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于古代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已有相当大的推进，在相关领域中，其中的重要一项即是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研究。20世纪80年代，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1]一书发其嚆矢，就唐代进士行卷的若干方面进行考索，探讨有唐一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关系；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2]一书则采取文史互证方式，从科举制度与文学在诸多层面上的互动影响展示从文史综合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此后二三十年间，此类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就宋代科举与文学研究而言，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学人论著，或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观照文学思潮，或从具体科举事件着眼揭示宋代知识群体的观念与整体风貌，在科举与文学关系方面取得斐然成果。[3]如何在科举与文学的研究领域继续挖掘深入，寻找新的研究点，成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本书即选取词科这一科目，围绕宋代词科与文学的关系展开讨论。一般说来，在关于宋代的科举研究中，常举特别是进士科的研究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多，制举与词科既不常设，其得人情况与常举无法相提并论，故而受到的关注较少。不过如果我们还原宋代科举的历史情境，则会发现，词科实际上是宋代尤其是南宋前中期颇为重要的一个科目，在当时受的关注尤其多。本书所论词科，是一个总称，在宋代不同阶段有不同称谓。哲宗绍圣元年（1094）五月，首立宏词科；翌年立宏词科考校格，正式开科取士。徽宗大观四年（1110），将宏词科改为词学兼茂科。南渡以后，词科制度得到延续，高宗绍兴三年（1133），词学兼茂科改为博学宏词科；理宗嘉熙二年（1238），另设词学科，降等取士，同时博学宏词科不废。以上科目统称为“词科”。总的说来，&nbsp；词科在两宋前前后后盘桓了一百余年的时间。

就其性质而言，词科“是为选拔起草诏诰以代王言的人材而特设的科举考试科目”，[4]其设置意图与功能有颇多可注意之处。唐代“词科”原本具备两种含义，一种是指进士科，一种是吏部选科目中的博学宏词科。宋代的词科，其名称袭自唐代，但所试内容大有差别：唐代的博学宏词科主要试以诗、赋、论，所试内容接近常举科目；而宋代词科所试，绍圣二年定为章表、露布、檄书、颂、箴、铭、诫谕、序、记等九种；大观四年除去檄书，增入制诏；绍兴三年，词科固定试以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等十二种文体。追溯词科其源，实因哲宗亲政后，新党再次执政，一意反元祐之法，恢复熙宁经义取士制度，朝廷应用文章的写作人才相形见绌。为补此之失，立宏词科吸纳专门人才。王安石经义取士后，诗赋既罢，试以词学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词科这里。

词科与南宋四六文的兴盛实有不解之缘。南宋人对词科与文学尤其是四六文的关系，已有所体察。谢伋《四六谈麈序》称：“朝廷以此取士，名为博学宏词，而内外两制用之。四六之艺，咸曰大矣！”“下至往来笺记启状，皆有定式。”[5]刘克庄也说：“自先朝设词科，而文字日趋于工。”[6]均指出词科与南宋四六之间的关系。现当代学者在论述词科时，也往往指明这一点。民国时期金秬香所著《骈文概论》，书中下的一个判断是：“南宋古文衰而骈文盛，皆出于科举。若孙觌、滕庾、洪遵、洪适、洪迈、周必大、吕祖谦、真德秀之伦，在博学（弘辞）[宏词]科，最为杰出，而有文名。”[7]南渡之后，除绍兴十三年、绍兴二十七年，臣僚两次建言将经义、诗赋合并一科并各尝试一举外，常举一直沿袭诗赋、经义分科取士制度，较为稳定。金氏所说的对骈文施加直接影响的科举科目，主要就是词科。当今文史学者在论及词科与文学的关系时，对此也有较为统一的结论。如祝尚书先生认为：“在北宋古文运动之后处于弱势地位的骈文，能够在南宋复兴，主要推动力正是词科。”[8]曾枣庄先生也指出：“宋代四六文的鼎盛期则是南北宋之际及南宋前期，这是古文与骈文并兴的时代，四六文名家辈出，名作如林，出现了大量总结四六文写作经验的四六话。这与博学宏词科的设置有关。”[9]关于词科对南宋骈文起到的推动作用，学界的看法基本上一致的，没有太多争议。

那么，为何词科会与南宋骈文的兴盛发生关联呢？首先在于，词科所试，包括制、表、箴、颂等应用文体，主要是以四六文写作。四六文虽然常常受到宋人的批评，但它在当时是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中必须用到的文体，如洪迈所说：“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搢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10]吴奂然称：“施之著述则古文可尚，求诸适用，非骈俪不可。”[11]这一现象到南宋尤为突出。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往往忽略四六文，有些学者认为，四六文的命运，自唐以来，“受了古文作家们最大的攻击，以至于销声匿迹”，[12]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据曾枣庄先生统计，吕祖谦《宋文鉴》所选各种四六作品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魏齐贤、叶棻合编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四六文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13]近人所编《全宋文》，其中收录的大量制诏、表启、碑铭、颂箴等以四六文为主的应用性文章，也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词科之文是应时代对四六应用文之迫切需求而设，恰如绍兴六年喻樗上奏所云，词科所试“实为有用之文”，[14]与四六文性质接近，故词科的兴盛也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其次，针对词科之学的理论研究在南宋也已展开，《四六话》作者王铚出身于词学家族，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也多引词科应考文章，对之进行品评。这些都是词科对南宋四六文话的直接影响。另如王应麟《词学指南》，对十二种词科文体的写作程式和写作技巧有所总结，进一步促进了四六文写作的理论总结与提升，本书的第六章对此还有详述。

宋代的四六文与古文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消有长，情形较为复杂，不可一概可论。总的说来，四六文在古文压挤之下并未失去其半边江山，相反却能与之抗衡，这在文学史上是不可忽视的现象。20世纪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学界对北宋的古文运动及其对宋代诗文的影响投入了较为充分的研究，骈文研究则相形见绌。不过，现今学界也在纠正重古文而轻骈文、重北宋而轻南宋这样的学术风向，南宋文学尤其是四六文方面的成果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与四六文资料及内容的丰富相比，目前学界对这部分承载公私等诸多应用层面的四六文的渊源流变、内容内涵、应用形式等研究，已有了一些推进。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文学研究中长期延续下来的纯文学的研究思维，使这部分文体的研究，似乎难以超越一般思维所限定的审美范式，许多问题仍然未能解决。例如，文学研究的界线是否不可逾越；在诗、赋等纯文学体裁之外，如何看待像诏敕、公牍、颂箴等情志较为缺乏的应用型文章，它们是否有其文学意义与审美意义，我们应在何种层面上对其进行研究。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制度与文学的研究必然会受到阻碍。如果我们仍然沿袭纯文学的研究思路，遵循以往对纯文学体裁的审美范式研究，不能够将触角向其他应用性较强的文类扩展，那么文学研究的格局势必无法深入。

对制度与文学研究方面审美范式的突破，实际上涉及对制度与文学关联、纽结程度的理解。相关研究的推进又取决于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制度研究的深入，例如与文事、著述相关的唐宋中枢秘书制度（包括翰林制度）、馆阁制度等研究，这方面史学界这些年已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15]文学研究应向史学研究借鉴，一是在充分掌握制度史细节的基础上，将单向的、个体的文学行为放在某一制度下来进行研究、观照，将其来龙去脉揭示清楚；二是制度与文学结合起来研究，考察某一制度背后是否蕴含文学需求以及制度对文学与文化的正面塑造与潜在影响。这方面学界在近二三十年内也已出现不少研究成果，较早有傅璇琮先生对唐代翰林学士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又出现宋代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唐代、明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幕府制与文学研究、馆驿制度与文学研究、贬谪与文学研究等等，[16]这些研究从各项制度入手，探讨它们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加深了我们对制度与文学的理解。不过在实际操作层面，仍然较为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文学研究在尝试超越以审美为根基的纯文学范式的研究，扩展到制度的层面时，文学与制度层面的联结点往往较难把握，结合得也较为粗糙。制度与文学两方面的研究本来是没有交涉、各自为政的，如不能将二者之间关于外部与内部各个层面辨析清楚，从其颉颃共生的关系入手，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关键点就无法把握。

本书的写作则基于以下考虑：制度与文学各自有不同的形成机制与生长环境，它们的交结点在于人本身——制度与文学均是由人创立与创造的，它们之间的互动，实际上与身处制度下的文人的身份与职业密切相关，其中环境的因素不可忽略。具体到宋人身上，这种“环境”可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在科举制主导下的文官官僚社会中，宋代士人经由科举这一人才选拔制度进入权力体系，少数人得以幸运地进入政权核心或者文化组织的核心，本书研究的词科，作为一项科举科目，为这部分擅才使藻的文人提供了特殊的入仕渠道。除去文化传统的濡染，这部分士人早年的教育背景、认知视角与生活经历，对他们后来的文学活动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并未随着科举的结束而结束，他们因为占据文官政治集团的中心位置，其为官后的身份，对其文学格局的形成、文学观念的认知、文艺操习的践履等方面，仍然进行着规约和引导。从宏观上说，科举文风的变革会带来文坛的风气转换；从微观上说，在科举社会下，某一士人个体早年所接受的、有规导倾向的教育是如何影响自己其后的文学实践的，他的在朝与在野身份、或通达或偃蹇的仕履经历等对文学所产生的如影随形的影响，尤其值得考察。我们常以宋代的馆阁翰苑文人为例，研究他们在馆阁翰苑中进行的诗词唱和、书籍校勘等与文学有关的活动，其中不可忽略的背景即是，像馆阁翰苑等储才、备顾问之地，文人身处其中，唱和交游、应制备选等文事活动会带来文学上的趋同，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易留有相似的环境、意象与相似的特点；研究贬谪诗人也同样如此，一旦诗人被贬谪与流放，那么其谪人的身份以及特殊处境下的情绪，对其文学活动无疑也有所投射。研究这些具体情境下的文学内容就不能光分析作品，从而忽略写作主体的角色以及此角色带来的群体性或个体性的文学行为。

具体到本书所研究的宋代词科，须强调的是，词科相较于一般的科举科目，又有特殊性。它并非如常举科目单纯考量文才、政事或对儒学经义的理解，而更多的是为除授官员、张大国体这方面的应用而设，在实用性与实践性方面有更强烈的规导，这种规导在同样注重实用与实践性的四六文之上，找到了某一契合点，故而成为本书所揭示的制度与文学联结的一个典型案例。笔者认为，这些四六文作者背后的“身份”，通过这项科举制度发生了转变。他们的身份在从科举考生变为职业官僚之后，作为供职于翰苑掖垣的写作者，其写作上的直接变化是将之前的模拟文章真实地呈现出来，使文章的实用性与实践性得以变现。词科主要是为选拔词臣而设，对词学的考量与假拟情境塑造能力的考量，在词科应试与取士标准上已有深刻体现，词科出身的士人在担任词臣、长期代为王言的过程中，迅速适应自己的角色，形成词臣群体，这一新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视角与文学的眼光，会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其主要表现，就是对于润色宏业之文的认可与主动追求。身为文学侍从，他们所进行的长期的重复性写作实践（这里意指大范围的书写实践，包括纯文学体裁与非纯文学体裁），致使他们对本朝文学史的认知与同时代人的一般认知之间存在差别——词学之人往往更看重代言之文与四六文在文学史上发挥的影响，对张大国体之文的看法与一般中下层文人、职业官僚及道学人士的态度有所区别。这种歧异在他们的前官僚时代也就是科举时代就得以积累，在其担任文学侍从的过程中得以强化。本书的绪论部分即引入“身份”这一观照视角，以期找到一个可供操作的论述角度。

在“身份”这一环节之上，本书尝试从科举与文学的缠结互动层面，推导出一些宋代科举对文学影响的论点。这些论点建立在以下几个事实的基础之上：首先，在整个两宋时期，词科仅取百余人，虽然取士人数有限，但南宋前期开始，词科受瞩目程度却相当之高，这既与南渡以后的中兴心态和统治者的重视有关，也是由于此科不断选拔出一些较为突出的文坛与政治人物，对举子形成莫大的吸引力所致。这样一来，科目也借助一些词科出身的四六大家所撰拟的公私文翰的传播，带动了骈文的兴盛。从文化背景上说，这种关联脱离不了中兴时期对“文”的重视，重文尊儒背景为词科的兴盛提供了坚实有效的支撑。如追源溯流，我们会发现，宋代的词臣文化与唐代实有一定的延续性，对王言的重视实际上从唐代就开始了，目前学界对此已有揭橥。[17]实际上本书所关注的词科作者，与唐代的“大手笔”作家，也有一定的内在承续性。尽管唐宋政治文化环境已有显著差异，但有一个基本史实可以确认，即宋代的词臣文化与中唐以后、一直延续到五代的政治文化有其内在关联。宋代的词臣文化经太祖至英宗五朝，在延续唐末五代的词学风气的基础上，又有了相当的发展，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尤其从太宗朝到真宗朝，受两位皇帝的鼓励与对翰林学士的重视，词臣与词学文化受到了极大程度的奠定。宋代从前期开始就已进入成熟的科举社会，北宋前中期词臣的输出主要依靠进士科完成，寒素人士参加科考的比例大为提高，进士科所试诗、赋很好地担当起词臣能文的任务。这里我们须点明，诗赋与词学的内在关联是被宋人默认的，如王铚所说：“世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故诗赋盛则刀笔盛，而其衰亦然。”[18]词学所贵之四六，与诗赋同源，故二者的消长往往呈同一态势。北宋前期的词臣输出传统一直到英宗朝都没有中断，朝臣对科举的主要讨论往往集中在录取人数上与开科频率上，词臣之职在稳定繁荣的科场氛围中得到人才上的供给，没有其他的额外需求。但是到了神宗熙宁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王安石以经义取代诗赋，宋代科举首次面对一个大的断裂，几年间引起了朝臣对科举科目的激烈争论，在思想上震动不小。诗赋与词学原本出于同一机理，熙宁间诗赋既罢，对词学最大的影响是，它突然中断了词臣的输出渠道，相关人才供给的特殊性被忽视了。从熙宁变更科场到绍圣初设词科，中间尚有二十余年时间，其间相关人才的断供，使得朝廷侍从文人的水平几乎达到了某种窘迫的境地，这在北宋后期尚有若干次讨论。这属于制度变更直接导致的对文学的干扰，在这种情境下，词科的设置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北宋词科，从绍圣二年（1095）初次取士到徽宗宣和六年（1124）最后一次取士，首尾30年，总共开考25次，共取66人，得人较为密集。与之相比，南宋词科从高宗建炎二年（1128）到度宗咸淳十年（1274），首尾147年，总共开考52次，可考者43人，时段较北宋为长，取士却见少，与北宋尚有差距。那么为何本书将文学时代的断限限定为南宋，而不是两宋，何以未将北宋后期纳入研究中呢？对此，笔者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层面的考虑：

