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在这个时期，有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只在延安就出版二十卷本的《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课本》等重要著作。对斯大林著作的翻译也多起来，同时还出版了《季米特洛夫文选》。这些著作中，包括了比以前更多的列宁斯大林论述报纸工作的文章。

当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为关键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中，出现了重要转折，即马克思主义不断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转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并日益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没有这一转变，介绍再多的马恩列斯著作，也是无济于事的。

这一转机的出现，是由于当时历史已为此准备了成熟的条件，但如果没有毛泽东等同志的努力，也不会顺利到来的。还在整风运动前，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就已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对党内历史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清算，写了一系列的重要文章；与此同时，并对党员和干部进行多方面的教育，以克服他们头脑中教条主义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生气勃勃的思想武器。

对党报的改造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以下两方面工作：

1.从哲学上系统总结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系统批判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同志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本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还写了体现这两著作基本思想的其他著作。这是指导党报改造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

2.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系统提出。毛泽东同志为准备整风运动所发表的大量著作和报告，都是建党学说的重要部分，这是不言而喻的。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刘少奇同志为此进行了大量工作，他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等著作，为建党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陈云同志也写了题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重要文章。这些著作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这对党报的改造，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我们知道，党的观念对党报观念是起着直接规定作用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党的观念，也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党报观念，也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对党报的改造。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党报工作存在的问题是有清醒认识的，在着手以马克思主义全面整顿党的主观主义作风，全面改造党的工作的时候，改造党报的任务也就提到党的日程上来了。自1938年至整风运动前，党中央就发出了一系列的关于整顿党报工作、改进党报宣传的指示。毛泽东同志也曾提出很多重要意见。这些指示的内容，在1941年以前，着重于整顿迅速发展起来的各抗日根据地报刊的混乱状态，有计划地建立根据地报刊网，加强党对报刊的有效领导，为进一步改革党报准备条件。自1941年5月，在党的高级干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学习时起，这些指示的内容，开始转向克服报刊某种程度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和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了。

但是，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前，这些指示对报纸所起的实际作用是很微小的。就以具有权威性的延安《解放日报》为例，党中央在出版该报时曾明确规定：“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可见，《解放日报》应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自己的中心任务，这是很清楚的，何况早在抗战初期，党中央就发出“党报正是反映党的一切政策”的报纸的指示？1941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该报一篇关于陕北群众到定边运盐的调查报告文前批示说：“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夸夸其谈，而不是这些党八股。”(1941年9月14日《解放日报》)具体为报纸改革指明方向。随后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今后《解放日报》应从社论、专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文字须坚决废除党八股。”中共中央政治局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可是，在整风前该报并无显著变化，该报自己后来检查说：“它尚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

这就启发我们：第一，党中央领导思想正确是关键性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件，就不可能有党报的根本改革。但是，改造党报办好党报，毕竟是广大新闻工作者的事，如果正确的领导思想不转化为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党报的改造也是不能实现的。第二，党报的改造关键在于党报观念的改造，在于世界观的改造，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提高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认识，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党报观念，单靠发指示，订措施，是不会真正收到效果的(虽然也会起一些作用)。

马克思主义对党报的改造，是要通过对广大党报工作者开展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来实现，党的整风运动正好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它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的威力，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个运动的本身，就是创造性地以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一种典范。

这次延安新闻界的整风，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就是说，党是把它和整顿学风、整顿党风、整顿文风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整顿学风是把马克思主义从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给改造党报以锐利的思想武器。整顿党风是在造成马克思主义党的观念与作风，给党报改造以强大推动与指导。整顿文风是反对报纸宣传的党八股，给党报改造打开一个突破口，从而把这一改造运动引向党报业务工作和报纸观念内部深入开展，发展为一场党报工作的全面改革。

核心问题是在报纸观念、党报观念领域内掀起一场思想革命，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党报观念，增强报纸的党性(报纸党性的具体内容也包括群众性、组织性和战斗性)。

