的其他作品关注不足。《红与黑》作为经典的价值毋庸置疑，有无尽阐释的可能性。但是，从过去的研究内容来看，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比较单一，集中在一些经典主题，甚至连列举的例子都雷同，做了大量重复性的工作。其实，司汤达的大部分作品还未被国内研究者所发掘。例如两部自传作品《亨利·布吕拉尔传》和《自我主义回忆录》是理解作家复杂人格及其作品主题的重要参考，受到国外研究者高度重视，在当今“自我虚构”的研究热潮中更是极具价值的文本。《意大利绘画史》虽然只是司汤达作为一个意大利文艺爱好者的作品，不能作为专业论著，但作品在评论中注重的是美术作品在观赏者身上激起的情感反应，体现出作者的美学主张和鉴赏、创作的关注点，是了解司汤达美学思想的一条途径。这部作品极少有人提及，更无一篇研究文章。此外，司汤达的美学思考以及关于人类情感的大量剖析、解释、推论散布于作家的日记、游记、信件、随想中，也直接影响到他的小说理念与实践，有助于他在小说中展现真实深刻的人性，描绘复杂强烈、微妙多变的情感。

30年来，国内仅出版过一部司汤达研究的专著和一部《红与黑》汉译研究，可见对作家系统研究的匮乏。今后的研究也许应该基于对司汤达作品的全面与深入的阅读，从整体上把握与评价作家在艺术与思想两个方面的成就。

（二）研究角度与方法过于单一，主要原因是研究者重视现实参照胜过作品本身的诗学特质，注重小说在政治、历史、道德层面的内容，却较少着眼于作品的表现形式、从叙述手法和诗学层面进行文本分析，对司汤达独特的行文风格和审美趣味也缺乏敏感体察。对于作家本人的关注，目的往往在于寻找其生平经历与作品故事内容、人物形象的表层对应，如不幸的童年经历、对意大利的热爱、失败的恋情，最终将异同归结为作家社会经历、文学取向等主体因素，却没有继续深入探究作者复杂人格在作品中的体现，也没有关注作者与笔下人物之间在生存体验上的深层契合以及他们之间忽近忽远、包含同情与嘲讽的微妙关系。

对国外司汤达研究了解不够，未能汲取新的养分，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一个原因。50年代在法国和美国出现的多部研究专著至今仍是司汤达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如乔治·布兰从作家与人物个性的联系、小说写作技巧及其局限两个方面分析作者自我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他的两部论著《司汤达与小说问题》《司汤达与人格问题》被众多专家视为司汤达研究中难以逾越的两座高峰；维克多·布隆贝尔的《司汤达与斜道：作家与小说世界》研究作家借虚构人物表达自己的激情，同时又通过对人物的嘲讽、作者的介入等手法拉开自身与人物距离的写作手法；作家瓦莱里、批评家吉拉尔·热奈特、让·斯塔罗宾斯基、让皮埃尔·理查尔都撰文考察过作家在表现与隐藏着一对心理悖论中认识自我、塑造自我形象的历程；吉尔贝·杜朗在《〈巴马修道院〉的神话背景》中关注司汤达小说中的神话原型与象征结构。司汤达的思想发展历程，包括他在各个时期所受的美学、哲学影响及观念转变或发展，都早有专著进行详细的梳理。以上论著绝大部分没有中译本，实为憾事。而国内大部分研究者并非法语文学专业出身，因为语言障碍无法阅读法文论著，多借助英美文学理论、参考英文文献或转引中文文献，导致研究的视野广度都有局限。

当今国外司汤达研究突破了“幸福的少数人”“高贵的灵魂”“剖析人性”等传统主题，研究角度新颖多样，从文体学、历史学、阅读理论、语用学、主题研究、国别研究等诸多方面解读司汤达作品。近年来尤为关注艺术史与跨学科研究，前者注重作品的历史性，将作品置于文学形式发展史、19世纪初期美学以及文学作品的物质载体等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后者关注司汤达的情感理论，将文学素材与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并置，研究情感在人的感知、思考与行为中的作用。了解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广开思路。经典作品常读常新，中国学界对司汤达作品的探索远非穷尽，而是面对着有待开发的广阔疆域。

文本中的现代性赋格——近三十年国内乔治·爱略特小说研究述评

徐颖

维多利亚思想家与文学家乔治·爱略特（1819—1880），在19世纪英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她共有八部小说问世：《牧师生活图景》（Scenes of Clerical Life）、《亚当·比德》（Adam Bede）、《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织工马南》（Silas Marner）、《罗慕拉》（Romola）、《激进党人费列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 the Radical）、《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和《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部部可称精品。爱略特的创作，恰逢英国从农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工业革命为英国带来了经济上的强盛和政治上的稳定，使维多利亚人沉浸在自由和进步的喜悦中。然而维多利亚的思想家们却敏锐地捕捉到随社会转型而来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他们对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提出了质疑。这种对启蒙现代性的“复调式”思考被童明称为“现代性赋格”：“以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客观知识主体论以及鼓吹‘无限进步’的宏大叙述为特征的现代价值体系可以看作‘现代性赋格’中的主题，而质疑它的思辨策略则恰似这一‘赋格音乐’中的对题。”[216]乔治·爱略特以小说的形式加入了“现代性赋格”的多义多声部的复调对话中。

国内爱略特研究自20个世纪初起步，“文革”期间一度停滞，直到80年代初研究才恢复。爱略特研究的复苏和发展，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30年，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种思潮的涌入、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问题，多多少少地投射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国的研究语境，与维多利亚时代虽然远隔一个多世纪，但中国学者对文本中折射出来的现代性问题却不无共鸣。比起维多利亚英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后发的，却也遵循着西方现代化的普适要素——科学、民主、进步与人文维度的拓展，集中反映在世俗化、民主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学者对爱略特小说现代性主题的接受和理解，受到了这些转型期文化特征的影响。

现代性是从西方价值观体系中生发出来的，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以世俗化和理性化的方式展开。[217]中国的现代化始于五四前器物和制度层面的变革，在五四运动期间“科学民主”的旗帜下高扬，一直延续到五四之后（20世纪30年代）建构人主体性的新启蒙运动中。“文革”后的80年代，中断的新启蒙运动复苏。改革开放30年里，理性自由与人文主义深入人心，占据了话语的中心位置；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国人享受物质富足的同时，却被精神焦虑所困扰，进步话语受到质疑。新启蒙既表现出对现代化的渴慕，又对现代性进行反思，这同样形成了复调式的“现代性赋格”，与转型期的维多利亚社会相似。在这一语境下对爱略特小说的读解也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延展性。本文将对国内改革开放以来爱略特小说的现代性话语研究进行梳理和剖析。

一

改革开放之后，爱略特研究复苏。[218]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在新启蒙思想解放运动中，学者将目光投向爱略特小说中的民主与人文主题。但同时，学者们未能完全摆脱政治优先的教条主义影响，评论中不免残留意识形态的痕迹。如评论者将小说情节中的阶级剥削、自私自利、道德堕落与资本主义制度关联，将伦理缺陷归结为阶级的产物。译者和论者往往有意凸显爱略特小说中呈现的阶级民主观，将其小说视作资本主义“进步文学”的代表。

爱略特小说的全译本在80年代相继问世，其中包括曹庸译《织工马南》、张玲译《牧师情史》、周定之译《亚当·贝德》、王兴杨译《织工马南》、项星耀译《米德尔马契》、张毕来译《亚当·比德》和王央乐译《仇与情》（即《罗慕拉》）。80年代爱略特研究论文很少，小说的译著前言和后记是当时较为珍贵的研究成果。张玲在1983年版《牧师情史》译后记中称该书反映了劳苦大众的呼声，是对为富不仁者的批判。[219]张毕来在1950年前后初版的《亚当·比德》译、校后记中称爱略特为“自由思想者”，称她以深厚的同情心去写下层阶级贫苦的工农，有“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在1987年重印版后记中，他去除了部分阶级论调，强调作家本人保留与小说人物在历史和阶级上的距离，而读者亦应与作者保持这样的距离。[220]

这个时期的论文多为介绍性文章。当时较有深度的论文是竞明发表于1985年的《〈织工马南〉人物结构的直角坐标系》。该文有一点阶级论倾向，却也不乏理性要素。文章强调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对贵族、底层农户的道德影响。论文借直角坐标系来呈现文本中的绝对对比、相对对比和同类类比，分析人物道德与命运的关系。文章认为小说前一部分道德与命运逆向背离，“恶人得志、善者遭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而后一部分道德与命运对应，善恶得报，反映了爱略特的主观愿望，体现了资本主义人道思想和基督教的因果报应观点。[221]这篇论文用笛卡尔的几何坐标方法研究抽象的文学命题，将启蒙辩证法的科学精神带到了文学研究中，归纳出人物道德变化与阶级命运的关系，很有启发性。

80年代后期的爱略特评论，阶级意识形态色彩慢慢褪去，其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得以彰显。新启蒙运动解放思想、复兴人文价值的热潮不减。朱虹为1987年版项星耀译《米德尔马契》所作之序，在当时已为上乘之作。文中渲染了小说的幻灭主题，指出人物命运不仅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是人物本身性格上的过失造就，而在这幻灭的世界里，“认识自己和尽义务可使人摆脱道德的愚昧”[222]，她还用“尽义务”高度概括了威利（Basil Willey）对爱略特的经典评语：“爱略特以人类代替上帝，以爱与同情代替信、取消超验成分、推崇自然、以理智服从心灵、以思想服从感情。”[223]朱虹认为爱略特的进步思想来自她的“人文主义道德观”，并将此浓缩为“义务观”，这一评论已基本脱离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的左右，引入了西方学界对爱略特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学术深度，也主导了之后几年的爱略特研究的方向。

王晓英的论文《“爱的宗教”与乔治·艾略特的早期创作》聚焦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观对爱略特的影响。论文追溯了爱略特接受理性思想感召后弃教、转而信奉费尔巴哈“爱的宗教”的过程，先后分析了《亚当·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织工马南》三部小说中“爱的宗教”的化身。但是论文观点尚有待商榷之处——如文章认为爱略特小说有唯心主义倾向、缺乏革命性，没有看到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才是人类关系的真正基础。[224]王晓英在1993年又发表一篇对爱略特小说论述更为全面的论文，着眼于分析其作品对自由思想的吸收和传播。她认为爱略特为了传播人道主义思想而加重小说的理性色彩，并插入大段说教文字。[225]董俊峰1995年论文《试论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人类宗教”道德观》也以同样的思路探讨了费尔巴哈思想对爱略特的影响。这种人文主义宗教观在尹德翔的论文《乔治·爱略特的认知选择——〈米德尔马契〉人物解析》中被提炼为普遍的人类情感——“感情的真理”。[226]他认为这情感真理不仅来自宗教，还来自于社会传统。文章接着分析了《米德尔马契》中人物的“属心”和“属脑”特征。

总的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到90年代中期，学者对爱略特小说现代性的挖掘停留在三个方面：一是爱略特的阶级民主思想；二是她受到理性自由思想的影响研究；三是她表现为“爱的宗教”的费尔巴哈式人文主义思想。国内学界热情拥抱爱略特的人文主义宗教思想，概因其与中国人的文化气质相近。梁漱溟在《中国文学要义》中提出“中国人以道德代宗教”的观点。他引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里面的话，认为宗教是对外力的假借，那外力实则为自己。而中国文化受周孔教化，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依梁先生所说，中国人因孔子儒家思想，其实早有理性的根基，一方面用伦理道德的规约替代宗教的“统摄凝聚与统摄驯服”作用，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宗教的迷信与独断。[227]

1995年之后国内的爱略特小说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此时经济改革深入人心，文化体制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市场化意识和大众传媒渗透到出版业，爱略特几部小说纷纷被重译。加之欧美文艺思潮大量涌入，人们整体的思想更为开放，文学研究方面也更加诉诸个性的张扬，对爱略特小说中的多样主题有了更开放的认识。从1995年到2005年十年间，学界对爱略特小说人文道德主题的研究还在继续，出现更多结合具体作品的文本细读。如崔东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的论文《从〈织工马南〉看艾略特的宗教思想》论述了爱略特抛弃宗教教条、选择人文主义内核的宗教观特点。傅俊、马立的论文《尊崇与反叛——试析乔治·爱略特宗教观和道德观的双重性》认为爱略特的宗教双重性造就了她的道德双重性：她既持有宗教怀疑主义，又主张保留宗教中的合理内核，这使得她在道德上表现出对传统道德规范的反叛与尊崇的矛盾性。但她最终在二者对立中求得平衡——抛弃宗教形式主义的僵化外壳，保留以爱为核心的内核，成为其道德观的精髓。[228]杜隽的《论〈牧师情史〉的“人本宗教”道德》则通过对利己者、利他者和外乡人的判辨，阐述了这种人本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229]

90年代中期之后，女性主义思潮渐渐被中国学者接受，并运用到小说阐释中来，爱略特小说中体现的女性意识逐渐得到关注。女性意识也是启蒙现代性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男女平等权利的理想是从启蒙现代性这一意识形态——即启蒙主义哲学——中发源的”。[230]国内第一部爱略特研究的博士论文——龙艳2002年的《乔治·爱略特三部小说中女性的反抗与沉默》（北京外国语大学），就是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的小说解读。该论文从双重视角探讨了爱略特的女性主义，她在超越女性的感性本质和男性的理性本质之上达到一种神性范畴，超越了“男女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平等、差异和融构”说。从这个角度上看，爱略特宗教观是激进的，政治观是保守的。[231]

女性主义研究方面的论文在2000年后大量涌现，本文仅举三例。朱桃香的论文《多萝西娅与圣女神话之因缘》从女性视角透视男权文化压迫下女性的婚姻和理想追求。文章结合原型和心理分析的方法追溯了多萝西娅在与以圣特雷莎为中心的神话原型人融合与游离的过程中置换变形、探索朝圣与回归的心路历程。[232]女性面对传统价值的分崩离析，借助婚姻确立自我身份。张金凤的论文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麦吉的女性形象进行解读。她认为传统叙事文学中女性的形象是分裂、扭曲而失语的，反映了男权文化一方面对女性理性和精神美的“神圣化”倾向，一方面是诋毁女性肉体需求的“妖魔化”再现。[233]而爱略特则在麦吉的身上统一了理性精神思考与非理性的肉欲激情，使女性得到了道德和精神上的成长。董淑铭的论文则挖掘了爱略特超前的女性观：爱略特始终不认为女性问题是第一位的，而应置于人文主义之后，两性的和谐相处才是对女性的真正解放。[234]

纵观2005年之前的爱略特研究，在现代性视域下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人文主义宗教道德观和女性主义研究两个方面，论述话题还不够丰富，但基本体现了研究者对爱略特小说启蒙主题的把握。同时在启蒙话语影响下，国内学者沉浸于一种历史进步论的宏大叙事之中，将历史看作自由意志的进步和理性主宰的过程，认为人类历史会在理性的引导之下，走向自由解放美好生活的宏大叙事。然而这种全心拥抱进步论的话语，随着90年代后期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入，遭到了有识之士的质询。

二

21世纪，国内的爱略特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此时后现代哲学已经在国内学界渗透开来，而“现代性赋格”中的对题——启蒙现代性批判，是后现代理论的一个重要维度。[235]对于现代性的困境，马克思（Karl Marx）和韦伯（Max Weber）都有着精辟的论述：韦伯将这种以理性为根基的制度格栅比作“铁笼”，机器生产和物质产品成为不可抗拒的超验力量，理性与效率本来是增效的功能手段，却反过来成为霸道的工具，成为非理性的工具理性。马克思则通过异化理论揭示了工具理性的恶果：原本受制于人的技术反过来控制了人，人性受到压抑。他凸显了阶级剥削在这种异化过程中的作用。“韦伯在组织和制度里看到个人的挣扎，马克思从生产中看到阶级的对垒。韦伯的铁笼在马克思这里必然会变成坟墓。”[236]

中国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批判理论，韦伯的现代性“祛魅”也是国内学人较为熟识的观点。此时的中国，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收益，也挣扎在精神与道德的困境中。人与人间贫富差距扩大，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大行其道，精神共同体失落，人精神生态的有机性遭到破坏。这使得中国学者对维多利亚思想家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感同身受。19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使新技术应用于生产与生活之中、交通工具（尤其是火车）的发展，使维多利亚人执迷于“速度”及其带来的各种收益中。与“速度”密切相关的“进步”话语蔓延，技术跃居于社会支配地位，工具理性成为衡量人幸福的尺度。维多利亚学者表达了对进步话语的焦虑和隐忧。

2000年之后，国内的爱略特研究开始关注现代性的文化批评话语，也就更多地将目光投向社会历史话题更为丰富的爱略特中后期小说上。爱略特研究论文开始聚焦于小说文本与历史语境、小说文本与政治关系、小说文本与消费文化等方面的关联，现代性批判成为中心的话题。这方面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工商业现代化的批判（其中包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消费文化的批判）；二是对政治现代化的批判。

在国内学者中，殷企平最早关注爱略特小说的文化批评特征。他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互文和“鬼魂”：多萝西娅的选择——再访〈米德尔马契〉》中重新解读了女主人公的婚姻选择。论文从解构主义大师米勒（J.Hillis Miller）对多萝西娅与历史神话人物的“纵向互文”谈起，分析了小说与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家卡莱尔的“横向互文”，卡莱尔指出工业化社会人际关系沦为“现金联结”（cash-nexus），这种现金哲学已经侵蚀了小镇群体，所以多萝西娅的改嫁是其“道德良心”的外显，是对现金哲学的反抗。[237]殷企平对多萝西娅婚姻选择的解读独具慧眼，不同于以往的性别研究视角。

殷企平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中“解构”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进步话语。他用三章的篇幅讨论了爱略特在推敲“进步”话语方面的贡献。他认为评论家对《亚当·比德》有两种思维定式：或是简单地将其视作田园生活方式的挽歌，或是如西马学者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那样将其视作英国统治阶级巩固其意识形态的产物。殷企平主张要破除这种思维，并反驳了认为爱略特保守的观点。爱略特主张社会体制的完善与人性完善同步进行，避免社会发展速度过快；越是尊重过去，越保证文明的进步。爱略特书中将过去比作一面镜子，“映照着她对现代的批判”。[238]乡绅继承人亚瑟的改革冲动不过是其享乐主义的反映。他和海蒂都为金钱和虚荣折腰，最后的悲剧无疑是精神异化的产物；而亚当和黛娜则代表了与他们相反的价值观，他们崇尚工作福音、反抗与机械时间纠结在一起的金钱观和进步观。《激进党人》这部小说中，爱略特更加深入地反拨了进步话语。小说中速度的代表哈罗德精明冷漠，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利益，同情心、想象力成为牺牲品，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悖论的是主人公费列克斯实际上是反对“激进”的人，反而被扣上了激进的帽子，他反对盲目冒进，期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对于《米德尔马契》的评论触角更多地延伸到社会领域。他分析了书中与卡莱尔的互文。卡莱尔提到的“现金哲学”侵蚀了小镇上人们的灵魂，女主人公多萝西娅则通过婚姻来反抗这种现金联结的现实。

丁光的论文《解读〈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乔治·爱略特对工业革命的反思》中分析了工业革命和商业文明给小说人物带来的价值观冲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麦琪的命运与工业革命息息相关，经济转型使塔里弗家败落，切断了一个热爱知识的女孩麦琪成长成熟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联结的纽带。[239]现代化不仅给麦琪的家庭带来悲剧，还给转型期的英国造成精神上的危机，论文解读出爱略特对社会工业变革的深深忧虑。罗灿在论文《乔治·爱略特小说中的铁路意象》中也论及爱略特的文化批评观点。论文认为铁路的扩张、火车旅行、快节奏生活带来了人际关系的疏离和文化上的无根性。工业发展推进了社会改革的速度，但是并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化。论文认为爱略特对铁路代表的工业资本的入侵和政治改革的过快速度展示出不满和疑虑。[240]柯彦玢的论文则将《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娅的第二次婚姻选择描摹为与功利主义时代对抗的一种力量。理想化的人物拉迪斯拉夫就是超脱于功利主义和外省市侩文化的象征，他受过优质的人文教育，具有思辨能力和审美特质。对于多萝西娅来说，他如同一扇窗，象征着逃脱狭隘平庸的现代社会的一种理想。[241]

爱略特小说的消费文化主题，近些年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重视。该方面论文最早是2004年浙江大学曹蓉蓉的硕士毕业论文《〈米德尔马契〉中的消费主义》。该文运用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分析了小说中的商品拜物、非理性拍卖场景和书中人物被异化的现象。多萝西娅和高思一家用“人性宗教”精神来对抗消费主义社会。之后发表的消费文化批评方面的论文大多是类似的思路。如韩晓华在《从〈亚当·比德〉看爱略特对消费文化的回应》中用消费理论读解小说中赫蒂和亚瑟的异化和理性的丧失，并以亚当和黛娜为道德典范指出拯救异化消费的方法——传统价值观、因果报应思想、利他思想和同情意识。[242]李华在《拯救异化和物化——〈米德尔马契〉的消费文化批判》中讨论了小说中被物欲异化的人物形象，也提出类似的拯救异化和物化的方法。[243]李华在另一篇论文中分析了《亚当·比德》中工业浪潮给英格兰乡村带来的消费异化，文章提出“德勤勉劳”的人本主义道德是治愈消费异化的良药。[244]

消费文化方面研究较有新意的是罗杰鹦的论文《论乔治·爱略特的艺术消费与伦理义务观——以〈米德尔马契〉为例》。借与拉斯金的艺术消费观念的互文解读，论文呈现了爱略特保守的道德观——小说中展现出来的消费意识是维护社会稳定、缓解经济等级矛盾的方式。消费在“后福音观念”中被赋予了道德功能；小说里多萝西娅表现出清教徒式的均衡克己、行善利他的消费理念。[245]这种观点与该方面以往研究不同：之前学者利用消费主义话题来揭示爱略特对工业化和现代化弊病的批判，而这篇论文则通过对主人公艺术消费的讨论呈现出爱略特保守的政治伦理观。

除了对爱略特小说中工商业现代化批判的研究，国内学者也对其文本中蕴含的政治现代化话语进行了反思。廖昌胤在论文《悖论式重复——乔治·爱略特后期三部小说中工业化意象的变奏》中讨论了小说中三个关键词（机器化、英雄和权力）蕴含的悖论叙事。铁路表征推动工业现代化的人之欲望，而膨胀的欲望又促成社会的政治现代化。脱轨火车（盲目现代化）可能摧毁血肉之躯；政治现代化也可能成为前进的阻力。[246]小说将火车与尤利西斯等英雄形象并置，乃是呼唤力挽狂澜、将脱轨火车拉回正轨的英雄。论文还讨论了社会关系与政治现代化的同构。王海萌、杨金才在《〈论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中产阶级霸权》中讨论了中产阶级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务实强悍、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财富积累和社会能量成为衡量个人幸福的唯一尺度。[247]而女主人公则代表了与这种霸权对应的同情、感受与责任的浪漫主义思想。

张磊在专著《肯认与焦虑——乔治·爱略特小说中音乐文化的意识形态研究》中挖掘了维多利亚主流音乐的矛盾性：一方面它回应当时狂热的进步话语，另一方面又在背后隐藏着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音乐的矛盾性反映出中产阶级自身的矛盾性：既希望通过音乐的“民主”表象做出超越贵族阶级的姿态，又担心贵族和工人阶级会威胁到自己刚建立起来的阶级霸权。张磊认为爱略特作品反映了她“既激进又保守的音乐政治观，有一种矛盾、吊诡的特征。一方面，爱略特接受、认同，并再现主流中产阶级借助音乐试图实现的隐形‘集权’式控制；另一方面，她也借助同样的音乐对这一控制进行适时地‘颠覆’。”[248]书中通过分析三个具有代表性音乐主题的小说，探讨了音乐政治的一体两面：中产阶级在音乐中通过对科学话语的挪用、对商品化符号的使用、大众传媒的渗透等方式建构中产阶级价值观；《亚当·比德》里中产阶级对宗教音乐的赋权被解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田园牧歌式音乐被中产阶级所涂抹上的伪乌托邦性质暴露、《丹尼尔·德龙达》里中产阶级通过古典音乐建立起来话语权威被颠覆。

这个时期国内爱略特研究在现代性批判话题上非常活跃，这要归功于各种思潮（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涌入、国内反启蒙话语的浮现和学者对文学文本的深入解读。这个时期给学界带来冲击的还有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现代性之隐忧》（The Malaise of Modernity）。该书从两个方面质疑现代性：一是个人主义，一是工具理性。个人主义张扬了人的个性和自由，但是却也将人拽向自身，“使个人将自我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之中”，这种自我专注就演变为了自我中心和自恋文化；而工具理性更具有高度摧毁性，因为曾经为人带来幸福的持久性的精神财富，正逐渐被快捷而廉价的物质所取代，产出收益成为衡量人幸福的标准，人类生活由此而变得狭隘而庸俗。泰勒强调这种隐忧已经弥漫到全球。[249]国内学者在分析爱略特小说人物特征时实际上也涉及很多对物化和异化的人物分析，他们的唯我自私、狭隘庸俗，其实正是现代性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

三

中国学者的评论思路容易受到“非此即彼”思维定势的影响，对于爱略特小说中呈现的矛盾冲突敏感过度，评论时甚至有简化某些概念以突出主题需要的倾向。这样的阐释往往偏激，或者有过度阐释的嫌疑。文学作品中的现代性赋格，讨论的是启蒙话语的主题或反启蒙话语的对题，其焦点是传统与现代的种种矛盾，可实际深究起来，维多利亚时代各种文化要素的冲突，没有我们当今学者描述得那么夸张。《维多利亚人》（The Victorians）中曾提出：“这个时代没有明确的冲突，而是各种矛盾对立的思潮激流暗涌、交织渗透在一起。”[250]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特征，并非几个简约概念所能涵盖，这就要求我们学者的批评视角要客观而审慎。

2010年之后，国内一些爱略特学者慢慢地开始深入探讨复杂话题，并走向与国外学者对话的自主性研究。在对爱略特小说文本中启蒙话语与反启蒙话语的批评方面，学者们更多地聚焦于这些话语背后隐藏的逻辑——爱略特本人对传统、变革、历史发展等问题的探询。爱略特与众多维多利亚思想家一样，有着公允持中的气质。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立场方面，她并不激进，其小说中反启蒙批判的态度也并没有那么尖锐。客观地说，爱略特秉承了维多利亚学者“淑世主义”（meliorism）的思想传统。她虽然认为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主张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和工人运动来推动社会进步。她尊重传统，希望从传统中寻觅到促进社会进步的万全之策，尤其寄希望于道德和情感的途径来实现社会的发展。爱略特强调对历史传统应该有超越智识的情感，而其作品对读者影响的意义就在于“人不仅只得到智识的教育，还应该对人类的历史生活怀有宗教与道德方面的同情与体认”[251]。爱略特对历史传统和对宗教性情感的珍视，在她的小说文本中处处可见，这也是学者们读解其小说的关键。

对爱略特小说现代性反思话题的讨论，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她对变革和历史发展的态度上。《罗慕拉》是爱略特唯一一部历史小说，背景为中世纪的佛罗伦萨，这是个传统与变革冲突肇始的时代，是现代性最早的萌发。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对本专题研究的推进有积极意义。《罗慕拉》所描摹的基督教秩序与人文主义发生冲突的转型社会，正与接受现代性挑战的维多利亚社会相呼应。毛亮在论文《历史与伦理：乔治·艾略特的〈罗慕拉〉》中讨论了个体的道德成长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结合。小说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评价较为公允：文艺复兴张扬了个人主义，但也造就了一批缺失道德理想的现代人，他们凭着机会主义和利己主义发迹；世俗化思想一方面解放人性，另一方面也侵蚀着基督教社会的信仰体系，使道德价值观分崩离析。论文敏锐地指出小说矛盾冲突的中心——“支撑道德理想的既不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本身为最高价值的哲学与文化理念，也不再可能依赖否定人的理性和消解人自我意识的神示宗教”[252]。论文指出个人意识即使没有宗教秩序的支撑，也依然可以凭着宗教性情感而获得个体存在于人类历史间的伦理联系。该论文虽聚焦于文艺复兴时代的冲突，但这种个人诉求与历史进程的冲突，放在维多利亚时代，甚至当今现代社会同样具有普适意义。

对于爱略特在维多利亚转型期的文化态度，高晓玲有着深刻的见解。她认为爱略特对于现代化既非狂热的拥趸，又非决绝的拒斥。其论文《乔治·爱略特的转型焦虑》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爱略特的复杂态度。首先，爱略特认为改革虽然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和民主、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如若改革者缺乏理性与责任，激进狂热的变革则会爆发出巨大的破坏性，政治家从改革中渔利、无知盲从的劳工阶级沦为政治工具，整个社会陷入失序状态。所以必须辅以道德精神层面的同步变革，使各个阶层群体培养理性与责任意识，超越一己诉求、将社会利益置于首位，这样才可能使政治改革真正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其次，论文从现代社会的机械化所引起的情感缺失讲起，爱略特看到社会冲突的普遍性，冲突双方也并非善恶的交战，而是带有“同样正当的诉求”，所以理性往往难以为冲突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所以必须认识到个体苦难的共性，将个体感受升华为博大的同情心，才可以为现代化精神危机找到出路。再次，爱略特认为智性发展应该有限度，应以道德进步为目标，真正的启蒙在于扩展心智、达到智性和德行的平衡。[253]高晓玲的论文逐层深入地论述出爱略特对现代化变革的态度，强调社会进步与责任，人的智性与德行发展的平衡。

高晓玲在2008年《外国文学评论》第2期的文章《感受就是一种知识——乔治·艾略特作品中“感受”的认知作用》中，指出爱略特将理性的知识和感性的经验相融合，从“感受”的三个方面——感受力、同情与直觉分析了认识论价值。她在另一篇论文《知识共同体——维多利亚文人的智性追求》中提出，维多利亚文学研究的一个误区——片面夸大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分裂和鸿沟，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文人融聚在一种精神上的共同体，他们在反思一些知识问题上出现交叉和契合之处。他们有着相似的价值诉求，从不同角度表现出转型焦虑；他们意识到理性探索的界限，对不可知世界保持着敬畏之心，着力扩充情感的疆域，在理性与感性、进步与传统之间维持着一种和谐。[254]高晓玲在这篇论文中提到的“共同体”（Community）概念，也是近年来维多利亚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共同体”概念在工业革命之后同现代性的变奏纠结在一起。启蒙运动使西方社会完成了从“共同体”（礼俗社会）到“公民社会”（法理社会）的过渡；然而在对理性进步话语的反思过程中，众多的维多利亚思想家表现出对共同体的强烈渴求。乔治·爱略特意识到“共同体的失落和更新的需要”[255]，致力构建起“情感共同体”（community of feelings），借此全面改变人的感受力，从而对抗现代性带来的弊端，从而起到改变社会的作用。

罗灿的论文《地质学均变论思想与乔治·爱略特的道德观》则选取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讨论爱略特如何将科学思想用于对历史的思索中。文章以地质学均变论与灾变论为切入点，分析了前中部小说情节中的均变论痕迹，得出爱略特为均变论者的结论。爱略特的均变论思想很好地解释了她的道德观——认为过去与现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重视微小力量带来的惊人成就。[256]该文分析了爱略特伦理观中的渐进和均变特点，为理解爱略特的历史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以上几篇论文反映了当代爱略特研究的一个典型特征：学者认识到爱略特思想的复杂性，正如她小说中最为精妙的“网”之比喻，社会关系、伦理思考、宗教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等种种问题都有着庞杂繁复的结构和千丝万缕的关联，无法用一个绝对的概念简括。对现代性话题的讨论亦是如此。正如复调赋格一般，各声部在不同时间相继进入乐章，音符飞翔追逐、彼此问答，丰富的情感在高低共鸣中达到高潮，深刻的冥思在久久回响中飘荡。

