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经济建设事业成为工作中心和西方文化思想(包括传播学)的广泛流传，在大陆兴起一股“信息热”。它从南到北，由东及西，很快传遍城乡大地。各行各业纷纷起而追逐信息，各种信息开发公司、信息交流中心应时而起，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观念，即把信息看成是发展经济的法宝和打开致富大门的钥匙。1984年9月，邓小平提出：“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对信息的重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前所未见的。

“信息热”迅速在新闻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各类新闻媒介为传递信息积极活动起来。先是经济方面，中央和省市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新华通讯社，相继开设专栏、专版、专台、专线，加强经济信息传播。一大批以提供经济信息为主要职责的经济专业报，有如雨后春笋到处出现，以信息命名的报纸(如《粤港信息报》《上海经济信息》《首都信息》等)至1986年即不下百种，而在1979年以前，在内地的中文报史上这种报纸一张也没发现。随后，在科学文化、政治、国际等领域，为加强信息传播，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信息传播之强调，更成为推动新闻工作改革的强大动力。我们已经看到，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编辑工作、广播电视节目摄制等等方面，正在出现令人注目的新景象。

在此期间，人们的新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动。长期淡漠下来的信息观念，忽而深深印入新闻工作人员的脑际。观念，要求获得自己的理论表现。信息观念，启发着新闻学者进行深深的思考。它悄悄地形成一股大的冲击波，冲向新闻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一些传统观念受到挑战，很多新的观点、新的论断被提了出来，大量体现新观念的研究成果不断公之于世。可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种种分歧意见，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这过程还在继续。

信息观念给新闻学研究所带来的变动是深刻的、广泛的，影响深远。可是人们对此尚未进行过系统考察。本文谨就新闻学的基本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三个方面，依次简要评述于下：

新闻基本理论方面

首先触及的是新闻与信息的关系问题。早在清末中文报纸的新闻栏内，就频繁出现信息一词，如“北京信息”“杭州信息”等。可见那时中国新闻界已把“信息”和“新闻”联系起来，通常把“信息”“消息”“新闻”看成是同义语。可是，当时人们的认识是浮面的，缺乏科学依据，因而也是不稳定的。后来的新闻学者也无对此进行深入考察，在各种新闻学论著中，都未看到有关新闻与信息关系的论述。

在大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状况顿起变化。关于新闻与信息关系的问题，一下成为新闻学界的讨论热点，新闻学术刊物纷纷发表文章陈述各自的见解，80年代中期以来所出版的新闻理论著作，差不多都要对这个问题作出说明。认识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在总体上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共识，即确认新闻是有自己的个性的，这就是：

(1)信息源是事实，(2)这事实是最近发生的，(3)这种信息须经过人传播、报导，自然存在的信息不能成为新闻。对新闻的起源，大多认为起于社会对信息的需要，信息是新闻之母。

这次讨论，是在刚刚传入内地的传播学、信息科学影响下开展的，具有较强的学理性，探讨较为深入。经过此一讨论，对新闻实质的认识，跨出决定性的一步。

新闻是一种信息的观念一经树立，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新闻定义的新思考。在大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导”这一新闻定义，数十年来受到一致尊崇，向无异议。现在，一些新闻学者开始议论它的缺陷，提出修改的意见了。

这一定义，诞生于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当时看来，它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以非常明洁的语言，揭示出新闻的本源为事实以及新近、报导这些根本特性，而把那些不属于这种特性的，为某些新闻定义津津乐道的诸如兴趣、奇异、人情味等等因素搁置一边。它所致力的是弄清新闻与非新闻的界限；而不是像当时一些流行的新闻定义那样，把寻求新闻价值标准作为自己的目标。可见，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导”这一定义，能够较好地引导人们认识新闻的特性，比较符合定义的要求。它一出现所以很快受到新闻界的广泛欢迎，不是偶然的。

