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信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1]

献给皮埃尔—多米尼克·杜布耶

托尔斯泰伟岸的身影仍然遮挡了地平线，不过——这就像走在山里头那样，我们越是走得远，就越能越过最近的山峰，看到曾被它挡住的远处的最高峰巅——我们的某些先驱者也许注意到了，在巨人般的托尔斯泰后面，又显现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而且越来越大。他是依然半隐半露着的顶峰，是绵延伸展的山脉的神秘纽带，几条最充沛慷慨的河流从那里发源，新近干渴的欧洲今天正在痛饮它们的水。应该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托尔斯泰，与易卜生和尼采并列。他跟他们同样伟大，也许还是三人中最重要的一位。

大约十五年前，德·伏居耶先生[2]把开启俄罗斯文学的铁钥匙，放在称为雄辩的这一银盘子上，献给了法国。他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却为这位作家的粗野感到抱歉；他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某种天才，但同时高雅地对此表示了保留态度，并请读者原谅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量的粗话，承认“绝望使得他试图让我们的世界来理解他的世界”。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的几本书是成功的，至少是可以忍受的，他因而为此花费了不少笔墨，但他最后停留在了《罪与罚》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从这本书起便停止了发展”，当时的读者对他的这句话不能不信以为真，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几乎都还没有翻译成法语。他还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会使劲地扑打翅膀，但始终在天空下日益浑浊的雾阵中转圈”，他宽厚地介绍《白痴》中白痴的性格，接着，又说《群魔》“含混不清，结构混乱，常常十分可笑，充满了世界末日的理论”，又说《作家日记》是“晦涩的赞歌，既不是分析，也不是论战”；他只字不提《永恒的丈夫》[3]和《地下室手记》，他写道：“我没有提到一本叫《少年》的小说，跟先前的作品相比，它大为逊色。”他还以更为鄙夷的口气说：“我也不提《卡拉马佐夫兄弟》，一般认为，没有几个俄罗斯人会有勇气读完这个没完没了的故事。”最后，他这样归纳道：“我的使命仅仅是请人们注意这位作家，他在俄国享有盛名，而在我们这里却默默无闻。我还在他的作品中指出了三个部分（？），它们似乎最能体现他才华的不同侧面，这就是《穷人》、《死屋手记》和《罪与罚》。”

因此，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应该感谢德·伏居耶先生，因为毕竟是他最先向我们介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呢，还是应该抱怨他，因为他可悲地削弱了这位天才作家的非凡形象，使之不完整，甚至被歪曲呢？当然，他那样说，是出于一种诚恳，尽管他的做法似乎有违初衷。我有些怀疑，《俄罗斯小说》的作者提请人们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帮忙呢，还是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三本书中，而替陀思妥耶夫斯基帮倒忙？这三本书当然是非常好的，但并不具有最大的代表性。只有超越它们，我们才能充分地展开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景仰之情。此外，对沙龙人士的智力来说，很难乍一眼就能把握或者深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不能让人消除疲劳，而只是让人感觉疲劳，就像不停奔跑着的纯种赛马；读者得保持始终的清醒……使注意力集中……从而引起精神的疲劳……”三十年前，社交界中许多人也是这样谈论贝多芬的最后几部四重奏的。（“过快地被人理解的东西维持不了多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一封信里这样说。）

当然，这些带贬义的评价延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和出版、传播，事先就使读者气馁，使夏尔·莫里斯先生最初提供给我们一个残缺不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译本[4]，不过，它终究未能阻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渐渐地由不同的出版社先后出版[5]。

如果说，迄今为止，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相当特殊的精英阶层中慢慢地赢得了读者，如果说，他使那些教养不够、不太严肃、略有善意的公众颇为反感——这些人同样也不大欣赏易卜生的戏剧，却会欣赏《安娜·卡列尼娜》，甚至《战争与和平》——或者使另外一些不那么与人为善、而赞赏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公众也颇为反感，那是不能归咎于德·伏居耶先生的。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有助于我们找到其中大部分的原因。因此，我今天要谈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而仅仅是法兰西信使出版社1908年2月出版的那本新书（《书信集》）。

一

人们期望找到一个神，但触及的只是一个人——疾病缠身，贫困交加，终日劳累，而且完全缺少他极不喜欢的法国人身上有的那种伪品质——能言善辩。要谈论这样一本毫无修饰的赤裸裸的书，我心里只想做到公正不偏。如果有人想在其中找到艺术、文学或者精神上的某种娱乐，那我劝他们最好还是别读。

