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子明的回忆二回忆北大地下党的一段组织史——实现刘仁同志的“种子、开花、结果”的理念

项子明

1942年日寇大扫荡，我军奋起反击，组织反扫荡。这时，我正在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大教政治课兼做党的工作。在残酷斗争中，华北联大受到很大破坏，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学校解散，人员重新分配。刘仁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回北平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因为刘仁同志在我的个人档案中看到我在北平有家，条件有利。

动身之前，刘仁、韩光和刘慎之三位同志给我们五个要到北京的同志讲党课。他们说：北平没有什么党员了，你们就是第一批种子。和我一起到敌占区的还有陆禹等四位同志。

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后，在我回北平前的那一天晚上，在一间灯火如豆的小房子里，正患着胃出血的刘仁同志，在炭火旁同我促膝谈心，详细地问了我的工作经历、思想、家庭情况以及社会关系，而且边问边思索着。我感到他是在设想我进城后可能遇到的困难，担心我的安全，考虑我进城后的各种有利和不利的条件。刘仁同志谈得最多的，还是如何在地下斗争的新环境中开展工作的问题。他说：北平敌人的统治是很残酷的，正因为如此，你们的工作需要人民的支持。你们到了敌占区，首先要生存下去，好比一粒种子，只有埋在土里，才能生根、开花、结果。为了在敌占区能生存下去，最重要的是密切联系群众。刘仁同志反复解释“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谆谆嘱告在群众未发动起来以前，不要冒险。知人善导，待人以诚，注重实际，不尚空谈，这就是这次谈话刘仁同志给我的深刻印象。事隔多年，每当想起刘仁同志关于“种子”如何生根、开花、结果，我总要想到刘仁同志是一粒多么出色的革命种子。

1943年我回到北平，学了一年多的日语，考入华北电业公司作职员，在这里发展了几个党员，记得有赵家胧(解放前在供电局工作)、顾传淦、施宗恕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我到北平西郊金山莲花寺晋察冀边区城工部驻地见到了刘仁同志，他决定派我到北京大学工作。回来以后大约是1945年10月，我设法转学到北京大学，就读于法律系一年级。实际上是以学生身份作掩护，专门从事北京大学的地下党的工作。

我到北大前，前任党的负责人是谁，地下党的领导没有向我交代过。由于日寇的白色恐怖统治，这时北大已没有全校统一的党组织，也没有党的负责人，主要都是单线联系。回忆起来，那时党员和支部的情况是这样的：

(1) 我最先接的是法学院的关系。当时法学院的负责人是徐达利，经济系学生，曾任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解放后改名为徐伟。党员还有：

李书群，当时患肺病，解放后曾任崇文区副区长。

尔联柏，天津入党后转入北大经济系。

沙小泉，女，原名刘廷芳，1949年离开北大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领导天津学生运动。解放后任天津团市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任天津市科委主任。

王宇殿，东北人，工作能干，文笔流畅。后得了肺病，1948年夏在宽街结核病医院病故，葬于东北义园。

韩杰珩，政治系学生，和我单线联系，1943年在日寇统治下的北平，他加入地下三青团。介绍人不久回重庆。以后他进步了，接触了我党党员，加入了共产党。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三青团介绍人在北平国民党市党部工作，又找他联系，他向我汇报后，决定派他打入三青团。他按组织决定公开回到三青团内，为党做了许多工作。解放后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毕久青、孙善植(女)，都是经济系学生，1946年党组织把他们二人送回解放区工作。解放后孙善植(又名孙红)在海洋局工作，最近离休了。毕久青在总后勤部工作，也离休了。

刘鹏湾，政治系二年级学生，当时组织决定送他回解放区工作，他没有服从组织决定，自行到东北进了国民党军队，当书记员。以后被我军俘虏，劳改数年。1955年才找到我，经我证明，解除劳改，回到北京，分配了工作。1960年病故。