其势已成，其论待精——近三十年国内约翰·罗斯金研究述评

黄淳

约翰·罗斯金（1819—1900）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艺术与社会批评家。1843年从牛津大学毕业不久，24岁的罗斯金写成《近代画家》（Modern Painters）第一卷，在当时的英国引发轰动，由此顺利开启了他艺术批评的生涯。此后的20年间，他的思想日渐深邃，创作亦丰富起来，话题涉及绘画、建筑、政治经济、社会正义和教育改革诸多方面，代表作有脍炙人口的《建筑之诗》（The Poetry of Architecture）、《建筑的七盏明灯》（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和《致后来者》（Unto This Last）等等。今天，“罗斯金”这个名字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艺术批评的代名词；不仅如此，他的社会批评还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英国政治的走向，甚至启发了许多英国以外的著名思想家——如托尔斯泰和甘地。[257]

英语学界的罗斯金研究从他在世时就开始了。[258]此后的一百年间，学者们对他始终兴趣不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259]进入21世纪后，随着“后维多利亚”（Post-Victorianism）概念的兴起，关于罗斯金的影响研究也变得热门起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关注并不仅限于英语世界。近年来，罗斯金著作的法文和德文新译本接连面世，来自巴西、法国、德国、意大利各国学者也都在罗斯金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跨越国界和语言的“罗斯金热”，我们不妨跟随大的潮流，检视一下近三十年来罗斯金在中国的介绍与研究。

一

事实上，罗斯金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名字与拜伦、阿诺德、卡莱尔一道，引起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1927年，光华书局出版上海美术学校刘思训选译的《罗斯金的艺术论》；1929年，美的书店编辑彭兆良翻译《近代画家论》，由中华新教育社出版；1930年，曾任立达学园教师的陈友生选译《给那后来的》（Unto This Last），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后还附有王文川撰写的《关于拉斯金与本书》，进一步阐发了罗斯金社会批评的价值和意义。1932年，罗斯金早年创作的童话《金河王》（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由丁同力翻译，在世界书局问世。[260]

关于罗斯金的评论与介绍甚至出现得更早。1913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刊《白阳》发表《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称罗斯金为“十九世纪之预言家，于英吉利为美术评论之先辈”[261]。1918年1月15日的《新青年》登载新文化运动知名人士高一涵的文章《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其中提到，新近强调“国家之功能”的社会思潮以“骆司硜（Ruskin）”为代表，“以为人类一切障碍，惟赖国家之力，可以铲除；一切利益，惟赖国家之力，可以发达”。[262]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课，课上专辟章节介绍罗斯金。他将罗斯金看作“艺术的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在其社会批评思想方面着墨甚多，如“美术的经济观”“社会改造论”“劳动价值说”和“乌托邦思想”等。此外，李大钊还专门比较了罗斯金与马克思二人的政治经济思想在关怀上的异同，对前者的“协同合作”以及“视生命为终极财富”的观点尤为推崇。[263]

这一时期的各种引用也可以帮助我们一窥当时知识界对罗斯金的熟悉程度。例如，1922年郁达夫在创造社主力刊物《创造》季刊第一期发表《艺文私见》，探讨“批评”的意义：“我们凡人看不出来，必待大批评家来摘发出来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丰城狱底，有绝世的龙泉；楚国山中，有和氏的美玉。所以有了莱辛的《拉奥孔》，我们才知道古典文学的精华；有了罗斯金的《近代画家》，我们才知道各派绘事的精致。”[264]1923年，丰子恺创作散文《山水间的生活》，品评乡间生活的利弊之余，他感叹道：“断不是明面好，暗面不好。如果取明而弃暗，就是Ruskin（罗斯金）所谓：自然像日光和阴影相交一般混合着优劣两种要素，使双方相互地供给效用和势力的。所以除去阴影的画家，定要在他自己造出来的无荫的沙漠里烧死！”[265]1932年，朱光潜写成《谈美》一书，书中屡次提及罗斯金的观点，通过批驳其观点来阐发自己关于美感的思考。1933年，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14期刊登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家之罗斯金》一文，文章追溯了罗斯金思想的渊源，具体分析评价了他的文艺批评观、艺术观、美学、自然观。[266]

总之，从20世纪初的记录来看，当时罗斯金在中国有相当的知名度，关于他的介绍、引用和讨论散见于日记、信件、书籍，更有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刊物。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抗战爆发等一系列特殊的历史原因，罗斯金的作品与思想也在中国陷入沉寂，罕有提及。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译介西方的热潮重又兴起，有关罗斯金的介绍才零星重现于大陆出版的期刊。1980年中央美术学院新创办不久的期刊《世界美术》登载了罗斯金与拉斐尔前派通信的中译文，1987年《文化译丛》刊登了一篇短小的罗斯金传记《迷途的天使》。这些都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与罗斯金有关的期刊文章。介绍已然了了，研究更加匮乏。因此，如果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综观国内30年的罗斯金研究，我们只能遗憾地说，这30年的前10年最多算个“史前准备期”。

二

20世纪90年代，罗斯金的重要作品终于有了较为完整的中译本。最初，中文翻译集中散文作品上，如199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罗斯金散文选》和2000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罗斯金经典散文选》等。随着译介的不断深入，大部头的汉译本著作相继问世，如罗斯金的代表作《绘画元素》（The Elements of Drawing）、《建筑的七盏明灯》（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普里达立塔》（Praeterita，又可译为《过去》）、《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ism）。200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全套五卷《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的汉译本，2012年这个系列被重译为《近代画家》，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虽然总的来说，翻译尚不算全面，也不够系统，但考虑到罗斯金是一个文学史上罕有的多产作家，国内翻译界取得的进展已经十分可观。

与此同时，国内罗斯金研究也有了不小的收获。近二十年来，真正以罗斯金为专门研究对象，当以王佐良先生的《19世纪的英国散文》为最早的代表。《19世纪的英国散文》一文最初发表在1990年第六期的《外国文学》上，1994年被收录至王佐良《英国散文的流变》一书，成为该书第六章。这篇文章分门别类地介绍分析了19世纪英国有代表性的散文家及其作品，例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每个重要人物都专辟一节。罗斯金被形容为具有忧患感的美学散文家，而且评价颇高：“19世纪英国散文诸家竞起，各有贡献，但是谁也夺不走罗斯金的风采。”[267]在后面的分析里，王佐良引用了不少罗斯金的著名篇章，如《建筑的七盏明灯》《威尼斯之石》《普里达立塔》《野橄榄花冠》等，文笔简练，分析精到。

《英国散文的流变》主旨在介绍散文，关注对象“文学作品”的属性，偏重对文学品质的分析，力图发掘文字的内涵和力量。1994年结集出版《英国散文的流变》时，作者在前言中再度申明：“我的谈法……是想把语言分析同文学阐释结合起来。”[268]对罗斯金的分析也同样遵循这个主旨。譬如，原文引用他描写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文字后，作者及时指出，罗斯金很注意“风格”：“他的若干卷建筑和绘画论著就没有写成专门的教科书，而是有光影、有感情、有诗意的文学作品。”[269]尽管文学性凸显，罗斯金并没有被塑造成一个美文写手。赏析风格的同时，王佐良特别总结了罗斯金作品中几个突出的主题，如道德问题、经济问题，甚至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等等，将他的作品与现代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引导读者“由文学而社会”地了解罗斯金的思想。王先生的观点对日后国内的罗斯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文学风格，罗斯金的艺术批评和美学理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这一领域的文章以介绍加概述为主，比如高继海的《约翰·罗斯金的艺术批评》和吴晓兵的《论约翰·罗斯金对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影响》等。因为偏重概述，所以分析介绍都谈不上十分深入。

相比之下，之后的研究者更加细致也更加专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来自英语文学和美术学院的人文专业。2004—2011年，至少有六篇硕士博士论文以较长的篇幅讨论罗斯金的艺术批评思想，包括2004年刘立彬的硕士论文《罗斯金美学思想研究——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宗教信仰影响下的罗斯金的美学思想》（中央美术学院）、2007年刘蓓蓓的硕士论文《约翰·罗斯金的艺术思想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08年郭建濂的博士论文《论西方绘画的色彩》（中央美术学院）、杨永生的博士论文《双星辉映——论浪漫主义两位大师风景画中的用光》（中央美术学院）和周玉鹏的博士论文《罗斯金思想肖像：一个社会浪漫主义者的视觉审美、道德教化与审美道德乌托邦》（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刘须明博士论文《约翰·罗斯金艺术美学思想研究》（东南大学）、2010年罗杰鹦的博士论文《英国小说中的视觉召唤》（中国美术学院）以及2011年傅丽叶的硕士论文《现代设计中设计师“态度”的比较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

以上论文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如刘立彬、刘蓓蓓、周玉鹏和刘须明的作品——考察对象为罗斯金的美学与艺术思想。例如，刘立彬《罗斯金美学思想研究》侧重“缘起”，文章重点研究罗斯金艺术思想中的三大组成部分：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与宗教信仰，从思想史的角度阐释其美学思想背后的影响因素。刘文在文献综述方面颇具价值。作者不仅罗列了19世纪以来西方在罗斯金美学研究方面的重点作品，还敏锐地指出：“国内对于罗斯金艺术思想的研究尚属空白”且“缺乏理论基础”。[270]刘须明的《约翰·罗斯金艺术美学思想研究》则将罗斯金的美学思想作进一步地细化，分门别类地探讨了他的艺术思想、绘画美学和建筑美学。与之前刘立彬的《罗斯金美学思想研究》不同，该研究特别关注罗斯金的实用艺术论，通过将其艺术与美学观念放在19—20世纪手工艺和产品设计演进的视野中考察，凸显其美学思想的“实践”一面。[271]从两篇文章的对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年间国内关于罗斯金的研究不但数量上有所增长，层次上也日益丰富。

这期间的另一种论文则采用了“衍生”的视角，虽不以罗斯金为研究主体，但也在不同的主题下花费了相当的篇幅介绍和分析他的思想。例如，罗杰鹦《英国小说中的视觉召唤》以罗斯金的观点作为主要理论依据，认为他的视觉艺术理论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乔治·爱略特和弗吉尼亚·沃尔夫等一系列的著名作家。[272]杨永生的《双星辉映——论浪漫主义两位大师风景画中的用光》中一个重点研究对象是画家透纳，又因为罗斯金是透纳最重要的支持者和评论家，所以文章里有大量对罗斯金的引用和分析。事实上，论文作者不仅仅将罗斯金视为透纳研究的重要依据，《现代画家》等作品中的许多观点都被反复引用强调，成为整篇论文事实上的理论灵魂。[273]这些类型的研究也极大地丰富了罗斯金研究的视角，其中，研究者提出的较为专业的视觉理论和技法研究等都是之前罗斯金美学研究所不曾关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也为研究罗斯金的学者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尽管类型多样，以上研究都以“文艺思想”为切入点。但正如王佐良先生提到的，罗斯金“先是美学家”，后来又“转向社会经济问题”，所以美学思想和艺术批评之外，“社会经济问题”和“忧患感”也是罗斯金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问题。2004年毛刚发表于《兰州大学学报》的《从审美到社会批评——罗斯金批评思想探论》一篇侧重“社会思想”的研究文章。它分析了罗斯金从艺术批评到社会批评的发展轨迹，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罗斯金艺术批评中的道德内涵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文章末尾作者还提出，罗斯金对现代化进程中“物质贫困”和“精神贫乏”的思考，对当代中国的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以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274]文杰2005年发表在《史学月刊》上的《论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一文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作者以罗斯金为英国19世纪手工艺运动的代表人物，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后者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对生命意义的关怀，特别是他的“绿色的人文主义的文明观念，对于后发性的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来说，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275]

“绿色的人文主义的文明观念”准确呼应了很早之前王佐良对罗斯金“环保意识”的关注，也构成了国内罗斯金研究中“文化批评”的焦点。随着身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关怀日益凸显，自2008年起，一系列关注文化与生态的罗斯金研究问世，包括殷企平的《试论罗斯金的文化观》、殷企平与何畅的《环境与焦虑：生态视野中的罗斯金》、何畅的《罗斯金与生态批评》、陈姗姗的《论罗斯金自然观和文化观的相互融合关系》以及金凯《思想与情感的结合——约翰·罗斯金〈芝麻与百合〉中的环境意识》。在《试论罗斯金的文化观》一文中，殷企平认为，之所以要强调“文化观”，因为这个概念不仅可以体现罗斯金的艺术批评与社会批评的交融，而且能够敦促我们反思自19世纪以来现代文明中各种“对人类整体性和和谐性遭受侵蚀的‘反文化’现象”。[276]这两个基本观点在其他几篇角度类似的文章中也都有反映。例如，何畅的《罗斯金与生态批评》就是以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生态批评理论为出发点，用“土地伦理理论”“动物解放论”“精神生态学”等反观罗斯金的各种观点，指出其思想与当代生态批评的各种“契合之处”，从而得出结论“在罗斯金的时代虽然还没有‘生态学’这一概念，但他对于环境的思考显然具有强烈的前瞻意识”。[277]在《环境与焦虑：生态视野中的罗斯金》中，两位作者甚至更进一步，开篇就引用介绍了不少研究领域的著作，如《20世纪生态史》《大自然的网：生态思想探究》等，试图通过分析论述，为罗斯金在生态思想乃至生态史中找到属于他的位置。[278]

三

通过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出，国内罗斯金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向：散文批评、艺术批评和社会与文化批评。第一个方向产生时间最早，但是鉴赏式的阅读并没有成为热点；事实上，王佐良之后，国内鲜有学者再将注意力放在文本上，或是将罗斯金作为“散文家”大书特书。这与西方英语国家罗斯金研究的发展过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他们对19世纪的散文（prose）研究——特别是所谓的非虚构散文（non-fiction prose）研究——明显经历了一个细致而深入的材料整理和审美阅读的阶段。文本整理方面，E.T.库克（E.T.Cook）和亚历山大·韦德博尔（Alexander Wedderburn）编纂出版的39卷《罗斯金全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编者除了广泛搜集罗斯金的作品之外，更整合了他的日记、书信以及其他各类与其有关的19世纪第一手资料，精心拣选安排，为每一篇文字都配上详细的介绍、注释和版本考证，为日后罗斯金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

至于审美阅读，则是20世纪中期维多利亚研究兴起之后的一个重要方向。随着新批评在英语文学研究一统天下，散文研究也遵循它所提出的原则，关注文本的文学和美学特征。1953年，约翰·霍洛韦（John Holloway）的《维多利亚圣人》（The Victorian Sage）成为这方面的开山之作。在乔治·列文（George Levine）和威廉·麦登（William Madden）1967年出版的《维多利亚散文艺术》（The Art of Victorian Prose）一书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约翰·罗森伯格（John D.Rosenberg）的文章（以及它颇有代表性的标题）《罗斯金的风格与感性》（“Style and Sensibility in Ruskin’s Prose”）。[279]此类研究看起来纯粹关乎文学形式，与所谓思想与文化的探索完全是两条路线。其实不然，通过将注意力放在文本的细读上，发掘其中的“风格”“意象”“结构”“逻辑”，它们提供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为思想与文化方面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反观国内，罗斯金研究暴露出两大问题。第一，研究者往往花很大气力在文献综述上，反倒忽略了一手文献的拣选。例如，前文提到的刘须明《从约翰·罗斯金的一次演讲观其艺术思想的现代意义》考察的文本是1859年罗斯金一篇题为《现代生产与设计》（“Modern Manufacture and Design”）的演讲。这篇演讲发表后不久被收在《两条道路》（The Two Paths）中。1905年出版的《罗斯金全集》第16卷里也收录了这篇文章。但是刘文中引用的还是某学习网站里的资料，这就未免会让人怀疑研究者手中材料的权威性。[280]

中译本里的误译也给研究带来了一些麻烦，甚至直接影响了研究质量。如何畅的《罗斯金与生态批评》一文中引用的《王后花园里的百合》即出自《芝麻与百合》的中译本。“王后花园里的百合”这一标题其实是个误译，因为罗斯金演讲的原题是“Of Queens’Gardens”（“关于王后的花园”），后来才收编入书并启用书名“Sesame and Lilies”（“芝麻与百合”）。即使在书里，Lilies这个词也没有与原标题“Of Queens’Gardens”合二为一，前一个是主标题，后一个是副标题，所以中文译名最多只能译为“百合：王后的花园”。[281]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不仅仅是出于版本专业性的考虑。译名的准确与否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对罗斯金原文主旨的理解。花园和百合是罗斯金这篇演讲中最突出最鲜明的两个意象。“花园”在文章里反复出现，喻指恬静安详的世界，是作者对未来英国文化与社会环境的美好期待；“百合”在原文里很少正面提及，但作为主标题却很合适，因为它有圣洁高贵的含义，常被用来指代女性，而罗斯金恰恰就是将英国社会的美好未来寄托在“王后们”温婉柔和的品质上。所以说，“花园”并不是百合盛开的场所，而是作者为拯救环境道德日益崩溃的国家而提出的奋斗目标；“百合”也不是花园中的美丽植物，它与“王后”类似，都是完美女性的象征，是花园的创造者和守卫者，是眼前这个国度的救赎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谓“王后花园里的百合”，多少有点误会了罗斯金的本意。诚然，在中国研究罗斯金，会面临许多在英语环境中无法想象的困难，特别是文献本身。欧美学者可以轻松地找到某一作品的多种版本，还能在图书馆和美术馆里不断发掘旧报刊旧信件里的新资料，这些便利我们也许很难享受。但是话说回来在网络应用如此发达的今天，文献不全，选择不精，仍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研究中的第二个问题是缺少细致入微的阅读。学者李欧梵谈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时曾说过，当下中国学者往往“宏观”挂帅，先从文学史着手，独缺精读文本的训练。[282]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国内罗斯金研究。艺术批评也好，生态批评也罢，学者们最常用的研究方法就是从某个视角出发，“综观全局”，从罗斯金的各种作品中提炼他对某个问题的主要观点。很少有文章会把注意力倾注在某一篇文字或者某一个小问题上，力求细致、深入、透彻。以前面提到的几篇文章为例，毛刚的《从审美到社会批评——罗斯金批评思想探论》指出，罗斯金对现代化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都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但是实际在论证中，作者只引用了五六段罗斯金的原文，摘自不同的书籍，而且每段话都只有寥寥一两句，在整整五页的论文篇幅里显得相当局促。与此同时，穿插在论文中的还有大量其他引文，例如海德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迪斯累里等等。这些文字固然可以提供不少有益的背景资料和参考，但是它们并不能直接阐释罗斯金的思想。因此，作者的探讨只好停留在浮光掠影的层面；而且由于分析不够深入，看起来依然更像是“概述”而非“探论”。

宏观挂帅造成的一个不良后果，就是观点雷同。对人性的强调，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等等论调，反复出现在罗斯金研究中，无论主题是他的艺术思想、美学思想还是他的生态批评。论点高度重合，使得当前的罗斯金研究缺少交流，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忽略了许多可能发现的新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研究罗斯金艺术批评的学者大都认定他是庸俗装饰艺术最坚定的反对者，因为“众所周知”，这是他许多作品的主题。但很多人也许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装饰艺术领域最权威的导师之一，罗斯金的教导被他同时代的人奉为圭臬。在实践中，他的爱好其实对当时很多装饰艺术风格都有重大影响，常常被当作原则，直接编入手册、投入施工。罗斯金本人对此也有所察觉，以至于后来忍不住哀叹道，那些弗兰根斯坦式的丑陋建筑怪物居然往往都出自他手。[283]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样的细节，也许就能更深刻地体味罗斯金和19世纪英国流行装饰艺术的复杂关系。

最后要谈的，是一个与罗斯金研究高度相关的但又更加宽泛的问题，那就是“文化批评”在维多利亚散文研究中的价值。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国内学者的研究中，也同样困扰着国外的同行；不仅出现在罗斯金研究中，还涉及许多与罗斯金类似的人物，如卡莱尔、阿诺德等一系列以非虚构散文而闻名的思想家。这些作家话题丰富，却并不都以诗歌、小说、戏剧等形式阐发思想，有许多充满智慧的沉思和呐喊，却又不以描写和情节取胜。当叙事技巧与经典文学理论难以前行的时候，“文化研究”似乎就成了这一领域当仁不让的选择。

剑桥大学英文系19世纪方向的知名学者科里尼（Stefan Collini）曾专门著文探讨这个趋势。科里尼认为，当下文化研究所采用的理论框架——特别是针对19世纪文学中散文这部分的文化研究——大多都来自威廉斯的经典之作《文化与社会》。通过对“文化”概念的深入剖析和对19世纪的精准解读，Williams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文化社会传统”（the culture and society tradition）与“中产阶级社会观”（the bourgeois idea of society）的二元对立，并且将19世纪以来文化当中的许多问题都归结为这两个观念的冲突，将很多主要人物和思想都视为对社会文化的批评。科里尼并不赞同这种泾渭分明的理解方式；在他看来，一旦这种框架被引入19世纪研究，那么我们就会将许多人物和他们的思想都简化为对社会的批判与支持或是对工业化的批判与支持，而事实上，他们所关心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宏大、更复杂。既然如此，我们到底怎样做才能充分发掘他们的思想？针对19世纪文学，科里尼提出“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研究视角，要求更加关注思想或观念的“质感”（texture），比如当时的出版形式、作者对读者（或听众）的互动等等。言下之意，就是要将文学研究、文献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把人物和思想放回它们产生的年代里，以明确的历史背景为指针，从纷杂的材料中尽最大可能提炼还原，从而避免上面所说的专业化和简单化。[284]

科里尼所说的思想史的角度，严格来说，算不上一种研究理论。但话说回来，在文学研究中，并非只有系统的理论才有实用价值。他对“文化批评”的反思，恰恰也帮助我们看到目前国内罗斯金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艺术批评到生态批评，虽然分析的角度千差万别，但我们是不是正像科里尼所说的那样，过分拘泥于“文化批评”？在“文化批评”的导引下，我们是否也坚定地认为罗斯金思想的核心就是对工业文明的批判，是否也将罗斯金思想过分地专业化和简单化？我们的研究是不是恰恰缺少历史的质感？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调整路线，从作品入手，不再片面追求宏观的结论，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生命体，深入地探寻、细致地分析，发掘创作者更多的侧面，充分展现作品与作者丰富的内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观点和它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许可以为我们国内的罗斯金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中国契诃夫研究的研究重心之转移

彭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条件下，中国的契诃夫（1860—1904）研究经历了重建、发展和成熟的三个历史过程。纵观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契诃夫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当代俄罗斯文学学者在继承传统的契诃夫研究方向的基础上，对其论域及论题进行了新的拓展，促使契诃夫研究在总体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甚至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其特殊性：作家的小说创作和戏剧创作并重，且均具有其世界性意义和影响。这一文学事实使俄罗斯文学研究面临着对研究方向和研究论域的选择和确认等基本问题。而对研究方向和论域的不同的选择和确认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特定时代的总体文学理念、文学价值取向、文学体裁认知、文学研究结构和文学研究水平。

在宏观层面上，30年的中国契诃夫研究及其成果可以分为三个研究方向：（1）作家总体研究；（2）小说创作研究；（3）戏剧创作研究。需强调指出，当代契诃夫研究的三个研究方向及其内部结构各自经历了独特的发展、演化过程。这一过程突出地表现为两点：一是各研究方向的学术文献数量发生沿革；二是各研究方向的学术文献论题发生沿革。这一方面显示出当代中国契诃夫研究在理论视野、研究思路、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嬗变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更高层次上揭示出该时期契诃夫研究“研究重心”持续的转移过程。

以下，本文将就中国契诃夫研究的“研究重心”转移问题——构成特征、形成原因以及学术影响加以描述和分析。

一、各研究方向的学术文献数量的沿革

新时期的中国契诃夫研究分为三个基本方向——“作家总体研究”“小说创作研究”和“戏剧创作研究”。它们经历了三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根据对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主流学术期刊的数据以及学术出版数据所进行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得出：在契诃夫研究的三个方向——“作家总体研究”“小说创作研究”和“戏剧创作研究”中，各研究方向学术文献的数量在每一时期分布并不均衡，尤为重要的是各研究方向学术文献的数量随着三个时期的推进，表现出递增或递减的现象。这一研究态势的形成和发展揭示出当代契诃夫研究内部的运作机制和深层的价值取向。

以下是近三十年“契诃夫研究”三个基本研究方向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献的具体数据（根据对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主流学术期刊的数据和学术出版的数据进行统计所得）以及对相应的学术文献数量所做的分析：

（一）作家总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学术文献

1.立早：《契诃夫和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6.1）

2.徐祖武主编：《契诃夫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

3.龙飞、孔延庚：《契诃夫传》（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

20世纪90年代学术文献

1.张家霖：《契诃夫论文学与创作》（《译林》，1991.2）

2.李嘉宝：《真实，在对现实的超越之中——论契诃夫创作中的形而上真实》（《外国文学评论》，1991.2）

3.李嘉宝：《生活：潜心融入与多重显现——论契诃夫创作中的模糊把握》（《外国文学研究》，1992.1）

4.嘉宝：《生活，一曲绝望的悲歌——论契诃夫创作中的否定意识》（《外国文学研究》，1992.4）

5.朱逸森：《契诃夫：人品·创作·艺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6.王丹：《从契诃夫与鲁迅的“小人物”谈起》（《外国文学》，1996.3）

7.肖支群：《契诃夫笔下的女性世界》（《俄罗斯文艺》，1996.6）

8.赵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20世纪中国文学接受俄国文学的三种模式》（《外国文学评论》，1997.1）

9.郑伟平：《契诃夫（1860～1904）》（海天出版社1998年）

10.赵佩瑜：《契诃夫》（辽海出版社1998年）

11.李辰民：《契诃夫与医学》（《外国文学评论》，1999.2）

21世纪前10年学术文献

1.李嘉宝：《论契诃夫作品中的“厌倦”人物》（《外国文学研究》，2000.2）

2.方珊：《绝望的歌唱家——舍斯托夫论契诃夫》（《俄罗斯文艺》，2001.1）

3.李辰民：《契诃夫与托尔斯泰》（《俄罗斯文艺》，2003.4）

4.童道明：《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

5.凌建侯：《小说与戏剧意识的融合——论契诃夫的当代性》（《国外文学》，2005.3）

6.刘研：《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7.朱逸森：《契诃夫：1860——190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8.朱涛：《“有神”与“无神”之间——从〈决斗〉看契诃夫的宗教哲学思想》（《俄罗斯文艺》，2006.2）

9.朱建刚：《俄国文学中的“小事论”——以契诃夫为个案》（《俄罗斯文艺》，2007.3）

10.巴金：《简洁与天才孪生：巴金谈契诃夫》（东方出版社2009年）

11.马卫红：《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契诃夫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12.徐乐：《契诃夫世界中“职业”的艺术功能》（《外国文学》，2009.3）

13.徐乐：《中等的人——契诃夫笔下人物的“非典型化”》（《外国文学评论》，2010.1）

据上，在过去30年期间，在契诃夫研究的“作家总体研究”方向中，学术文献数量在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它们由20世纪80年代的3篇到20世纪90年代的11篇，再到21世纪前10年的13篇。与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文献数量相比，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两个时期的学术文献数量实现了跨越性增长。并且，后两个时期的学术文献数量均处于较高的水平。

“作家总体研究”方向学术文献数量的递增态势可以归因为：当代中国契诃夫研究在累积契诃夫小说和戏剧创作研究成果（包括既往的和同时代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对作家及其创作进行宏观考察和把握的尝试。在契诃夫研究领域中，这一统合性研究范式的运用及其成果标志着各个研究论题的有效深化和学术视域的扩展，它同时又为契诃夫“小说创作研究”和“戏剧创作研究”提供了形上的“哲学化”的资源和平台。“作家总体研究”总体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系统为后两个方向体裁层次的具体研究奠定了可资依据的、坚实的基础。

（二）小说创作研究

20世纪80年代学术文献

1.李蟠：《试谈契诃夫小三部曲中三个故事讲述者的形象》（《外国文学研究》，1979.2）

2.汪靖洋：《焦点和焦点的转移——〈套中人〉的艺术结构及其它》（《外国文学研究》，1979.4）

3.叶乃芳、陈云路：《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特色》（《外国文学研究》，1980.1）

4.林佑：《真实凝炼——〈万卡〉艺术特色浅谈》（《外国文学研究》，1980.4）

5.徐森林：《〈套中人〉的主人公是谁？》（《外国文学研究》，1982.4）

6.刘建中：《试论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国外文学》，1983.3）

7.朱逸森：《短篇小说家契诃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

8.金风：《契诃夫小说的诗意构成》（《外国文学研究》，1984.1）

9.彭质纯：《从生活原型到艺术典型——谈〈跳来跳去的女人〉的提炼》（《外国文学研究》，1986.1）

10.赵昌华、刘建中：《契诃夫小说喜剧特色初探》（《国外文学》，1987.4）

11.黄颇：《鲁迅与契诃夫小说比较研究》（《外国文学研究》，1988.3）

12.任光宣：《论心理分析类型及其特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的心理分析方法之比较》（《国外文学》，1988.3）

13.李辰民：《契诃夫小说中的变态心理学》（《外国文学研究》，1989.4）

20世纪90年代学术文献

1.刘建中：《契诃夫小说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2.吴静萍：《试论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特色》（《外国文学研究》，1994.3）

3.孙维新：《他在变态中死去——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变态心理分析》（《俄罗斯文艺》，1995.1）

4.李辰民：《契诃夫小说的现代意识》（《外国文学评论》，1995.1）

5.曾恬：《契诃夫短篇小说艺术技巧探索》（《俄罗斯文艺》，1996.3）

6.吴惠敏：《弱者·觉醒者·行动者——契诃夫小说妇女形象三部曲》（《外国文学研究》，1997.1）

7.席亚斌：《契诃夫：从故事体到象征》（《国外文学》，1998.1）

8.吴惠敏：《试论契诃夫对凌叔华小说创作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1999.1）

21世纪前10年学术文献

1.李家宝：《论契诃夫抒情心理作品中的时间主题》（《外国文学研究》，2004.5）

2.路雪莹：《试论契诃夫的情境小说和生活流小说》（《国外文学》，2006.3）

根据上述数据，在过去30年期间，在契诃夫研究的“小说创作研究”方向中，学术文献数量在总体上呈明显的递减趋势：它们由20世纪80年代的13篇到20世纪90年代的8篇，再到21世纪前10年的2篇。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各自的学术文献数量相比，21世纪前10年的学术文献数量锐减的状况十分突出。并且，后一时期的学术文献数量处于低水平。

“小说创作研究”方向学术文献数量在总体上呈明显的递减趋势。这一现象表明，新时期的契诃夫小说研究在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小说文本的选择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与此同时小说研究过程中所适用的研究范式也正在处于转型阶段，无法在短时间内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契诃夫小说的传统研究所选取的小说文本通常为具有明确“价值立场”的社会批判性作品。这类小说作品在作家全部创作中为数极少，且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被反复考察和分析，可供研究的资源和空间已经十分有限。而契诃夫小说创作中占据绝大多数的“客观性”作品，从传统的“价值立场”出发则难以定位和把握，这些研究资源暂时处于“未开发”状态。此外，基于特殊的意识形态考量，在俄苏文学研究学科中，社会-历史方法具有其强大传统和优势。新时期的文学研究在特定的文学-文化语境中对“内部研究”范式诸种方法的援用，使得契诃夫小说创作研究处于方法论的转型阶段——这一过程同样导致小说研究及其学术文献在数量上处于弱化的态势。应指出，上述契诃夫小说创作研究的“式微”状况具有过渡性质，其实质在于小说创作研究机制的调整和重构。可以预见，在不久之将来，经由过渡性“蓄势”阶段之后的“小说创作研究”方向，将在全新的学术平台上启动更高层次的研究工作并取得预期的成果。