首先，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相比北宋，南宋文人或由词科选为词臣、掌内外两制，通过词科致身通显的现象更为常见。四库馆臣对此已有所揭橥：“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按：指词科）出，最号得人。”[19]词科从设置后年年取士，从徽宗宣和六年开始，改为三年一次附省试，南宋恢复科目后，几十年间制度不再改变。从每年考试发展到三年一试，考试的间隔期拉长，试人也未见增多。但南宋词科得人之盛与影响之广，是北宋不能比拟的。南宋词科出身的士人，可举出“三洪”（洪适、洪遵、洪迈）、汤思退、周麟之、周必大、唐仲友、汤邦彦、倪思、真德秀、王应麟等南宋政教、文化界的著名人物。文天祥《跋王元高词科拟稿》一文称：“我朝言治者曰庆历、元祐、乾淳，厥亦惟欧阳子、苏公兄弟、周益国、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为缫籍粉泽，功光当时，垂休无穷，岂曰小补之哉？”[20]在宋末人眼中，“三洪”、周必大等作为南宋文学大手笔的代表，足与北宋文学大家相抗衡。他们都是词科出身，对南宋文坛的走势无疑颇有影响。

词科得人，还可以与制举进行比较。制科在北宋也是较具影响的科目，南宋词科与之相比，得人情况有什么共同点与不同点呢？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分别对“制科宰执数”与“词科宰执数”作了统计。首先看制科：

国朝制策登科四十人，至宰相者一人而已：富文忠（弼）。执政者九人：夏文庄（竦）、吴正肃（育）、张文定（方平）、田宣简（况）、吴文肃（奎）、邵安简（亢）、苏文定（辙）、李黄门（清臣）、范荣公（百禄）。

此一记录与“词科宰执数”相对照，可以看出差别：

自绍圣乙亥（按：绍圣二年，1095）至绍熙癸丑（按：绍熙四年，1193），以宏词中选者凡七十二人。其后至宰执者十一人：孙忠定（傅）、滕枢密（康）、卢左丞（益）、张文靖（守）、范参政（同）、秦忠献（桧）、周枢密（麟之）、洪文惠（适）、洪文安（遵）、汤庆公（思退）、周益公（必大）。入翰苑者二十一人：吴龙学（幵）、卢左丞（益）、孙尚书（觌）、张文靖（守）、滕枢密（康）、胡尚书（交修）、范参政（同）、刘侍郎（才邵）、王端明、汤丞相（思退）、周枢密（麟之）、洪丞相（适）、洪枢密（遵）、洪内翰（迈）、莫直院（济）、周丞相（必大）、赵舍人（彦中）、李尚书（）、陈侍郎（岘）、陈内翰（宗召）。[21]

由以上材料可知，以词科中等、此后经由馆阁翰苑担任宰执者，在宋代特别是南宋，业已成为一条较为直接的晋升之阶。[22]李心传所举百年间词科中选者，担任宰执与入职翰苑的除去重复者，共有22人，其中北宋词科10人，南宋12人，似乎人数上差不多，但李心传的统计中，南宋入翰苑者还遗漏了傅伯寿、倪思，而且也仅至绍熙年间。若考虑到北宋的10人是从66人中选出的，南宋的12人是从43人中选出的，则南宋词科得人标准还是略优厚些。魏了翁称：“自绍圣立宏博科，汔于淳熙之季，所得不下七十人，而至宰执、至翰苑者仅三十人。”[23]魏氏说法近于李心传，似乎跟四库馆臣的说法有差异。但在当时人的印象中，南宋词科较北宋为繁荣。南北宋词科出身的士人，在升擢方面有也区别，有一条材料可说明南宋人对北宋词科人士升擢的观感。南宋人熊克称：

窃以元丰外制之职，仍归舍人；绍圣宏词之科，以待文士。然而居是职者，未必擢于辞级；登是科者，或不升于制垣。邈前后以相望，旷古今而一遇。[24]

熊克并不认为北宋词科有其特殊性，自然是为了突出绍兴十二年与十五年“三洪”入等词科的荣耀为前代所无，但也揭示出，从绍兴年间重开此科始，词科很快成为一时之盛，与北宋后期此科的寂寂无闻已经形成一些对照了。

其次，从骈文的繁荣程度看，南宋的骈文比北宋发展得更为兴盛，其中自然有着诸多因素，但词科对此的贡献也不能小觑。北宋的词科毕竟是到了后期才设立的，此科设立三十多年后北宋就灭亡了，北宋末期词科人士的文学活动一直延续到南宋前期。徽宗时期词科入等的文人如孙近（崇宁五年词科入等）、滕康、卢益（政和二年入等）、孙觌（政和四年入等）、胡交修（政和五年入等）、李正民（政和七年入等）、李长民（宣和元年入等）、刘才邵（宣和二年入等），这些人在南宋前期依然活跃，对南渡以后的政局或文坛发挥着影响。其中多人还位至宰执、侍从，如卢益在高宗即位后官至同签书枢密院事，滕康在绍兴初官至签书枢密院事（卒于绍兴二年），胡交修被召为兵部尚书、翰林学士（卒于绍兴十二年），张守绍兴间曾拜参知政事（卒于绍兴十五年），李正民绍兴间官中书舍人、吏礼二部侍郎（卒于绍兴二十一年），李长民则卒于隆兴元年，刘才邵官至吏部尚书（卒于绍兴二十八年）。更远者甚至有哲宗时期词科入等的葛胜仲（元符三年入等，卒于绍兴十四年），这些文人在高宗前期政坛上仍然发挥着影响，像秦桧和范同之流，在南宋前期的政治势力之大就更不用提了。孙觌在南渡之后虽然多数时间偏居乡里，但他享以高寿，至乾道五年（1169）方卒，在南宋前中期的文坛尤其是骈文写作上多有建树，是南宋前期的四六大家。以上列举的这些士人，虽然是北宋词科出身，但因为北宋很快覆灭，并未充分施展其才能，倒是主要在南宋前期的政坛、文坛上发挥影响，他们在文学上的成熟期也大多集中在其人生的中后期。因此将词科对文学的影响范围这一时间段限于南宋，并不是只论南宋词科，或者只论某一阶段。就文学影响这一整体层面看，将标题标为南宋更有集中性，也可借此考察南北宋同一科目在不同时期的影响。

除显见的词科入等士人之外，南宋还有一部分文臣与词科亦关系密切，他们大多曾经应试或准备过词科。学界往往就词科论词科，对这些词科的外围人士很少讨论。比如绍兴八年投匦上书、反对秦桧和议的王之道，孝宗朝官至吏部尚书的韩元吉、漳州知府傅自得，永嘉学派代表薛季宣，宁宗朝翰林权直徐凤，理宗朝翰林学士、知制诰程珌、洪咨夔，兵部尚书、中书舍人许应龙，四六大家李刘等等，他们均应试过或准备过词科。其中，确实有词科经历的有傅自得、韩元吉、洪咨夔和徐凤这几人。傅自得（1116～1183），字安道，孟州济源（今河南济源）人，傅察子，绍兴年间曾三试词科，遭秦桧所阻，未中，平生与朱熹相友善。[25]韩元吉（1118～1187），字无咎，号南涧，开封（今属河南）人，绍兴二十七年与周必大一起应试词科，朝廷初欲取二人，商议后只取了周必大一人，[26]韩元吉落选。虽未试中，但我们却不能忽略韩元吉的这一词学背景。韩元吉后在孝宗朝官至吏部尚书，黄昇称其“文献、政事、文学为一代冠冕”。[27]洪咨夔（1176～1236），字舜俞，号平斋，临安府於潜（今浙江临安）人，嘉泰二年举进士，嘉定年间举博学宏词科，有司奇其文，因时相史弥远嫌恶此科而报罢。[28]后在理宗朝任职两制。徐凤（1177～1224），字子仪，浦城（今属福建）人。庆元二年进士。从开禧元年（1205）到嘉定七年（1214），曾多次应考博学宏词科，后在朝任翰林权直。另外，南宋一些知名士人虽未应试，也曾备考词科。如王之道（1093～1169），南渡之后以直臣之声著名，集中现存词科拟作多篇。习以词科的还有薛季宣（1134～1173），为永嘉学派大家，集中也有拟词科文章多篇，虽未有明确应试记录，但应对此科有所留意。永嘉派与科举关系密切，薛季宣对词学的关注，以往也较少述及。永嘉学派重制度之学，对词科的知识结构应不陌生，大概他们介入科举的实际情况较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再如程珌（1164～1242），曾打算在嘉泰元年（1201）应博学宏词科，[29]后虽未应试，但也习过此科。又如擅长四六的李刘（1175～1245），于嘉定元年（1208）进士及第后，即欲应宏词科，并向真德秀请教。[30]这些文人虽未有明确的应试记录，但他们在早年均曾关注并研习词学，算是词科的外围人士。理学与词学本为对立，但不少理学人士与词科也有关联。除薛季宣外，朱熹友人刘清之（1134～1190）早年习词科，见朱熹后受其影响才改学理学；杨万里（1127～1206）也少习词科，后来又发出类似韩愈的俳优之叹，在张栻引导下改习理学。[31]再如王铚父、王明清祖父王莘，亦曾习词科，并向宋惠直传授词学。[32]王铚记问该洽，他所撰写的《四六话》是两宋最早的四六专书，这应与他背后的家族词学有直接关系。理宗朝词臣许应龙（1168～1248），嘉定年间亦习词科。[33]这些早年间曾应试或准备过词科的士人，虽然有些人在问学过程中发生了转向，但他们中间不少人在南宋文坛上发挥影响，担任词臣者也不在少数，其所业所习也影响到他们后来在词臣时期的应用文写作，故其早年的词学经历也成为一股潜在的对南宋词学与词臣文化的推动力量。欲分析其应用型写作的文风，全面考察其以往的场屋经历也不失其必要性，故而他们也应进入本书的研究视野。

如果我们将眼光投至词科士人的群体关系，那么首先呈现的一个易见的事实是，在应试词科的过程中，出现了若干文学家族联辔并驰的情形。两宋词科家族较为繁盛，包括鄱阳“三洪”（洪适、洪遵、洪迈），滁州吴幵、吴兹兄弟，扬州的李正民、李长民兄弟，无锡的袁植、袁正功兄弟，应天的滕庾、滕康兄弟，归安的莫济、莫冲兄弟，鄞县的王应麟、王应凤兄弟等等。福清的陈宗召与其二子陈贵谦、陈贵谊同中词科，更属于父子兄弟联科的情况。实际上如果全面考察词科士人的群体关系，这一范围可能会更大。例如王应麟、王应凤的父亲王也曾习此科目，傅伯寿之父傅自得也曾试过词科。虽未父子联中，但实际上其实也类似陈宗召父子的家族词学现象。宋代文学家族有诗礼传家的传统，除了进士科外，同一家族成员延踵蹈习某一科目，并以此现象相推尚，在宋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对词学家族涌现的现象，学界目前尚乏关注。袁说友谓绍兴府在高宗、孝宗时期，“其连取词科，伯仲联第者又间见层出，人物之茂，实为衣冠盛世”，[34]则又涉及南宋的地域文化问题。南宋词学家族的凸显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是南宋博学宏词科进一步放宽限制允许任子应试，陈岩肖、王、洪适、洪遵、洪迈、汤思退、汤邦彦、李、陈岘、陈贵谦等人皆是以任子中科。他们出身于官僚家庭，聚书而观对他们来说不是难事，本身既有文化资源上的优势，无疑较寒素文人更易试中此科。任子的中科客观上也增加了南宋家族文学的繁荣词科出身的文人在润色王言之余，也进行着一些其他的台阁文学活动，例如作应制诗、献赋等。哲宗元符改元，刘弇进《南郊大礼赋》，“君相动色，以为相如、子云复出，即除秘书省正字，稍迁著作佐郎，骎骎向用矣。高丽传诵其文”。[35]徽宗时，李长民继周邦彦《汴都赋》之后，拟《广汴都赋》，摹仿汉大赋写法，铺陈时代名物。高宗、孝宗时人唐仲友进《中兴赋》，时人以为其序得《两都赋》之意。[36]理宗端平时，洪咨夔进《缉熙箴》，亦为时人所称。北宋中词科的石对此说得更露骨：“傥不为搢绅望《封禅书》，是必作《圣主得贤臣颂》。”[37]箴、颂等文体本是词科所习，词科偏于润色宏业的取士旨向与称颂扬圣的主体风格，对习词科者的应制诗赋的写作，同样有所助益。