(2) 1945年底我接过理学院地下党组织的关系。这时，理学院有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冷林，化学系的学生，入党较早，曾和甘英同志组织过“海燕社”。解放后曾任化工一厂厂长，后任化工局局长。

理学院党员有马炎，林华(现任⁽¹⁾国家经委副主任)，韩碧文(女，化学系学生)，许建章。以后又陆续发展了一些党员：晏毓鹏、张群玉、沈时荃、张迺蘅、沈承昌、刘光鼎、周政。

(3) 1946年5月间，文学院的党组织关系也转给了我。我刚到北大时是杜平(女)负责文学院党的工作，下面单线联系几个党员。杜平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团市委书记。我接过的党员有：唐过、杨节、马祖珍(女)、施德贞(女)、袁珊(女)、丁化贤(女)、孙爱芬(女，现在^*中央党校)、姚卿祥、董丽华、王志娟、郑宁、刘俊英(女，历史系学生，抗暴时主持会议，很有口才，当时刚入党)。

(4) 1946年底工学院的党的关系交给了我。当时支部书记是丁士厚，党员有王德生(女)、李振远、曲志安、冯灿陆等。

(5) 继工学院后我又接了医学院的党组织关系。当时的支部书记是吴绥先。他和颜纯(女)、李振平(曾在核工业部工作)三人组成党支部。女党员有江载芳、许迪、顾承敏、蒋惠中、李振肃、王琦、李同、赵玉贤、梁其铎；还有周尚珏、邹德馨、訾威廉、赵和言、冯善庆、吴沈春、刘鼎新。

(6) 大约是1947年下半年，我接过农学院的党的关系。支部书记叫周尚玉(另名叫秋粟)。农学院下面还有几名党员，当时我没有接触。

另外我还接过一位兰玉菘同志，现在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又是书法家，古琴弹得很好，是一位才子。

至此，北大六个学院的党的关系我都接上了(不包括教职员、工人等的党员)，我是北大的党的负责人。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建立党总支。下面的支部和部分党员都是由我单线联系。

由于日寇在沦陷区实行白色恐怖，我党地下工作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发展党员十分慎重。党员要多交朋友，朋友越多越好。临解放时，北大党员总共一百多人(不包括去解放区和转走的党员)，但党员都交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能起党员的作用。后来这些人都发展入党。

大约是1948年初北大成立了总支，沙滩区有孙立、张硕文和陈如一三位同志。医、工、农和国会街先修班都是独立的支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西南联合大学迁回北京，原北京大学的党员转回北大，他们的党组织习惯上称为南系，我领导的部分称为北系。南系的负责人是肖松，在较长时间内，南系和北系之间不发生横的联系，各系直接向各自的负责人汇报，并各自向城工部请示汇报工作。1948年11月南北两系党组织合并。至此，北大党组织与我刚接手时有了一些变化。

1947年法学院成立支部，陈如一是支部书记。理学院的支部书记是冷林。新入学的理、工、农、医的新生，单独成立了沙滩支部，支部书记是张群玉。

在1945年以前，北京市地下党没有市委。学委(学校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之间都不发生横的联系。1945年冬武光同志进北京后，成立北京地下党的市委，把学委、平委、工委等组织起来，但不久因局势的变化又恢复了各系的单线系统。

工委由陆羽、张洪顺、陈伟三位同志负责。平委由赵凡、苏义夫等同志负责，由于有人叛变，平委党的损失很大。

学委管大学、中学学生和教职员工中的党员，学委书记是佘滌清，他主管大学的工作；杨伯箴主管中学的工作；崔月犁主管职业青年的工作，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职员、助教等大学毕业后工作的党员；张文松主管文化方面的工作。

1948年11月，南北两系学生党员合并后，学委增加了南系的王汉斌。学委下面有大学委，佘滌清负责，下面有张大中(当时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负责清华、燕京两所大学；宋汝棼负责师大、辅仁和中国大学；我负责北大、中法和朝阳大学；佘滌清领导我们，每周开会。1948年“八·一九”事件前，佘滌清指定张大中负责召集会议，以后张大中负责学委的工作。南系的负责人是袁永熙、王汉斌，合并时袁永熙被捕，北大由肖松负责。