这些书信的文本通常很混乱、笨拙而又欠通顺，感谢比昂斯托克排除了美化译本的打算，没有试图弥补如此具有代表性的这一笨拙[6]。

是的，最初的接触令人气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传记的德国人霍夫曼表示，俄国出版商挑选的书信不太理想[7]，但我相信，书信的格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就像眼下的这本书一样，开本很厚，令人窒息[8]，不是因为书信很多，而是因为每封信都是扭曲的。也许，我们还从来没见过文学家写出过这么糟糕的书信，我是指毫不做作的信。作为小说家，他能做到巧妙地“谈论别人”，但以自己的名义说话时，文理却那么混乱，思想似乎不是按照先后的顺序从笔底流出，而是一下子同时涌出来，或者说，就像勒南[9]所讲的那样，成了“枝杈繁杂的重担”，表达时肯定要擦伤自己，同时也会把一切都钩破，而这混乱的一大堆，一旦被掌握，就将服务于他小说结构的有力的复杂性。他创作小说时十分刻苦，一再修改，不知疲倦地从头再来，一页一页地重写，直到每一个故事都表现出它所包含的深刻灵魂；然而，在写书信时，他却很随便，大概什么也不删减，倒是经常改口，尽可能地快速，也就是说，没完没了。这就很好地说明了作品与生产作品的作家之间有着多么大的距离。灵感！哦，这浪漫主义的理想！平易近人的缪斯女神！你在哪里啊？——“一种长久的耐心”，如果要问，布封[10]的这几个不起眼的字词用在什么地方最合适，那就该是在这里了。

“你的理论是什么，我的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初涉文坛时写信给他的哥哥说，“你认为画画应该一次完成？你什么时候相信这个的？我认为，普希金的诗，短短几行，既轻巧又优美，仿佛一气呵成，那正是因为，它经过了他的长期推敲和修改……即兴写出的东西是不成熟的。据说，莎士比亚的手稿上没有涂改的痕迹，正因为如此，这才出现了那么多别扭和粗糙的地方。要是他多多地推敲，那就会更好。”

这就是他全部书信的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最多的时间、最好的心情来创作，而他写信却从来不是出于乐趣。他经常说到，他“对写信感到一种可怕的、无法克服的、难以想象的厌恶”，“信是一种愚蠢的东西，根本不可能用来倾诉什么”。还有：“我什么都告诉你了，但我明白，关于最基本的东西，关于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我什么都没对你说，我甚至都没有给你一个大约的概念。只要我们继续通信，情况就会是这样。我不会写信，我不会写我自己，恰如其分地写我自己。”他还说：“人们在信中是什么也表达不了的。因此，我始终无法忍受塞维涅夫人[11]，她的信好得实在过了分。”他还幽默地写道：“如果我下地狱，我肯定会因为罪孽而被判罚每天写十几封信。”这就是我们从这部阴沉的书信集中找到的唯一一句玩笑话。

因此，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紧急时刻才写信。他的每封信（最后十年里写的信除外，那时的写信语气完全不同，我会在下文中专门讲到的），每封信中，他都是在呼喊：他一无所有了。他精疲力竭，他请求，不，是呼救……这是一种哀号，无止境的、单调的哀号。他的请求既不巧妙，更缺乏自尊和嘲讽。他在请求，却又不善于请求。他哀求，他催促，他一再固执地坚持，详细叙述自己的需求……他使我们想起圣方济各[12]《作品集》里讲的故事中，一个天使伪装成云游四方的旅人，来到斯波莱特山谷，大敲新诞生的修会的大门。据说，他那急匆匆的、长久的、猛烈的敲门声，使修士们十分气愤。修士马塞奥（我假定，他就是德·伏居耶先生）终于给他开了门，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敲门时如此不讲礼貌？”于是，天使问道：“那么应该怎样敲门呢？”马塞奥回答说：“你要有间隔地敲三下，然后等着，要是还没有人来开门，你再继续敲……”“可是我实在很急。”天使回答说……