词科制度对文学还具备的一层潜在影响是，宋代贡举考官多由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知制诰等文学侍从担任，词科入等者在入朝之后多担任此类职务，故也多参与贡举，对时文风气起到主导性的影响。北宋时期，徽宗崇宁二年至政和六年（1116），十四年间，慕容彦逢五知贡举；[38]宣和二年（1120），礼部尚书王孝迪知贡举。南宋时期，高宗绍兴二十四年，权礼部侍郎汤思退同知贡举；孝宗隆兴元年（1163），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洪遵知贡举；乾道八年（1172），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王知贡举；淳熙十四年（1187），洪迈以翰林学士、知制诰知贡举；宁宗庆元二年（1196），倪思以吏部侍郎同知贡举，到了嘉定元年（1208），再以兵部尚书同知贡举，嘉定十六年，程珌以吏部侍郎知贡举；理宗绍定五年（1232），陈贵谊以礼部尚书知贡举，端平二年（1235），翰林学士、知制诰真德秀与中书舍人、权吏部侍郎洪咨夔同知贡举，嘉熙二年，权兵部尚书兼直学士院许应龙同知贡举。众所周知，北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痛罢太学体，时风为之一变。南宋中后期，虽然科举风气一度衰落，[39]但词科出身的士人掌贡举，也或多或少地对时风有所扭转。时或有所建言，如政和四年，葛胜仲擢国子司业，“时兴学久，成均之士为文，转相模仿，率一律。公恐其渐入卑陋，每考试，必取卓然不群者，置之上列，文格翕然大变”。[40]李于淳熙八年十二月上书孝宗，请革科举取士之弊，求取体制浑厚、辞章典雅之人，勿取浮靡轻弱、空疏泛滥者；[41]淳熙十二年二月再次上奏，言取士勿以记诵为先。[42]淳熙十二年十月，倪思上奏指出科场轻于史学，批评士子之史论亦只取汉唐，视野不够宏阔，乞从杂史中出题，并多试以论策。[43]这种对博古通今之人才的需求，也是词学眼光的体现。淳熙十四年二月，洪迈等奏言举子程文有支离、怪僻的倾向，“乞以此章下国子监及诸州学官，揭示士人，使之自今以往一洗前弊，专读经书、史、子，三场之文，各遵体格”。[44]诸如此类的言论对当时的科举大概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另外他们还多参与新的词科选拔。像绍兴十二年，刘才邵参与博学宏词科参校；[45]绍兴三十年，洪迈任省试参详官，受主司委托，出词科题。[46]这些现象与言论表明，词科人士在左右文坛之时，有时还通过执掌贡举之职主持科举考试，偶尔能对南宋中后期科举的不良风习进行规导和纠正。这些也构成了科举→两制→科举→文学的循环，属于词科在培养应用写作人才之外，对时风与文坛产生的外围影响。

科举作为一种抡材制度，与文学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种关系往往化之于无形，但就呈现的部分来看，足以引发我们的关注。宋代社会中，科举是文人立身之阶，一代之考试制度往往会让举子望风景从，带来士风、文风上的丕变。科举对文学的影响往往及时而迅猛，在文学体类的更改与写作风气的矫正上，均有迅速体现，北宋后半叶科场几乎成为王安石新学的天下，就是典型表征。新学对举子的学术塑造，至南宋仍不可磨灭。当然，文学毕竟是精神世界的产物，文学风貌的形成往往是复杂的，在制度之外，还包括文学与社会、家族、党争、政治力量、学术等等诸种因素的缠绕与互动。哪些因素是直接的，哪些是间接的，哪些是单向的，哪些是双向的，则是应细细考察并予以揭示的。例如，学界关于唐代科举与唐诗繁荣之间的关系，就引发过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讨论。究竟是进士考试中的诗赋考试造成了唐诗的繁荣，还是诗赋的繁荣反过来影响了科举，相互之间的关系考证不仅需要推理与判断，也需要细密的实证研究作为基础。[47]这种逆向思维，也提醒我们须重新看待制度与文学的种种暧昧不明之处，是否可以继续追问，某种制度对文学的影响是单向还是双向的，在看似如此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具体到词科，它本身属于一项目标明确的以培养文学之才为主的制度，“宋代词科，专门以培养四六词臣为目标，可谓前无其例，后无其继”。[48]这一目的比常举与制举都似更明确。那么，是先有词科，进而影响四六之艺，还是先有对四六、杂文写作的需求，再有词科？我们的判断大致是，词科的设置既是出于现实政治功能的需求，而因其对于词学的注重，在同样注重藻采的四六文领域中开拓了新的层面。围绕词科的设置与科场背后的关系、词科与文学的互动等层面，有许多值得研究与讨论的地方。相关问题的考索可以成为制度与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关于词科与南宋文学关系之研究，更可视作宋代制度与文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来看待。

一、研究现状

现代以降关于两宋词科的研究，笔者见及最早的相关考述是聂崇岐发表于1939年的《宋词科考》一文。[49]这篇文章首次详细考证了宋代词科的沿革、应试之资格及手续、考试之门类以及登科官职录，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宋代词科人士名录，对宋代词科的研究有开创之功，内容较为全面、完整，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民国时期，沈兼士《中国考试制度史》在第六章“宋代的考试制度”中也简单介绍了博学宏词科，将其列入“两宋时期与制举类似的科名与考试”一类，作了简略说明。[50]其后，词科研究经过了长时期的沉寂。1986年，林瑞翰在台湾发表《宋代词科考》，[51]主要从制度的角度梳理了宋代词科的演变。20世纪90年代，杨旭辉《宋代秘书制度述略》一文在论述宋代秘书选拔部分时提到词科。[52]近些年来，随着宋代制度研究的深入，一些关于宋代典章、科举、官员选任方面的专著对宋代词科有所涉及。如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53]、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54]、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55]、张希清等《宋朝典章制度》[56]、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典章制度卷）[57]等书，对宋代词科均有论及，尤其是张希清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一书，对宋代词科的设置情况疏理得尤为清楚。文学研究方面，祝尚书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宋代科举与文学》等书也分出章节专论词科制度，对词科设置的历史背景、科名变迁等加以考述，其《宋代词科制度考论》[58]一文，对词科科名变迁、程式格法、盛衰等作了考证，将其源流变化论述得较为清楚。另如钱茂伟结合王应麟《玉海》的编纂，讨论唐宋词科的设置与演变，[59]等等。

学界对词科与宋四六关系的探讨，较早的有刘麟生出版于1937年的《中国骈文史》。刘麟生在该书中指出宋代博学宏词科所试有十二种文体，从中既可见四六发展之盛、应用之广，亦可见四六之弊的由来。[60]不过他未针对词科与四六的关系展开论述。聂崇岐发表于1939年的《宋词科考》一文，最后指出“词科试格，侧重四六”“用致北门西掖之选，半属雕辞琢句之徒”，[61]对词科的负面效应有较为精当的概括。祝尚书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宋代科举与文学》也指出了词科与南宋骈文繁荣的关系。当代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在论及词科与南宋文学的关系也有所提及，如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第五章“宋代文学与科举”的第五节以“词科的设立与南宋文学”为标题，[62]简要介绍了词科的设置及其与南宋文风再度昌盛之间的影响。

至于词科专论文章，除前面已提到的几篇外，近年来的代表论文还包括：徐红、郭应彪《宋代词科中选者考论》，[63]将宋代词科年代不详之中选者14人列出简表；曹丽萍的《南宋词科对南宋骈文发展的影响》，[64]将研究视域集中在南宋词科与骈文的关系上，提出词科对南宋骈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诗赋取士对唐诗的影响这一重要论点。另外，曹丽萍的博士论文《南宋四六文研究》，[65]其中的章节也涉及词科对南宋四六文的影响。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与词科有密切关系的专题考述。钱志熙《唐宋“词学”考论》[66]一文，以曲子词之外的另一种“辞章之学”作为研究对象，详细论述“词学”源流与内涵的演变，其中谈到了唐宋时代博学宏词科的设置情况，指出到了南宋，“词学”成为博学宏词科的专名。王水照《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辞学指南＞的双重意义》一文，[67]也指出词科出身的四六名家对南宋骈体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大多数涉及词科的专著或论文，往往偏重于词科制度本身的研究，述及词科与文学的关系时，一般统称词科促进了南宋骈文的繁荣等等。但词科究竟如何促进了南宋骈文的繁荣，词科在哪些方面与文学有直接的关系，相关深度论述还显得缺乏。而且目前为止，还未有一部关于宋代词科与文学的专题论著，这是与宋代词科的重要性不相称的。与“词科”有着紧密关联的还有“词学”这一概念。与南宋文学的丰富性相比，从“词科”“词学”角度的挖掘，目前也未引起足够关注；词科以及“词学”的概念指称以及反映出的南宋人的词学观，其在文学活动中的具体影响与文学风向转变的内在脉络究竟是怎样的，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以下我们先从几个概念的历史演变入手，以此引入词科研究。

二、词学、词人、词臣等相关概念的梳理

词科首先是一种考试制度，与宋代的政治文化有密切关联。不同时期，词科固有不同名称，包括“宏词”“词学兼茂”“博学宏词”“词学”等，不论如何组织其名，“词”一直居于核心地位。宋人缘何因“词”而设“科”，抑或为设“科”而求“词”？有形的制度史只是浅表，其中涵盖的问题不是仅仅靠制度史就能够解释的。在着手研究作为制度的词科之前，笔者想先引入词学、词人等一些相关概念，作一些初步的文化史学的辨析。

宋代以及以后的“词学”，固然可以指我们耳熟能详的曲子词，但唐宋人经常提及的“词学”（或“辞学”），实际上是指与应用文体相关的铺采摛文之学。到了宋代，“词学”在此前的基础上，更与具体科目也就是词科产生关联，促使“词学”的含义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延伸。“词学”一词由唐至宋的演变，颇有探讨的价值，但学界目前对此还鲜有关注，笔者仅见到钱志熙先生的相关考论。[68]

梳理“词学”这一名称的源头，则可以发现，词学基本上是从六朝以降注重文辞的写作传统而来的，这个写作传统是以摛文绘藻的辞章之学为核心的。钱志熙先生《唐宋“词学”考论》一文，首次对“词学”一词作了详细考证，指出“词学”一词实自唐初开始流行，“唐代词学一词的发生，与六朝以来统治者重视辞章之学、朝廷文学侍从制度的日趋完善，以及科举、制举的重视文辞艺术的风气都有密切的关系”，“词学一词所包含的文学观，是明显地延续以属词比事为核心的六朝文学传统，而其在文体方面，又是侧重于骈俪辞章与官方的纯杂文体”，指出“词学”一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官学化，这些理论上的梳理已经使词学的面貌较为明晰了。

词学之所以走上官学化，与南北朝至唐代的官方文化制度的保障有着紧密的联系。

具体说来，词学兴起的关节点在于南北朝至隋唐。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总结说：“自北齐至隋，词学汇兴。太宗又置文学馆，收拾时彦。名章俊笔，相继而起。”[69]清代的孙梅也指出：“自陈、隋以讫唐初，词学大兴。”[70]这里叶适与孙梅二人所指出的词学兴起的时间段基本一致，也就是从北齐（南朝为陈）至唐代。此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北齐（南朝为陈）至隋，这是词学兴起的第一阶段。这一期间，北齐立有文林馆，用以征文学之士；隋代也设有文林郎。从隋至初唐，是词学兴盛的第二阶段。在此期间，唐太宗设立文学馆，汇集四方之士，掌管文史撰制之职。这些以宫廷撰制为固定职业的文人，熟悉文史、典章、制度、礼仪等等，以备翰苑掖垣写作的储备与调用。类似官方行为促进了词学的兴盛。

以官方撰述为中心，自唐代开始，词学概念的沿用已经使这一称指的主体，倾向于专指那些擅长文字技艺、富有才情的人士，他们所擅长的，不仅包括应用文，也包括了诗赋等纯文学方面的写作技艺，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的广义的文学。这种对能文的形容较多地出现在盛唐以后的朝廷制诰中。例如盛唐时期，苏颋所草《授贺知章起居郎制》称贺知章“业优词学，时重才行”，[71]《授于光庭闻喜县令制》一文称美于光庭“早闻诗礼，兼著词学”；[72]孙逖《授崔翘等诸州刺史制》也有“词学为门，贞廉作吏”[73]之类的评价，这些例子里的“词学”既与学行、教养密切相关，也大多偏向于对文士所作文章富于藻采的形容。至于其指称对象，则包括了擅长不同文学体式的文人，其中有以诗歌擅场者，也有以拟作诏书公牍等文章著称者，其共同特点是能文。对他们则冠以各类修饰语，如“词学富赡”“词学精敏”“词学清赡”等——大多称赞某某文人对文体的精熟、文思上的敏捷与文本在内容与形式上体现出的博赡渊雅等特征。这种特征与六朝时期声律、对偶之文初盛时的属辞比事、词采纷繁之作相比，因为有帝国文化的熏陶与儒学等其他门类的辅助（包括唐代对文儒的重视等），更显得“文质彬彬”，[74]其体现之一就是唐代的“大手笔”之称。[75]“大手笔”的称谓包含了唐人对润色宏业、对风骨与刚健之美的推崇。虽然中唐以后唐帝国经历了政治上的衰落，但对大手笔及其背后代表的词臣文化的推崇是有增无减的，而且在几个世纪间都有稳定发展的趋向。[76]

