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党报的发展从来是与党的事业发展休戚与共的。1957年夏季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的20年中，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世人公认的成就的同时，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党内对这些环境的认识脱离和超越了实际，犯了“左”倾错误，经济建设上造成大量浪费和损失，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党内提倡“斗争哲学”，直至酿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党报作为党的宣传工具，自然不能不受到影响。这一时期的党报工作实践和党报观念也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况。一方面，党报积极地宣传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党报的“阶级斗争工具论”重又抬头，在一些问题、某些阶段的宣传上偏离了办报规律，也偏离了社会经济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利用、操纵党报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党报观念遭到严重破坏，党报声誉受到极大损害。

历史有时会有惊人相似的表演，在同样的文字下面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如果说，十年内战时期党报初创阶段的“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提法，是对党报阶级性及其对敌斗争功能的一种明确表示，那么现在重提“阶级斗争工具论”，却成了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工具。同样，“党报为政治服务”这一理念，在这时也成了许多违反客观规律的办报行为的掩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大跃进”年代的“放卫星”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假新闻，都表明了党报观念已经严重偏离了新闻工作规律和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党报工作的基本原理，这时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曲解。最为明显的是，各级报道组的概念已经完全离开了它的本来意义。50年代初期曾明确规定：“报纸的通讯员应当以人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为主体”，“报纸编辑部应当经常地用通信和开会等方法去指导和鼓励通讯员的工作，帮助他们写出重要的、公正的和迅速的报道，并写出群众中的和他们自己的对于政府工作、生产建设事业和其他社会生活的意见”。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各地各级报道组实际上已经成了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了。

但是，党报工作者毕竟与实际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对于形势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因而错误倾向在党报实际工作中的反映也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作为党的喉舌，党报当然满腔热情地宣传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宣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以及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创造的奇迹，宣传以雷锋同志为典型的一大批先进人物，提倡新道德、新风尚；另一方面，党报在这一阶段也犯了“左”的严重错误，助长了浮夸风，甚至为了“政治需要”而制造、传播假新闻、对“左”的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客观上也为“文化大革命”中党报所犯的错误埋下了伏笔。

“文化大革命”期间，可以说是党报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四人帮”把持了党的宣传大权，以“党报要为政治服务”为借口，把“党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观念推到了“斗争”的极点，使党报成为他们排斥异己、残酷斗争、阴谋篡权的工具。而党报的优良传统也被他们破坏殆尽，“假、大、空”竟成为一代“文风”。党报观念、新闻规律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当我们以科学态度回顾党报走过的80年历程的时候，这是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忽略的一段历史。只有直面教训，认真对待，我们才能正确地科学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切实走出认识和实践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