在这场党报观念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思想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党报工作经验，也受到重视，所起直接的指导作用也是很显著的。《解放日报》就在改版的那一天(1942年4月1日)，以《怎样办党报》为题，刊登了《列宁论党报》《联共(布)党史论〈真理报〉》和《俄共党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等材料，表明该报要在马克思主义办报思想和国际经验指导之下，进行报纸的改造工作。同年5月14日，该报全文发表了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报刊》一文；7月，该报号召党员贯彻列宁的办报指示，“使大家用新的对报纸的观念来代替那些旧观念”。不久，列宁的《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被全文发表。当时为指导整风运动而编辑的《宣传指南》中，收录了题为《列宁是怎样进行宣传的》和《季米特洛夫论宣传的群众化》两篇材料。1944年3月，中央总政治部宣传部发表了《苏联的军事宣传和我们的军事宣传》长文，号召学习苏联党报经验改进中国军事宣传工作(其影响实不限于军事宣传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办报思想和国际经验如此重视，其介绍内容如此广泛，这是过去所未有的。主要问题还不在这里，重要的是，党已不把革命导师的论述和外国经验当作僵化的教条，而注意把握其精神实质，用来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了。例如《解放日报》在引用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论述时，特别指出：“这时的中国不是那时的俄国，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另外题目。”这就是要求人们不要不顾条件生搬硬套。中宣部在发表该文时又着重说明：“我们现在的情况与1918年时的苏俄有完全不同的情况”，不要“把它当作教条”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态度，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思想显示出生气勃勃的活力。

这样，在我们面前出现一种异常生动的情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建党学说、办报思想和国际党报经验，汇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向报纸的旧观念、旧传统进行全面的进击。举凡“报阀”“同人报”“无冕之王”“有闻必录”“技术第一”“兴趣主义”等新闻观点，都一一加以清算；锋芒所向，遍及编辑、采访、写作(又兼及文风和真实性问题)等业务工作各个方面，不仅从政治上揭发，而且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析；最后还从哲学高度加以论述。这些都是前所未见的。

过去也有过批判，但主要还只局限于在宏观上进行政治揭露，多半还是采用摆事实的方法，揭发其为欺骗劳动人民的工具，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其规模、其广度、其深度，与此都不能比拟。而有些所谓批判，却表现了“左”倾思想。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左翼”“记联”在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同时，曾讲到可以借鉴资产阶级报纸的某些具体经验，这个问题这次却没有触及。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是在资产阶级的办报传统和新闻观念的强大影响下诞生和成长的，如何不断摆脱资产阶级这些影响，造成中国党报自己的传统和观念，始终是一项严重的历史任务。这种批判和摆脱过程，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整风是一次大摆脱，这为中国党报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整风又是对“左”“右”倾(主要是“左”倾)思想在党报工作中的影响的一次大清算，这是和对资产阶级报纸传统和观念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对“左”倾影响的清算，并没有否定它所主张的那些党报原则的本身，而是要让这些原则冲出教条主义的罗网，展现出所固有的生命力。

的确，整风运动中所提出的那些党报原则，其主要部分在“左”倾路线统治时代，也已被宣传过了。例如，最能概括整风经验的“全党办报”方针的基本内容，在前一时期大致都已提及，其他如报纸的组织作用、开展批评等项，当时都曾反复强调。但是，在不同思想指导下的这些原则，彼此的区别确又是明显的、深刻的。

1.含意不同。由于思想基础不同，同一原则会有不同的理解。拿党的观念来说，它直接对党报观念、党报原则起支配作用。不同的党的观念，会对同样(指表面意思)一种党报原则赋予不同的含意，这是很自然的。例如，对于报纸开展批评，无论是“左”倾路线统治下的报纸还是整风运动中的报纸，都很强调。可是，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的党的观念，含有宗派主义，对党内斗争的理解绝对化，并不懂得这种斗争的性质是思想斗争，重在教育同志，而是注重政治打击与组织处理。因而，受“左”倾思想支配的报纸，把开展批评作为整人的手段，批评的方式不是讲道理，而是戴帽子(愈大愈好)，重打击(语句愈尖锐愈好)，报纸甚至发号施令，要政府干部“从苏维埃政府滚出去”。整风运动时则不然，当时整顿党的作风，就是要整掉这种错误的党的观念与作风，整掉对党内斗争的错误态度与方法。因此，党把在党报上开展批评，看成是增强全党团结、改进各方面工作的手段。斗争方式重在思想教育，反对“左”倾的种种做法。毛泽东同志特别为报纸开展批评做了指示，强调：“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恳诚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又如，两种报纸都主张要联系群众、指导群众运动，但实际内容也大不同。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党的观念中，人民群众是不占应有位置的，党的领导成为党的化身，百分之百正确，群众不过是供其调遣的“群氓”。因此，报纸所谓联系群众，就往往成了把领导思想、政策强加给群众；所谓指导群众运动，又往往成了运动群众。整风运动则又批评了这种观念和做法，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观念和党报观念，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别的利益。要求树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思想，树立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党要求党报工作人员当人民的“公仆”，批判“无冕之王”思想。要求和工农大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在宣传上，既要以党的思想和政策对群众进行教育、进行指导，又要“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把“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结合起来。这些都是“左”倾报纸所不能做到的。再如，对“集体的组织者”的理解，彼此也是不同的。“左”倾领导心目中所谓“集体”实为党的领导机关，而整风运动中的报纸，则认为这个“集体”，“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只此一点可足说明，其他毋庸多说。