除了用作对文学才能的形容以外，唐代还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将“词学”与官方、官学相关联，甚至成为官职的名称。《旧唐书·职官志》叙及唐初翰林院待诏中也有“词学”一职：

翰林院。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练、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武德、贞观时，有温大雅、魏徵、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皆召入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祎之兄弟、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皆以文词召入待诏，常于北门候进止，时号北门学士。[77]

这里的“词学”是一个官职名称，胜任此官职之文人的特点，与以上我们分析过的“词学”的含义应是重合的，这也强化了“词学”一词的官方印迹。

古代“学”包括儒学、文学等，多指某一门类的学问。“词学”从起源上讲，属于广义的文学的一个分支。从陈、隋到初唐这几百年，词学与文学在概念使用上基本保持着同步。在唐代，“词”与“学”的连用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其本义来说，属于重词之学，也即近于“文学”之义；另一种则是“词”与“学”并指。并指的情况还可以从“词”与“学”并用的例子看出来，如李峤《授张沛司膳少卿制》：“新除齐州刺史张沛，礼义高族，忠贤令绪，才优识通，学敏词赡。”[78]李虞仲《授学士路隋等中书舍人制》：“奥词达学，伟望清规。”[79]这些例子或是“X词X学”，或是“学X词X”，均将“词”与“学”并提。注意到这种情况，便可理解“词学”在不同语境下的指称有些微的差异。关于儒学的发展脉络，《旧唐书》中总结说：

古称儒学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升平。近代重文轻儒，或参以法律，儒道既丧，淳风大衰，故近理国多劣于前古。[80]

唐代虽朝廷内外仍缘以儒术，但实际上重文轻儒。唐儒对儒家经典的注解主要还是沿袭汉儒的传注方式，并不像宋代那样，从天理、性理、理气、心性等等层面切入，进行宇宙观与人道观方面的哲学思考。

唐代词学的兴起离不开唐代重文的环境，突出的反映就是《文选》之学的兴盛与经术的相对衰落，这种经术缺席而诗文大盛的局面，给唐代词学的兴起提供了充分的土壤。《文选》学在唐代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兴盛。“选学之名，昉于唐初。自曹秘书播斯兰茝，李崇贤绣其帨鞶，津涂既辟，缵述日盛，门分类别，人各为书。”[81]“曹秘书”指隋唐之际的曹宪，曹宪撰有《文选音义》，为当时所重。李崇贤即李善，注《文选》六十卷，大行于时。除此之外，唐代还有私家注《文选》者数家。《选》学之兴盛可见一斑。《文选》之学与科举之学密不可分，像杜甫诗云“熟读文选理”（《宗武生日》），即是鼓励子弟熟习《文选》，应对科举。[82]《文选》学到了宋代，总体上不如唐代兴盛。宋初文学仍沿五代之习，以对偶骈俪为胜，《文选》学仍然较为流行。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中列举宋初时为文喜用代字，乃是摭采自《文选》，[83]其实就说明了宋初以《文选》为矜式作文的现象。但后来的批评声音也渐渐多了起来，宋初的文学风气渐渐成为否定对象。仁宗以后儒学兴盛，《选》学中的辞章之学相形消歇。在儒学的兴起与文学风气的转变之外，《选》学的衰落，也有科举改革方面施加的影响，即与熙宁变法有关。“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84]熙宁、元丰之后，新学大用于时，诗赋衰落，辞章之学研习的空间也更为狭窄。《文选》以选文之词采络绎著称，研究《文选》即往往是沿袭六朝的文学风气，体现出对辞章的偏嗜。而且宋人看《文选》，无论是内容还是编写体例，都有很多值得商议的地方。苏轼就不喜《文选》，他认为《文选》编次无法，萧统遗略陶渊明、疵议《闲情赋》之行为，“乃小儿强作解事者”；[85]葛立方也在《韵语阳秋》里批评《选》诗“骈句甚多”，认为“恐不足为后人之法也”。[86]这些或从理念或从形式上对《文选》进行批评。当然，《文选》之学虽然于宋衰落，但从宋初至宋末，还是有一些专书来讨论《文选》的。但大体说来，选学在宋代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到了宋代，“词学”一方面沿袭唐代以来的定义，另一方面，也由单纯的辞章之学往前更进了一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词学的含义与侍从之臣的关联较唐代更为紧密。这从宋代“词学”一词多数的施用场合可以看出来。曾巩《著作郎制》指出“麟台著作之任，郎以词学为之”，[87]陈应行《吟窗杂录》称张沆“少力学，攻词学，两为翰林学士”。[88]王禹偁也以“词学敏瞻”著称。[89]王庭珪《答杨廷秀》称：“少年登科，未足为左右贺；一日相见，词学骤长，语有惊人，兹可贺也。”[90]这里的“词学”还是指以属文施藻见长的文学才能。以上这些用法与唐代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在某些场合下，“词学”一词的使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曾巩《杨亿传》记载说：“真宗常谓王旦：‘亿词学无比，后学多所法则，如刘筠、宋绶、晏殊而下，比比相继。’”[91]杨亿是西昆体代表作家，以摛文绘藻的骈俪之文著称。真宗特别指出杨亿以其词学被同时代人奉为圭臬，其后的刘筠、宋绶、晏殊等人均以杨亿之词学旨趣为宗尚。作为台阁诗人的代表，其“词学”之“词”的体现有着特定的施用范围。周必大《周漕颂德》云：“问学造圣人之旨，词章为王度之华。”[92]也是将词章与丝纶之言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显然是御前侍从文人理想的一种文学职能，与官方的翰苑掖垣文学有着更深层的联系。以上所举的例子中，与词学才能相称的职位基本均与馆阁、御前文学之职有关。相比唐代，“词学”作为广义属辞比事之学的一面更为专门化了。

其二，较之唐代，宋代“词学”与儒学的关联也更为紧密。南宋张扩在所草制文中称沈介、洪适等“咸以时望，擢秀儒林，或中国家词艺之科，或蕴父兄渊源之学，器识可以致远，议论可以济时”。[93]张扩说的词艺之科也就是词科，不仅其试重在词艺，也重儒学。这就进一步脱离了唐代韩愈那种视词科为俳优的观点，将之纳入传统的儒学中，使得对文章风华的倚重同样成为儒者之事。《宋史·周必大传》称孝宗欲觅合适的词臣，与周必大分行其职，故问周必大：“吕祖谦能文否？”周必大对曰：“祖谦涵养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94]周必大与吕祖谦均由词科入等，周欣赏吕的学养，认为吕的优点还并不在于孝宗所看重的“能文”，而是以学养胜此任。这些都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在考察词臣等文职人选时，在词臣的学养方面予以特别重视。重视学养与儒学本身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南宋士大夫经历靖康之变的震动之后，集中心智讨论时政巨变与学术之间的关联。就儒学本身的内在路向而言，北宋以迄的儒学内部已然孕育潜在的发展力量，在内外概念、阐述方法、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所积累与演进，这也使南宋儒学在北宋儒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广大、深微，向纵深方向发展。宋代本身既是儒学兴盛时代，也是士族群体兴盛的时代，总体说来，士大夫、儒者、词人的诸多形象并不冲突。一般认为，词科与理学相互扞格，互相争抢阵地。但笔者通过详细的考察，认为词学人士中的许多人与理学都有深厚的关联，词学与理学也有深密的联系。这在本书第七章还会重点谈及。

自南北朝至唐代，历代史书在论及“儒学”时往往强调“累世儒学”“世业儒学”等等，[95]这实际上反映了从南北朝至唐代，士族门阀观念一直不曾消歇，所以才有累世夤缘为儒的现象。这种情况直至宋代，无门第的寒素文人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集团核心实现的情况下，才真正消失。宋代虽然也有累世业儒、笃礼博文的文学家族，但家族的第一代成员往往是寒素出身，其后人虽然也受恩荫等例，但由恩荫进入仕途之后，升擢有限。儒学家族进入上层政权的核心途径，基本上还是依靠科举考试来完成，实则士族门阀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前面说到，唐代的儒学与家族、门阀有着很大联系，而宋代的儒学除了家族传承之外，师承关系也对儒学的兴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汪藻总结说：

宋兴八十余年，至庆历、皇祐间，儒学无愧于古矣。当时学者，以泰山孙明复、徂徕石守道、海陵胡先生为师。而先生之门为最盛，弟子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常数百人。[96]

从北宋前期胡瑗、孙复、石介开门授学开始，习儒者转益相师的情形层累不穷。全祖望所谓“庆历之际，学统四起”，[97]学统兴起意味着学术传承的门径已开，宋代这种以师承关系为主要纽带的学术团体，性质与东晋以来门阀世族集团的利益团体完全不同，它们催生了新儒学的生成，带动整个思想学术界的重学养与思辨倾向。

至于“词学”之“学”，究其渊源，在唐前与官方采取的重文措施有关；在对个人进行评述时，“学”又常常与学养、学思相结合。在宋代尊儒重学的思潮下，对“词学”一词的指称，其背后的含义往往是既重“词”又重“学”的。如陈襄论刘挚“性行端淳，词学渊远”，[98]已不单单指文辞；陈渊《辞免举贤良状》一文中也有明显的用例，陈氏在文中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试之以六论，词学俱优”。[99]明确将“词”与“学”并举，也显示出“词学”在时人的心目中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北宋元符年间试中词科的葛胜仲，在《谢试宏词及三经义入等启》中形容词科所得之人，“文列班、扬之伯仲”“学通游、夏之渊源”，[100]即指出词科人士不但以铺张扬厉之文为国家润色宏业，而且以博学笃志的态度研习、传播儒学经典，这也体现出词科所试的两个层面——“词”与“学”并重。

具体说来，这一变化可追溯至中唐时期。初盛唐儒学往往守在传统儒学的界域里，以经术为主，但到了中唐时期，开始示以新变。陆贽称：“臣谬以儒学，选居翰林。”[101]儒学在唐代主要还是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存在，将儒学直接与内外两制挂钩的情况较少见。陆贽将儒学与词学相联结的说法，意味着儒学通过翰苑掖垣文学这一途径，与王度之华发生了关联。其后，元稹在一篇文章里，也点到了儒学与文章相联结的可能性，并且涉及当时的世家大族：

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师郑余庆，始以衣冠礼乐，行于山东。余力文章，遂成儒学。[102]

郑氏之出身仍然不脱门阀世族的影响。须注意的是，元稹此文中提到的“余力”，指道德、德行之余力。“余力文章”，指的是以德行余力作文章，但何以“遂成儒学”离不了文章，仍是德行、文章并重的观念。唐代人经常将道德文章作为共同的追求并提。元稹这里将道德文章与儒学并称，并且“余力文章”变成“儒学”的一个形成前提，表明文章并不仅仅是为词人所擅，也可以成为儒者进取之阶。当然，这里的文还是广义的文，并不是仅指诗赋等狭义的文章概念。陆贽、元稹等对儒学一词的用法表明，到了中唐时期，词学与儒学并举的现象已出现较多，随着韩愈等人对道统的重新提出、复古思潮的兴起，儒学在士大夫与文人群体中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儒学一词的含义向宋代的转化，中唐是一个重要时段。

到了宋代，“以经术魁儒科，以词章鸣海内”，[103]这样的提法就相当普遍了。儒学与词学并行不悖。宋代儒学以理学为最显著代表，从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以迄朱晦庵，一脉相承。当然，儒学的范围要大于理学。钱穆将宋代儒学分为三个部分：“一曰政事治平之学，一曰经史博古之学，一曰文章子集之学。宋儒为学，实乃兼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而并包为一。若衡量之以汉唐儒之旧绳尺，若不免于博杂。”[104]宋代儒学有较为宽泛的关注面，经史之外，钱穆甚至认为其包括了“文章子集”之学，宋儒之包蕴广阔可见一斑。儒学之“学”一般指儒家经典，但其实宋人在论学时，还常常囊括释、老、阴阳等内容，多称赏士人学术背景的多元与驳杂。夏竦以翰苑四六著名，《宋史》本传说他“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藻丽”，[105]这种广泛的、可随时调用的知识储备也是朝廷士大夫学养构成的一部分。孙觌称汤思退以“雅健之文”“淹贯之学”而掇词科[106]，文不涉华，而偏于雅健；学既须广，也须作贯通。两者须互相磨砺，互为补充。唐代李邕所谓“或礼乐国工，或词学时秀”，[107]经纶国工与词学之前还是可分离的，到了宋代则可纳入同一个系统，这也是宋代词学在内涵方面的一个大的变革。

宋代“词学”不仅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有所发扬，“词学”的内涵在宋代还有一个大的转变，就是与具体的科举科目——词科产生关联。

随着词科的兴盛，与官方制诰密切相关的词学也成为一门显学。开始出现较多的以“词学”指代一整套词科应试的特定内容与文学样式的情况，或者就直接用“词学”指代词科。这样的用法，在南宋词科人士的文章中多有所见。如洪适的《陈岩肖礼部员外郎制》一文称：“太上皇帝取祖宗词学之科，新其名，更其制，始许公卿大夫之世与登进士第者，角其艺而选之。”[108]这里的“词学之科”即指词科。再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收录《西汉诏令》一书，曰：“吴郡林虙德祖编。……虙尝试中词学。”[109]也是用“词学”来指代词科。“试中词学”也是宋代惯用的说法。南宋文人在试中词科之后，依照惯例须写谢启，故而留下了一些内容与意旨较为雷同的启文。洪适、周必大试中词科后写有《谢试中词学启》，均以“词学”指代“词科”。又，周麟之《周必大试中词学循一资制》亦云：“国家自绍圣以来设词学一科，搜取异能之士，行之既久，所得为多。”[110]同样是以“词学”代“词科”。叶谦亨称周必大为“甲科之选”“词学之英”，[111]袁桷称南宋后期江西学人陈万里“壮岁，慨然慕词学，故于章启语尤精”，[112]这些“词学”也都有确指。可见以“词学”代替“词科”的用法在南宋已经相当普遍化了。词科内容取资较广，需要举子学以专门，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准备，在以“词学”代“词科”时，实际上说的是一种专门之学。

