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初次听到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这个名字是在本科三年级的拉丁美洲文学史课堂上。当时的我对拉美文学略知一二：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路易斯·博尔赫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鲁尔福、聂鲁达……然而，我对这位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却很陌生。为了考试，我努力背诵他的名字，记住了他以《总统先生》和《玉米人》彪炳于文学史。

我曾想，比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这两位诺奖得主，在中国，关注阿斯图里亚斯的人确实不多。或许是因为他出自危地马拉的缘故，我们跟这个国家并没什么特别的交情，或者说比较生疏，而当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我国又处于“文革”时期，自然冷落了这位文坛巨匠。

2013年年底，上海译文出版社刘编辑给我邮寄了再版的《总统先生》和《玉米人》，并邀请我翻译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第一部故事集《危地马拉传说》。虽然我对这本书并不熟悉，但想来这样一本短篇小说集，篇幅不长，翻译起来应该没多大难度。然而，随着翻译工作的进行，我发现自己最初的想法完全不对。

《总统先生》以犀利的笔墨描绘了一个阴险狡诈的暴君形象，《玉米人》则展现了印第安人与白人在玉米种植上的矛盾冲突。这两部译本文笔简明流畅，不见经营，但见文采，实属不易。与这两部作品相比，《危地马拉传说》的基调明亮轻松许多，体现的是印欧文化与欧洲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一种危地马拉人对混血身份的探寻。但本书阅读起来有一定难度，其原因在于：

一是比喻与情节的奇幻诡谲。作品的写作手法不像我国传统的文学作品，也异于西方古典小说和浪漫主义小说，但似乎又不是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借用了玛雅-基切人的“圣经”——《波波尔·乌》——中的古老神话，通过奇特别致的比喻和扑朔迷离的情节，呈现出一个神秘梦幻、色彩斑斓、玛雅文明与天主教文明杂糅的危地马拉国。

二是词藻与诗句的华丽堆砌。作家玩起了文字游戏，用大量镂金错彩的词藻，或表示同一事物，或表达同样的情感，反复叠加长句，层层加强文本的诗意，令人产生魔幻之感。而大量的方言、俚语抑或危地马拉当地的动植物和生活用品，都是我在课本或报刊中很少见到的，翻译过程中常常要查阅大量资料后，方才恍然大悟。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瓦雷里称之为“历史、梦境、诗歌”，尤为贴切。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用汉语再现这部作品的艺术形象，于我而言显得格外艰难。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目标，陷入迷茫和焦虑。在文学快餐味渐浓的年代，是否有人会静下心来阅读这样一部费神的作品呢？

尽管翻译过程没有想象的顺利，但我还是因此收获颇丰。

我看到一个风景如画的危地马拉。在这个与墨西哥毗邻的富饶小国里，有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有冒着热气的活火山，有开阔的高原和幽深的峡谷，有肥沃的土地，有潮湿的莽原野林，有波光粼粼的湖泊和湍急的河流，还有引人入胜的城市——生机勃勃、风雅别致的古西班牙城和熠熠闪光的现代新城。

我触及一片古老文明滋养的文学沃土，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创造了绚烂多彩的文学作品。梦椰树、罂粟人、幻影兽、杏树尊者、河流爷爷、黄花姑娘、灵异的辫子、淘气的皮球……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丰富的想象力、细腻的笔法和独具匠心的构思，赋予万物神秘又饱含诗意的灵气。

我发现找回美的感觉其实很简单，触摸一片叶子，闻闻溽热暑天那暴雨过后的气味，目睹一群群鸟儿从空中划过，都能唤起我对印第安文化的记忆，都会引发我内心的感动，仿佛那是调剂偏枯心灵的良药。

我感觉翻译苦闷，如长跑一般。只有具备坚忍不拔的品质才能坚持下来，等熬过了最艰难的那个时间点后，状态会越来越好，甚至会开始享受这个过程。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大抵如此。人生就是无数场马拉松。

翻译本书时，我得到了Daniel Sánchez Fuster先生和María Ruiz Ciprés女士两位朋友的帮助。每当遇到疑难问题，经他们讲解后，我往往会有豁然开朗之感。尽管如此，因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15年8月于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