（三）戏剧创作研究

20世纪80年代学术文献

1.王璞：《契诃夫与中国戏剧的“非戏剧化倾向”》（《外国文学评论》，1989.4）

20世纪90年代学术文献

1.边国恩：《契诃夫戏剧创作简论》（《国外文学》，1991.4）

2.童道明：《契诃夫与二十世纪现代戏剧》（《外国文学评论》，1992.3）

3.王远泽：《戏剧革新家契诃夫》（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4.邹元江：《论〈樱桃园〉中的“停顿”》（《外国文学评论》，1996.3）

5.李辰民：《重读〈万尼亚舅舅〉——兼谈契诃夫的戏剧美学》

（《俄罗斯文艺》，1998.4）

21世纪前10年学术文献

1.李辰民：《〈普拉东诺夫〉：一部鲜为人知的契诃夫剧作》（《俄罗斯文艺》，2001.3）

2.安国梁：《〈凡尼亚舅舅〉的艺术追求》（《国外文学》，2003.1）

3.严前海：《契诃夫剧作中的喜剧风格》（《俄罗斯文艺》，2003.6）

4.董晓：《舞台的诗化与冲突的淡化——试论苏联戏剧中的契诃夫风格》（《俄罗斯文艺》，2008.2）

5.王永恩：《此岸和彼岸——契诃夫与曹禺剧作主题之比较》（《俄罗斯文艺》，2009.3）

6.董晓：《契诃夫戏剧在20世纪的影响》（《国外文学》，2010.2）

据上，在过去30年期间，在契诃夫研究的“戏剧创作研究”方向中，学术文献数量在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它们由20世纪80年代的1篇到20世纪90年代的5篇，再到21世纪前10年的6篇。与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文献数量相比，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两个时期的学术文献数量实现了明显的增长。并且，后两个时期的学术文献数量均处于中等的水平。

契诃夫研究的“戏剧创作研究”方向的学术文献数量在总体上呈递增趋势。这一现象表明中国的契诃夫研究学者对“戏剧文学”这一特定体裁的认知和价值评定正逐步走向成熟。“戏剧文学”作为西欧和俄国传统文学体裁，在欧洲文学发展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在中国文学语境中，作为“舶来品”的“戏剧文学”的发轫和发展仅有百年之久。这一过程决定了中国契诃夫研究对“戏剧文学”体裁的形式结构和艺术价值认识的欠缺，加之“戏剧文学”与舞台表演的关联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文学性构成——这一切最终决定了对契诃夫戏剧创作价值的传统评估。然而，随着新时期中外文学交流的日益深入，中国的契诃夫研究学者对“戏剧文学”体裁的认知得以进一步深化，同时对契诃夫戏剧创作的价值加以重新评估。基于此，“戏剧创作研究”也逐渐成为契诃夫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从而最终实现了该方向学术文献数量在总体上的增长态势。契诃夫“戏剧创作研究”方向学术文献数量的增长表明，中国的契诃夫研究领域在其研究方向上完成了有效的扩展。与此同时，作为外国戏剧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契诃夫“戏剧创作研究”，它的强势走向对总体的外国戏剧研究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综上，在既往的30年期间，契诃夫研究各个研究方向的学术文献数量发生了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沿革：在“作家总体研究”方向中，学术文献数量在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在“小说创作研究”方向中，学术文献数量在总体上呈明显的递减趋势；在“戏剧创作研究”方向中，学术文献数量在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契诃夫研究领域的这一现象明确地证明：新时期的中国契诃夫研究的“研究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移，即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和研究工作的投入从“小说创作研究”方向向“作家总体研究”和“戏剧创作研究”两个方向转移。这一“重心转移”具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学的和文化的动因。它决定了当代契诃夫研究的总体特征和发展势态。在契诃夫研究领域内，这一“重心转移”不仅对各个研究方向，而且对整个研究领域的布局和架构都具有正面的影响和作用。

二、各研究方向的学术文献论题的沿革

在第一部分中，本文从契诃夫研究领域的各研究方向学术文献数量的沿革出发，通过系统分析得出契诃夫研究的“研究重心”发生转移的结论。纵观30年以来契诃夫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其三个研究方向各自所涉及的主要论域经历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变化。为从微观的角度在“质”的层面把握契诃夫研究内在机制的变化和趋势，以下部分，我们将对各研究方向学术文献论题的沿革过程和结果加以描述和分析，以期从另一角度证明30年期间契诃夫研究的“研究重心”发生转移这一学术史现象的存在。

以下为契诃夫研究三个研究方向各自所涉及的主要研究论题：

（一）作家总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学术文献

主要研究论题：

1.契诃夫与世界文学之关系（如立早：《契诃夫和世界文学》）

2.契诃夫及其创作综合研究（如徐祖武主编：《契诃夫研究》）

20世纪90年代学术文献

主要研究论题：

1.契诃夫创作中的哲学（如李嘉宝：《真实，在对现实的超越之中——论契诃夫创作中的形而上真实》）

2.契诃夫的创作方法（如李嘉宝：《生活：潜心融入与多重显现——论契诃夫创作中的模糊把握》）

3.契诃夫创作的世界观（如嘉宝：《生活，一曲绝望的悲歌——论契诃夫创作中的否定意识》）

4.契诃夫及其创作综合研究（如朱逸森：《契诃夫：人品·创作·艺术》）

5.契诃夫创作与中国作家创作之比较（如王丹：《从契诃夫与鲁迅的“小人物”谈起》）

6.契诃夫创作中的女性问题（如肖支群：《契诃夫笔下的女性世界》）

7.契诃夫在中国的接受（如赵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20世纪中国文学接受俄国文学的三种模式》）

8.契诃夫创作与医学之关系（如李辰民：《契诃夫与医学》）

21世纪前10年学术文献

主要研究论题：

1.契诃夫创作中的形象类型（如李嘉宝：《论契诃夫作品中的“厌倦”人物》）

2.契诃夫创作与俄国作家创作之比较（如李辰民：《契诃夫与托尔斯泰》）

3.契诃夫创作与中国现代文学（如刘研：《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

4.契诃夫及其创作综合研究（如朱逸森：《契诃夫：1860—1904》）

5.契诃夫创作中的宗教哲学（如朱涛：《“有神”与“无神”之间——从〈决斗〉看契诃夫的宗教哲学思想》）

6.契诃夫创作中的社会观（如朱建刚：《俄国文学中的“小事论”——以契诃夫为个案》）

7.契诃夫的艺术手法（如巴金：《简洁与天才孪生：巴金谈契诃夫》）

8.契诃夫研究学术史（如马卫红：《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契诃夫研究》）

9.契诃夫的创作方法（如徐乐：《中等的人——契诃夫笔下人物的“非典型化”》）

据上，在过去30年期间，在契诃夫研究的“作家总体研究”方向中，主要研究论题数量在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它们由20世纪80年代的2个到20世纪90年代的8个，再到21世纪前10年的9个。与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研究论题数量相比，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这两个时期的主要研究论题数量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并且，后两个时期的主要研究论题数量均处于较高的水平。在主要研究论题所涉对象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文献的对象包括契诃夫创作整体系统和外在关系。20世纪90年代的论题对象除契诃夫创作整体系统以外，还包括作家创作的哲学问题、创作方法、与中国文学及其作家的关系、女性问题和医学要素等。21世纪前10年论题对象除了与中国文学及其作家的关系、整体系统和创作方法以外，还包括创作的形象系统、与俄国作家的关系、宗教哲学、社会思想、艺术手法和学术史等。

从上述分析得出，在契诃夫研究的“作家总体研究”方向中，主要研究论题所涉研究对象总体上经历了扩展的过程。这一过程表明，在新时期的三个阶段中，中国契诃夫总体研究的学术视野不断扩大，研究内容逐渐走向深化。以上现象的发生是契诃夫创作研究历史自律的要求，同时也是新时期文学-文化研究转型语境协同作用的结果。

（二）小说创作研究

20世纪80年代学术文献

主要研究论题：

1.契诃夫小说的叙事（如李蟠：《试谈契诃夫小三部曲中三个故事讲述者的形象》）

2.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结构（如汪靖洋：《焦点和焦点的转移——〈套中人〉的艺术结构及其它》）

3.契诃夫小说的总体艺术（如叶乃芳、陈云路：《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特色》）

4.契诃夫小说综合研究（如朱逸森：《短篇小说家契诃夫》）

5.契诃夫小说与中国作家小说之比较（如黄颇：《鲁迅与契诃夫小说比较研究》）

6.契诃夫与俄国作家艺术手法之比较（如任光宣：《论心理分析类型及其特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的心理分析方法之比较》）

7.契诃夫小说中的心理学（如李辰民：《契诃夫小说中的变态心理学》）

20世纪90年代学术文献

主要研究论题：

1.契诃夫小说综合研究（如刘建中：《契诃夫小说新探》）

2.契诃夫小说的总体艺术（如吴静萍：《试论契诃夫小说的艺术特色》）

3.契诃夫小说中的心理学（如孙维新：《他在变态中死去——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变态心理分析》）

4.契诃夫小说的现代性（如李辰民：《契诃夫小说的现代意识》）

5.契诃夫小说创作中的女性问题（如吴惠敏：《弱者·觉醒者·行动者——契诃夫小说妇女形象三部曲》）

6.契诃夫小说创作的体裁问题（如席亚斌：《契诃夫：从故事体到象征》）

7.契诃夫小说对中国作家之影响（如吴惠敏：《试论契诃夫对凌叔华小说创作的影响》）

21世纪前10年学术文献

主要研究论题：

1.契诃夫小说的主题（如李家宝：《论契诃夫抒情心理作品中的时间主题》）

2.契诃夫小说之类型（如路雪莹：《试论契诃夫的情境小说和生活流小说》）

根据上述数据，在过去30年期间，在契诃夫研究的“小说创作研究”方向中，主要研究论题数量在总体上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它们由20世纪80年代的7个到20世纪90年代的7个，再到21世纪前10年的2个。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各自的主要研究论题数量相比，21世纪前10年的主要研究论题数量锐减的状况十分突出。并且，后一个时期的主要研究论题数量处于低水平。在主要研究论题所涉对象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文献的对象包括契诃夫小说整体系统、艺术系统、叙事、结构、与中国作家及其小说的关系、艺术手法比较和心理问题。20世纪90年代的论题对象除契诃夫小说整体系统、艺术系统、心理问题和与中国作家及其小说的关系以外，还包括现代性、女性问题和体裁等。21世纪前10年论题对象仅包括契诃夫小说的主题和类型。

从上述分析可以认定，在契诃夫研究的“小说创作研究”方向中，主要研究论题所涉研究对象总体上经历消减的过程。这一过程表明，在新时期的三个阶段中，中国契诃夫小说研究的学术工作处于调整和重建的相对“静默”期。这为将来研究内容逐步深化奠定可行的基础。以上现象的发生是契诃夫小说研究历史自身机制的作用使然，同时也是对新时期文学-文化研究转型语境提出的新的要求所作出的必要反应。

（三）戏剧创作研究

20世纪80年代学术文献

主要研究论题：

1.契诃夫戏剧对中国戏剧的比较（如王璞：《契诃夫与中国戏剧的“非戏剧化倾向”》）

20世纪90年代学术文献

主要研究论题：

1.契诃夫戏剧综合研究（如边国恩：《契诃夫戏剧创作简论》）

2.契诃夫戏剧与现代戏剧（如童道明：《契诃夫与二十世纪现代戏剧》）

3.契诃夫戏剧的创新性（如王远泽：《戏剧革新家契诃夫》）

4.契诃夫戏剧创作手法（如邹元江：《论〈樱桃园〉中的“停顿”》）

5.契诃夫戏剧之美学（如李辰民：《重读〈万尼亚舅舅〉——兼谈契诃夫的戏剧美学》）

21世纪前10年学术文献

主要研究论题：

1.契诃夫戏剧艺术（如安国梁：《〈凡尼亚舅舅〉的艺术追求》）

2.契诃夫戏剧创作风格（如严前海：《契诃夫剧作中的喜剧风格》）

3.契诃夫戏剧对苏联戏剧之影响（如董晓：《舞台的诗化与冲突的淡化——试论苏联戏剧中的契诃夫风格》）

4.契诃夫戏剧与中国剧作家戏剧之比较（如王永恩：《此岸和彼岸——契诃夫与曹禺剧作主题之比较》）

5.契诃夫戏剧对现代戏剧的影响（如董晓：《契诃夫戏剧在20世纪的影响》）

据上，在过去30年期间，在契诃夫研究的“戏剧创作研究”方向中，主要研究论题数量在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它们由20世纪80年代的1个到20世纪90年代的5个，再到21世纪前10年的5个。与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研究论题数量相比，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两个时期的主要研究论题数量实现了明显的增长。并且，后两个时期的主要研究论题数量均处于中等的水平。在主要研究论题所涉对象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文献的对象包括契诃夫戏剧与中国戏剧及剧作家创作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的论题对象包括契诃夫戏剧整体系统、与现代戏剧的关系、创新要素、创作手法和美学问题。21世纪前10年论题对象除了契诃夫戏剧与中国戏剧及剧作家创作的关系和与现代戏剧的关系以外，还包括艺术系统、风格系统、契诃夫戏剧与苏联戏剧创作的关系等。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契诃夫研究的“戏剧创作研究”方向中，主要研究论题所涉研究对象总体上经历较为明显的扩展过程。这一过程表明，在新时期的三个阶段中，中国契诃夫戏剧研究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研究水平逐渐得以提升。以上过程的发生体现出中国外国戏剧研究总的历史走向，同时也是新时期对戏剧文学结构和功能的认知和评价日益深化的结果。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契诃夫研究历经30年的历史过程。在此期间，契诃夫研究的三个研究方向——“作家总体研究”“小说创作研究”和“戏剧创作研究”的外部表征和内部构成各自均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和演化的过程。其中，各研究方向的学术文献数量的沿革和各研究方向的学术文献论题的沿革，突出表现了当代契诃夫研究在其理论视野、研究思路、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嬗变过程，从而最终展现出新时期契诃夫研究“研究重心”持续的转移过程。中国契诃夫研究“研究重心”的转移现象或过程，它的形成和演进对当代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的总体布局、整体视域和学术水平等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和作用，同时对中国俄苏文学学术史研究具有其重要的启发意义。

泰戈尔研究在中国

潘啊媛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也是中国读者最为熟知的印度诗人。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环球时报》根据网络投票、专家讨论的方式评选出“影响新中国的60位外国人”，其中泰戈尔在评选结果中位列第11位，成为与安徒生、高尔基同时入选的三位外国作家之一。在中国，从孩提时期的儿童读物到大学课本中的诗歌片段，泰戈尔的诗歌几乎伴随着中国青少年的整个成长过程，可以说泰戈尔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成为中国人民最为熟悉的外国作家与伟大朋友。

早在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时，《东方杂志》的主编钱智修先生就已经开始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位伟大的诗人，然而泰戈尔真正引起中国大众的关注还是源于1924年那次伟大的中国之行，同时也掀起了那一阶段对泰戈尔译介的高潮，从此泰戈尔开始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代甚至是几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异彩纷呈的文学流派，毫不夸张地说，泰戈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流向，从那时起泰戈尔就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最为熟知的外国作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61年泰戈尔百岁诞辰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泰戈尔作品集》更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泰戈尔翻译研究推向高潮，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政治原因，泰戈尔作品的推广及研究开始停滞，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泰戈尔作品重新得到译介，研究成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1979—2009年之间，关于泰戈尔的著作多达百本以上，而相关的研究文章达2000篇以上。从翻译方面来看，旧译、重译、新译层出不断，直到2000年24卷本《泰戈尔全集》（近一千万字）的翻译出版，将这一时期泰戈尔作品翻译推向顶峰。从翻译的状况来看，《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等中国读者喜爱的诗集一直是翻译出版炙手可热的作品。30年来，泰戈尔的诗歌片段多次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及儿童读物，这些诗歌多选自简洁明快适合儿童阅读的《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据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中小学语文课本的统计，分别有泰戈尔的六首诗歌入选，而这些诗歌基本都要求中小学生背诵。这样一来，泰戈尔的诗歌几乎贯穿着中国学生的整个教育过程，泰戈尔也成为中小学生最熟悉也最喜爱的外国诗人之一。

从研究方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泰戈尔研究取得的成果比以往任何阶段的总和还要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研究阶段也经历了复苏——初步研究——全面深入研究的过程。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分布在辞书、传记、文学史、论文集、专著、期刊、杂志、报纸中，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当前泰戈尔研究也不仅限于文学方面，涉及领域还包括教育学、绘画、音乐、国际关系、历史、宗教等多个方面，当然文学研究仍然是泰戈尔研究的重中之重。

一、1979—1990年间的研究状况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是思想解放，关于泰戈尔作品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也得以重新展开。1979年，林之非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的《追求于“无望的希望”之中——读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一文，虽然仍然以“资产阶级诗人”称呼泰戈尔，并将其诗歌中的“希望”称为资产阶级“难以实现的幻想”[285]，但在文章中作者肯定了泰戈尔对希望的追求、对光明的追求以及所表达的真挚感情。1980年，林之非再次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介绍泰戈尔诗歌的《新月的幻灭和破坏——介绍泰戈尔的〈新月集〉》一文，全面介绍了泰戈尔的这部关于儿童的诗集。可以说，林之非的这两篇文章又重新将这两部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泰戈尔诗集拉回公众的视野，开启了重新阅读泰戈尔诗歌的先河。同年，顾子欣选编的泰戈尔叙事诗《两亩地》片段以《我听见泰戈尔仍在歌唱》为题发表在该年度的《诗刊》中。冰心翻译的泰戈尔短篇小说《喀布尔人》也刊登在《山花》中。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可以看成是这一时期国内泰戈尔作品译介与研究复苏的先兆。

1981年，以纪念泰戈尔诞辰120周年和逝世40周年为契机，学术界在北京分别举办了两次规模宏大的“泰戈尔学术讨论会”，会议就泰戈尔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泰戈尔的文学创作、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教育思想、美学思想等方面进行探讨。这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正式将泰戈尔译介和研究工作提上日程，同时也奠定了这一时期泰戈尔研究的方向与基调。

就翻译方面来说，据统计这一时期出版泰戈尔各种各样的作品译本较多，其中包括泰戈尔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书信等等，版本众多，旧译、重译、再译、新译层出不尽，良莠不齐。诗歌方面，20年代与50年代的旧译不断再版，其中包括冰心译本《吉檀迦利》《园丁集》，郑振铎译本《飞鸟集》《新月集》，吴岩译本《园丁集》，石真译本《两亩地》《采果集》，汤永宽译本《游思集》等等。这一时期，出版社不断将泰戈尔作品的旧译、新译结集出版，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吴岩、汤永宽译本《游思集》《流萤集》《情人的礼物》《茅庐集》《鸿鹄集》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新译，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泰戈尔卷包括《吉檀迦利》《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故事集》等诗集。这一时期泰戈尔诗歌的译作一方面是译自其诗歌的英文版本或者英文诗集，如老翻译家吴岩、汤永宽、石真的译本；另一方面国内孟加拉语从业者也加入到了泰戈尔诗歌的翻译队伍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白开元，白开元的译本更加注重与孟加拉原文的对应以及翻译中诗歌韵律的把握。在二十多年的诗歌翻译过程中，白开元翻译的泰戈尔诗歌涉及范围较广，成果颇丰，得到了读者的一致认可，为泰戈尔诗歌在我国的推广作出了重要贡献，出版的诗集包括《寂园心曲——泰戈尔诗歌三百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泰戈尔爱情诗选》（漓江出版社，1990）等。小说翻译方面，漓江出版社于1983年翻译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泰戈尔卷收录了泰戈尔41篇短篇小说的译本，译者为倪培耕、黄志坤、董友忱、陈宗荣，译本多直接译自孟加拉原文，成为这一时期泰戈尔小说普及推广的重要读物。这一时期，泰戈尔的长篇小说也得到了译介，出版的译本有黄鱼石译本《沉船》（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刘寿康译本《戈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邵洵美译本《家庭与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董友忱译本《家庭与世界》（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和《王后市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等。散文方面，1986年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翻译出版了谭仁侠翻译的《民族主义》、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倪培耕等人编译的《泰戈尔论文学》、1989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康绍邦翻译的泰戈尔在中国、孟加拉国、美国的演讲集《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另外，国外泰戈尔的传记也被陆续译介过来，其中包括倪培耕翻译的《泰戈尔传》（漓江出版社，1984）、董红钧翻译的《泰戈尔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季羡林翻译的《家庭中的泰戈尔》（漓江出版社，1985）、刘文哲和何文安翻译的《泰戈尔评传》（重庆出版社，1985）、谢冰心和金克木翻译的《回忆录附我的童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等。

从研究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的泰戈尔研究是与东方文学研究的复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82年，由教育部委托华中师范学院编写的高等师范学院本科外国文学教学大纲把东方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列入其中，与欧美文学平行，正式将东方文学建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为了培养东方文学教学的师资队伍，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了全国高校东方文学讲习班；1983年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成立；1984年北京大学东语系举办了全国高校东方文学进修班。在东方文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泰戈尔研究也齐头并进并成为东方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在这两次重要的东方文学进修班的讲习过程中，专家学者都将泰戈尔单独列为专节讲习。这一时期编写的东方文学教材如《东方文学专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梁立基、何乃英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东方文学简史》（陶德臻主编，北京出版社，1985）、《简明东方文学史》（季羡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中，都对泰戈尔生平及其作品进行专门书写。这一时期泰戈尔研究人员也多是专业的东方文学研究者，如季羡林、金克木、倪培耕、何乃英、黄心川、宫静、张光瞞、刘建、刘宝珍等，文章质量较高，为泰戈尔研究的复苏及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内容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章多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介绍泰戈尔的生平、创作、思想的文章；二是研究泰戈尔与中国关系以及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文章；三是分析泰戈尔作品及文学理论与美学思想的文章，这类文章多集中在诗歌领域，小说、戏剧方面略有涉及。

介绍泰戈尔生平、创作、思想的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有：黄心川的《略论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载《哲学研究》1979年第1期）、季羡林的《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华宇清的《试论泰戈尔的文艺观》（载《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宫静的《泰戈尔的哲学思想——认识论和方法论》（载《南亚研究》1986年第3期）和《泰戈尔哲学思想的渊源及其特点》（载《南亚研究》1989年第3期）、倪培耕的《泰戈尔美学思想管见》（载《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何乃英的《泰戈尔哲学观初探》（载《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等。

在谈到泰戈尔的创作思想时，季羡林认为泰戈尔的思想是“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印度所固有的一种泛神论的思想”[286]，而“和谐与协调”[287]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其思想主要解决的是“我与非我”“人与自然”[288]这两种关系。在谈到泰戈尔的哲学思想时，宫静认为：“就广义的哲学定义来说，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诗哲。”[289]早在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的思想就伴随着其作品传入我国，“由于泰戈尔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他的思想发展曾经有过一个自我痛苦的斗争过程，同时由于我国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以及封建余孽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去扩大他某一方面的影响，因而他的思想在我国的反响是不同的”[290]。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泰戈尔的哲学思想，研究者多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将泰戈尔的思想归结为客观唯心主义——“从整体上看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但在他的庞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体系中包含着某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291]。倪培耕也认为泰戈尔的“美学思想体系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292]。学者们认为：“‘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293]泰戈尔哲学思想的来源是复杂的，在谈到国外的研究家对泰戈尔哲学思想的来源时，黄心川认为：“由于泰戈尔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他对东西方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有着影响，因此很多研究家都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扩大他某一方面的影响，对于泰戈尔及其哲学思想，给予不同的评价。”[294]而国内的学者对泰戈尔哲学思想的来源较为一致，一方面认为，“‘奥义书’一元论和毗湿奴教的‘信爱说’对他的影响是主要的”[295]瑏瑠；另一方面认为，泰戈尔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将西方资产阶级的博爱思想纳入奥义书的范围”[296]，接受了“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297]，同时受到西方直觉主义的影响。倪培耕也认为，泰戈尔“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美学思想，也没有对印度传统诗学完全认同和回归”[298]，而是“在印度和欧洲两大美学体系冲撞下形成的”[299]。

在1981年召开的纪念泰戈尔诞辰120周年会议上，与会者谈及泰戈尔与中国关系时，一致认为：“泰戈尔生前热爱中国，并且十分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是中国人民的挚友。”[300]充分肯定泰戈尔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在谈及泰戈尔研究方法时，与会学者认为：“应该扫除在泰戈尔评价问题上的‘左’的思想影响，充分肯定泰戈尔1924年对中国的友好访问。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评价泰戈尔及其作品。”[301]从此，“泰戈尔与中国”成为泰戈尔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并很快走上学术研究的新道路。这一时期在这一领域研究所涉及的研究角度包括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影响与意义、泰戈尔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等方面。

早在1979年季羡林发表长文《泰戈尔与中国》，文章分为“泰戈尔论中国文化和中印关系”“泰戈尔访问中国”“泰戈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怀”和“泰戈尔对东方文明和中印友谊前途的瞻望”四个部分。在“泰戈尔访问中国”这一部分详细列出了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日程，并且详细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对泰戈尔接受的三种不同态度，梳理了泰戈尔1924年访华时对泰戈尔的接受以及泰戈尔对中国的深厚情谊与热切关怀。除了季羡林的《泰戈尔与中国》以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比如：张光瞞的《泰戈尔在中国》（载《外国文学》1981年第5期）一文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译介情况、泰戈尔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泰戈尔对中国的深厚情谊。张光瞞发表于1983年的另外一篇文章《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载《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4期）则是将重点放在泰戈尔1924年访华及其引发的“泰戈尔热”上，文章回顾了泰戈尔访华的过程，重点分析了由此引发的争论以及“泰戈尔热”的影响。戈宝权的《泰戈尔和中国》（载《南亚研究》1983年第3期）重点介绍了泰戈尔1924年访华以来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以及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倪培耕的《泰戈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载《南亚研究》1986年第1期）梳理了自1913年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者对泰戈尔研究的角度及观点以及由此引发的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争论，是这一时期较为深入分析中国的泰戈尔研究的文章。柳鸿的《泰戈尔和中国新诗》（载《当代外国文学》1984年第4期）则是将关注点放在泰戈尔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上，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诗歌大量译介到中国之后产生的反响，文章还重点介绍了泰戈尔“泛神论”对郭沫若以及宣扬“人类之爱”的诗歌对冰心新诗创作的影响。另外，林承节的《泰戈尔对日本侵华政策的批判》（载《历史教学》1982年第3期）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记录并分析了泰戈尔对日本态度的转变、对日本侵华政策的痛斥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同情。这一时期的文章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涉及了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影响与意义、泰戈尔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等多个方面，为下一阶段更加深入地开展“泰戈尔与中国”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对泰戈尔文学作品的研究多集中在诗歌领域，特别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吉檀迦利》以及20世纪20年代就译介到国内并深受我国读者喜爱的《飞鸟集》《新月集》等。这一时期，泰戈尔的小说、戏剧相继译介过来，其中长篇小说《戈拉》和《沉船》引起了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冰心和石真翻译的泰戈尔诗歌进行选编重版，季羡林为重版的《泰戈尔诗选》作序，在序言中，季羡林将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退出群众反英运动，这一时期以《故事诗》为代表；第二阶段从退出反英运动到再加入反英运动，这一时期泰戈尔仍然参加社会活动，周游世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得到世界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充满神秘主义色彩，被季羡林称为“光风霁月的一面”[302]；第三阶段从1919年到逝世之前，泰戈尔重新参加政治活动，政治内容的诗歌较多，“怒目金刚的一面”[303]表现得比较突出。季羡林认为：“在泰戈尔的思想中，‘韵律’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韵律’是打开宇宙万有奥秘的一把金钥匙。”[304]这是我国学者较早对泰戈尔诗歌创作阶段划分的认识，这一划分方式虽然与其在印度国内及其他接受国的划分方式不尽相同，却体现出泰戈尔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过程。周而琨在《泰戈尔政治抒情诗的发展及其特点》（载《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中采用了季羡林的“三个阶段”说，认为其政治抒情诗创作多集中于第三个阶段，伴随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生而逐渐成熟起来，对泰戈尔第三时期的政治抒情诗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内容广泛、感情强烈，充满战斗气息和乐观精神，表现了诗人自己是一个爱憎分明、反帝反殖的爱国者、国际主义战士”[305]。同时认为，泰戈尔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诗人金刚怒目和深情厚爱两个不同侧面”[306]是“诗人一生政治活动和文学生涯的鲜明记录，标志了诗人思想发展的高度”[307]。虽然这一评价带有较为浓厚的时代色彩，但对于接受了较多泰戈尔“光风霁月”诗歌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一介绍与评价有益于泰戈尔“怒目金刚”诗歌在中国的推广与普及。

这一时期，有关《吉檀迦利》的论文所占比例最大，较有代表性的有：金克木的《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载《南亚研究》1981年第3期）、杨传鑫的《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1期）、陈世荣的《诗人的心迹——〈吉檀迦利〉》（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刘建的《论〈吉檀迦利〉》（载《南亚研究》1987年第3期）、王燕的《〈吉檀迦利〉文学渊源初探》（载《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叶舒宪的《〈吉檀迦利〉：对自由和美的信仰与追求》（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刘宝珍的《试评〈吉檀迦利〉》（载《国外文学》1989年第1期）等。对于《吉檀迦利》“神秘”的原因，金克木将其归结为“又是谈爱，又是颂神，又充满物质人间的形象，说的又不像是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语言，这使我们中国读者觉得神秘”[308]。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多从思想内容和艺术性等方面对《吉檀迦利》进行解读，同时将其放入印度文化的语境中，重点探讨诗歌中的“神”“爱”及“神秘主义”色彩。另外，杨传鑫的《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论述了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吉檀迦利》在西方文坛的接受过程及其原因，是较早关注泰戈尔诗歌接受的文章之一。这一时期，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等也得到了关注，但大多还是停留在介绍层面，缺少深入的分析。

在之前的译介过程中，泰戈尔的小说受到的关注较少，这一时期随着泰戈尔小说逐渐被翻译成中文，其小说创作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也开始受到关注。代表性的文章有：冯金辛的《〈沉船〉的主题和人物》（载《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3期）、蒋承勇的《谈〈沉船〉中的泛爱思想》（载《台州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董友忱的《泰戈尔中长篇小说的艺术成就》（载《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2期）、许力的《〈沉船〉散论》（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张朝柯的《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载《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关于泰戈尔戏剧的论文在这一时期相对较少，只有如珍的《浅谈泰戈尔的戏剧创作》（载《南亚研究》1984年第2期）。

二、1991—2009年间的研究状况

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泰戈尔研究全面复苏的阶段以后，泰戈尔研究已呈现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全面开展泰戈尔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0年代以后，泰戈尔研究呈现出全面发展的局面，这时的研究者不仅包括专业的东方文学研究者，还包括从事西方文学、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研究者，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但同时也由于研究队伍的庞大与学科背景的混杂，这一时期的泰戈尔研究成果也出现了良莠不齐的局面，这一时期尤其是2000年以后，出现了多篇泰戈尔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广，其中包括东方文学、比较文学、中国文学、历史学、思想政治学等多个领域，高校也培养了一批泰戈尔研究的专门人才，积极推动了国内泰戈尔研究的发展。