可是今天看来，这个定义确又存在很大缺陷。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讨论逐步展开。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定义的根本缺陷，在于缺乏信息观念，在于以“报导”取代“信息”作为定义的属概念。形式逻辑告诉我们，所谓被定义概念的属概念，即与它邻近而外延又较大的那个概念。依据信息科学知识，信息是新闻(被定义概念)最佳的属概念，因为它既邻近新闻，而外延又大于新闻，完全符合定义的要求。而报导则不同，在性质上它只是传递新闻(信息)的一种手段，和新闻不属同一范畴，它们之间不存在种属关系。因此，以报导作为新闻的属概念，是有背逻辑规范的。再者，说“新闻”是一种报导，在现实生活语中也会引起混乱。例如，我们说“采集新闻”，意思很清楚，如改成“采集报导”，则不知所云了。修改原定义，已成为广泛的要求。有的学者提出，新定义可表述为“新闻是经报导(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这样，既保留了原定义的一切优点，又纠正了原来不合逻辑、不能揭示新闻实质的缺陷。

在20世纪80年代，大陆新闻学者对新闻定义的讨论是非常热烈的。这也许是中国报史上讨论这一问题规模最大的一次。意见多样，难以统一。但从总的倾向看，可分两派。一派维持原定义不变，继续主张新闻是某种报导。另一派则反对以报导作为被定义概念的属概念，坚持新闻是一种信息。双方旗鼓相当，但后者的影响呈上升趋势。引人注意的是，前一派中有很多学者，在对新闻的性质做一般论述时，都渐确认新闻是一种信息，这表明，在理论上前者在向后者倾斜。

上述讨论，又引发了新闻学界对使用新闻概念所出现的混乱状况，表示严重的关注。新闻一词，歧义很多。除原意(即新闻定义所表述的含意)外，它还指新闻作品、新闻文体、新闻报导、新闻工作、新闻学等等。这种一词多义的复杂情况，过去的新闻学者并非全无了解。不过，由于当时人们对新闻的实质尚缺乏充分的理解，因而对新闻不同含义的认识，自然也是模糊的。这就使得在新闻学研究工作中出现大量新闻概念的混乱现象。混淆“新闻”与“新闻作品”区分的情况尤为突出。

新闻是一种信息，其本源是客观事实；而新闻作品是传递这种信息的语言文字、画面手段，作者可以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注入其中(是否提倡是另一回事)，二者有着本质不同。在50—60年代，内地新闻学者曾出现关于新闻是否有阶级性，新闻是否要有阶级性的争论，近年来也兴起关于新闻是否要讲求可读性的争论。其实双方讲的不是一回事，主张新闻有阶级性，应讲求可读性的人，指的是新闻作品；而反对者指的则是新闻，新闻是独立于人们头脑之外的客观事实的信息，当然不存在阶级性和可读性问题。我们再回顾关于新闻定义的讨论，曾有人主张将“评述事实”写入定义，这样，所定义的已不是新闻而是新闻作品了。有人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导这一定义，很大程度上也是新闻作品的定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类混乱，在时下一些新闻论著中时有出现。我们常看到，在谈论新闻的特性时，总是把真实性列为首位，其实真实性并非新闻的特性，因为真实是新闻的前提，如果真实还未出现，信息是假的，新闻就不存在，还有什么特性可言呢！真实性乃是新闻报道、新闻作品的基本要求，不应与新闻特性混淆。也还有人把“时效”“通俗”作为新闻特性，其错误性质与此相同。

概念准确，是科学研究的起码要求。概念上的混乱，必然要导致理论上的混乱。内地的新闻学者，开始提出清理新闻概念的任务，这是很有意思的。可是，任务是艰巨的。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西方学术文化思想源源输入，大批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涌入新闻学研究领域。这一方面为研究增强了活力，但另一方面，在一个时期内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混乱。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这是我们的态度。看来，这方面的清理工作，也许要花更大的力气。

