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表于报纸副刊的散文、随笔(以刊于海外，尚未结集的新作为主体)选编一个集子，不能不对主要发表园地作一回顾。

首先想到的，是旧金山一位已成故人的文友——敬爱的德蓉大姐(1942—2012)。从1993年开始，德蓉在旧金山发行量最大的《星岛日报》副刊开《自说自话》专栏。这位生于北京，青春时代嫁至香港，中年以后离婚，移民美国的普通女性，每星期刊登数篇千字文，内容无所不包：离婚后的心路，四个儿子的成长，自开小餐馆失败的糗事，闹市牛仔服店当售货员的趣闻——很快，她成为当地华人圈最红火的作家，在图书馆举办与读者的见面会，会场水泄不通，许多人站在门外。一位老年读者给报社写信：“五毛钱一份的《星岛日报》，其中《自说自话》值两毛五；换个说法，如果贵报天天登《自说自话》，我保证每天掏一块钱买报。”旧金山市内有一个名叫“德蓉之友”的团体，成员近百人，定期聚会，和德蓉面对面交流。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时代，这个现象发人深思。海外中国人每天阅读的中文报纸上的副刊，是寄托文化乡愁，纾解灵魂饥渴的主要园地之一。

在大陆和台湾生活多年，中年和晚年定居纽约的文学大师王鼎钧先生指出：“报纸令人出神忘我的是副刊。打开报纸，副刊在平面上坦然呈露。扫描全版，姹紫嫣红，尽在眼底，那感觉真好。还有，副刊不必从头读起，金边银角，全凭兴会，潇潇洒洒，那感觉真好。副刊的文章总是亲切平易，贴近日常生活，好像为你而写，好像你也可以写，那感觉真好。还有，副刊每天按时来到，停停当当，岁岁年年，有那种生生世世的情谊。”

如果副刊是餐厅，读者是食客，作者就是厨师。我的“厨艺”平平，且都是“家常菜”，但为副刊写稿的资格颇老。可以说，没有海外副刊，我连起码的水平也不具备。我1980年移民以后，是在全新环境中思考和书写的，因生活平庸而产生的对灵性的渴求，前辈的示范和教诲，一步步地使我成为独立的、全新的写手。

20世纪80年代初，我给纽约的《美洲华侨日报》投的稿件，是读了大量台湾现代诗以后学写的新诗。开始时，主编王渝的退稿信，我抄在日记本上，其中有一句：“你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写，会让粗疏破坏了一切。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不要说一段一句，乱、错、粗疏不得，连一个字都得好好斟酌。因为写诗时，文字不仅是工具，亦是目的了。”整整30个寒暑过去，2014年夏天，在纽约《侨报》举办的讲座上，我向在场的王渝大姐说：“您是我异国写作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对因诸多局限而进入不了主流文化的新移民而言，填补空虚的“有涯之生”的诸种活动中，写作算得上环保、节约、健康、安全的一种。居美30多年，我一直在写，先是新诗，然后是散文、随笔，也偶涉小说。20世纪90年代起，在旧金山《星岛日报》的名叫《阳光地带》的副刊开《假洋鬼子》专栏。到今天，千字小品文累计逾2500篇。香港的专栏作家戏称自己为“爬格子动物”，每日固守一个小方块，限期交稿。尽管易犯硬写、稀释、夸大、老套、肤浅、重复一类职业病，但文学不排除“手艺”的成分，20多年磨炼，自以为有以下进步：一是较为真诚。在接近“从心所欲”的年纪，所写都是实话、良心话。二是较为新鲜。所写都是自己所拥有的“新”——新的人生图景、新的感悟、新的意蕴。避开老生常谈，远离肤浅“鸡汤”。三是较为圆融。初写小品文时，仿效明清小品，刻意追求某种“范”，如今把端起来的身段放下，让“真我”自在呈现。

海外报章的副刊，一般有专职主编或编辑，他们为了扶持写作者，为海外中国人提供精神营养，慰藉读者与作者双方的文化乡愁，付出了无数心血，从而将报纸的“后花园”(王鼎钧先生对副刊的妙喻)料理得花团锦簇。作为长期的投稿者，永远感念他们的奉献。让我把他们的名字列出：20世纪80年代有《美洲华侨日报》副刊主编王渝、《中报》副刊主编曹又方，20世纪90年代有《世界日报》副刊主编田新彬、《侨报》副刊主编陈楚年、纽约《明报》副刊主编潘郁琦、洛杉矶《国际日报》副刊主编董桂茵，从新世纪开始至今有《世界日报》副刊主编吴婉茹、《侨报周末》纽约版《纽约客闲话》专版主编刘倩、《侨报》副刊《文学时代》主编颜菡、旧金山《明报》副刊《明坊》主编曾宁。

2015年岁暮于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