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多元的经典文本

一　惊世骇俗的洞见

《水浒传》有值得珍视的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一反封建社会的专制思想，发出“乱自上作”“造反有理”的惊世骇俗的呼声。晚清一位文人眷秋说：“世之读水浒者，多喜其痛快淋漓，为能尽豪放之致。《水浒》之叙事雄快，令人读之块磊俱消，自是其长处。然《水浒》之能冠古今诸作者，正不在此，实以其思想之伟大，见地之超远，为古今人所不能及也。吾国数千年来，行专制之政，压抑民志，视为故常。……施耐庵乃独能破除千古习俗，甘冒不韪，以庙庭为非，而崇拜草野之英杰，此其魄力思想，真足令小儒咋舌。”《水浒传》“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深刻揭示了“乱自上作”的社会现实，公然宣扬“造反有理”、聚众起义的行动，唱起了反抗者的颂歌，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高俅始终作为奸臣的代表人物出现，是贯串全书的一根黑线。这个小流氓靠踢球爬上高位，在朝廷和蔡京、童贯、杨戩等勾结，在徽宗这个昏君的纵容下，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小说中出现的地方要员多是他们的亲戚、朋党。其中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是徽宗皇帝慕容贵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惘僚友，无所不为”；北京大名府留守梁中书为报泰山蔡京提携之恩，在大名府大肆搜刮货财，为丈人送“生辰纲”；蔡京第九个儿子蔡德章是江州知府，“那人为官贪滥，作事骄奢。为之江州是个钱粮浩大去处，抑且人广物盛，因此太师特地教他来做个知府”。蔡京的门人华州贺太守强夺画匠王义的女儿为妾，又把王义“刺配远恶军州”；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唐州知府高廉，靠他哥哥的权势横行霸道，他的妻舅殷天赐又仗他姐夫之权势，竟敢强占世袭贵族柴皇城的花园。金圣叹的回评：“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阁，然则少亦不下千殷直阁矣。是千殷直阁也者，每一人又各自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然则普天之下，其又复有宁宇乎哉？”诚如他所说，遍布各地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张都监、蒋门神、毛太公、西门庆、郑屠以至陆谦、富安、管营、差拨、董超、薛霸之流，他们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残酷的统治网。在这样的黑暗社会里，贪赃枉法，民不聊生。如知县受贿，就可以不受理武松对西门庆的控告；陆谦、李固能够买通押解的公人在路上杀害“犯人”；监狱里，不给管营、差拨送钱，就打你一百杀威棒，“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官军下乡，横行无忌，祸害百姓，把老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一扫而空。这样的社会现实就使反抗专制统治的行动具有正义性和广泛性。“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梁山好汉聚义，成为“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

其次，塑造非凡的英雄形象，歌颂锄强诛暴、勇于抗争的民族精神。梁山好汉多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如打鱼为生的阮氏三雄，打猎为生的解氏兄弟，小吏宋江、戴宗、朱仝、雷横，市井游民武松、刘唐、杨林、石秀、白胜、时迁，小牢卒、小家仆李逵、燕青，一些占山为王的小土匪如朱武、陈达、杨春、周通之类，还有中下层的军官鲁智深、林冲、杨志等。当然还有被裹挟到梁山的如卢俊义、关胜、呼延灼等。但梁山好汉的主体是在过去文学作品中没有地位的小人物，而在《水浒传》里却成为英雄，成为作品的主人公。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梁山好汉是一群敢于与封建官府对抗的英雄豪杰。他们扶困济贫，见义勇为，“义胆包天，忠肝盖地”。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大闹野猪林”，林冲“风雪山神庙”“雪夜上梁山”，武松“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这些脍炙人口的英雄事迹；“智取生辰纲”“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智取大名府”“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这些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无论是鲁智深、林冲、武松那样的个人反抗，还是攻打城池、对抗围剿的大规模的战争，梁山好汉为受尽欺压的平民百姓抒发了满腔怨恨之情，表达了渴望公平正义的强烈愿望，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锄强诛暴的道德观念和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阳刚之气。《水浒传》之所以令千千万万读者爱不释手，世世代代永久传颂，就在于它塑造的传奇英雄和宣扬的民族精神。

第三，歌颂“等贵贱，均贫富”的社会理想。它写的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他们中有柴进、关胜、卢俊义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也有如阮氏三雄，解珍、解宝，朱贵、曹正这样的“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他们中有的儒雅风流，有的纯朴粗鲁，“认性同居”“何尝相碍”；有的文笔精通，有的武艺高强；有的能日行千里，有的能飞檐走壁，“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每个人物都是英雄，但任何个体又离不开英雄的群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特长，但在集体中都能和睦相处，各显所长。各个人的出身经历不同，但在集体中都能平等相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亲如一家。《水浒传》创造了梁山泊这个理想的小社会，寄托了古代人民乌托邦的梦想。

袁无涯本“智取生辰纲”

容与堂本“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二　多元解读的主题

《水浒传》的成书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思想内涵极为丰富庞杂。历代评论者处于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之中，对其诠释也必然带有各自时代的特征。其实，即使是同时代的研究者，由于其价值取向与研究理论及方法等不同，对同一作品所进行的阐释，也就会各有侧重。