北宋的二程将当时学问分为三种：“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113]从某种层面上说，清人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正好与之对应：辞章即文章之学，考据即训诂之学，义理即为儒者之学。在二程这样的理学家看来，“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114]。而“词学”的概念，与文章之学的概念部分重叠。词科兴起之后，常以“词学”指代词科之学，实际上词科之学可以归为注重词采华美、应用性较强的那部分文章之学，属于文章之学中与抒发内心情感的类型较远的一种类型。有学者认为，文章学在宋代出现了从以骈文为中心到以古文为中心的转型。[115]这是基于宋代文学的大环境而言的。而公私应用文学方面，骈文这种文体仍然不可缺少。词学虽然也包括古文，但它并不以古文为中心，而是出于修辞运用的需要，对骈文措意更多。司马光称自己“拙于文辞”“至于代言视草，最其所短”，[116]则对视草代言为己任的词臣来说，关注重点仍是文辞，这种对文辞、修辞的倚重无疑是为官方应用文体服务的。

与“词学”有关的“词人”（“辞人”）概念，也有相应变化。“词人”即富有词学之人，这一词从汉代始即已出现，一般用来指代善搦藻翰的文人。从汉代到南朝，“词人”概念具有稳定、明确的内容。扬雄将词人与诗人对举：“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丽以淫”即代表了时人心目中词人的特点，也即注重文词典丽，缺点是不知涯度，暗含了时人的批评。词人群体的兴起是魏晋时期开始的，其背景在于文学地位的提高与文人文学创作的繁荣。司马光说：“自魏晋以降，始贵文章而贱经术，以词人为英俊，以儒生为鄙朴。”[117]将词人的兴起系在魏晋时期。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一文说：“自建安距永明以还，词人比肩，唱和相发。”[118]其中“词人”一词几可概括魏晋、南朝以来大部分以文辞见长的文人。刘禹锡将“词人”标志性出现的时间定在建安年间，在当时似乎是较为普遍的共识。颜真卿亦云：“彼建安词人傥在，不得居其右矣。”[119]按照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铃木虎雄的说法，魏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120]建安以还的文人的群体涌现与文人诗歌内在空间与力量的拓展，使词人群体的特征更显突出。南北朝至唐代的文学批评家并不可能站在20世纪文艺理论的创作主体的角度揭橥相应概念，但建安时代“诗赋欲丽”的观念与词人的蔚起乃是后代文学评论者的共识，“词人”也已隐含有群体性的概念。

至于词人的特征，也有一定的稳定性。扬雄对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有所划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多处论及“辞人”，如“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定势》），“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情采》），等等，“造情”“诡巧”之说都包含着明确的贬义，跟扬雄的说法一脉相承。《明诗》篇云：“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余尝题其后曰：世之词人刻意文藻。”[121]词人的核心特征就在于注重辞藻、务华弃实。唐代的“词人”概念延续南朝的相关概念。刘知幾在《史通·自叙》中称：“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122]着眼于词人摛文绘藻的特点，他所说的“其体非一”，即是指这种擅弄藻彩的方式通过多种风格表现出来。刘知幾以史学家的眼光打量擅长妙笔文章的作家，认为词人所修史书，“远弃史、班，近宗徐、庾”，[123]不但以文胜质，甚至文辞胜过史实，与汉代质朴求真的史学越来越远，几乎陷于“轻薄”的境地，这是他所反对的。如用“文”“笔”或“诗”“笔”的概念来区分，那么唐人所说的“词人”还是以“文”或是“诗”为主，如经常说的“词人墨客”，即是指易于感发情志，擅长诗文的文人，而非指以公私文翰、指陈时事之“笔”见长的士人。殷璠《河岳英灵集》提到陶翰时说：“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124]其潜在之意大概是说，词人大体以“诗”擅场，而在“笔”方面所得较弱。这种评断符合“词人”一贯的使用方式。

宋人的“词人”用法有沿有革。沿的方面体现在，他们基本肯定了词人在“文”胜于“笔”方面的内涵，用“词人”指代“文人”。有时也会用“词人”来指代依附于官方势力的文人群体，如胡寅《和仲固春日村居即事十二绝》云：“试从大雅歌莺谷，未羡词人侈兔园。”[125]这里的“词人”应是指西汉司马相如、枚乘等附于权贵、以吟咏为职事的梁园宾客。当然，胡寅的用法并非特指，毕竟依附于贵族势力的梁园宾客与之后出现的“词臣”概念，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沿用传统的词人的用法之外，宋人文章中用“词人”指代“词臣”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使得“词人”一词中包括的纯粹的文才部分较唐代更为弱化，也更多地用来指涉专门草写官方应用文学的文人群体。如真德秀称：“某尝窃论南渡以来词人固多，其力量气魄可与全盛时先贤并驱，惟钜野李公汉老、龙溪汪公彦章及公三人而已。”[126]真德秀将李邴、汪藻、楼钥三人称为南渡三词人，此三人全部担任过两制之职。我们知道，宋代文学侍从一般称词臣，也即谓词学之臣，主要指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执笔词头、代王者言的御前文人。真德秀直接以“词人”替代“词臣”，王应麟的《小学绀珠》也用此种说法，可见当时以“词人”代“词臣”已较为普遍。在这种语境下，“词人”一词剥离了它原有的以文采为主的含义，变为专门用来指称特定的文学侍从群体。

与“词学”的内涵不断发生演变不同，北宋前期开始，“词臣”一词的用法就已经相当固定了。仁宗明言：“两制词臣，以文章为职业。”[127]即简洁精练地概括了“词臣”的身份与特征。编纂于宋初的《册府元龟》设有“词臣部”，在该部的总序中，论者梳理了先秦以来的“词臣”概念的演变，其后所列举的“词臣”范围自西汉至五代，实际上已经勾勒了宋代馆阁文人观念中历代词学、词人的承传图景。其中将词臣分为“选任”“恩奖”以及“才敏”“器识”等几个部分加以介绍评述，前两者从制度选拔层面上讨论，后两者则代表了时人对词臣所具有特质的期望，包括文人所称羡的焕然成章的文才以及在对政事的深度参与中体现的智慧与器识。在评论者潜在的观念中，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当时对词臣的期待并不仅仅集中于对其文章、器识的综合考量，而是希望发挥其立朝之影响，成为一时代文学的中流砥柱。例如张守称孙觌合文学、政治为一科，以文学之博古通今辅以政治之练达，堪为国用。[128]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正月，御史中丞王嗣宗上奏西昆诗人所作《宣曲》一诗词涉浮靡。真宗说：“词臣，学者宗师也，安可不戒其流宕！”[129]于是下令颁布禁浮文诏。杨亿等人在诗歌中写前朝之事，露骨之内容与浮艳之文辞均属小道，不符合雅正之大义，这是君主难以容忍的。在最高统治者看来，词臣虽然以文辞见长，但本质上应为“学者宗师”，应是有学问根柢的文坛领袖式人物担任，而非参与传播浮靡之风气。可见对词臣群体之于一时代之学术、文学的建立是有所期待的。罗从彦在靖康初撰写的《遵尧录》一书中，记载宋太祖召陶穀为学士事，末云：“卒使天子致礼于词学之臣。”[130]这种将君主对词臣的优待传为美谈的故事，在宋人笔记中常有见及。南渡之后，高宗、孝宗对待词臣亦较为优厚。洪箴在为张纲撰写的《行状》中说到南渡之初，“方多事时，书命填委，公（按：指张纲）洒翰泉涌，事辞俱称，玉音称奖，谓比年词臣鲜能及之”。[131]高宗、孝宗对诏敕与词臣人选颇为留意，高宗亲自擢拔“三洪”，奖掖洪氏门风；孝宗在东宫时就已留意周必大文章，目其为未来词臣人选。洪迈《容斋随笔》中不仅频繁使用“词臣”一词，还将其与“谏臣”等概念并立：“蔡君谟一帖云：‘襄昔之为谏臣，与今之为词臣，一也。’”[132]两者的分界在于，谏臣立朝以言，而词臣则立朝以文。南宋时期，对词臣“大手笔”的推崇依然有其历史延续性。宁宗、理宗朝词臣赵汝谈卒后，刘后庄撰有挽诗云：“起掌端平制，萧萧素发新。更生宗室老，太白谪仙人。贵矣狨施马，悲哉笔绝麟。谁为篆华表，题作宋词臣。”（《挽南塘赵尚书二首》其一）将赵汝谈之文章作为时代之大手笔看待，这是自唐代燕许以下的台阁文学所代表的正统文学观念的延续。以上所举诸例可见，从宋初至宋末，词臣一词的含义基本固定，指涉也很明确，虽然内涵丰富，在不同时期、不同用法中指的侧重点有可能不同，但其含意自始至终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断裂。与唐代一样，宋人也重辞章之功。而这种辞章，往往以担任朝廷两制之职、代天子立言为最高理想。在宋人的言论中，随处可见对文人身居代言之职的艳羡。南宋的王十朋称美王刚中代言之文，将之与子产、陆贽并提：“至若子产以润色有功而立郑，宣公以代言振职而兴唐，相业可嘉，起于辞令。”[133]均是将文辞之称职与否和帝业、相业之升沉荣辱结合起来。

天水一朝文治猬兴，自上而下对词臣的礼遇与看重也显示出宋代崇儒右文的文化观念。宋人视词臣为清美之职。太宗对宰执近臣说：“词臣实神仙之职也。”[134]蔡宽夫《诗话》说：“玉堂尤天下文学之极选。”[135]王珪《谢翰林学士承旨表》：“窃以极儒者之荣，独高翰墨之选；鼓天下之动，莫如号令之孚。”[136]宋代是士大夫文化发扬最畅烈的时代。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看，担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清要之职，不但在仕履上有进一步位登两府的可能，仅是为天子立言，即可称得上是“极选”了。这中间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与沉淀。与词臣有关的“词宗”，在宋代也更多地被赋予了学养的含义。

与“词臣”相关的还有“词掖”“词场”“词禁”等概念，名称上与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所在的西掖、北门等地理位置相关。像洪适的《蒋芾起居郎制》曰：“吾方陟尔曲台，置尔词掖，而训辞犹未出也。”[137]又有《回秀州姚知郡启》曰：“叨荣禁路，备数词垣。”[138]均是以词人所在之机构指代特定的职务。士人登词科又有“上词坛”一说。洪适词《江城子》云：“当年提笔上词坛。琢琅玕。涌波澜。晁、董声名，一日满人间。”这里的“词坛”乃是专指，与曲子词并无关联，是说他自己由词科入等，甄为词臣的这段经历，所谓声名“一日满人间”，显示出在某种特定的环境里，词臣容易站在一时代文风之瞩目之位置。这是与其台阁代言的特殊性密不可分的。“词场”一词含义较为丰富。史浩在《谢王承务惠诗启》中云：“某人词场老骥，文海修鲸。”[139]这里“词场”是与“文海”相对的用法，泛指文苑。而与词科相关的词场，则专门意指词科。

另外，还有概念如“词业”，意指辞章之技艺。其开始的用法即与侍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唐代李德裕在《与桂州郑中丞书》中说：“小子词业浅近，获继家声。武宗一朝，册命典诰，军机羽檄，皆受命撰述。”[140]此处已将“词业”与册命典诰、军机羽檄等挂钩，并且包含了可以力学以致之含义。但这样的说法仍然比较少见。到了南宋，词科声名卓著，一般说的词业均与词科有关。如《宋史·洪遵传》载洪氏兄弟“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号。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词业，夜枕不解衣”。[141]这里的“词业”即指课试词科之准备内容，并不仅仅指代某类文体，而是直接与考试科目关联。这也是相关概念的平移。

系统梳理词学的脉络之后，我们可发现，“词学”一词的内涵，从六朝时的重在辞章之学，到专指以宏肆典丽为主要特征的官方应用文字，从唐代就已开始，到宋代则有更明确的固定与发展。由于南北朝以来官方文化的提倡，而逐渐具有隶属于官方文学的特征，其指称与南北朝至唐代官方对文学的褒扬以及在此环境之下，文人汇集、互动产生的文学活动有关。唐代往往以富有词学评价那些擅长文字技艺、有才情的文人；而宋代词学在沿袭唐代概念的基础上，由单纯的辞章之学往前更进了一步，另外还出现一种新的用法，即是与词科直接挂钩，开始出现较多的、以词学指代一整套词科应试的特定内容与文学样式的情况。历史上的“词学”一词，从原先以辞章为中心的文学观，发展到与官方崇文行为密切相关的阶段，并将这两种发展路向逐渐融合到一起，其在近世的含义已较为明朗。而随着官方选拔抡才制度的完备，专科取士制度的成熟，宋代的词学也与词科、词臣紧密结合，成为一个固定的指代。这是我们在面对“词学”这一概念时，所必须辨明的。