从翻译方面来看，据不完全统计，1991—2009年间，在报刊上发表的泰戈尔译作有15种，出版的译作书籍有67种。当然，最为壮观的还是2000年由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主编，白开元、董友忱、黄志坤、刘安武、倪培耕、刘建等翻译的《泰戈尔全集》（共2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的翻译出版。全集是从孟加拉语、印地语、英语等多种语言翻译而来，收录了泰戈尔的大部分作品，全集将近一千万字，是一项庞大的翻译工程，是我国首次大规模翻译泰戈尔作品，为21世纪初研究泰戈尔提供了文本细读的基础，它的出版“标志着泰戈尔研究成为印度佛教研究之后中国印度学研究的另一个‘显学’”[309]，为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为我国全面展开泰戈尔作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泰戈尔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泰戈尔研究的重点之一，出现了很多泰戈尔的研究资料汇编、专著、硕士博士论文等等。就数量方面来说，据笔者粗略统计，1990—2009年20年间，有关“泰戈尔与中国”的文章有141篇，占到这一时期泰戈尔研究文章总数的31.69%。从资料汇编方面来看，这一时期出版的书籍各有侧重，张光瞞主编的《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收集了17篇具有代表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我国著名作家、评论家、艺术家对泰戈尔的评论文章，其中还包括了周恩来总理、鲁迅先生对泰戈尔的论述以及最初陈独秀先生翻译的泰戈尔的四首诗歌。在附录中收集了北京图书馆文献室1981年为纪念泰戈尔诞辰120周年而整理的泰戈尔著作中译书目。沈洪益主编的《泰戈尔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收录了泰戈尔在中国的谈话以及其访华前、访华期间以及访华后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孙宜学主编的《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泰戈尔来华演讲及论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前半部分收录了泰戈尔访华期间的演讲，后半部分收录了泰戈尔访华前后对其评论的不同观点的文章。这些书籍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引用次数也比较高，但同时这些书籍收录的泰戈尔演讲、谈话以及评论文章也多有重复之嫌。这一时期，泰戈尔访华的历史过程以及其产生的影响也多散见于泰戈尔的传记之中，比如孙宜学的《泰戈尔与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记录了泰戈尔访问中国的详细的历史过程，并且介绍了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董友忱的《泰戈尔画传》（华文出版社，2005）、侯传文的《寂园飞鸟：泰戈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都对泰戈尔访华以及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有所记录。在学术专著和硕士博士论文方面，“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也比较多。其中博士论文有张羽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同名的学术专著《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硕士论文有任文惠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泰戈尔来华事件的误读》（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张娟的《泰戈尔与“五四新诗”》（曲阜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王汝良的《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青岛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等。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也逐渐从思想影响的层面来探讨泰戈尔与中国关系，其中艾丹的博士论文《泰戈尔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北京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以及董燕静的硕士论文《泰戈尔来华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复旦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是其中的代表作。

泰戈尔是20世纪对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外国作家，泰戈尔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泰戈尔与中国”成为热门学术关注点也就不足为奇，研究者多以史料为基础，通过事实的梳理与个案的分析，结合文学、思想、哲学等不同领域的理解，从不同角度梳理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其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在研究方面的确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纵观这30年的研究成果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研究文献的局限性造成研究成果内容的重复性，在研究方法上也很难有所突破。

对于泰戈尔作品的研究仍然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虽然诗歌研究仍然是研究的重点，但是此时对泰戈尔作品的研究也更多地涉及小说、戏剧、散文等方面。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首先，研究者沿袭传统的诗歌分析研究方法对泰戈尔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进行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方面的研究。就诗歌方面来说，以《吉檀迦利》为例，诗歌中的“神秘主义”与“神”的含义，仍然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比如陈明的《“你是天空，你也是鸟巢”——简论〈吉檀迦利〉中的神秘主义》，用诗化的语言分析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神秘色彩，认为泰戈尔诗歌中的神秘主义是体验生活后的自然流露，是对宇宙万物的亲近，是对世界的诗意把握，其中的“神”不是“有形的偶像或纯粹的抽象精神，既没有神的香火崇拜，也不存在严格的教义与律法[310]”。有学者认为《吉檀迦利》中的“神”是与印度宗教哲学中的“梵”一脉相承的，还有学者认为这个“神”是“自然、真、善、美”的化身。另外也有学者从人道主义思想来解读《吉檀迦利》，比较诗歌中的“泛爱”思想与基督教教义。另外，由于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泰戈尔孟加拉语诗歌译介过来，泰戈尔的孟加拉语格律诗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方面的学术成果尤以白开元的《泰戈尔诗歌格律浅谈》以及其为《泰戈尔全集》诗歌卷所写的序言为代表。

这一时期戏剧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刘安武为《泰戈尔全集》戏剧卷撰写的序言《关于泰戈尔的戏剧》一文是最为全面的解读，这篇文章首先提出应当重视泰戈尔戏剧创作在其全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从体裁、题材等方面将泰戈尔的戏剧创作进行分类并分析了泰戈尔戏剧创作的特点：“泰戈尔的戏剧创作主要是借鉴了西方的戏剧，较少继承印度本国的梵语戏剧传统。”[311]泰戈尔虽然较多地借鉴了西方戏剧，但是并没有拘泥于西方戏剧的形式，也没有拘泥于用某种定型的戏剧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戏剧创作，而是“自由地剪裁带戏剧的故事或情节，加以发挥”[312]。与西方戏剧更重视戏剧冲突相比，泰戈尔的戏剧创作更重视抒情性，“几部诗剧都属于抒情叙事诗，就是纯粹散文写成的剧本，也大多根据角色的处境抒发内心的感受，既是使得对话过长影响剧情的发展”[313]。同时，哲理性和象征性也是泰戈尔戏剧的重要特点，“不少剧本中的人物、事物泰戈尔都赋予了某种象征或寓意或某种哲理”[314]。可以说这篇文章为我国研究者研究泰戈尔戏剧提供了范本。小说研究也多停留在思想内容的解读上，研究角度包括女性主义、现代性、象征主义、诗化等。对于泰戈尔散文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是泰戈尔的东西方观、文明观和民族主义思想，如石海峻的《泰戈尔眼中的东方和西方》（载《南亚研究》2002年第1期）、尹锡南的硕士论文《泰戈尔的文明观及其在东西方的反响》（四川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唐孟生和王荣珍的《泰戈尔的民族主义观念探析》（载《东方研究》2008年）、王荣珍的硕士论文《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辨析》（北京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等。

其次，学者们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来比较研究泰戈尔的诗歌及创作思想。一种是将泰戈尔的散文诗与我国古代诗人诸如陶渊明、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进行比较；一种是将泰戈尔的散文诗、散文与我国近现代作家创作相比较，比如冰心、徐志摩、沈从文、许地山、舒婷等；还有一种是与国外的作家创作作比较，比如华兹华斯、惠特曼、叶芝、川端康成等。这一类的比较研究多是从作品内容的角度解读，分析泰戈尔作品与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相对来说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

第三，影响研究。这一研究方法主要运用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他作家对泰戈尔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泰戈尔对其他作家创作的影响，前者如代学田的硕士论文《借鉴与创新——泰戈尔对莎士比亚的阅读与认知》（北京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后者多集中在泰戈尔对我国现代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如郭沫若、冰心等。郭沫若诗歌中的“泛神论”思想受到泰戈尔创作的影响这一观点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研究者多从郭沫若的回忆以及对比泰戈尔诗歌以及郭沫若早期创作的角度分析这一观点。对于冰心的影响，研究者多从泰戈尔《飞鸟集》对冰心的《繁星》《春水》的影响中来分析泰戈尔“泛爱思想”对冰心诗歌创作的影响。

第四，翻译研究。对于泰戈尔诗歌的翻译研究，研究者们多是通过对比不同的译本来分析翻译者的翻译策略。一种是泰戈尔英文诗集的翻译研究，如李丽的硕士论文《社会符号学关照下的〈吉檀迦利〉中译本比较》（中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张晓梅的硕士论文《从多元系统论看泰戈尔英诗汉译》（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另外一种是泰戈尔孟加拉语诗歌的翻译研究，如曾琼的博士论文《重读经典：〈吉檀迦利〉翻译与接受研究》（北京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第五，接受研究。研究者们致力于研究泰戈尔作品、创作思想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接受过程，但是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包括雷武铃的硕士论文《泰戈尔：从印度走向西方》（北京大学1995年硕士论文）中的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在欧洲的接受、张锦的硕士论文《〈吉檀迦利〉在印度、欧洲和中国的接受史分析》（北京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曾琼的博士论文《重读经典：〈吉檀迦利〉翻译与接受研究》（北京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中对《吉檀迦利》在中国、印度、欧洲、美洲的接受分析以及尹锡南的专著《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巴蜀书社，2003）中对泰戈尔的文明观在中国、日本、印度、西方的接受与反向的梳理与分析。

第六，诗学研究。关于泰戈尔文学创作的诗学研究在80年代复苏期有所涉及，但内容不多。这一时期有关泰戈尔文学观、文学理论以及诗歌理论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魏丽明的《泰戈尔文学起源思想探析》（载《国外文学》2002年第1期）从泰戈尔有关文学创作思想的作品出发，评介泰戈尔有关文学起源、文学表现说、结合论、人格论的思想，全面介绍并进一步分析了泰戈尔文学创作思想，是较早关注泰戈尔创作思想的文章。另外关于泰戈尔文学理论与美学思想的代表性文章还包括孟昭毅的《泰戈尔与比较文学》（载《南亚研究》1994年第1期）、宫静的《泰戈尔和谐的美学观》（载《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在泰戈尔诗学研究方面，侯传文的研究颇有成果。据统计，1991—2009年间，侯传文发表的有关泰戈尔诗学的论文达15篇之多，其博士论文《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四川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更是其研究成果的总代表。侯传文的研究从泰戈尔的诗歌理论著作出发，立足印度文化文学传统，对泰戈尔诗歌创作的人格论、情味论、欢喜论、韵律论、和谐论等进行分析研究，同时将泰戈尔的诗歌理论放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提出一些中肯的观点，推动了国内泰戈尔诗学的研究。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著作，这些著作介绍性质的文字居多，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较少。其中包括介绍性的著作张光瞞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蓝天出版社，1993），甘海岚编著的《泰戈尔》（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郎芳、汉人编著的《泰戈尔》（辽海出版社，1998），魏风江的《我的老师泰戈尔》（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北城的《圣地灵音：泰戈尔其人其作》（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吴文辉的《泰戈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侯传文的《寂园飞鸟：泰戈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郝岚的《解读泰戈尔诗选》（京华出版社，2001），何乃英的《泰戈尔诗选导读》（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童一秋主编的《世界十大文豪——泰戈尔》（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董友忱的《泰戈尔画传》（华文出版社，2005），李家巍的《泰戈尔》（辽海出版社，2005），尹锡南的《发现泰戈尔：影响世界的东方诗哲》（台湾原神出版事业机构，2005）。刘卫伟编的《泰戈尔》（远方出版社，2006），王志艳的《走在印度与世界的连接线上——东方诗哲泰戈尔》（延边人民出版社，2006），刘会新编著的《东方诗圣泰戈尔》（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7），董红钧编著的《泰戈尔精读》（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学术性质或资料汇编性质的著作包括张光瞞主编的《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沈洪益主编的《泰戈尔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孙宜学编著的《泰戈尔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泰戈尔来华演讲及论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和《诗人的精神——泰戈尔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唐仁虎等主编的《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昆仑出版社，2003）、尹锡南的《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巴蜀书社，2003）、张羽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毛世昌的《印度两大史诗和泰戈尔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

另外，这一时期特别是2000年以后，有关泰戈尔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层出不穷，并且研究角度与方法多种多样。其中博士论文包括：张羽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侯传文的《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李文斌的《泰戈尔美学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艾丹的《泰戈尔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北京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曾琼的《重读经典：〈吉檀迦利〉翻译与接受研究》（北京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李金云的《论泰戈尔思想和文学创作中的宗教元素》（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包括雷武铃的《泰戈尔：从印度走向西方》（北京大学1995年硕士论文）、尹锡南的《泰戈尔的文明观及其在东西方的反响》（四川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曾琼的《试论泰戈尔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思想内涵》（湘潭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周骅的《论泰戈尔的象征剧》（湘潭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李金云的《泰戈尔文学作品中的宗教体验》（英文，福建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张娟的《泰戈尔与“五四”新诗》（曲阜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任文惠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泰戈尔来华事件的误读——以东西文化观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张锦的《〈吉檀迦利〉在印度、欧洲和中国的接受史研究》（北京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李丽的《社会符号学关照下的〈吉檀迦利〉中译本比较》（中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刘潋的《泰戈尔诗歌中的湿婆形象》（北京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王荣珍的《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辨析》（北京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丛萍的《泰戈尔象征剧研究》（青岛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郝玉芳的《泰戈尔自然诗、自然观、自然美学研究——兼与华兹华斯比较》（青岛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王汝良的《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青岛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王坤宇的《国内〈吉檀迦利〉研究的困境及新的研究范式的垦殖》（北京语言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杨斌鑫的《泰戈尔生态伦理思想研究》（蒙古文，内蒙古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谭利辉的《借鉴与创新——泰戈尔对莎士比亚的阅读和认知》（北京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代学田的《泰戈尔对基督教的认知》（北京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王秋君的《泰戈尔诗歌中的生命美学建构》（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张晓梅的《从多元系统论看泰戈尔英诗汉译》（英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周静的《泰戈尔与现代性——泰戈尔短篇小说中的现代性分析》（青岛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董燕静的《泰戈尔来华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复旦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宋小娟的《泰戈尔女性思想嬗变》（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从80年代开始，北京大学创办的《东方研究》《国外文学》《印度文学研究集刊》（1—6辑）都是泰戈尔研究论文发表的重要期刊，另外《南亚研究》《外国文学评论》《东方论丛》等都多次发表泰戈尔研究的文章，推动了国内泰戈尔研究的发展。

三、问题与反思

纵观改革开放30年来的泰戈尔研究，从数量上说可谓是蔚为壮观。但通过梳理还是发现遗留的一些问题与空白：

第一，研究队伍的不稳定性。20世纪80年代的泰戈尔研究者以东方文学研究者为主，到90年代以后队伍越来越庞大，学科范围越来越广，这也造成了专业性的缺失，虽然参与泰戈尔研究的人员不少，但是专门从事泰戈尔研究的人员却屈指可数，从严格意义上来讲2000年以前国内没有泰戈尔研究的专著，2000年以后也是零星几本，这对于有着将近百年泰戈尔研究史的我国来说，不得不说是个不小的缺憾。

第二，与国际脱轨。在这30年中，对国外泰戈尔研究的译介非常少，据统计，30年中对国外的泰戈尔研究的译介仅包括任名皋翻译的苏联研究者A.A.哥尔博夫斯基撰写的《泰戈尔晚年抒情诗的某些特点》、徐坤翻译的印度学者辛格撰写的专著《泰戈尔诗歌的意象》（沈阳出版社，1992）以及董红钧翻译的印度学者S.C.圣笈多撰写的《泰戈尔评传》（原名《伟大的哨兵——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另外，在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材料也多以国内材料居多，而不了解国外泰戈尔研究的趋势与动态，这也造成了研究材料的高重复性。

第三，研究对象的不均衡。国内学者对于泰戈尔诗歌的研究多集中在《吉檀迦利》这部诗集，1979—2009年的30年间，有关《吉檀迦利》的论文多达64篇，而对泰戈尔的其他诗集尤其是孟加拉语诗集则缺乏研究，对泰戈尔小说、戏剧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少。这主要是由于泰戈尔大部分的作品的创作语言是其母语孟加拉语，而国内懂孟加拉语的人非常少，这一方面造成泰戈尔作品译介的困难，另一方面也限定了对泰戈尔绝大多数作品的研究。

第四，泰戈尔研究与普及的失衡。泰戈尔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几乎伴随着中国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泰戈尔诗歌的普及度也越来越广，相关的介绍性的著作、读物较多；相比较而言，泰戈尔研究就相对落后，研究范围的狭窄、研究方法的单一等问题比较突出。

第五，相关研究机构的缺失。对于泰戈尔这样的伟大作家，成立专门的泰戈尔研究会理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实际上，早在1921年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郑振铎先生已然创办泰戈尔研究会，并曾经引发泰戈尔译介与研究的热潮，由于多年来该机构的荒废造成了资源方面的浪费，纵观30年的泰戈尔研究，如果可以恢复这样的研究机构，无疑将更加有利于未来泰戈尔研究以及泰戈尔学在中国的发展。

综上所述，泰戈尔研究在中国乃至世界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百年以来“泰戈尔自己在思想上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变化的是这个世界，更多的还有我们理解问题的角度和某些思想观念”。[315]时代在变迁，深挖泰戈尔的创作及其思想总会给我们带来不断的惊喜，历代读者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泰戈尔”。

突破纪德的“窄门”

由权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是法国20世纪与普鲁斯特并驾齐驱的作家，他在法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这种影响既是思想上的，也是美学上的。思想上而言，他倡导的那种自由地选择个人道路、成为无可替代的自己的思想对生于20世纪初长于一战时期而后来成为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如萨特、加缪、波伏瓦等人的启迪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在20年代纪德遭受法国天主教右翼势力围攻的当口，他却被誉为“时代巨人”（contemporain capital），青年的精神导师，彼时声名及影响都远远超出当时刚刚去世的普鲁斯特。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将20世纪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称为“纪德时代”足以说明纪德当时在知识分子中的地位。美学方面的影响同样深远，纪德对小说的种种思考与手法上的革新尝试充满现代性，刻画人物内心复杂隐秘的世界、纹心结构、叙述视角的局限、自我书写……这些观念与手法被后来的“新小说”作家们继承并推进。毫不夸张地说，出生于20世纪前30年的法国思想界、文学界的巨擘们几乎都是在纪德的影子里成长起来的。其中熠熠生辉的名字除了上面提到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还要加上马尔罗、罗兰·巴特，而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今天在法国，纪德的读者数量没有20世纪那么多，也没有那样近乎痴迷，但作为法国文学史上堪与巴尔扎克、左拉、普鲁斯特等并称的经典作家，其作品仍在不断再版并增加新内容、新评论，有些未发表的作品也被挖掘出来，至于与亲友、同行、出版人等的通信，则不断被整理出来，结集面世，每年也都有研究他的专著及（或）论文集出版。

法国甚至世界的纪德研究从其生前开始延续至今，成果斐然，涉及他的生活、思想、美学的各个侧面和全部作品，既有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也有精神分析、文本的叙述修辞研究、互文性研究、自我书写、比较研究。

这样一位重要作家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却是一波三折。早在20年代他就已进入中国学者、作家、译者的视野中，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还曾出现过“纪德热”。当时研究纪德最为深入的两位学者是盛澄华和张若名。但1949年之后的三十余年里，纪德研究成为禁区，只有1957年《译文》第9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揭穿纪德的“真诚”》的文章，还是对他的彻底否定。不仅如此，连纪德的名字都销声匿迹了。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有了改观，80年代，纪德研究开始重现，也逐渐深入，似有繁荣之势。段美乔曾在《论1940年代中国文坛的“纪德热”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316]一文中对三四十年代的“纪德热”进行了梳理研究。北塔在其《纪德在中国》[317]中，以翔实的资料介绍了纪德在中国被介绍、翻译和评论的实况，并进行了一定的考辨，但关于80年代以后纪德在中国的情况，翻译方面着墨颇多，对时至该文发表之日的译本记录详细全面，研究则涉及很少。许钧的《相通的灵魂与心灵的呼应：安德烈·纪德在中国的传播历程》[318]中也把透视焦点主要放在1949年以前对纪德的译介、接受和研究，重点介绍了张若名、卞之琳和盛澄华三人，改革开放以后同样也是概括梳理了纪德作品重译、新译的情况，而研究方面介绍十分简略，只是通过贾植芳给1999年花城出版社《访苏联归来》译本的序言侧面解释纪德由于其对苏联的态度而在中国遭受的冷遇和认识的延迟。故此，纪德研究的从热到冷又再度转暖，这一过程背后的原因虽值得探究，但前面提到的几篇文章都有一定涉及，而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纪德研究状况则尚未有人做过深入分析，所以本文会把目光更多地投向80年代以后的纪德研究，只是我们要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情况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不可能对之前的研究避而不谈，所以我们将首先概述1949年以前学者研究的成果，再对三十余年来纪德研究的总体状况做出回顾，然后进一步考察这些研究的规模、角度和深度，从中发现研究的热点与盲点，研究中的突破与尚存的问题，并探询根源及未来研究的空间。

一、两位破门者

我国对纪德的研究起步相当早，从1923年第14卷第1期《小说月报》上沈雁冰所写的“法国文坛杂讯”中纪德首度进入中国人视野，到1948年盛澄华的《纪德研究》出版，其间各种纪德作品译序及期刊上长长短短的评论介绍纪德的生平、创作，评述其宗教观、艺术观、道德观、情爱观以及政治上的所谓“转向”。当然，真正对纪德进行了最为深入的研究的则当推张若名和盛澄华。

张若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纪德研究的开创者。她以里昂中法大学学生身份在里昂大学文学院的博士论文1930年通过答辩，1931年作为《中法大学丛书》之一在北平出版（法文）。这篇论文是她纪德研究的最高成果，之后虽有其他文章发表，但深度与规模都不及此篇，所以这里只谈这篇论文的成就。她的论文分为八章，探讨了纪德的人格演变，宗教信仰，对道德、感官事物的态度，纪德的自恋（narcissisme），象征主义美学观，古典主义以及纪德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张若名以其对纪德作品的深刻理解、对法国文化的精通以及对法语语言艺术的特别的感受力对纪德的人格、思想、艺术观和美学观做出了在当时极有见地又颇为独到的分析。比如她开篇便极具慧眼地在纪德的人格中辨识出三种要素：道德、神秘与艺术。三者平行发展，又休戚相关，都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她以精炼的语言准确概括出纪德人格三要素的关系：“道德的品格和现实的生活接触，引起纪德的焦虑和不安；艺术的品格使纪德津津乐道于这样的情感，并且促使他剖析道德戏剧的每一成分；神秘的品格使纪德遁入生命幽深的境遇，引起他的狂热，而道德的品格和艺术的品格从中汲取力量。”[319]接着她指出这三者的共同发展方向，起初都带着新教的色彩，之后则打上尼采式个人主义和基督教个人主义的烙印。这其实是对全文论述的总的揭示。具体而言，宗教信仰方面，张若名认为通过艺术，纪德从试图调和自由与宗教信仰转为创立自己的“宗教”，她将艺术家与神秘主义者的心理两相比较，暗示艺术对于艺术家是通往永生之路。而在道德方面，她敏锐地看到纪德在摆脱了新教道德的束缚之后，以艺术家的身份来分析道德行为，在其作品中，发现他设下的“批判性的脉络”，不断“破坏他建立起来的东西，让最后经得起考验的信仰存在”。张若名用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这种手法的运作：“由于这种手法，我们看到一部剧本的分析，就好像我们一点点解开一个复杂的结，最后发现了隐藏其中的秘密一样，换句话说，纪德迫使我们观察一种激情的解体，因为激情像一座有两个坡的山。从一边看，上坡表示激情产生到上升的阶段；从另一边看，下坡表示激情下降到解体的阶段。”[320]她欣赏纪德对待道德的态度，将它与尼采的态度相比，认为尼采作为道德家抨击道德，结果陷入逻辑“混乱”之中，而纪德作为艺术家来关注道德危机，却进入“天真纯朴的状态”。在对待感官事物的态度上，张若名又将纪德与普鲁斯特、波德莱尔相比，显示其超凡的独特性。普鲁斯特让感觉淹没在记忆的汪洋大海里，纪德则保持了当下的感觉的原始和纯真性；波德莱尔也凭借感觉达到奇妙的效果，但在他那里，感觉的聚集产生的是“宽泛的”效果，而纪德则让聚集的每个感觉都很独特、清晰。关于纪德的古典主义，张若名的论述也深得纪德美学的精髓，指出纪德的古典主义在于“个性与普遍性的相互渗透之中”，“调和了必然性与特殊性”。她看到纪德对浪漫派的超越，不再是不加分析的情感宣泄，而是描写人物心理全部的复杂性，通过矛盾达到的统一，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平衡”。风格上，以讲究的形式表达自由的内容，“精确妍雅的笔调”赋予感情以“有章的步伐”，她还通过文本的品读，与有相同风格追求的福楼拜的作品相比，表明纪德的风格更胜一筹。受到纪德盛赞的关于自恋的一章，应该是张若名最具独创性见解的一章，她认为纪德在《那喀索斯论》里开辟了一条通往原初形式的道路之时，揭开了宇宙间相互感应的秘密：“通过内省，纪德发现了宇宙间的相互感应。”而且，“通过内省，纪德找到了作品的题材”。在塑造某个人物时，通过“非人格化”的手法，“放弃自己的意志，让位于他，站在他的角度来生活”，但有时也会摆脱他，而“使自己自由起来”。这一切都在内心的自省中完成。

在纪德作为道德家、艺术家与神秘主义者的态度中，张若名发现了三者的共同之处：纪德钟爱的福音书中的一句话（“凡要保存性命的反要失掉它，要失掉性命的反要得着它”）中体现的克己或者说自我牺牲精神。她认为这是纪德的根本态度，是纪德保持对基督的信仰的根本原因，是使他能将“对立的倾向相互碰撞”产生的不和谐“引向秩序”的唯一美德，也是他的古典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要求——二者的胜利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都要求放弃个性。

张若名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纪德的学者，其开创性自不待言，而论文中的很多观点都具有洞察力和启发性，论述中显示出她非凡的文学感受力及对法国文学和文化的了解。不仅如此，中国文化的背景对她理解纪德和一些观点的产生也必然潜在地起了很大作用。纪德读了这篇论文后致信感谢张若名，特别称赞了文中的某些评论，尤其是关于自恋的第五章，说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么透彻地理解过”，那些评论是他“很久以来所盼望的”，“以前还从来没有别人这么说过”[321]这一方面是因为纪德在其创作的前30年里，长期受到误解；而另一方面，正如乐黛云所言，“纪德之所以感到张若名对他的论述如此新颖脱俗”，“肯定与两种不同文化的交往有关”，张若名论文中“强调自省，认为‘一切都是在内心的自省中完成’；强调美好的形式，使强烈的感情保持高度的平衡；强调对立因素的共存，坚信‘克己’可以促成新的发展”，这些受到纪德欣赏的观点“都与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息息相关”[322]。而“小我”与宇宙的感应这样的观点中也可以窥视出中国传统思想的踪影。

张若名的论文得到了当时法国学术界的肯定，比如1931年，约翰·罗德斯对张若名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我认为她有关《道德家纪德》的评论，应该列为第一流的评论文章。人们发现她的文章非常优雅、简洁、清晰而透彻，可谓一字不易。这一点即使是最挑剔的文学评论家也不能否认的。”[323]1994年张若名的这篇论文连同她之后几篇论文以《纪德的态度》为题出版，给后来国内的纪德研究开出了条条道路，成为纪德研究者绕不开的参照。

另一位纪德研究专家兼译者盛澄华是从30年代开始迷上纪德的，也是中国的纪德研究者中唯一与作家有过直接交往和持续通信的人。他在巴黎的几年通读当时出版的《纪德全集》，并做了“一千三百十三页蝇头蟹文的笔记”[324]。1948年，他的《纪德研究》由森林出版社出版，里面收录了他从1934年到1948年写的论文、译作序言、演讲稿等共九篇文字。其中，除了一篇介绍普鲁斯特，一篇论述纪德与友人创办的《新法兰西评论》对法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其余均直接评论纪德。在这些直接论述纪德的文章中，《安德烈·纪德》是他最早的写于学生时代的一篇“试作”，大略勾画了纪德的生平，又从道德、心理、艺术三方面审视纪德的作品。他说纪德最感兴趣的是“个人对自己的，以及对一种不可捉摸的力（姑名之曰神）的关系”，因此，他所有的作品都“只是一种道德问题的连续争论”。[325]纪德一生的挣扎和不安就是要摆脱旧道德，从而“创造一种新的个人的伦理观”，为此他要尽心竭力探究人的内心，而最适于分析内心生活的体裁是日记体，所以，纪德的作品多用日记体写成。在谈到纪德对人的内心世界进行拷问时，相较于弗洛伊德对病人的潜意识的研究，认为纪德发现了“常态生活中”更具普遍性的人性复杂、黑暗的一面。文章谈及纪德的矛盾与诚实，也谈及他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和古典主义的美学观，不过，有点到为止的感觉。他在注释中也坦言，这篇文章是参考法国研究者的研究写成，“并无一己见解”。

这部论文集中最有分量也最能体现盛澄华纪德研究的水平的是为《伪币制造者》写的序言：《试论纪德》。这篇文章远远超出了一篇序言的规模，是对纪德全面深入的探究。

盛澄华的思路是通过纪德的传记和日记了解其个性，通过其文艺论文把握其美学观，通过小说戏剧看其美学观与伦理观的体现。按此思路，他将纪德一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凡尔德手册》（今译《安德烈·瓦尔特手册》）经《沼泽》（今译《帕吕德》）至《地粮》（今又译《人间食粮》）的阶段，指出这一阶段纪德起初探索“诗、音乐、爱与形而上”的抽象领域，追求“灵魂难能的幸福”，而后失望苦闷，最后走向思想解放建立新的伦理观，艺术方面则是从深受象征主义影响到脱离其“卵翼”。第二阶段是从《地粮》之后一直到《田园交响乐》时期。比较前面这两个时期的作品，盛澄华说第一阶段倾向“沉思与抒情”，第二阶段则重“检讨与批评”。这一概括十分精炼地道出这两个时期作品的基本特征。他对第二阶段的小说、戏剧与论文分别论述，讨论了纪德小说偏爱第一人称的原因，人物塑造的“秘诀”，Sotie（傻剧）形式的独特与创新性，其中对《窄门》和《梵蒂冈地窖》思想价值的比较颇有个人见解。戏剧论述很简略，主要指出剧作取材希腊神话或《圣经》的特点，人物与承载的思想的关系，不过蜻蜓点水，未作展开。文艺论文中，盛澄华与张若名一样特别重视纪德对古典主义的诠释，除此之外，还介绍了《波德莱尔与法盖》和《论德国》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但如他所说，纪德并未建立什么体系，这几篇论文之间也就并无严格的逻辑联系，但盛澄华无疑认为纪德所说的“艺术产生于约束，成长于斗争，死于自由”是他艺术观的绝好概括，也在他个人创作中得到了实践。第三阶段其实从时间上而言与上一阶段有些重合，即纪德自传《如果种子不死》《哥丽童》（今译《柯里东》）及《伪币制造者》创作及出版时期。他着重指出前两部作品的创作与发表是纪德真诚的体现，不过把论述重心放在《伪币制造者》上，从作品构思、计划、纪德的小说观到作品的人物、主题、特殊的双重手法（即小说中写小说的手法，也即纪德所谓的“纹心结构”）、魔鬼的角色等各个方面做了深入透彻的讨论与分析，认为这部作品是“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纪德的最高表现”。最后一个阶段是《伪币制造者》之后的纪德，盛澄华主要分析了纪德社会尤其是政治介入的基督精神根源。

论文集中，《纪德艺术与思想的演进》是对《试论纪德》的缩写，《纪德的文艺观》则围绕纪德有关文艺说过的三句话联系中国现实，近似漫谈，而另一篇《纪德在中国》则是一份纪德在中国译介的资料。《〈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现代文学》虽然不以纪德为研究对象，但纪德是这份影响深远的杂志创刊后近三十年间的灵魂，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理解两次大战期间被称为纪德时代的重要原因。

盛澄华基于对纪德数年的全面研读，加上亲自翻译纪德的重要作品《地粮》和《伪币制造者》（还有一些论文和《日尼微》），对纪德的思想和艺术理解体会非常透彻。他在《试论纪德》中对纪德四个创作阶段的划分也被很多后来的研究者沿用。文中有丰富的引证，十分恰当，足见他积累之功；所论涉及纪德几乎所有重要作品，论述虽然不都像《伪币制造者》这样细致展开，却都评点得当；精辟的论断频频出现，比如一开始他替纪德的“不安定”辩护，认为纪德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少数质疑传统、探究新途径新理想的艺术家，不惧变，“敢以万变应不变”，他生活中的动荡与不安定正是他“力”的源泉，“正像他内心中的矛盾与错综形成他作品中的和谐与平衡”。[326]尤为可贵的是盛澄华有自己的行文风格，语言灵动，挥洒自如，在外国文学研究论文中并不多见。