“我拮据得只想上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没有钱还债，也没有钱出去旅行，我完全绝望了。”——“到年底我会成为什么样子？我根本不敢想，我的脑子都裂开了。我再也找不到人借钱了。”（“你可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无处可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人物说。）——“我写信给一个亲戚，向他借六百卢布，如果他不寄钱来，我就完了。”他的书信集中充满了这样的抱怨，或者类似的话语，我只是信手拈来而已……有时候，每半年他会重复一次这样的天真请求，如此一而再，再而三：“金钱在生活中是如此的重要，这是生命中绝无仅有的一次。”

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沉醉于他的谦卑之中，也将它灌输给了自己笔下的人物。这是一种奇特的俄罗斯式的谦卑，它很可能跟基督教有关，然而，据霍夫曼说，它存在于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心灵深处——即使他没有基督教的信仰——而以尊严为美德的西方人，对此是永远也无法完全理解的：“他们为什么会拒绝我？我又不是强求，而是谦卑地恳求。”

也许这部书信集让我们产生了误解，因为，它所表现的，总是处于绝望状态中的写信的绝望人……不，他一到手的钱，立即就被他的债务给吞没了，因此，在他五十岁的时候，他写道：“我一生都在为金钱写作，我一生都在穷困潦倒中度过；而眼前比任何时候都更穷。”债务……或赌博、混乱，以及他本能的、毫无节制的慷慨，使他二十岁时的同伴里森坎普这样谈论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的一种人，你和他在一起时很舒服，但他自己一生都很穷。”

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岁时写道：“三年多以来，这本未来要写的书（这里指他九年以后才写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使我日夜不安，但是我没有动笔，我想从容不迫地写，就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那些人那样。但愿我至少有一本书是自由地写出来的，而不是被迫在一定的限期内完成的。”他后来又说：“我不理解那些为了金钱而草率写出的作品。”不过，他说这话也是枉然，金钱问题始终在干预他的写作，他一直害怕不能及时交稿：“我害怕没准备好，害怕延误，我本不想由于匆匆忙忙而耽误事情。当然，我的大纲是仔细地构思好了的，但是，过分的匆忙可能会破坏一切。”

由此，产生出了一种可怕的劳累过度，因为，既然他把艰难的忠诚视为自己的荣誉，他也就宁可累死也不愿交出不完善的作品。他在晚年时说：“在我的全部文学生涯中，我总是不折不扣地履行诺言，从不食言，此外，我也从来不仅仅为了金钱，或者为了履行诺言而创作。”在同一封信的上文中，他这样写道：“我在构思主题时，从来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履行在预定期限内交稿的义务。而当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主题，我真正想写、非写不可时，我便承诺——而且预先卖出。”大约二十四岁时，在他最初写的某一封信中，他这样惊叹道：“无论如何，我立下了誓言：即使将来一贫如洗，我也要坚持，决不按订单来写作。订单只会扼杀作品。订单只会葬送一切。我要求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完美的。”他可以坦然地说，他毕竟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然而，他一生都怀着这个痛苦的信念：假如他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自由，他就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使我苦恼的是，假如我提前一年时间写小说，然后再用三个月时间来抄写和修改，那肯定是另一回事。”这或许是一种幻想，谁又能知道呢？如果有更多的闲暇时光，他会写出什么来呢？他还会追求什么呢？——或许会是一种更简洁的文体，一种对细节更完美的把握……其实，他最好的作品，就现在的这个样子，几乎在每一个部分都达到了很难想象能被超越的精确和显而易见。

要达到这一程度，你得下多大的功夫！“在某些地方，灵感突然爆发，如泉水涌出，仅此而已，然后，就剩下了十分艰苦的工作。”他哥哥曾有一次大概责备他写得不够“简单”，也就是说不够迅速，没有“任灵感信马由缰”，他当时还很年轻，便回答他哥哥说：“显然，你是将灵感，也就是对画面的即时的初次创作，或者心灵的冲动（这是常常发生的），跟工作混为一谈了。举例说吧，我的脑子中出现了一个场景，我立即把它记下来，并且我很高兴，然后，我要用几个月的时间，甚至一年的时间去修改它……结果当然要好得多。我当然愿意有灵感啦，没有灵感的话，你显然什么都做不成。”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为这么多的引文道歉，不过，读者也许会感谢我尽可能地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自己来说话。“最初，也就是去年年底（此信写于1870年的10月），我把这个东西（指小说《群魔》）看作已经研究好了，构建好了，我居高临下地俯视它。随后，真正的灵感出现了，突然，我爱上了它，这部作品，我双手紧紧地捧着它，我开始删除最初写下的东西。”他还写道（1870年）：“整整一天，我没有做别的事情，只是在撕毁和修改……大纲至少修改了十遍，第一部分整个儿重写。两三个月之前，我处于绝望之中。最后，一切终于都组织好了，不能改动了。”但是，即便这时候，仍然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如果当初我有时间从容不迫地写，不受期限的约束，很有可能会写出杰作来。”

