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学的途径^[1]

我生长在安徽的桐城，自幼便深刻地受着古文的影响，虽然以后进武昌高等师范，但是对科学依然隔膜，考到科学的功课时，便当作文做，自己那时的英文程度亦不好。及到后来保送到香港大学去时，因为要通过入学考试原故，才下死功去钻研英文和其他科学，数学亦是那时学好的。进港大以后，因学校的制度不同，他们注意在普通科，虽然入文科而趣味亦偏重在文学，但只能下三分之一的工夫，而三分之二的时间却要用在心理、生物、哲学、教育学、历史等上面。那时对治学的感想还没有甚么，只觉得自己天真烂漫的。在香港读了五年，民国十年到上海，在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江浙战争起后，中公停顿，便开办立达学校。在立达的生活是苦干的一页，教员自己掏腰包租房子设学校，学生大都是中公来的，那时一面教书，一面拿出钱来，维持生活的办法是在上海医专等校兼课，学校便是这样维持下去。

一 人格感化的教育

那时我对于中学教育的感想，觉得中等教育应有办学人自己的旨趣，而不全依政府的规定，在立达中可说是行的感化教育，师生不在法治精神下相处，完全好像一家人似的，并且学校还不主张开除学生。在上海任教两年，后来考起安徽省的官费留学便到英国去，那是1年的事。到英国直接进爱丁堡大学，那里是三年修满，行自由选科制，每年只习两科，虽是只有两科，工作却很繁重。在爱大主要还是学文学，其次哲学、心理学、艺术史等，那时的趣味是两方面的，一是文学，特别是诗的方面；一是哲学和心理学。我的文学的趣味亦常常变迁，起初，我喜欢浪漫主义时代的作品，看不起十七世纪的neo-classcic的修辞和感伤的情绪。近代英国诗，尤其是象征主义的，反对修辞和感伤至烈，可说后来我亦喜欢过它，古典的东西我亦喜欢，但我真正下功夫研究的却是十九世纪的英诗，如华兹华斯（Wordsworth）、布朗宁（Browning）诸人。对文学我不信甚么主义的文学最好，我以为不管属于任何主义的作品，好的终是好的，坏的终是坏的。

二 学文学应通心理学

学文学我以为应通心理学，它对文学的理论方面是大有帮助的，尤其研究近代小说，所需心理学的知识更多。美学我也喜欢，重视；我受它和文学的训练，对我有莫大的裨益。文人们说科学使人客观化，但我以为文学也能使人客观化，我自己便是一例。我学文学与美学的所得是学会看人，把“自我”置诸物外，纯粹作为旁观者，这样自己常是小说家、戏剧家去看人，看社会，这种“无我”的境界使自己摆脱许多无谓的烦恼和纷纭。民国十六年从爱丁堡大学毕业，转到伦敦大学。在伦大是最自由研究的时期，读书的范围很宽泛。在大学中只选一两门功课听讲，而大部的时间都用在伦敦博物院的阅览室里自修，特别偏重于美学和文学批评的读物与研究。《文艺心理学》的作品便在那时完成的。两年后到巴黎，换个口味研究法国文学和继续心理学的研究。在那里住到一年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法）去。地方虽换，研究的工作还是继续的。《悲剧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raged）便在那里完成的。两年后便回国来，任教北大。

三 兴趣与训练是治学两大要素

现在对治学的意见，是觉得兴趣和训练两者都必要，前者好像是引进，而后者则像是推动。两者相辅相成，舍一取一是不完备的。对个人的感想是觉得从前读书似乎随便一点，原因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现在教学了，小心翼翼地研读，好像责任在鞭策自己似的。生平的憾事是不娴音乐，不习运动，我以为两者对生活极重要，因为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安慰寂寞。运动可以健练身体，活泼精神。从前常感没有工夫去注意它们，而现在更没有机会，同时亦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