在信息科学与新闻理论研究深入结合的情况下，一个深层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即如何正确认识新闻的客观性和主观性问题。在80年代前期，对信息与新闻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认识了新闻的客观性。新的新闻定义的提出，新闻与新闻作品区分之阐明，都是这一成果的继续发展。可是，在进入80年代末期以后，一股反对新闻客观性的潮流，在新闻学界兴起。强调新闻主观性的思想观点，早已有之。所不同的是，这次它是以全新的理论装备起来的，对当时有关研究情况做了较为深沉的思考，理论性较强。其代表性的论点是：信息因其一定要经过人的传播才能成为新闻，这就使得信息在传播前和传播后具有不同性质。传播前，没有人介入，属自然存在状态，它是客观的。传播后，经过人的加工处理，打上人的思想认识烙印，就成为主观的了。新闻主观性之说，根据在此，此论一出，影响甚大，一时盛行于新闻学界，迄今不衰。

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笔者是其中一人)。他们强调，人是高等动物，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倘若事物的信息，一经人的头脑传出就变了样，就失去客观性，那么，新闻就会丧失帮助人了解世界的功能，情报也会因提供虚幻信息而给社会带来一片混乱，科学研究也将无法进行。可见，那种新闻主观性之说，是难以成立的。

信息确须经过人的传播才能成为新闻，人们会问：那种反映事物的自然状态的信息，会原原本本传播出来吗？那也不会。自然信息无比丰富，传者只能通过选择和剪裁，传播出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选择，当然体现一种思想倾向，但被选的信息并不会因此而具有思想倾向，新闻仍然是客观的。这有如展览会的设计者，对陈列品的选择固然要表现出自己的思想倾向，而陈列品的本身并无思想倾向一样。

另外，还会有一种可能情况，即传者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加上自己的思想认识成分，这就出现了新闻主观性的假象。要知道，这种被传者加上去的成分，根本不能承认其为新闻。新闻的信息源是事实，这已成为新闻学者的共识。如果承认被加上去的成分为新闻，那么新闻就有了两个信息源；一是事实，一是传者的头脑，这是明显的矛盾。可见，新闻的客观性是不容否认的。

持新闻主观性论者，提出新闻是精神产品。其实，新闻不是精神产品，新闻作品才是精神产品。我们每年都要评好新闻，优胜者获奖。这里讲的好新闻，实为好的新闻作品。这是作者精神劳动的成果，所以给予奖励。每年也要选世界十大新闻，选中者并无人获奖。这里讲大新闻，实为有重大影响的新闻信息，它不是作者精神劳动的成果，当然不须给奖。还有人提出，新闻是一种意识形态。前面已说过，新闻是具有客观性的事实的信息，绝不是意识形态。新闻作品可以被渗入意识形态，可是它本身并不是。说新闻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则是可以的。新闻的信息观念，在80年代还导致一场关于新闻与宣传关系的讨论。

政党报纸以宣传为要义，中国报史上今昔皆然，这是很自然的事。长期以来，形成一个观念，即新闻工作就是宣传工作，谁也没有想到要弄清新闻与宣传有什么区分，二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可是，一旦信息的知识广泛传播，新闻被认识到是一种信息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原来处于沉睡状态的问题，一个个活跃起来，成为80年代讨论最热烈的论题之一。

这场讨论，由于和实际工作结合较紧，参加的人员较为广泛，历时也比较长，因而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所讨论的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

1.新闻与宣传的区分问题。基本观点是：新闻与宣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前者传播事实的信息，帮助人们了解世界的变动情况；后者传播观点意见，以影响受众的思想和行为。对此，无甚分歧意见。这些平平常常的话，看来并无什么深奥道理，但一经确认，就会对一些旧的思想观念起重大冲击作用。

2.新闻为宣传服务问题。新闻报道通常体现一定的思想倾向，政党报纸(包括其他新闻媒介)尤为明显。新闻为宣传服务，不是一个新问题。讨论者原则上并无反对意见。不同的是，一种意见认为整个新闻报导都要置于宣传支配之下，新闻特点只有在体现宣传意图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另一种意见则强调，宣传应尊重新闻特性和新闻规律，否则宣传与新闻可能两败俱伤。一个新闻工作者既要有宣传观念，又要有新闻观念。鉴于我们长期以来新闻观念淡漠，我们现在须加强调的是新闻观念。