（一）“诲盗”说和“忠义”说

在明代中叶，即嘉靖、万历年间《水浒传》逐渐开始流行，这样一部宣扬“官逼民反”“造反有理”的小说，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当然是倡乱诲盗，不利于统治；在封建正统思想的文人看来，也是越轨的异端邪说。官方的办法就是禁毁。明崇祯年间，有官员奏请禁毁，因为此书“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此贼书也”。于是圣旨下，“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清代也屡遭禁毁。一些文人，也认为《水浒传》是诲盗之书，连明代著名的“公安派”领袖袁中道都说：“《水浒》，崇之则诲盗。”至于像俞万春这样的文人，更是力主“强盗说”，他说：“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总而言之，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还写了一部《荡寇志》与《水浒传》对抗，妄图抵消《水浒传》的影响。随着时代进步，中国结束了封建帝制，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让诲盗说基本上销声匿迹了。没想到，这几年又沉渣泛起，竟然有人又倡诲盗说，写了一首《水龙吟·我评水浒》：

堪称天下奇书，四成杜撰三分造。常人误读，书生误解，专家误导。啥叫英雄？谁是豪杰？是非颠倒！叹古今往事，云遮雾罩，真面目，谁知晓？

胡作非为强盗，上梁山，替天行道？杀人放火，无情无义，不忠不孝。祸害平民，进攻州县，除良安暴。扫前人腐见，拨开云雾，显它原貌。

明代后期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李贽提出“忠义”说，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阐述了《水浒传》乃作者“发愤之作”，如同太史公称“《说难》《孤愤》，圣贤发愤之所作”一样。作者为什么发愤呢？因为“宋室不兢，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使北宋王朝衰亡。施耐庵、罗贯中想到北宋的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想到南宋王朝苟安江南，“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那么谁是泄愤者？“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他们是具有忠义的“泄愤者”。其次，“忠义何以归水浒也”？是因为大力大贤的人没有出路，导致了“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而宋江更是“忠义之烈也”。第三，强调《水浒传》“不可不读”，特别是“有国者”，就是一国之君和为官者如宰相、兵部、督府等必须读。这样君主才知道要举贤任仁，不可重用奸臣；为官者，才知道必须心系民生，为百姓着想。

李贽的这篇序第一次把《水浒传》中的“强人”与“忠义”联系起来，也是第一次把《水浒传》的思想性质抬高到儒家伦理价值的特定高度，即给予《水浒传》以“忠义”的金字招牌，使它具有或获得了进入主流社会视野的名分。

李贽观点影响很大，赞成他意见的不少。如余象斗评林本《水浒志传》卷首《题水浒传叙》否定了认为宋江等是“民之贼也，国之蠹也”的看法，认为“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他联系宋朝史实是因为“当是时，宋德衰微，乾纲不揽，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所以才出现了《水浒传》中的宋江等“英雄豪杰，愤国治之不平，悯民庶之失所，乃崛起山东”“彼盖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

激烈反对李贽忠义说的是金圣叹。金批《水浒传》是很有价值的，尤其是在艺术方面，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推向成熟，作出巨大贡献。许多学者对金圣叹这个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不少专著和文章，读者可以去研读。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他对《水浒传》的解读：

先说“腰斩水浒”，以“惊噩梦”作结的问题。他把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腰斩”成七十回本，终止于梁山泊英雄聚义，而将受招安及以后情节全部删去。然后编了一个卢俊义“惊噩梦”作结，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所谓“惊噩梦”是卢俊义在大聚义时，喝得大醉，夜里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他被一个自称嵇康的人捉去，宋江等用苦肉计救他，一齐自缚投案，请求招安，被嵇康斥骂一顿，全部处斩。卢俊义梦中惊醒，“微微闪开眼看堂上时，却有一个牌额大书‘天下太平’四个青字。”从艺术角度看，“腰斩水浒”删除冗弱的后半部，保存了精彩的前七十回，正如郑振铎所说：金本《水浒传》“打倒了、湮没了”明代一切流行的版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传》全书者几三百年”。但金圣叹写“惊噩梦”这个尾巴的目的，是要表示只有把这些造反的梁山好汉斩尽杀绝，才能“天下太平”。

其次，他非常愤慨地痛斥了“忠义”说，认为给予《水浒传》忠义之名者即是“劝”盗，即鼓励盗贼，是将国家置于无忠义之境地。他反对李贽称宋江为“忠义之烈”的观点，斥为“村学究见识”，认为“《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其渠魁之意”。