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盛澄华在研究中投入了巨大精力，而他能倾尽全力专攻纪德，正是出于对纪德由衷的热爱。当然，三四十年代纪德在中国并非只受到称道，恰恰相反，在《从苏联归来》被翻译成中文后，纪德受到中国左翼作家的批判。只有那个时期像张若名、盛澄华这样具有反叛精神、追求自由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才对纪德持欣赏肯定的态度。张若名和盛澄华作为纪德的“伯乐”与“知音”，为国内纪德研究确实设置了很高的起点，在之后的50年间无人超越。

二、长驱的直入

纪德研究经过30年的冰冻期，在80年代开始解冻。从数量上看，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三十多年来各类期刊上发表的以纪德为主题的文章有八十余篇，而除去一些随笔感想和主题雷同篇幅很短的浅析文字，在外国文学类专业期刊、高校学报、其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一定分量的论文有三十余篇。从论文发表的时间来看，80年代有5篇，90年代8篇，2000年以后则有23篇。著作方面，张若名的《纪德的态度》于1994年首次译成中文出版，另有两部专著分别为宋敏生的《纪德的“那喀索斯情结”与自我追寻》[327]与朱静、景春雨的《纪德研究》[328]，盛澄华的《纪德研究》则在2012年以《盛澄华谈纪德》为题重新出版。

审视论文的研究对象可以将上述36篇论文分为五类：

1.对纪德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的总体介绍：共3篇，陈占元的《纪德和他的小说》[329]（这是开启新时期纪德研究的第一篇），郑克鲁的《社会的批判者——纪德小说的思想内容》[330]和《纪德小说的艺术特色》[331]；

2.对纪德某部作品的分析：共18篇，涉及的作品有《伪币制造者》（5）、《田园交响乐》（4）、《忒修斯》（2）、《如果种子不死》（2）、《新粮》（1）、《刚果之行》（3）、《沼泽》（1）。因篇数较多，不一一列举。

3.从某一特定角度研究纪德：共5篇，有陈映红的《寻觅体验“存在”的意识——探寻纪德的轨迹》[332]，由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纪德的影响》[333]，刘珂的《从〈窄门〉到〈梵蒂冈地窖〉看纪德对基督教问题的批判性思考》[334]和《神话的归宿》[335]，宋敏生、张新木的《艺术家的使命——论纪德的自我书写》[336]。

4.比较研究：共3篇，有王文彬的《戴望舒与纪德的文学因缘》[337]，李晓娜的《三本访苏日记引发的思考——论本雅明、罗兰和纪德的分歧》[338]，黄春柳的《论纪德与马丁·杜加尔的文学交往》[339]。

5.译介与接受研究：共7篇，北塔的《纪德在中国》，段美乔的《论1940年代中国文坛的“纪德热”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许钧的《相通的灵魂与心灵的呼应：安德烈·纪德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乐黛云的《异国心灵的沟通——纪念安德烈·纪德诞生140周年》，严靖、杨联芬的《论〈从苏联归来〉在1930年代中国的译介与影响》[340]，严靖的《文本旅行中的情知纠结——谈戴望舒译纪德〈从苏联回来〉》[341]和《〈从苏联归来〉译本问题再补充》[342]。

从上面列举的数字和分类情况可以看出30年来纪德研究的总体状况。单纯从大约三个十年的论文发表数字来看，研究的总体趋势是在逐渐增温，这与我国开放以来法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态势是一致的。纪德这样重量级的作家成为研究的热点应是不足为奇的事，纪德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现代性也与这一时期学术界的热点吻合。不过，还有一个学术以外的因素不容忽视，就是罗曼·罗兰1935年访问苏联时所写的《莫斯科日记》封存50年后公开，90年代被译成了中文出版。当年他对纪德访苏后发表的《访苏归来》（旧译《从苏联归来》或《从苏联回来》）严厉批评，中国的左翼作家们以他的立场为依据也对纪德口诛笔伐，而60年后，罗兰日记的内容恰恰印证了纪德的观感。曾经造成纪德被禁的原因如今又成了纪德复“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纪德热”却不能与加缪热、杜拉斯热或罗伯格里耶热的程度相比。其中原因多种多样，既有国内研究界自身原因，也有纪德个人及作品特性的原因。

纪德可以说是古典作家里最现代的一位，但他不归属任何一个流派、思潮，不适合把那些带有一定公式化的语言去套用在他身上。虽然他影响了一代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和作家，却不是曾引起萨特加缪热的存在主义作家或所谓“荒诞派”作家；他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新小说”的先驱，却并不属于什么“先锋派”，对于一些热衷现代和后现代的人来说大概不够现代；他不像杜拉斯那样有过东方生活的经历，作品中找不出什么东方（此处的东方指的是远东和东南亚）的痕迹，更没有中国情人这样的形象引发无尽的想象和讨论。当然，翻译的因素也不可忽略，纪德作品虽在1949年以前已有很多译本，但已很难觅得，而八九十年代纪德作品的翻译出版还相对有限，外语专业以外的研究者对他关注很少也可想而知。

纪德作品的强烈的个人色彩，或隐或显的同性恋书写，复杂矛盾的心理特别是矛盾产生的文化根源必定也是使一些研究者却步的原因。盛澄华便说：纪德永不能是一个通俗性或通俗化的作家。的确，有多少人能理解他作品中展现的那令人窒息的对美德的狂热追求，那不顾一切甚至不近人情的彻底解放和自由，那常被提起但并无深入分析的无动机行为？纪德曾亲历的以及作品中描写的焦虑、挣扎很难在中国引起多少共鸣，就如曾受纪德影响并很早便翻译了他数部作品的卞之琳在《窄门与大道——〈窄门〉译本新版序》中就基督教的原罪写的那样：“虔诚的凡胎俗骨”“以‘赎罪’为毕生的最高理想！西方人将近二千年来竟以此为‘文明’；这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主体说来，对于我们今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者说来，却是咄咄怪事。”[343]纪德所有的问题和思考都有着深刻的新教的、哲学的背景，作品中这方面的影射也随处可见，而这对于很长时期里缺少这两方面知识的研究者们来说自然造成理解的困难。

所以“纪德热”规模上相对有限，在研究专著方面新时期的新成果寥寥也说明专门致力于纪德研究的人相当稀少。

三、“窄门”仍窄

如果更进一步，从这些研究的对象和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些年来纪德研究中有一些热点和突破，但也存在盲点与不足。

首先，对于纪德作品的总体介绍的三篇文章集中发表于八九十年代。陈占元的文章可说是新时期纪德研究的发端，功不可没。他在1949年以前就曾翻译过纪德的《妇人学校》，对纪德小说的介绍中肯。90年代以后，就某一部作品的分析是纪德研究中论文数量最多的，而且集中于几部作品，尤其是《伪币制造者》和《田园交响乐》。《伪币制造者》作为纪德创作的顶峰之作最受关注，尤其是在纪德研究逐渐回暖之时最早被深入研究，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冯寿农的《〈伪币制造者〉的象征意蕴》[344]具有代表性，作者分析了“伪币”的多重象征含义，如违背人本能的传统价值观、伪文学，以及上帝的虚伪性等等。对这部作品的叙述方式的关注则是“热”中之热，代表性的文章有柳鸣九的《终极目标与“纹心”术——纪德〈伪币制造者〉中译本序》[345]、冯寿农的《论〈伪币制造者〉的叙事美学》[346]和由权的《〈伪币制造者〉的叙述技巧》[347]。这种对作品叙述方式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纪德在这部他称之为他的“第一部小说”中实践了他自己逐渐形成的小说观，叙述方式具有创造性和前瞻性，一方面也是由于90年代正是结构主义叙述学在中国方兴未艾之时，从作品最具“文学性”的方面去审视它，对于当时的研究者颇具吸引力。由权的论文在论述中用热奈特的叙述学理论去关照描述文本的叙述特色，当然是受了当时学术趋势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也许可算是对盛澄华的《伪币制造者》研究有所发展。同一时期张新木的《论〈田园交响乐〉的叙述结构》也从叙述入手，运用了巴尔特、阿蒙、托多罗夫等人有关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理论，以《田园交响乐》为分析对象，指出作品中既有标示叙述的形式结构，也有反映社会生活与伦理道德的逻辑结构，但论文的最终目的似乎不在于研究纪德作品却在于从特殊到一般，检验一下这些理论的可行性和局限性，如作者所言：“看看要建立一门文学叙事作品类型学是异想天开，还是切实可行。”进入21世纪之后，对作品内容和主题的分析则又在作品研究中取代了叙事分析成为主流。这时的研究者试图更多地从西方文化传统中获取解读纪德的钥匙，例如姚达兑的《基督之挚爱和爱神之爱欲间的冲突——解读纪德的〈田园交响乐〉》[348]便将作品中牧师与盲女之间的爱和心灵变化解读为基督之挚爱和爱神之爱欲间的冲突，虽然其中有可商榷之处，如认为牧师对盲女的爱是一种向希腊爱神的上升，是对绝对的美和善的追求这种观点，但文章的确提出了个人的新解。除了这两部作品被人反复探究，值得一提的是辛苒的两篇文章《纪德〈如果种子不死〉中的自我建构》[349]和《浪子回家——〈如果种子不死〉中的隐喻结构分析》[350]。前一篇借用法国自传理论与美国的叙事学理论结合纪德的宗教危机和情感危机，认为纪德的《如果种子不死》是纪德力图进行自我形象建构的一次文本尝试，但作家试图建构的大胆反叛宗教伦理道德的同性恋作家形象又存在自我矛盾性，因此文本又表现出深层的自我解构。后一篇则在互文理论观照下解读《圣经》“浪子回家”故事和《如果种子不死》，将后者视为对前者的一种戏拟式写作。两篇文章都是以当代西方文论为支撑对《如果种子不死》做出解读，在对纪德的自传研究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

另一个研究热点是纪德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其中对1949年以前的接受研究尤其卓有成效。我们不仅可以从这些研究中了解到翔实的译介和研究情况，还能看到诸如对“纪德热”等现象背后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境遇的分析。此外，纪德的《访苏归来》也备受关注，多位研究者对此书的译本进行考证或就此书与其他到过苏联的作家的观感进行比较。

除了以上的热点研究，一些研究纪德及其作品的文章从某一特定角度切入，具有一定突破性。我们已经说过纪德作品中充满宗教成分。张若名在其博士论文中谈及纪德的宗教信仰问题，不过她更多关注的是纪德如何从对基督教的上帝的信仰转为一种“艺术的宗教”，更重视艺术家与神秘主义者之间的相似心理的透视，而从宗教角度去研究作家的几部作品则始于刘珂的《从〈窄门〉到〈梵蒂冈地窖〉看纪德对基督教问题的批判性思考》，文章在对纪德宗教情结产生的家庭及社会历史背景和宗教思想发展轨迹进行梳理之后，对《窄门》和《梵蒂冈地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中看到纪德对新教的隐晦批评和对天主教的辛辣讽刺以及他这种批评态度下隐藏的人本主义思想。纪德对古希腊神话有着颇具其个性特征的独到阐释，创作了几部取材于希腊神话的篇幅不长的小说和戏剧，在这方面，刘珂的另一篇文章《神话的归宿》也具有一定开创性，对几部较少为中国研究者深入研究的（其中《没有缚牢的普罗米修斯》应该是首次研究）挖掘希腊神话题材的作品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侧重展现纪德在对希腊神话题材的改写上独特大胆的想象和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此外，陈映红的《寻觅体验“存在”的意识——探寻纪德的轨迹》也另辟蹊径，从存在的角度，通过纪德的几部作品论述其认识自我、追寻真实的存在、建构体验人性多元的过程；由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纪德的影响》从作家间的影响角度，论述纪德在矛盾人格的确立、宗教观的改变和小说美学观的形成等方面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获得的启迪与教益，借此深入理解纪德的思想和人格特征，认识其小说美学观的渊源。这是一篇影响研究，带有一点比较性，但文章重点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在纪德，基于的想法就是要更深入地理解纪德，不仅要阅读纪德的小说，也要阅读其文艺论文和日记、笔记，所以文中援引了很多他的日记、论文和散页中的内容作为佐证。黄春柳的《论纪德与马丁·杜加尔的文学交往》也可算是一种比较研究，在国内专门论及此二人的论文应为独一无二。论文探讨两位作家在个性特点、文学审美、创作手法等方面的差异，指出他们在文学道路上的相互扶持与影响，不过该文篇幅有限，重点也不在纪德而在马丁·杜加尔。以上论文能从独特的角度去审视纪德思想和创作的某些方面，应该说给国内纪德研究带来了新的空气。

就纪德研究专著而言，朱静和景春雨的《纪德研究》主要是对其生平及主要作品的介绍与分析，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宋敏生的《纪德的“那喀索斯情结”与自我追寻》是新时期纪德研究中比较有分量的成果。论著充分利用了国内纪德研究的成果，又在弗洛伊德、拉康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菲力浦·勒热纳的自传理论的关照下，挖掘希腊神话中“那喀索斯”的符号意义，将作家与其主要作品并置起来研究，试图探寻作家一生“变化多端”“难以捉摸”的性格产生的根源和本质，认为他的全部作品均可视为一种“自传体小说”，旨在构筑一幅完美的自我形象，最终获得对自我的超越。该书的部分章节又以论文形式发表，如《析〈田园交响曲〉的失乐园原型》[351]、《追寻幸福的使命——从〈新粮〉看纪德的人道主义情怀》[352]、《艺术家的使命——论纪德的自我书写》[353]。

综上所述，新时期纪德研究确实有一些突破，也有更多的研究者将目光投向纪德或者他的某部作品。但同时也要承认纪德研究存在冷热不均的情况。首先，就体裁而言，纪德的小说备受瞩目，传记次之，但尚有研究，而他的戏剧、日记、书信、论文集却迄今依旧门庭冷落。纪德在小说方面的成就确实最高，但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小说家，而是一个全面的作家，创作体裁多样，一些作品又很难归类，比如他影响深远的《人间食粮》，形式独特，含义丰富，语调变化多端，然而，除了里面一些广为人知的警句常被人引用之外至今没有对这部作品的深入专门研究。即使是叙事作品中，也有明显厚此薄彼的情况，《伪币制造者》《田园交响乐》《背德者》《窄门》等作品确实可做不尽的阐释，至今仍有可挖掘之处，但且不说纪德后期创作的涉及女性解放的三部曲，就连被纪德称为“傻剧”的《帕吕德》《没有缚牢的普罗米修斯》《梵蒂冈地窖》这样能够体现纪德别样风格的带有漫画性的耐人寻味的作品都很少有人问津，至于纪德的一些较短小的叙事、抒情或论说性作品，如《假先知解说》（或《朝圣者》）、《伊莎贝尔》等恐怕连书名都很少有人知道了。从研究的角度而言，纪德的矛盾人格、纪德的道德观、纪德开启现代小说先河的技巧、纪德的政治介入甚至纪德的自我书写问题被一议再议，但研究者往往注意纪德的生活与作品故事内容上的对应，多停留于文字的表面，更细致的文本分析，对文字的隐义、模棱两可的语句的敏感体察却嫌缺乏。1949年以前的研究者处于与纪德同代的文学背景之下，对纪德的古典主义十分关注，重视他与浪漫派的区别，也寻找他象征主义的成分，当代的研究者则多关注纪德反传统的（虽然有道理）、现代性的一面，而忽略其作品中古典性、音乐性等方面的特点，即便涉及也不深入，对他作品中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不论是他继承还是颠覆的），没有足够的认识。

出现这些盲点和不足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新时期缺少像当年盛澄华、张若名那样专注于纪德研究的专家，多数论文作者只对纪德的某部作品有兴趣。这当然又与前面讲过的纪德热规模有限的原因有些重合。有的论文作者只对纪德有很粗略的了解，导致文中有时出现一些关于纪德的常识性错误。此外，一些纪德研究者的参考书雷同，比如都是国内出版的某部翻译过来的纪德传记，或者张若名的《纪德的态度》，这些研究的视野无疑十分有限，甚至在引征文献资料时，不少是转引。如果说八九十年代有关纪德的法文参考资料在国内不易找到尚可理解，而到了21世纪网络发达的时期，研究中很少利用国外纪德研究成果，而满足于既有中文资料，恐怕就不能否认避重就轻、急功近利的成分了。当然，还有一个因素也许需要指出，纪德的很多重要作品都已译成中文，有的作品甚至有几个译本，但也有很多作品尚未翻译出版，如前面提到的《没有缚牢的普罗米修斯》《那喀索斯论》《假先知解说》，其剧作、书信方面更几乎是个空白，就连纪德研究中至关重要的日记，至今也只有1911年以前的日记选译。

总结三十余年纪德研究的成果、盲点与问题，希望对于今后的研究和研究者有所启发。在既有成果之上，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除了重要作品的新解，少有人问津的作品、作家间的比较研究大有可为，纪德所有作品里体现出的深厚的西方文化底蕴至少也为互文性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普列姆昌德研究30年

曾琼

一

20世纪50年代后期，普列姆昌德（1880—1936）研究的重要成果主要体现在各个译本的前言或后记中。《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集》（1957）的译后记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普氏的生平与创作，指出他最好的作品，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主要都是“以印度农村生活为背景，以那些受着地主、高利贷者、祭司以及各种社会寄生阶级压迫剥削的淳厚的农民为主角。他对他们有深刻的了解，诚挚的同情……他是印度千千万万农民的代言人，在他之前，印度农民还没有找到一个替他们说话的文学巨匠”。[354]严绍端为《戈丹》（1958）所写的前言《普列姆昌德》长达11页，文中首先介绍了普列姆昌德的生平和创作概况，指出在他的作品中，“悲惨的印度农民第一次以真正的主角身份出现，印度社会上长期受到歧视与凌辱的‘贱民’与寡妇也在他笔下取得了人的尊严地位”[355]，并称他为一位伟大的“人民作家”。文章接着结合普列姆昌德的创作历程和当时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三次高潮，对他的重要作品如短篇小说集《热爱祖国》、剧本《斗争》、长篇小说《仁爱道院》、《一串项链》（前言中译为《盗用公款》）、《舞台》等分别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戈丹》中的何利、丹妮娅、莱易老爷、西里雅等主要人物形象，指出：“《戈丹》是印度农村生活的一部史诗，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以精炼、朴素的语言，描绘出三十年代印度农村的一幅阴暗悲惨的画图。”[356]这篇前言还提出，普列姆昌德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造成了他创作中的局限性，因此他在处理小说中体现出来的矛盾时，采用了理想化的方法。但在《戈丹》中，这种影响已经变得很淡薄，他已经显现出要突破早期“非暴力抵抗”斗争的倾向，对何利结局的处理也更符合现实、更成功。因此，《戈丹》无论是从思想性上还是从艺术性来看，都是普列姆昌德一生创作的高峰。这篇前言对普列姆昌德生平与创作的概括都比较准确，对其作品的分析和评价虽然带有一定的阶级反映论色彩，但并无特别牵强之处。对于《戈丹》的评价，尤其是肯定它对印度农村生活的表现，是十分恰当的。严绍端在长篇小说《妮摩拉》（1959）的译本前言中再次指出，普列姆昌德的作品题材广泛，但“在他的作品中出现最多，也是他怀着最深厚的同情去描写的人物，是印度的农民、‘贱民’和妇女”[357]，文章还结合对印度社会传统妇女观的分析，讨论了《妮摩拉》中的几个主要女性形象，指出小说通过描绘一个印度少女悲惨的一生，有力地抨击了不自主的婚姻和不合理的妆奁制度。

综合来看，我国早期的译者和学界都已认识到普列姆昌德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特点和他在创作中对印度农民、妇女、贱民的现实表现，并对此予以了高度且比较恰当的评价。在普列姆昌德早期的汉译和研究中，严绍端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我国早期的印地语汉译工作中，懂得印地语的专业人才非常少，严绍端是这些稀缺人才中的一位。他是一位印度华侨，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热情携妻带子回国。据他的妻子施竹筠在《重读〈戈丹〉忆绍端》[358]中回忆，严绍端在回国之前考虑到在国内通晓英语的人较多，而掌握印地语的人极少，因此学会了印地语，并把普列姆昌德的代表作《戈丹》读了两遍，就其中的方言土语和疑难之处请教了印度朋友，并作了笔记。回国后他白天上班工作，晚上翻译此书，1959年，由他翻译的《戈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文笔流畅，可读性极强，曾重印再版多次，至今仍在读者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这不能不归结于他对译文原文和作者思想的准确把握，以及对汉语译文的精心制作。此外，他也是我国早期介绍和研究普列姆昌德的主力，早在1955年第4期《译文》杂志上，他就发表过介绍普列姆昌德的文章，其中普氏思想和作品的评介，虽然不免带有当时的时代特征，但整体来看，都是比较恰当的。实际上在整个印度近现代文学的汉译方面，严绍端在建国初期做了不少非常具有价值的工作。他1953年回国时33岁，正是年富力强，本可以在印地语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做出更多的成绩。可惜的是，这样一位富有才华的印地语翻译和研究人才，仍无法幸免于“文革”的残害而在1970年早早辞世，实在令人惋惜。

二

新时期来临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普列姆昌德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领域和视角也呈现多元发展的局面，我国的普氏研究，在这个时期开始真正走向深入的学术研究。这个时期初期，为纪念普列姆昌德逝世50周年，1986年在广州召开的“普列姆昌德和印度现实主义文学研讨会”既是对我国刚开展不久的普氏研究成果的总结，也对之后的研究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1988年外文出版社还将我国比较突出的普列姆昌德研究成果译为印地语，结集为《中国批评家眼中的普列姆昌德》出版。

新时期的普列姆昌德汉译与研究，与我国著名印地语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刘安武密切联系在一起。刘安武长期从事印地语文学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普列姆昌德的成果，其中主要的论文有：《试论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359]、《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题材》[360]、《普列姆昌德和鲁迅的短篇小说创作》[361]、《普列姆昌德与鲁迅》[362]、《留得清白在人间——谈普列姆昌德的几篇小说》[363]、《普列姆昌德的文艺观》[364]等。此外还有两部研究专著：《普列姆昌德和他的小说》[365]和《普列姆昌德评传》[366]。关于自己对普列姆昌德的翻译和研究，刘安武曾在《普列姆昌德评传》中回忆：

笔者自接触他的作品40多年来，特别是50年代在印度留学的几年里，不仅和老师讨论过他的作品，而且参观过他在农村中的故居，访问过他故居的四邻，在文学集会上会见过《拿笔的战士》的作者、普列姆昌德的次子阿姆利德·拉耶。笔者对这位热爱印度人民、忠于自己的祖国和对中国受日本侵略深表同情的杰出作家深怀敬意。

改革开放的年代，笔者和其他同行一道，也翻译和介绍了这位杰出作家的一些作品，也写过评论他的文章，也撰写过几种文学史中有关介绍他的章节。[367]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刘安武对普列姆昌德的研究有着长期的学术积累、扎实的语言基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和高度的学术热情。《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中“普列姆昌德”一节收集和反映了刘安武1984年之前对普氏研究的成果。他将普列姆昌德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分为了三个时期，并在论述印地语小说传统的基础上指出：“不是其他作家给普列姆昌德开辟了道路，而正是普列姆昌德为其他作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368]在综述其整体创作的基础上，刘安武对普氏重要的长篇均进行了分析，指出《服务院》标志着普氏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从《博爱新村》（即《仁爱道院》）开始，普氏在作品中全面地表现了农村的面貌。普列姆昌德作为广大农民的代言人，对农民的同情、为农民的呼喊，以及反封建的倾向在这部作品中从早期的初露端倪演变成了一股激流。《舞台》《妮摩拉》《圣洁的土地》各有特色。《戈丹》是普氏最成功的作品，是印度农村的史诗。它为普氏奠定了今天的崇高地位，其不足在于缺乏对印度30年代英国殖民统治的表现。刘安武还对普氏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分析，他将普氏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分为九类，并逐类结合代表作品予以论述，指出从写作技巧来说，短篇在人物刻画、情节和故事的剪裁等方面和长篇一样成功。短篇中还运用了对比、夸张、讽刺、白描等手法，语言朴实流畅、优美生动，这足以说明普氏是印地语文学的语言大师。此外，刘安武还对普氏的文艺观以及他对日本侵略中国行为的谴责等均进行了介绍。刘安武对普列姆昌德的研究涵盖了各个方面，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对普列姆昌德的喜爱而刻意抬高普氏的地位，如对于普氏“小说之王”的称号，他指出，在印地语文学中普氏当之无愧，但在整个印度文学中，普氏与泰戈尔、萨拉特究竟谁更胜一筹值得认真研究。

1999年出版的《普列姆昌德评传》是刘安武普列姆昌德研究的又一集中体现，也是我国印度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这部35万字的大作结合普氏的生平经历，对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创作阶段的大量作品进行了细读和论述。全书以纵向的时间为线，以重要作品为点，布局清晰明了，解读详细到位，分析客观中肯，对于一些存有争议的论断，作者往往引用多种材料，以求在不同观点的论争中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这部著作充分展现了刘安武对普列姆昌德及其作品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以及他对印度文学文化、东方文学文化的理解和思考，同时也再次体现了刘安武一以贯之的踏实、严谨的学术作风。在新时期普氏研究中，有一项重要成果，即普列姆昌德次子所写的《普列姆昌德传》的翻译。这部普列姆昌德传包含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具有文学倾向的笔调展现了普氏及其作品。它的一大特色在于在行文中频繁夹杂引用普氏的作品以及文章来说明问题，它为我国的普氏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刘安武的《评传》与这部传记相比，其特点在于全书的条理更为清晰，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学术性也更强。刘安武在《评传》后记中写道，他在写作《文学史》时，曾“努力避免之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在写作《普列姆昌德和他的小说》（1987）时，“也想避免用改良、改良主义思想来分析和评价其作品”。在《评传》中，他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改正，但总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探讨。这表明了刘安武的普列姆昌德研究一直在与时俱进地深化，他对自身所作研究的不断思考，更体现了一个严肃的学者对待学术研究所应有的科学、严谨的态度，在当今日渐浮躁的学术氛围中，尤显可贵。

三

综合起来看，我国新时期的普列姆昌德研究主要针对的是他的短篇、长篇小说，研究内容包括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关注、对普氏及其作品与中国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对文艺观的评介以及对他文学创作脉络的整体考察。

短篇小说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以刘安武的研究为代表，前文已经论述。在长篇小说的研究中，对《戈丹》的论述最多。新时期前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以对《戈丹》的全面论述为主，例如金易的《试论普列姆昌德的〈戈丹〉》[369]和《三十年代印度农村生活的史诗——〈戈丹〉》[370]，冯金辛的《〈戈丹〉——一部写几亿人的巨著》[371]，陈伯通、黎跃进的《〈戈丹〉——印度农村的生动图画》[372]，这几篇文章均对《戈丹》的创作背景、故事情节进行了论述，并对其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如何利、丹妮娅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何利的可怜、丹妮娅的可贵；均指出《戈丹》是当时印度农村的史诗，反映了印度农村的社会生活。有的文章在论述中仍带有阶级论的色彩，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是需要甄别的。甘章贞的《命途多舛归宿殊异——〈故乡〉与〈戈丹〉比较之联想》[373]将《戈丹》与朝鲜著名作家李箕永的代表作《故乡》进行了比较，指出从故事情节看两部小说主要人物的命运起初几乎是相同的，但两位作者对他们的归宿或后来的生活道路的安排却是不尽相同。但文章对两部作品的评价带有比较明显的受政治阶级论影响的痕迹，因此影响了这篇文章的学术评断。彭端智的《〈戈丹〉和印度近现代文学》[374]是前期研究中比较独特也比较重要的一篇成果，文章将《戈丹》置于印度现代文学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比较了它与泰戈尔《沉船》的不同，认为从印度文学发展史这个宏观的角度来说，《戈丹》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艺术技巧方面，《戈丹》也表现出了与古典印度故事文学的显著不同，它完成了印度小说从近代文学开始的转折，表现了艺术技巧的现代化。

在《戈丹》之外，学界还有几篇文章对《舞台》《圣洁的土地》《仁爱道院》《妮摩拉》进行了分析，其中吴文煇的两篇文章《试论普列姆·昌德的〈舞台〉》[375]和《管窥普列姆昌德的〈舞台〉》[376]是值得注意的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对《舞台》的书名翻译进行了推敲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关于这部小说书名究竟该如何翻译暂且不论，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本身显示出我国学界在普列姆昌德作品的翻译上有了深度的发展，出现了争鸣的现象，这也体现出我国印地语文学翻译研究事业的进步。后一篇文章对《舞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人物、思想观点进行了分析。较为可贵的是，在对普列姆昌德思想的分析中，文章结合了印度的社会、文化背景，指出普列姆昌德的世界观来自于印度农民，因此其中的进步和落后因素反映出了印度农民思想的优点和弱点。与学界一部分惯于运用阶级分析论、批评普氏改良主义倾向的成果比起来，这篇文章的批评显示出文学批评的独立性。

对普列姆昌德笔下人物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上，但总的来看这方面的成果有限，比较主要的文章有黎跃进的《封建樊篱囚人死，大师笔下寄深情——〈妮摩拉〉和〈祝福〉的比较》[377]、苏印环的《印度妇女在普列姆昌德小说中的形象》[378]、张德福的《普列姆昌德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379]、赖志明的《印度妇女的哀歌——浅论〈丧宴〉的思想性》[380]，还有一些东方文学的硕士研究生以对普列姆昌德笔下女性形象的研究为主题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这些成果的优点在于都是结合文本对小说中主要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普列姆昌德在其文学作品中替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动妇女喊出了强有力的呼声，对她们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不足则在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随着普氏研究的深入而有所发展，大部分的批评在形象内涵的发掘、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以及理论的自觉上还不够，研究深度还有待开掘。此外，近年来值得一提的另一篇文章是王春景的《普列姆昌德笔下的英国人》[381]。文章指出普列姆昌德小说中出现的为数很少的英国人形象一般都带有粗暴、专制、非人性的特征，英国人作为“他者”在普列姆昌德笔下被局限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这反映了普氏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情感，也是他重塑印度自我形象的一面镜子。这类问题的论述在普氏研究中比较少，该篇文章对此进行的分析以文本为基础又融合了文化批评的眼光，显示了普氏研究的新动向。

普列姆昌德与鲁迅的比较是我国学界对其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方面。就真正的研究来说，刘安武的《普列姆昌德和鲁迅的小说创作》（1988）一文是这一课题研究的滥觞。文章指出，尽管普氏和鲁迅并无实际接触和交集，但他们作为各自时代的代言人，同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方法、创作内容上都有可比之处。在阐明了可比性的基础之上，文章指出从创作经历来看，两位文学巨匠走上创作的道路，是时代对他们的召唤；从人物形象的刻画来看，两人均在短篇小说中刻画了农民、妇女、知识分子形象，但两人对待这些形象的态度各有不同；在表现内容上，文章认为二者的短篇小说都继承了各自民族的传统而又吸收了西方的表现形式，但它们的内容却是取自各自民族的生活，带有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色。作为这一课题的初始，这篇文章解决了对普氏与鲁迅两位作家进行平行研究的可能性问题，文章所选取的研究角度也合适，但在文化分析方面还有可进一步展开的余地。刘登东的《普列姆昌德与鲁迅小说比较谈》[382]认为普列姆昌德与鲁迅不仅所处时代相同，精神相近，而且有相似的经历，受相似的外国进步思潮影响和民族文化的熏陶，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文章比较二人的创作并指出了共同点，但仍失之表面化。王晓丹的《普列姆昌德和鲁迅》[383]从分析普氏和鲁迅的文学观的异同入手，指出二者的基本点是相同的，即都认为文学是为人生、为社会的。但具体来看普氏认为文学首先应该是起到净化人的心灵的作用，文学应该用善与美启迪人性中的神性，即善的一面，而鲁迅则只在早期有类似观点，之后他认为文学的重点不应该是赞颂，而应该是揭露。文章从二者文学观的异同引申出他们在作品中所用的创作手法的异同，并指出普氏作品中总有一个理想人物，而鲁迅小说中则没有这种理想色彩，主人公大多数精神麻木，清醒者也只有无路可走的痛苦。文章条分缕析，对普氏与鲁迅创作异同点的分析从文艺观出发，切中肯綮，是同时期成果的代表。王春景的《普列姆昌德和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384]集中分析了二者笔下农民形象的不同，指出了普列姆昌德对农民充满了同情，鲁迅则采用了较为理性的批判的立场，而不仅是对农民的同情。在将普列姆昌德与中国之外的作家的比较方面，成果非常少。目前仅有一篇将他的短篇小说与莫泊桑比较的文章，以及一篇将他与孟加拉语作家毗菩提·菩山比较的文章。