3.是否一切新闻都是宣传问题。一部分人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认为新闻和宣传虽是不同的社会现象，但新闻依附于宣传，不执行宣传任务的新闻不能见报。这种论点，遭到很多人反对。他们认为，新闻和宣传所以是不同的社会现象，是因为它们反映不同的社会需求，各有自身的规律。它们可以很好结合发挥积极作用，但不能相互代替。一切新闻都是宣传的观点如被确认，日益增长的传递信息的需要将被抑制，对我们的新闻事业，这是严重的失职行为。

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事实正在作出回答。如今，提高信息量，拓宽信息源，越来越成为新闻界的广泛要求。那种因为不符合宣传意图，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消息不让见报的怪事，不会再出现了。

这期间，关于新闻事业作用观念也起了重要变化。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一次报告中，在强调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个纽带和桥梁”等作用之后，还特别提出，它“又是人民中间，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把传递信息作为新闻事业的作用单独提出，这还是第一次。这实际上也是对“一切新闻都是宣传”说法的否定。

新闻业务方面

主要评介有关新闻作品，新闻文体和新闻写作等方面的问题。

信息观念，首先引起了关于新闻作品特征的思考。一则新闻报导，一篇新闻作品，其作用和功能往往是多元的。它可以传授知识，可以发表议论，可以提供娱乐，也可以给人以艺术享受，但新闻作品之成为新闻作品，全不在此。只有一种作用和功能必须具备，其他不能代替，这就是传递新闻信息。如果其他方面的内容均有但无新闻信息，或新闻信息只居次要地位，则不能称为新闻作品(以体裁论不能称新闻体裁)；反之，如果其他内容均无独有新闻信息，其为新闻作品无疑。可见，新闻作品的根本功能和职责是传递新闻信息。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新闻业务(新闻写作等)活动中，如何处理新闻作品的多种功能问题。实际上最常碰到的是如何处理新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新闻作品、新闻文体一诞生，就碰上新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19世纪60~70年代，新闻写作所出现的一个最大的混乱现象，就是新闻文学化。记者在做新闻报道时，支配自己的往往是文学观念而非新闻观念，所着眼的往往不是更好地传递新闻信息，而是追求文字优美，情节曲折生动，把新闻报导当成写聊斋式故事，读山海经(社会新闻方面特别严重)。大约至辛亥革命前夕，这类混乱现象消失了，新闻写作摆脱了文学的轨道转入了自己的轨道。可是，这时一个新的矛盾显露出来了，这就是这些新闻报导写得非常机械呆板，枯燥乏味，中国文学上多种多样传统的表现手法被抛却了，新闻报导成了一串表面现象的简单罗列。这不仅丧失了可读性，而且也限制了对事物深层现象的揭示。“五四”以后，特别是30年代起，文学手段重新被引入新闻写作，这不是“返祖”现象，而是在新的认识水平下的自觉运用，情况是不同的。引入的结果，新闻报导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多姿多彩的新闻文体活跃一时，整个新闻报导前进了，新闻写作水平提高了。

但是，新闻与文学之矛盾，在认识上实践上始终没有消失，讨论长期不断。“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这一讨论又重新兴起。参加者有新闻界和文学界的人，近几年始趋沉寂。

这场讨论，是在要求新闻报导和新闻文体适应改革的形势下开展的。有相当多的人提出，新闻应该与文学结合，汇合二者的优势，以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增强感人的力量。这一主张是从1979年提出新闻散文化(后改为“散文式”)开始的，随后“新闻文学”论和新闻与文学合流说流行一时。与此相反，这时，新闻界有一部分人发出新闻不要向文学靠拢的呼吁。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讨论虽然存在两种相反的思想倾向，但在理论上并未出现根本对立的现象。呼吁不要向文学靠拢的人，并非完全排斥在新闻写作中采用文学手法，而持新闻应与文学结合论者，也主张文学是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反映事实，增强新闻信息的效果，这与历史上那种抹杀新闻的特性、以文学规律来支配新闻规律的情况是不相同的。两类思想倾向，各有所据，只是着眼点不一样。近年来，新闻与文学相结合，一时形成潮流。规模各异，体裁多样。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大特写、广角镜、长镜头等等名称纷见于各种报刊。这种结合，为新闻报导增加了生气，其中出现了不少精品，受到读者的很大欢迎。可是，在这股潮流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主要表现为，脱离表现新闻特性的要求，一味追求形象美、文字美、事迹感人、情节曲折，一些作品时而产生空疏、浮华、琐细等等毛病，有的文字越拉越长，动辄排满整版、两版，有的为求生动，不惜夸大事实，虚构情节等等。