每一本书都使他感到焦虑，对自己不满意。

“小说很长，有六个部分（《罪与罚》）。11月底，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写完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我把稿子都烧了！现在，我承认我不喜欢那稿子。一种新的形式、新的提纲吸引了我。我又开始重写，没日没夜地写，但进展很慢。”他在另一处写道：“我工作，但什么都没做成。我整天都在撕毁。我十分气馁。”另一处：“我整天工作，脑子发蒙，犯傻。”另一处：“我在这里（旧鲁萨）像苦役犯那样工作，虽然室外是一片大好春光，我应尽情地享受。我夜以继日地埋头写作。”

有时候，一篇简单的文章也像一本书那样使他狠下功夫，因为，事情无论是大是小，他都会全力以赴地去做：

“我一直把它（指回忆别林斯基的那篇文章，后来失传）拖到现在，总算咬着牙写完了……写十页小说都比写两页文章要容易！这篇倒霉的文章，我先后写了至少有五遍，时不时地把写好的删掉，从头修改。总算好赖对付着把它写成了。但写得很糟糕，让我恶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思想的价值，一直抱定了坚定的信心，即使对他最好的作品，他也不满意，而是要求严格：

“我很少写过更新鲜、更完整、更独特的东西（《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这么说并非出于骄傲，因为我指的只是主题，只是我脑子里的思想，而不是指写作实践，实践由上帝决定，我可以破坏它，这在我是常有的事……”

他在另一处又写道：“不论我写的东西有多么糟糕，多么恶劣，对我这个可怜人，对我这个作者而言，小说的思想，以及我为之而付出的劳动，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他在创作《白痴》时写道：“我不满意这本小说，甚至感到厌恶。我试图竭尽全力工作，但做不到，因为我心里难受。现在我在努力地写第三部分。如果写好了这本书，我是会康复的，否则，我就完了。”

他不但写出了被德·伏居耶先生认可的三部杰作，还写了《地下室手记》《白痴》《永恒的丈夫》，然而在努力写新的主题（《群魔》）时，他仍然在叫喊：“应该写一点严肃的东西了！”

在他去世的那一年，他还第一次给N夫人写道：“我知道，作为作家，我有很多缺点，因为我自己第一个就对自己不满意。您可以想象，我在做自我反省的某些时刻，常常痛苦地看到，我所表达的东西不是我原本想表达的，我能表达的只是我想表达的东西的二十分之一。是习惯性的希望救了我，有一天，上帝将赋予我很多的力量和灵感，我将能更完全地表达，总之，我能把心灵和幻想中所包含的一切都展现出来。”

这离巴尔扎克，离巴尔扎克的那种自信和那种不求完美的粗枝大叶有多么遥远！福楼拜曾对自己如此苛刻过吗？曾经经历过如此艰苦的斗争、如此狂烈的劳动吗？我想未必。福楼拜的苛求纯粹是文学性的。如果说，福楼拜在其书信中首先讲述的是自己的劳动，那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劳动，虽然不能说他对此加以了吹嘘，但至少他是以此为荣的；同时，那也是因为福楼拜取消了其他的一切，认为生活“是一件极其丑陋的事，忍受它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开它”，并将自己比作“烧毁乳房以便拉弓的阿玛宗女骑士”[13]。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什么也没有取消，他有妻子儿女，他爱他们；他不蔑视生活。从苦役犯监狱中出来时，他写道：“至少，我已经生活过了；我痛苦，但我毕竟生活过了。”面对自己的艺术，他表现出了忘我的精神，这种精神虽然不那么高傲，不那么自觉，未经过深思熟虑，却更为悲壮，更为崇高。他喜欢引用泰伦提乌斯[14]的话，认为人类的一切对他都不应该是陌生的：“人没有权利回避和忽视世上的一切，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最高的道德理性：Homo sum, et nihil humanum.等等[15]。”他毫不回避自己的痛苦，而是充分地承受它们。当他的第一个妻子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去世时，他这样写道：“于是，突然间，我又变成孤独一人，我感到恐惧。真是太可怕了！我的生活被折成两段，一段是过去，以及我生活的一切理由，另一段是未知数，没有一颗心能代替两位死者。严格地说来，我已经没有生存的理由了。建立新的联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仅仅是这样想一想，就让我觉得恶心。于是，生平中第一次，我感到我没有任何什么可以替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我爱的只有他们，而一种新的爱不仅不会有，而且也不应该有。”但是，就在半个月之后，他却写道：“在我勇气和精力的所有储备中，在我的心灵深处，仍然存在着某种纷乱的、模糊的东西，某种近乎绝望的东西。纷乱，苦涩，对我来说最为反常的状态……而且，我孤独一人！……然而，我似乎始终准备着生活下去。这很可笑，不是吗？真是猫的生命力！”他那时候四十四岁；不到一年，他又结了婚。