三、“词学”概念的延展与宋代“穷而后工”观念的衍化

以上分析了“词学”在历史上的蔚起与演变，总体来说，“词学”在宋代的相关概念与前朝实有相当的承续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其语境与指涉对象又具备了新的含义，其中最直接的因素就是词科的兴起。这里笔者还想谈得稍远一些，进一步以文艺理论的一个侧面来展开。

在宋代，以士大夫为政治主体与文化主体的儒学社会已基本定型。词臣在翰苑禁垣任职，代天子立言，同时能够牵引社会舆论。从陆贽开始，词臣以制诏文宣扬国体、阐导王言的职业特点成为后世楷模，制诏文的影响加剧。宋代也是如此。周必大认为词臣“非专取其翰墨之工也”，希冀词臣能够以其论思与献纳“有补于治道”，像陆贽、欧阳修那样“才本王佐，学为帝师”[142]，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儒者”，这种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文臣地位的提高与施政影响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文学观念的转变施以影响，而随着历史演进与文学思潮的变化，许多文学观念也现出质疑之声或是被重新界说，其中就有文人之“鸣”与对“穷而后工”观念的挑战，士人文学观念的变化虽与词学的发展分属不同系统，但也大致呈同步状态。

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论：“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143]欧阳修将诗歌的成就与诗人在野的穷愁身份关联起来，认为诗人因为身处环境的险恶，经过了忧思感愤，将这些阅历与感情形之于怨刺，写人情之难言，故此愈穷而愈工。至于为何“穷”能致“工”，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解释说：“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144]个人处境上的“穷”却造成文学成就上的“达”，其关键就在于作者能够投入精思、情志而寓意于文。

与其他许多古典文学理论一样，“穷而后工”论不是凿空而生的，它属于某种渐进的、累积型的批评范式。在文学批评传统里，就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离骚》文辞的怨悱之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等等。它们皆为“穷而后工”论的提出作了充分的铺垫。“穷而后工”论的直接理论先导应属韩愈的“不平则鸣”说。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将“鸣”归纳为从物至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种，认为孟郊人生之“穷”使他将忧思愤懑之情发于诗文之中，取得了巨大的艺术力量，因此属于善“鸣”者。他在另一篇《送董邵南序》中说，董生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145]怀抱利器而不适于时，则必有所激发而生感慨。这种感慨形之于诗文，则是一种类似自然界的鸣。韩愈说了不同处境下关于“鸣”的两种情况：一是鸣国家之盛，一是自鸣其不幸。他所着重论的乃是后者。不平则鸣论在中唐时期偶尔作为一种讨论的范畴出现。白居易的《序洛诗序》一文亦言历代词人“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九焉”，[146]也是阐明穷愁之经历与诗歌作品创作的关系。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样，是结合文人的身份与处境，对文学原动力产生原因的敏锐发掘，也是对某种深层文艺规律的高度总结，提出后得到很多回响，宋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李纲、陆游、王十朋、陈郁等均对欧公此说或肯定或沿用。但笔者想着重指出的是，在宋代，针对“穷而后工”“不平则鸣”等说法的质疑也一直存在。

北宋时期，张耒即提出对“穷而后工”的质疑：

古之所谓儒者，不主于学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谓其能穷苦而深刻也。发大议，定大策，开人之所难惑，内足以正君，外可以训民，使于四方，邻国寝谋，言于军旅，敌人听命，则古者臧文仲、叔向、子产、晏婴、令尹子文之徒，实以是为文，后世取法焉。[147]

张耒认为文章之工，不可谓其能穷苦而深刻。这段话其实是针对秦观而言的，他认为秦观的处境与穷愁无关，但他本人却在诗文中喜为穷辞。下文延宕开去，举数位古贤人为例，指出无论是“正君”还是“训民”，均是在朝执政士大夫所能为，其行其言皆非出于“穷苦”。张耒此文其实已经指出文章之工有别的途径可至，从古贤人立德立言的角度看，“穷而后工”说是站不住脚的。

北宋的质疑之声只是偶尔出现，南宋时期开始，对“穷而后工”的纠偏开始频繁出现，而且质疑者通常是跻身通显的士大夫或文坛宗匠式人物，包括周必大、刘克庄等人。

周必大尤其反对“穷而后工”说，他在《杨谨仲诗集序》一文中称：

同年杨谨仲家世文儒，才高而气和，于书无不读。……谨仲讳愿，五十余方入官，一为县主簿，两为郡博士。朝廷尝以车辂院起之，即上书请老，转通直郎。家居累年，赐服绯鱼，寿七十有九，亦不可谓诗能穷人也。[148]

周必大称赞杨谨仲诗文之美，认为其涵泳六义，沉酣风骚，其诗能够兼得天分与人力之全，而文末述其仕履时，认为仕宦通达与否同诗之工拙并没有必然关系。虽有古人成说，但不必皆认为如此，诗歌并非穷人之具。周必大虽未就穷而不工的问题展开讨论，但体味其意，是反对诗之工与人之穷困缚在一起的。有趣的是，他对于通常是处穷之状态的江山之助，也另有一种说法，文见《初寮先生前后集序》：

中兴南渡，四海名胜迁谪避乱，萃于湖、广，而公婿赵子奇辟文章家之游、夏，大篇短章，更唱迭和。既已尽发平昔之所蕴，且复躬阅事物之变，益以江山之助，心与境会，意随辞达，韵遇险而反夷，事积故而逾新。[149]

初寮先生即王安中，在徽宗时为知名词臣，经历了靖康之变，则在尽发前半生之所蕴的基础上，“复躬阅事物之变，益以江山之助”。虽然经历“穷”，但此穷有助于“韵遇险而反夷，事积故而逾新”。周必大这里谈的其实是经历的挫折对一个人精神与为文上的影响，其实本质上也是关于“穷而后工”的问题，但他并未以“穷”来概括这种经历挫折的状态，而只是强调贤者在险恶的境遇中，仍然能够心与境会，从而做到意随辞达。这里可见，周必大从他的观念出发，对穷而后工的理论作出一个较为个人化的阐释，这种阐释源于一种温和的文学态度。

周必大虽然对欧阳修多有服膺，[150]但他并不赞同“穷而后工”理论，《跋宋景文公墨迹》一文中，他更明确提出了对“穷而后工”说的质疑：

柳子厚作司马、刺史词章，殆极其妙，后世益信“穷人诗乃工”之说。常山景文公出藩入从，终身荣路，而述怀感事之作，径逼子厚。《赠杨凭》等诗，自非机杼既殊，经纬又至，安能底此！殆未可以穷达论也。[151]

这里的“穷人诗乃工”虽然出语婉转，但其实就是针对欧阳修的诗论而言。宋景文公指宋祁，仁宗朝担任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等职，仕履上可谓“终身荣路”，在周必大看来，宋祁在仕途上的顺畅并未妨碍他书写“述怀感事之作”，也即是说并非穷才能工，达亦可工。

刘克庄也在《王子文诗序》一文中指出：

古诗皆切于世教……禹之训，皋陶之歌，周公之诗，大率达而在上者之作也，谓穷乃工诗，自唐始，而李、杜为尤穷而最工者。然甫旧谏官，白亦词臣，岂必皆窭生寒人，饥饿而鸣哉？……盖江湖草野之士，白首专攻，不过得数十百篇。潜斋（按：指王埜）方有权位，窃意丰于彼者必啬于此，而其诗至二十卷，又皆粹美无疵，闲雅有味，讵可以常情测度哉！[152]

王子文即王埜，王埜于理宗宝祐年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其身份不可谓“穷”，刘克庄认为他的诗歌有“粹美”“闲雅”的特点。他举李白、杜甫为例，指出他们都曾担任翰林学士与谏官等要职，其身份自然与那些处在“饥饿而鸣”状态的文人有着相当程度的差别。借此刘克庄提出，未必只有窭生寒人这一种可能的情形，诗论应该抛开穷达这些客观因素的限制，只要题旨切于世教，那么无论诗人本身处于何种地位，都无碍于诗歌内容体现出的见识之多寡与价值之高下。

这种正面强调那些执掌丝纶的士大夫的在朝身份对文学的积极意义的说法，溯其渊源，从中唐时期就开始了。如刘禹锡指出：“天以正气付伟人，必饰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缊积于中，铿锵发越形乎文。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系于谟宥密，庸可不纪？”[153]所谓“得其位者，文非空言”，是强调得其位者有其声，这其实已经涉及达亦能工的问题。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一文中，刘禹锡赞赏令狐楚由文章登陟大位，“以文雄于国”的功绩[154]，也是宣扬堂庑正大的庙堂文学对“文”的正面影响。刘克庄的立论点与此相似，他以穷而工诗的李、杜二人为典型，否定其草野羁旅身份，从这一角度提出质疑，本身也是有说服力的。中唐是中世史向近世史的重要拐点，中唐思想文学中的新变孳乳繁衍，许多已笼及嗣后的宋代。在这段时期，关于“不平”与“穷”的内容的丰富已经大大拓展了相关概念的内涵。

在《跋赵孟侒诗》一文中，刘克庄表达了近似的态度：

诗必穷始工，必老始就，必思索始高深，必锻炼始精粹。赵君安中，未冠出春官，出门行顺境。而卷中佳句，清拔流丽。他人搯擢胸肾，呕出心肝形容不得者，君独等闲片语道尽。夫非穷而工，未老而就，不思索而高深，不锻炼而精粹者，天成也。[155]

诗必穷始工，必老始就，这符合世俗中一般的认知规律，但赵安中“未冠出春官，出门行顺境”，与士人之穷愁毫无关联，清词丽句却能层出不穷。这里，刘克庄采取了与前文相似的表述方式，先列举成说，然后引入主题，以实例推翻成说，表达了对论述对象的赞赏。

反对“穷而后工”的还有叶适门人吴子良，他选取的批评角度与他人有所不同：

和平之言难工，感慨之词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欧阳公。如《吉州学记》之类，和平而工者也。如《丰乐亭记》之类，感慨而好者也。然《丰乐亭记》意虽感慨，辞犹和平，至于《苏子美集序》之类，则纯乎感慨矣。乃若愤闷不平如王逢原，悲伤无聊如邢居实，则感慨而失之也。[156]

他选取了两个较为独特的批评的角度：一是提出欧阳修虽然认为穷而后工，但欧公本人的文章像《吉州学记》《丰乐亭记》，前者是“和平而工”，后者是“感慨而好”，也证明了并非只有强烈的感情才会“言工”。另外，他还举了感情愤激而不工的诗人的例子，如王令与邢居实，二人均是穷愁写诗的典型。王令一生穷愁潦倒，其郁积之情发之于诗，可他的诗却未必好；邢居实著有《呻吟集》，其中多有悲伤无聊之作，也绝非精于诗者。这样他其实就此提出两个疑问：一是欧阳修所说并不全面，这一点从他自己的文章中就可以找出扞格之反例；二是穷蹇著书未必就能蚌病成珠，诗人穷愁潦倒的状态与写出好诗没有必然联系。吴子良从两个角度提出反对意见，很有说服力。

宋末王应麟则以本朝诗人为例，提出诗人未必皆穷：

朱新仲云：“唐之诗人，达者唯高适。”适位不过常侍。本朝欧、王、苏、黄出，徐、陈、韩、吕继之，八人：一相、三执政、三从官，何其盛也！[157]

朱新仲即朱翌，他认为唐代诗人中唯有高适能够称得上是“达”，而且宋人也多承认像杜甫的穷愁一生造就了其诗歌的伟大，但王应麟列举宋代八位诗人，即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徐俯、陈与义、韩驹、吕本中，他们都致位通显。文人与士大夫之身份结合本是宋代社会的显著特点，像北宋的欧、王、苏、黄皆是执掌文柄之人。王应麟注意到本朝诗人这一特点，虽然他没有再进一步论述，但对于成说的质疑也不言而喻了。

以上是对于“穷而后工”的异说，与之近似的还有针对“不平则鸣”的异说。二说往往导向相近。宋代前期尊韩思潮兴盛，韩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现，在道统与文统两方面均得到推尊，在论及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时，评论者大致持肯定的态度。虽然如钱锺书先生所指出的，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本是两面兼顾的，既包括“鸣国家之盛”，也包括“自鸣不幸”[158]，但后人往往对“不平”的认知侧重于“穷”与“窘”方面的理解，往往将之与穷愁、发愤联系起来，不过到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从“鸣”的宽泛意义出发所作的一些思考，如黄庭坚在《胡宗元诗集序》中提出的：

士有抱青云之器，而陆沉林皋之下，与麋鹿同群，与草木共尽，独托于无用之言，以为千岁不朽之计。……夫寒暑相推，草木与荣衰焉。庆荣而吊衰，其鸣皆若有谓，候虫是也；不得其平，则声若雷霆，涧水是也。……观宗元之诗，好贤而乐善，安土而俟时，寡怨之言也。[159]

黄庭坚此文是对韩愈之说的进一步申发，他认为鸣并非势必由怨而起，不怨亦可鸣。无论是因庆荣吊衰而鸣的草木喓虫，因地势不得其平而鸣的涧水，还是寂寞无声动之中律而鸣的金石，这些物象很难说有什么“怨”或者情感上的“不平”，它们的“鸣”更多地是由天性生发。这种“无所于伐”、与物无忤的“鸣”施用于文学上，则能够创造出杰出的文学艺术。黄庭坚的“鸣”之说剔除了“怨邪”等感发情志之成分，将文学的生发与创作放到更广阔的自然论的背景中去，施诸作者本人，则着力于体现其胸次寡怨鲜尤的洒落，与发愤著书说等较为主动的选择是大相径庭的。