这样说来，金圣叹就是把《水浒传》看作“强盗书”了。其实不然，他对《水浒传》情有独钟，把评改《水浒传》作为毕生的事业，把《水浒传》和《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并列，称为“第五才子书”，抬高到与儒家经典同等的地位；他热情歌颂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人物是“天人”“活佛”；他高度赞扬《水浒传》的艺术成就，认为“天下文章无出其右”。对此，陈洪先生作了精辟的解释：“这种矛盾心态在晚明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些带有或多或少异端倾向的读书人，莫不陷于类似的矛盾中。如李卓吾盛赞现实中的强盗林道乾及《水浒》中的‘强盗’，但最终还是要他们归顺朝廷，成为‘忠义’之士。冯梦龙有‘民何以堪！无怪乎其化为盗贼矣’之论，却又痛斥闯王义军。凌濛初写过‘盗贼有英豪’的诗句，却又亲自率众与义军血战。若再深入一层来看，这与儒学在实践层面上暴露出的内在矛盾直接相关：从‘仁’学出发，苛政当反，小民当恤；从‘礼’制出发，伦常不可犯，名分不可违。因此，以儒学为评判社会问题基本武器的金圣叹们，自然不可能跳出自我矛盾的泥淖了”。

才华横溢的怪杰金圣叹与封建统治者以及封建保守的文人有着根本的区别。

（二）“农民起义”说

明清时代对《水浒传》的解读主要是“诲盗”说和“忠义”说，晚清有所谓“社会主义小说”等说法但影响不大。新中国成立后，对《水浒传》给予很高的评价，被称为“农民革命的伟大史诗”，这种观点长期居于主流的支配地位。在“文化革命”中又被认为是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这两种意见虽针锋相对，但都肯定了《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作品。

当时“农民起义”说权威的论述是：“以描写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为主题，以宋江等英雄人物为长篇的主干，全面地描写了中国中世纪时期的黑暗统治，尤其是深刻地描写了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者的革命斗争，热情地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胜利，塑造了百十个农民英雄人物”。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甚至持否定的意见。其理由是：

1.《水浒》所写的梁山好汉，几乎没有一个是农民。陶宗旺是“庄家田户出身”，可算是农民，可是他在《水浒传》里是个凑数的小人物，不能作为义军的代表；李逵虽然出身于贫雇农，但本人已是狱卒，身上游民气十足，无论经济地位、生活习惯、思想意识都与农民有很大不同。而且书里还有鄙视农民的描写，如雷横到勾栏听戏，白秀英向他讨赏钱，雷横那天忘带钱，白玉乔挖苦道：“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向他讨甚么？”还骂雷横是“三家村使牛的”。

袁无涯本“枷打白秀英”

2. 梁山泊的好汉们只为“自己快活”，没有代表农民利益，没有提出对土地的要求。有的学者说：“梁山泊的‘好汉们’，包括李逵在内，多次提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生活。这样的强盗，实质上大都是没有一点儿民族自尊心、只想到自己的糊涂蛋子强盗！”有的说：“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一世快活而已，丝毫没有为了贫苦大众的打算。”

3. 认为梁山义军没有“劫富济贫”；内部也不平等；领袖人物成为“腰缠万贯”的财主，腐化变质。

他们说梁山泊没有“劫富济贫”，举出晁盖上梁山后第一次“打劫”，得来的财物头领们分一份，小喽啰们分一份，算出他们之间的比例是1∶60。于是由此类推，得出结论是宋江等人是“腰缠万贯”的财主。有的学者为了说明梁山泊并不平等，举出杨雄、石秀上山后，晁盖就给分了房子，“每人拨十个小喽啰伏侍。《红楼梦》中尤二姐一家主子三口人，也只有四个仆人、丫鬟侍候”。

4. 梁山泊没有提出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自己政权的要求。

最重要的是两条：没有提出土地要求；没有打倒皇帝夺取政权的目标。

（三）“为市民写心”说

1975年就有学者提出“市民”说，80年代以后得到更充分的阐释。他们认为《水浒》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广阔场景，是反映市民社会空前盛况的文学作品；活跃在书里的是广大市民群众，“官逼民反”中的“民”，不是农民而是市民；作品表达了市民的憎与爱，“替天行道”并非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梁山泊发动的战争不是农民革命战争。有学者指出：“无论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或作品的艺术效果看，《水浒》都不曾把梁山泊聚义写成真正的农民起义。只不过是借农民起义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从而把它写成了表现市民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基本上是以绿林豪侠为主体的小说”。

对“市民”说，也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市民”说是套用了中世纪欧洲“市民阶级”的概念，中国的“市民阶级”要到明代中后期才初具规模，在《水浒》里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市民阶级”；用“市民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用市民思想取代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是不妥的。

与“市民”说相近的是游民说。什么是游民？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脱离了社会正常秩序和宗法家族组织，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所的人们都可称为游民。《水浒传》里游民最多，约占一半。游民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他们往往会使用各种手段以获取生活资料。财富金钱是他们的经济诉求，劫富济贫是获取财富的手段，如晁盖以“十万贯金珠”为诱饵，鼓动阮氏三雄等劫取“生辰纲”；“发迹变泰”是他们的政治诉求，他们希望“一刀一枪搏个封妻荫子”。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喜好舞枪弄棒；不近女色但嗜食贪杯；好交朋友，仗义疏财。他们的道德观念是“讲义气”，这种义气要求好汉们要“吉凶相救，患难相扶”，同时带有浓厚的帮派意识。他们还有赤裸裸的暴力倾向。《水浒传》是游民说给游民听的故事，其内容是讲述游民的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游民的好恶。它的思想价值主要是反映了过去思想史很少研究的游民的思想和生活，他们的话语体系，如“造反有理”（犯上作乱）、好汉、义气、“逼上梁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等。《水浒》的独特话语系统表达的是敢于通过武装力量争取自己利益的游民的思想，应该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个话语系统不仅为后世造反者所认同，也为其他阶层的人们所理解。