2.运用不同。经过整风运动的报纸，要求根据时间、地点、条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运用党报原则；而“左”倾报纸则反是，把这些原则当作教条，不顾客观条件，任意搬用。不同态度、不同运用，导致不同的效果。仍以报纸开展批评为例。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党的“左”倾领导，只是死记着列宁的党内斗争原则，而不懂这些原则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他们是机械地死板地运用这些原则，他们以为在党内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论在什么问题上，都应该而且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且是斗争得愈凶愈好。”这当是造成他们的报纸在批评问题上出现种种“左”的表现的又一重要原因。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列宁、斯大林关于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的学说(包括报纸批评的学说)，形成了中国党的党内斗争和开展批评的原则，这就保证了党报的批评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又如“左”倾领导脱离具体条件，搬用列宁关于党报发行工作和党报通讯员工作的指示，冒着白色恐怖的严重危险，竭力在上海等白区建立发行网和通讯员网，有的要求在所有各工厂中都建立党报的代派处，甚至提出“扩大红旗日报的公开发行”口号。江苏省委还以决议形式提出三个月内发展通讯员200人的目标。这就使得很多同志被逮捕、被屠杀，报纸也遭到严重破坏。而在整风运动时期，党的报纸则不是这样，它们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列宁经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新华日报》，虽然当时还是处于国共合作年代，也不采取像《红旗日报》那样公开建立通讯员网的办法，而是创造一些灵活方式，如周恩来同志所倡导的广交朋友的方式，以联系广大群众，扩大新闻来源。而在各抗日根据地，则在整风后广泛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态度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3.彻底性不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言行一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则是这一原则的对立物。“左”倾领导确也搬用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办报原则，可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却又使这些原则难以转化为现实。例如，“全党办报”方针的一些具体内容，从《红旗日报》到《红色中华》都曾一再强调，但是，那些“左”倾领导人把这一方针看成教条，不懂得它和人们的思想和世界观的联系，也不理解它的贯彻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只顾做决议、下指示、发号召，以为做了这些以后什么都解决了(当然不是全无作用)。其实这不过是主观主义的空想，听听张闻天同志在1933年冬的批评吧：“各级机关对于自己的报纸的注意，领导与帮助是极端不够的。”“中央政府对于《红色中华》中除了要它登载中央政府的文件之外，可以说没有什么帮助与领导。”“我们对于通讯员的领导与组织作用却是极端的薄弱。因此这些通讯员的通讯也是千篇一律，不能起很大的作用。”这些话也许带有鞭策性质，说得严重了些，但确实抓到了问题所在。就是说，有关“全党办报”的一些决议、指示，都未能认真贯彻，这是必然的。那时报纸，也曾提出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要求，也取得不小成绩，但由于同样原因，贯彻也很不力。还是借张闻天同志的话来说明：“我们的报纸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下面实际情形。”“我们报纸的记者，大都是依靠于外来的新闻来决定报纸的内容，而这些通讯员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志愿来写他们的新闻的。”因此，苏区军民很多改天换地的生动事迹，不能在当时的报纸上得到反映。整风运动就是要整掉这种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办报原则充分发挥它改造报纸的巨大力量。事实确是如此。

整风运动所提出的办报思想和原则，也并非都是过去的重复。它曾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新闻的真实性、新闻本源、报纸文风、报纸工作中政治与技术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过去或者没有提及，或者没有认真思考过。这表明在党报历史上，整风运动所触及的办报思想领域，其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

新闻界整风运动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党报工作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大批同志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用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思想，来分析和解决中国党报工作所碰到的各种问题，写出了大量文章(包括中央指示、报纸社论和署名文章等)。这是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历史，就是从这里起步的，而当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就成为这一宏伟工程的坚实基石。

所有这些整风成果又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对党报工作和报纸面貌进行了深刻的改造。整风后的报纸，可以说是做到了与党的领导机关、与实际斗争和群众生活呼吸相关、息息相通。报纸至此才真正成为党宣传政策、指导工作的锐利工具，成为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沸腾的社会生活、生动的军民英雄业绩、各条战线的实际经验，也只有在这时才大量地登上报纸版面。报纸现在具备了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的品质，成为名副其实的党报了。与此同时，报纸在版面、副刊、文风、语言和新闻文体等等方面实现了改革，业务上面貌一新。

中国党报在政治上业务上的优良传统由此确立，为以后报纸的成长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党报的巨大威力，在这里充分显示出来了。