这些消极表现，并非由于新闻与文学相结合的原则不对，而是在执行上对这原则未能准确把握，其所以如此，也看不出是理论上的错误造成的。从总体考察，80年代所提出的新闻与文学结合的理论，没有为那些消极现象提供依据，看来，科学的新闻观念(信息观念)没有牢固地在记者们头脑中树立，也许是其根本原因。新闻信息这概念，在80年代内地新闻界已很流行了。但要将这一概念转为自觉的观念在头脑中确立，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还是不容易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反复进行教育，很有必要。

纵观全局，笔者认为，新闻与文学妥善结合，确能发挥积极作用，但提倡宜适度，其意义也不要过分强调。既然新闻报道和新闻作品的根本功能和职责是传递新闻信息，那么，改进新闻报导的首要目标，应是提高新闻信息的质和量，使其充分发挥新闻特性的作用，其他功能的改进均处于次要地位。特别对青年学生进行新闻教育中，此点尤宜注意。经验说明，要求这些青年学子树立新闻观念，摆正新闻与文学的关系，是要花很大力气的。

在新闻业务研究中，新闻信息观念还成为了解新闻文体形成与发展的一把钥匙。

新闻文体系列——消息(又分电讯、简讯、综合消息等)、通讯(又分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旅游通讯等)、特写、报告文学、答记者问、新闻公报等，是怎样形成的？是什么因素把它贯穿在一起？一句话，它们是适应传递新闻信息的需要形成的，是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将上述新闻体裁系列贯穿在一起的。传递新闻信息是它们赖以存在的内在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是新闻文体呈现多样化的外部因素。只要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一旦被其他功能(如提供娱乐、介绍知识等)所取代，新闻文体系列就会顷刻瓦解，新闻文体也就不复存在了。

再从新闻文体的结构看，新闻导语、倒金字塔、“五个W”等等，是人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以导语论，它的产生是由于适应人们对于新闻首先要了解最重要信息的需要。至于新闻报导中的五个W，它反映了新闻信息本身存在这五个方面(时、地、人、事、原因)的联系，它的提出，积极体现新闻信息传播的根本要求。

中国早期的消息(新闻文体)写作，由于受传统的写作影响，其顺序往往是从人到事、从近到远、从原因到结果，和后来的消息写作顺序恰恰相反。是什么力量将这种写作顺序颠倒过来？是传递新闻信息要求！

再看历史。中国新闻文体，是从中国传统文体脱胎而来的。但它之独立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中国古代邸报上，新闻文体已有萌芽，可是很难在这里发展起来，因为其主要内容皇帝谕旨、臣子奏章等，只是在流通过程中客观上起了新闻信息的传播作用，可是皇帝下谕旨、臣子写奏章时头脑中并无新闻观念，根本不会考虑到它们如何适应传递新闻信息的需要。宫门抄已经很接近新闻作品、新闻文体了，严格地说，最大程度上它还是属历史范畴，指导其写作的，主要是历史观念(所谓“左史纪言、右史纪行”可以看出)，而不是新闻观念。这种宫廷动态模式，虽历千年，少有变化。