它以市民（包括游民）为主体，为“市井细民写心”，而且是第一部用口语写作的长篇小说，在文学史、思想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四）“忠奸斗争”说

有学者提出“忠奸斗争”说，认为贯穿《水浒》全书的并不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而是忠与奸的矛盾和斗争；它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并不是‘官逼民反’，而是‘替天行道’；它所着力歌颂的理想人物并不是方腊那样的农民起义英雄，而是宋江那样的忠义之士。“小说中所描写的梁山泊的英雄作为人民群众反奸抗暴的中坚力量，和蔡、高、童、杨等权奸、贪官的矛盾冲突，鲜明地贯串全书始末”，成为全书一条主线。而宋江就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全忠仗义的典型形象，当时人民群众理想中反奸抗暴的英雄”。忠奸斗争贯穿了《水浒传》全书。

与忠奸斗争说相近的还有“乱世忠义”说。研究者认为：“《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在作者心目中是‘乱世忠义’的形象；《水浒传》所宣扬的忠义思想是爱国主义思想与民主主义思想的结合；《水浒传》的主题是颂扬忠义，鞭挞奸佞，憧憬好皇帝；《水浒传》作者作此书的目的是想总结北宋灭亡的原因，并为后来者戒。”

三　忠义内核的合奏

对《水浒传》的解读，如上面所说，有忠义说、农民起义说、市民说、游民说、忠奸斗争说等等，这几种观点都包含着合理的成分，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小说丰富复杂的思想。

我们分析《水浒传》的思想内容，离不开三个基本事实：一是《水浒传》确是以宋江反抗朝廷的起义为题材，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了创作；二是水浒故事长期在都市中流传，由市井说书艺人、戏曲艺人孕育而成；三是它由封建社会里进步的知识分子施耐庵等人在民间文学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成书之后又经过不少文人的修饰加工。我们分析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应该考虑它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不同的思想和感情渗透其中，都有所表现。

我们先来看看农民起义说。中国古代发生过无数次农民起义，特别是离《水浒传》成书较近的唐代的黄巢起义，元代的红巾军起义，两宋之交的宗宋反元的“忠义军”等；有关这些起义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为说书艺人、戏曲作家所熟知，也必然投射到施耐庵等作家的脑海里，因此，他才会写下：“敢笑黄巢不丈夫”“直教红巾名姓传千古，青史功勋播万年”这样的诗句。

不过，古代小说写农民起义的极少，且不成功。写北宋王则起义的《平妖传》、写明初唐赛儿起义的《女仙外史》、写白莲教的《归莲梦》等都不成功。因而，以宋江起义为题材的《水浒传》实在是弥足珍贵的。

《水浒传》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李逵等人还喊出“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要与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呼声，它反映了农民革命从分散、自发的反抗发展到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的历史进程。他们建立了强大的根据地，历史上的农民义军多是采取流动的方式打击官军，所以被称为“流寇”，而晁盖、宋江却在梁山建立起各种设施比较齐全的后方基地：他们不是散兵游勇，而是组织严密，分工细致，头领各司其职的队伍。有马军、步军、水军、情报通讯、后勤供应等部门，类似一支正规军。他们有多种作战方式，如有攻打大城市大名府、青州那样大规模的长途奔袭；或像两赢童贯、三败高俅那样在根据地展开“反围剿”保卫战；有设伏打援，有里应外合，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农民战争的基本形式，沉重打击了封建朝廷。“蓼儿洼内，前后摆数千只战舰艨艟；水浒寨中，左右列百十个英雄好汉。搅扰得道君皇帝，盘龙椅上魂惊，丹凤楼中胆裂”。如果能让皇帝“盘龙椅上魂惊，丹凤楼中胆裂”的武装斗争，还不算农民起义，那历史还有农民起义吗？同时，梁山义军没有不断扩大根据地，而是打一块丢一块，这正是我国农民战争中常见的保守主义。作品也写到这支队伍鱼龙混杂，有些恶霸、地痞、强盗、小偷等也混迹其间，某些英雄人物过度的复仇情绪和嗜杀行为，也很真实反映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实际情况，表现了农民起义的落后性和破坏性。作品还描写了梁山义军后来忠义思想占上风而接受招安，征辽、征方腊，梁山好汉伤亡殆尽，宋江、李逵、吴用、花荣魂聚蓼儿洼。“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真实地反映了农民革命失败的悲剧，从客观上说明投降是没有出路的。从以上几个方面，虽然作者主观上并不理解农民起义，想把梁山泊的义军写成忠义之师，但在客观上《水浒传》的确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