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党报进一步实行改造呢？当时条件是极为有利的。经过整风运动，方向已经指明，原则已经奠定，榜样已经树立，历史为党报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然而改造的任务是不可能由一次运动完成的，办好党报也是没有止境的。而这个时期更面临一个阶级关系大变动、革命形势大发展的局面，新闻工作中一些旧矛盾还没解决好，新的矛盾又暴露出来，可以说，这个时代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对党报工作的指导。

这时，党也确实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放到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首先抓紧主要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报成长的至为重要的因素。对广大新闻工作者，也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要求，特别要求“学习唯物史观、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论”。根据实际情况，学习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党的新闻队伍中，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日益发展起来。

随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而来的，是一个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新闻工作实践，总结自身工作经验的热潮。马克思主义一经挣脱教条主义的羁绊，就是这样显现出自己的生命力的。的确，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有这样愈来愈多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分析精神的新闻论著出现，从来也没有看到有这样多的地方报纸(通讯社)和各种类型的报纸，用马克思主义开展总结经验的活动。整风运动所形成的党报思想，所确立的党报原则和党报传统，在斗争中不断丰富、不断发展。

主要有哪些内容呢？下面试作简略的概括：

1.关于报纸的党性。把党性看作是党报的第一生命，看成是党报性质的集中表现，这是对党报观念认识的发展。当然，这一思想以前实已存在了，现在所以特别提出加以强调，这是和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和大批新成员涌入党报工作队伍因而带来某种自由主义思想有关的。

2.关于报纸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整风运动清除了“左”倾党报观念中轻视人民群众的错误倾向，对党报与党的关系、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作出全面的正确论述。在实践中对党报观念的体现也是全面的。但是，整风运动中所强调的重点却是前者，即党报和党的关系方面；而对于党报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则没有充分发挥，这也是很清楚的。这个时期，有不少同志正好对这个问题给予特别重视，做了很多深刻的论述，大大丰富了党报学说。杰出地体现这一思想的著作，是刘少奇同志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人们对这一著作的重要历史地位，也未能作出应有估计，这是应该说明的。

3.关于宣传政策。党报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这本是整风运动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实际也是已明确了的问题。不过，这时出现不同的情况，即革命任务急剧变化，革命势力迅速向全国发展，大批新问题一下提到的党面前、提到党报的面前，要求回答，要求处理。当时，党的很多干部(包括新闻干部)对此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因此，这时宣传政策问题是占有特别地位和具有新的重要含义的。要求新闻工作者不仅一般地重视宣传党的政策，而且要求准确地把握党的政府思想(反“左”反右)，并贯彻于整个宣传过程中。从“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的高度估计党报的政策宣传。党的政策观念问题，是党报人员的严肃的党报的观念问题，党性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对绥晋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正是对当时这一要害问题所做精辟阐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关于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就基本原则论，整风运动中已做正确阐明。可是在实践上，当时的报纸批评虽已初步开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只有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批评自我批评才在报上发展为一个全解放区的强大运动。与党的中心任务密切结合，与革命人员(包括广大新闻工作者)的立场改造相结合，是这一运动的特点，而这一运动所取得的大量经验(包括失败教训)，又都会转化为思想认识的财富，对报纸开展批评的原则作出新的补充。

此外，关于新闻真实性、报纸文风、新闻写作问题、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报纸及其经验问题，等等，当时都有过新的阐述，这里就不一一叙明了。

应该指出的是，党在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办报原则的同时，又一次对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进行了广泛的批判——批判了客观主义、兴趣主义、单纯新闻观点、技术第一、同人报思想和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倾向，也揭发了采写工作中捕风捉影和浮夸作风。而这些批判，又是与对党报工作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特别强调了作风和立场的锻炼与改造。这一教育运动，遍及整个解放区新闻界。这是延安整风精神在党报工作领域的深入发扬。报纸面貌，沿着整风运动所已开拓的道路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在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和宣传政策等方面取得重要进步。在报纸的编辑工作、报纸文风、新闻写作与文体等方面都有很多改进，如，按语的使用、联系读者专栏的开辟、版面之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等，新华社对新闻写作的改进作了很大努力。今天我们所说的“新华体”，大致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中国党报传统也就在这时牢固地确立起来。

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改造党报的任务，不是提出什么新的办报原则，开辟什么新的道路，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整风运动的成果，使整个报纸更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办报原则。可是革命胜利得如此之迅速，党报的这一改革运动还来不及充分展开，中国的民主革命就已基本结束，历史很快跨进社会主义新阶段。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党报的改造，就是这样突然地宣告自己“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