刘安武、唐仁虎翻译的《普列姆昌德论文学》（1987）是研究普列姆昌德文艺观的重要材料。1989年，刘安武又发表了《普列姆昌德的文艺观》[385]，对普氏的文艺观进行了整体的评介。文章论述的普列姆昌德文艺观范围包括：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文学的作用和目的、关于小说的创作、作家的美学观和职责，其中对文学的作用和目的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指出“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普列姆昌德自己提出来的，对这个观点不能武断地否定。文章还指出普氏的文艺观是与他的创作紧密联合在一起的，因此文学理论也是普列姆昌德的一面镜子。

对普氏文学创作脉络的整体研究包括对他整个文学创作的论述和对他的创作思想的考察。金易的《印度文苑的一轮明月——试论普列姆昌德的创作》[386]是一篇综述性长文，在当时有一定的普及意义。刘登东的《论普列姆昌德小说创作的特色》[387]认为普氏小说创作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理想主义者的现实主义”的破产、题材空前广泛多样、质朴风格中灌注着激情、思想的深刻性逐渐发展这四个方面。黄超美的《普列姆昌德创作的二重组合》[388]认为，普列姆昌德的创作在宏观的层面上始终站在印度教传统文明一边，表现了对传统文明强烈的维护意识；但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中，普氏在微观上又对传统中的陋习加以了批判，他对于现代社会的理想是回归到永恒的乡村世界。文章认为普列姆昌德的进步与保守，积极与落后，构成了他两个相互关联、难以分解的二重组合。这种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中考察普列姆昌德创作的角度，有益于开拓当时普列姆昌德研究的视角。王晓丹的《论普列姆昌德的文学观和创作实践》[389]从分析普氏的文学观入手，指出他赞成的是“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揉合在一起的作品”，他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者的现实主义”，他所遵循的文学原则是“印度古代文学的理想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普氏关于文学的论述及其具有代表性的几部长篇小说《服务院》《仁爱道院》《舞台》和《戈丹》，普氏在每一部小说中都塑造一个典范人物或描述一种理想的性格，这些人物都带有他的人生观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浓烈的时代特征。这种时代特点使他的作品贴近现实，避免了单纯描述乌托邦的倾向。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就是在《戈拉》中，他与他的理想主义原则决裂了。文章结合理论和作品，让人信服。王燕的《普列姆昌德创作思想散论》[390]主要探讨了普氏通过作品表露的社会政治理想，认为他的社会政治理想肇源于对传统文明方式及其伦理规范的选择和认同，表现为对近代工业文明及其思想观念的拒斥和否定，其终极归宿是宗法制的农业村社乌托邦，并提出从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这种社会政治理想的积极进步意义相当有限。

黎跃进的《普列姆昌德在中国：译介、研究与影响》[391]是新时期普列姆昌德研究中一篇重要的综论文章，对1953年以来的普列姆昌德汉译、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文章从接受与期待视野的角度，从文化心理层面上对普列姆昌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进行了剖析，指出我国5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两次普列姆昌德译介高潮与我国的现实社会文化相关。第一次高潮与当时紧随苏联“老大哥”和亚非国家团结合作有关，第二次高潮与改革开放下的多元化文化格局有关。对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普列姆昌德研究，文章总结出两个主要的存有争议的问题并加以分析，含蓄地指出，学界关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论争，需要明确一点，即现实主义与表现理想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这体现出文章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内在精神的深入理解；文章认为，对普列姆昌德创作的思想倾向、文化内涵及其评价的五种不同观点，体现了我国对普氏思想意义的研究从社会阐释到文化分析视角的转换，从单向认识到多向把握，从静态理解到动态分析的过程，这也是更加接近研究对象本来面目的过程。对于普列姆昌德创作价值评价的分歧，文章强调文学批评必须尊重真实性与感染力的标准，对从概念出发的公式化演绎提出了批评。对于我国目前的普列姆昌德研究，文章指出在普氏创作的艺术审美研究、普氏小说与印度古典文学美学的关系研究、普氏创作与西方文学及中国的关系研究几个方面尚存不足，并对中国乡土作家浩然和刘绍棠接受普氏影响问题做了分析。这篇文章在对我国普列姆昌德译介与研究情况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展开，并在印度以及东方文学的背景下，结合我国文学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具有客观中肯的视角，是对我国普氏研究的一个较好的总结和评价。

新时期话语中的卡夫卡

任卫东

接受史研究，不仅是收集和叠加接受材料，而且是要对材料进行分析，展示接受状况。更重要的是，从政治、社会、文化和文学等角度考察接受视野，把接受材料置于历史上各种话语交织成的网络关联点上，探究其所有现象背后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与颇受争议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密不可分。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因为，西方现代派文学当时并没有被看成是纯文学现象，而是被当作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文学潮流。因此，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现代派文学，前提是，不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和中国读者受到现代派文学颓废、悲观思想的影响。

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卡夫卡在中国的接受，是与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开始，卡夫卡（1883—1924）研究就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巨大影响：最早，卡夫卡是为了体现思想解放和意识形态宽松而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从此以后，卡夫卡研究在中国的命运就与政治形势密不可分了，确切地说，是不断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卡夫卡都会受到冲击。因此，管中窥豹，卡夫卡研究在中国起起落落的发展走向，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西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历程。

一、荒诞的开始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对卡夫卡作品的翻译工作，但是，这对接受史研究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从政治上说，卡夫卡在当时被看做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典型代表，是所谓的“反面教员”，而从接受史上看，当时的翻译工作，又已经为以后的接受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关于这种政治与文学的矛盾，当时的译者之一李文俊后来说：我通过英国作家威斯坦·休·奥登了解了卡夫卡。在他的创作中，我发现了许多对我们来说全新和独特之处。我认为，有必要把卡夫卡介绍给中国读者。我希望，这能有助于我的同事们扩大视野。但是，当时中国的形式不允许翻译和出版卡夫卡的作品。于是，在我的建议下，印刷了一本“黄皮书”，作为“反面教材”内部发行。[392]

所谓“黄皮书”，是指1964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卡夫卡作品中译本，由当时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审判及其它》，因封皮是黄色被称为黄皮书。出版黄皮书的目的是，吸取苏联变修的教训。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与帝国主义作斗争，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首先更好地了解西方。因此，社科院外文所接受任务，编写一套题为《当代文艺理论史》的系列丛书，旨在更多地了解西方文化。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和其他短篇小说的中译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简而言之，60年代初期卡夫卡的翻译和接受，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松动，恰恰相反，它是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产物。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卡夫卡作为西方颓废文学的代表和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的象征被引入中国，所以，中国接受者对卡夫卡的态度，早已由当时的文化政策所决定。这就导致了，当时的卡夫卡接受，更多是政治行为，而不是文学行为。另外，所搜集到的材料显示，当时的卡夫卡接受，几乎仅限于作品翻译，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没有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评论文章，只发表了为数极少的国外研究者的文章，而且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如扎东斯基、加洛蒂、库雷拉等。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萌芽，也很快夭折了。几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一切卡夫卡翻译和介绍工作。尽管这些工作对普通读者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它毕竟迈出了卡夫卡接受的第一步：中国的文学工作者们知道了卡夫卡的名字。而且，从此之后，卡夫卡被打上了颓废的烙印，对后来的接受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二、艰难的重新起步

十多年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卡夫卡接受才重新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通往世界文学的大门也被打开了。经历了三十多年封闭和停滞的中国文学，迫切需要与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接轨。在这种背景下，国外文学被大量翻译，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的西方现代文学、哲学和美学。萨特、弗洛伊德、尼采等人的名字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家喻户晓。卡夫卡则是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西方现代派作家之一。

不过，重新开始的卡夫卡接受和研究，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事件，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政治需求，也就是说，卡夫卡的接受，应该是意识形态解放和打破禁忌束缚的象征。为了表明，必须克服极“左”路线和僵化教条的影响，从而真正实现意识形态的解放，掀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人们有意识地弥补以往忽略的东西……几年前还被视为‘颓废’而被拒之门外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现在成为时髦。它像一颗‘禁果’一样，对许多文学工作者和好奇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其中卡夫卡尤为突出”[393]。

标志着卡夫卡接受重新开始的，是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世界文学》杂志1979年第1期重新发表了李文俊十多年前翻译的《变形记》，以及丁方和施文为此撰写的、并对以后的卡夫卡研究有着决定性影响的评论文章《卡夫卡及其作品》。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在中国掀起了一阵“卡夫卡浪潮”。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间，出现了人们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数量极大的卡夫卡作品中译本和评论文章。这种现象一方面令人振奋和鼓舞；另一方面，人们又不得对这些如雨后春笋般突然出现的研究者们产生怀疑。实际上，这里已经隐藏着后来在卡夫卡研究中逐渐显现的一些问题的萌芽，即肤浅和缺乏科学性。

在我国第一篇卡夫卡评论中，就已经显现出一种模式，即强调作品内容与其产生的背景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模式，不断出现在以后的许多评论中。这种评论模式，也曾是我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习惯性传统。面对文学作品，人们首先关心的是作者的生平和阶级出身，以及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然后，把这些信息与作品解释成简单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把作品解释成上述各种因素的反映和结果。

卡夫卡在中国接受史的第一阶段中，这种僵化的反映论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至于妨碍了其他评论视角和可能性。单一的社会批判，具体说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视角，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具体的文本分析。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社会批判是卡夫卡作品中的主题，由此又产生了对西方卡夫卡研究的批评，因为，当时我国对卡夫卡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人们试图把一名被西方公认的现代派经典作家介绍给中国读者；另一方面，从文化政策的角度出发，只有那些能经受意识形态考验的作家，才能被介绍到中国来。也就是说，如果要想让中国的读者读到卡夫卡的作品，那它就必须具有社会批判性，而西方的卡夫卡研究没有强调这一点，所以就必须受到批评，以便卡夫卡能被顺利地介绍给中国读者。

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中的社会批判意义，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社会批判一直以来都在我国的文学批评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因而在“文革”结束后的前几年中仍然畅通无阻。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在与世隔绝几十年之后，一时还很难接受西方的文学研究方式。种种原因决定了，在这个阶段，我国的研究者只能把文学作品理解成是对现实的模仿，将作品的意义简化成对时代的反映和批判。于是，卡夫卡的作品成了那个时代的档案记载，是哈布斯堡王朝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是对奥匈帝国黑暗社会的揭露。这种做法，使人们忽视了卡夫卡作品的美学功能和认识功能，从而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奥匈帝国早已灭亡、在卡夫卡生活和写作的时代早已过去、在社会现实早已发生了巨变的今天，人们仍然感兴趣。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不在于它体现了时代精神或反映了某个时期的现实，恰恰相反，使文学作品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是其超越时空界限的意义内涵。

与反映论的解释方法相伴而生的，是实证主义倾向。作者往往被看做作品意义的源头。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研究卡夫卡作品的评论文章，都会从作者的生平入手。丁方、施文在上面提到过的他们那篇文章中就明确说，大多数卡夫卡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具有强烈的作者本人特点。作品中主人公的弱点，就是作者本人的弱点，并能在卡夫卡的日记和书信中找到证明。

这样，卡夫卡的生活和作品被解释成因果关系并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仅仅从作者的生平出发寻找作品意义的方法，必然会损害作品的独立性。这种做法的特点是，把卡夫卡生活中的事件和作品牵强地放进一个简单的因果模式中，而并不真正分析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没有任何一篇评论文章列举了卡夫卡与父亲矛盾的具体例证；在对《判决》的研究中，并没有人真正分析并指出，小说中的哪些地方体现了卡夫卡与父亲的冲突或者卡夫卡对父亲的敬畏。人们的做法是，把结论堆积在一起，而没有必要的例证和论证。而且，由于缺乏对作者生平的真正细致研究——这是实证主义评论的第一步和基础——，所以，当时的这种做法，也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分析评论。

实际上，卡夫卡作品的审美内涵，与当时中国接收者的期待视野相去甚远，原本应该在接受过程中，造成读者视野的转变。然而，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国文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单一，造成卡夫卡作品意义的多样性没有得到开发。

三、多重话语之下的卡夫卡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界进行了一场现实主义大辩论。在此历史背景下，卡夫卡研究中也就卡夫卡的作品是否是现实主义的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场争论。当时，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卡夫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技巧也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他更应该被视为现代派作家，而且是现代派文学的先驱。只有极少数评论者明确表示，卡夫卡是现实主义的。

这场卡夫卡与现实主义之争，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文化政策的矛盾和所有参与者的两难境地。一部分人认为，在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只有给卡夫卡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才能使卡夫卡接受和研究在中国获得合法性。与之相反，另一部分人坚持把卡夫卡定位为现代派作家，是为了给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的接受铺平道路，因为，现代派文学也以另外的方式反映了现实。于是，第一部分人以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概念作为出发点，将卡夫卡纳入广义的现实主义范畴，试图扩大“正统”现实主义概念的范围。而第二部分人则从传统的现实主义概念出发，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并根据这个界线，断定卡夫卡是现代派作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派批评家之间鲜有激烈的争论，似乎谁也不想说服对方。尽管双方从不同的现实主义概念出发，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打破狭隘现实主义的束缚，只不过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前者希望扩大现实主义的边界，引入一种新的、更广泛的现实主义概念；而后者把世界级作家卡夫卡定位于现代派，旨在说明，西方现代派文学并不一定是颓废的。

在1979—1984年这段时间，异化问题成为中国卡夫卡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争论之激烈，几乎使卡夫卡成为表现异化的代名词。这一时期内的几乎所有评论文章，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异化概念出发，对卡夫卡的作品进行分析。大家甚至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以文学形式对异化理论的先验表现，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卡夫卡热，其实是异化热。纵观这一时期的接受材料，没有一篇文章不涉及异化问题的。

假如异化问题不是与现实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的话，卡夫卡研究中的异化讨论或许不会如此激烈。当时争论的焦点是，异化是哪一种政治制度的产物。随着讨论的进行，参与者明显地分成了两派。一方认为，卡夫卡的作品充分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异化现象，而另一方的观点是，异化现象是超越社会制度的、整个现代社会共有的问题。

鉴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自由化现象愈演愈烈，1983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开展一场反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对精神污染的定义是：传播各种腐朽的、颓废的资产阶级思想，传播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不信任。这场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的观点，而且主要在意识形态和艺术领域展开，因为，这种形式的精神污染，主要以理论、学说、文学和艺术的形式出现。[394]

如果说在1984年之前，人们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积极性评价还是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现在，随着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的展开，人们不得不调整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看法。现代派文学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堕落和精神危机的反应，遭到了无情的批判。《红旗》杂志1984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395]，所有涉及异化、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和个体个性的作品，都是在宣扬精神污染，会造成人们思想混乱、动摇人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所以应该受到批判。卡夫卡作为以文学形式表现异化并将异化普遍化的典型代表，当然首当其冲。

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对卡夫卡研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据调查，从1983年底到1984年底，没有出版新的卡夫卡作品中译本。唯一的例外是北京大学出版的杂志《国外文学》1984年第4期上发表了《审判》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的新译本，译者为北大教授孙坤荣。而同样由孙坤荣教授主编并已经定稿的两卷本《卡夫卡作品选集》（第一卷为《卡夫卡短篇小说选》，第二卷为《审判》），却无法按计划出版。一年后，该书终于可以付印，但却被规定为“内部发行”。后来又通知，书上不印上“内部发行”字样，但是，该书不得由当时全国唯一的连锁书店新华书店发行。1984年一整年，国内只发表了两篇卡夫卡研究文章。[396]

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结束后，出现了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被称为“文艺的春天”。这种意识形态的宽松，在卡夫卡研究中首先体现为对卡夫卡完全不同的评价。之前对卡夫卡的负面批评和强硬态度，现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卡夫卡的作品被平反，受到了高度评价。

紧接着，人们开始思考卡夫卡研究以及整个文学研究中方法上的缺陷。于是，出现了对外国文学理论的接受热潮。几乎所有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都被译成中文出版。此前几十年来，在文艺评论领域，都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一统天下。现在，人们开始探讨新的可能性。人们带着极大的好奇和需求，进入了一片全新的陌生天地。

大力引进和介绍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为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当然对卡夫卡研究也大有益处。如果说在卡夫卡接受的第一阶段，由于片面强调社会批判的批评方法，而对国外多种多样的卡夫卡研究成果有意识地加以批判或拒绝，那么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自己视野的狭隘和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匮乏。之前，人们只是偶尔提及国外的研究方向或借用个别概念，那么现在，人们主动尝试着走出卡夫卡研究中方法单一和肤浅的窄胡同，使中国的卡夫卡研究经历了重大的转变。

出于自身的需要，这一时期出版了一系列介绍国外研究状况的译著。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出版的《论卡夫卡》[397]。这本论文集包括了七十多年卡夫卡接受史中西方和社会主义国家的44篇代表性文章，目的是尽量全面地介绍国外的卡夫卡研究状况。书中文章的作者都是著名的文学研究者和卡夫卡专家，如马可斯·布罗德、瓦尔特·本雅明、乔治·卢卡契、海因茨·珀里策、瓦尔特·索克尔、哈尔穆特·宾德、阿尔伯特·加缪、艾里亚斯·迦内蒂、罗杰·迦洛蒂、阿尔弗雷特·库雷拉、保尔·雷曼等。从方法上，囊括了心理分析、宗教、实证主义、社会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等各种视角。这本书，为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国际上卡夫卡研究情况的详细资料，对推动中国的卡夫卡研究起了决定性作用。随着对国外研究资料的了解和认识，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和评论视角。

这一时期卡夫卡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从宏观评论转向微观评论，也就是说，人们不再只是泛泛地进行与作品没有具体关系的表面性评论，而是开始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因为这是严格意义上文学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当然，在面对西方研究方法时，人们还是会常常表现出生疏和不自信。这是因为，人们还无法立刻摆脱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完全使用新的方法，所以经常在具体的作品评论中表现出束手无策。后来，随着思想转变的深入，人们也逐步克服了这种矛盾心态。

1987年初，又开始了一场新的运动，这一次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指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赞成资本主义制度，不仅要在科学和技术领域，而且要在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领域全面西化。尽管在这次运动中，没有点名批评西方现代派文学或卡夫卡或者某个国外作家或思想家，但是，卡夫卡研究受到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受到影响的是研究文章的数量：据统计，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1987年全年只有两篇论文发表。

回顾此前对中国卡夫卡接受史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在卡夫卡研究和中国文艺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起起落落的现象。其原因是政治气候的变化。在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看到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宽松和宽容之后，必然会出现一个反复，即某种反对西方不健康思想的运动，目的是控制开放进程，并尽量把开放限制在经济领域。每一次这样的反复，都会导致暂时的停滞状态，尤其是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因为，没有人愿意成为运动的靶子。于是，人们或者逃避现实，或者随波逐流，或者写些不疼不痒、没有质量的东西。其结果就是，文艺创作和研究的发展受到影响。

意识形态话语中卡夫卡研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作品评论中的抽象化和普遍化趋势，换而言之就是去意识形态化。卡夫卡研究中的去意识形态化首先体现在，研究者不再把作品内容与中国现状和生活现实联系起来。去意识形态化一方面是文化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放弃迄今为止在文学研究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反映论的结果。从此，以前那种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左右的评论形式，转向朝形式和美学研究方向发展。去政治化倾向的动力，一方面来自接受国外文学理论所促成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多种多样的文学理论和方法代替了单一的反映论批评模式，人们对待卡夫卡的态度不再是政治化的，而是逐步变得科学化；另一方面，非政治化是许多研究者有意识的行为——他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文本本身，避免在作品虚构与现实之间进行任何牵强的联系。

这种努力显然是有意识的。曹文轩在评论《城堡》的文章中，把这部小说理解成是对目标及目标是否可以达到这一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卡夫卡的作品中反映了人类永恒的追寻。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卡夫卡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既不相信某个社会制度，也不支持某个社会阶层。他超越我们这些聚集在不同的意识形态旗帜下、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不断争论和相互指责的人。卡夫卡所告诉我们的，也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别。这是关于“我们”“世界”和“人类”的普遍问题。他不愿意就社会和生活的问题做出回答，更别提某个国家的具体现实问题了。我们不管相信什么主义，只要对生活、对存在还有感受，就能够进入卡夫卡的世界。卡夫卡的思考是纯粹形而上的。[398]从卡夫卡的《城堡》，曹文轩又谈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在读《城堡》，而中国当代文学中曾经引起轰动的许多作品，在短短几年之后就被人彻底遗忘了？他的回答是，《城堡》超越了生活现实本身，它没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定义，因为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些永恒不变的、不随时间和情形改变而变化的因素。与之相反，我们的文学过于关注表面的、现实的事件了。我们总是对现实的敏感问题感兴趣。我们总是希望文学作品中有具体的时空界定，否则我们就无所适从。我们太功利主义了，我们总是希望用文学解决现实问题。我们太形而下了。而文学的任务应该是启发人进行形而上的思考。[399]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呼唤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1985年之后，中国的卡夫卡研究者就开始有意识地借鉴和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方法。但是，当时人们对这些新思想还很陌生，运用起来也很困难。从1988年开始，中国又出现了一次全面接受和尝试新方法的浪潮，并对这一时期的卡夫卡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前面提到过的卡夫卡研究论文集《论卡夫卡》的翻译出版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对于许多由于语言障碍而无法阅读原文的中国研究者而言，这本论文集使他们得以了解国外卡夫卡研究的多样性。这本论文集对中国研究者的积极影响和对中国卡夫卡研究的推动作用，是绝对不容低估的。另外，在研究主题和概念术语方面，这本论文集对后来中国的卡夫卡研究，也起了指导性作用。作为论文集编者的叶廷芳教授在他自己后来的研究文章中，也常常提到论文集中的一些论点。他有意识地向中国的研究者和读者介绍国外研究的新动向。在他评论卡夫卡长篇小说《城堡》的文章中，为了强调小说的多义性，他在论述完自己的观点后，还不忘记介绍另外三种可能性。[400]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卡夫卡研究中出现了神话原型、叙事学、接受美学、存在主义和比较文学研究等多种研究角度。

四、正常化和学术化的卡夫卡研究

经过了80年代多次起起落落，90年代以来，中国的卡夫卡研究逐渐走上正常化、学术化的平稳发展道路。这种正常化和学术化，首先体现在对卡夫卡兴趣的减弱，其次表现为研究主题和研究视角的多样化。

卡夫卡尽管是德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但同时也是一位难度很大、对所有读者的审美视野都具有挑战性的作家。所以，他注定不可能像流行作家那样畅销。中国70年代末出现的“卡夫卡热”，是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殊现象：中国读者觉得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自己不堪回首的荒诞经历、感到自己内心无法言表的感受在卡夫卡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因而对卡夫卡表现出狂热的认同感。这种非正常的“虚热”非但不可能持久，而且还会对深入阅读理解卡夫卡造成一定的障碍，因为过于强烈的认同感，会使读者和研究者只关注卡夫卡作品中自己熟悉的、能产生共鸣的话题，而大量陌异的、超出自己期待视野或审美习惯的内容，则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这种接受，没有促成视野的融合与转变，对于文本意义的挖掘和读者视野的扩展都没有起到作用。所以，在所谓的“卡夫卡热”降温之后，中国才开始了真正的、理性的学术研究。

随着中国开放度和民主化的发展，随着在国际化进程中国人视野的不断开阔和审美素养的逐渐提高，文学作品不再被看做现实政治的镜子，文学研究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学科自主性和学术自由度。这为卡夫卡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特别是21世纪以来，大量以卡夫卡为题的学位论文和研究专著表明，中国学术界对卡夫卡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进步，努力与国际接轨。国内卡夫卡研究的主题、视角、方法越来越多样化。宗教母题、犹太人问题等中国学者曾经很少涉足的领域，现在也成为研究兴趣点。[401]更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注意到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开始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对卡夫卡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进行跨文化研究，为世界卡夫卡研究添加中国视角和中国色彩。[402]

从卡夫卡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可以看出，迄今为止，我国卡夫卡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断的起起落落。但是，这并不是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而是波浪式的前进和螺旋式上升。

卡夫卡作为现代派经典作家，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读者的文学审美传统、期待视野完全不相符，对中国读者的审美意识和阅读习惯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促使读者积极参与到阅读过程中，在理解作品和意义建构过程中，扮演一个能动的角色。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在推动中国读者开阔视野、改变被动的阅读习惯、接受新的审美标准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也间接地影响到中国的文学创作。因此，卡夫卡在中国的接受史，也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标准、审美意识、期待视野和文学研究变化发展的一面镜子。

中国卡夫卡研究的发展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卡夫卡研究的进步，最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样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文学研究领域还是独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因此，中国卡夫卡接受史的第一阶段中，主要是以社会批判和反映论为基础的评论。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80年代中，国外各种思潮和理论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使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在卡夫卡研究上的具体表现是，从1985年开始，尽管偶尔还有干扰和停止，但是，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国外卡夫卡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不仅通过翻译的形式介绍到中国，而且也被中国的研究者用于自己的研究中。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整个人文科学领域与国外交流的深入，各种最新的西方文论被介绍到中国。国内各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业研究人员，包括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已经运用福柯、拉康、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人类学等文化学范畴的理论，对包括卡夫卡在内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研究。文学理论和方法多元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中国的研究者有了更多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它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活跃了人们的思维，促进了人们思想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这种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范畴。

纪伯伦研究30年：从概貌研究到专题分析

甘丽娟

纪伯伦（1883—1931）研究是随着中国译坛对其作品全面译介的完成而不断展开的。纪伯伦在中国的译介高潮迭起，从《疯人》《先知》《人子耶稣》等各部诗集单行本的翻译出版，到《纪伯伦全集》五套译本的翻译出版，再到多媒体网络文化背景下多个纪伯伦网站的建立，可以说，在中国受到如此关注、享有如此殊荣的外国作家尤其是阿拉伯作家极为罕见。特别是随着众多《先知》译本的出版与普及，文学经典开始进入普通读者的生活视野，纪伯伦及其清新深邃的诗作受到越来越多中国读者的喜爱，中国的纪伯伦研究也在学界断断续续展开，并逐步走向深入。

一、研究的整体概貌

纪伯伦的作品自20世纪2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后，茅盾、张闻天、冰心、施蛰存等译者都在其译文或译本“前言”“译者序”或“译者后记”的文字表述中表达过自己的见解。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纪伯伦作品译介的持续升温，也带动了纪伯伦研究和评论的不断发展。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东方文学专辑》（一）发表了三篇有关阿拉伯文学的研究文章，其中黎巴嫩作家米夏尔·阿萨的一篇《现代黎巴嫩文坛新人》将纪伯伦作为侨民文学的代表人物进行介绍，认为纪伯伦和努埃曼“开辟了艺术表现的道路，开创了描写苦难生活并寓意深刻的现代阿拉伯文学”[403]。

1983年是纪伯伦诞辰一百周年，作为中国纪念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中国社科院著名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家伊宏撰文发表了题为《阿拉伯的文学才子纪伯伦》[404]的文章，指出纪伯伦是“阿拉伯现代小说和艺术性散文的主要奠基者，开辟阿拉伯20世纪新文学道路的先驱者之一”。其后徐凡席也发表《东方文坛上的一颗明珠》[405]的文章。同年纪伯伦的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在中国第一次由阿拉伯文直接译出，随后有三人撰文评论：朱威烈的《纪伯伦和他的〈被折断的翅膀〉》[406]、李辰民的《诗情与哲理的结晶：评纪伯伦〈被折断的翅膀〉》[407]和周威《纪伯伦与〈折断的翅膀〉》[408]等。

1985年1月台湾《明道文坛》第238期刊载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的《哲思小品·师哲纪伯伦》；同年2月15日香港中文期刊《突破》杂志第12卷2期上刊载陈燕微的《来自黎巴嫩的灵思·纪伯伦诗集〈先知〉译析》一文。

1986年程静芬第一次把努埃曼的阿拉伯文《纪伯伦传》译成中文出版后，内地读者才通过这部传记了解到纪伯伦情感生活中某些不为人知的情况，关注纪伯伦本人并对其生活进行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第一个就该论题撰文发表评论的是黄培癤，他的《纪伯伦的爱情生活》[409]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篇评论纪伯伦爱情的文章。

伊宏在《率先走向世界的东方作家：泰戈尔与纪伯伦》[410]一文中将东方近现代两位著名的文学大师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成为国内第一篇从比较文学视角展开纪伯伦与其他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论文。

随着1993年纪伯伦诞辰110周年的到来，以及各种译本的《纪伯伦散文诗全集》和两套《纪伯伦全集》的问世，使中国的纪伯伦作品译介达到了一个高峰，也促进了同一时期纪伯伦研究的渐趋深入。伊宏首先发表《东方赠给西方的一份佳礼：纪伯伦的文学和绘画艺术》[411]一文，探讨纪伯伦绘画与文学的关系，首开国内纪伯伦研究新领域的先河。其后黎巴嫩驻华大使的夫人玛丽娅·萨玛哈发表的《纪伯伦的天才——哲学和绘画艺术的完美结合》[412]，从哲学与绘画的关系论述纪伯伦的文学创作，在内容上对前一篇文章起到补充作用。

李唯中在《东方送给西方的鲜花——纪伯伦的散文作品》[413]一文中指出：“纪伯伦文笔轻柔、凝练、柔美。宛如行云流水；加上富有神秘格调、启导预言式的语言及诱人的音乐韵律节奏感，构成了举世公认的热烈、绚丽、清丽、奇特的‘纪伯伦艺术风格’，对阿拉伯文学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其后，朱凯的《纪伯伦和他的散文诗》[414]和蒋登科的《漫谈纪伯伦的散文诗》[415]两篇短文也从文体的角度对纪伯伦散文诗的特点给予分析。

1992年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林丰民的《纪伯伦与闻一多》是第一篇涉及纪伯伦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将中外两位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纪伯伦研究的空间。1993年林丰民的专著《纪伯伦与闻一多——浪漫主义为主的创作倾向》由蓝天出版社出版。

自1993—1995年发表的几篇文章也都是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将纪伯伦与中国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如马瑞瑜的《纪伯伦的〈折断的翅膀〉和鲁迅的〈伤逝〉之比较》[416]、凤鸣的《纪伯伦与闻一多创作的主旋律：爱、美与死》[417]、郅薄浩的《纪伯伦作品中的“狂”及其内涵的延伸和演变——兼与鲁迅〈狂人日记〉比较》[418]、林丰民的《纪伯伦与闻一多：从调色板到文学殿堂》[419]等。其后马瑞瑜的《简论阿拉伯文学与英法文学的相互影响》[420]及《阿拉伯文学与欧美文学的相互影响》[421]在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论述阿拉伯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时涉及一些纪伯伦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情况。李意的《纪伯伦与梅伊》[422]是第一篇专题评析纪伯伦与梅伊爱情关系的文章，两篇赏析性文章分别是丁克家《华美的诗章，深刻的哲理——纪伯伦〈先知园〉赏析》[423]和孔令涛《纪伯伦和他的长诗〈行列〉》[424]。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纪伯伦评论和研究一直持续不断，每年都有文章见诸报端。从出版的角度来看，《阿拉伯世界》《国外文学》以及《文艺报》等高层次的专业报刊成为学者们发表学术见解的主要阵地。“其中，伊宏、朱威烈、杨孝柏、钱满素等人在纪伯伦的评论和研究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们的论文对纪伯伦的哲学、宗教思想，对纪伯伦的散文诗和小说的艺术做了较深入的分析，对纪伯伦与尼采的关系、与泰戈尔的关系也做了比较文学层面上的研究。由于纪伯伦作品的全面译介，由于学者们的大力推介和研究，纪伯伦在我国为文学爱好者所熟悉。”[425]