否定《水浒传》是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有如下的理由：

首先是说《水浒传》没有几个农民，怎么算是农民起义？其实，中国历次农民革命其领袖人物多不是农民。隋末瓦岗寨起义的翟让是洛阳的“法曹”（和宋江差不多的小吏），李密是北周大官李弼的后代，当过杨玄感的参谋；唐黄巢出身贩盐的富商家庭，本人是落第的举子；北宋的李顺、王小波是贩茶的商人；南宋的钟相是巫教教主，就拿书中写到的方腊来说吧，虽有他是农民的说法，但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个漆园主。梁山泊一百零八将虽然没有几个农民，但这只是领袖和骨干，梁山义军有千军万马，没有农民就没有那么大的队伍，有诗为证：“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说明参加者主要是农民和渔民。更重要的是它把历史上一次并不出色的起义写得波澜壮阔，具有排山倒海之势，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少有的。

第二，梁山好汉只想过“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生活，“丝毫没有为了贫苦大众的打算”。其实“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正是挣扎在饥饿线上老百姓朴实的愿望，富贵之家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才不想“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他们追求的是饮食的精致化。对于八百年前参加起义的贫苦百姓来说，《水浒传》这样的描写不是很真实吗？难道要喊出“解放全人类”的口号才算是农民起义？

有的论者认为，梁山泊没有代表农民利益，没有提出对土地的要求。农民起义一般都是自发，而不是自觉的；还不曾自觉到把封建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反抗；农民起义大多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宋代钟相起义提出过“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但并不是要求平分土地，而主要体现了农民对人身和财产地位的不平等，对赋役负担不均的不满；只有农民起义最高水平的太平天国，才提出土地问题，公布了《天朝田亩制》，这是《水浒传》成书三百多年后的事了，况且还没有真正实行，甚至后来由于急需钱粮不得不支持地主收租。

第三，认为梁山义军没有“劫富济贫”，内部也不平等，领袖人物成为“腰缠万贯”的财主，腐化变质。

的确，在农民起义军里，不可能一律平等，必然有等级，财产头领多分、喽啰少分，而且许多农民起义领袖腐败变质。陈胜、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概莫能外。但是，梁山泊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腐化堕落的。他们没有买田置地，没有娶妾蓄婢，即使上山前要抢民女做“压寨夫人”的周通、王矮虎等，上山后也没有再犯；“李逵负荆”的故事，在于证明抢夺民女绝非梁山好汉所为；时迁上山前是个“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小贼，还在祝家庄偷吃小店的报晓鸡，但上山之后他的偷盗本领用于到徐宁家“偷甲”“火烧翠云楼”等为义军建功立业的事件，而再没有为自己去盗窃。所以，《水浒传》所描写的农民起义领袖胜过以往，实际上是把他们理想化了。

有的学者为了说明梁山泊并不平等，说杨雄、石秀上山后，晁盖就给每人拨十个小喽啰伏侍。要求农民起义军内部绝对平等，合理吗？请问在现代军队里哪个军官没有勤务兵（或叫通信员）？难道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必须自己做饭、喂马才算是农民起义军吗？

梁山泊有没有“劫富济贫”，他们夺来的财产和粮食到哪里去了？他们夺来的财产和粮食主要是供山寨的需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官军是靠政府供应军粮，“先于各路差官供送粮草，沿途交割”，但是官军还是要抢劫，“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而农民军没有人给他们供应粮草，他们本身也处在紧张、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不可能进行农业生产。解决吃饭问题只能靠打下一个城镇，打开官府的粮仓，或“吃大户”，夺取地主富豪的粮食。在保证军队需要之余，分一点给百姓，赈济灾民。这就是农民起义的真实情况。《水浒传》对此有如实的描写。打下青州，“宋江急急传令，休教残害百姓，且收仓库钱粮”“天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把府库金帛，仓廒米粮，装载五六百车”运回山寨去。打下祝家庄，“所有各家，赐粮米一担”“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得粮五千万担”。

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除了腐败之外，内讧、互相残杀是重要原因，如太平天国的“杨韦事变”。而作者是把梁山泊理想化了，写成一个用“义”作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平等社会。梁山泊内部没有压迫、没有歧视，没有惩罚过一个人，哪怕是小喽啰。正如宋江所说：“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过一个。”只有到受招安，准备出发征辽时，官员克扣朝廷赏赐的酒肉，引起宋江部下不满，一个小卒杀了贪官，宋江被迫“陈桥驿滴泪斩小卒”。这时已经离开梁山泊的乐土，到了奸臣当道的黑暗世界了。

第四，梁山泊没有提出打倒皇帝、建立政权的要求，因此，不是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这样几种结局：被统治阶级武力镇压，起义失败，这是多数；投降，这在农民起义中是时常发生的，如唐王仙芝，就曾和尚君长一起向朝廷“请罪”，后来被镇压。南宋杨幺起义队伍中，王佐叛变，导致杨幺起义失败；张献忠起义，投降，再起义，多次反复。有的起义成功，建立新王朝，如朱元璋，虽然后来当了皇帝，但没有人否认他是农民起义。《水浒传》是受招安，然后征辽、征方腊，但这不是否定它的起义性质的理由。