与欧阳修同时而稍前的余靖，即在《孙工部诗集序》里提出与愁而后工相反的一种看法：

世谓诗人必经穷愁，乃能抉造化之幽蕴，写悽辛之景象。盖以其孤愤郁结，触怀成感，其言必精，于理必诣也。和叔自关中用兵时，即佐华原，预闻边事，以材召入御史府。属莫徭作梗于湖湘，奉诏安集，遇谗失职……其绵历周旋万里间，边风塞草，陇云汉月，凄切羁孤，无不经涉，其为穷亦久矣。今天子忧勤求治……和叔当于此时扈从法驾，褒赞帝功，纪朱草、赤雁之瑞，赋《我将》《时迈》之什，歌于圜坛，荐于太室，与吉甫清风之颂相照千古，乃诗之用也，岂独穷愁称工而已哉！[160]

孙工部即孙抗（998～1051），字和叔。天圣五年得同学究出身，后登进士甲科，授滁州来安主簿，历洪州司理，迁知当州。庆历二年，为监察御史里行，累除广西转运使等职。孙抗因为遇谗而谪倅汉阴，历经穷愁险慝，而后又还朝担任御前近臣，其诗作有《诗经·周颂》里的《我将》《时迈》等颂诗的风格，不能以穷愁之作等而视之。余靖这里也是针对欧阳修的身份说提出反驳，举例说明不必皆如此，其着眼点仍是就诗人之身份而言的。

“穷”与“才”往往相关联，有“才”而“穷”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遇”，“不遇”这个问题其实并非出自诗人的主观选择，在《玉堂类稿序》一文中，周必大指出：

才不才存乎人，遇不遇系乎命。古今文人多矣，时命大谬，或老场屋，或困州县，往往以诗文鸣其不平。虽有代言华国之手，何自而施？若乃遭时遇主，登金门，上玉堂，命与才值，而鸣国家之盛，固不乏人。[161]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已指出诗文可以“鸣国家之盛”，也可以“自鸣其不幸”，但针对孟郊而言，他的关注点还是放在“自鸣其不幸”上，而周必大则着重强调了“鸣国家之盛”。至于为何“鸣”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宋人常说“用舍行藏固有命”[162]，周必大也同样将“鸣”系之于“命”。遇或不遇是一种命，如不遇，则老于穷乡僻壤，仍可借诗文以鸣；而如遭逢明主，则可鸣国家之盛。鸣与不鸣纯系乎命，但因其处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周必大此说体现了一种委运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其实在同时代中有相当的代表性。身居高位的朝臣往往不认为自己因为有着杰出的才能而走上高位，往往将遇与不遇视为一种“命”，与“命”背景下的“鸣”则有了非常顺畅的解释。他认为在好的机遇之下，“鸣”可以作为王度之华的一种文学表达，作为演纶之体的生发渠道。在《与傅道州伯寿札子》《与陆务观书》等文中，他也提到了类似以诗文“鸣国家之盛”的观念[163]。虽然“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成为文人的普遍共识，但从“鸣”这一主体性甚强的角度着眼，并剔除“鸣”所具有的不平则鸣的内涵，由鸣其不平升至鸣国家之盛，并且也由衷地认为是倾注并且实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这里面还是有所区别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四中说：

韩文公《送孟东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则鸣。”然其文云：“在唐虞时，咎陶、禹其善鸣者，而假之以鸣，夔假于韶以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又云：“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然则非所谓不得其平也。[164]

针对“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言论，从韩愈的同一篇文章中找出与“不平则鸣”相扞格的例子，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谓“不平则鸣”，韩愈指的其实是一种情感有所激荡而鸣的情况，并不限于情感之一端的“不平”，洪适指出文中的“伊尹鸣殷，周公鸣周”，确实不属于“不平”的情况。而《送孟东野序》中说：“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用情感代入对普通自然现象的观感，这一句式主要还是文学的表达，从逻辑的层面也是可以反驳的。洪迈指出“不平则鸣”说的逻辑缺陷倒不一定有其他的用意，但这种不以前贤为是的怀疑态度是可贵的。而且他说的伊尹、周公，其士大夫身份直接决定了他们“鸣”的动机与方式。其实看韩愈的文章，往往善于将不同的看法平衡在同一篇文章中，如《送文畅师序》一文，既勉以儒学正旨，又嘉赏浮屠能喜文辞，文章有直笔，有曲笔。吕祖谦《古文关键》评以“匡正格”，也是指出其有所用意。韩愈文章这种多层的丰富的寓意，往往可作不同的解读。洪迈此处的措意也十分巧妙，其实目的并不仅仅为指瑕，实则也表达了对这种看法的不认可。

以上举数例概述宋代“穷而后工”“不平则鸣”理论的异说情况。当然，“穷而后工”与“不平则鸣”二说虽系同源，也有所区别。“穷而后工”主要针对诗歌而言，“不平则鸣”则包括了多种文体与经史著作；就文学批评的内在尺度而言，“穷”相比“鸣”，淡化了主体内在的志意，突出的是主体身份和境遇方面的窘迫；“鸣”相比“穷”，则更强调主体感发志意的作用。虽然各自批评的出发点不同，但异说层出不穷的出现说明，宋人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往往不受文学批评传统的羁绊，融入更多实际的考量。这样做的结果是，对于文人之处境、内心之体验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理解变得更加宽泛、更具发散性，质疑与异说也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出现的。

在各种关于“穷而后工”的异说中，一些评论者流露出的诗歌态度在其诗学观念中，并非保持稳固的状态。像上文中提到的陆游与刘克庄二人，他们对“穷而后工”的看法均存在一定的变化。陆游在诗中反复说“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读唐人愁诗戏作》）“诗家事业君休问，不独穷人亦瘦人”（《对镜》）等，还在文中指出“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165]这些都是对成说的沿用。但同时他在另外一些诗歌中却表露了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例如“酒能作病真如此，穷乃工诗却未然”（《曾原伯屡劝居城中而仆方欲自梅山入云门今日病酒偶得长句奉寄》）等等。对陆游来说，“穷而后工”是前人成说，他虽然在诗中提及，但并不代表全然认同，体味他的“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论诗“不独穷人亦瘦人”等句句意，还包括一种对愁蹇作诗、自苦写诗的戏谑成分存在。刘克庄也同样如此，他的批评往往根据不同诗人的具体情况而生发。从上文所举《王子文诗序》《跋赵孟侒诗》看，他似不赞成“穷而后工”理论，然而在其《跋章仲山诗》一文中，论述又回到了我们较为熟悉的话语表达中去了。面对布衣之士章仲山与其流离颠沛的生涯，刘克庄许以“穷而后工”的鼓励；而王埜与赵安中则属显宦人士，刘克庄则以“搯擢胃肾，呕出心肝”的孟郊等人的枯寒贫瘠的诗风作反衬，指出王埜等人在诗歌方面不以力求，而反能风度闲雅的特点。这看似龃龉的态度，实则反映出刘克庄在作序跋文时，善于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与不同语境变换说辞。虽然并没有统一的诗学态度与诗学标准，但其采用的诗学主张与诗学话语，与文中的逻辑是扣合的，因此能够自圆其说。这种能够根据具体情境发出议论的诗学批评，反映了宋人诗学思维相比前代，显得较为灵活。

以上从诗学情境化的角度为“穷而后工”的质疑之说提出了一种解释。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为何宋人会出现如此多的对“穷而后工”论的质疑呢？这还可从文化环境方面予以申说。宋代社会，以士大夫为政治主体与文化主体的社会模式已基本定型。尊文重儒的社会风气与相对稳定的入仕渠道使得文人身份由山野向台阁的转变成为事实，这已是学界对宋代社会的共识，文人身处士大夫之位而能工诗文者举不胜举。莫砺锋先生曾指出宋代社会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多数士人都能得到做官食禄的机会”“我们试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魏泰《东轩笔录》等宋人笔记，便会惊讶当时士人生活之奢华，当时像陈师道那样一贫如洗的士人是非常罕见的”[166]。士人经济与文化地位的提高，使得“穷”成为相对的一种境遇，像唐代诗人类多穷士的现象，至宋而结束。士人在“立言”方面的理想多是掌丝纶之言。文学思潮往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对“不平则鸣”与“穷而后工”说的重新界定，与宋代士大夫文化主体关系密切。

宋代士人文化的转向，可从山野与台阁两种不同“文气”的轩轾中看出其中端倪。结合具体地理与社会处境论文学，则诗文可分为在野与在朝两种不同的风格。北宋的吴处厚将文章分为“山林草野之文”和“朝廷台阁之文”两类，其差别在于：“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167]山野之文一般以唐代郊、岛等文人的诗文风格为代表；而台阁之文的代表，唐有燕、许大手笔，宋有杨、刘之西昆体。宋人将这两种文风划分得很清楚，[168]他们对西昆体在批评以外，之所以有正面评价，也是因为西昆体尽管有挦扯义山之讥，但其典雅赡丽之风格与下层文人枯槁枵薄的文风还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区别也即是吴处厚所论的“庙堂之文”与“山野之文”的区别。当然，吴处厚这里是论文章，偏重于应用文体的实用功能，至于诗歌中庙堂与山林风格的分野，宋人也有类似的看法。叶适称翁忱文“文字重密，有周、汉体。诗尤得句律，读之者如在庙朝听韶濩之音，金石之声，非山泽之癯所能为也”。[169]言下之意即是说，朗然阔大的诗境诗思是发之于穷愁的文学所不能达到的。南宋的程珌认为诗歌可以同时融合山林之文与廊庙之文的两种特质：“桃源汪君以所为诗编示仆，且欲仆附一言于编末。仆未识汪君也，意其为人，清而不癯，直而不讦，峻而不异，以山林之槁薄而能兼宗庙之雍容者乎。”[170]山林之槁薄既是其文学风格特征之一种，也是其在野身份之象征。而程珌笔下的汪君之文，既有山野气，又具备山林之外的雍容之气。程珌评文气，总结出了两种兀傲与雍容完全相异的气质，认为它们可以同时存在，这也是一种“允执其中”的做法。这一例子虽与“穷而后工”无直接联系，但似乎暗示穷而达两种身份带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气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个人在野也可以具备两种气质，穷或达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其潜在的意思是，并非只有“穷而后工”一条路可以走。而且庙堂与山野的身份并非截然对立，这是与儒家传统中士人的用舍行藏一一对应的。关于君子的出处之道，洪适曾经有过一段相当有代表性的话：“君子达而在上，居台辅之位，使朝廷尊安，遐迩赖福，名遂而归，啸傲丘壑，以松竹为藩篱，以鸥鸟为朋俦，进退俱荣，岂不超然有余裕哉？”[171]用舍行藏均在不同阶段完成，不必受“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之身份分野的影响，即便身在山野也保持豁达心志，是其基本理念。此处须注意的是，此种山野之身份也是由台辅之位转来的，并非自始至终保持的山野身份，其背后还是隐藏的士大夫视角。这种“行”与“藏”，只是士大夫在经历荣辱之后的一种主动的人生选择，其前提在于“名遂而归”，与沉迹下僚，无法改变自身命运的“山林草野”群体的被动无奈实难等同。

质疑声音在南宋的此起彼伏，自然可以从以上文艺机制的深层规律与社会文化的心理层面提出可能的原因，[172]笔者这里还想提供另一个观察角度，也就是作者的身份与其词学背景。对“不平则鸣”“穷而后工”提出异议的洪迈、周必大、程珌、刘克庄、王应麟等人，他们均是执掌文柄的词臣，尤有意味的是，其中洪迈、周必大、王应麟均是由词科出身，程珌未中词科，却也曾研习过词科，后在理宗朝担任词臣。还有上文提到的傅伯寿，也是词科出身。我们知道，词科取士很严格，整个南宋词科入等者只有四十多人。而很有意思的是，上文指出的“穷而后工”的质疑者中有三人均出自这四十多人中，还有一人也与此科有关。当然，欲借此明确说明词科人士有趋同的文艺观，究竟是十分困难的，但他们的身份与其文艺观是否有若隐若现的联系，尚可深入挖掘。如果我们将材料放得更宽的话，还可发现更多的与词科士人有关的例子，例如南北宋之交的葛胜仲，他在为陈与义诗集作序时，也曾明确提出对“诗能穷人”的质疑：

世言诗能穷人。……予谓诗非惟不能穷人，且能达人。[173]

“穷而后工”论旨在逆推文章之“工”的成因，将“穷”列为其中一项重要因素；而“穷”与“工”的胶合则使“穷而后工”之外又衍生出“诗能穷人”一说。葛胜仲虽然是针对“诗能穷人”而论，但他在涉及论述对象陈与义的时候，重点拈出了陈与义曾任参知政事这样显赫的身份。有趣的是，葛胜仲也是词科出身，曾试中哲宗元符三年（1100）词科。这样的巧合，又给我们些许提示。

尽管士人的身份、出处不能够与文学思想作生硬的比附，但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着眼，洪迈、周必大、程珌、王应麟等人的身份与其文学观念的一致，尤其是针对“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的不约而同的质疑或是补充这一点，还是透露出不小的信息。笔者认为对此大致可以这样解释：对这部分士大夫来说，他们通过早年的词科经历所习得的内容以及其后在朝廷执掌内外两制的文臣身份，致使这部分词科士人的知识储备无法脱离这样的一种背景，同时也使他们对“鸣国家之盛”有一种自然的亲近与认同；其试中词科后较为畅达的仕履经历，又使他们与具山泽之癯的文人区别开来。

