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与“五四”作家的文学定位

毫无疑问，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下简称《大系》）是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检阅。《大系》不仅是一部作品选集，同时还具备了文学史的特征。无论是在整体的构架上，还是在观点的权威性上，《大系》都对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部“五四”时期的权威文学史料，《大系》的编选与出版曾深深影响了“五四”作家的文学定位。这种影响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编选人员的组成直接造就“五四”文学权威，充当新文学的“立法者”；二是通过导言评价“五四”作家及其作品；三是通过编选作品的数目来体现对“五四”作家的评价高低。

一

为扩大影响，提高权威性，《大系》的策划者在编选人员的组成上煞费苦心。蔡元培作总序，全书共十卷，分别由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编写。不难看出，《大系》的编选阵容是超强的，编选者的权威性不容置疑。他们既是“五四”文学的直接参与者，又是“五四”文学的“立法者”。实际上，这些编选者的权威地位在《大系》出版前已大多得到公认，而编选《大系》使他们的这种权威性进一步得到确认和强化。

由蔡元培作总序当是众望所归。作为“五四”时期的北大校长，其倡导的“兼容并包”方针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从而孕育了新文学。说他是新文学的保姆当不算错。在谈到新文学的产生背景时，蔡元培的确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胡适对于新文学之初的理论建设功不可没，因此编选《建设理论集》非他莫属。后来的文学史在谈到新文学的理论贡献时，对胡适也是大力肯定，尤其肯定他对白话文的倡导，对胡适在新诗、话剧等方面的首创之功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除外）。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资深编辑和著名文学评论家，郑振铎编选《文学论争集》当然没有多大疑问。郑振铎不仅参与了《大系》的编选工作，还为《大系》的编写出谋划策。他建议把理论部分分为《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并建议由胡适担任《建设理论集》的编写者。另外，郑振铎还帮助赵家璧邀请朱自清、周作人等参与《大系》的编写。后来的文学史对郑振铎的定位主要也是在编辑、文学评论和社会活动方面，变化不大。

茅盾负责编选《小说一集》。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茅盾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大系》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确定《大系》的选稿年限，建议小说部分按社团分为三集，建议散文由郁达夫和周作人来编选，等等。作为“五四”时期的权威文学评论家，茅盾的文学定位在《大系》编选前已经确定。

鲁迅负责编选《小说二集》。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学权威，鲁迅的加入是一个亮点。《大系》的策划者也认为，要想组建强大的阵营不能少了鲁迅。无论从创作成就，还是从当时的威望来看，鲁迅入选《大系》编选阵营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从《大系》编选之后的文学史来看，鲁迅的文学地位有逐渐上升之势。

郑伯奇负责编选《小说三集》。郑伯奇对《大系》功不可没，除编选工作外，他还参与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从《大系》的酝酿策划到编者的安排邀请，他都付出了许多心血，尤其是帮助赵家璧成功说服鲁迅参与《大系》的编写。后来的文学史主要将郑伯奇定位为创造社作家，而对他的上述贡献提的不多。

周作人负责编选《散文一集》。作为“五四”散文大家，周作人编选《大系》也是无可非议的。他对新文学尤其是对小品文创作及理论的贡献有目共睹。在“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声望不亚于鲁迅。可惜的是，这位权威由于后来的附逆而失去了原有的光芒。

郁达夫负责编选《散文二集》。作为“五四”时期创造社的代表作家，郁达夫的小说和散文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五四”大家的文学地位已基本确定。但在后来的很多文学史中，郁达夫的文学地位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学界对郁达夫身上不符合主流的方面颇多批判。直到20世纪80年代，郁达夫的文学地位才逐渐回升。