容与堂本“呼保义滴泪斩小卒”

第五，《水浒传》写到战争的残酷，梁山义军打入大名府时“被杀死五千多人，受伤者不计其数”；梁山好汉复仇时滥杀无辜，如武松“血溅鸳鸯楼”等，这也是农民起义的真实写照。作者没有谴责，反而作为英雄行为来歌颂，因此，在现在，特别对青少年是有负面影响的。

有的朋友完全否定农民起义说，他们一方面贬低农民起义，指出它的许多局限和错误，甚至认为它不但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是破坏社会的力量；另一方面又用极高的标准来要求《水浒传》和它所描写的英雄人物，用超过农民起义可能达到的要求来批判《水浒传》。这就成了《水浒传》研究中的一个悖论。

综上所述，《水浒传》的确是一部在客观上反映和描写了农民起义的作品，当然，它反映和描写得并不完全正确和真实。

市民说或游民说也是有道理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元时代，城市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社会，包括商人、手工艺者、小摊小贩、干苦力活的如挑夫，甚至小偷、妓女、乞丐等等。一方面，市民与农民不同，他们离开了土地，从事手工业生产、商业活动或在城市出卖劳动力，他们受到的压迫是城市里的官僚衙吏而不是封建地主，因此，他们有着不同于农民的生活特点和思想感情。另一方面，市民阶层还没有独立的政治要求，他们虽不满封建统治，同情农民起义，但还不可能组织独立的市民斗争，更不可能举行大规模的市民起义；只有到了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日益茁壮成长，市民阶层有了独立的政治要求，才可能出现像苏州市民罢工、罢市那样具有相当规模的斗争。水浒故事长期在城市流传，在瓦舍勾栏中说唱、演出，市民群众和艺人是水浒故事的主要创作者，也是听众、观众。他们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影响他们对水浒故事的言说。他们不熟悉农村生活，也不真正了解农民，他们是用市井细民的眼光来观察农民起义的。因此，在他们的渲染与修饰下，梁山义军虽然还保留某些农民起义的特点，但它实际上是被市民观点改造过的一次农民起义，小说中更多的是对市民生活的描写，也反映了市民的心声。

首先表现在《水浒传》描写的不是广大农村而是一个市井社会。在作者笔下，既看不见田野庄稼，也看不见男耕女织，看不见农村的日常生活和农业劳动，而只有酒楼妓院，开茶馆、卖炊饼之类，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市井社会生活的画卷。小说里看不见地主恶霸的地租剥削和高利盘剥，也看不见农村的灾荒，农民生活的艰辛，甚至没有一个起义英雄是因地主的剥削压迫揭竿而起的。相反，在封建专制制度下，金钱不能有地位和权力，权力可以有地位和金钱。城市里权臣官僚有权力，使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深受迫害，甚至像卢俊义这样的大财主，有钱但无权，一样受迫害。《水浒传》里的官逼民反，官是封建官僚，而不是农村地主恶霸；民是市井百姓（包括一部分富商地主、下层官吏），而不是农民。

其次，《水浒传》里的许多人物，没有农民的气质，而具有江湖豪侠的品格。众多英雄人物中也没有真正的农民，大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这是说书艺人们所熟悉的对象。这些人物没有对土地的眷恋，而热衷于闯荡江湖；没有农民的勤俭节约，而是“散漫使钱”，挥金如土；没有农民的拘谨保守，而是广交朋友，招揽英雄；没有农民的老实质朴，而是沾染了不少江湖社会习气。在瓦舍勾栏中流传着的是他们亦侠亦盗的故事。总之，与其说《水浒传》里的人物是农民英雄，不如说是江湖豪侠。

第三，《水浒传》里宣扬的是以侠义为核心的市民道德观。这在小说里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公正的向往；表现为见义勇为、扶困济危、恩怨分明、快意恩仇等道德原则；也表现为敢说敢为、表里如一的人格精神。水浒英雄大都是这些道德观的体现者。同时，在他们的身上也存在着打家劫舍、使性逞气的江湖陋习。所以，人们把《水浒传》看作我国长篇侠义小说的开山祖，是有道理的。

再看“忠奸斗争”说。施耐庵等人是封建社会里的进步文人，他们并不理解也不赞成农民起义，并没有把梁山泊起义理解为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看作“善与恶”“义与不义”“忠与奸”的斗争。因此，小说中忠奸斗争贯穿了全书，竭力歌颂忠义思想，把它写成了忠义思想的颂歌。在以下三个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

首先是对方腊起义的态度。本来，从客观上说，宋江梁山泊起义与方腊睦州起义是一样性质的造反行为。可是，作者以对皇帝的态度，作为区别忠臣义士与乱臣贼子的标志：如果被奸臣逼迫，不得不反，“暂居水泊”，但始终忠心不忘朝廷，最终接受招安，并为朝廷扫荡“外夷内寇”，对这样的起义者可不作乱臣贼子论。如果攻城略地，夺取天下，志在推翻朝廷，南面称王，改元建制，那么就是大逆不道的叛逆。所以，方腊被视为十恶不赦，要千刀万剐；宋江却被称为“一生忠义”，封侯建祠：“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