二十八岁时，他被关押在要塞中，等待发配去西伯利亚，当时他写道：“现在我知道，我身上原来储备着取之不尽的生命力。”后来，他在西伯利亚结束了苦役生活，刚刚娶了寡妇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便在书信中（1856年）这样写道：“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了，在我的工作中充满了那么多的思考，那么多的努力，那么多的活力……在这六年期间，我有过那么多的活力和勇气用来斗争，还带着无比的痛苦，而我却没有办法弄到足够的钱来喂饱我自己和我的妻子，这一切可能吗？算了吧，没有人知道我的力量有多么大，我的才能有多么高，而我靠的正是这些！”

但是，咳！他要抗拒的不仅仅是贫困！

“我工作时几乎总是神经质，焦虑，烦躁。当我工作太多时，我就真的病倒。”“最近，我实际上是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尽管我的病不时发作。”在另一封信中：“我的病发作起来会要了我的命，每次发作之后，我得用四天的时间，才能让我的思绪稳定下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隐瞒自己的病。他那“神圣痛苦”的打击也来得太频繁了！以至于他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人，有时成了目睹现场的证人。斯特拉霍夫曾在他的《回忆录》中给我们讲述了那样的一个发病场景。他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并不认为癫痫病有什么可耻的地方，除了引起写作上的某些困难之外，并不表现为精神上或智力上的某种“低下”。即便在第一次给一些女性通信者写信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会对自己迟迟没有复信表示道歉，并且天真地、直接地说：“我刚刚忍受了我的癫痫病的三次发作，以前从来没有发作得如此剧烈，如此频繁。在发作之后的两三天里，我什么工作都做不了，我不能写，甚至不能阅读，因为我的心灵和躯体全都垮了。所以，我现在请求您原谅，您已经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请原谅我迟迟没有给您回信。”

这一疾病，在他去西伯利亚之前就已经有了，在苦役营中犯得更重了，去国外旅行时稍有缓和，但再度发作时更凶猛。“当这毛病久不发作时，突然发作一次就特别厉害，让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我陷于绝望之中。以前（他写这封信时五十岁），发作后低落的情绪会持续三天，现在，则要持续七八天。”

尽管癫痫病发作，他还是紧紧地抓住工作，努力不懈地完成自己承诺的事：“已经预告了，在杂志（《俄罗斯通报》）的四月号中要刊登我的续集（《白痴》），可我还没有写完，只写了无关紧要的一章。到时候，我给他们寄什么呢？我真的不知道！前天，我又犯病了，犯得很厉害。但是，昨天，我还是写了一点，在几乎疯狂的心态中写的。”

假如，发病之后他只感到难受和痛苦，那还真算不了什么。“可是，咳！让我绝望的是，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像不久之前那样快速地工作了。”有好几次，他抱怨说，他的记忆力和他的想象力都在减退。在他五十八岁时，也就是逝世前两年，他写道：“很久以来，我就注意到，我越是前进，我的工作就越是困难。因此，我常常生出一些总是难以抚慰的想法，一些阴郁的想法……”而这一时期，他在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

去年，当波德莱尔的书信集出版时，蒙代斯先生曾经慷慨陈词表示抗议，而且夸大其词地提到了艺术家的“道德廉耻”，等等。而我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时，不禁想起了那句据传为基督本人所说的精彩话，它在不久前传得很广：“当你们重新赤身裸体时，当你们不再感到羞耻时，天国就将来临。”[16]