朱自清负责编选《诗集》。应当说，朱自清的加入有点意外。无论是从资历、人脉和交际圈，还是从当时的文学声望来看，朱自清都不大可能参与《大系》的编选。《诗集》的编选者原定郭沫若，但由于国民党的审查干预，只好临时换人，后由郑振铎推荐，决定由朱自清担任。因此，受到郑振铎邀请时，朱自清深感意外：“这回《新文学大系》的《诗选》会轮到我，实在出乎意外。”朱自清虽是郭沫若的替补，但其散文创作在当时已获得很大成功。在后来的文学史中，朱自清的文学地位（尤其在散文创作方面）一直得到较高的肯定。

洪深负责编选《戏剧集》。作为现代话剧的早期奠基人之一、哈佛大学戏剧专业毕业生，洪深参与《大系》的编选也是很自然的。洪深的理论功底相当深厚，但在创作方面略为逊色。“五四”时期的话剧创作在总体上不够景气，虽然曹禺、夏衍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创作势头强劲，但其作品不在编选范围内。

阿英负责编选《史料·索引》。阿英是著名的“五四”文学史料收藏家和研究家。他为《大系》各卷的编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文献，因此也理所当然入选。

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一串名字的权威性仍相当明显。除了蔡元培应景式的总序外，其他编选者都直接参与了《大系》的具体工作。可以肯定，《大系》的成功是新文学权威与现代传媒共同作用的结果。《大系》的编写人员安排实际是对“五四”文学荣誉权的一次分配。借此，《大系》的编选者们不仅掌握了解释“五四”文学的话语权，也获得了文学上的权威地位。

二

《大系》对“五四”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主要是通过导言来完成的。《大系》的导言因宏观的视野、独到的点评和分析而备受学界关注。它不仅具有一般的导读功能，而且具有学术价值。编选者们个性迥异，他们对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各有千秋，有些甚至成为经典。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鲁迅、郁达夫和朱自清。

鲁迅是按社团来评价作家或作品的。其用语精当，三言两语就能概括总貌。某些精辟之见更是不断被后来者所引用。在《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先后对新青年社作家、“新潮作家”“弥洒社”作家、“浅草社”作家、乡土作家、“莽原社”作家进行了中肯而独到的点评。

不同于鲁迅的点评，郁达夫在《散文二集·导言》中更侧重对名家的点评，主要是周氏兄弟、冰心和朱自清。郁达夫用其生花妙笔对以上作家一一进行点评，其用语之精辟、文笔之微妙少有人能比。

朱自清对诗人的评价很有特色，喜欢引用别人的话来加以评点。对于胡适的白话诗，他颇有微辞，但他引用别人的话来间接评价：“照周启明氏看法，这是古典主义的影响，却太晶莹透澈了，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对于“五四”时期风行一时的冰心小诗，朱自清不以为然，他仍然借他人的话来说：“梁实秋氏说在这些诗里‘只能遇到一位冷若冰霜的教训者’。他称赞‘她的字句选择的谨严美丽’，只还嫌‘句法太近于散文的’。”而对于新月诗派的闻一多，他的评价就较为直接了：“《诗镌》里闻一多氏影响最大。徐志摩氏虽在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却只顾了自家，没有想到用理论来领导别人。闻氏才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徐氏说他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响。”对于徐志摩，他是肯定中有所保留：“他没有闻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朱自清对闻一多和徐志摩的评价直接影响了二人的文学定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文学史中对新月派诗人的定位都沿袭了这一评价。

此外，朱自清还有很多独到而简短的点评。他评周作人的《小河》“是新诗中第一首杰作”；谈到郭沫若的诗歌时说“泛神论和自我主义并存于郭君的诗中”；评价冯至的叙事诗是“堪称独步”。

三

《大系》主要以作品选集的方式出现，因此常常被研究者当作客观公正的权威史料。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罗岗所说：“《新文学大系》因为以选本的面貌出现，反而可能掩饰掉部分主观性和策略性。”《大系》的这种“主观性和策略性”不仅体现在编选人员的组成和导言中，还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上。对于“五四”作家来说，自己的作品能入选《大系》是荣幸的。而作品是否入选以及多少篇入选主要取决于编选者的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作家入选《大系》的作品数量代表了编选者对其评价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