其次是表现在作者对梁山泊义军结局的处理上。“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作者把“奸臣误国”作为梁山泊事业衰亡的原因，使小说结尾部分弥漫着忠臣被害的悲凉气氛。给读者留下的教训无非是“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时人若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范蠡船”等等。征辽途中，罗真人劝宋江说：“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切勿久恋富贵。”燕青用韩信等功臣被诛的史实，劝卢俊义要隐迹埋名、以终天年。但是，宋江、卢俊义因为要忠心报国，不肯急流勇退，终于被害。相反，李俊听从费保等人劝告，避难海外；燕青、戴宗、阮小七、柴进、李应等都辞却功名，消极退隐，结果得以善终。李俊等人的命运和宋江的结局不是形成鲜明的对照吗？作者一方面清醒地看到奸臣未除，忠臣义士没有前途，写出了悲剧结局；另一方面，又不肯违背忠君思想，只好让宋江视死如归，忠心不改；而皇帝呢，也不辜负忠臣，为宋江封侯建祠，为全书留下了一条虚幻的光明的尾巴。

鲁迅曾指出：“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也就是事实上缺陷者，小说使他团圆的老例。”鲁迅这段话，一语道破了《水浒传》表现忠奸斗争的实质。

起初流传的水浒故事既有农民革命思想的闪光，又有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施耐庵等又用忠奸斗争的思想作为主线对它进行了加工改造，《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呈现出多元融合的趋势，我们既要看到施耐庵等人表现忠奸斗争的创作意图，又要看到作品实际展示了歌颂农民起义的客观意义；既要看到忠奸斗争的思想是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又要看到串连在这一条线索上的英雄人物小传和相对独立的故事，有着农民革命思想和市民道德理想的闪光。所以，我们认为《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是农民阶级、市民阶层和封建社会进步知识分子思想的多层次融合，是既矛盾又统一的艺术整体。但忠义思想是主调，是以忠义为基调的合奏曲。因此，它的书名是《忠义水浒传》。

四　见仁见智的焦点

（一）招安悲剧

如何看待“宋公明全伙受招安”，是《水浒传》研究中争议较多的重要问题。

在梁山泊事业鼎盛时为什么要受招安？为什么受招安后，不但没有高官厚禄，反而受到残害以致灭亡？那么，作者究竟是赞成受招安，还是反对受招安？

据《宋史》等记载，宋江等确实是投降朝廷：民间流传的故事，如《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宋江统帅三十六将，往朝东岳……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后遣宋江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所以，他写宋江受招安是于史有据的。

受招安与宋元时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汉族人民奋起反抗，有的是为保卫身家性命和宗族乡里而组织起来，“不从敌国，结寨自保”；有的是“头扎红巾，啸聚山林”的“红巾军”，他们是由原来占山为王的“盗匪”和溃败流散的官军组成的。总之这些称为“忠义军”“红巾军”的民间武装活跃在抗金的战场上，他们的口号是“杀敌报国”“誓杀金贼，不负赵王”，甚至有的在脸颊刺上“尽忠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岳飞把招抚“两河忠义”作为自己的复国方略。“忠义军”“红巾军”的事迹在瓦舍勾栏中成为“说公案”“说铁骑儿”的热门话题，《水浒传》吸收了这些故事，梁山好汉也是“忠义人”“红巾军”。他们的打扮：“人人都带茜红巾，个个齐穿绯衲袄”；他们的旗帜：“满地红旗飘火焰，半空赤帜耀霞光”；他们的事业：“直教红巾名姓传千古，青史功勋播万年”。宋江带领梁山好汉受招安，归顺报国，抵抗外敌是原因之一。在梁山泊重阳节的菊花会上，宋江的《满江红》道出了受招安，抗外敌的心声：“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容与堂本“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接受招安是梁山好汉的愿望。宋江有浓厚的忠君孝亲思想，他经过曲折之路，不得已上了梁山，但他始终身在江湖，心在朝廷，希望得到招安，为朝廷建功立业，荣宗耀祖，青史留名。他劝徐宁上山聚义说：“见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在为晁盖报了仇后，宋江对众兄弟说：“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一枪一刀，搏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是许多水浒好汉的共同愿望，也是他们接受招安的思想基础。即使是出身低微，如阮氏三雄，他们有很强的造反精神，当初他们羡慕梁山好汉，还表示：“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后来他们也认为受招安为国出力是正确的，阮小二在征方腊时牺牲，宋江悲痛不已，阮小五、小七反来劝宋江：“我哥哥今日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至于一些本来就是官军将领，或像卢俊义、李应这样的富豪庄主对招安当然更是拥护，在他们看来，落草为寇，终非了局；接受招安，得个官职，回归社会才是正道。在梁山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其一是吴用，他并不反对招安，但不主张主动争取招安，要有条件接受招安。在接受招安前，“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里也怕，那时却再商量。”他是希望抬高身价，争取在更有利的条件下接受招安。不赞成接受招安的，只有李逵、武松和鲁智深。李逵一直是要“杀到东京，夺了鸟位”，其目的是想当大将军，在那里“快活”，他曾骗母亲说“铁牛如今做了官”。他虽然一时反对，但后来也顺从了宋江，因为想当大官就要走受招安的路。在全传本里李逵从征田虎，梦见老娘，哭着对老娘说：“铁牛今日受了招安，真个做了官。”武松在和宋江分别，准备投奔二龙山时，他对宋江说：“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他为什么变了？可能是他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清醒地看到统治者的险恶，深知招安未必有好结果。正像鲁智深所说：“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像他穿的衣服，染成黑色的了，怎么也不可能洗成白的了，“招安不济事”。这些反对的意见在宋江的义气感召下，也没有坚持，因为他们也存在接受招安的思想基础。走接受招安的路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罗贯中的身世缺乏资料，我们不够了解，但可以肯定他们是下层的知识分子，是不得志的文人，他们对“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不公正的社会满腹怨恨；对奸臣当权，贪官污吏横行，切齿痛恨；对宋王朝腐败无能，终于亡于异族的历史教训悲痛感慨，所以对传说的水浒英雄心生仰慕之情，把自己的情感和愿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是作者毕竟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虽然对现实不满，但并不主张“僭号称王”，还是希望“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作者是在民间文学积累的基础上，用忠义思想贯穿全书，他要歌颂忠义思想，要把宋江塑造成忠义英雄，所以作者把宋江受招安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宋江等人来说，因奸臣当道，“蒙蔽圣聪”，不得已“暂居水泊”，后来皇帝醒悟，重用义士，所以宋江等“欣遇明主”，以接受招安显示忠诚。对皇帝来说，招安梁山义军，“皇家始庆得人”，可以借以扫荡“外夷内寇”。因此梁山泊合伙受招安是作为“普天同庆”的盛事来描写的。梁山义军以“顺天”“护国”两面大旗为前导，在东京接受皇帝的检阅。在作者看来，他们接受招安，既是“顺天”，又为了“护国”，而不是投降。

