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的老舍

刘澄清

老舍是怎样上的学

清朝光绪年间，北京西直门内小羊圈胡同住着一家姓舒的旗人，寡母带着三个女儿两个儿子艰苦度日。舒母与三个女儿给人家缝穷、洗衣服，两个儿子都在街道上做小贩。幼子名叫庆春，舒母特别喜爱他。舒家有个邻居刘财主，名寿绵，好佛行善，附近街道贫户人都称他刘善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庆春9岁，刘善人看中庆春的聪慧伶俐、天真烂漫，又很懂礼貌，认为舒家没有读书人，庆春这孩子将来是会成才的，应该让他读书。因此，刘善人与舒母商议，介绍她的幼子去上学，而且可以不用家中分文。他说，庆春是个有出息的孩子，读成书后可为舒家增光耀祖。舒母听了刘善人对儿子的夸奖，非常高兴，于是答应了这件事。庆春闻知，手舞足蹈，非常欢喜。从此刘善人就让庆春喊他“刘大叔”。

这位小庆春，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大文学家老舍。

改良私塾

刘寿绵先生领着庆春来到新街口正觉寺胡同他的学弟刘厚之家（刘厚之年幼时曾在刘财主家馆与刘寿绵一同读书，因为好佛行善，附近贫户人也称刘厚之为刘善人）。刘厚之先生创办了一所北京私立慈幼学校，寿绵先生给这所学校捐过款（慈幼学校是靠向北京各大财主家捐款购买教学用具的）。寿绵先生把庆春介绍给刘校长，他说庆春是贫寒家的孩子，聪明可爱，希望刘校长收下这个学生。由于寿绵先生的特别介绍，庆春进了慈幼学校，受到“特优生”的待遇，不但不收束脩，而且还由学校供给书籍和纸墨笔砚使用。

北京私立慈幼学校校址初在正觉寺胡同，以正觉寺庙内后殿为教室。后来迁移到这条胡同“六门”内，以南头西边的三间北房和一大片院子为固定校舍。这是刘厚之先生的私房，搬至这里可以省去付给寺庙的租金。厚之自任校长兼老师，并特请连襟李昆山中医师为辅教汉语的老师。私立慈幼学校是仿学东洋小学校办理的，设有汉语、修身、算术、珠算、写字、作文和作诗词、歌、图画、体操各科目。以汉语为主科，从三本小书教起，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只读背文字，不讲字词文意；继教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再教古文、诗词、子书（即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以及五经（即《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这些古典文学作品都是要讲解的。其他科目分为两周或三周教学。这个学校只有30多个学生，与东洋学校的不同之处是不分年级、班次，没有毕业期限，离校时也不发给肄业证书，上学和退学不受限制。学校设备简陋，只有黑板、讲桌、课桌凳、风琴、大珠算等物。

在学校正对教室门里的墙壁上，悬着一块三角架板，上面放置一块红漆金字的木牌，有座，牌上刻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字样。庆春来校上学第一天，首先敬拜孔圣人，即对这块牌位磕三个头行礼，这是重礼。然后再敬拜老师，也行重礼。以后每天早晨上学时，一进教室门就先给孔圣人作揖行礼，这是一般礼节，然后再给老师行作揖礼，然后才可以坐在课桌位上读书。刘先生给学生讲“修身”课时，第一课讲“为什么要尊敬孔圣人？”他告诉学生，孔圣人是人们实行文明礼貌高贵品德的伟大神圣的典范，要求学生遵行孔圣人的教诲，听从老师的教导，遵守校规，尊敬老师。这使学生受“尊师重道”思想的影响很深。

总之，北京私立慈幼学校既保持了中国旧学的传统，又吸取了点东洋新学的进步。难怪老舍先生在成为文学家后，把这所学校称作是“改良私塾”。

刘先生的得意门生

庆春在慈幼学校读了几年书，各科学习成绩都是优等，尤以作文为出色。他异常遵守校规，品行端正，勤于校中劳动，为全校高才生，是全校同学的模范，所以刘校长视他为自己的得意门生，以“师生如父子”看待他。不仅如此，刘校长还很关心庆春的一家，对他家的贫苦生活很同情，常到他家里去照拂。舒母对刘校长视如亲戚，庆春的二姐即由刘校长说媒，嫁与他在清史馆的同人赵叔超（旗人）为妻。舒母深感此恩，每年节时，由家中做点食品，如腊八粥、供佛大馒头等，亲自送给刘老师。刘、舒两家的关系非常亲密。

庆春受到学校免交束脩和免费领用书本、笔墨纸张的优待，十分感谢老师的恩惠。他不仅平日对刘厚之先生毕恭毕敬，而且过年时（农历），总要到刘先生家里去拜年磕头行大礼。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已离开慈幼学校，当时改革行鞠躬礼，逢到过年他仍然不断地去给刘厚之先生拜年，而且依然行磕头大礼。直到出国留学之前，他去刘厚之先生家辞行，还是施以大礼。由此可见，老舍先生对自己的启蒙老师是多么的尊敬和感谢！

我称老舍先生为“师兄”，是因为慈幼学校的校长兼老师刘公厚之就是我的父亲。老舍比我大十岁，从家父的关系，我称老舍先生为师兄。老舍师兄无论在品行方面还是学习方面都是我的榜样。我小的时候，家父常对我说：“要向舒庆春师兄学习，才能成为有出息的人。”家父的谆谆教诲使我永远难忘，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一直把老舍先生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

关于老舍先生幼年求学的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故简记之，聊以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