“鸦片战争”前夕，外国人来中国办报了。可是，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现象，即在其英文报刊上，新闻稿写得很合规范，像新闻文体的样子了；可是，在中文报刊上，新闻稿却写得非常混乱，新闻和历史、文学、言论等经常混杂在一起，这种“四不像”的新闻随处可见。这种差异，其主要原因是，前者是办给外国人看的，重在传递新闻信息，后者是办给中国人看的，重在宣传，当时还没考虑到把向中国人传递新闻信息作为自己的任务。至于中文表达水平在这里似不能起主要影响。

“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传教士又在中国办起中文报刊。令人惊异的是，其新闻稿面貌顿起变化，令人耳目一新，拿1853年创办的《遐迩贯珍》看，那种“四不像”的新闻稿，一下子消失了，有不少新闻稿写得很好，很能体现新闻文体的要求。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外国势力侵入中国之后，特别在当时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向中国人传播新闻信息，已成为报刊的一项经常任务。当然，不少新闻报导显示出宣传倾向，不过这种宣传和新闻结合在一起，与鸦片战争前的情况是不相同的。

到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一批中国文人加入了新闻工作者队伍之后，中国新闻文体的发展忽而又出现一个转折，这就是从原来的水平上后退了。这些文人，不少是秀才、举人和进士，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对报纸知识了解甚少。他们在编撰新闻稿时，总爱以文学观念来看待新闻。如前所说，这一时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新闻文学化倾向，在社会新闻领域内尤为突出。有的新闻稿虽然是在报导事实，但却致力于文学性的描述，对如何有效地传递新闻信息却无兴趣；有的看似人物通讯，但实际却是一则聊斋式故事，不少更是谈狐说鬼之作。当香港某英文报纸对《申报》这种表现进行批评时，该报编辑辩护说：该报刊登这些新闻，无非是“采集人言，搜集众说，遇有奇迹异谈，但便事有可取，为之登录。如古之《夷坚志》《太平广记》所载者，篝灯读之，举为谈助”。这里看不到丝毫新闻观念。以消闲观念写新闻，写出的自然会是那种新闻作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理所当然。

后来，社会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激增，客观形势迫使报纸重视新闻信息传递并为此展开了竞争，而当时的军事新闻、商业新闻，在冲击新闻文学化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报界的新闻观念在逐步树立，传递新闻信息的经验在逐步积累。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后，新闻文体终于摆脱了传统文体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可以看出，新闻信息是推动新闻文体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引导新闻文体排除障碍，顺利前进的最高指挥员。新闻文体是在传递新闻信息的长期实践中，找到适合自己特性的语言文字形式的。不错，新闻文体的功能具有多元性，但是，如果忘记它的根本功能是传通信息，那么，它至今也许还在一片茫茫迷雾中徘徊失去前进方向。

新闻史方面

这里谈的是中国新闻史。

长期以来，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中国新闻史是被当作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政治思想斗争史来对待的。研究方法上又总是用政治和阶级斗争来解释一切。研究范围十分狭隘。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一阵阵要求改变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方法的呼声，不断兴起。当时所注意的，主要是要求把握新闻史的个性，阐明中国新闻史自身的发展规律。研究方法强调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实际，应开拓研究视野等等。这次讨论，影响甚大，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带来生气勃勃的气象。

现在，新闻信息观念，又引起中国新闻史学界新的思考。开始兴起了一种总的设想，即认为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中国新闻史也就是新闻信息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研究新闻信息传播在中国演进的历程、运行规律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影响，成为本学科一项不容忽视的重大任务。这一观念的确立，就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大大拓宽了研究的空间。一批原来不大想到的论题被纷纷提了出来，诸如：新闻在中国一些“重大事件”和政治运动(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它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了怎样的影响？新闻媒介的经济信息如何推动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新闻传播在历史、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不同的地区有何差异？帝国主义的新闻垄断对中国社会造成哪些后果？等等。对这类论题的深入探讨，将会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变革。