无疑，总会有一些生性敏感、廉耻心容易被触动的文人，跳出来反对出版私人书信和隐秘文献，他们只希望看到伟人的正面形象。他们在这些书信中似乎只看重一种沾沾自喜，那是平庸之辈因英雄的书信中暴露的那些与自己相似的缺点而产生的沾沾自喜。因此，这些文人就说，这样的出版物“很不得体”，或者用浪漫主义的语气说，这是在“挖祖坟”，至少，这也是一种不健康的好奇心。他们说：“不要来碰作者，只有作品才是要紧的。”——显然如此！但是，令人赞美的，让我受到了无穷教益的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写出了作品。

我不是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传，而仅仅是根据书信集提供的材料，为他画一个肖像。我只谈到了他自身的那些局限，我想我还可以谈谈那些局限中的持续不断的苦难，那种苦难跟他是如此的紧密相依，似乎成了他天性的一种秘密需求……但是，一切都对他冷酷无情。尽管他自幼体弱多病，却在刚刚开始文学生涯时就被认为适合于服兵役，而他那比他强壮得多的哥哥米哈伊尔却退了役。他不巧进入了嫌疑分子集团中，遭到逮捕，被判死刑，后来被赦免，发配到西伯利亚服刑，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四年在苦役营，六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当列兵。在那里，兴许不是出于我们一般人认为的伟大爱情[17]，而是出于一种炽热的同情心，出于怜悯、柔情、献身需要，以及他那承担一切而毫不回避的天性，他娶了一个苦役犯伊萨耶夫的遗孀[18]，她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儿子，这孩子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从此就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抚养。“假如您问到我的情况，我怎么回答您好呢：我承担了家庭的苦恼，我一直在苦熬着。但我想，我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我还不打算去死。”他的哥哥米哈伊尔死后，其家庭成员也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抚养。他只要有点积蓄，就投入到他所创办、维持、领导的那些报纸杂志中[19]，另外，把可能有的余暇也一齐搭进去：“当时必须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我开始在三家印刷作坊同时出版；在金钱、健康、精力功夫上，我毫不吝惜。我一个人担当一切。我看校样；我跟作者们、跟书报检查官们打交道；我修改文章；我找钱；我一直站着工作到清晨六点钟，只睡五个小时的觉。最后，我终于使杂志走上了正轨，但为时已晚。”确实，杂志避免不了破产的命运。“但是，最糟糕的，”他接着写道，“我一方面像苦役犯那样工作，一方面却不能为杂志写任何文字；没有一行字是以我的名义写的。读者根本就看不到我的名字，不仅在外省，而且在彼得堡，公众并不知道是我在主持杂志。”

没关系！他继续下去，坚持不懈，从头开始。什么都不能让他灰心，不能让他垮掉。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还在继续斗争，不是与公众舆论斗，因为他最终已经赢得了它，而是跟报纸上的反对派斗争：“我在莫斯科说了一番话（指他关于普希金的演说），您瞧一瞧，几乎所有的报纸是如何对待我的，仿佛我在哪家银行里偷窃或诈骗了钱似的。就连乌康采夫本人（当时的一个著名诈骗犯）受到的谩骂都不如我来得多。”

然而，他追寻的并不是一种奖赏，促使他行动的，也不是作家的自尊心或者虚荣心。在这一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接受他最初的辉煌成就时的方式。他这样写道：“我从事文学已经有三年了，我已经晕了头。我不在生活，我没有时间思考……人们为我创建了一种可疑的名望，而我不知道这一地狱将持续到什么时候。”

他是那么地坚信自己思想的价值，以至于他作为人的价值也与之紧紧混杂在一起，并消失于其中。“我对您做什么了？”他这样写信给他的朋友弗朗热尔说，“值得您如此地爱着我？”在他生命的晚年，他这样写信给一个陌生的女性通信者：“您认为我是解放心灵、拯救灵魂、驱赶痛苦的人吗？许多人给我写信，但是我相信，我恐怕只能引起他们的失望和厌恶。我很少能够抚慰别人，尽管我有时候也能这样做。”然而，在这个如此痛苦的心灵中，蕴藏着多么深厚的温柔！他在西伯利亚写信给哥哥说：“我每夜都梦见你，我成天提心吊胆。我不愿意让你死去；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一次见到你，并且拥抱你，我亲爱的。请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安心吧。请看在基督的分上，假如你身体健康的话，你就放下你的一切事情、一切烦恼，马上给我写封信，因为，不然的话，我会发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