21世纪全球化文学时代的到来，提供给世界各民族通过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找到平等对话的平台，受此影响的中国纪伯伦研究开始打破以往对纪伯伦东方身份的关注和强调以及东西方文学二元格局的对立模式，将目光转向全球化视野中的世界文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纪伯伦文学作品引介过程的基本完成以及前期研究成果的发表，为21世纪的纪伯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本与研究基础。因此进入21世纪后，开始出现系统性的纪伯伦研究成果。

2000年6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李琛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该专著第二章以“负有先知使命的纪伯伦”为题，分四部分探讨了纪伯伦创作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及特点，成为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驱之作。台湾中文期刊《书之旅》第七卷第六期刊载李惠如《纪伯伦的〈先知〉》一文。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蔡德贵的专著《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专章介绍“纪伯伦的神秘主义哲学和现实人生观”，其中又分五节探讨纪伯伦的生平和创作，对东西哲学和宗教的认识以及纪伯伦的文化观、哲学观和人生观，从而确立了纪伯伦作为一位阿拉伯哲学家的经典地位。

2002年林丰民发表《惠特曼与阿拉伯旅美诗人纪伯伦》[426]一文，是又一篇将纪伯伦与外国作家进行专题比较研究的学术论文，扩展了比较文学层面的纪伯伦研究。2004年山东大学的阿拉伯文学研究专家蔡德贵连续发表的两篇以《纪伯伦的多元宗教和哲学观》[427]为题的论文，显示出中国的纪伯伦研究开始向高度与深度方面发展。

2006年四川大学马征的博士论文《西方语境中的纪伯伦文学创作研究》以“西方语境”作为切入视角，对纪伯伦文学创作进行主题研究，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纪伯伦文学创作的博士学位论文，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

2007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葛铁鹰的著作《天方书话——纵谈阿拉伯文学在中国》，其中谈到茅盾、冰心、杜渐等译介阿拉伯文学特别是纪伯伦作品的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林丰民著《文化转型中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书中第四章“阿拉伯旅美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和第八章“旅美派的领袖作家纪伯伦”都谈到在阿拉伯现代文学转型过程中旅美派文学的作用和纪伯伦的贡献；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郅溥浩著《解读天方文学——郅溥浩阿拉伯文学论文集》，其中第一章“纪伯伦作品中的‘狂’及其内涵的延伸和演变——兼与鲁迅〈狂人日记〉比较”和第二章“纪伯伦和他的《先知》”都是作者以前研究成果的总结。

2008年天津师范大学郭洁的硕士学位论文《纪伯伦文学与绘画艺术》将纪伯伦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的艺术世界理解，在纪伯伦研究领域弥和文学和绘画两大领域间的断层，填补了国内纪伯伦研究在这一领域的空白。2009年天津师范大学马楠以《艺术中的先知与世俗中的凡人——纪伯伦矛盾的爱情观婚姻观》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从情感与理性即灵与肉之间的矛盾及其复杂性分析了纪伯伦与玛丽、梅伊两位女性的爱情。2010年天津师范大学又有两位研究生分别以《论巴哈伊教影响下的纪伯伦文学创作》和《纪伯伦笔下的耶稣形象分析》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从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剖析纪伯伦的文学创作。

马征在2010年出版研究专著《文化间性视野中的纪伯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现代性语境下“神圣”的失落为问题追索的起点，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视野中，重新挖掘纪伯伦文学创作和生命存在中的“神圣”内涵，进而对这位享誉世界的“先知”作家的生活与文学创作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作为一部探讨文化理论和学术个案的专著，是迄今为止“关于纪伯伦研究的最为系统、最为深入、最具有学术个性的成果，不仅在纪伯伦研究中是创新的，而且对于作家作品研究这一传统模式的更新，也富有启发性”[428]。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的纪伯伦研究随着纪伯伦作品在中国全面译介的完成，取得了一些成就并逐渐向深度发展。但就广度来讲，与纪伯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相比，中国的纪伯伦评论和研究不仅有些滞后，甚至稍显冷落。如在21世纪最初10年的时间里公开发表的论文不足20篇，而研究性论文只有11篇，其中4篇与纪伯伦散文诗创作有关，如绿原的《散文诗和纪伯伦》[429]，邵维加的《试论纪伯伦散文诗的语言美》[430]，张黎玲、骆锦芳的《通感与陌生化：纪伯伦诗意美的生成方式》[431]以及朱卉芳的《纪伯伦散文诗的人文思想》[432]。三篇是对《先知》中译本的评析，如秦文华的《钱满素〈先知〉译本评析》[433]，庄文泉、朱金贵、彭建华的《试论冰心的〈先知〉翻译》[434]，封艳梅的《〈先知〉译文的美学特征》[435]。两篇是石燕京的《阿什塔露特与受难耶稣——浅论纪伯伦小说〈被折断的翅膀〉》[436]和朱小兰、姚建斌的《站在民族浪尖的散文诗抒怀——比较分析纪伯伦的〈暴风雨〉和鲁迅的〈野草〉》[437]。

除上述11篇论文外，其他的基本都是赏析性文章，题目多集中在《先知》以及其他几篇散文，可见，纪伯伦研究与持续升温的纪伯伦作品的译介与再版相比，数量上并没有呈现出正比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读者阅读水平或兴趣的转移，还是纪伯伦作品的影响力降低？抑或是浮躁的文化氛围造成学术研究的失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

二、研究专题分析

（一）纪伯伦散文诗及《先知》的研究

散文是阿拉伯文坛上一种传统的文学样式，散文诗则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出现在阿拉伯的现代文坛上，而纪伯伦是第一个采用散文诗体创作的阿拉伯作家，从《泪与笑》到《疯人》，从《先知》再到《人子耶稣》《先知园》等，无不体现了他对散文诗这一体裁的钟爱及其得心应手。对此，朱凯曾指出：“纪伯伦创作的《先知》和《先知园》，是受到尼采的美学和哲学著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影响，采取了智者启示书的形式，但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尼采的书贯穿着一种脱离人类的‘超人思想’，而纪伯伦的作品则充满了一种跨越时空、宗教、种族的人类观……也体现出作者对崇高的文学使命的深刻信念。”[438]

其后，伊宏、绿原、邵维加、张黎玲、骆锦芳等都曾就纪伯伦散文诗的风格、语言、意向、人文思想等特点著文分析论述。

除单独发表的文章外，还有一些译介者在其译著前言和后记中也对纪伯伦散文诗创作有所论及。但学界从总体上研究纪伯伦散文诗的文章较少，原因是与散文诗这一体裁的源头、特点、在中国的译介和流变、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等复杂因素有关。即使是整体上研究散文诗及对中外散文诗发展源流考证的文章中，对纪伯伦散文诗研究与重视的程度也表现不一。某些论述散文诗的专著，都较多提到波德莱尔、屠格涅夫、泰戈尔等的散文诗创作，而较少提到纪伯伦的散文诗创作。如张俊山的《散文诗文体溯源与考辨》[439]，王珂、代绪宇的《文体学视野中的散文诗的文体源流》[440]，傅瑛的《昨夜星空：中国现代散文研究》，车镇宪的《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小说文体的影响》[441]等著作都是如此。

学界对纪伯伦10部散文诗集中评论最多的是《先知》。

《先知》是纪伯伦散文诗创作的巅峰，也是纪伯伦散文诗的代表作，其“充满全书的寓意和隐喻、幽邃的‘圣经式’的语言和神秘的气氛、美妙的比喻和生动的象征以及带有音乐美的韵律”[442]的艺术风格是它受到众多译者和读者喜欢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对该部作品的评论和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学界关注的中心。

但是，与《先知》的译介和出版的热情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该部作品的评论与研究工作却显得相对冷清，甚至可以说颇为滞后。因为单独著文研究《先知》的文章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据笔者所占有的资料来看，目前只有两篇，一篇是伊宏在1987年发表的《纪伯伦和他的〈先知〉》[443]，另一篇是郅溥浩在2000年发表的《纪伯伦和他的〈先知〉》[444]，其他的均是些赏析性的文章。

伊宏不仅是最早著文评论《先知》的研究者，而且其文章也是迄今所见到的论述最为全面深刻的一篇，尤其是对“纪伯伦风格”某些方面的分析颇有新意和深度，如“《先知》的语言被人称为‘圣经式的语言’，其格调高雅，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感情色彩，有时夹杂着淡淡的哀愁，但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消极情绪，而是一种唯恐不被常人理解的担忧，是挂满累累果实等待别人采摘的一种渴望。这种语言被用作训诫和忠告，增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再如关于作品中象征手法的运用：“在《先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某些人或事物的象征意义，例如‘艾勒穆斯塔法’，象征作者自己，‘他生长的岛’，象征纪伯伦的祖国；‘向东行驶’，象征重返阿拉伯故乡，等等。但对有些人物和事物，如果不了解纪伯伦的经历和遭遇，就很难看出他们的象征意义，如‘阿法利斯城’、‘十二年’、‘圣殿’、‘在这城围里，我度过了悠久的痛苦的日月和孤寂的深夜’，‘爱尔美差’是‘最初寻找、相信他的人中之一’等等，所以，要想读懂《先知》，需要先了解纪伯伦的生平、爱情等，不但要联系他的其他作品读，而且要读他和他的友人的书信、回忆录等。”

应该说，伊宏对纪伯伦风格的分析，一方面表现出作为译者、读者同时也是研究者所具有的深厚功底；一方面也为其他读者指出了如何更好解读《先知》以及纪伯伦其他作品的思路与方法。这实际上也揭示出目前为何《先知》译者多、读者多却研究者少，以致造成研究颇为滞后的原因。

（二）纪伯伦的文化身份研究

纪伯伦于1883年出生于黎巴嫩，童年时期是在家乡度过的，1895年少年纪伯伦随母亲和兄妹移居美国波士顿，1897年他返回祖国学习民族语言文化，1901年毕业后赴美定居，1908年到法国巴黎学习绘画，1909年返回美国，此后一直在欧美学习和创作，直至1931年去世。远离祖国的纪伯伦在精神上是一个孤独的游子。他曾在作品中表达过自己作为“异乡人”的痛苦和孤寂。

黎跃进曾在《异乡者的孤独与痛苦》一文中[445]就该问题给予较为细致的分析，其后，四川大学博士马征在毕业论文《西方文化语境下的纪伯伦及其创作》中进一步就纪伯伦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展开论述，她特别强调“西方”是纪伯伦进行“东方书写”和“生命书写”的特定语境，使上述命题的探讨更为深入。

但是，作为长期生活在西方的东方作家和诗人纪伯伦，其文化创作背景应该是极为复杂的，简单用“东方”或“西方”甚至“东西方”这些概念似乎都不能概括出纪伯伦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因为身为阿拉伯人却信仰基督教，既用阿拉伯语又用英语创作以及将文学与绘画融为一体的纪伯伦，其创作中的东方文化根基与西方文化的浸润互为影响而呈现出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这成为其后的研究者所注意的一个研究焦点。

黎跃进在《东方文化史论》[446]的第四章“阿拉伯文学论”中以“东、西文化撞击中的纪伯伦”为专题，把上述论题从仅仅局限于西方的论述层面扩展到东方乃至整个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并就此问题进一步展开论述。孟昭毅在《旅美派作家流散写作的美学品格》[447]一文中运用流散文学理论从“异质文化融摄中的流散美”“身份变迁、认同中的品格美”和“民族性与世界性中的整合美”等三个方面总结并论述了旅美派作家流散写作的美学品格，其中多次提到“旅美派旗手黎巴嫩作家纪伯伦”。

马征博士的论著《文化间性视野中的纪伯伦研究》是目前国内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研究纪伯伦的学术专著，她从文本细读、文化间性视野、宗教学视角等三个方面对纪伯伦及其创作进行研究，认为纪伯伦拥有多重身份、经历过多种文化的洗礼……其作品所采用的“圣经文体”也是对“生命神圣”主题的呼应，体现出他的“世界公民”意识。

（三）纪伯伦的情感生活研究

纪伯伦终身未婚，但一生中接触过的女性并不少，尤其是他因1923年《先知》的出版而蜚声文坛后，不少女性慕名而至，向他表示敬意、爱意和好感。据《纪伯伦评传——来自黎巴嫩的人》之作者巴巴拉·杨回忆，她与纪伯伦的结缘就是始于1922年秋天的一次教堂《先知》朗诵会，不久便成为纪伯伦的秘书，负责笔录、打字及整理工作，“直至纪伯伦的临终一息，我一直都因结识了他这位诗人和画家而得到莫大的愉悦和荣幸”。

中国大陆最早提及纪伯伦爱情生活的是杨孝柏，他在1983年为《折断的翅膀》写的题为《一棵苍翠的雪松——纪念纪伯伦诞辰一百周年》的代序中说：“《泪与笑》的题名，最初来自于纪伯伦对初恋情人的回忆……尽管因门第和权势的差异，纪伯伦在爱情之树上摘下的是青涩的苹果，但是他把爱情欢乐和失恋痛苦的倾诉凝注于笔端而成为50多篇散文诗，在1903至1908年期间以《泪水与笑靥》为总标题，发表在美国的阿拉伯《侨民报》。”

黄培癤在《纪伯伦的爱情生活》一文中根据纪伯伦同女性的交往关系，将其爱情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米什莉和玛丽为代表的世俗的合乎常情的爱情；一是以梅伊·齐亚黛为代表的纯粹的精神恋爱。这两种爱情在纪伯伦身上相互撞击、冲突。

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薛庆国翻译的《纪伯伦情书》，其译序《爱，如蓝色的火焰一般》细致剖析了纪伯伦与两位恋人的恋情：“在纪伯伦的一生中，除母亲以外，还有两位女性在他心灵中长期占有重要位置——玛丽·哈斯凯尔和梅伊·齐雅黛。纪伯伦与两位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是阿拉伯文学史上一段最为动人的插曲。”[448]

200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唯中由阿拉伯语翻译的《纪伯伦情书全集》，共收入纪伯伦与玛丽·哈斯凯尔从1908年10月2日至1931年3月16日期间的通信251封，日记94篇，并将全部书信和日记按照他们26年交往的时间顺序排列，是迄今为止收入纪伯伦与玛丽书信和日记最全的一个译本，这些书信与日记中也凝聚并透露出纪伯伦与玛丽·哈斯凯尔之间纯洁的爱情与高尚的友情。正如译者所说：“这对有情人虽然没有没能结成眷属，但纯洁、高尚的友情却始终将二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情书未曾中断，探访、寄赠、切磋技艺、思想交流等活动常有，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理智，深厚无比的真挚情谊一直持续了二十六年，直到纪伯伦英年早逝。一位东方青年与一位西方姑娘相识、相亲、相敬、相爱，这并不罕见，但情侣间的友谊保持终生的事例却不多见。”[449]

马楠以《艺术中的先知与世俗中的凡人——论纪伯伦矛盾的爱情婚姻观》为硕士论文标题，着重从“金钱与爱情”“灵魂与肉体”“理想与现实”三个层面分析纪伯伦的爱情婚姻观，认为这种矛盾的个性渗透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该论文在某些方面的分析论述还不够全面深入，有些地方还有待商榷，但作为第一篇系统论述纪伯伦矛盾的爱情婚姻观的学位论文，至少已说明中国的纪伯伦研究已开始由对其创作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其内心世界的研究，并呈现出将二者结合起来的趋势。而一个更加真实的纪伯伦形象的展示将会逐渐破解过去将纪伯伦神化的倾向，为读者全面了解纪伯伦的生活与创作提供了一个视角。

（四）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纪伯伦研究

中国学者对纪伯伦及其作品的研究，较多的是在比较文学视域下进行的。将纪伯伦及其创作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打破了从某个角度进行研究的单一模式，从多角度多层面拓展了纪伯伦研究的空间，并且某些方面研究颇有深度，这种综合性的思维方式使中国的纪伯伦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方面发展。纵观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平行研究层面的拓展、跨学科研究层面的深入和影响研究层面的缺失。

1.平行研究层面的拓展

平行研究是中国学者在将纪伯伦与中外其他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中最常采用的方法。这一层面的比较又可分为两类：一是纪伯伦与外国作家泰戈尔、惠特曼、但丁等创作的比较；二是纪伯伦与中国作家闻一多、鲁迅等创作的比较。

最早从平行研究层面对纪伯伦创作进行比较的是《先知》的译者冰心。她说：“我很喜欢这本《先知》，它和《吉檀迦利》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觉得泰戈尔在《吉檀迦利》里所表现的，似乎更天真、更欢畅一些，也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先知》却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哲理，在平静中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书中所谈的许多事，用的是诗一般的比喻反复的词句，却都讲了很平易入情的道理。尤其是谈婚姻、谈孩子等篇，境界高超，眼光远大，很值得年轻的读者仔细寻味的。”[450]冰心之所以喜欢将纪伯伦与泰戈尔相提并论，是因为泰戈尔是她心仪已久的诗人；她之所以喜欢将《先知》和《吉檀迦利》进行比较，因为那是她自己喜爱，而又极愿和读者共同享受，而翻译出来的两本书。

对该课题进一步展开比较研究的是伊宏。他在1986年发表的文章《率先走向世界的东方作家：泰戈尔和纪伯伦》中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从同是作为艺术家诗人的两位作家比较入手，从“自由”“爱”“宗教与哲学”以及“民族自省”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从而指出：“《吉檀迦利》和《先知》的成功，主要的还在于它们主题的世界性。”[451]

其后，伊宏又继续补充了自己的上述论点：“纪伯伦的出现，正如泰戈尔、鲁迅这些文学大师的出现一样，并不是偶然的或孤立的文学现象。他们分别代表了一个群体，代表了一个文学新时代……他们在大胆向西方学习借鉴的同时，又向西方送去东方的精神财富。”“读纪伯伦的作品，正像读鲁迅、泰戈尔的作品一样，使我们感到亲近，引起共鸣，这固然是因为东方人更容易理解东方人，但更重要的，是中国、阿拉伯、印度在近代经历了同样艰巨而痛苦的觉醒过程，面临着同样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在相似的历史环境中涌现出的东方作家和诗人，必然具有相似或相同的时代特征，必然最能反映相近或相同的民族心声。”[452]

其后，林丰民将20世纪初期生活于美国的阿拉伯作家纪伯伦与19世纪的美国本土诗人惠特曼放在一起探讨，他以《惠特曼与阿拉伯旅美诗人纪伯伦》为题的论文进一步拓展了纪伯伦在中国的研究空间。

此后，将纪伯伦与中国作家尤其是同鲁迅、闻一多等现代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的论文不断出现。

郅溥浩在《纪伯伦作品中的“狂”及其内涵的延伸和演变——兼与鲁迅〈狂人日记〉比较》一文中，指出《掘墓人》是纪伯伦作品中所能发出的反叛的最强音，它与含义更为深刻的《狂人》都是受到了尼采思想的影响，而更为一致的是他们以后都摒弃了尼采思想和超人哲学。但论者又认为：纪伯伦的后期创作与鲁迅等又有所不同，其作品中表现的“爱除自身外无施与，除自身外无接受”的思想在晚年得到最灿烂的升华。

朱小兰、姚建斌在《站在民族浪尖的散文诗抒怀——比较分析纪伯伦的〈暴风雨〉和鲁迅的〈野草〉》一文中着重对两部散文诗集中的耶稣形象与叙述风格的同与异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耶稣形象在纪伯伦笔下“是各民族呼声的聆听者，是永恒之梦的诠释者”[453]，在鲁迅笔下则象征为人类谋福利而受刑、受苦的牺牲精神，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与他们生活的社会背景有关。

林丰民的《纪伯伦与闻一多：从调色板到文学殿堂》和《纪伯伦与闻一多创作的主旋律：爱、美与死》两篇文章从平行研究角度将纪伯伦与中国另一位现代作家闻一多的创作进行比较分析。论者认为将两位作家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是：“纪伯伦和闻一多分别是近现代阿拉伯、中国文学的巨擘，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都曾在少年时代受过新式的教育，又都曾留学海外，成为海外文学的代表。两人在创作道路上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454]他们最突出的共同点是创作题材上所表现出的爱、美与死之主题。

上述文章的论者大多是纪伯伦作品的译者或者在科研机构和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的人员，他们从平行研究层面展开的对纪伯伦与中外作家创作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分析，拓展了纪伯伦在中国研究的空间，为其后的纪伯伦研究提供了某些方法论方面的借鉴。

2.跨学科研究层面的深入

如果说，从平行研究层面对纪伯伦与中外作家创作所进行的比较研究，显示出研究者宏观的视野，拓展了中国纪伯伦研究的空间，使其研究显示出开放性特点的话，那么，从跨学科研究层面对纪伯伦创作与绘画、宗教、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则显示出研究者理性的思考，这种从文学内部对纪伯伦创作展开的研究，较多呈现出纵深性的特点。

（1）纪伯伦文学创作与绘画关系的研究

纪伯伦既是一位文学家又是一位画家，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大师充满敬仰。21岁举行过个人画展，1908年在玛丽的资助下到巴黎专门学习绘画艺术，曾受到雕塑大师罗丹的启发并开始关注英国诗人兼画家威廉·布莱克。可以说，纪伯伦的一生既是文学家也是画家的一生，他一生创作了13部诗集，700多幅绘画，而且他的画作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其文学作品的插图问世的。从开始发表的文学作品《疯人》《行列》中就附有数量不等的插画，而《先知》中的插画就有12幅，可见，文学与绘画成为纪伯伦创作的双翼，但两者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关联，其用意常常是用绘画来表现或扩展文字内容，或用文字表达或说明绘画，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互文性关系。因此，研究纪伯伦的文学与绘画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学界关注的又一个论题。

著名学者伊宏首先在《东方赠给西方的一份佳礼：纪伯伦的文学和绘画艺术》[455]一文，探讨纪伯伦绘画与文学的关系，其后又在1994年出版的《纪伯伦全集》序言中的“纪伯伦的艺术世界”部分进一步谈及这个论题：“他的画和他的诗存在着惊人的统一，深刻的一致性。他的每一幅画差不多都是一首哲理诗，都是对生命意义的一次发现，都是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上帝’关系的一种阐释。”如果“不读纪伯伦的文学作品，是很难理解纪伯伦的画的”。在这里，伊宏实际上也为读者如何更好地理解纪伯伦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指导性的方法。

但是，由于纪伯伦的文学创作获得巨大成功，人们往往忽略了他在艺术事业上的创造和成功，因此，绘画是纪伯伦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问题。郭洁以《纪伯伦文学与绘画艺术》为硕士论文选题，将纪伯伦的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的艺术世界理解，同时以纪伯伦思想、心灵基本线索作指导性参照进行挖掘，从一个新颖的角度解读他文学和绘画作品，成为第一篇从跨学科研究的视野，打破传统，回到纪伯伦文学与绘画的文本内部，用色彩、构图、线条等绘画艺术语言细读纪伯伦文学作品，用意象、象征、结构、词汇等文学语言细读纪伯伦绘画作品的论文。

（2）纪伯伦创作中的哲学与宗教研究

从宗教与哲学的角度研究纪伯伦文学创作中的神秘主义成为中国的纪伯伦研究者较为关注的话题。但这个领域的研究具有较高的难度，它不仅涉及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领域的知识，还必须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在一起。

长期从事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李琛，在长期的研究经历和充分学术准备基础上撰写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成为第一部全面分析和论述纪伯伦创作中神秘主义特色的专著。该书第二章“负有先知使命的纪伯伦”以个案研究的形式，探讨纪伯伦艺术世界中的神秘主义思想，指出：纪伯伦正是通过疯狂、孤独等自知的途径去感知大自然的爱与美，他重视现世生活，从不主张遁世，其神秘主义倾向既来自大自然的启示，也有基督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其特点便呈现为“自然、静默与自知”。

蔡德贵在著作《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456]中也专节论述了纪伯伦的神秘主义哲学和人生观，在此基础上他又专门就纪伯伦的宗教与哲学观之论题进行研究。他以“纪伯伦的多元宗教观和哲学观”（上、下）为题，从“纪伯伦的宗教背景”“纪伯伦对东西方哲学家和宗教的认识”“纪伯伦的哲学和文化观”“纪伯伦的人生观”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王晨雪以《巴哈伊教影响下的纪伯伦文学创作》为硕士论文选题，以巴哈伊教与纪伯伦的联系为切入点，将巴哈伊教对纪伯伦的事实影响作为立论的出发点，通过分析纪伯伦《先知》及《人子耶稣》等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纪伯伦思想及创作，对其精神世界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挖掘和解析，补充了国内纪伯伦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

3.影响研究层面的缺失

纪伯伦一生历经多种文化环境，他从小生活在阿拉伯文化的环境中，中学四年又是返回黎巴嫩在希克玛学校接受的教育，因而他深受阿拉伯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西方度过的，他喜欢博览全书，其文学创作无论是内容，还是文体，所受欧美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可见，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来研究纪伯伦的文学创作，应该是大有可为的一个论题。

学界的研究者虽然也关注到这个话题，如马瑞瑜在《简论阿拉伯文学与英法文学的相互影响》[457]、《阿拉伯文学与欧美文学的相互影响》[458]中虽有涉及，但只有寥寥几句，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论述。

纪伯伦因曾受到英国诗人兼画家威廉·布莱克影响而被称为“二十世纪的威廉·布莱克”，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纪伯伦作品的译介者和研究者都在自己的译作前言或后记以及其他文章中不同程度涉及这个问题，但是单就这个文学命题真正展开全面分析论述的文章在国内目前尚未见到。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纪伯伦与德国哲学家尼采关系的研究上。尼采《查拉斯图拉》中的超人哲学是纪伯伦所受到的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中最突出的。虽然有不少译者和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提及这个论题，但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论述。因此目前国内也没有出现关于该论题的系统的专门性研究文章或专著。

关于泰戈尔和纪伯伦创作关系的比较，中国学者多是从平行研究的角度进行的，这一层面的研究固然拓展了纪伯伦在中国的研究空间，但目前几乎没有看到从影响研究角度探讨纪伯伦受泰戈尔影响的文章，因而使这一论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

印度作家泰戈尔在1916年12月在美国纽约访问期间，纪伯伦曾在一次演讲会上见到过他，十分关注泰戈尔提到的世界主义问题，并在1922年为泰戈尔画像。

纪伯伦与泰戈尔一样都是来自东方的爱国主义诗人。但与泰戈尔不一样的是：纪伯伦是被迫离开自己祖国的怀抱到美国谋求生存的，而泰戈尔却是其祖国的宠儿。相比之下，纪伯伦的信中充满了对泰戈尔的羡慕之情，尤其是泰戈尔亲自将自己用孟加拉语写的诗集《吉檀迦利》翻译成英语，“借着它而使它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英语是泰戈尔的诗集能够被欧美读者接受并获奖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对于身处美国的纪伯伦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大的启发：如果再用阿拉伯语创作，其作品所面对的读者将是有限的，即使是颇为欣赏纪伯伦艺术才华的玛丽，虽然他们之间通信用的是英文，但作为美国人的玛丽也因语言的隔阂而存在着阅读的困难，更何况其他的美国读者。因此在玛丽的帮助和鼓励下，纪伯伦开始尝试使用英语写作。随后，纪伯伦在1918年发表第一部英文诗集《疯人》，1920年发表第二部英文诗集《先驱者》，1923年发表的《先知》也是一部英文散文诗集。而正是借着英文的翅膀，纪伯伦的作品才被译介到中国。

泰戈尔与纪伯伦作为东方作家，特别是东方近代作家，的确有许多相同之处。将他们放在一起比较分析其创作与思想的异同也许不纯粹是出于偶然。尽管冰心多次将泰戈尔与纪伯伦这两位东方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伊宏曾单独撰文从多个方面对两位诗人创作的异同做平行研究层面的比较，拓展了纪伯伦研究的视野，但因该篇文章发表时间较早，而当时中国对纪伯伦作品尤其是书信集和日记等资料的翻译尚不全面，因而不能提供影响研究的以事实联系为依据的资料。相信随着纪伯伦作品在如今的中国已经基本上被全部译介过来的事实，学界将会有更多的研究者进一步关注此方面研究情况的进展。

杜拉斯作品的主题及艺术风格——改革开放30年杜拉斯作品在中国的研究

王晓侠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作为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而被广大的中国读者所熟知。杜拉斯可以说是法国20世纪文坛“盖棺难以定论”的“经典”作家，因为她始终游离在各种艺术流派的边缘，不为任何文艺理论所拘囿。法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涌现出的一批“杜学”专家从新小说、新浪潮到女性写作和自传体小说，再到所谓的后现代写作等诸多层面揭秘了这位个性迥异的天才女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放射的五彩斑斓的艺术才华。而中国对杜拉斯的认知则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其作品《琴声如诉》在中国的译介。而后《情人》引发了持续多年的“杜拉斯热”，杜拉斯式写作成为某种文学现象和时尚，成为中国一批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热衷模拟的典范。时至今日，有关杜拉斯作品的学术研究仍频见于各文学评论期刊。本文试图从杜拉斯作品的主题和艺术风格两个层面，对30年来这位叱咤风云的法国女作家为中国读者所带来的审美经验和挑战做一综述，以期更加清晰、条理、全面、深入地总结杜拉斯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历程。

一、杜拉斯作品所呈现的“自传性”研究

杜拉斯出生于法属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支那，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8岁。这段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体验渗透到杜拉斯大部分的作品中。从她最早的小说《厚颜无耻的人》到《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从《琴声如诉》到《毁灭吧，她说》，从《情人》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作者的文学创作一直带着强烈的自传色彩，这种浓郁的东方情结或许从一个层面解释了杜拉斯的小说自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后即风靡中国文坛的原因。1984年，《情人》荣获龚古尔文学奖，为杜拉斯赢得了延续至今的世界性声誉。作品在诗意的语言、特异的主题与平淡生活的相互交织中宣泄出一段惊世骇俗、丰富深邃、充满张力的激情。对母亲与兄弟的爱与恨，对青春爱情的希望与绝望在如泣如诉的叙写中凸显了一种悲怆低沉的悲剧力量。三十多年过去了，这部当时震惊世界文坛的作品至今似乎依然激发着各位专家学者对它的研究热忱。事实上，《情人》是杜拉斯最受中国读者关注的一部作品。从最初的译介到之后层层面面的分析、挖掘，杜拉斯的创作艺术通过这部作品在中国读者的面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作品的自传性似乎从一开始就被评论界断定无疑。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文学界正处于一种“回归自我主体，讲述个人经历和记载历史”的潮流之中，而《情人》被称为当时“新传记”的创作尝试成功范例之一。诚如杜拉斯后来所说，她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的声音”的写作手法。吴岳添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自白》[459]中提及，法国《文学杂志》1990年6月号开辟了长达30页的专栏，发表了记者阿利埃特·阿尔梅尔的访问记，以及阿尔梅尔等人撰写的10篇评论，这些评论详尽地介绍和分析了杜拉斯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并且断定它们实际上就是她的自传。杜拉斯本人也认为：“其实她只是在写自己，而读者们却在书中看到了各自的影子。”吴岳添在当时的评论中就已经指出，这类自传的叙写“注重文体，具有新颖独特的风格，善于打破传统的叙述模式，把虚构和现实融为一体，因而曾一度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作家”。杜拉斯作品的自传性实质在李毅梅的《那西索斯的“倒影”——对杜拉斯“自传性言情书写”的一种解读》[460]中又渲染上了自恋的色彩。论文从拉康的镜像理论出发，并借鉴劳拉·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里所披露的鲜为人知的事实，印证了杜拉斯作品中的“情人事件”不过是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到《情人》，再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等诸多作品的写作过程中不断被“改写”，被“重构”的一个处于现实和虚幻之间的事件。事实上，“情人事件”是杜拉斯一生中“最无法抹去、折磨至深的丑恶事物”，是她一生都无法忘却的耻辱，而一遍遍的改写和重构最终使丑陋的交易变成了美妙的爱情，营造出一个“美丽而虚幻的自我”，陶醉其中并乐此不疲。这个想象中完美的自我形象，使其抹去了少女时代的痛苦记忆，与此同时，读者们的膜拜，更膨胀了她的自恋心理。就像水中倒影于那西索斯一样，沉浸于一个理想虚幻的自我之中而不能自拔。也有读者认为杜拉斯的一生除了情人事件，还深深领略了人生其他层面的孤独、迷狂和混乱，“自传性书写”使其将虚构了的“自我”形象有意地（久而久之即为“无意”地）误认为是自己，从而得到自恋式的满足。[461]