身份的影响无处不在，文学观念的生发往往不能离开作者的身份，持论者总有自己的人生体验与经历，其出语总是基于自己的眼光和立场。从评论者身份的角度来观察，往往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微妙的痕迹。无论是词臣身份还是词科出身，指向的都是某种具体的“身份”。洪氏、周氏反对“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这样的成说，虽然出发点各自有别，但他们个人而言，在科第顺遂且有王室褒宠、立德立言两皆不废的情况之下，觉得成说不必皆对，“鸣”并非一定是出于不平，不穷也未必不工，是相当自然的心理。

强调词科的身份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大概仍然是较为隐晦的，但词科是以词学之习为主的。经此濡染，从重视词学的角度出发，以“鸣国家之盛”的角度看待文学史，则文学史的面目较为新鲜。这一点我们从洪迈、周必大等人对文学史的评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洪迈在《黄御史集序》一文中指出“词章关乎气运，于唐尤验”“伯玉奋然洗刷，沈、宋、燕、许，辈出振响。以至贞元、长庆，经术大明，修古弥众”，[174]以沈、宋、燕、许等人作为唐代辞章代表，本身就代表着重官方文学的观念。另如，北宋前期文风一般被认为较为轻靡，但周必大为吕祖谦《皇朝文鉴》所写序文中，将北宋前期这一通常不为人所重的文学时段的基本特征分别概括为“文伟”“文博”“辞古”等等，认为每一段时期都有可取之处。这种为每朝设定文学特征的持平做法为叶适所讥，[175]认为与常情不符。确实，周必大的言论，与传统的文学史观有着相当程度的龃龉，但就身份的角度而言，周必大从翰苑词臣的角度对前朝文学进行总结，构建起新的文统脉络，其实是属于一种文化心理上的自觉。他还在《初寮先生前后集序》等文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这些观点与宋人在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宋兴百年间文章体裁未改五代余习之说，无疑有很大差别。[176]排除对前朝作品肯定为主的官方表达需求，其文学观念中也具有对润色华章的应用型文学较寻常更为宽博的态度，这既是得之于词学的训练，又不乏在其翰苑掖苑任职的经历中进一步加深了这些见解等等因素存在。同为词科出身的孙觌，在为汪藻《浮溪集》所作序文中也指出，诗易作而文不易工，以朝廷制诏为代表的大手笔之作，是那些浅薄的“心竞力取”的文章所不可比肩的。[177]从身份反观这部分士人的文学批评，也可以解释周必大、洪迈、孙觌等词科出身的士人为何有这些趋同的文学观念。这在本书的第四章还会具体论及。

之前谈到，在宋代社会，以士大夫为政治主体与文化主体的社会模式已基本定型；而在词学方面，对演纶之体的辞章之华的逐渐重视，加深了对文学理论中“鸣”这一概念的理解。这两方面分别从制度与观念上为文学批评的深入作为充分准备，也预示着南宋文学词学兴盛下的文人观念及其文学情志的新变。随着历史演进与文学思潮的变化，许多文学观念也现出质疑之声或是被重新界说，在此情况下出现的对“不平则鸣”与“穷而后工”说的重新界定也有其内在的缘由。无论是将“鸣”的概念扩大，还是拓展出“穷”的对立面也即“达”而后工的实例，不但与持论者的身份转变有直接关联，其与宋代词学与词科之学的兴盛也有一些间接的关联。

从“身份”的角度着眼，文学史中的许多现象或可呈现另一维度的解释。如王夫之所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178]身份与眼光不仅规约着文学可能达到的高度与宽度，也同时规约着文学批评者自身的批评视野。祝尚书先生提出从“身份”的角度看待文学，认为“‘身份’认同是宋代文学体派延续的心理‘脐带’”，[179]从身份的角度重新认识宋代文学，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视角。这方面在宋前就代不乏例，如刘克庄所指出的，杜甫、白居易那些通常从世教民彝角度出发引出的诗学观念，往往可就其谏官与词臣的身份来重新认识。白居易称其以新乐府形式所作之讽谕诗乃是“自拾遗来”（《与元九书》），也即是揭示自己写作的直接动因是不脱谏臣身份的。近年来就有学者论证这一点。[180]也就是说，这些诗歌均是“有为而作”，有着明确的创作态度，而并非以纯粹的“不平之鸣”或以记录一代之史的观念为指引。到了宋代更是如此，北宋前期流衍甚广的西昆体诗风，与杨亿、刘筠等人的台阁身份相关。杨、刘等人的诗歌酬唱在馆阁翰苑中进行，相对稳定的身份空间与相关的文学空间有其一致性，而擅长引经据典、风格华美绮丽的昆体诗风因不脱台阁气息，其主体身份与李商隐的在野诗人身份已经构成了内在的差别。又如江西诗派，虽然是从地域的角度划分的，其体派的特征也较为松散，但吕本中总结的“一祖三宗”等说法，都表明了后期江西诗人是在有意识地营造共同的文学追求，这也可以看作是有共同诗歌追求的诗人派别对“身份”的自我认同。

我们知道，身份影响文学这样的例子从古至今都不胜枚举，文学史上，南朝谢灵运的贵族身份与其山水诗、宋代柳永的市井身份与其艳情词等等，都是其例。尽管梁代萧纲曾有“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的观点，[181]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身份与文学形态、内容的对应关系是较为一致的。不过，身份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却多为人们所忽视。现实情况下的文学批评中，身份仍是一个较为隐秘的视角。前文通过举例，意在指出文学批评者的身份对文学观念的影响，这涉及他们自身身份认同的问题。如果将持论者的观点与他们自己的身份进行比勘的话，无疑可以发现，这些批评者的身份往往能够和他们的文学观念达到某种程度的暗合。上文提及周必大对“穷而后工”论的批评，程珌、王应麟对“达”而能“工”的肯定，孙觌、洪适对泛鸣的理解，也是与他们对词臣身份的自我认同相吻合的。尤其在南宋时期，执掌文柄的士大夫群体在肯定欧阳修的功业文章之余，就“达”与“工”是否可以兼顾方面，他们的看法有着内在的一致。

反观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严格意义上说，也是出于一种身份论的先验性质的推导，只不过欧阳修的身份论采取的是知人论世的方式，对某一诗人的状态与社会身份作了界定，由此再推导其对文学的影响。在评价梅尧臣的诗歌时，欧阳修拈出其“穷”的身份，再进一步强调梅尧臣的这种身份客观上为他的诗歌之“工”提供了充分的材料与情感上的准备。而宋代针对“穷而后工”的批评者则多从具体实例出发，举出“穷”之外的例子进行质疑或者补充，也同样是针对身份问题进行的新的界说。在这一过程中，批评者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也显现了自己的立场，他们在辨明身份与文学之关系的过程中，也代入了他们自己的身份，当然，这后面更多的是持论者的人生体验。总而言之，这构成了一种受持论者身份影响而针对身份进行批评这样一种较为特殊的多重批评。

就诗学批评范畴而论，宋代之前，从“发愤著书”说到“不平则鸣”说，均属于一种渐进式的层累型的文学批评话语的流变，相关的概念清晰明了，也几乎没有异说的空间。而在宋代，尤其是南宋，针对“不平则鸣”与“穷而后工”的另一些较为温和的质疑或者另一部分声音，推究其背后的知识文化背景，可知其发声者大多具备共同的身份纽带。这种由身份纽带引起的文学批评的趋同，借用余英时的概念，体现的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某种“群体自觉”。[182]这里指的“群体自觉”，不单单体现了宋人对成说、对经典的质疑、反叛等精神层面上的文化自觉，也与他们对鸣国家之盛的心理认同相关。这背后有着尊师重儒的思潮、士大夫参与执政的背景，体现了文人对弘国家之美的词学的看重；而对词学的看重，实则脱离不了这些质疑者的词臣身份。进一步考察则可以发现，词学之臣的甄选背后，则有着系统的对词科之学的学习与研磨。看似单一的身份，背后牵涉出许多的问题。

以洪迈、周必大、程珌、刘克庄、王应麟等为典型代表的南宋文人，对“不平则鸣”“穷而后工”或是另辟新说，或是削去韩愈与欧阳修文学理论中明显的单一的穷愁著书的身份界定，而多采取发散性的思维方式，以具体的文学实例出发，提出更多的反例支撑其观点。他们并非否认穷戚怀忧、不得其志的文人心态对情志的感发所产生的原动力，而是尽量将自身的文学抱负、文学理想与文人的晋升之阶、儒臣形象的建构相洽合，构建一种堂庑正大，并且同样可以寄托文学理想，与山林文学迥异的正面意义上的文学世界，南宋的翰苑掖垣文学即是这种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他们自身的身份对其文学批评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针对“穷而后工”的质疑，既是针对的批评对象的“身份”，也代入了其自身的身份。在这里，身份既是批评的对象，也是支撑其批评的背景。这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批评现象。

四、研究方法与构架

目前学界对词科的梳理，偏重于从史实的角度考论，对其与文学的关系基本上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本书力求从词科资料的梳理与相关考证出发，尤其选取制诏、记序等不同文体为例，展示其与文学的互动及深层次的关联，并兼及词学专习书目《词学指南》、词科与理学的关系等问题。笔者尝试将词科与南宋文学的关系作为一个研究整体，将词科制度及其影响下的文士活动，与南宋的文风、文章学观念结合起来论述。本书采用纵向与横向结合的研究方法，纵向的一条线是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词科考试内容、时间、得人情况，也就是制度史的部分；横向的线则是文化史脉络，包括宋代“词学”史、骈文发展观的相关辨析。大致结构如下：

第一、二章为宋代词科综论，第一章详细论述宋代词科的源流与设置，分析其与从北宋延续下来的党争导致的应用型人才的缺失有关，归纳其考题与文体分类；对词科之文，通过举例点出其道德功能和文体修辞上的特征，并结合时代背景，从词科、词学与中兴心态这一层面进行阐论；第二章则以人为中心，讨论词科的取士与入仕、投业与行卷、词科士人的群体关系等层面，群体关系包括家族词学与词学的衣钵相传，这些是学界目前的词科研究较少涉及的部分。这一章的最后还是以人为中心，探讨词科衰落的政治原因。第三章则进入个案分析，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词科入等士人与他们的杂文学实践，选取的年代跨越高宗、孝宗至理宗等朝。谈“三洪”（洪适、洪遵、洪迈），注重高宗对其家族词学的拔擢；谈周必大，着重分析其高文巨章的撰写的大手笔意义；谈洪咨夔与真德秀，主要集中在他们对于正统文体的推崇与写作实践，这些方面均与其词科应试经历有关。在此基础上，第四章进一步探讨词科批评及南宋骈文的发展导向。南宋词科兴起的同时，时人对之也不乏批评，这一章即对“词科体致”“词科习气”展开论述。在提炼“词科体”概念的基础上，探讨词科与南宋骈文发展的内部关联。第五章则论述南宋词科士人在散文与诗词中的词科体式。散文部分取例于词科所试的记、序体文，但选取的题材与词科不一致。这一章也对他们的诗歌写作情况作了概说。词科所习宽博、深密，部分词科出身的文人诗歌也具有骋才使能的倾向。至于他们所填的词，可与本书所论之另一种“词”形成有趣的比较。随着理学的兴盛，能够在词作中看到理学趣味，可以视作南宋中期以后思想与文学交融的有趣一例。

在进行整体论述之后，第六章将研究视野返回到一本典型的词学专书，即专门论述王应麟的《词学指南》，分析这样一部词学写作的集大成之作对时风导向起到的影响，指出其追源溯流的文体分类也体现了南宋后期文人的文章学观念。第七章则进一步论述第四章提出的理学家对词科的批评，但理学家中也有不少人早年有词科经历。与此同时，南宋习词科的士人的理学倾向也非常复杂，吕祖谦、真德秀本人即是理学家，韩元吉、洪咨夔、叶谦亨、王应麟诸人，他们与理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他们既习词科，也崇理学，其理学背景与文学背景反映了这部分南宋文人身份与观念的复杂化。

本书试着从“词学”的渊源流变及其在宋朝与制度结合之后发生的意旨上的变化入手，探讨宋代词学与词科的深层次的联系，并进一步通过“词学”这一中间物，勾连起在古文史之外的、与制诰文等应用文体有着密切联系的南宋词学史。以“词学”为中心的文学史的提出，有助于厘清词学自六朝以迄赵宋的变化。总的说来，从六朝时期重“辞章”到北齐的文林馆的设立，从唐代的词学发展到宋代新出现的词学与词科的关联，词学的发展模式与制度密切结合，形成循环往复的脉络。以词学、词臣贯穿的以四六文、应用型杂文为主体的文学史，在传统的文学史观外，昭示出另一种新的书写可能。

南宋文学包罗了南宋150余年间几代作家群体的思想和创作。时代的变迁、制度的变更、士风的演进，均从不同方向对文学态势进行着补充与更替。特别是两宋易代，世道陵夷，文人心理和文学流势也相应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南宋文学相对于北宋文学来说，既有继承，也有新变。宋人喜用“几变”这一概念来揭示不同年代文学上所发生的变化，如楼钥在《北海先生文集序》中说：“夫唐文三变，宋之文亦几变矣！止论骈俪之体，亦复屡变。”[183]文体的新变不仅仅发生在我们相对熟悉的古文领域，在骈文领域也是同时发生着的。如将目光集中于两宋骈文思潮的数次变更，特别是南宋文风的新特征，势必要对北宋后期出现的词科取士这一重要制度加以研究。在词科取士制度下，骈文方面的新变是如何发生的，如何从制度带动文体，再以文体参与制度与文化建设，制度与文学交结互动的每一阶段呈现出怎样的形态，都成为本书试图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