佘滌清1948年曾被捕，由杨伯箴负责过一段时间的学委工作，南系的学委负责人袁永熙和杨伯箴是师大附中的同班同学，虽说在合并前南北两系互不联系，但是二人早已沟通了。

在城工部，孙国梁联系北系，李晨联系南系。

由于南北系未沟通，也发生过工作上的误会。1947年“五二〇”运动后曾有个“六·二”大罢课的事，情况是这样的：在华北学联里有个南系的学生(当时还不是党员，后来入党)，他在会上提出要在6月2日举行全国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华北学联通过了，报纸也透露了消息，这样敌人一定会作准备，会使学生遭受很大的损失。我们不同意这样做，但是消息已经传出去了，怎么办？学委开会决定，6月2日这天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北大决定学生不出校门，在校内游行。军警在校门外包围，校长胡适也很紧张，他在校门口不让军警向校内冲，这样因势利导，既向反动派示了威，又避免学生受迫害。但是武汉的学生还是游行了，军警抓了3人。当时华北学联认为这位同学的建议是代表地下党的意见，所以通过了。此后，学委加强了对学联的领导。

刘晓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说“五二〇”运动时他到解放区见了周总理，是总理叫他发动的。这个问题我和袁永熙讨论过，认为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群众运动不可能事先定好具体计划。只能因势利导，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刘晓同志当时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他所讲的可能与当时上海党的具体情况有关。

北京临解放时组织了东城区迎接解放的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北大灰楼，由项子明、肖松、于英负责，除北大外，还有中法、艺专和一些中学。这时北大党的书记是肖松，叶向忠是宣传干事，林乃桑是组织干事。

1949年2月解放初期，我已离开北大。先在团市委任常委，李昌同志是书记。后来我到北京市委成立学委，我是书记，委员有宋硕、张彭、薛成业，一年后学委改为学支科。

解放后中法大学地下党的负责人是侯维成。燕京大学由项淳一负责，后来林寿晋、谢道渊相继负责，还有龚理嘉、石幼珊等。

为了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刘仁同志的工作进入高度紧张的状态。1948年1月我被通知回城工部汇报工作，经过匆忙的准备和化妆，路上用了三天，到了河北沧县泊镇的城工部所在地。在那里，我目睹了刘仁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的情况。我在泊镇住了五天，刘仁同志找我谈话三次，有两次是在夜间进行的。他是那样认真不苟，对每个情况的细节都不放过，经常问得你答不上来。我回城前，刘仁同志对学校工作布置了任务，他讲得那么切合实际，使你有充分的信心可以完成。那时他想的不仅是解放北平，而且想到解放后的建设事业。

刘仁同志在领导城工部工作中，认真贯彻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政策，经常直接听取汇报，深入对敌斗争第一线。日本投降后不久，他住在西山饭店，指挥北京市内的地下工作。为了取得情报，通过关系，见过美军情报部的人员。不久，刘仁同志就从西山饭店搬到金山莲花寺，后又到张家口，莲花寺就留下一个交通站，由陆禹同志负责。刘仁同志艰苦的工作，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但是却被“四人帮”诬陷为美国特务，囚禁狱中，残酷迫害致死。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刘仁同志又回到西郊，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军队尚未进城以前，刘仁同志先进城，住在几个同志家里，后来住在张自忠路小学，以后，这里就半公开了。城工部的人都在这里开会，常常有一百多人出入。

这时北京大学已经有400多位党员，回忆1945年10月我刚到北大时的情况，和现在相比，真是换了人间。抚今追昔，不禁又想起了刘仁同志派我们进北平之前给我们讲的党课，要我们做革命的“种子”，这句话听起来平易，经过历史的回顾，却感到是有深刻哲理的教导。我们共产党员永远要自觉地作革命的种子，扎根于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

⁽¹⁾写回忆当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