在实践上，中国新闻史研究所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加强对新闻的研究，改变了原来只重言论，忽视新闻的倾向。由于当时我们把新闻史看成是政治思想斗争史，只着意从言论和文章中分析报纸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表现，而对于新闻却很少顾及。在当时的中国新闻史教材中，难以找到关于新闻的论述，除非认为某类新闻报导是表现思想立场的典型，才是例外。后来，在表现新闻史的特性被提出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有关新闻的论述，一时纷出。不过，以信息观念来分析新闻、新闻报道的历史演化，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上述有关信息传播推动中国新闻文体发展的阐述，是其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此外，还研讨了中国历史上新闻采集、信息源的开拓、报纸间新闻竞争和新闻探访自由等等问题。这种研究工作还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开展。

研究工作又一变化是，加强对经济报导的研究，改变了原来只重视政治忽视经济的倾向。过去由于把新闻史看成是政治思想史，经济宣传报导总是被挤于研究领域之外，对于商品行情和广告更是不屑一顾。影响所及，连整个商业报纸也被搁置一边不去接触了。著名的商业报纸《申报》《新闻报》被长期冷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种僵化状态开始改变。在信息观念的影响之下，这种变化趋于深化。中国新闻史学界开始思索：历史上中国新闻媒介所提供的大量商业信息，对中国商业活动和社会生活起着怎样的影响？这些信息在历史上对外国在华经济扩张和中国民族经济发展所起作用如何？信息传播与新闻事业发展有什么关系等等。有关经济信息问题已开始成为中国新闻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论题。对中国早期报纸上的广告、行情和航运消息，有的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有的博士生已提出把“中国报纸广告史”作为博士论文题。不过，这些研究活动还刚刚开始，思路不广，考虑不深，资料缺乏积累，如何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仍待解决。

中国新闻史是各种新闻知识的会合点，信息观念在新闻基本理论，新闻业务研究中所引出的各种新思考和争论意见，都会在这里相遇，这就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也会有助于对那些争论作出回答(如“新闻即宣传”的论点，从中国新闻文体发展史看是不能成立的)。现在，内地新闻学者正对中国新闻学史的研究发生浓厚的兴趣，如何以信息观念来构思中国新闻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如何对上述各种争论从新闻学历史发展中进行阐明，是应该很好思考的问题。

总体说来，信息观念对新闻史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与前面不同的是，这种影响，并没有在中国新闻史学界造成公开讨论，也看不到有分歧意见的相互辩驳。变化是在悄悄地发生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有的将自己的新观点渗入论著之中，有的则就某些论题作专门论述，有的则在对研究进行设计和规划。看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深层变革，也将是一个逐渐积累过程。

新闻是新闻学的细胞。新闻观念的变化，必将引起整个新闻学一系列的变化。新闻信息观念为什么在新闻基本理论、新闻业务和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引起如此广泛的反响，道理在此。当然，我们的探讨是初步的，评述也很粗糙；由于问题涉及过于广泛，写得又甚匆促。疏漏之处，自难避免，尚请诸位同行，多多赐教。

附记

1993年6月，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在台北举办“1993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我和大陆多名新闻学者应邀参加(这是解放后大陆新闻学者首次访台之行)。本稿(原名《信息观念与大陆新闻学研究》)是我向该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两年后，1995年5月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系将大陆学者向研讨会提交的论文12篇，编成《中国内地新闻传播研究》一书出版，本文收入其中。

本文在大陆公开发表是1998年，由四川《新闻界》于是年该刊第二、第三期刊出，题名略去原文“大陆”二字。同年，本文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所出复印资料《新闻学》中，随后为清华大学知识经济文库所收存。

1. 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新闻大学》，自1985年5月创刊号起，曾多次发表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学刊》等刊物，也参加了这一讨论。
2. 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3. 在“新闻与宣传”的讨论中，新闻一词在多数情况下指“新闻报导”。
4. 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1985年2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5. 在中国古代即有新闻出现，当然也就有了新闻作品和新闻文体，不过，当时它们处于原始状态。一些特征未很显露，故暂不涉及。
6. 1907年5月20日《神州日报》上《赛珍会初纪》一文具有代表性。
7. 《驳香港西报论申报》，载《申报》，1874年2月25日。
8. 关于中国新闻文体早期的发展变化，可参阅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405~41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