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事业逐步走向成熟，业绩辉煌。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的报刊一下形成蓬勃发展之势。原来那种“左”的倾向对报刊的影响已渐消除，但尚未作思想清算，一些新的混乱现象又在滋生，党曾多次做决议、发通知以作指引。根据以往经验，单靠这些是难以真正奏效的，党报极其需要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就是这种教育运动。它是面向全党的，党报整风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着重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三次“左”倾的挫折教训。在这方面，党报工作有很多曲折难忘经历。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三方面都和当时党报的活动密切相连，尤其是主观主义学风问题，是“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这里留下了大量供人思考、引人憬悟的思想材料，弥足珍贵。还要强调的是，这次报界整风，把党报观念教育和世界观、革命观教育结合在一起，这就将这一整风教育引向深入，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通过整风运动，党报观念与办报思想在原来基础上出现了更为深刻的变化。这里，人们只要稍稍注意就会发现，整风中广为讨论的诸如全党办报、党报的集体组织作用、开展批评等等，在前一时期都能看到。问题在于，当时那些看似相同的受着“左”倾思想制约的抽象原则，整风运动中党以马克思主义将其从错误思想制约中解脱出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就其主要表现而论，彼此区别，一是含义不同，例如“全党办报”，过去看成是党报各方面工作关系的组合，主要通过指令来推行；而现在则认为是党的思想对全体党员的融合，通过思想教育来实现。又如“报纸开展批评”，过去往往作为阶级斗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现在则作为一种教育方式，重在以理服人，治病救人；二是运用不同，例如报纸的阶级斗争作用，过去不讲条件，不看对象，任意施行，满纸杀气腾腾，视报纸如战场，而现在则强调一切从实际条件出发，注意区别对待，讲究斗争策略，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非常注重有理、有利、有节，每次斗争必胜。从这里，我们深刻体会到，一种思想、原则，从承认它到理解它，到正确运用它，是一非常艰难的过程，从历史的沉思中寻求启迪，是一条重要途径。

这次报界整风中，还出现一种新气象，即对于新闻学的热烈讨论，发表大量社论文章，所涉及的有新闻性质、本源、采访、写作、文体、新闻真实性等一系列问题，见解精辟，成果丰硕。

这场讨论有一重要意义，就是它是对党报研究观念的一种重要突破。党报研究应有两个方面，一是探索党性对党报的体现，这是最根本的，没有它就不成为党报；但还有一面，即报纸的特殊运行规律问题，也即现在常说的新闻规律问题。不尊重前者，党性难以发挥甚或受到伤害。可是在此前中共党报史上关注的只是前者，而忽视后者，日积月累，就造成一个观念，即对党报来说，新闻规律的探讨是不必要的，甚至认为是有害的，因此报上违背新闻规律的事屡见不鲜。整风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揭示批判，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观的生动体现。

这次报界整风，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进行的，党报观念、办报思想取得了全面发展，渐趋成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党报学说，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整风运动的党报观念，在解放战争党的报刊活动中，展现出巨大威力，并更趋丰富。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整风已经强调但尚未充分阐发的党报联系群众问题。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着重批判那种做群众工作“总不愿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的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做法，提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也反复阐述了这一思想。刘少奇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党报记者不只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鼓励他们到实际中、群众中去检验党的方针政策，帮助党“修正它”，“把它补充得完全起来”。这一观点，“左”倾时期不会有，整风期间也未着重阐明。它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