二、杜拉斯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情怀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抒写女性欲望，创造具有当代特征的女性叙事，颠覆传统的男性叙事话语，被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等女权主义者立为真正女性写作意义上的典范之一。

杨玉珍在1998年的《杜拉斯与女性写作》[462]中就指出，杜拉斯小说独特的女性叙事风格“既带有浓重的自我抒写和精神自传的色彩，同时又在自传和文本之间跳跃形成作品的强大张力，突破‘亲历’，跃至审美创造”。这种带有反叛传统叙事方式的女性叙事口吻，打破了作家与人物、叙述者与形象、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以第二人称叙述和偶尔突然插入的第三人称叙述展开对往事的回想，使叙述者带有鲜明的性别与年龄特征。此外，杜拉斯作品大都涉及男与女、情欲与疯癫死亡、欢愉与痛苦言说，既大胆探究女性的身体欲望，又触及其隐含的文化内涵。她的创作回应了法国女权主义理论的倡导。

在杜拉斯笔下，男性传统中的主人公被“消解”掉，得以建构的是女性自我，比如《情人》中，本应只是叙述视角的“我”成了主人公，而小说题目所明确的主人公“情人”却成了投射在“我”的感觉视屏上的影像，读者只能靠“我”的叙述去感受他，这个由“我”对场景和心理的反复体味、回忆而激发出的人物最终给人的印象是模糊、单薄的，是“我”的一个体验对象，是使“我”得以发现“自我”，认识自我，显示“我”的丰富性、生动性、深刻性的一个工具。“女性以主体的自我来显示女性的心灵历程和精神史”，这种传统的“底片”与“影像”的换位恰恰回应了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呼声。

西苏和露丝·伊利格瑞70年代中叶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将“女人写作”“写作女人”与“上帝写作”“写作上帝”并置。泽拥《从女性化上帝到永恒的母爱——杜拉斯的女性关怀》[463]一文认为，杜拉斯正是在她的作品中揭开了基督教传统中上帝庄重威严的面纱，将其从神圣之天界拉入世俗之凡尘，并赋予其女性特征。在杜拉斯看来，上帝所代表的是一种女性美的极致，而且是男女性爱中的美。上帝在其文本中呈现多种面目，其中之一即上帝的女性化倾向。在这一层面上，杜拉斯与女权主义神学家们汇流。该文从宗教的角度，通过并置女主人公与上帝的关系解析了杜拉斯作品中的女性主义。它还指出杜拉斯的《塔吉亚那的小马》《街心花园》《如歌的中板》《劳儿的劫持》《副领事》《毁灭吧，她说》《爱》《纳塔丽》《格朗热》等作品中，不管女性人物的社会地位、身份、所处的环境有多么不同，除了作为妻子以外，她们的另一个角色都是孩子的母亲。杜拉斯写作中的女性主义情怀由此得以彰显。沈静的《杜拉斯笔下主体女性形象解读》[464]一文对《劳儿的劫持》中的劳儿、《副领事》中的女乞丐和斯特雷泰尔三个女主人公进行了细致的精神探秘，分别把她们解读为“越过现实走向疯狂的窥探者”“进入无限广阔领域的超脱者”“无法超脱和自我麻醉的游荡者”，文章认为，这三个女性的三种不同的疯狂承载了太多杜拉斯本人痛苦的记忆，绝望的爱情和冰冷却又割舍不断的亲情，她们呼吸着杜拉斯“激情、痛苦和死亡的气息，诠释着一个独特的，细腻的，纠缠错节，难以捉摸的女性世界”。

三、杜拉斯小说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在印度支那，在那里度过了她的整个童年及少女时期，印度支那因此成为杜拉斯人生与创作的基石。作为在印度支那出生的法国人，杜拉斯身上交流、碰撞着东西两种文化，使她具有了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阐述的混杂的文化身份，她“面对西方时经常处于失语与无根状态，但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她的这种思想倾向，体现在她的作品中，就有许多地方表现出后殖民主义的写作特点。魏慰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的后殖民主义解读》[465]认为，杜拉斯从小就生活在贫穷、混乱、暴力的家庭中。她是穷人，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在生死线上顽强挣扎的越南底层人民，并对他们的苦难极为同情；但她又是白人殖民者，可以用居高临下的眼光注视那些挣扎在第三世界里的人们，并有意无意地赋予被殖民者特定的本质，“杜拉斯既处于西方权力分配的弱势地位，又在东方场域占有白种女性的优越位置，尽管……东方的热带气息早已浸透了她的灵魂，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她不可能丢掉作为西方殖民者的身份认同，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殖民主义的眼光和观点”。晏亮和陈炽则从“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关怀”出发，指出在当今文化研究视野中，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都属于反对文化霸权、维护弱势与边缘群体的少数话语，而前者从单一的民族文化来反对霸权，后者从单一的性别视角来界定霸权，二者各有侧重，各有局限。杜拉斯作为具有东西双重文化身份的西方女性作家，却使得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在其作品中实现了有效的联合，通过羸弱的东方“情人”的形象，映射了男女性爱隐喻下的东西方关系，无疑是对反对双重话语霸权的积极探索。此外，王咏的《杜拉斯作品中的东方形象新论》、张静的《浅析东方殖民地生活对杜拉斯创作的影响》、朱志玲的《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的“情人”形象》等文均认为杜拉斯的文本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西方注视下的东方，在她的作品中，东方、东方人和西方、西方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形成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在这个对立结构中，东方和东方人无论被赋予积极或消极的特质，都不会处于中心地位，充其量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对照和补充，被搁置在世界文化的后台。在异质的东方土地上，永远的主角是白人，异域的男性或女性在白人的注视下，不得不扮演着边缘和陪衬的角色。异国爱情故事的帷幔下隐藏的，实则是殖民主义者心目中的种族排序。

四、杜拉斯作品中的其他主题研究

近十年来，某些中国学者还对杜拉斯作品中所揭示的其他不同主题进行了研究。邱叶在《迷狂岁月中爱的欲望——杜拉斯小说主题探寻》[466]中指出，杜拉斯众多的小说文本展现了一个相似的主题，那就是“爱的欲望”。一个个主人公充满了喧嚣与困惑的心灵世界，在作家那种女性细腻的洞察力的关注下，成为迷狂岁月中执著于爱欲的灵魂，在激情的牵引下穿越生命的各个临界状态，使人生幻化为一段段情感的经历。杨茜从杜拉斯的早期创作出发，围绕其1943—1953年发表的《厚颜无耻的人》《平静的生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直布罗陀水手》《塔吉尼亚的小马》等几部作品，提炼出“烦恼”这一中心主题。通过对这几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总结出“复杂的家庭关系、琐屑的日常生活、艰险的自然环境以及乏味的婚姻生活，是小说人物的烦恼之源”。[467]在烦恼的折磨中，人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精神游离于置身其间的世界之外，感到孤独和寂寞。“烦恼”主题可以说奠定了作家一生创作的灰色基调，同时也开启了杜拉斯创作生涯的灰色主题的序幕。崔盈华则从另一个角度，挖掘了杜拉斯“一贯灰暗主题中闪光的一面”。他认为《直布罗陀水手》和《塔吉尼亚的小马》两部小说都以旅行作为主要题材，旅行在小说中“不仅是故事发展的主线，也代表着一种人生的选择，更是一种积极的抗争”。它是摆脱困惑无奈的人生，追求理想生活的一种方式，是“生命激情与爱情理想的邀约”。因此主人公所进行的选择与抗争从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示了杜拉斯对生活及人生的别样感受。[468]

五、关于杜拉斯作品写作技巧及艺术风格的研究

尽管杜拉斯本人一再否认自己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还是有很多评论家从新小说创作美学原则的角度来解读她的作品，认为消解、淡化人物和情节、“非人化”的“纯描写”“纯写实”，在跳跃的叙述时空中凸现“生活碎片”，“电影”与“绘画”闯入叙述流程等种种后现代的写作技巧和风格也广泛体现在杜拉斯的创作中。[469]但杜拉斯较之其他新小说作家的独特之处，或许还在于她内心深处那根时时拨动着的音乐之弦。如上所述，她的作品大多围绕爱、写作、等待、欲望、死亡等主题展开叙述，而在她的众多作品中，散布着许多音乐的元素。音乐甚至取代了人物的语言，揭示着作品的主题，暗示着人物的内心情感波动，预示着令人绝望的爱情，推动着故事情节向前发展。“杜拉斯笔下的‘音乐’低沉暧昧、似有似无，令人躁动不安，并唤起人物和读者心底最难以名状的无法忘怀的痛苦和忧伤，而这就是她独特的音乐性叙事风格。”[470]

这种“音乐性叙事风格”在杜拉斯的多部作品中呈现出一种“二分对位、双层复调结构”，如《小马群》《琴声如诉》《夏夜十点半》三部小说均由两个叙述层面组成，一个层面集中了主要人物，安排了主要事件，这是一个核心层面或内部层面；另一个层面则安排了一些看上去与主线无关的事件，形成一个与第一层面相对应的次要层面或外部层面。而“这种处理法类似于音乐中的复调，一主一次，音符对位，曲调不同却互相和应。它的运用使小说的表现空间更加开阔，作品也因此更加生动、更加立体化”[471]。复调的结构使杜拉斯小说的故事情节得以淡化，如同一部大型交响曲，几个主题平行发展，且井然有序，气势磅礴，旋律优美，传送着一种深厚博大的情绪。孟庆新认为运用复调结构有利于“拓展一部作品和其他多部作品以及与社会和历史之间的关联，为读者展示出了一个庞大的作品空间，具有开创精神，对于结构主义的理论构建具有重大意义”[472]。若从文本结构的开放性、交流性和历史性这个角度出发，杜拉斯文本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互文性”。户思社对杜拉斯四部有关“情人”的作品（《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伊甸影院》《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作了细致的“互文性”研究，指出“素材时空轴的变化促使读者在另外的坐标上去解读这些素材所包含的含义。互文性就是在这种反复的摧毁中不停地建立文本的新意义，时空在这里重新组合并产生错位”。而杜拉斯也正是通过“摧毁自己的往昔和自己的作品，摧毁作品中的人物来构建自己的现在、新的作品和人物，通过反复地摧毁、割裂来重建自己心中的理想”。[473]

如果说杜拉斯小说的艺术魅力在于它把各类艺术结合起来巧妙地运用到文学之中，借鉴了音乐、绘画、电影等艺术的优点，弥补文学的缺陷，使读者通过一种旋律、一幅画面、一个特写或蒙太奇而获得准确的意象，也有学者注意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果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仅仅做到了把音乐、绘画与摄影等艺术有机地运用到文学中来，而缺乏对文学本体的追求的话，她的影响就不会如此广泛。事实上，杜拉斯认为创作是文字的游戏，精神的遨游。杜拉斯的语言从词开始，句子悬挂在词上，环绕在字的周围，如方婉先在她的《综合性艺术的魅力——评杜拉斯小说的艺术风格》[474]中所说：“每个词语都是沉甸甸的，包含着深沉的象征意蕴”，从而赋予句子一种渗透力，一种“歌剧吟诵般”的格调，让每句话“都带有一种特殊的光圈，具有超出字面意义之外的弦外之音”，她所要表现的是某种“超现实”的东西，“超乎一个具体艳遇故事之上的东西，带有某种升华性质的东西”。总之，杜拉斯要用有限的文字引导读者探索到无穷深远的意义。

纵观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学者对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创作的整体研究（此文仅涉及国内各大学术期刊历年来发表的论文，独立的学位论文及专著另述），可以发现，这棵法国文坛风姿绰约的奇葩早把它的缕缕清香渗透到中国文学评论界的角角落落，从杜拉斯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早期创作到她行至耄耋之年的奋笔疾书，都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厚爱，每部作品从主题到艺术风格都被解读得淋漓尽致，直至今日依然有充满激情的评论文章见诸笔端。此文对杜拉斯的研究综述旨在总结各研究成果的主干和精髓，尽力勾勒一代文学大师小说创作留给世人的整体风貌，并希望能给后人的继续研究带来启迪和帮助。

3030年来中国的村上春树文学研究

翁家慧

村上春树（1949—）是当今日本文坛乃至世界文坛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从他对日本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影响来看，村上文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自1979年村上春树凭借《且听风吟》问鼎“群像新文学人奖”之时起，日本评论界就已经开始关注村上文学的独特性。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村上屡获文学大奖，为他在日本文坛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随着作品被译介到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他获得了全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青年读者的喜爱，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村上热，这也激发了各位文学研究者对村上文学的研究热情。国内对村上文学的研究起步稍晚，不过，20世纪末，林少华译《挪威的森林》在国内引起轰动效应并引发“村上春树热”之后，国内学界的研究热情也被点燃了。进入21世纪之后，村上文学研究论文出现了井喷现象，不仅数量上年年递增，且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层出不穷。一方面，各大高校日本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纷纷选择村上文学作为研究课题；另一方面，有关村上研究的课题频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金、省市级社科基金的资助，一批颇有学术含量的论文迅速填补了国内村上文学专题研究的多项空白。另外，关于村上文学的意见交锋也屡见不鲜，尤其是围绕林少华译本的优劣得失等课题所展开的学术论争，更是成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村上文学研究领域最热门的话题。

一、20世纪的村上文学研究

1989年可以说是国内村上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元年。首先，在这一年的《外国文学评论》第三期“外国文坛之窗”专栏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日本〈文学界〉评出1988年畅销书》的短文，首次提及了村上的小说。其次，当年的《世界博览》第四期刊登了李德纯的《物欲世界中的异化——日本“都市文学”剖析》，以较大篇幅详细介绍了村上春树和他几部代表作，如《挪威的森林》《寻羊冒险记》《世界末日与冷酷仙境》，并将其归入“都市文学”进行分析。不过，在这篇论文中，村上文学只是作为“都市文学”的代表之一出现，其他作家还包括安部公房、中上健次、田中康、水上勉等。[475]最后，经李德纯推荐而开始村上文学翻译工作的林少华翻译了村上的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也在这一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国内第一次翻译出版村上作品，尽管当时并未引起反响，却也为几年之后的“村上春树热”的兴起奠定了基础。[476]

20世纪末的村上研究可以说成果寥寥，论文数量不足20篇，其中，最早的个案研究当属王向远的《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村上春树》。他从分析日本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入手，归纳整理了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史，并指出“内向派”“都市文学”派和“儿童派”构成了近二十年来日本文学的主流。另外，他还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视角解读村上文学，并指出村上文学的特点是“消费性”和“消解”，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477]其他还有几篇论文大多是有关村上的外围研究，包括何乃英的《谈“村上春树现象”》[478]、孙树林的《风为何歌——论村上春树〈听风歌〉的时代观》[479]、林少华的《“和臭”要不得——村上春树文集翻译随笔》[480]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国内学者还没有普遍地对村上文学产生学术研究兴趣。

二、21世纪的村上文学研究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开始大量翻译和出版村上春树的作品。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着手出版“村上春树文集”，这一套文集涵盖面极广，不仅包括了村上的长短篇小说和主要随笔集，还包括游记和纪实文学，而担纲主要译者的就是林少华。这套文集中的很多作品在经过多次再版印刷之后，为村上春树在国内赢得了庞大的读者群，使其成为21世纪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如此红火的市场效应让出版社毫不犹豫地成为村上文学译介和出版的最大推介者。一旦村上有新作问世，出版社马上就会通过代理商购得版权，不久便有中译本面市，紧随其后的就是各种书评和言论，只要是和村上有关的论文都能迅速地见诸报端。

2002年，村上发表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之后，在国内立刻掀起了一股新的研究热潮，同时，研究视角和阐释方法变得更加多样和新颖。首先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使用，俄狄浦斯情结成为解读这部小说必不可少的一把钥匙。秦刚翻译了东京大学小森阳一的研究专著《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481]并连续发文推荐这部学术专著，毫无疑问，小森阳一的观点和研究理论对国内研究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次，小说独特的多重结构的叙事手法也成为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比如张青在《村上春树的叙事艺术——试析〈海边的卡夫卡〉》中指出村上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使用了俄狄浦斯王的神话传说构筑起互文性叙事的开放性文本，又利用梦幻和现实的融合将“我”的成长故事融合在中田老人的二战背景之中，将日常和历史联系在一起。[482]魏大海的《村上春树小说的异质特色——解读〈海边的卡夫卡〉》指出从村上的创作意图、文学表达或文体特征上看，已具备了明显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异质特色，旨在虚幻与现实的强烈对照中揭示出现实世界的真实本质。[483]由此一例便可知，村上文学已经成为了21世纪日本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

纵观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国内村上文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列举出研究专著和论文集6部：林少华的《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为了灵魂的自由：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484]；雷世文主编的《相约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的世界》[485]；岑朗天的《村上春树与后虚无年代》[486]；杨炳菁的《后现代语境中的村上春树》[487]以及杨永良的《并非自由的强盗：村上春树〈袭击面包店〉及其续篇的哲学解读》[488]。学术译著4部：美国学者杰·鲁宾的《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489]、日本学者黑古一夫的《村上春树——转换中的迷失》[490]、日本学者小森阳一的《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491]以及文艺评论家内田树的《当心村上春树》[492]等。另外，还有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研究论文400多篇，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60余篇。从这些专著、论文集、译著和论文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这十年来国内村上研究的两大主要特点。

第一大特点就是村上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长篇小说，尤其是《挪威的森林》《寻羊冒险记》《海边的卡夫卡》《1Q84》等畅销小说，学者们从各个视角对其进行了反复的解读和剖析。比如：刘婧在《〈挪威的森林〉中的男性叙述与女性形象》一文中指出《挪威的森林》中被忽视的男性话语霸权中的女性形象问题，忽略其美好的女性形象代表了男性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而在直子和绿子的选择中暴露了男性叙事者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493]类似的论文还有董群智《村上春树小说的女性解读——以青春三部曲为例》[494]。而尚一鸥的《〈寻羊冒险记〉的艺术开拓——村上春树小说论》则认为该作品是村上青春三部曲的压轴之作，在语言的叙事性与作品的故事性有机结合的领域，显示了作家的艺术开拓与创造精神。[495]王玉英在《后现代语境下村上春树作品的比喻辞格——以〈海边的卡夫卡〉为例》一文中通过对近200个比喻词格的考察，发现该作品的特点是将通俗易懂的本体与喻体并置，形成意想不到的“落差”，并在“落差”间创设了一个相互流动的语义场，使语义增殖、发散，作品意蕴也因此更加丰富和复杂。同时，指出村上的这种“落差式”比喻辞格的建构与其后现代语境下形成的认知模式密切相关。[496]尚一鸥在另外一篇题为《日本现代社会伦理的文学阐释——〈1Q84〉小说人物形象论》的论文中指出，村上在这部作品中有意识地参与到与社会文化文本的对话与循环之中，以解读现代日本人的精神危机的内涵。国家体制、宗教组织、学潮记忆、文坛黑幕、家庭暴力、黑社会的现代形态、晚婚与婚外恋的时代潮流等现实介质，遂根据人物塑造的需要纷纷涌入，形成村上春树特有的“人学”观与小说模式。[497]

研究者们对短篇小说和纪实文学的研究着力不多，研究对象主要为村上成名作品《且听风吟》《去中国的小船》《象的失踪》等。比如：尚一鸥、尚侠的《村上春树〈且听风吟〉的文本价值》[498]；关冰冰、杨炳菁的《“我”与“象的失踪”——论村上春树短篇小说〈象的失踪〉中的“我”》[499]等。不过，值得期待的是王艳华的研究，她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文《短篇小说在村上春树创作中的作用和价值——以〈去中国的小船〉为中心》一文中指出村上的短篇既是他长篇小说探索的前奏，又是他一些重要思考的试验田。将村上的长短篇结合互见，会加深对村上的全面把握。[500]另外，林少华有两篇论文涉及了村上的纪实文学，其中，在《之于村上春树的物语：从〈地下世界〉到〈1Q84〉》一文中，他把村上的长篇纪实文学《地下世界》作为解读《1Q84》的钥匙，指出《1Q84》由于抽去了制造封闭性物语的主体，减弱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社会认识价值和现实批判力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并非一部成功的优秀的作品。[501]在另一篇题为《〈在约定的场所〉：之于村上春树的“奥姆”》的论文中，林少华对这部纪实文学进行了专题研究，他从“约定的场所”是怎样的场所、何以有人进入那样的场所、村上何以介入奥姆真理教的问题这三点切入，对文本加以梳理剖析，并试图提出新的读解方式。并认为这是村上创作道路上的一部“拐点”之作，作品的意义及其中含有的教训、寓意和丰富的启示性远远超过了文学作品本身。[502]

此外，村上的游记和随笔的研究更为鲜见，不过，由于其中内容多涉及村上自身生活经历和创作思考，反倒是经常作为佐证出现在村上小说研究中。作为个案研究，可举例的有佟君的《蛋撞墙：村上春树的文学选择》，该论文观察到村上文学的改变，并指出村上春树文学的一种创作主题的走向选择已经从个人走向群体，更由群体走向人类社会，从而使其文本呈现出了社会关怀的宏观叙事景象。[503]

更为罕见的是对村上译作展开的研究成果。村上春树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小说家，还是一位美国当代小说的知名译者，他的小说创作受到美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目前国内只有杨炳菁在《论村上春树的翻译》一文中对村上的译著以及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进行了专题研究。该论文概述了村上春树所译的作家和作品，并对其译作的主要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雷蒙德·钱德勒对村上文学的影响做了初步的探讨。[504]

国内村上研究的第二大特点就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纵深化。既有宏观的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接受美学和文学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又有微观的精神分析学、文体学、叙事学视角，此外，还有从意识形态角度研究村上历史观，利用比较的方法为村上研究建立各种参照系等等，不一而足。毫无疑问，这些方法的交叉使用为我们更好地解码村上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在21世纪的村上文学的宏观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赵曦的《理解村上春树三个的“关键词”：后现代主义、音乐与孤独》[505]；王志松的《消费社会转型中的“村上现象”》[506]；刘研的《“中间地点”论：村上春树的多元文化身份初探》[507]和《村上春树的悖论：虚拟时代的生存之道》；张昕宇的《从“全共斗”到“战后”——论村上春树早期作品的精神内核》[508]；刘海英、关醒的《解读村上春树的“寻找”意识》[509]；杨永良的《村上春树文学世界的支配原理——兼论村上春树文学创作的主题与主线》等。其中，刘研的两篇论文提出了比较新颖的研究视角，尤其是在《村上春树的悖论：虚拟时代的生存之道》一文中，他把村上文学置于宏观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之下，分析并指出村上的作品通过前往异界冒险、倾听音乐和风之歌以及日常生活体验构建了一系列悖论。也就是说，他的小说既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慰藉和暂时性的解脱，其中似乎还蕴含着重建个体自由的希望，但也存在消解善恶和历史并陷入虚无的危险。[510]杨永良的论文也别出心裁，他认为因果规律、熵增定律、“善恶平衡”原理是支配村上春树笔下的可能世界的根本原理。由于村上春树所刻画的世界几无例外都是一切事物均由此类原理所规定的决定论的世界，因此，村上春树笔下的、具有塑造自己生活的强烈愿望的各类小说人物便都因此而失去了其选择的自由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失去了其能动性和可能性，也失去了其作为一个人类成员所赖以自立的尊严。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则在于笛卡尔、莱布尼茨、伯林、卡夫卡等人对于小说作者的各个方面的不同影响。[511]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否成立姑且不论，仅凭论证过程以及相关理论的引入就足以让我们看到21世纪的研究者在村上文学研究中力求创新、争取突破的决心。

在村上文学的微观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尚一鸥、尚峡的《村上春树〈且听风吟〉的文本价值》，该论文认为《且听风吟》是村上小说的语言风格、写作技巧和后现代主义艺术氛围的源头与雏形；是作家从摆脱日文小说文本平庸拖沓的理念出发，借鉴美国现代小说简洁明快的文风，所完成的小说文本的革命性变革；是当代日本小说精神和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512]这是关于村上小说文体研究的一篇代表性论文，同时也反映了研究者之间的一个共识，即村上小说文体的特点就在于语言简洁流畅又富于哲理；深受欧美文学风格影响，幽默风趣的叙事风格完全摆脱了日本小说的呆板与晦涩。另外，还有关冰冰、杨炳菁的《多元文化的融合体——论村上春树笔下的“杰”》，这篇论文主要以村上春树笔下的“杰”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其姓名、所经营的酒吧以及他与小说中另外两位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可以把握其中传达的信息。并指出，较诸将“杰”视为有着特殊身份的实体人物，把他作为文化符号能够为阅读村上春树小说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513]这篇论文所采用的符号学视角，对解读村上小说人物的形象特征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就村上文学的战争观、中国观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课题展开研究的论文有：尚一鸥的《村上春树的伪满题材创作与历史诉求》，该论文认为对于村上春树来说，中国不仅仅是其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是其家族经历的一部分，也是其人生理解的一部分。他的伪满题材创作集中反映了这位日本作家的复杂的中国心态。在他笔下，诺门坎战役中与战争相关的文学描写，尽管参照了许多伪满时期的原始资料，实际上却是村上春树所虚构的一种艺术世界。在中蒙边境上，村上春树并没有寻找到他真正应该找到的东西。[514]其次，还有赵佳舒的《历史的记忆与传承——论村上春树的战争观》，该论文认为村上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战争的认识呈现出由浅入深的趋势，对战争罪恶的揭露也日趋尖锐和深刻。《寻羊冒险记》《奇鸟形状录》和《海边的卡夫卡》是最能代表村上春树文化意识形态的三部作品。村上在作品中不断叙述战争历史，其目的不仅是让日本民族记住那段历史，并进行反思，而且把日本的历史和现实有机结合起来，以历史为平台，阐述日本过去和现在本质上的共同之处。通过历史反思现实，指出在延续了战前官僚体制控制下的日本现代社会中日本人某种思想的缺位。[515]对此持相反意见的论文有由同来《论村上春树否定历史、开脱日本战争责任的故意和逻辑方法》，该论文认为村上在“奥姆事件”之后，虽标榜要以社会责任感探究日本回避责任型社会体制缺陷的问题，但是，他在对有关“诺门坎事件”和“沙林暴力事件”的思考中，却与这美丽的口号产生了严重的偏离。村上的历史观与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皇国史观如出一辙，他背离了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作家所应背负的使命感。[516]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刘研的《村上春树可以作为东亚的“斗士”吗？——〈奇鸟行状录〉战争叙事论》，该论文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视角切入，指出村上虽然在文本表层结构设置了集体记忆的编年史线索，但他在战争叙事中传达出的对战争本质的认知、对中国人的符号化描述、对战争罪恶的虚无态度以及以电脑游戏般的解决方式对战后日本国民精神创伤实施的“疗愈”，却表明对于战争记忆，作家并未超越民族主义的文化立场，他对战争记忆的追溯也并未构建出一种批判性的历史意识。[517]

三、关于村上文学中译本的论争

村上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末至今最受欢迎的外国文学并在中国吸引庞大的受众群体，除去中国社会对外国文化接受度的变化等外在因素，最重要的内因还是要归功于译者林少华的翻译风格。从1989年翻译出版《挪威的森林》开始，林少华独自承担了近四十部村上作品的翻译工作，被戏称为“林家铺子”。然而，就在林译本获得广泛赞誉并为村上文学赢得了无数中国读者之时，来自国内外的有关林译本的论争也开始甚嚣尘上。这一论争的热烈程度、持久性和影响面都超乎想象，以至于有学者把它和1995年的《红与黑》汉译论争相提并论，并进行了比较研究。[518]

在此次论争中，对林译本持有批评意见的代表学者是东京大学文学部的藤井省三，他在题为《论村上春树的汉语翻译——日本文化本土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变革》一文中指出了林译村上文学存在的错译漏译现象，并援用劳伦斯·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对林少华的翻译观提出了批判。由于藤井本人是中国文学，尤其是鲁迅文学的研究者，他还在论文中把村上文学的翻译问题放到中国近现代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认为村上本人通过翻译受到鲁迅的影响，而其自身的作品又通过翻译对中国当代文学也产生了影响。[519]对此，林少华在题为《文体的翻译与翻译的文体》的论文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观。他认为自己的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忠实传达了原作的文体，但并非百分之百的所谓等值翻译。这是因为，文学翻译既然是再创造的艺术，就必然有译者个性即译者文体介入其间。换言之，文学翻译只能是原作者文体和译者文体，或者文体的翻译和翻译的文体相妥协相融合的产物。[520]

2009年是论争最激烈的一年，国内的日本文学研究者纷纷撰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比如：王志松的《翻译、解读与文化的越境——也谈“林译”村上文学》通过多个文本比较分析指出，林译本的质量要高于其他几个村上译本，是最终占领中国大陆读书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还进一步探讨了“林译”在21世纪之交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所扮演的文化角色，指出其独特的文体和独到的解读既有消解主流话语的一面，但也存在着回避现实的危险。[521]王成的《翻译的文体与政治——“林译”文体论争之刍议》通过比较“林译”夏目漱石的《心》和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的翻译文体，指出“林译”文体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对批评林少华翻译思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522]杨炳菁的《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林译村上文本在中国大陆》从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两个方面对林少华在村上文本的译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并指出在文学翻译方面，林少华的翻译观体现了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归化”为主的翻译理念。林译文本在传播以村上文学为代表的日本当代文学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翻译文学领域，林少华的翻译对解读村上文学起着导向性作用。而林少华所撰写的有关村上文学的研究性文章一方面起着深化阅读的作用，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目前国内村上文学研究的单一化倾向。[523]林璋的《文本的翻译与评说——以林少华译〈挪威的森林〉为例》讨论的是文本产生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翻译技术问题。翻译技术包括分析技术和表达技术，分析技术又包括原文文本的分析技术和译文文本的分析技术。他以林少华译《挪威的森林》为例，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技术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翻译中是否运用分析技术会直接影响译文成败。[524]

另外，还有学者试图通过不同译本之间的比较来辨析各个译本的优劣，比如于桂玲的《从〈舞舞舞〉的三种译本谈译者的翻译态度》结合原作对比研究三种译本，分析各自特点及共同点，结合时代背景探讨翻译过程中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译者的影响，阐释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翻译理论对我国传统翻译理念的冲击，指出译者应该最大限度隐藏自己，再现源语言文化[525]；饶永伟的《从功能主义目的论看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选择——以村上春树〈寻羊冒险记〉中译本对比为例》以村上春树《寻羊冒险记》的林少华版和赖明珠版的两个中文译本为例，从翻译学界中德国功能主义目的论的角度来分析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的选择问题和翻译标准。[526]

这场论争从表面上看是翻译方法、翻译理论上的争鸣，林译本只不过作为实例用来佐证各家的翻译观而已，但在翻译观点的背后，却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锋与碰撞。

综上可见，国内学界对于村上文学的研究视角正在不断地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和变化，最终目标应该是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并获得在国际日本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