《水浒传》写宋江和梁山义军造反后接受招安，于史有据，又融入了在金兵南侵背景下的“忠义军”抗金报国的情感；也符合梁山绝大多数好汉封妻荫子、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的心愿，更重要的是符合作者和屈居下层、怀才不遇的文人的心态，所以《水浒传》必然要写梁山泊全伙受招安，这是唯一的，没有别的选择。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又要把梁山泊受招安的结局写得很惨，好汉们死伤大半，宋江、卢俊义两个总头领还被毒死？因为作者有清醒的头脑，深知封建朝廷的黑暗腐败、沉疴痼疾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更重要的是作者“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在宋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希望能像岳飞所建议的那样，招募这些被“逼上梁山”的“忠义人”参加抗金，“河北响应，一战而中原复矣！”但岳飞被害，希望成了泡影，导致南宋覆灭。作者写梁山泊受招安后的悲惨结局，正是要昭示这样的历史教训：奸臣未除，英雄被害，国将不国！明清时代的评论家读懂了，明汪道昆在万历十七年（1589）托名天都外臣写的《水浒传叙》中道：“如传所称吴军师善运筹，公孙道人明占候，柴王孙广结纳，三妇能擐甲冑作娘子军，卢俊义以下，俱鸷发枭雄，跳梁跋扈。而江以一人主之，始终如一。夫以一人而能主众人，此一人者，必非庸众人也。使国家募之而起，令当七校之队，受偏师之寄，纵不敢望髯将军，韩忠武，梁夫人，刘、岳二武穆，何渠不若李全、杨氏辈乎？”他说宋江率领的梁山好汉们，如果国家能招募他们，他们就能配合主力军打击敌人，虽然不一定能像关羽、韩世忠、梁红玉、刘锜、岳飞那样，但至少也能像李全夫妻的红袄军那样成为抗金义军。他又说：“余原其初，不过以小罪犯有司，为庸吏所迫，无以自明。既蒿目君侧之奸，拊膺以愤。而又审华夷之分，不肯右辽而左金，如郦琼、王性之逆。”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梁山这些人原来不过是犯了小罪，但是被昏庸的官吏所迫，他们无法洗雪自己的冤屈，又看到皇帝身边的奸臣，非常愤怒，但是他们不愿意像郦琼、王性（这两人曾被宗泽、刘光世收编，参加抗金，后降金）那样投降金人。明末钟惺（或是托名）《水浒序》曰：“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安得张、韩、岳、刘五六辈，扫清辽、蜀妖风，剪灭此而后朝食也”。明末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在辽东崛起，在民族危机面前，序作者“思猛士”，希望能有李逵、吴用这样的梁山好汉来挽救民族的危机。我们所引的两篇序，都说明在民族危亡之际，奸臣当道，在梁山义军受招安后，没有信任依靠他们反而加以迫害，这就是宋朝灭亡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